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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典型”官场叙事中的时代忧思——论邵丽“挂职系列”小说中的基层政治生态批判

　　刘宏志

　　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一度被称为官场小说，因为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政府官员，小说也围绕政府官员的生活展开叙述。不过，这只是看到了邵丽小说和传统所谓官场小说在叙述题材选取上的某种一致性，在这个相似的表面之下，二者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同传统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强调对官场秘闻的介绍不同，邵丽的小说更多的是呈现官员的精神状态，呈现官员作为普通人的人性的一面。当然，邵丽也有小说涉及所谓的官场生活，但是，这些叙述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作家对中国基层官场政治生态的严肃思考。

　　一、为人民服务

　　《老革命周春江》中的老革命周春江从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突然变了个人。原来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同志，不讲回报，只求奉献。甚至有很多次，在有晋升机会的情况下，还主动放弃，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志。可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退休之后，却成了上访户，为了离休还是退休的问题，和县委县政府较上了劲。国家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退下来，叫离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退下来，叫退休。一字之差，待遇却差很多。虽然周春江的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了革命，但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参加革命的证明，他只能算退休。为了这一字之差，周春江开始上访。当然，即便离休、退休待遇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退下来的县委副书记，为了这个差别而不断上访，也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之后，在一次宴请中，周春江说出了自己不断上访的原因——他只是想要相关部门承认错误。他说：“这次我之所以为我的离休闹意见，也只是要个说法。如果对我有错，就要有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给我说一声，周春江，我们搞错了，正式给你道个歉。有了这句话，我要是再放个屁，就他妈的不是人！我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了，我们各级组织把事儿办错了，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把事情糊弄过去，在所不惜！可是一句道歉的话，认错的话，再怎么着也不会说。一句道歉话就那么难吗……”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周春江也点出了原因，那就是官员都是对上级负责，而没有人对老百姓负责。他说：“赵县长，说实话，你老说对我负责。其实我干了一辈子，能不知道你是对谁负责吗?你是对书记负责，这事儿管不好没法给书记交代。书记是对谁负责?对上级负责，出了事没法给上级交代。这事儿说穿了，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对我负责，也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给我个交代。我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子，人家老百姓的事儿谁会去负责?”在这里，邵丽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党的领导干部，到底是为谁负责，为谁服务?

　　邵丽不仅仅在《老革命周春江》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另外一部小说《刘万福案件》中，她再次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刘万福案件》这部小说的主线是叙述刘万福三死三生的经历，以及围绕这个三死三生带给人的思索，小说还有另外一条副线，讲述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周启生的经历。周启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县委书记，他在自己主政的县里，把经济搞得红红火火，如小说所讲，“他把优质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区，使一个偏僻的县城变成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使这个劳务大县竟然招不到工人；他把剩余劳动力‘赶进’城市，使更多的土地向大户集中，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过去要忙乎一个月的三秋三夏，现在三五天就结束了；他卖掉了政府的医院和高中，使全县的卫生和教育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这个县委书记，在某种意义上，同时还是一个书生，他从不收敛自己的锋芒，经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比如他说三农问题是个伪问题，说政府不能对开发商动手，因为没有开发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而且还说，哪个地方的土地多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的土地少哪个地方富裕，没地的农民最富裕。省里领导发现他的这些讲话后，还专门打电话给他，批评他乱讲话，但是他仍不收敛。显然，周启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官场异类。虽然他在自己主政的县域搞活经济，促进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人的言论和存在，随时会让其他官员产生不舒适感。结果是，周启生书记后来被双规、判刑了。对于周启生的行为，小说中的一个经济学家发了个感慨，“这个书生啊！从来不知道保护自己”。然后写下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谁为为之?孰令听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干给谁看啊?你说给谁听啊?利用经济学家的感慨点题，邵丽显然是想要强调一个问题：官员到底是应该为谁服务。周启生的失败，显然就在于，他选错了服务对象——只有服务好上级才能保证自己不出问题。当然，周启生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给我们解释了《老革命周春江》中老革命周春江的疑问，为什么没有人能替老百姓的事情负责。

