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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虎“摆擂台”

　　1940年是军统势力范围迅速扩张的一年。年初，军委会特检处处长一职由军统从“CC系”手中接过，从此特检处落入军统手中。

　　特检处的前身是邮检处，不要小看这个处，它直接领导着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几年后的1944年，戴笠又将航空检查业务并入该处，该处改称“邮航检查处”。

　　也是在1940年，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及集团军司令部设立军统调查室，军统势力名副其实地覆盖了全军。

　　同年上半年，蒋介石下令各战区成立“便衣混城队”。顾名思义，这是一支潜入日战区进行地下工作的队伍。他们潜入日伪军内部，或充当伪军，或充当敌军伙夫、马夫、挑夫、勤务兵、通信员、向导等等，以配合国军开展军事行动。对这支队伍的培训也落到军统的头上。军统在每一战区派遣少将级编练专员一人，教官数人，对从部队挑选的便衣混城队队员进行侦察、化装、通讯联络、破坏术、行动术、城市暴动等方面的培训。培训结束后，编练专员转为督导组组长，负责指挥相应战区便衣混城队的军事行动。

　　当年11月，财政部成立缉私处，蒋介石点名由戴笠任处长；后缉私处升为缉私署，戴笠随之升任缉私署署长。

　　特检处与缉私署是各色人等挤破脑袋都想掌控的实权单位，能同时掌控这些单位，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令戴笠烦恼的是，缉私署署长一职虽是板上钉钉，可觊觎这个职位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杨啸天！

　　正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年在上海滩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的杨虎，如今已如过气的明星，被投闲置散搁置一边，无人问津了。

　　想当年杨虎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因过度敛财遭受物议被撤职时，仍是牛气冲天。凭借他在国民党中的老资格，和在永丰舰上与蒋介石一同护卫孙中山的交情，根本不用担心无机会东山再起。果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杨虎改任上海保安处处长，1936年复任淞沪警备司令。

　　但这次，情况已大不相同。

　　上海沦陷后，淞沪警备司令部虽未明令撤销，名义上杨虎依然是“司令”，可人在重庆，这个光杆司令早已无实际意义。他曾试图谋取重庆卫戍总司令一职，通过孔祥熙向蒋介石活动，他本人也曾亲自见蒋。蒋介石当时不置可否，事后却毫无征兆地将这个要职给了刘峙。

　　如今，杨虎只剩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和一个陆军少将的军衔。他不甘心就这样靠边站，仍然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财政部酝酿成立缉私处，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他觉得这个位子适合杨虎，区区一个处长，他这个部长完全可以做主。再说，杨虎又在赋闲之中，与蒋介石关系也非同一般，孔祥熙相信蒋介石不会反对。

　　当时，杨虎就寄住在孔祥熙的公寓——国府路范庄。孔祥熙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让他抓紧招兵买马。杨虎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一旦发表为处长，现搭班子肯定来不及。虽说只是一个处，可缉私的覆盖面不小，手下必须有一批现成的干部。于是，杨虎很快罗致了一帮人，悄悄开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地点就在范庄。

　　范庄是原川军师长范绍增的一处公馆。

　　别小看这位范师长，其能量却是非常了得。他先后在杨森与刘湘手下当师长，抗战爆发后任第八十八军军长，抗日战场上是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同时他又是四川“袍哥”，也是青帮“通”字辈弟子，与杨虎同辈，比“悟”字辈的杜月笙高出一辈。与杜月笙、杨虎等人的关系十分热络，是个长袖善舞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范绍增最显赫的不是他的军职，不是他的帮会身份，而是他富可敌国的家财与为数众多（40位）的姨太太。

　　当然，四川的军阀个个都是大“土豪”，范绍增最显著的“土豪”标志，就是他在国府路的公馆——范庄。抗战时期孔祥熙、何应钦、顾祝同、唐生智等多位国民党高官显要都在范庄设置公馆，可见范庄面积之大。

　　正是由于范庄容量超大，杨虎的一个小小训练班，是不易被外界发现的。毕竟处长一职尚未正式发表，训练班不宜过早公开。

　　但杨虎与孔祥熙都没有料到，成立缉私处的签呈批下来时，发表的人选却不是杨虎，而是戴笠！

　　其实早在成都发生抢米风潮不久，戴笠就准备了详细的资料和统计数据，向蒋介石报告法币贬值、物价暴涨、贪污横行、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导致政治动乱等等残酷现状，并提出三点建议：检惩贪污；防止走私；统制运输，货畅其流，使全国的运输力量发挥最高程度的作用。

　　蒋介石决定快刀斩乱麻，5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由戴笠兼任该局监察处处长，负责监督运输，维护安全；6月，再由国民政府申令，严惩贪官污吏；11月，成立财政部缉私处（后为缉私署）。

　　尽管杨虎比戴笠有多得多的“光辉历史”，诸如革命元勋、肇和起义的英雄、孙中山的参军等等，随便拿出一个职务与身份，都会让戴笠望尘莫及。但他在上海警备司令任上仅一年多时间，就搜刮得宦囊丰裕，连娶三房姨太太，在西湖之滨盖起美轮美奂的豪华别墅，可谓富埒王侯。他的巧取豪夺手段，蒋介石早有领教，怎敢让他去当缉私处处长！

　　在蒋介石眼中，戴笠自然是清廉自律的，无论军统有多少办公场所，无论戴笠有几处公馆，归根到底都不是他的个人私产。即使装修豪华的“漱庐”，里面有他办公和住宿的房间，很多人称之为他的公馆，可局本部及外勤“高干”都知道那是军统外勤干部招待所，是军统的窗口和脸面。戴笠最讲究中国式排场，尤其在外人面前，绝对不能掉价。没钱的时候都要打肿脸充胖子，如今家大业大，管辖着为数可观的有油水的部门，这个排场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但这和个人贪腐是两回事。

　　最懊恼的是孔祥熙。孔祥熙举荐杨虎，不仅仅出于为杨虎考虑，更是为了将这个部门控制在“自己人”手中，以便日后生财有道。

　　戴笠对蒋介石俯首帖耳，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对孔祥熙却向来“不过电”。如此重要的部门落到戴笠手中，孔祥熙实在不甘心，所以杨虎的缉私干部训练班一直没有停下来，为的就是时刻准备着，待时机一到，立刻取而代之。

　　在范庄这么知名的国府官员聚集地搞训练，这样的信息当然瞒不过戴笠。可难办的是，这两人一个是蒋介石的连襟，一个是戴笠的盟兄弟。若蒋介石与孔祥熙弄僵了，对大家都不好；若戴笠与杨虎弄僵了，更是有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嫌疑。

　　若任由他们办下去，毕竟孔祥熙是一人之下的高官显贵，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将戴笠拿下。常言说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防患于未然，早动手方能免除后患。可是怎么动手呢？戴笠想到了他的红颜知己陈华。

　　于是，戴笠给陈华发电报，请她到重庆游玩。

　　陈华是何等聪明，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戴笠平白无故地请她去重庆玩。在一帮逃难香港的闺中密友为她举行的饯行宴上，大家都在猜测，戴笠作为蒋介石的红人，身兼数要职，整日公务缠身，请陈华到重庆去，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呢？

　　陈华则带着几分得意地说：

　　“能有什么要紧事呢！我看他一定是高高在上久了，人家把他马屁拍得太足，想把我请去骂他几句，过过从前的瘾。”

　　这个“从前的瘾”，指的是戴笠发迹之前所受的磨难。

　　请来杨氏“克星”

　　在戴笠面前，陈华就像高高在上的女皇，以她的美貌、聪明睿智、社交手段、政治靠山牢牢地吊住了戴笠的胃口。戴笠对她的追求，如猫逐腥，可总是抓不到这条在自己眼前优哉游哉的“美人鱼”。

　　人们把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定位为男女最高境界的友谊，可世间真有这种圣洁的感情存在吗？如果说蓝颜知己是女人人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那么，让成功的男人烘托自己，则是陈华驾轻就熟的“把戏”。

　　戴笠的电报给陈华撑足了面子，让一众避难香港的阔太太们好不羡慕，甚至在饯行宴上，一位年轻貌美的某银行总经理夫人请求陈华带她一起去重庆。据说这位夫人与戴笠有过床笫之欢，如今戴笠做了军统掌门人，权势炙手可热，这位夫人旧情难忘，一定要去见见这位昔日旧爱。

