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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变奏——《省府前街》中的时间、空间与人物

　　李敏

　　“省府前街”就在开封城里。这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曾经的辉煌在纸上成就了无数古代的传奇，但对当下的写作者而言，开封似乎并不是故事发生的好场所，它虽然土气，但不够“乡土”，无法表现老中国的底蕴；它也不够“城市”，难以负载现代都市人的很多情绪，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南飞雁的长篇小说《省府前街》因此而具有了一些独特的况味。它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至1954年为时间中心，以开封城里省府前街上的沈宅为空间中心，以沈家小姐沈奕雯为人物中心，勾连起一段并不古老的传奇。这种时间性、空间性与女性的限定，使其自然而然地可以归属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范畴。新历史主义小说起源于1980年代，它深受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而是将一些逸闻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 ，并且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然而，《省府前街》对时间以及空间的考证功夫又使它保留了对“正史”和“大事件”的极度尊重，这种尊重使它与1990年代之后普遍陷入狂欢化状态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拉开了距离。在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甚至《白鹿原》这样的小说中，被虚化为人物背景的“时间”和“空间”得到认真对待，与此相应，开封这座实有之城也成为《省府前街》的真正主角。

　　《省府前街》因此一方面写一座实有之城的近世与今世变迁，另一方面写一个或一些虚拟人物的爱恨情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闪转腾挪，结构起数十万字的纸上王国。小说作者南飞雁是一位年轻的河南作家，当下的开封与郑州都可算他的故土，然而他要做的不仅是为故土作传，在他看来，他写的“是开封，是河南，更是中国” 。这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南飞雁同时也做编剧，对情节性自然有偏爱，《省府前街》中因而有着极为繁复的情节，而时间与空间则是作者用以编织故事情节的主要维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小说中的时间标记、空间建构，以及它在编织故事时的伦理态度，来进入《省府前街》的内部，揭示其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细节处理，以及评价其艺术上和观念上的得与失。

　　时间：大历史与小叙事

　　《省府前街》第1页，开篇第一句话是“民国二十五年，沈奕雯十一岁那年，省府前街沈宅出了点事”。经过漫长的讲述之后，第459页最后一章的开头是“1954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三……这天便是最后一批迁郑人员出发的日子” 。明确的时间痕迹贯穿故事始终。“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时间问题。小说的诸多问题，都是与这个时间问题搅和在一起的。若下这样一个结论——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我以为也未尝不可。” 这一论断涉及小说以及其他叙事作品对时间的各种处理艺术，在一些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如博尔赫斯、乔伊斯、伍尔夫那里，这种处理会显得极其复杂，但在《省府前街》这样的小说中，时间的呈现则显得非常平实，时间要素在其间的功能主要是赋予事物以秩序，以及作为故事展开的线索。时间经验无疑是我们获取现实感的重要来源，对时间经验的充分尊重则是一部叙事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标志，就此而言，《省府前街》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按照常识经验，将所有的故事情节都纳入清晰的时间链条之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省府前街》中的时间要素无须斟酌。我们的文学表达显然也是构造时间的实践，即以《省府前街》而言，它最明显的“时间政治”其实正表现在线性时间观的建立上，与众多涉及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相似，《省府前街》整体的时间结构是直线式的，这种线性时间观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时间经验，与之相对应的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它因而确保了更新更好的未来景观，就此而言，《省府前街》的时间结构已经保证了它的主旋律属性。同样为此提供保证的，还有《省府前街》中的时间标记方式，小说以开封解放为节点，分别使用了“民国× ×年”和“19× ×年”的纪年方式，在第一种时间阶段内，公元纪年的方式从未出现过，如果需要交代更早的事件，则会使用如“道光二十六年”“咸丰三年”“光绪十六年”等时间标记；而在开封解放之后，同样的时间段，则会加上如“公元1841年”的标记。公元纪年显然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经验呈现的，这两种标记方式所对应的分别是落后的帝国时间和先进的与世界同步的时间，其间所暗含的正是对新中国的合法性论证。在民间猜测国庆日时，有人猜测会在春节，“取个新春伊始、万象更新的意思；马上便有人反驳，说你脑子里一盆糨糊，阳历阴历都搞不清，公元是阳历，纪年都公元了，成立新中国能在春节吗？”