　　“人民政府爱人民”，这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口号和执政理念，也被很多老百姓真心认同。《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农民老驴就是这么淳朴地相信政府永远是爱人民的，所以，在他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政府。但是，在女儿考上大学，向政府申请学费救助的时候，老驴遇到了挫折。新来的主管教育的小刘县长拒绝救助老驴，原因是，在县财政项目上，没有这一项。因为没钱上学，并且迟迟没有等来政府的救助，老驴的女儿李童就自己出外打工去了，后来还失踪了，再没有回来。之后，老驴就开始一遍遍上访，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县政府应该找回他的女儿。邵丽说，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是要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国家为了‘维稳’而设置的信访平台，成了一面凸透镜，让两边的信息（政府和人民）都失真。在政府这边是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好心办坏事。它越是讨好老百姓，把老百姓的事情都揣在自己怀里，越是让人民不满意。因为政府有它自己的职责边界，它是公共秩序的主要建构者和维护者，没有必要扑下身子事无巨细都掺和。在人民这边，对政府的盲目依赖和无厘头失望使他失去了方向感，所以他对政府的闹腾，与其说是对立，倒还不如说是撒娇更贴切——不管他有多大的冤情，他默不作声或者小声地吞泣，政府不会搭理他的；只要他大声地哭出来，并且装出撒泼的样子，政府一定会把他抱起来，并用大号的奶瓶喂他，因为‘稳定压倒一切’”。毫无疑问，在这部小说中，邵丽达到了她原初的写作目的，她的确形象呈现了基层政府和上访百姓之间毫无意义的拉锯战。而且，邵丽在这部小说中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官员们的苦衷——他们并不像某些官场小说描述的那样总是花天酒地，而是为很多具体的任务而苦恼不已。小说中的老刘县长因为老驴上访，不得不从手术病床上爬起来，拖着病体，奔赴北京寻找老驴。但是，小说毫无疑问也呈现了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老驴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在打工过程中失踪，客观而言，当然和政府关系不算特别大，甚至可以说，这件事情老驴有着更大的责任——正是他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却把日子过得一团糟才导致孩子没有钱上学的。但是，这件事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老驴作为一个弱势而需要救助的底层民众，在他需要救助的时候，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对象。并没有政府或者社会团体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时间站出来给他提供帮助。事实上，虽然县政府后来通过捐助的方式启动了对老驴的救助，但是，这个救助的启动，在很大意义上和政府无关，它是在县长崔涌妻子的催促之下完成的。而且，救济款也并没有第一时间送到急需帮助的老驴家中。事实上，按照小说的叙述，如果救济款在第一时间送到老驴家中，他的女儿李童可能就不会失踪，也自然不会有之后政府和老驴之间关于上访的拉锯战。但是，主管教育的小刘县长拿到救济款之后，想到的不是第一时间送到需要救助的人手中，而是想怎么搞出一个动静，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拖延了救济款的发放时间。换言之，在这个事情中，相关的具体政府官员，其实没有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第一宗旨，从而导致事情最终恶化，以至于不可收拾。

　　邵丽的小说也写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些恶性事件发生之前，政府官员做了相关的大量工作，但是似乎都无法阻止恶性事件的最终发生。《第四十圈》中，在齐光禄杀人之前，县领导已经做了工作，撤销查卫东派出所所长职务，开除公职，责令张鹤天归还齐光禄的店铺，并且还给齐光禄赔偿了钱款。但是最终，恶性事件还是发生了，齐光禄动刀杀了查卫东。《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县政府在救助老驴上也非常辛苦地做了工作，但是救济款还是没能及时到达，导致老驴女儿失踪，老驴不断上访，使得县政府在这件事上非常被动。为什么相关政府、官员明明做了工作，却仍然无法阻止恶性事件的发生，细究起来，其原因恐怕在于，相关官员并没有真正抱着为百姓负责的态度认真解决相关问题，而只是想要把问题压下去，这往往就会导致问题恶化。《第四十圈》中的政府之所以责令张鹤天归还齐光禄店铺，撤销查卫东职务，是因为齐光禄等人在县里举办的风筝节上制造了轰动性事件。此时，齐光禄等人的冤情，已经不是县里面能够捂得住了的。为了能够给广大群众一个交代，给上级政府一个交代，县领导才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齐光禄的问题。事实上，在齐光禄制造轰动性事件之前，派出所所长的亲戚张鹤天为了霸占齐光禄的店铺，已经劳教了齐光禄的妻子牛光荣，并且导致牛光荣流产。但是，并没有相关领导、政府处理这件事情。从之前的不管不顾，到轰动性事件出来之后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政府不是缺少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是缺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处理齐光禄事件的动力不是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政府要爱人民，而是迫于舆论和上级政府的压力。这种处理方式，并没有彻底解决相关人员之间的深层问题，这就导致一遇到合适的诱因，恶性事件还会不可遏制地出现。如果天中县在张鹤天霸占齐光禄店铺之初就能够严肃处理相关事件，还百姓一个公道，那么这个事件就不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后不可收拾；如果小刘县长拿到捐款之后首先想到老驴急需用钱，第一时间把钱送到老驴家里，李童也就不会失踪。正是因为相关官员没有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行政工作的第一位，而更多的是考虑为领导服务，向上级负责，这才导致社会问题愈来愈难以解决。