　　于是，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特地到停机坪迎接陈华的戴笠一眼看到陈华身边那个“她”，满脸的笑容霎时僵住。他狠狠瞪了陈华一眼，才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陈华抑制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几乎笑得前仰后合。

　　在戴笠接触的女人中，大概只有这位“大姐大”敢对戴笠说“不”，敢拿戴笠开涮，敢对戴笠指手画脚，嬉笑挖苦。戴笠当然不会生气，在他眼里，陈华就是一个撒泼任性的小女孩。对她于公于私的任何要求，他都会尽全力满足。

　　当晚，戴笠将这两个“尤物”安排住在军统最豪华的对外窗口——漱庐。第二天一早，戴笠让陈华去范庄看望杨虎。

　　尽管知道不会是邀她来玩的，可陈华还是不会想到，此行会和杨虎有什么瓜葛。

　　“为什么要去看他？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已经分居了。”

　　“分居归分居，没离婚就还是夫妻。当年你自己也说过：夫妻不做还是朋友。既然到了重庆，总归要去望望他嘛。”

　　陈华不知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既然他不肯说，她也就不再问，反正早晚会知道，而且看样子事关重大。

　　都说陈华是不在编的军统女特工，虽有溢美之嫌，却也说明陈华本人不无职业特工素质，起码不该问的不会多问，该保密的不会外传，该披挂上阵时毫不犹豫。

　　见陈华答应了去范庄，戴笠又说：

　　“带着你的闺蜜一道去，既然你把她带来了，你就负责安顿她好了，你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儿。”

　　其实戴笠还有另一层用意，那就是让那位总经理夫人陪着陈华，当然他本人也会去。如此一来，既可以让杨虎看到，他与陈华是光明正大的朋友，又可以让陈华知道，是她恶作剧带来了银行总经理夫人，她是自作自受，与他全无瓜葛。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华妹”是首屈一指的“女神”。

　　而戴笠与杨虎，其实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只是随着戴笠越来越繁忙、杨虎越来越闲散，两人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或许正是这种反差，让他们都感觉到尴尬；或许因为杨虎作为蒋介石的盟弟受到冷落，戴笠作为杨虎的盟弟却在蒋介石面前蹿红，这让有着老资格的杨虎一时难以接受。

　　至于杨虎与陈华越来越疏远的夫妻关系，原因主要在于杨虎。是杨虎对这位已是半老徐娘的三姨太渐渐失去兴趣，越来越冷淡，导致个性独立的陈华离他而去；同时，陈华羽翼已丰，良禽择木而栖，显然戴笠这棵大树更能遮风挡雨。

　　总之，戴笠与陈华，归根到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戴笠与杨虎便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按照戴笠的安排，陈华先给杨虎打了电话，说要去范庄打麻将，让杨虎给安排牌局。

　　虽然事先打了招呼，陈华一进门，还是觉察出了异样。是什么异样呢？那就是杨虎身边又有了新的女人。陈华何其聪明，很快便探出了底细：杨虎又纳妾了，而且一纳便是两房，都是重庆本地的青楼女子！

　　这个信息当然不是从杨虎口中探到的。既然已将他弃之如敝履，何必要与他当面计较这些呢？

　　杨虎也是做贼心虚，对陈华的接待一点都不敢马虎，生怕他这位能量了得的如夫人为此掀起什么波澜。好在范庄够大，在这里与两个刻意隐藏的人狭路相逢概率几乎为零。

　　一连几天，戴笠陪着陈华进入范庄。陈华和女伴上了牌桌之后，杨虎就会离开。戴笠则像保镖一般坐在陈华身后，一坐就是一天。尽管吃喝都有人服侍，可作为军统局的掌门人，戴笠抛开一切公务，一天到晚陪女人打牌，实在令人费解。

　　其实，感到费解的只是陈华和她的女伴。杨虎很快就看明白了：陈华不是为了两房姨太太来吃醋的，而是为戴笠来“叫板”的。这倒让杨虎松了一口气，只要陈华不开口，戴笠能把他这个盟兄怎么样？他愿意天天来这里坐着尽管来好了。

　　陈华却是腻烦透了，要打牌在哪凑不起局，牌搭子有的是，何必非要去范庄！早上戴笠又来漱庐接陈华时，陈华“罢工”了。

　　“我今天不去范庄了，也不打麻将。”

　　戴笠愣了一下，赶紧赔着笑脸说：

　　“好吧，那我陪你聊天。”

　　“你叫我来到底为了什么？”陈华终于忍不住了，“今天你要不说清楚，范庄我是再也不去了。”

　　戴笠也没想一直瞒下去，毕竟天天打牌也不解决问题，但总要看看杨虎是什么反应，然后再商量对策。如今也该给陈华兜底了，于是问：

　　“华妹，你晓不晓得，啸天在范庄忙些什么？”

　　“不晓得，他忙什么我不感兴趣。反正他现在看到我，忙也是忙，不忙也还是忙。你也看到了，每天安排好牌局，把我往牌桌上一送，人就没影了。”

　　“他这段时间的确是忙得很。”戴笠凑近陈华，低声说。

　　见戴笠双眉紧锁，一脸的凝重表情，陈华更是搞不懂了：

　　“他在忙什么？”

　　戴笠站起来，在偌大的客厅里转了一圈，特地到每个门口向外看了一下，然后返回来坐在陈华身边，压低声音，将财政部成立缉私处、杨虎秘密成立干部训练班准备取而代之之事原原本本告诉了陈华。

　　“就凭他单枪匹马、临时培训几个人就能取而代之？”

　　“这个暂且不论，就说眼下，明摆着就是跟老头子对着干，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老头子听到风声，后果会怎样？”

　　“那是他自找的！”

　　“话不能这么说，你和他名义上还是夫妻，我和他还是结拜兄弟，中间还有个行政院副院长，总不能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

　　见陈华点头，戴笠又加上一句：

　　“不过话又说回来，凭着孔副院长和老头子的关系，说不定什么时候老头子就会耳朵根子发软。倘若任凭他继续招兵买马，还真不知最终鹿死谁手。”

　　“你想叫他停了训练班？”

　　“对，釜底抽薪。”

　　“用什么办法让他停办？”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看样子他不会轻易放弃。”戴笠思索着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能不能奏效，暂且试试看。”

　　原配和红颜知己

　　戴笠传授的办法非常简单。当天下午，陈华再次去范庄打牌，这次戴笠没有亲自陪护，而是派车将陈华和那位总经理夫人送了过去。

　　但这次，陈华让女伴自己上了牌桌，没等杨虎离开，就先把他叫住，拉进一个小房间里，一进屋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你那个训练班，还是趁早停了！”

　　杨虎显然吃了一惊，没想到陈华会公开、当面提出这件事，本能地反问一句：

　　“为什么？”

　　“委员长又没让你当这个缉私处处长，你这样是和委员长叫板！这个事从一开始雨农就晓得，你那些学员里至少有两个，是他派过去潜伏的。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当天晚上就可以得到消息。”

　　这倒是杨虎没想到的，如果戴笠将这些消息呈报蒋介石，倒霉的首先是他。他自然也担忧，戴笠在蒋介石那儿正红得发紫，孔祥熙未必斗得过戴笠，尤其戴笠有一个庞大的无孔不入的特工组织！

　　虽然戴笠觉得没有把握，可这一招灵得很，傍晚陈华满面春风回到漱庐时，戴笠就知道成功了。

　　为了等这个结果，戴笠早早就来到漱庐的会客室，一见到陈华，就笑吟吟地说：

　　“都说一物降一物，看来你真是啸天兄的克星。只可惜，啸天兄就是抓不牢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子。”

　　“好了，别给我灌迷魂汤了，都说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利用起朋友妻来了。”

　　“还有一句话，叫作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何况啸天兄换老婆的速度不亚于换衣服，何谈利用呢？”

　　戴笠这句话，勾起了陈华的不快，她酸溜溜地说：

　　“某人倒是不换老婆，可时不时地就会金屋藏娇。别以为我不晓得，曾家岩公馆里就住着一个姓余的小姐。”

　　这话有点不对劲，戴笠心里敲起了小鼓：招惹谁也不该招惹这位“大姐大”，而且平心而论，他对陈华的感情远在余淑恒之上。你说她“得胜”而归，不问训练班的事说什么老婆、衣服啊！这不是自找别扭嘛！