　　在《省府前街》中，“时间的政治”还表现在对同一时间点的重复标记上。即以开头和结尾来看，作者都对同一个时间点，进行了重复标记，而类似的重复标记的方式，在行文中时时出现，如：“民国三十五年阳历六月二十五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正是丙戌年、甲午月、庚午日”“民国三十七年的双十节，农历是九月初八，重阳节的前一天”“1948年10月23日这天，农历是九月二十一，节气霜降”。 总体上看，《省府前街》中涉及三种不同的时间标记方式：“民国二十五年”属于历史时间和政治时间，“农历十月初三”则属于民俗时间，“沈奕雯十一岁那年”属于个体生命时间。这三种时间，尤其是前两种时间是作者结构全文的主要时间类型，而重复标记显然是有意为之的，不同的时间标记对应着不同经验的浮现。

　　以“民国二十五年”为代表的历史时间不仅是结构小说的主要线索，而且总是置于首位，当它单独出现的时候，它所对应的通常是正史叙述中的有据可查的大事件，如“说话间小半年过去，已是民国三十三年年底。忽然来了情报，说日军计划来年开春后起兵，大举进攻豫西和鄂北。”“直到豫西、鄂北会战骤起，整个省府搬迁到朱阳关，已是民国三十四年阳历四月初了。”“省府回迁开封，是在民国三十四年阳历八月底。” 这种时间标记方式确保了《省府前街》中历史经验的呈现，搭建起所谓“宏大叙事”的故事框架。而“民俗时间”在《省府前街》里与“历史时间”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它所统率的是开封城里的四时八节、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的场景，“自从进入腊月，开封人便张罗着过春节了，从腊八忙到正月十五，欢天喜地地热闹一个多月，这个习俗据说自北宋就有，算来也有千把年了” 。在这样的时间标记中，我们得以窥见开封人的腊八、小年、中秋，以及各种各样的食物、器具、街巷、店铺等，它在“历史洪流中的开封城”之外，又叠加了“民间的日常生活的开封城”。在《省府前街》中，政治时间与民俗时间基本上平行出现，重复标记本身最终建构了一种新的多元且平等的历史观，大历史与小叙事相互完善，“开封城”最终成为一个多维度的、意蕴丰厚的所在。

　　空间：位移与区隔

　　在巴赫金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 。在《省府前街》里，这个地方就是“开封城”，它不仅是叙事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是故事的开头，也是结尾。“开封城”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尽管人类的经验通常与时间和空间同时相关，但是如爱德华·W.苏贾所发现的，从19世纪的某一时刻起，历史决定论成为主要的叙事方式，直到今天，“批判阐释学仍然被笼罩于一种时间性的万能叙事……空间依旧是被看作刻板的、僵死的、非辩证的东西，而时间却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②这样的偏见无疑造成了对真相的遮蔽，比如对《省府前街》这样以具体地方为出发点的小说而言，空间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时间。

　　②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4页。

　　周金萍：《〈可以吃的女人〉中的空间叙事学解读》，《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龙迪勇：《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韦恩·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李佳畅、郑晔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与通常的单纯以时间为主线的小说不同，空间的位移是《省府前街》用来安排小说结构以及表现时间的重要手段。小说以开封为据点，分别搭建起了一大一小两个空间体系。大的体系从开封旁及周边地区，如“郑县”“密县”“中牟”；远及南阳甚至香港，并在这样的空间结构中建立起主人公“离开开封—回到开封—最终离开开封”的叙事框架，而赵贻海远赴香港，也就意味着男女主人公的彻底隔绝，情节由此陡转。小的体系就在开封城里，省府前街、双龙巷、行宫角、中山路、南北土街、三圣庙前街、宋门、曹门等，最远的到黄河边的柳园口，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在这样小的空间体系中，流动的“时间”被“空间”固定下来，仿佛“不变”的空间反而更突出了时间流逝的意蕴。与此同时，无论是大空间还是小空间，《省府前街》都采用了类似地图学的知识来表达，大空间的表达如“不到一个月，洛阳、郑县、许昌等地沦陷……省府驻地鲁山县也没能保住，整个省府一部四厅八处狼狈迁往内乡县”。“从安康回到朱阳关，要经过陕西洵阳县、白河县，湖北郧阳县，由荆紫关进入河南。”小空间的表达如“春玉离开行宫角，一路小脚生风，顺鼓楼街走到鼓楼，往北是南书店街，往南是马道街……”“老夏和咏清都是在乐观街的开封市委，翔然去裴场公胡同的移防处，书芃去南关火车站，静姝是在北土街的市政府，奕雯却要去磨盘街的市文教局……”这些片段在小说中频繁出现，搭建起貌似严谨的空间或地理网络，《省府前街》因此成为以“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同存性有力的交互作用”为视点的典型文本。

