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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弘扬主旋律的优秀文化小说——张新安小说《天火》的意义

　　任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决定性指导作用。我们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张新安先生的小说《天火》表达“诚信”主题，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之作，具有鲜明的“中国精神”，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应有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和教育功能。

　　诚信教育的生动教材

　　《天火》起笔：“周家口人过去称‘火烧’为‘烧饼’。将‘烧饼’改称‘火烧’，始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的那场天火之后。”作者开头巧设悬念，立刻激发起读者的好奇心理和阅读兴趣。

　　随后，张新安娓娓道来，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周家口”果子街的一个关于“天火”的生动而曲折的故事。果子街这条不足两千米的斜街上，一街两行布满了太盛源、恒足源、义兴源等数十家干鲜果行，经营柿饼、核桃、山里红、大枣、黄花菜、板栗、花生等，或批发或零售，百年兴旺，经久不衰。做生意本应遵循以诚为本，童叟无欺，做良心买卖，取有道之财的经营法则。但是，不知从何时起，果子街的掌柜们，居然违背周家口人好施乐善、轻财重义的传统美德，竟绞尽脑汁，干起了歪门邪道、伤天害理的勾当。他们为富不仁，大秤买、小秤卖，坑害百姓，发不义之财，甚至勾结官府、草菅人命。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果子街各家商行为富不仁、伤天害理的行径，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最终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祭灶”之日，突如其来的一场“天火”，“直烧得果子街房倒屋塌，瓦砾一片；各商行的掌柜呼爹叫娘，狼狈不堪……”。

　　这场“天火”整整烧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整条街已烧得无物可燃，烈焰渐熄”。就在各商行掌柜带着伙计试图抢救出一些烧剩残留的物品时，突然从天空飘落下一张字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四句话：“火烧果子街，惩罚不义人；劝君做买卖，定要凭良心。”各商行掌柜看到以后，再回忆起前几天果子街突然出现的一个古怪老头叫卖“烧饼”时粗门大嗓地吆喝：“火烧、火烧！大火烧十四两，十四两的大火烧！小火烧十五两，十五两的小火烧！”这才猛然醒悟：“陡然明白了邋遢老头吆喝的十四两的大火烧、十五两的小火烧，其含意原来是缺斤短两多的就被大火烧，缺斤短两少点的就被小火烧。”

　　作者叙述至此，在小说的结尾水到渠成地凸显了作品的“诚信”主题：“这场天火，不仅狠狠地教训了果子街的不法商人，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昧心之财去得快、损人利己自己害的道理，同时也使周家口的生意人受到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诚信教育。为了警钟长鸣，牢记这次用沉痛代价换来的教训，周家口人打那以后，便把‘烧饼’改称‘火烧’，连同天火的故事，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天火》不仅主题深刻，宣传了关于“诚信”的道理，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是一部关于诚信教育的生动教材，具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而且艺术上独具匠心，故事前后照应，情节首尾勾连，体现出典型的圆形结构，充分显示了张新安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

　　独特的“周家口”文化标识

　　大凡优秀的小说家，其作品都有独特的文化标识。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一往情深，无比眷恋，所以他的几乎所有小说的背景都安放在“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故乡和童年记忆是张新安最重要的文化记忆。张新安是河南周口川汇区人，他和莫言一样对故乡爱得心痴心醉，创作时自然而然地总是要对故乡的自然地理、风物习俗予以艺术的呈现，而且充满深情，笔下的情感浓得几乎可以从笔尖滴下来。川汇区旧称“周家口”，三川交汇，人杰地灵，因水而兴，商业繁盛，又因城区分成河南、河北、河西，三足鼎立，形似武汉，故有“小武汉”之称。张新安的很多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情节展开的背景，都是一个叫“周家口”的地方，对“周家口”的艺术描绘和文化挖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张新安小说独特的文化标识。同时，在张新安小说中，“周家口”也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证实着作者故乡曾经的历史和存在。