　　见戴笠一时语塞，陈华觉得自己的猜测被证实，禁不住真的生气了：

　　“我明天要回香港了！”

　　陈华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戴笠吓了一跳，赶紧好言哄劝：

　　“华妹，你不要吓我好不好？给我点时间我给你解释嘛！”

　　“哪个要你解释？又不关我的事。来了这么多天，我住够了。”

　　“华妹，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姓余的小姐叫余淑恒，是唐老四的老乡，也算是徐来的小姐妹，大学毕业一时找不到事做，唐老四推荐到我这里当秘书。她出入曾家岩公馆，那是为了陪酒。朋友来了，有个女性总归方便一些，起码活跃一下气氛。”

　　见戴笠如此诚惶诚恐，陈华“扑哧”一声笑了。她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无权干涉戴笠的私生活，毕竟她与杨虎没有离婚，即便离婚，她也只能做他一辈子的红颜知己。可是，她总是控制不住那股莫名的醋意，这总会让她想到戴笠的结发夫人毛秀丛。第一次见到毛秀丛时的情景，总是不经意地在她的脑海中闪现，她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感到憋屈，感到毛秀丛这辈子活得太憋屈了！

　　那是1935年春天，刘戈青等“九个火车头”刚刚加入特务处，准备入杭州警校训练班接受培训。离开南京前，戴笠请陈华带他们去中山陵“谒陵”。陈华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南京，戴笠亲自接站，要拉着她去他的“摊头”看看。

　　当时特务处已合并南昌行营调查科，实力大增，陈华还以为戴笠要向她炫耀一下国民党第一所特务机关的排场与阵仗，却不料汽车转弯抹角，开进了一条比上海弄堂还窄的巷子——鸡鹅巷，停在五十三号门前。

　　陈华下车一看，这哪是什么机关或者公馆，分明就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住家小院，家、办公室、车房、职员宿舍等都在这里，戴笠全家人和工作人员、卫士等全部吃住在一起。戴笠和家人、副官住在后院，特务处“甲室”工作人员办公住宿在前院。

　　走进后院客厅，戴笠的母亲蓝氏和夫人毛秀丛早已等候多时了。

　　婆媳俩穿着同样款式的全新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棉袍，扎着裤脚，穿着棉布鞋；老太太满头白发，头上箍了一道黑布抹额。婆媳俩的装束，一看就是为了迎接客人特地打扮的，可看上去实在是土得掉渣。

　　戴笠却是神采飞扬，指着陈华向他的母亲和太太介绍说：

　　“这位就是我时常提起的杨太太！”

　　陈华这才意识到，这哪是炫耀他的特务机关，纯粹是向他的母亲和太太炫耀他的朋友——身穿英格兰风衣满身珠光宝气的洋派阔太太！是特地把她接来让婆媳俩开眼的！

　　婆媳俩哪见过这么高贵洋气的女人，一时间紧张得手足无措。

　　介绍过后就应该打招呼了，陈华伸出手去准备和婆媳俩握手，同时抱歉地说：

　　“不曾想到戴先生要我先来拜望老太太、戴太太，连一点礼物都没带。”

　　可是，婆媳俩面对陈华伸过来的手躲躲闪闪，嗫嗫嚅嚅，连一声杨太太也没有叫出口来。

　　陈华十分尴尬，只好讪讪地缩回了右手。戴笠赶紧代她们道歉：

　　“母亲和我太太都是乡下人，平时很少见客，没有握手的习惯，真是抱歉！”

　　既然母亲和太太不能接待陈华，那么戴笠只好自己出马，他这套“接待”完全是西洋式，一边说着“请坐请坐”，一边叫副官奉茶，同时非常绅士地给陈华摘下围巾，脱掉风衣。

　　这一连串的动作，看得毛秀丛两眼发直。她这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倒是早年的时候常常这样服侍戴笠。在她看来，这是作为女人天经地义的义务。可自打住进鸡鹅巷五十三号，这种“义务”也渐渐没有了。在她眼里，戴笠对陈华太过亲热了，这俨然就是夫妻之间的举止。

　　毛秀丛的神态没有逃过陈华的眼睛，这样的绅士风度在这婆媳俩面前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她马上就一个闪身，避开了戴笠搭在她肩头的两只手，然后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老太太和戴太太都拜望过了，戴先生，你的特务机关就不要参观了。”言外之意，她是特地来参观特务处的，“请你替我叫部车子，我要到饭店去了。”

　　戴笠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两个女人之间的暗中“过招”，他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毛秀丛的感受。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让这两个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女人在这种场合见面。所以他依然热情洋溢地说：

　　“不忙不忙，母亲和我太太老早就准备好了，请杨太太一定赏光，在这里吃一顿家常便饭。”

　　为了留住陈华，戴笠又特别强调说：

　　“杨太太，你平时锦衣玉食，山珍海味吃惯了，难得有机会换换口味，尝尝我们江山的乡下小菜。我们今天有特别加菜，有红烧猪肉、红烧牛肉，还有特地从江山运来的腊肝。这腊肝是把整片猪肝挂在仙霞岭的一道峡口上，那边夜里的山风大得吓人，一夜之间就把生猪肝风干了，吃起来劲道得很！”

　　可他越是盛情挽留，陈华越是心中忐忑，一边满口称谢，一边极力告辞。戴笠见挽留不住，只好叫来司机，将轿车开到院子里。

　　陈华赶紧向戴笠的母亲、太太告辞，并连声对戴笠说：

　　“谢谢，不用送，请留步！”

　　送到院子里是必须的，不光戴笠送了出来，连他的母亲、太太也跟着送到院中，只是始终没说一句话。

　　戴笠又是一副绅士范儿地拉开了车门，陈华仍在说着“不用送，请留步”。她是真心希望戴笠留下，也好让毛秀丛看到，她与戴笠的关系一清二白。

　　戴笠却不管不顾，竟然双手搀扶着陈华，将她扶到车上，自己也就势挤进车去，紧靠着陈华坐下。

　　陈华感到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瞟了一眼车外，毛秀丛那双无助的眼睛充满哀怨，在她脑子里成为永久定格。

　　戴笠没有给她预订饭店房间，而是将她拉到一处二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安顿下来。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向陈华展开了猛烈攻势。

　　陈华本是出身风尘，对男女之事见得多了，戴笠想干什么，她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倒不是因为她已从良严守妇道，也不是因为和杨虎感情多么深厚，主要还是在于她太看重戴笠。或许是同样坎坷的经历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或许是同样不屈服于命运的个性让他们更加意气相投。

　　总之，她很珍惜这种友谊，这种默契，这种朦胧的美好感觉。倘使一旦越过雷池，这一切的美好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她知道，凡是被戴笠白相过的女人，总是被他弃之如敝履，就像这次同来的银行总经理夫人，原本为重温旧梦而来，却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她要做他一辈子的红颜知己。

　　当然，让她果断拒绝戴笠的，还有毛秀丛那双充满哀怨的眼睛。

　　女朋友的心思

　　其实红颜知己并不是好当的，所以陈华常常会瞬间醋意大发，很快又云开雾散，霁月光风。

　　小性子使过之后，陈华这才想起说说杨虎那个训练班的事。

　　“啸天那边摆平了，训练班马上停。不过，有一点你要晓得，这个缉私处处长不是啸天要做，是孔祥熙要他做。孔祥熙不过把他当枪使，目标就是冲着你去的，是他对你不放心。以后你要是不小心妨碍了孔家利益，他照样可以找别人把你顶下去。”

　　这番分析，听起来言辞尖锐，却是实情实理。

　　“有道理，有道理，华妹不愧是女中豪杰。”戴笠啧啧赞叹，很动情地说，“华妹，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

　　这话虽不免夸张，戴笠说的却是真心话。他与陈华之间那种真诚默契，无论余淑恒还是他后来费尽心机追求的胡蝶，都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以致军统内部很多人都认为他和陈华形同夫妻。军统内一些人及“九个火车头”称陈华为“师母”，自然也是事出有因。从1932年相识到1946年戴笠殒命，两人一共交往14年，以致延续几十年，人们都认为陈华是戴笠的情妇。陈华在戴笠的女人中，实在是一个另类。

