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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恭澍力阻下属受训

　　1941年的上海，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元月上旬，伪中央储备银行正式成立，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戴笠对沦陷区财经、金融历来非常敏感，早在陈恭澍任天津站长时，就曾下达对华北伪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制裁令，可惜陈恭澍未能达成任务。1939年由孙大成领导的天津抗团，终于将伪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津行经理程锡庚击毙。

　　此次伪中储行在酝酿前期，戴笠即令沪一区除积极布线制裁周佛海外，对伪中储行高级人员亦一并予以制裁。

　　嗣后，局本部连续数次敦促沪一区，督促所属各行动大队，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储行给予破坏性打击。

　　结果，各行动大队所制裁的，既非伪中储行的高级人员，更非周佛海那样的大汉奸，而是伪中储行的中级人员甚至一般银行职员。陈恭澍则辩称：“这是由于对该项工作的基本认识不够充分，以及缺乏上层社会关系所致。”

　　其实，陈恭澍为了个人安全，与各大队负责人甚至都不曾谋面，更遑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与布置。

　　结果可想而知，伪中储行的中下层人员死了再换，对伪中储行运营毫发无损；伪特工总部的反扑却如狼似虎，他们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对他们大肆枪杀、绑架，制造多起血案，最终戴笠不得不下令收手，以牺牲大批银行职员性命而告终。

　　与此同时，汪伪特工总部所属第一处与上海日本宪兵队所属特高课相配合，对沪一区乃至国民党在上海的所有潜伏人员展开了地毯式搜查与逮捕。

　　正值风声渐紧之际，1941年3月，局本部的一封调令不期而至，电令曰：

　　“查区助理书记刘原深同志，系临澧优秀生，在沪工作三年来，表现优异。兹特经本局保送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俾予深造。文到希即转饬该员务于六月底前，径赴成都军校校本部报到，幸勿迟延，并将启程日期报备为要。”

　　中央军校即原来的黄埔军校，1928年迁往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爆发后迁到成都。高等教育班，不仅仅是为入学者增加一份军校学历，更是他们晋升的阶梯。对时年24岁的刘原深来说，自然是难得的好机会。

　　只是陈恭澍有些搞不懂，戴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将刘原深调走。

　　军统局本部对外勤人员的工作考核，是职务升迁的一项重要依据。刘原深作为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业务，虽工作勤勉，处事干练，深得区长陈恭澍与区书记齐庆斌赞赏，但毕竟是在区机关上班，也就是外勤单位的内勤人员，不像行动人员那样有机会操戈锄奸，一炮打响便会受到局本部与戴笠本人的关注。所以在陈恭澍并未给刘原深“报功”亦未对局本部人事部门及戴笠本人推荐的情况下，突然毫无征兆地给这个从临训班毕业来上海仅三年的年轻人来了调令，这到底为什么？

　　既然做的是助理书记的工作，刘原深也就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份电报，虽然感到意外，转念一想很快就明白了。

　　刘原深在局本部仅仅认识三个人，有两人是管人事的李肖白和周康，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另一人就是戴笠。

　　刘原深是山东人，生于1917年，1938年9月毕业于军统临澧班。在毕业生组成的赴武汉参加“反资敌大破坏”的“实习团”中，刘原深是五名“实习委员”之一。戴笠对军统各种训练班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都要亲自担任班主任并时常进行考察，亲自主持毕业典礼，对刘原深这样毕业成绩名列优等的学生了如指掌，自然列入重点培养对象。

　　“实习团”抵达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一所小学内住下的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中午便留下来和这些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

　　以后每逢星期一早晨，戴笠必到“实习团”主持纪念周，结束后便分别召见一些学生骨干，了解实习及生活起居等情况，刘原深总在被召见之列。

　　实习结束后，刘原深奉派带领17名同学赴沪参加工作，临行时正好是长沙大火即将烧起来的那天晚上，戴笠在宝南街岳云中学召见刘原深和17名同学，在送他们上火车的时候，大火已经点燃。临别，戴笠严肃而亲切地对刘原深说：

　　“你到上海工作，预期三年，如果表现良好，到时候我会调你回来。否则的话，你永远不要来见我！”

　　如今三年将到，想必戴笠对刘原深的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不会履行当年的承诺。当然，戴笠还能记得这个承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人才、对这些青年学子的重视。

