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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知识分子叙事问题

　　王鸿生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对百年中国文学史来讲，知识分子叙事，即知识分子叙述其生活尤其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故事，虽不占主体地位，却对于现代小说具有起源意义。1918年，鲁迅以《狂人日记》打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第一枪，并开启了一条对于历史、现实和知识分子自我实施“双向”反思与批判的小说路径。一百年过去了，这条道路上行人不多，尤其是“双向”拷问的叙事伦理意义，较少得到后世写作实践的发扬光大。

　　如果列一份粗略的书单，我们可以发现：自“五四”至1940年代末，新文学运动开展近30年，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叙事的长篇小说不过五六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50年，知识分子叙事尤其是长篇叙事可谓稀缺；80至90年代，适逢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创作依然不振 ；直到21世纪以后，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才开始急剧增加 。

　　通过上述简要回顾，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语言、文体，还是人物、思想的塑形力、穿透力，中国的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创作显然还处在成长期，还不够成熟，不够宏大、自由、深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物塑造方面。形象谱系非常丰富 ，但塑造扎实同时又具备足够精神和伦理光辉的“真人”形象，在长篇创作中的确很少。除了时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这当然也和长篇小说语言的成熟度以及知识分子书写自我时难以摆脱的自虐或自恋心理有关。

　　第二，叙事场域问题。故事依托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家庭、家族、朋友、单位，涉及情境主要为情爱困境、政治命运、奋斗历程等；21世纪以后，聚焦于学院生活的开始增多。但也可以看到，不少作品的描写，仅流于学院政治、人格沉沦等表象的揭发，在知识分子叙事的特质和超越性方面，显然有所不足；而能够深入知识分子生活反思、精神世界塑造的叙述，更是相当罕见。

　　第三，叙述者的时间意识。出于教诲、批判、反抗、嘲讽或立此存照的当下意向，不少作品的写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基本同步。但也有一些属于回溯性的，比如《野葫芦引》的时空是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活动变人形》的故事时间是1940年代，《黄金年代》《陆犯焉识》等的故事时间则是20世纪50到70年代，这些作品显然带有强烈的反思、反讽或招魂意味，说明回溯性、增补性的写作也包含着对当下的指涉。问题在于：如果叙述的时间意识牢牢地锚定于“历史”和“当下”，“未来”往往容易遭到放逐，这不能不构成现代知识分子小说前瞻性、预言性和未来想象比较匮乏的重要原因。

　　第四，主题视野和完形能力。无论作品主题是启蒙、反抗、改造、成长，还是反思革命、发掘人性、文化批判，作家的视野都相对狭窄、单向，聚焦点过于集中，感知力不够远大、开阔、浑厚、精微。不少长篇创作往往出现这样的症候：经验性遮蔽反思性，现实感压抑历史感。这导致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遭到了极大压缩和简约化。另一种情况是，作品在思考层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形成多维性和悖谬感，却无力在叙述层面将极为复杂的“世纪性”经验加以完形，并使其变成一个真正值得讲述的属己的“故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以说，几代中国作家虽痛切或敏锐地感受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但关于“20世纪”的世纪性自觉，却是普遍不足或相对滞后的。书写者、阐释者的想象力往往处在现实背景的笼罩之下，处在各种变动不居的时势和思潮的裹挟之下，很难有所逸出。如果说以往的知识分子叙事严重受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实制约，那么，今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叙事及其研究，应该有条件、有能力摆脱局限。而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则是在新的视野中重新审视20世纪。围绕20世纪、20世纪知识分子、20世纪知识分子叙事这三个相关概念加以探讨，可以拓宽和重塑思考当代知识分子长篇创作的理论背景。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叙事，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已积累大量研究成果，但囿于中/西、古/今、文明/愚昧、启蒙/救亡、审美/政治、现实/虚拟、阶级论/人性论、人民伦理/个体伦理等一系列二元议题所设置的认知框架，现代文论往往在文学阐释方面颇多局促，而且在创作介入上也显得被动和无力。事实上，鉴于“现代性”逻辑的悖谬式展开以及语言自身的临界性质，我们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一直处于不断的重构之中。因此，在重审20世纪时，如何引入新的参照系，如何确立有效的“界面”意识，如何从思维方式上摆脱“普遍主义/相对主义、本质主义/虚无主义、整体主义/零散主义”的两极振荡，不能不成为推进当下知识分子叙事及研究范式转型的关键环节。