　　当晚回到曾家岩戴公馆，投入戴笠怀抱的仍然是女秘书兼女友余淑恒。

　　与陈华相比，戴笠与余淑恒在一起，总感觉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与其说他看中的是余淑恒的年轻美貌，不如说看中的是她的教育背景，特别是她的外语专业背景。胡宗南找太太以“师母”为标准，戴笠又何尝不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兼得力助手，成为蒋介石的黄埔系弟子中很多人心目中衡量太太的标杆。戴笠也十分清楚，无论叶霞翟还是余淑恒，她们都成不了宋美龄，尽管叶霞翟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已在1939年被他送到美国深造；对余淑恒，他也有此打算。

　　但是，那层隔膜是什么？

　　说起来，戴笠对余淑恒也算非常用心了。一进军统就让她当了局本部秘书，军统局外事训练班刚一成立，就将她送进了训练班，明摆着是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这还不算，戴笠历来反对部下为家庭琐事分散精力，抗战爆发后甚至制定了抗战胜利前不许结婚的“铁律”，连他本人在毛秀丛生病半年多的时间内，都没有回去看望一眼。但他为余淑恒却破例了。

　　长沙大火之后，余淑恒的母亲和弟弟妹妹迁居乡下，借住在亲戚家中。寄人篱下就要仰人鼻息，余淑恒的母亲很不习惯，让余淑恒回去将他们接到重庆。

　　在局本部工作的单身男女，将父母家人接到重庆并照顾他们生活的，可以说绝无仅有。余淑恒原本没抱什么希望，当她试着向戴笠提出这个要求后，戴笠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很快让军统局在长沙的部属将余淑恒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送到了重庆。为了追求余淑恒，他将化名都改成了“余龙”。

　　那么，戴笠真的要娶余淑恒吗？起码不急在一时。在毛秀丛病逝后，两人的关系日渐明朗，余淑恒也曾旁敲侧击地问过他，他都顾左右而言他。

　　余淑恒真的愿意给他做续弦夫人吗？其实也未必。其原因，也并非胡宗南所说，“都能给人家当爹了”，十六七岁的年龄差距在很多人的二次婚姻中司空见惯；或许余淑恒在意的是戴笠能否感情专一，毕竟戴笠身边围着不少女人，是朋友是知己还是情人，其他人都是雾里看花，作为另一半的太太，就更难探其真相了。尽管她比毛秀丛有文化，层次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永远不可能掌控戴笠，那就难免会步毛秀丛后尘。

　　但她现在还离不开戴笠，她的前途，她的留学梦，她需要照顾的家人，都要仰仗戴笠的关照，所以她依然千方百计迎合戴笠。当然，倘使戴笠提出娶她，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这个晚上，余淑恒一直等在客厅里。

　　一般情况下，只要戴笠不约她过来，她不会主动过来；只要戴笠不留她住下，她也不会主动留宿；只要留宿，即使戴笠彻夜不归，她也要等下去。

　　这晚戴笠原想留宿漱庐，陈华已经完成任务，他想留她多住些时日。尽管她身边有女伴，漱庐里也有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他还是担心她感到孤独闹着回香港。但是，早上离开的时候他被余淑恒将了一军。

　　“我晚上不过来了，你多陪陪师母吧。”

　　说这话的时候余淑恒表情平静，完全不像吃醋的样子，而“师母”二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显然味道就变了。

　　戴笠愣了一下，瞪着余淑恒说：

　　“你什么意思，让我娶三妻六妾吗？”

　　其实国民政府并不限制纳妾，妻妾成群的也大有人在，杨虎就是其中一个。唐生明虽一直不肯公开，可徐来的女秘书张素贞就是他的小妾。但戴笠不会纳妾，连蒋介石都休了原配离了小妾才正式与宋美龄结婚，是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他作为学生怎敢僭越？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余淑恒很无辜地说，“别人都叫师母，为什么我不能叫？”

　　“别人起哄，你也跟着起哄吗？”

　　“哪里是起哄，连杨太太自己都承认。”

　　“你都说是杨太太了，难不成杨啸天也做过军统训练班的老师？”

　　“强词夺理，不跟你说了，反正晚上我不来了。”

　　戴笠最怕女人使小性子，虽然他脾气急躁，经常对身边人大声呵斥，但是余淑恒从未见过他对女人横眉立眼。经余淑恒这么一说，戴笠反倒非留她不可了。当然他也没想到陈华这边今日会大有斩获。

　　见戴笠一脸轻松地走进来，余淑恒知道他心情大好，接着早晨的话题开玩笑说：

　　“还以为你会留下和师母共度良宵呢。”

　　再次说起“师母”这个词，戴笠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看来天下女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啥毛病？”

　　“吃醋。”

　　“倒好像你见识过多少女人似的。”

　　“不管见识多少，杨太太，她是很独特的一个，以后你不要拿她开玩笑。”

　　说这话的时候，戴笠收敛了笑容。余淑恒噘了噘嘴巴，不敢再造次。戴笠接着说：

　　“我和啸天是兄弟，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人道理。杨太太她不是团体的人，可她做的工作比我们很多同志做得要多，要重要，她是非军统的军统女特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该尊重她。你知道她为什么到重庆来？”

　　余淑恒摇摇头。

　　“她来为我们处理一桩十分棘手的事。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啸天兄，也关系到孔部长，更关系到委员长，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

　　戴笠给余淑恒简单介绍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说：

　　“杨太太四两拨千斤，你说她是不是给军统立了大功？”

　　“是，是。”

　　余淑恒连连点头，其实她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她感兴趣的就是把戴笠哄得高高兴兴的，早点送她出国。可她从外事训练班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戴笠却极少主动提起这个话题，她心里十分着急，却又不便直接催问。她更担心的是，万一哪天戴笠对她厌倦了或者看上了其他女孩子，她国也没出成，高枝也没攀上，岂不鸡飞蛋打！

　　趁着吃宵夜的机会，余淑恒有意无意地问起了叶霞翟留学的情况。戴笠怎能不知这小女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要不是逼婚，其他的眼下他都可以接受。他没谈叶霞翟的情况，而是直接说：

　　“军统需要外事人才，你有外语专业背景，相比叶霞翟你优势更多。可是，办这个留学手续需要赶对机会，需要有个过程。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消好好工作，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话说到这个份上，余淑恒也不便再催促。其实这件事戴笠已经在办理了，正如他说的需要有个过程，在办好之前他不愿开“空头支票”。

　　建“黑室”一波三折

　　搞定了杨虎，戴笠即刻放手大干，很快在重庆、西安、衡山开办查缉干部训练班，三地各自开办一个班，每个班连办两期，每期各约300人。学员大多从军统各特警班受训学生中调来，毕业后派到各省查缉所及分支机构担任查缉员。并在时间上与各省缉私处布建计划相配合。当然，这是后话。

　　其实，军统到重庆两三年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当属建立了“中国黑室”。

　　所谓“中国黑室”，即军统电讯处（第四处）所属特种技术研究室。特技室由密码研究室和无线电侦察总台两部分组成，密码研究室是专门研究破译日本电讯密码的机构。

　　所谓电讯密码破译，是在侦收敌方电讯之后，通过破解其密码的组成与变化方式，获知其通讯内容，这在战时，价值之大难以估量。

　　早在军统成立前，特务处便有了从事密码破译的人员，那时主要是针对非蒋嫡系军政系统往来密电的简单侦抄检译。军统迁移重庆后，魏大铭主持的电讯科升为电讯处，专门成立了以研究日本军事情报密码为主的“密码研究组”。

　　其实，最早研究破译日本密码的并不是军统的密码研究组，而是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的电讯专家温毓庆。温毓庆的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是受美国一本纪实作品《美国黑室》所启示。

　　该书作者赫伯特·雅德利，素有美国“密码之父”之称。雅德利1889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早年任美国国务院机要员，负责抄收和破译一些密码和文件。一战期间奉命主管军事情报局破译课，为美国陆军军部军事情报处破译了上万份外国电报。战后，由美国国务院和陆军军部提供经费，成立了一个由50名密码专家和机要员组成的秘密机构，专门破译情报部门获得的密码信息，这就是“美国黑室”。

　　“美国黑室”成立后，为美国商业贸易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情报，并在1921年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使国务院在裁剪海军军备的华盛顿会议上占据有利地位。后因涉及通讯安全，受到各方面抨击，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保障通讯秘密”的新法律，该机构于1929年正式关门，雅德利就此失业，返回印第安纳州，在老家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美国黑室》《日本外交秘密1921—1922》《日本红日》《美貌出众的伯爵夫人》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情报工作为题材的纪实作品。