　　照例，这类电文都是由刘原深签拟处理意见，送区书记齐庆斌先生加签，然后转呈区长陈恭澍核示。也就是说，刘原深若自己签了服从组织调动的意见，陈恭澍根本没有理由反对。但因关乎自己的前途命运，刘原深反倒觉得不便擅作主张，便将原件送到了齐庆斌那里。

　　岂料，齐庆斌、陈恭澍均未签批处理意见。两天后陈恭澍找刘原深谈话，祝贺恭喜之后，却话锋一转，要求刘原深放弃这次机会。理由自然有一大堆，不外乎形势紧张，人手少，任务艰巨，等等。

　　刘原深大感意外，半晌回不过神来。

　　其实，战时的人员调动是十分频繁的，在敌占区人员流动性更大。沪一区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和直属新编第一组中，基本是清一色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区助理书记人选可以说一抓一大把，个个能直接走马上任展开工作。区助理书记一级的干部不由局本部任命，陈恭澍任命后只需报备，局本部自然会同意补缺。

　　见刘原深一副困惑的样子，陈恭澍又说：

　　“当然啦，这是局本部的人事命令，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不想过分地勉强你；倒不是我自私，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至于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话说得显然冠冕堂皇。“为了配合现实工作的需要，我不得不征询你意见”，这还不是自私？明知自己对抗不了上级命令，却要逼迫当事人主动放弃这难得的深造机会，还假惺惺地表示“去与不去，还得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一军将得恰到好处。

　　相对于年长自己十岁、阅历丰富的顶头上司，涉世未深的刘原深太单纯了，尤其这位上司“情辞恳切”，“明白显示了”对这位下级的“器重”，使刘原深“越发觉得情面难却”，拒绝的话他实在说不出口。尽管内心十分不舍，踌躇了一下，他还是说：

　　“好吧，陈先生，我听您的。反正这受训的事，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不过，您能不能对局里说，不是我自己主动地抗命不去，而是因为此间工作需要，实在离不开。”

　　一番“蛊惑”产生效力，陈恭澍目的达到，立刻高兴地笑着说：

　　“那是自然，这我会处理的。就这样决定了，随后我就照实电复局本部。”

　　可是刘原深很快就后悔了，特别当有同事对他说，“陈先生明摆着是将你的军，我看你还是明白拒绝的好”，这时候他才想到，为什么当场不明确拒绝他？

　　当晚躺在床上，刘原深肠子都悔青了，奉调高教班深造，是多少人寤寐以求的机会，自己怎么未经大脑就张口同意推掉了呢？深造的机会哪里是那么容易就有的？即便以后再有，时过境迁，年龄渐长，这中间失去的成长历练机会岂是一个“受训”就能弥补的！他更感到不安的，是辜负了戴笠对他的栽培。

　　其实，刘原深的后悔过程不过就在当天和当晚，直接找陈恭澍表示服从局本部调动，一切还来得及。可在这个讲求诚信的年轻人的字典里，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一切已无法收回。即使后悔得彻夜难眠，也只有听之任之了。

　　不过，陈恭澍高兴得太早了。他那点小算盘戴笠怎能不清楚？是因为更换下属麻烦，还是不愿意看到下属高升？无论什么理由，无端地阻挠正直上进的年轻人进步，这种事也只有小心眼的陈恭澍干得出来！

　　于是，陈恭澍的报告被驳回。

　　于是，并不死心的陈恭澍再次发报阻止刘原深“深造”。

　　于是，报告再次被驳回。军本部在回电中态度坚决地表示：

　　“关于刘原深同志调训一节，系戴先生亲自遴选，且与军校方面已办妥一切手续，未便更改。希遵照前电，即嘱刘员如期赴蓉为盼。”

　　连碰两次钉子，照理说陈恭澍该放人了。然而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最后使出了无限期拖延的办法，直至让刘原深掉进“七十六号”设置的陷阱，才在很久以后略表惋惜地说了句：“由于我的一项措置，致使原深兄受尽委屈，也误了他的锦绣前程。”

　　刘原深被置险境

　　连续两次被驳回报告，刘原深本人是知道的。就在他为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暗自庆幸的时候，陈恭澍又使出了另外一招——温水煮青蛙！要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再也跳不出那锅渐渐滚开的沸水……