　　首先，何谓20世纪？“20世纪”不是一段普通的历史时期，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复合概念。20世纪在人类史上的断代意义已被日益感知，将来也许会产生一门“20世纪学”。“人类纪”“后人类”等概念的出现，事实上已将20世纪置于一个人类史的重大拐点上。

　　“20世纪”的历史之所以显得特殊，是因为发生在这一世纪的重大事件均具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无意识领域的发现，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诞生，航天科技与核应用的进展，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革命与实践，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两大阵营的冷战及柏林墙的倒塌，世界性资本市场的形成，消费社会的来临和消费逻辑的控导，杀虫剂与艾滋病，卫星和光缆技术，互联网与虚拟世界的崛起，电子经验开始取代自然经验，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技术，气候变化和生态灾难，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族群冲突，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陷入困境，时间的加速度和熵增、无序化等，20世纪可谓斗转星移、跌宕起伏、悬念丛生。

　　20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是否存在一个可被“总体化”叙述的20世纪？20世纪的“导演”、“观众”和“主人公”是谁？这个“谁”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一切恩怨情仇是否已经或有可能化解？下一幕剧情将如何发展？等待着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切已露出端倪，可一切尚未见分晓。

　　其次，何谓20世纪知识分子？不止一位思想家指出，20世纪是一个极端迷茫与多元化的世纪，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统一感已经消失。一种灾难迫近的不祥感，长时间萦绕着西方文学。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标题就让人不寒而栗：《审判》（卡夫卡）、《荒原狼》（黑塞）、《刀锋》（毛姆）、《轭下》（伊凡·伐佐夫）、《鼠疫》（加缪）、《迷惘》（卡内蒂）、《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断头台》（艾特玛托夫）、《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了告别的聚会》（昆德拉）等等。这种对世界和人类精神状况的危机感受，在哲学和诗学的意义上，也被提炼为一些空间隐喻，如“兽栏”（尼采）、“城堡”（卡夫卡）、“铁屋子”（鲁迅）、“荒原”（艾略特）、“深渊”（海德格尔）、“监狱”（福柯）等。没有理由把这些现代文化意象看作少数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夸张性说法。例如，海德格尔之所以有“深渊”一说，是因为他发现，“存在”不是单一的，而是天、地、神、人四重合一，但现代世界以人为中心，“万物被奴役”，造成“天地隐蔽、诸神退场”，于是，人失去了生存根基，现代人只能“无家可归”。再如，福柯把现代社会比作“圆形监狱”，是因为他发现，现代权力制度创造的“全景敞视”式监控，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区划原则和效率至上原则，在这种由人编织的监视网络里，人不由自主地变成了“被驯服的肉体”。

　　对一些或具有科学主义信仰、或笃信启蒙主义和新教伦理、或安于享用现代化红利、或受惠并依赖于资本游戏、或在残酷竞争中大大胜出、或毫不顾及天道与他者命运的人来讲，这些看法也许是一些“癔语”，一些不必理会的第欧根尼式的狂悖。可是，对于那些具有相似的世纪经验并在生活中感受到荒寒、荒诞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加入对“世界”的反刍之中，去说些、做些、改变些什么，或至少换一副看待世界的“眼镜”。而对另一些专司思想、艺术、诗的人来讲，情况就更不一样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工作绝不仅限于某些专门知识的“学科”，而成了“生存行动”本身。在分裂的、痉挛的、充满紧张感的20世纪里，思想、艺术、诗，是抗争，也是抱慰；是挣脱压迫和异化的途径，也是困境或悖谬的呈现；是不无冒险意味的精神实验和记录，也是想象新的生存实践的开始。