　　尤其是1931年出版的《美国黑室》，详细叙述了该秘密机构破译密码的工作情况，引起强烈反响，一经问世，便有近20个国家改换外交密码，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日本。但由于违反了秘密工作纪律，美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对雅德利进行起诉，却因保密法原因无法提供证据，只得多次对雅德利进行警告，也曾没收他的文稿，逼得他不得不改行从事房地产投机生意。

　　《美国黑室》出版后，温毓庆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当时日本已入侵东北，他料到中日间迟早会爆发一场战争，中国也应该组建一个类似“美国黑室”那样的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机构。

　　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他将这一想法告诉宋子文，通过宋子文请示蒋介石。1934年蒋介石虽批准了这个建议，但并没有划拨专项经费。温毓庆只好在电讯局内部找了几个亲信，搜集一些日本电报底稿，进行日电密码研究。抗战爆发后，温毓庆主持的这项研究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只好向原下属、特务处电讯科科长魏大铭求助，请他代为培训电讯人员。

　　魏大铭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很想与温毓庆合作，共同组建日电破译机构，却遭到温毓庆的婉拒。戴笠并不死心，通过这件事得到的重要信息使他受到启发，这个重要信息就是——《美国黑室》和它的作者雅德利。

　　戴笠立即与军统局美国情报站站长萧勃联系，令他暗中寻找雅德利，一旦找到，不惜重金聘请到中国，为军统培训密码破译人才。

　　萧勃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这个身份为寻找雅德利提供了便利。他很快找到了正处于困境中的雅德利，双方一拍即合。经过秘密磋商，最终以年薪100万的待遇，与雅德利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

　　1938年11月，在萧勃的精心安排下，雅德利化名赫伯特·奥斯本，经香港来到重庆，住进戴笠特地为他安排的神仙洞九十二号——一幢花园别墅，人称“豁庐”。

　　雅德利的《美国黑室》《日本外交秘密1921—1922》等书，揭露了许多日本见不得人的内幕，他本人早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戴笠唯恐被日本间谍侦知其行踪，不得不严加防范，同时派多名保镖负责他的安全。

　　豁庐地处重庆乡间，地理位置偏僻，一般人极少涉足，就连日本军机空袭也不会注意到这里；加之背靠枇杷山，居高临下可俯瞰长江，环境清静幽雅，是一个既安全又适合开展秘密研究工作的场所。

　　这是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洋楼，楼内共有20多个房间，可以容纳上百人。这里不仅是雅德利的个人住所，也是密电研译的办公场所，同时是军统密电侦译培训班所在地。每个培训班一般30多名学员。所有人都吃住、工作、学习在这里。雅德利除了指导密码研究员研究日本电报密码外，还要给学员上课。他的教学方式理论结合实践，学员每日理论学习两小时，其余时间进行业务研究。

　　当时密码研究组已有40多人，下设研究、侦收、总务、统计各股，另有翻译官室、专员室，由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的人充任专员，担任研译业务。

　　军统的电讯总台设在浮图关遗爱祠，并于上饶、洛阳、西安、桂林等地建立电讯工作队，设立侦收支台，分别侦收华中、华东、华北等地日军的往来密码电报，供密电研究组研究与破译。

　　在193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雅德利在豁庐为军统培训了近200名密码研究与侦译人员。在此基础上，戴笠再次提出与温毓庆合作。尤其已与雅德利续签合同，戴笠拥有了更具诱惑力的资本。

　　此时的温毓庆因交通部人事纠纷，正在处境艰难之中，加上他本人对雅德利的崇拜，很快同意了戴笠的要求。两人经过协商，议定了“中国黑室”的有关事项，很快呈报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集团的密电破译机构，除了有温毓庆主持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和军统电讯处的密电研究组外，还有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研究组，组长为机要秘书毛庆祥。蒋介石将三个密电研究机构合并，于1940年年初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由温毓庆兼研究室主任，毛庆祥和魏大铭分别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合并后的技术研究室设在重庆黄葛垭，编制300余人，由军事委员会正式拨款购置器材，每月拨付办公经费五万余元。

　　然而，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了，戴笠却被抛到了一边，虽有魏大铭参与其中，却完全不由军统控制。换句话说，戴笠费尽心思，又聘洋专家，又培养人才，如今却把家底全部拱手让给了别人，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完全有悖于戴笠的初衷，可又无可奈何。

　　与戴笠相比，温毓庆本身就是留洋博士、电讯专家，又是宋美龄的表兄，无论资历还是背景戴笠都不可匹敌；毛庆祥虽非电讯专家，却也曾留学法国，早在北伐前便担任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那时候戴笠还没踏上报考黄埔军校的南下之旅呢！且以侍从室机要秘书的身份，管理这个日电破译部门正是名正言顺，尤其便于蒋介石及时了解日军动态。论背景，毛庆祥不仅与蒋介石有乡党之谊，且两家为世交，渊源深厚，戴笠岂有资格、能力与之相抗衡？

　　戴笠尚能聊以安慰的，是还有一个军统的魏大铭参与其中，好歹能及时得到破译的日电内容。

　　不料，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成立没几个月，突然发生变故。常言说一山不容二虎，毛庆祥虽是副主任，却主持日常工作，凡事有个人主张，且愿自作主张；温毓庆作为主任，又是资深专家，既然为日电密码破译研究多年，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两人因意见不合，闹得不可开交。

　　时逢温毓庆患黄疸性肝炎和钩虫病，干脆一走了之，赴港看病，一去不归。温毓庆走后，毛庆祥与魏大铭的矛盾升级。魏大铭毕竟是电讯专家，凡事有自己的想法，毛庆祥则寸步不让，两人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毛庆祥一怒之下向蒋介石密告魏大铭抓权不轨。蒋介石痛责戴笠之后，将毛庆祥与其原密电研究组人员撤回，将技术研究室交给军统管理。

　　这样一来，等于军统吞并了温毓庆在交通部的研究班底。这个意外的收获令戴笠乐不可支，亲自邀了魏大铭，跑到豁庐与雅德利摆酒庆贺。

　　军统电讯处“特种技术研究室”就此成立，这就是“中国黑室”。

　　侦获日军南侵情报

　　1940年4月的一天早上，戴笠刚刚起床，魏大铭就急匆匆闯了进来，报告说：

　　“日军准备南进了！”

　　“情报可靠？”戴笠吃惊地瞪大眼睛盯着魏大铭。

　　魏大铭递上刚刚破译的日本密电电文。

　　“日军南进”意味着什么，戴笠太清楚了。那将切断中国通向外部的所有通道，任何战略物资再也无法进入中国，这等于扼住了中国抗战的咽喉。

　　“七七”事变爆发时，尽管日方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不尽知虚实，但对其战略物资的来源与输入路线十分清楚，开战不久即以优势海军，迅速攻占沿海港口，封锁海上交通，使中国对外运输濒于断绝。

　　此前，国民政府已考虑到运输补给对军事、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在抗战以前便已未雨绸缪，设立“西南进出物资运输总经理处”，以商营身份做掩护，在越南、缅甸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西南运输处”总处。

　　武汉会战酝酿期间，进口的军用物资除由粤汉铁路输送外，多由西南运输处的汽车从广州运到长沙。

　　1938年10月末广州失陷，广州口岸丧失，西南运输处迁往昆明，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只有靠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分别接运越南海防和缅甸仰光两个港口的物资。

　　可是不久，日本对法越政府施压，使其宣布停止中国一切过境运输。这样，滇越铁路被切断，中国的战略物资运输就只剩下滇缅公路这一条独木桥了。

　　当时的滇缅公路运输，是指物资到达缅甸仰光后，由缅甸方面将物资从仰光经腊戍运到与缅甸毗邻的云南芒市和遮放，再由西南运送公司运抵昆明。

　　1939年冬，戴笠曾赴仰光。他看到滇缅公路上军车往来，运输繁忙，港口货物依然堆积如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从仰光到昆明，几乎要从南到北经过缅甸狭长国土的四分之三，尽管英国尚无过分不友好表示，但已有越南的教训，戴笠岂敢掉以轻心？

　　当时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处长是军统干部陈质平，戴笠当即下令陈质平，在腊戍一带（靠近云南）选择较为隐蔽的地点，设立大规模仓库，尽速雇用商车，将进口待运货物尽快转运腊戍，并限时完成。