　　或许陈恭澍不是有意识要对刘原深怎样，但起码是有意识阻挠他的大好前程。

　　时间已到4月，战时从沦陷区到重庆比较麻烦，照理刘原深应该交接工作准备出发事宜了。在连续两次抗命被驳回的情况下，陈恭澍不便再公开阻挠，于是，温水煮青蛙的计划从一场冠冕堂皇的谈话中开始了。

　　陈恭澍对刘原深说：

　　“事情既然这样，你不去是不行了。现在从上海到大后方，必须首先择定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其间无可避免地要通过敌伪的层层关卡，接受种种考验与盘查，以你的年龄、外貌和气质，想必也会特别麻烦些。这些问题，事先须作充分的准备，力保无虞。”

　　这一番话，让并无心计的刘原深从内心充满感激。陈恭澍又说：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会替你去了解和安排。好在距离开训之期还有两个月，一切准备都来得及。”

　　如此，让刘原深感激之余，更多了一份对陈恭澍的信任与依赖。可直到6月底刘原深被“七十六号”抓捕，陈恭澍的“安排”仍如镜花水月，远远地吊着刘原深的胃口。当然，这是后话。

　　眼下，陈恭澍的谈话还在继续。他接着为刘原深准备前去深造做安排：

　　“这几天，你可以把你主管的业务结束一下，暂时移交某某同志接手，一些工作关系，你也得酌量情形分别予以介绍见面，以便日后好接头。”

　　刘原深听了非常高兴，工作交接了，那就只有等着出发了。接下来，陈恭澍话锋一转，用无可抗拒的口气说：

　　“在等待出发的这段日子，你也别闲着。你知道我们行动第一大队，下辖三个分队，大队长的职务不是一直由区长兼任着吗？其实我只是挂个名，根本没有时间去过问，以致各分队的人事与工作状况都隔膜了，而且很久以来都没有什么表现。我的意思，在你临走之前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以代理行动第一大队长身份，去彻底地加以整顿。”

　　这番话如同当头一闷棍，将刘原深打蒙了，整顿一个下辖三个分队的行动大队，岂是一两个月的事？何况是“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应该是整装和出发的，途中说不定就要一两个月！

　　不过，陈恭澍有句话说得是对的，他这个大队长“只是挂个名”，对这个大队根本从未过问。但“没有时间”却是强词夺理，既然有时间嫖赌怎会没时间处理公务？不久后戴笠派人秘密查账，陈恭澍到上海两年时间即因狂嫖滥赌亏损数万元公款！

　　说起来区长的工作千头万绪，即使忙得四脚朝天怕也干不完，可要当甩手掌柜的，地球也照样转。毕竟天高皇帝远，他是老子天下第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干就干，想不干就不干，所有文件无论上边下来的还是下边呈报的，都有书记处理，大不了签个字，或者发表个意见，做个上传下达完全可应付差事。

　　当然，对陈恭澍来说，最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对个人安全的考虑。

　　行动第一大队是沪一区的精锐力量，赵理君任代区长时自任大队长。赵理君是亲自操刀的行动人员，自然格外重视这支精锐队伍，不敢假他人之手去管理。陈恭澍则不同，在敌占区最危险的就是抛头露面，这些直接与日伪短兵相接的外勤人员，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会被捕，闹不好就会出卖他人。所以自从到上海，陈恭澍就没去过任何一个行动大队，即使兼任了第一大队队长，也绝不到任。

　　更重要的是，第一大队有隐藏的危险人物，危险到了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区部曾多次接到举报。如今，正好由刘原深去跳这个火坑，能灭火更好，灭不了的话，他本人已离开，不至于把火烧到区本部。总之，陈恭澍是安全的，所以他非常大度地放权，鼓励刘原深说：

　　“例如调整人事、补充武器，或如何解决他们的困难，鼓舞士气等，你都可以放手去做。最近第一、三分队各有行动制裁的腹案报来，你也就近策划一下，以促其成。”

　　最后，陈恭澍以征询的语气却不容置疑地说：

　　“我这个构想或者说是一个决定，岂不是两全其美？你考虑考虑看。”

　　既“是一个决定”，作为下级的刘原深还有什么考虑余地呢？但在刘原深的回忆中，对陈恭澍毫无怨言，而且特别说明：

　　“我有理由予以婉拒。可是，一则他待我太好，我们彼此感情深厚；再则我一天没有离沪，仍然算是‘上海区’的人，我不能如此现实。”

　　显然，“再则”是刘原深的心里话，以他的为人，自然“不能如此现实”。而“一则”，无论在刘原深的回忆中，还是在陈恭澍的回忆中，都未提及“待我太好”“感情深厚”的任何具体事例。