　　空间的区隔也在《省府前街》中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主人公沈奕雯所居住的“沈宅”位于省府前街，开封解放前这里是政治经济的中心，省府前街和省府后街“中间即是省府大院和全省保安司令部，这两条街上住的多是省府各厅各处的官员家眷”。“商场后街”则是旧时开封烟花鼎盛的地界儿，赵贻海和老沈时常光顾的“曲觞新馆”也坐落在这里。类似这样的空间区隔既有权力的介入，也有自然形成的因素，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自然形成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见，权力对空间的规划也越来越具有垄断性。空间的区隔可以表征社会地位、兴趣爱好以及阶级属性等等各种信息，同时也是个体或集体建立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空间划分形成了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加强了集体认同，而后者又反过来帮助形成新的空间划分”。《省府前街》中，解放后的“沈宅”继续作为故事的核心空间，就在于它已经完成了革命性的转换，它曾经是革命者的秘密据点，紧接着又成为革命工作者聚集的院落。小说里作为“国民党负责官吏家属”的康氏和葛春玉，最初是没有资格进入“沈宅”的，只有在春玉嫁给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革命军人之后，她们获得了军属身份，也才获得了入住“沈宅”的通行证。用王妈的话说：“现在是空出来几间，让别的公家干部住进来，我也没话说。可那康氏、葛春玉，算是什么东西……革命群众的房子，当然得给革命的人住！若不是，想都别想，说破大天也不行！”

　　《省府前街》因此是一部有着明确空间表达意图的小说，和很多重视空间建构的作家一样，作者“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与此同时，《省府前街》大量使用绘制地图的手法叙事，突出空间的线索，而在围绕“沈宅”的情节中，又特别强调了“空间的政治”：空间不仅是容纳人的处所，同时也是生产身份认同以及其他各种政治意义的处所。

　　人物：性别立场与故事伦理

　　《省府前街》的封面上写着：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命，一条街有一条街的命，城的命，街的命，其实就是人的命。这种诉求与王安忆的《长恨歌》看起来是极其相似的：《长恨歌》写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子王琦瑶40年的命运浮沉；她的经历联系着这个都市的特殊风情和它的变化兴衰。然而，《省府前街》终究与《长恨歌》不同，在《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命运完美地演绎了一种文化的命运，这种文化刻着老上海或旧上海的深刻印记，它的最凝练的表达方式就是细碎的日常生活方式本身。《省府前街》中的沈奕雯却不能成为开封城的代言人，因为小说中的“开封”，在很多时候只是地理学或地图学意义上的开封，不是有着独特文化性格的开封，而沈奕雯也不是因为生活在开封的省府前街，才成为那样的沈奕雯，小说未能在“城”与“人”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城”和“人”成为本质上无关的两个主角。与此同时，小说从十一岁的沈奕雯写起，她的命运也一直是小说的主线，但遗憾的是，她的形象和“开封城”一样，始终未能获得独特的标识。这就意味着《省府前街》在精心构建好时空框架之后，并没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作为叙事落脚点的“人的命”的叙述是不成功的。

　　“沈奕雯”的形象未能站立，我以为与《省府前街》的性别立场有关。小说虽然以女性人物贯穿始终，但并没有确立女性的主体身份。沈奕雯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而且紧接着就在婚宴上枪击继母，一个持有枪支的女子，如果我们认可弗洛伊德关于性器官的诸多隐喻的阐释，而且熟悉女性主义立场的话，自然会在这样的小说开头，看到一个冒犯男权中心的女性形象，并提前预设了小说的女性主题和成长主题。然而，沈奕雯并不具有这样的性别自觉，尽管她一直持有一把手枪，但是在开封解放前，她一直是被父亲照管的女儿，是被赵贻海一再拯救的女人，是安心地做赵贻海的第三房女人的女人。在开封解放后，这把手枪消失了，沈奕雯也在经过学习、交代、审查之后，被新的政治秩序接纳，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除了小说开场的那一枪，沈奕雯一直是碌碌无为的，无论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还是在历史中，都没有获得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与之相应的是，小说中的女共产党员崔静姝在沈奕雯面前是姐姐，是引路人，但关键时刻她同样需要一个男性上级来拯救和指引。