　　果然不久局势陡变，日机轰炸仰光，因货物运转及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眼下，日军南进意味着这唯一的国际运输线将被切断，届时后果不堪设想。戴笠赶紧将情报交给唐纵，要他立即呈送蒋介石。

　　唐纵时任侍从室第六室少将组长，专门负责情报业务。由于他原本是军统人，又是戴笠推荐去侍从室任职的，对军统的情报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会优先处理，对这种十万火急的重要军事情报，更是一刻都不敢耽搁。

　　蒋介石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这份情报。

　　戴笠也是刚刚来到罗家湾办公室，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

　　“厦门的秘密电台是否畅通？让他们派人到海边看看，海面上有没有日本军舰？有多少？具体位置在哪儿？”

　　军统在厦门的秘密电台设在鼓浪屿，由技术娴熟的江山籍女特工姜毅英等人负责，戴笠肯定地回答：

　　“厦门的电台畅通，我马上让电讯总台联络。”

　　可是，电话打到电讯总台，对方回答说：

　　“厦门的电台这两天一直联系不上。”

　　“继续呼叫，必须尽快接通！”

　　可是一直等到中午，厦门的电台仍然没有接通。戴笠急了，电话急召魏大铭，却四处找不到人，后来才得知魏大铭到豁庐看望雅德利去了。雅德利因思乡心切，又因酗酒过度，身体日渐消瘦。魏大铭特地赶过去看望并予以安慰。

　　魏大铭闻讯赶到戴笠的办公室的时候，戴笠已经急得火烧眉毛。

　　“你知不知道厦门的电台已经有两天都接不通了？”

　　一听是为这个事，魏大铭长吁了一口气：

　　“我知道，厦门的电台电力弱，收不到信号是常有的事。”

　　当初派姜毅英他们潜入厦门建立电台，是为了监督十九路军，监督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另立政府的情况。他们携带的是2.5瓦特的小型电台，拆散后藏在内衣或饼干盒里，才躲过严密搜查潜入厦门，登陆鼓浪屿。但鼓浪屿距重庆1400多公里，比距离南京更远，时常叫不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魏大铭不紧不慢的态度激怒了戴笠。这件事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戴笠给过蒋介石承诺：明天一早将在鼓浪屿侦知的日军动态汇报蒋介石，同时关系到滇缅运输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采取未雨绸缪之举措。

　　戴笠一向对军统内部高端人才十分尊重，对魏大铭这样独当一面的电讯专家更是优礼有加。但这天，他还是没能很好地控制火爆脾气，怒不可遏地对着魏大铭吼起来：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离开总台？一早是你亲自送来的情报，内容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不守在总台等着接通厦门？”

　　这倒让魏大铭有些糊涂了，日军南进的情报和厦门电台有什么关系？其实连戴笠本人都没想到这样进行核实。

　　看着魏大铭一头雾水的样子，戴笠急得用手直敲桌子：

　　“日军南进，在厦门海面上就会有动静！”

　　魏大铭这才恍然大悟：

　　“好，我马上去总台！”

　　“你亲自上机，必须尽快与厦门接通，让他们马上查清厦门海面上的日舰情况，明天要向委员长报告！”

　　“戴先生请放心，下午要是叫不通，晚上一定能叫通，绝对误不了明天向委员长报告。”

　　魏大铭匆匆赶到电讯总台，当即上机，亲自呼叫。或许是他技术过硬，竟然一下就接通了厦门电台。姜毅英他们立即到海上侦察，果然发现有日舰抵达厦门，很快查清了海面上的日舰数量与到达时间。

　　厦门的回电，证实日军将南进的情报是准确的，戴笠在报告蒋介石之后，第二天又偕魏大铭一起去曾家岩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对魏大铭主持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十分满意，他们破译的这份情报实在太重要了，它使国民政府有充裕的时间将囤积在缅甸的抗战物资抢运出来，同时在东南亚沦陷之前做好开辟新的运输路线的准备。

　　蒋介石开始给戴笠布置任务：

　　“在东南亚沦陷之前，做好潜伏工作。”

　　“好！”

　　“马上派人去缅甸，督促抢运物资，务必赶在大战爆发前运完。”

　　“好！我亲自去缅甸。”

　　“也好，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不能有半点马虎。”

　　情况紧急，戴笠不敢耽搁，将局本部工作向毛人凤做过简单交代后，便带着毛宗亮（戴笠妻弟）等人出发了。

　　滇缅路上未雨绸缪

　　军统在海外的组织，自1938年建立河内直属组后，在越南已逐步发展到西贡、海防、芒街、东兴、顺化等地；并在谅山设联络站，以便策应；同时与党方协力建立“各机关驻越工作团”，以通过该团争取华侨的支持。

　　随后是缅甸。在首批派驻缅甸的人员中，有仰光组组长陈质平、腊戍组组长潘其武。这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南运输处仰光分处处长和副处长。1939年夏，潘其武向戴笠要求调张我佛协助工作。

　　张我佛曾任蒋介石的随节电台报务员，是一位技术过硬的无线电高手。临行前，他特地去找他的老师——军令部电台总台长方砚农请教。方砚农曾在浙江警校电讯班任教官，熟悉军统情况，他说：“在缅甸建立电台，应具备春夏秋冬全天候的波长，才能畅通无阻。”

　　张我佛到腊戍后，检查通讯情况，发现无线电机的波长不适用于缅甸的炎热气候。自制电机的最短波长是36米，而缅甸因为天气太热，只能用28米。他把原电机的线圈去了一圈，电容器去了一片，再来通报，果然畅通无阻。

　　戴笠在上次视察缅甸后，对张我佛的工作非常满意，为鼓励他的工作热情，特地奖励他500盾“特别奖金”。

　　戴笠如此重视缅甸，是因为缅甸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在其他国际运输线被切断，仅剩下滇缅运输线的情况下！

　　这次再赴缅甸（1940年4月），戴笠带了十部自制小型电台。他把十部电台交给张我佛，派他为缅甸电台督察。当时仰光和腊戍已建有电台，他要求张我佛负责在八莫、密支那、曼德勒（瓦城）及仰光近郊等地增建电台，建立一个覆盖全缅通讯网络，以备战时之需。

　　此时，军统的总、支、分三级通讯网已经遍布全国与东南亚，分台达300多座，以当年中国通讯事业之落后，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布置完电台事宜，戴笠开始视察交通运输情况，然后就加快货运速度对陈质平、潘其武提出具体要求。

　　同时，戴笠还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指示张我佛运用缅商孔雀公司总经理张嘉顺的关系，向缅甸交通部门申请1000份商用车辆牌照，可以不惜重金，一定如数办到。

　　当时缅甸方面并未禁止中国军车通行，内运货物都用军用卡车，而中国在缅甸亦无商车，办那么多商用车牌照干什么？

　　尤其此事并不好办，按照缅甸的规定，必须持有海关发给的车辆入口单、引擎号码、车辆吨位等凭证，才能申请领牌照。而这些凭证张我佛一件都没有。最后经陈质平与海关交涉，将美国由海路运到的卡车引擎，原箱提出一部分，抄下号码交海关登记，然后请公路局发给牌照1000张。

　　按照戴笠的吩咐，张我佛将这1000张牌照交给腊戍孔雀运输公司。张嘉顺总经理拿到这1000张空头牌照后，也不知道戴先生搞的什么名堂。好在不用他拿钱，只好收下暂时保存起来。

　　三个月后，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于当年（1940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封锁滇缅公路协定”，决定封锁其殖民地——缅甸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规定凡属武器弹药、机件油料等军事物资，一概不准再北运中国。

　　回到重庆的戴笠已事先获得这一情报，于15日下令潘其武，去找孔雀运输公司总经理张嘉顺取回1000张商用卡车牌照，转发并让运输军用物资的军用卡车队，全部更换为商用车牌照，以孔雀公司商用车名义报关。挂着商用车牌照的军用卡车满载军用物资，顺利过关北运，驶入云南畹町再将此照换下，回到缅甸再挂上，如此循环往复，1000张牌照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阻。

　　戴笠两次赴缅甸，两次都仿佛先知先觉，做了防患于未然的准备，避免了严重损失，令缅甸站军统工作人员无不佩服他有眼光，能掐会算。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并不是戴笠先知先觉，而是“中国黑室”在发挥作用。是特技室对日本军事情报的侦破，为戴笠提供了做好一切应对准备的先机。