　　知识分子是历史的叙述人。一如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反复阐述过的，叙事过程所带来的秩序或者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正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可以说，提供和保卫“生活世界的价值”，为“人类生存的意义”而斗争，乃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重大标识之一。

　　其三，何谓20世纪知识分子叙事？面对20世纪的巨大遗产及剧烈纷争，怎样理解、叙述这个世纪，既取决于各自的世纪经验，也取决于对这些经验的反思性超越，以及人们如何期待尚未到来的历史。无论持何种历史观、价值观，都可以说，关于“未来”的开放性想象，不仅渗透对“现在”的感知，也参与对“过去”的建构。

　　以数学集合论为理论根基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视20世纪为“短世纪”和“小世纪”。巴迪欧将20世纪的繁复主题聚焦在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命运上：从十月革命开始，经二战和反法西斯斗争，共产主义阵营兴起、发展、解体，到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全球性胜利，一共只有七十多年。他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的双面神形象：一方面，这是一个解放的世纪，总体性毁灭的世纪，通过恐怖来完成传奇的世纪，一分为二的创造性分裂的世纪，前卫艺术的世纪，真实激情得以实现的世纪，改造旧人、创造新人的世纪，人民群众登上历史舞台的世纪；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单义性的世纪，形式化的世纪，唯意志论的世纪，偶然的戏剧虚构的世纪，浪漫主义被挥霍的世纪，意识形态被催眠的世纪，无辜者被屠戮的世纪，重复出现清洗、背叛和牺牲的世纪。

　　而如果将目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和复兴汇入20世纪的主题，那么对中国人来讲，“20世纪”则无疑是一个“长世纪”和“大世纪”，从1840年开始，至今未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反复回响着“最后的吼声”。以此而言，20世纪还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世纪，一个尚未完成的属于守夜人和创造者的世纪。

　　但与此同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全球性政治——伦理状况出现了：面对当今技术集置的世界现实及强劲的扩张态势，在自然人类之间、自然人类和可能的智能人之间、人类和大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以及文明与非文明之间，一切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已互为“人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卷入共同的困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所谓中西古今之争，已不足以涵盖“20世纪”的题域。统治当今人类的，乃是20世纪形成的新的“上帝”，即技术、资本、符号的三位一体。重审20世纪，自然有诸多亟待展开的层面，而技术与人类异化之关系的思考，则是文学想象尤为薄弱的环节。由此而产生的知识分子叙事，往往难以前瞻性地触碰到时代的巨大痛点。对技术之暧昧本质的领悟水平，以及对技术宰制与虚无主义之内在勾连关系的认知，若不达到海德格尔式的“深度迷茫”，就很难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要悬搁“普通伦理学”、批判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说辞，为何他会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观优越”，并罕有地提出要先行地返回到某种“原初伦理”中去。尽管海德格尔的政治介入错误和《黑皮书》事件令人十分不安，但正如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丹尼斯·J.斯密特最近指出的：海德格尔的作品仍是一个伟大的源泉，可用于透彻地思考我们时代伦理生活的困境。

　　“原初伦理”（熊伟先生译为“原始伦理”）一词，是海德格尔在强调“思在的责任”时特别提出的。要领会其基本意涵，海氏名篇《论人道主义》里的两段话、一个典故至为关键。海德格尔首先指出，“‘伦理学’是和‘逻辑学’与‘物理学’一道第一次在柏拉图学派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学科产生的时代是一个把思变成‘哲学’，把哲学变成知识而知识本身又变成学院及学院活动中的事情的时代”，其历史后果是“知识产生了，思却消失了”。海德格尔引赫拉克利特《残篇119》，考释出古希腊语ε’τησs（“伦理”）一词的初始意义乃“居留、处所”，并顺便讲了那个著名的故事：一群外邦人怀着好奇心造访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却见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在炉旁烤火，于是大失所望地抢着往回走，这时赫拉克利特开口邀请道：进来吧，“这里诸神也在场”。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转述和分析，海德格尔提出了如下重要思想：“如果按照ε’τησs这个字的基本意思来讲，伦理学这个名字是讲：伦理学深思人的居留，那么把存在的真理作为一个生存着的人的原始的基本成分来思的那个思本身已经是原始的伦理学。”