　　《老革命周春江》中，一直和领导闹别扭的老革命周春江最后说出了他和领导闹别扭的原因，他发现现在的领导都强调为领导负责，而忽略了为人民服务。至此，小说呈现了它的主题：现在的干群关系是有问题的，存在鱼与水的疏离问题——从相濡以沫到相忘于江湖。这个小说主题并不新鲜，新时期的反思文学，也有多篇小说都在表达这个主题，其中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利用蒙太奇手法，直接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群众关系的对比。不过，这个主题在今天依然非常有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党能从弱小一步步发展起来，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当党的基层官员把为人民服务放到为上级服务后面的时候，这其实就已经违反了党的基本宗旨。在国家经济大发展，社会高度富裕的情况下，加强爱国思想教育是必需的，但是作家指出了，让民众爱国爱政府的最基本的前提是，政府基层官员一定要解决好自身问题，真正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必须践行的责任和义务。

　　二、政治伦理与基层政治生态批判

　　捷克政治家哈维尔提出过两个著名的政治理念：“生活在真实之中”和“反政治的政治”。在哈维尔看来，“生活在真实之中”是良好的政治生态的表现。“反政治的政治”更是哈维尔关于政治的一个独特的认知，在他看来，政治应该和传统的阴谋、权力、欲望、手段等词语无关。他认为，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础是良心和道德，政治应该从属于人类良知，是一种为全体人民的责任，因此政治家不应该是阴险的、犬儒的，而应该是有良心、有道德感，并且不贪图权力的人。

　　哈维尔的政治理念带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但是毋庸置疑，他的政治理念表明了作为最直接的为全体民众服务的政治，不应该和阴谋、私欲有关，而应该是一种更加高尚的行为。《刘万福案件》中的挂职副县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到县里挂职之后，发现县里官员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完全和书本上的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无关，甚至相悖。当几个官员表示他们不懂政治伦理的时候，挂职副县长对这些官员还有一种悲悯的同情，“政治伦理他听不懂不能怪他，我们的官员没有几个人能听懂这个，但我还是坚持给他们解释‘政治伦理是官员的良心和脸，最起码是遮羞的衣服’”。但是很快，这位副县长就发现懂得政治伦理的她却无法解决基层实际问题，而不懂政治伦理的这些基层官员则对此应付裕如。因为坚持政治伦理，所以，在面临上访群众的时候，挂职副县长坚持要把县领导会上对上访群众上访事件的处理结果告诉他们。她说在群众上访的问题上，我们领导已经错过一次了，如果再欺骗他们，等于是犯了俩错误，而如果对这俩错误还心安理得的话，那就是犯了三个错误，这样的话，我们面对老百姓，就没有一点政治伦理了。其他在场的相关政府官员则反对挂职副县长把实情告诉上访群众，说这样会越闹越大，他们的处理方案是，先稳住这些群众，把他们弄回去，然后再慢慢化解。事实证明，挂职副县长更带有理想主义气息的处理方案失败了，而相关基层官员们的拖和瞒具有实用性。上访群众来自一个造纸厂，原来的老厂长管理比较严，把一个不死不活的企业经营成了亚洲最大的麦草浆造纸企业。但是，他只会管理不会拉关系，在企业内部，退下来的那些人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拼命告他；而企业外部，党委政府各个主管部门的招呼他也不怎么听。这些内外力共同作用，导致他最终还是被免职。上级领导接着任命的厂长是那个牵头告状的人。结果，不到两年，亚洲最大的麦草浆造纸企业就被新厂长搞垮了，工厂停产，职工下岗。来自工厂的上访者坚持认为，党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错，错了就错了，他们也不是来纠缠领导们该负的责任，反正国有企业最后都会吃垮，但是工人的饭碗政府要端着。县政府常务会议上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因为解决工人的饭碗所需要的资金过大，所以，政府面对这个烂摊子，已经无能为力了。当挂职副县长告诉工人们县政府常务会议的研究结果时，工人们不能接受，要上访。此时，基层的其他官员再次使用瞒和骗的方法，反而成功地把上访的工人们劝回了家。显然，这一个简单而富有意味的事例，呈现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强调政治伦理的不切实际性。当然，它也呈现了中国官员面对中国民众时所惯常采用的工作方法，便是拖和瞒。这距离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政治理念，显然有着巨大的距离。那么，究竟是中国国情完全和“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政治理念无关，导致无法实现这样一种高尚的政治理念，还是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脚步，才导致最后无法坚守政治伦理，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假如在原来的造纸厂厂长任免的问题上，我们强调一下政治伦理，就不会有之后造纸厂被搞垮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存在挂职副县长之后强调政治伦理所遇到的尴尬。原来的造纸厂厂长因为只知道埋头搞管理、抓生产，没有理会相关领导的招呼，没有认同在相关官员中盛行的各种潜规则，而导致被免职事件的发生才是之后政治伦理遭遇尴尬的根本原因。