　　事实上，刘原深的回忆是受陈恭澍之约，将自己的经历亲自执笔写下交给陈恭澍，由陈恭澍插入其回忆录中的。知道了这一点，刘原深对陈恭澍多有溢美之词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两人都曾落难，日后亦均处境不佳，写作此书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桑榆晚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即便有多少不愉快，也会“相逢一笑怜疏放”，庆幸“扁舟有故人”了。

　　刘原深一向处事麻利，谈话之后即与陈恭澍、齐庆斌及其他内勤人员告别，从此搬出了公共租界西摩路平安大厦的区本部，住进法租界霞飞路与拉都路交叉路口的一家公寓。

　　一周之间，刘原深便先后约见了行一大队所属三个分队队长，了解各分队情况。被举报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的就是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

　　刘原深做助理书记时，对周西垣的基本情况已有所了解。

　　周西垣是嘉兴人，化名冯贤，四年前由忠义救国军调沪，四年来不见有任何成绩，尸位素餐而已。周西垣与万里浪同时来自忠救军，两人一向关系不错，私下常相往来。万里浪反水后，担任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与周西垣暗中联络已久。

　　周西垣暗中通敌的最有力证据是，作为分队长，将该队所有的武器——三支左轮、两支驳壳、一支白朗宁，以及区本部下达的各种指示文件，全部送给了万里浪。

　　而陆续收到的举报材料中，以周的队部书记朱敏举报为最多，这倒颇有些令人玩味。朱敏在报告中称：“周西垣与‘七十六号’秘密勾结，图谋不轨，务宜早加防范，或予以断然处置，以绝后患。”照理说，通敌这种事是私底下秘密进行的，起码应该回避身边人，周西垣连枪带文件都送给了万里浪，显然没有回避队部书记。那么，他就不担心被书记举报吗？不担心被制裁吗？

　　对周西垣的处置，在刘原深代理行一大队长之前陈恭澍已做出决定，他认为其他方面报来的材料足可佐证周西垣的叛逆事实，已由齐庆斌将本案报局本部请示，一俟奉准，即予执行。

　　在局本部下达执行命令之前，周西垣仍是第三分队队长。刘原深在向三个分队队长了解情况时，已做好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准备工作，决定了负责执行的人选。

　　但在等候命令的这段时间里，他还想多做些了解，他总觉得那些举报材料欠缺有力证据，万一枉杀，将追悔莫及。

　　两汉奸唱双簧

　　第一次约见周西垣是在第三分队队部，在场的除了周西垣还有他的书记朱敏。周西垣时年29岁，言辞笨拙，笑容中带着稚气，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无主见、无担当的窝囊废，根本不可能有胆量造反，倒像一个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至于他的叛逆之事，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必须进一步查证。

　　倒是他的书记朱敏，23岁左右，年轻帅气，聪明外露，像个在校大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朱敏说话不多，似有顾忌，却更引起了刘原深的注意，认为他“外貌有锋芒，行事则颇为深沉”。

　　在这次谈话中，周西垣说队里现有的武器（包括左轮、驳壳枪）都已老旧，要求补充武器，以免误了大事。

　　刘原深心里明白武器的去向，嘴上表示可以考虑，但称库存武器不多，需要向上级申请，预计可以获准。这其实是缓兵之策，是想以武器问题吊住周西垣的胃口，以便将他稳住，为等候批复制裁争取时间。

　　此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刘原深在利用交通员与周西垣传达命令和讯息之外，又继续约晤了三次，可无论谈公还是说私，刘原深都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异常。

　　在对朱敏的考察中，刘原深也难以判定他是否与周西垣共唱双簧。

　　转眼到了6月，中央军校报到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陈恭澍仍然没有对刘原深放行的意思，原先允诺为其安排由上海到后方的交通路线及一应准备事项，也早在说过之后便随风飘散，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刘原深却仍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他的放行。

　　一直到6月下旬，中央军校报到时间已到，正当刘原深考虑直接向陈恭澍要求启程赴蓉的时候，陈恭澍的“指令”到了。但不是对刘原深放行的“指令”，而是准备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指令”。

　　区部的指令称：

　　“查该队第三分队队长周西垣，勾结万里浪谋叛一案，因证据确凿，经已报局本部请予制裁，以免养痈遗患，相信不日当可奉准执行。务希加紧布置，待命行动。”

