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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

　　评论卷

　　■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

　　刘思谦

　　一

　　20世纪80—90年代，对于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历史新时期的年代里，沉寂已久的女性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生和繁荣，拥有人数众多的女作家群和许许多多在社会上引起好评或争议的女性文学作品，进入了继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繁荣期。伴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新生和繁荣，又出现了女性文学研究和评论的诞生期，同时也是繁荣期，涌现出众多从事女性文学研究批评的女学者和女性文学研究论文、专著。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研究如同新时期文坛上两朵同根而生的并蒂莲，吸引着广大读者的阅读与研究兴趣，成为新时期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并且必将在我国当代文学史和女性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收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的女学者所写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一个共同特点便是绝大多数写作、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这一点，似乎与这套题名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所涵盖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时段不符：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能够代表整整一百年的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吗？这是这篇导言所必须加以说明的。不言而喻，女性文学研究以女性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女作家创作的女性小说、女性诗歌、女性散文、女性戏剧等文本，何来与此相关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论著？就此而言，二者应该具有历史时间的同步性。然而这历史时间上的同步性却并不是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之一便是女性在冲出性别歧视乃至性别统治的前提下享有的作为人的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以此为前提的文学素养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等综合思维素质的提高。“五四”前后出现的十来名女作家如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杨绛、林徽因乃至20世纪20—40年代的苏青、张爱玲等著名女作家，都是那个“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时代的幸运儿，她们都受惠于大学开女禁而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时代的和家庭的优越条件再加上个人的努力成全了她们，也为我国现代文坛造就了“五四”女作家群。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因此而随即出现一个现代女评论家群，以至于当我们为这套《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的出版而搜集她们的女性文学批评文章时，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竟没有发现女性所写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文学批评论文。20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的编者谭正璧是男性。而对当时一些著名的创作成果颇丰的女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评论者，也是几位著名的男性作家和评论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出版于30年代的十卷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其中没有“女性文学”这一说，各卷导言的作者也均为男性。如第一集“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导言作者，是胡适；“小说二集”导言作者，是鲁迅；“小说一集”导言作者，是茅盾。尽管这三篇导言写得都很好，其中也论及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如鲁迅对冯沅君的小说《旅行》和对凌叔华小说的女性形象的评论，茅盾对庐隐的“问题小说”《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的评论，可谓准确而深刻，一语中的。40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最初发现者与评论者，也是男性，即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傅雷。总之，中国新文化运动第一、第二个十年中女作家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学人所写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同步发展，更没有呈现出创作与研究的同步繁荣，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女性所写的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论著，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直到历史的车轮走到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才出现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时代。所以，对于女性文学研究而言，20世纪80—90年代，既是其诞生期，同时也是其繁荣期。再联系新时期女作家群的活跃和她们那些众多的女性文学作品在文坛的引人注目和广泛影响，也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是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二者同步发展的繁荣昌盛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能以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来“代表”一个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原因。

　　20世纪80—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同步发展与繁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而出现的女性文学走进高校课堂，许多高校为本科生乃至硕士、博士生们开设了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选修课，从而激发了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研究生对女性文学以及相关理论问题如性别、社会性别、自我、女性意识、依附性、主体性乃至母系制与父权制等的研究兴趣，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初步学科化，一些相关的女性文学研究课题，开始走进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的课堂，走进他们的论文选题。此次收入本书的论文，有些就是直接或间接论述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问题的。如屈雅君的《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乔以钢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王春荣的《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及审美衍进》等，均对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关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立的思考与见解。三篇论文的三位女作者均为高校教授，其论文的题目乃至论点也有可能是她们在研究与讲授女性文学时所发现与思考的问题。如屈雅君文中提出的女性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批评对象问题以及女性文学批评的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问题，都是女性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问题。她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关心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众多女学人来说，自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启发。乔以钢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是她作为高校教授与女性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之发生发展建立在翔实占有相关资料基础上的回顾与思考。论者基于建设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的愿望，将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到40年代、世纪末的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三个阶段，并且对这样的历史分期做出了相应解释，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式”。这是一种可贵的尊重历史时间发展特殊性的唯物主义态度。

　　谢玉娥1990年8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国第一本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本《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仅从题目上的“教学参考资料”这几个字来看，也是为高校教师们研究与讲授女性文学而编纂的一本全面而翔实的女性文学教学资料大全。全书32万余字，搜集整理了1979—1989这十年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全部教学参考资料。书后附有详尽的1979—1989年间女性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至此，标志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再加上目前正在编纂的这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中的女性所写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集，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对于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而言，的确至关重要。众多的包括李子云等30后一代和50后乃至60后女性文学研究的女学者，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二