　　基层官员们在面对底层群众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拖和瞒，底层群众难以见到真实；在面对同僚的时候，大家则是遵守着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他们之间，也很难保持一种真实的关系。《挂职笔记》中的司机刘三召，在其他司机口中，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人。虽然他仅仅是一个司机，但是，在县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他家里沾亲带故的人，都被他安排到机关上班了。刘三召之所以神奇，首先来源于他的个人品质，司机是随时服务领导的，所以，领导在司机这儿很难有隐私。刘三召能够做到的是，不该看的从来不看，不该说的从来不说，“他开车目不斜视，只看着前面，从来不往后面看。跟人说话也是一直直视前方，好像他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而且，“除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他也不说。任谁从他嘴里都问不出来县长的行踪，后任的县长也问不出来前任县长的情况。不管什么事，他是一问三不知”。这就给领导提供了隐私的安全保证。刘三召的神奇，还因为他的经历，他先后服务了六任县长，给六任县长开车。用其他司机的话说，他刚给县长开车的时候，是个司机，但是跟过三任县长之后，他就成精了，比县长都大。也的确发生过事件，刘三召开车送县长的妻子去省城，在省城和县长夫人发生冲突，他就把县长的老婆孩子往路边一扔，开着车回了县里。“县长老婆在大街上操着电话对县长大发雷霆，说你如果不换掉这个糊涂蛋，我跟你没完！县长说，这次你可成糊涂蛋啦，我就是换你，也不能换他啊。”县长之所以不能换刘三召，显然不是因为他多么喜欢刘三召，而是因为他不能换刘三召。虽然县长都喜欢自己带司机，因为司机会了解太多自己的隐私。但是刘三召不能换，因为“人家县长都能用他，就你用不了？这水平上你就比人家矮了吧?”潜规则盛行，导致的结果是，相关人士都被潜规则绑架，大家都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所有人都无法生活在真实之中。这种在虚假之中生存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个体生命的损耗。厨师老三因为挂职副县长从来没有对他做的饭提过意见，他反而对挂职副县长有意见了。他说：“赵县长，你们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啥事儿都闷到心里。您知道我最佩服谁吗?周县长，他在这里当县长的时候，没有一顿饭不骂我，一端起饭碗就开骂，一直骂到吃完饭还在骂。他越骂我干得越起劲，知道他心里有我。如果他真对我有意见，一句话不说就让我开路了。我最怕你们有话不说闷在心里，吃完饭你们走了，我得猜你们的心思猜半天，恐怕你们没吃好有意见。”

　　无论是同僚们之间的表面客气私下猜测，还是对群众问题的瞒和骗，显然都不是正常、健康的政治生活方式。这不仅距离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之中”这样美好的政治理念甚远，而且显然也会影响到最正常的政治生态。刘三召作为一个司机，能够挟县长以令诸侯，比县长还大；造纸厂上访工人们的问题总是被推诿、敷衍……这种种在基层看上去很正常的现象却毫无疑问都是损害党和国家健全肌体的毒瘤，只有最大限度清除这些毒瘤，国家才能保证正常健康的发展。邵丽小说通过对基层官场政治的深入解读，给我们呈现了基层政治生态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批判。

　　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虽然被很多人称为官场小说，但显然是一种“非典型”官场小说，它呈现的重心不是官场秘闻、官人的命运起伏，而是从党的基本宗旨出发对基层官员政治生活的考察，是从政治伦理角度对基层官场的观照，既有对中国基层官场复杂性的沉陷，也有对一些基层生态问题的批判。小说表现了作家深深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干群关系的一种居安思危的解读和提醒。

　　参考文献：

　　邵丽.老革命周春江[M]//邵丽.挂职笔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邵丽.刘万福案件[M]//邵丽.寂寞的汤丹.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

　　邵丽.不得不说的《刘万福案件》[M]//邵丽.玉碎.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选自《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