　　但当戴笠从缅甸返回重庆后，雅德利突然要求终止合同回国。他对“中国黑室”的巨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戴笠怎舍得让他离开？

　　一年前，雅德利曾在一次日谍侦察案中暴露身份，但军统的严密保护措施足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也就是说，迫使他离开的压力并非来自日本。

　　那么，压力来自哪里？

　　破获日方气象间谍

　　自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从12月开始，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是继德国之后最先实行面对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

　　当时“中国黑室”尚未成型，军统局电讯处对日军密电的侦译，仅仅是能够告知当局，“日本人的轰炸机要来了，赶快通知老百姓钻防空洞”而已。

　　1939年年初，魏大铭在报纸上得知成都打下一架日本军机，活捉了一名机组人员，即赴成都与航空委员会接洽，将这个日俘带回了重庆。

　　这个俘虏叫大石信三，20岁左右，是轰炸机上的机枪手兼无线电报务员，对日本空军无线电通信方面极为熟悉。魏大铭特地把他送到重庆徐家坡总台侦空组的一幢洋房工作，生活上处处给予照顾。并派两名精通日文的研究人员与他一起工作、生活，把过去许多不明白的密电拿出来，向他咨询，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他还写了许多有关日本空军通信方面的资料，使大家明白了日本军中一般通讯所用的日文中50个字母的组成方法之概况。据此线索，加上雅德利多年对日电密码的研究成果，军统对日电密码研究在起步阶段取得突破性进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侦收台连续多天截获到从重庆某一个地点发出的莫尔斯码报文。这些电报发送时间很有规律，每天发送三次，早晚六点各一次，中午12点一次。

　　雅德利将每次报文按顺序排列，发现相似之处非常明显。而在48个日文假名中，只有十个被用到。为什么只用到十个假名？当他把这些代码转换成数字后，发现每份报文打头的数字都是027。这组打头的数字很可能代表的是重庆，从重庆发出的电报。

　　每份报文中的第二组数字231、248、267分别代表的是时间，早晨六点、中午12点和晚上六点；正文中的几组数字则是关于气象方面的信息，诸如能见度、云高、风向、风速、下雨、阴天等。

　　由于前几天连续下了几天小雨，今日刚刚放晴，这最后一封报文中的401不正是晴天的意思吗？

　　就在雅德利茅塞顿开之际，也忽然意识到情况紧急：“晴天”，这分明就是空袭的信号！雅德利赶紧向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报告：

　　“将军，重庆今天下午会遭到空袭。”

　　恰在此时，悬崖下的岸边突然传来可怕的汽笛嘶鸣。这不是预警，因为预警的汽笛声是平缓单调的，而现在的汽笛声尖厉急迫，声嘶力竭，分明就是敌机迫近的航空警报！

　　果然，日军轰炸机很快飞临重庆上空，这一次的炸弹差不多都落在了嘉陵江里，但仍有200多人丧生。

　　此前日本轰炸机为避开重庆的大雾，往往经过重庆的北面去成都轰炸。随着春天的到来，天空日渐晴朗，日本轰炸机将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重庆上空。而那个一天三时向汉口发送气象信息的密码电报，对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样才能找到这个日本间谍呢？

　　根据不断截获的无线电密码，雅德利推算出了对方的编码方式，并确定他的大概位置就在南岸。他派密电侦译培训班学员带着信号定位仪到南岸不同地点搜索，寻找日本间谍的藏身地点。他本人也带着航空定位仪去南岸查询。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让军统的勤杂工充当轿夫，用轿子把他们抬到南山第一岭、第二岭不同的地点去转悠，定位仪就藏在轿子里。

　　范围缩小到南温泉附近。早上六点一拨搜索人员逼近了信号源，在山坡上悄悄包围了一间简陋的小木屋。

　　雅德利带着航空定位仪赶去，到达时正赶上中午12点发报时间，仪器读数定位直指小木屋，和学员们的信号定位仪上的读数完全一致。于是，由带来的卫兵对小木屋发起攻击，抓捕了屋内的日本间谍。

　　日谍一身典型的苦力打扮——脏草鞋、脏草帽、褪了色的蓝裤子和肮脏的棉袍。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千元中国纸币；在屋里发现了比雪茄盒还小的发射器和几节干电池，一套测量气候的工具——罗盘、无液气压计、空气湿度计等。

　　经审讯，这名日谍是随身带着发报器和其他仪器，在夜晚乘侦察机跳伞潜入重庆的。

　　随后，密电人员冒充日谍每天三次向汉口发报，总是说天气很差。但会在晚上六点偶尔发出适合轰炸的天气条件，因为日机若在晚上六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已是深夜了，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这样做只是为了增加可信度，避免引起对方怀疑。日谍的设备中没有接收器，汉口没法向他提问，这样反倒避免了很多麻烦。

　　但汉口的日本人并没有被蒙蔽多久，很快又空投了新的间谍，开始在无规律的时间段里发送加密电报。

　　这给确定发报者的位置带来很大困难。侦空组能截获到这些电报，却因不知道发报时间而无法把探测仪放置到位。而这些密电很快给重庆带来更大灾难。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36架轰炸机分两批先后由汉口机场起飞，直扑重庆，对重庆市区展开大规模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第二天，继续出动27架轰炸机袭击重庆市区，这就是重庆历史上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连续两天的轰炸，使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重庆市区陷入一片火海。市中心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1990多人在轰炸和火海中丧生，2300多人受伤，近5000幢建筑物被损毁，约20万人无家可归。

　　令人怀疑的是，在这两天的大轰炸中，中方为何无一架战机迎敌起飞？日机是如何躲过中方观察哨的，以致古城墙内方圆五英里一百万人没有躲进防空洞，被日机炸了个措手不及？一定是重庆内部有人叛国通敌！

　　也就是说，除了日军空投的发送气象情报的间谍，还有深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危害更大的间谍。

　　其实，密码研究室早就锁定一个可疑的内奸——“独臂匪”。

　　他是一个大炮专家，在重庆炮兵驻地负责防空炮，由于他曾经当过土匪，又是一只胳膊，密电人员称他为“独臂匪”。

　　他之所以被密电研究员注意并锁定，是因为他公开使用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四川炮兵师的一部无线电，通过密码电文与他在上海的朋友交流。由于电文难以破译，密电研究员以及魏大铭、戴笠都怀疑他是潜伏在军队中叛国投敌的间谍；也因为电文无法破译，无法对他实施抓捕。

　　雅德利到重庆后，戴笠首先交给他这个任务——破译“独臂匪”的电报密码。

　　在破译过程中，雅德利成功破译了其他隐藏军中一些将军的加密电报，侦得他们的叛国行为，政府对这批汉奸进行了清洗，可就是“独臂匪”的密码一直无法破译。

　　因为他发出的电文是一组组四位数字，就像1349、5727、7234及类似的组合，而且每天都在变。倘若某组四个数字的组合在一天内重复出现，说明这个组合代表常见的文字或符号。但同一个组合根本不会重复出现，这些数字每天都在变。也就是说，对方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

　　尽管这些密码一时难以破解，但雅德利对发出密码的人却早已熟识。

　　雅德利到重庆不久便与“独臂匪”邂逅，并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独臂匪”甚至在空袭的时候带他去高炮阵地“看风景”。雅德利喜欢看轰炸机在夜空中灯光闪烁，喜欢听那些老爷防空炮一齐扯开嗓子轰鸣。

　　但是，高炮好像从来打不中任何东西，当他向“独臂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独臂匪”只是诡异地笑笑。

　　至于“独臂匪”是否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雅德利很难猜透。毕竟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军统“密码研究室”不会没有听说过，尤其他本人为敌方传递情报，对“密码研究室”应该十分敏感。尽管雅德利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可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要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并不困难。

　　而他俩的相识并无特殊之处。

　　抓捕伪谍“独臂匪”

　　雅德利到重庆后，戴笠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优厚待遇，卫士、司机、佣人、听差一大群，仅贴身保镖、贴身翻译就各有两人，甚至特地为他“进口”了一位西餐厨师（华人），并特地为他的住所安装了浴室，这在战时的重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雅德利对这些都不怎么在意，他在意的是出入自由，是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因此到重庆没几个月，他就坚决要求搬出了豁庐，在远离市区的郊外找到一所新落成的房屋，魏大铭只好给他租下来，并强行要求留下一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目的就是监督他不要太过“自由”。