　　这指令其实等于废话！报局本部等候制裁，刘原深何曾不知？可陈恭澍这道“指令”，使刘原深失去了直接请辞的机会。

　　刘原深立即约见预定的对周西垣实施制裁的人选——第一分队队长刘全德，布置制裁周西垣事宜。而此时，周西垣正假借制裁汉奸许力求之名请求补充武器。

　　刘原深让刘全德装扮成军火仓库负责人，约周西垣在静安寺路一家咖啡馆会面，介绍两人认识，并宣布给第三分队补充左轮手枪两支、子弹60发，由他们面商武器运送与交接方法。其目的，就是让刘全德认清周西垣的相貌，等候制裁命令，嗣后或可以交接武器之名借机对其实施制裁。

　　可武器尚未交接，周西垣又通过交通员向刘原深报告许案进展情况、第三分队人事调整情况等，称许力求一切资料容待面呈，并有武器交接情况、其他技术问题、调整工作人员阵容，进一步提高士气等建议多项，有待当面请示。

　　刘原深一直认为，周西垣拿不到武器，不会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而且以往数次会面均未发现异常，所以他料定此次会面也不会有危险。但他会多加小心，尤其在制裁行动面临收网之际，他不能功亏一篑。

　　这天是6月28日，凌晨天降微雨，早晨天色一片阴霾，随时会有小雨飘下来。刘原深带上雨衣，搭乘电车前往法租界霞飞路霞飞坊第三分队队部。为谨慎起见，他故意逆方向多坐了两站，然后拦“云飞”出租汽车返回，在车过霞飞坊后才下车，然后往回走，一路数次观察霞飞坊周围的动静，一切未见异常之后，才走进霞飞坊某号楼。

　　这时是上午9点40分，周、朱两人早已在此等候。

　　朱敏将有关许力求的资料交给了刘原深，周西垣谈了他要谈的工作，不过都是泛泛之言，又抱怨补充武器太少。

　　谈话约十五分钟，刘原深起身告辞，就在他伸手去拿挂在墙上的雨衣时，周西垣也取下他的雨衣，笑着说：

　　“我也另有约会，跟大队长一起走吧。”

　　刘原深一愣，一个不祥的预感从心头闪过。但只是一瞬间，旋即便释然了。他本能地在为自己的安全佐证：外勤人员约会多很正常，今日不过凑巧了，两人同时离开也属寻常，因而也就没有太在意。

　　倘若此时他意识到危险已在眼前，或许还有办法逃脱。

　　两人并肩漫步走出霞飞坊，互相点头分手，刘向西，周往东，背道而行。

　　刘原深转身向西走了不到三步，就从后面蹿上两个人，一左一右挟住了他的臂膀，将他推进一辆等候在路边的黑色轿车……

　　刘原深原以为周西垣在等着那批武器向“七十六号”邀功请赏，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放弃武器，联合“七十六号”对他实施抓捕。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周西垣知道了即将对他实施制裁，还是他自己窥破了什么？

　　直到被带到“七十六号”“高洋房”的一间大厅里等候提讯，偶然发现一张巨型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极其醒目的红色名片，上面写着“奉上名茶碧螺春两罐，敬乞里公笑纳。晚朱敏拜”，刘原深才恍然大悟：

　　朱敏果然早已反水，两人唱的是双簧，可惜自己一直没有识破。

　　那么，朱敏为什么一次次举报周西垣？既举报了周西垣，两人自然知道区部会采取相应措施——核实并予以制裁，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万里浪为了邀功，以积极破坏沪一区为能事，而最有效的破坏办法就是抓人。但区领导不是分队长这一级可以随便接触的，陈恭澍的兼职大队长根本就是挂名的，他连大队部都不会去，更何谈分队部。

　　见不到人，自然谈不到抓捕，而组织严密的交通网络又不是周西垣、朱敏这一级所能知情的，他们所能手到擒来的只有手下行动人员，但这些人阶层太低难以邀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蛇出洞”。

　　——这应该就是朱敏一次次举报周西垣的目的。

　　而这些举报材料，显然缺乏具体而有力的证据。或者可以说，多是捕风捉影的猜测。当时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举报材料呢？

　　答案很简单，刘原深接手代理大队长时，陈恭澍早已根据朱敏的举报材料，为周西垣定了案。由于陈恭澍压根儿就没有对此案做过切实的调查核实，理所当然地将举报人朱敏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致使刘原深做出错误判断：周西垣要求补充武器是为了向“七十六号”邀功，在拿到武器之前不会有所行动。