　　收集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中的论文，包括综合性的专题论文、女作家群论、女作家论、女性人物形象论和女性文学作品论，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发生发展进程，以及对于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学的、艺术审美学的、性别学的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孟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该文是孟悦、戴锦华合著的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前言。《浮出历史地表》在当代文坛影响很大，被誉为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代表作”，《浮出历史地表》这个题目，已成为概括力很强的女性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新命名。作者把女性文学发生前后的两千年历史，概括为由“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到“浮出历史地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并分别论述了“浮出前”与“浮出后”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女性和女性文学，是对女性文学在人类历史与文学史上从无到有的重要的历史性概括。作者把漫长的历史过程，放在两千年来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体制性巨变之中来论述，其中关于“父权制”、关于“女性”这人类的一半的生存命运和什么是“父权制”等的论述，都达到了准确、深刻，令人过目难忘的水平。

　　与孟悦的《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同样涵盖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变更时间段的女性文学研究论著，还有林丹娅的《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不过她的论述对象“中国女性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了女性文学而又比女性文学宽泛一些。其论题的涵盖面也与孟悦的题目大体相同。论者在文中用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接受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女性”“传统与现代化狭缝中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新文化正在进行时”这四个依照历史顺序的小标题逐一论述，同样以大量史料与一些女性文学文本，还有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咱爸咱妈》等，表现了与孟悦“一百年，走到了哪里”的大体相似的“不容乐观”的结论。最后，论者把迄今为止的中国女性文化（文学）文本的概况和处境，准确地概括为“自说自话”和“欲说还休”。论者的结论是：“女性主义在中国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渗透，在中国落实化并本土化，恐怕还有待时日。”而建立一个两性认同与两性和谐的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传统模式，“也还有待时日”。这个结论，对于我们这些众多身处“从传统到现代化”历史巨变中的女学人来说，也是一服清醒剂，提醒我们对妇女解放以及对自身作为知识女性的身份，要有清醒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认识，不能操之过急。

　　陈顺馨的长文《女英雄形象与男性修辞》，是从修辞学角度对“十七年”文学中女英雄形象的解读，也是对我国当代文学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回顾。陈顺馨作为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女学者，对我国当代文学史中这个长达“十七年”的文学阶段中众多“女英雄”形象做出了全面而清晰的修辞学上的清理。文中涉及的众多“十七年”小说几乎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人人都读过或反复读过的作品，那些众多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在其众多读者的阅读传诵中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相当于当今流传于网上和公众舆论界的“影视明星”，对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女作家和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值得珍惜的历史的与文学的回忆与思考。

　　年轻的女学者王宇在《女性主义写作：寻求身份的意义与困惑》中提出了二十年来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女性主体性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问题。这无疑是提出了一个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她在具体论述时还提出我们二十年来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偏重于批判父权制男权意识，而忽略了对女性自我性别身份主体性的建构与寻找女性崭新的性别文化身份问题。这是一种关于女性文学研究很有启发性的独立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在文章的最后，她提出了女性写作的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女性写作身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二十多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界所发出的“女人是什么”和“我是谁”这类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刘思谦的长篇论文《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和荒林的《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两位论者都把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或女性诗歌定位为“现代性的女性文本”。而作为“人学”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自然离不开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和女人的主体性价值与身份。而“人的和女人的”主体性价值和身份，仅从“性别”这个概念是无法说清楚的。王宇所提出来的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女性身份问题，便必须在性别学中引入关于“人”和“女人”的属于现代性的生命哲学的价值观，或者说是以“人学”现代性的生命哲学的价值观来回答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女性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份问题。

　　《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一文在世界范围内追溯了女性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并且把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焦点放在“女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上。论者引用美国女性文学研究专家伊丽莎白·詹威在《美国当代文学·妇女文学》中的一句话作为全文的开篇：由于“女性文学来自被抹杀的人类的另一半的生活经历，需要用一种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她们”。这“不同度数的镜片”便是女性文学作为“人学”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而所谓的“超性别”，便是超越那种仅仅限于男/女性别问题而进入“人学”、进入女人“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问题”，便是至今也并未全部实现的每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作为“个人”的人的价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问题，而这样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的“人的问题”，自然包括了“性别问题”，而又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便是“人——女人——个人”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女人作为“人”的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综合性的阅读与研究评论视角问题。荒林的《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对郑敏的研究，便是从其“现代性”入手，从性别/时代/自我互为透视的关系中，呈现出郑敏诗歌的属于“现代性”的女性主体性的生命成长历程，并把这样的主体性的生命成长，从女性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出其诗歌中的女性作为“个体”的生命的孤独痛楚和坚忍。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的“焦点”，放在那个觉醒了的每一个女人都会问的“我是谁”或“我是什么人”的问题之列。