　　在对女特务小周、女戏子葛春玉、女学生小秀的叙述中，《省府前街》表现了更为鲜明的男性中心立场，她们或者以色相诱惑赵贻海，或者以怀孕胁持赵贻海，构成了情节翻转的要素，葛春玉更是一再凭借与男性的身体交易苟活于世，小秀另觅其他男人的场景也被呈现得极为污浊不堪，而赵贻海无论与多少女性交欢，都被叙述得极为正常，而且绝不影响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男人。为了剧情的发展，小说在叙述中设置了赵贻海写给沈奕雯的信件，作者南飞雁将此看作是叙事技巧上的一次尝试，但事实上，信件本身也是一种话语权，男性由此获得了自我言说的权力，而信中所涉及的女性如小秀、阿姐都只能沉默。赵贻海在一封信中深情回顾了这样的场景：

　　在开封时，宿醉醒来，大姐会给我沏蜂蜜水，你会陪我去寺门喝羊肉汤，春玉会给我唱段戏醒醒酒，王妈嘴里啰唆不停，却也会给我弄碗热汤面……

　　在这种从男性中心出发的其乐融融的想象中，所有的女性都是附属物，沈奕雯亦然。

　　《省府前街》在故事层面伦理维度的混乱或隐匿也是“人的命”最终不能感人的重要原因。“一种叙事诞生，它在讲述和虚构时，必然产生一种伦理后果，而这种伦理后果就是把人物和读者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作品与道德以及伦理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在有些论者看来，“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和大多数听众都切身体会到，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故事、是散文还是韵文，不管是母亲给婴孩讲的故事还是犹太教教士和牧师长老和垂老者讲的故事，不管它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所传授的道德是好是坏——故事是我们主要的道德老师”。自1980年代复兴至今，叙事伦理研究有了诸多的理论分支，而对故事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教诲及伦理示范的分析一直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省府前街》力图在正史与传奇之间寻找平衡，然而“正史”的既定结局中所包含的伦理诉求是非常明晰的，而“传奇”的人生况味中所呈现的伦理诉求则要复杂许多，《省府前街》的叙事并没有在正史与传奇的伦理冲突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

　　小说中围绕着“城的命”的故事属于正史部分，“开封城”见证了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这种胜负与天命无关，与机遇无关，“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是正史部分必须遵从的伦理表达，因此作为“国民党负责官吏”的赵贻海和作为省农商行行长的老沈都必然多行不义之事，以在细节上完成历史合法性的论证。围绕着“人的命”的故事属于传奇部分，在这个故事里，赵贻海是沈奕雯的爱人，老沈是沈奕雯的父亲，赵贻海虽然与众多女子有染，却依然是深情的爱人；老沈更是一位爱女心切的父亲，他们负责扮演的剧情，传递的是乱世流离，爱而不得，引人动情的“传奇”伦理。问题在于《省府前街》这部小说中两个部分的故事是完全分开的，赵贻海和沈徵茹在第一部分坦然行不义之事，在第二部分坦然进入爱恨情仇，两个部分从不交集，他们也从不曾有过任何挣扎，正史的伦理于是在传奇中被消解。小说中死去的国民党特务老薛，在传奇部分是赵贻海的兄弟，扮演的戏份重情重义，他的死是按照正史伦理设置的，但同时存在的传奇伦理却对这种设置进行了质疑，类似这样的情节使得正史伦理和传奇伦理都未能得到完美确证。

　　《省府前街》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它对时间政治的精准把握，对空间政治的敏锐处理，显示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和叙事才华。然而，作家必须在19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之下写作，必须在一个看重传奇的时代写作，如何摆脱影响的焦虑，是他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此而言，《省府前街》与其说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不如说是一部尝试了，也因此预示了新的叙事可能的作品。

　　（选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