　　据此可认为，“原初伦理”并不是最古老或最荒蛮的伦理，并非指向时间上而是指向逻辑上的优先，即任何伦理学必须以“存在之思”为依据，以对“居留”“处所”和生活世界的深思为前提。根据《存在与时间》，“此在”生存的基本特性为“在世界中存在”，因此，思“在”的真理，思“居留”“处所”之深义，正是“绽出地生存”所必须履行的伦理责任。循海德格尔关于形而上学以及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路，所谓伦理之思的“原初”性，至少有三层意思需要明确地表述：第一，非区隔化。严格的知识分类、真善美的割裂、行动与思想的强行划分等，反而使人们疏离了存在之思的简单本质。第二，非形式化。形式化其实隐含着主观性。权力意志，既可能远离德性又可能不合天命，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人生存于存在的真理并从属于存在时，才能担待和约束自己，“此外一切律令始终不过是人类理性的滥造之品”，根本无力守护人的生存本质，守护存在之家。第三，非算计性。由于意识到西方计算文化对现代世界技术化的基础性作用，海德格尔殚精竭虑地设想着某种后认识论的诗性的思想方式。因此，海德格尔虽然拒斥纳粹生物学的种族理论，却又持有某种他所认为的从存在本身的历史中生发出来的反犹主义倾向。

　　显而易见，蕴含着非区隔化、非形式化、非算计性等多重意义的“原初伦理”，与功利性的边沁主义、笛卡儿的对象化思维以及弥漫于现代西方世界的工具理性针锋相对，却同中华思维中的关系伦理、德性传统有着极大亲和力。无论是天人合一、正德厚生、性命双修，还是仁者爱人、修己以敬、德性成人，中国传统伦理智慧在形态上的确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李泽厚所谓的西方“理本体”/中国“情本体”或“情理本体”之说，其实琢磨的也是这一中西伦理根据的大差异。以此而言，不管海德格尔关于“原初伦理”的命名是否准确、充分，却多少含有古老的东方思想在现代西方“借壳还魂”的味道，而他将“伦理”问题系于存在之思的做法，着实也是为了“提高”人而非“贬低”人。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海德格尔在人类命运问题上的重大危机感受以及为应对这一危机的冒险探寻：“把语言从文法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更原始的本质结构，这是思和创作的事情。”

　　按海德格尔的想法，“原初伦理”这道窄门，唯有诗和艺术可以通过。但如今，语言到处迅速荒疏，被技术化、实用化，这不能不造成语言的堕落。从这一角度看，汉语文学的自觉和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进一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认真对待“原初伦理”这个命题。基于原初伦理的追问，有助于摆脱形而上学，重新感知语言的特质，同时也意味着小说叙事“在门槛上”生存、在临界处倾听与言说的可能。

　　“临界”之处有“大道”，“大道”莅临，所谓“左”“右”分殊，便往往成了假象，成了势格形禁的“我执”。“界面性”之所以常被人为地裂解为“一端”或“一极”，乃是西方形而上学习惯于把诸多界面性难题知识化、逻辑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而今，嚼着这枚苦果惶然不知所措者不知凡几，却忽略了逻辑化、形式化的知识本来就是非伦理性的、技术性的。企图用非伦理性的技术知识方式（例如大数据）来构建和安排“道德—政治—情感—文化”世界，正属于技术形而上学的典型妄想之一。打破这一妄想，揭示和回应时代的精神难题，提供新的具有召唤性和塑形力的文学语言与价值，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叙事无可推卸的美学和道德责任。

　　（选自《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2019年河南文学作品选（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