　　诚如一位男性思想者所言，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关于人的价值、女人的价值的主体性价值的实现，还应提出一个“从类开始走向个人”的课题（张志扬：《拯救专名的荣誉——重申个人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这样，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将“个人”这个概念引入女人的主体性建构，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于人、女人的主体性建构的顺理成章的问题了。“人和人不一样，女人和女人不一样，男人和男人也不一样。”“人的世界里先有无数个个人然后才有为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结成的各种群体。”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存在物。”所以，将“人——女人——个人”引入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的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身份建构，乃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对于“我是谁”的娜拉式回答的一个必要的补充。

　　屈雅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题》，以“中国：两性之间”与“中国：‘女人’与‘人’”这两个小标题从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中，结合中国式的性别角色体验探究中国式的女性或性别问题。作者并不绝对强调说话者的性别，而是对建构个体的诸多话语（包括性欲与性别）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关于“女人”和“个人”的观点：“我赞成这样来理解女性，即有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性’。”她所说的第一个“女人”是作为千千万万个性别为女的人的一种类概念，即把“女性”作为所有女人的“类”的集合体来看，而第二个“女性”便是作为“个人”的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女性，这也就把女人作为具体的“个人”的问题提了出来，也就是说“女人”不过是所有的一个一个的作为“女人”的概括而已。“女人”作为人与作为个人的主体性建构也就对“我是谁”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同时也是女性对于自己的主体性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的答案。

　　将“个人”引入自己女性文学创作的先行者和探路人，是女作家林白。她的女性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等被她命名为“个人化写作”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拥有众多的女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女读者，其主人公林多米、北诺等也迅速进入公众舆论，成为众说纷纭的女性人物。林白的女性小说创作不是盲目的，她有着清醒的创作意识和艺术追求，这便是把“个人”这个概念引入她的小说创作并且亮出了“个人化写作”这个引人注目的独特而新颖的创作追求。她写于1996年的创作谈《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便是她“个人化写作”的宣言，而“个人记忆”便是她“个人化写作”创作理论的关键词。鉴于前述我国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理论思维已引入“人——女人——个人”这一作为“人学”的女性文学研究综合视角及性别主体身份的建构，编者特将林白这篇独特而新颖的有着丰富的“人学”与“文学”理论内涵的文章选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以供众多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研究的女学人阅读与思考。

　　三

　　选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的属于20世纪女性文学的专题性综合研究论文，还有王春荣的《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与审美衍进》、王友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小说和妇女问题》、陈惠芬的《女性形象与文化叙事》、王绯的《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吴黛英的《从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董丽敏的《误解：在认同与悖离之间——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书写策略研究》、吴宗蕙的《当代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金燕玉的《论女作家群》等，都是写得很好的文章，同样也是由于本“导言”的篇幅有限而未能论及，深感遗憾。另外，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研究对象的题材方面，基本上集中在女性小说研究，其次便是女性诗歌研究，而女性戏剧和女性散文却基本阙如，只是到了最后已经进入编排目录阶段了，才找到了韩小惠的《论90年代女性散文》，果然写得很好，立即补上。作为编者，港、澳、台方面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我们也注意到了，最后选定了樊洛平的《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研究》和赵园的《试论李昂》。两位作者均为大陆女学者。前者属于对台湾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的综合研究，作者樊洛平多年来专攻台湾女性文学，曾多次去台湾采访女作家和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两次应邀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她在几年前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女性小说创作形态比较研究”，并获准立项，其研究成果《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一书获得优秀研究成果奖，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选入《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大系·理论批评卷》的论文《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研究》，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是她多年来对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现象的研究成果之一。论者以大量台湾女性文学的翔实资料，论述了台湾女作家作为“知识女性”和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通过对台湾女性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论述，体现了台湾女作家不同于男性的女性价值观和超越男性话语与其他女性的个性化女性话语，从而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体现了台湾知识女性的成长和作为“人”的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文中论及的大量台湾女作家和她们的创作成果，有少数几位是我们大陆学人所熟悉的，如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琦君、廖辉英、林海音、李昂等，而大部分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如孟瑶、郭良惠、徐钟佩、钟海音、繁露、张漱菡等。