　　雅德利并不满足，他讨厌保镖、翻译寸步不离，为此曾多次甩开他们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甚至为方便外出偷配了汽车钥匙。

　　这常常让翻译和保镖为寻找他四处奔波，也让魏大铭因多次劝说无果而苦恼不堪。魏大铭担心的是雅德利的安全，万一发生点意外他将无法向戴笠交代。同时，他单独与外国人接触，也让魏大铭担心军统情报的安全，甚至怀疑他甩开保镖是为了和敌方见面。

　　翻译将这些另外场合单独讨论的内容转告给雅德利的时候，雅德利对原本印象不佳的魏大铭充满憎恶。在他回国后所写的《中国黑室》一书中，用“笨驴”代替了魏大铭的名字，通篇都是“笨驴”“固执又愚蠢的笨蛋”，言辞中充满了轻蔑与侮辱。

　　他偷偷溜出去并不是为了会见什么敌人，而是为了找女人，寻欢作乐。他对重庆的电影院、赌场、茶馆、餐馆如数家珍，即使每每轰炸过后哪家被炸坏停业、哪里又新冒出一家他都了如指掌。当然，他更愿意去外国人社区和重庆总会（俱乐部），因为在那里结识的都是外国人和会说英语的中国人。

　　他在这些场合结识了众多外国人和中国人，其中有一位重要女性——汪精卫的“姨太太”淑贞，并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友。

　　他与“独臂匪”也是在这些场合中相识的。尽管相识并不能解决破译密码的问题，但最后却因此为揭开“谜底”创造了条件。

　　通过对以往侦收的电文进行分析、研究、推演，雅德利得到了一些字，它们是：她、光、谷物与胯部。

　　根据这些文字，他发现“暗码是根据某本英文书里的不同页码上的第一行编写的”。“独臂匪”根据中国的公共电码书将他的信息转换成电报码，然后用其他数字来改变这个四位数代码。在为代码加密时，他所使用的英文书中的一页，与他为电报的编号和日期加密时使用的是同一页。为避免怀疑，这本英文书一定是本常见书。

　　关键是，这本“英文书”是什么书，书名是什么？

　　雅德利虽追求“自由”与“享乐”，他的敬业精神却十分可嘉。当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钻研。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雅德利将破译的整篇电文中的头五个字母进行组合，发现了“她、光、谷物、胯部”以外的字——“HE SAID”（他说）。他据此推测，那本用来做关键字的英文书应该是一本小说。

　　但英文小说太多了，要知道是哪一本，除非去“独臂匪”的书房里翻。毫无疑问，这根本不现实！

　　偏偏事有凑巧，“独臂匪”的一个女朋友从香港来重庆看他，他邀请雅德利前去共进晚餐，而且可以带一个朋友去。

　　恰好这个时候淑贞回到了重庆，而且雅德利已经知道，淑贞其实是为戴笠工作的。至于她的真实身份，究竟是正式的军统女特工，还是军统的运用人员，雅德利不得而知，重要的是，她从事过间谍活动，又熟悉英语，这就足够了。

　　这个聚餐和淑贞的出现，让一切的不可能变得皆有可能。

　　星期二的晚上，雅德利逃脱保镖们的“保护”，驾车与淑贞会合，来到“独臂匪”在嘉陵江边成都路上的家。

　　“独臂匪”的女朋友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名叫多萝茜。看起来“独臂匪”与她打得并不火热，她只是被当作用来显摆的高档物品，以向到访的白人（雅德利）显示他的非同一般。

　　在干杯的时候，“独臂匪”说：

　　“祝我们在座的各位生意成功。”

　　这话在雅德利听来，似乎在警告他别管闲事。尽管他用了化名，但是他乘坐的轿车会暴露他在为谁工作，以致新结识的很多朋友包括美国人舒尔，都认为他的这项工作是在为其他事情作掩护，他暗中做的是军火生意，或者在中国搞贷款。他倒宁愿“独臂匪”也这样认为。

　　晚饭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这让雅德利非常着急，因为这样淑贞是没有机会进入书房找书的。

　　可就在吃完饭刚刚端上冰镇香槟时，防空警报响了，电灯暗了下来。“独臂匪”执行公务去了，淑贞借故离开溜进了书房。雅德利要做的，就是缠住吓得抖作一团的多萝茜。

　　淑贞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在《大地》（赛珍珠的长篇小说）的第17、18、19页，找到了那几个词——她、光、谷物和胯部。

　　当夜，雅德利派人在全城寻找《大地》，终于在一所大学里找到。

　　原来，“独臂匪”的密码逻辑非常简单，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比如解密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即4+1+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系统得来的。

　　所有报文的内容一点点真相大白，原来“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精卫汇报工作。重庆方面的德国防空顾问威纳也是这个谍报网络中的一员，他在一份报文中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12000英尺的高度飞行，而中国的防空炮弹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1000英尺。所以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有打下过任何东西。

　　雅德利在《中国黑室》一书中说：“报文中点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名字。我很自豪只有一个白人是叛徒，而且还是个德国纳粹。”

　　这时已经天亮，他们赶到曾家岩戴公馆当面向戴笠做了报告。就在当天，所有叛徒全部被抓捕，“独臂匪”和德国顾问再也没有见到下一个日出。

　　可就在这天晚上，准备离开重庆的淑贞，在去机场的路上溺水而亡，有人弄翻了她乘坐的小船。

　　这个时候雅德利的身份已经暴露。一年后，一名美国驻华外交武官通知他回国，理由是作为一个用假名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人，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一定会被处决。

　　这是否真的关心雅德利的安危，无从知晓。美国出版的一本密码战的书中，曾说雅德利在中国期间，发现日本陆军的密码体系主要是纵横移位表系，可能帮助委员长破译了一些日军的密电，从而提前掌握了一些日军的军事行动。

　　此时美国已经成功破译了日军的“红密”，倘若雅德利真的帮助中国破译了日军的高级密码，而日军又经常破译国军的密电，一旦泄密将导致日军全部更换密码，那将给美军带来很大麻烦。

　　1940年7月，雅德利离开重庆回国。

　　雅德利走后，军统的密电研究工作在此前基础上进展很快，到1941年间，不仅能侦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而且能准确掌握敌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路线、飞行高度和可能轰炸的目标。

　　日本空军以汉口基地为华中指挥中心，在派轰炸机出发之前，必派一架侦察机先行侦察，然后向基地发回沿途气象报告，才由基地根据报告派轰炸机及作为掩护的战斗机，循着侦察机的路线飞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城市都要向基地报告，如几点几分钟通过某地，飞行高度多少。所以日本空军汉口基地每派出一批飞机及其一路行踪，军统都能及时侦译其电讯信息。

　　事实上，军统早已在汉口设置秘密电台，台址就选在汉口中山公园西面山坡上，这里可以直接监视到汉口机场敌机起飞、降落的情况。敌机离汉口时，电报已经发到了重庆局本部。

　　此外，日军各空军基地侦察机及轰炸机的电讯皆在军统特技室的监测范围之内，无论日本军机从哪个基地起飞，军统都能及时侦译其电讯内容。

　　由于能在敌机空袭之前准确地将空袭时间与空袭目标报告重庆防空司令部，事后证明，每次空袭预先所发空袭警报均相当准确，不仅大大降低了空袭损失，也为中方回击日军空袭创造了条件。

　　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利用军统提供的敌机电讯情报，让中国那些性能差、速度慢的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隐藏起来，待敌机一到，即从上向下进行袭击。

　　1941年9月初的一天，情报显示敌机正大批飞往重庆。空军部队按照既定方案做好袭击准备。敌机飞临重庆上空后，每三架组成品字形为一小队，三小队组成品字形为一中队，紧靠在一起。中国空军飞机两架一小队，一前一后，出其不意地斜冲下去，居高临下地对敌机给予痛击。被击中的敌机瞬间坠落下去，未被击中的敌机早已乱了阵脚，不成队形，各自仓皇逃走。

　　在这次战斗中，有三架敌机被击中，带着黑烟下坠，然后一声爆炸变为一团火球。

　　这是自敌机轰炸重庆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有效痛击敌机。从此以后，敌机再也不敢盲目地大规模地进犯重庆。但他们始终不明白，中国的老旧飞机凭什么一反常态，大显神威？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