　　小说《天火》的故事就发生在“周家口”。“那时候的周家口，占水陆运输通达之便，商业活跃，人稠物穰。七十二道街半数以上，都是以所经营商品的特色命名的。经营粮食的叫坊子街，经营车马挽具、鞭鞘、皮条、弹花弦的叫皮坊街，做铜盆、铜锅、铜壶、铜勺等铜器的叫打铜街，骡马驴牛交易的叫牲口市街，经营木耳、香菇、竹笋等山货的叫山货街，经营杈把扫帚牛笼头等竹器的叫耙子街，打造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冷兵器的叫箭道街，经营骡马草料和群众日常烧柴的叫柴火市街，经营麻绳、麻线、麻袋等桑麻制品的叫麻线街，经营干鲜果的叫果子街。”小说中对“周家口”的坊子街、皮坊街、打铜街、牲口市街、果子街等诸多街道名称及其商业经营特色的介绍，给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的烙印，在文学日益同质化的时代语境中，显示出异质性的独特气质，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让具有老周口生活经验的读者眼前一亮，倍感亲切和温暖。同时，《天火》对“周家口”街道的详细叙述，也使这篇小说超越了小说的边界，成为研究“周家口”历史地理、街巷沿革等弥足珍贵的生动鲜活资料。

　　历史文化学者王国民在《明清周家口街巷文化探析》一文中，把明清时期“周家口”的街巷分为历史街、政治街、经济街、军事街、地理街等五大类。《天火》中叙述的“周家口”街道属于典型的“经济街”，这些街道的名称，“是周家口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且富含“诚信”等“人文寓意的城市精神”。可以说，小说《天火》和《明清周家口街巷文化探析》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周家口”的街巷特征与城市精神，而且共同传达了“周家口”人重义轻利、讲究诚信的商业品格。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领袖阿多诺认为“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性”，但他并不认为所有作品都具备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格。小说《天火》的故事背景是清朝咸丰年间，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性，而且，历史的真实，使作品具备了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格。正因为《天火》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是一篇优秀的文化小说。

　　文体家的艺术魅力

　　张新安数十年从事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他的小说作品有着自觉清醒的文体意识，大都文质并茂，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有机统一。《天火》这篇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作为文体家的张新安生动老辣、遒劲厚重的文笔，以及散发出的迷人的艺术魅力。

　　在人物塑造上，《天火》可以说是绘影传神，栩栩如生。比如：“这天一大早，果子街街头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破烂衣，头戴开花帽，尘满面，发如霜，连腮胡须形同乱麻的邋遢老头。这老头年约七旬，高不过五尺，长的是前鸡胸、后罗锅，拐子腿、镰把脚，弓腰驼背，枯树枝般的两手黑皴皴的，脏得像八年没洗过的鸡爪子。”人物的衣着、相貌、年龄、身高、特征等，在简短的文字中，都给予了生动的艺术呈现，而且，在肖像描写时，既有整体的勾勒，也有细节的描画，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冲击力，让人过目难忘。

　　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最能考量一个小说家的艺术功力，也是其作品艺术风格构成的重要元素。

　　一天，义兴源果行掌柜贾义兴的妻子在家无所事事，信步到商铺看看生意，临回家时，想抓几把刚刚上市的新郑大枣回去吃。贾义兴夺下妻子手中的枣说：“上秤约约吧，以便月底盘点时心中有个数！”言毕抓一把枣撂进秤盘里，小拇指暗捺秤头让秤梢往上一撅，油嘴滑舌地讨好妻子道：“高高绰绰的一斤，够吃不够？不够再添点儿？”妻子眉目含情，心满意足地笑答：“够啦、够啦！这玩意儿吃多了胃里刺闹得慌，尝个鲜，恁些就中啦。”回到家，妻子咋估摸咋不够一斤，找秤一称，果然只有十四两（旧时十六两一斤）。“好啊！你个黑心烂肚子的砍头鬼，连自己的老婆都确（哄骗）！你还是人不是人？”当晚，贾义兴回到家，妻子电闪雷鸣，劈头盖脸地臭骂丈夫缺斤短两，竟然糊弄到了自己的头上。

　　上述文字，叙述语言本色流畅，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人物对话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而且，贾义兴“小拇指暗捺秤头让秤梢往上一撅”的细节，刻画得极其传神，这一细节让贾义兴贪婪奸猾的丑态得以纤毫毕现。同时，贾义兴的油腔滑调，其妻的精明泼辣，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刺闹得慌”“恁些就中”等周口方言恰到好处的使用，使小说带有浓郁的“周家口”文化底色。

　　此外，《天火》的“周家口”文化底色还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对于“祭灶”的民俗描写，“当晚，周家口人按照老辈子传下来的习俗，只要是能揭开锅的，大都会在家中摆上麻糖、灶糖、瓜果等一应供品，祭祀灶王神、太岁神，祈求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还有大量的在“周家口”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诸如“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扒灰头讲圣谕，说人话不做人事”“水牛掉到井里，有劲使不上”等的出色运用，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张新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高超的艺术传达能力，同时也使其小说作品形成了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选自《周口日报》2019年8月23日、26日）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