　　赵园《试论李昂》是对台湾知名女作家李昂的长篇研究论文，在文体上属于作家论。论者从李昂的大量女性文学作品中，抽出“鹿港”“性·性爱·女性问题”“社会工作者”等关键词，并逐一进行清晰而具体的解读，从而全面而具体深入地论述了李昂这位闻名海内外的台湾女作家的小说世界与生活世界，是一篇精彩而又到位的女性文学研究的作家论。如在“性·性爱·女性问题”这一节里，论者探讨了“性、性爱、女性问题”在女性生命哲学上的意义：“《爱情试验》一集中，作为表意符号的‘性’，从属于作品的表意系统。李昂使人看到，性与性爱并非纯粹个人命题，在社会生活中，它也是人的社会命运的一部分。”“她确实如她自己所说，经由性、性爱审视学校（如《回顾》、《人间世》）、家庭（如《误解》），经由批判性审视探讨造成健全人性、合理人生的条件。”论者赵园由此分析了“个体的人所承受的文化重负、文化史的重负”，这也正是《杀夫》中纵容并参与了对陈林市的虐害的社会、群体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论者并由此进入了也是李昂所关切的“女性问题”，“你同时又感到，这不是狭隘化了的女性问题，在它的深处，也正是‘人’的问题”。这样，论者就把她的论说对象台湾著名女作家李昂女性文学创作的意识，和大陆女作家王安忆创作的“三恋”（小说《荒山峦》《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联系起来，认为她们的小说所表现的某一段生命史，“其间的觉醒与压抑，恰可作为生命全部行程的缩微形式”。总之，赵园这篇精彩的也是很长的对台湾女作家李昂的作家论研究论文，读来虽长却不觉其长，而似乎是一口气读下来的，并在阅读中不断地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深深的认同感。

　　女性文学研究中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本书选了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的《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这是对于我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世代相传的几乎人人捧读的经典小说的深刻的也是精彩的女性解读。文中所具体分析解读的三国水浒中的“女人如衣服”“女人是祸水”等女人“非人的女性观”以及男主人公“三妻六妾”的婚姻观以及众多女性为了那个“父权社会”的“权、忠、义”而“献身”而“牺牲”自己的只有一次的青春和生命的悲剧，读来感到了过去阅读时所“无所觉”的惊心动魄。这是一篇优秀的以“女性意识”为关键词的对古典小说深刻而精彩的女性解读。

　　女性文学评论家李子云的《女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先锋作用》，写于1987年8月1日，是她赴美讲学时的一次讲演，主要内容是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女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所起的先锋作用，这先锋作用表现于女作家们在创作中“首先将小说从传统的表现方式即通过描写外部现实世界，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转变为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主的表现方式”。而这种“以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进行结构，小说的事件与人物经历已不再按照固定的时空顺序及因果关系展开，而是通过人物思想感情的流动引发出这一片断或那一片断”的艺术方法在当时极具先锋性。李子云肯定地说：“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写法是由女作家开始的。”她还将“几乎与某些女作家开始运用这种方法的同时”的男作家王蒙的小说《夜的眼》《海的梦》等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方法在王蒙的小说里，“其中的变化是局部的”，“在写法上仍未脱离传统诗文的借物抒情格局”。“因此，可以说，在中国最早采用这种艺术方法的应该说是女作家。”接着便以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宗璞、张洁、张辛欣、残雪、刘索拉等的许多代表性作品作为例证，并分析了为什么是女作家而不是男作家以这种艺术方法打开了小说人物心理世界的原因。她的《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论》专著，是1979—1989这十年间出版的女性所写的第一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当时流传很广。论文方面，据谢玉娥的“十年间（1979—1989）女性文学研究索引”，李子云发表于1983年第6期《读书》的论文《满天星斗焕文章——几年来的女作家创作》，可以与她的《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论》这一专著并称为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代表作”，同样对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起到了“先锋作用”，而她在这十年间所发表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在谢玉娥的“索引”中，就有《满天星斗焕文章——几年来的女作家创作》（《读书》1986年第6期）、《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点——在联邦德国“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5期），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女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先锋作用》，以及《她们正在崛起——序香港三联书店编〈大陆女作家作品选〉》（《小说评论》1988年第5期）共四篇。最近，笔者在由陈惠芬、马元曦主编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中，又发现了她和陈惠芬合写的《谁决定了时代美女？》，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以及此书后面的“推荐阅读书目”中李子云、陈惠芬、成平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性形象》，由珠海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二者可能是李子云此生所发表的最后一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和最后一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了。

　　（选自《名作欣赏》2019年第12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