　　要求补充武器，正是朱、周为了迷惑和牵制刘原深放出的烟幕弹。

　　显然，他们最初的目标不是刘原深，毕竟刘原深只是一个小小的区部助理书记，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区长兼大队长不露面，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对这个代理大队长下手。

　　尽管刘原深对自己的粗心大意不无自责，但他并没有看错周西垣和朱敏。说不定周就是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货，而那个牵他鼻子走的人，就是他身边的朱敏以及万里浪。也正因为无法确定朱敏是否已经投敌，才导致刘原深落入虎口。

　　直到这时，刘原深才为失去中央军校受训的机会而惋惜。如果按时启程赴蓉，如今早已身在军校了。失事被捕，使他一生的事业前途从此改变，说不定生命也将在这里画上句号。

　　可是他也知道，直到现在陈恭澍仍没有给他放行。

　　是没有人接任行一大队长吗？当初接到调令之时，陈恭澍同样以没有人手为由，阻止刘原深深造。而行一大队长这个职务不仅比助理书记重要，且一般人难以胜任，在刘原深已经上任并开展工作之后，陈恭澍岂会放行？

　　可以说，陈恭澍根本没打算让刘原深离开。

　　千方百计对抗上级调令，也只有陈恭澍这样多年来散漫、目无组织纪律的人干得出来。而阻止刘原深赴蓉的要求，莫过于让他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拖延，在拖延中幻灭。直至过期，一切便木已成舟。

　　对陈恭澍如此费尽心机地阻挠其大好前程，尽管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原深并无抱怨，但也只能说明他为人正直、宽容，以己善良之心度人；同时在饱受牢狱之灾、命运既已改变、当事人已无几在世、他与陈恭澍尚健在的情况下，这时的回忆已是白头宫女话天宝逸事，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即使曾经有过什么怨言，也早已烟消云散了。

　　但对后来陈恭澍被抓进“七十六号”迅疾落水，劝说刘原深诱捕沪一区数名同志一事，刘原深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在回忆中（发于陈恭澍的《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并无回避，可见即使碍于陈恭澍情面，刘原深也还是有其底线的。

　　一封电报引发的担忧

　　刘原深被捕入狱，令戴笠深感意外。他原以为这个工作踏实、任劳任怨的年轻人，已经坐在中央军校的课堂上了，没料到陈恭澍一意孤行，白白毁了一个正直青年的大好前程，甚至性命，实在可惜！

　　对陈恭澍的目无组织随心所欲、不达个人目的决不罢休的行为，戴笠早有领教。这些暂且不计，戴笠更担心的是危机时刻陈恭澍如何应对。当年在石友三案中，一个小小的杂粮店管事招来同为兄弟单位的军警，便把他吓得仓皇出逃，一逃就是千里之外；如今上海形势复杂，日本人显然比兄弟单位的军警更可怕，万一哪天陈恭澍招架不住，会不会走王天木的投敌之路？

　　就在这个时候，戴笠收到陈恭澍的电报，竟然要求要到沪西、南市几个赌场，用威胁勒索手段弄一大笔钱，作为沪一区的补充经费。

　　沪西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部分，目前是汪伪的势力范围，“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就设在沪西地段的极司菲尔路，同时亦有日本武装宪兵（属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当地居民把那里称作“歹土”，唯恐避之不及，陈恭澍却要去那里实施抢劫，这不仅让戴笠大跌眼镜，更引发了戴笠对陈恭澍的两点怀疑：其一，陈恭澍靠不住；其二，沪一区经费去向有问题。

　　那么，沪一区巨大的经费开支去了哪里？

　　陈恭澍嗜赌好嫖，戴笠早有耳闻。在各种制度包括财务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外勤单位一把手用钱，确实无人可以控制。如同戴笠用钱，包括他自己所住公馆，全部都是公费开支，无所谓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就这种并不健全的财务制度，陈恭澍也是极力反对的。当然，他反对的并不多，只有一点，那就是花钱记账，且保留凭证。他对记账深恶痛绝，说起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振振有词：

　　“有金钱出入，总得记一笔账，这正是对特务工作本质上要求严格保密的一大讽刺。我们为了此一问题，曾伤透了脑筋，甚至发生过争执，可是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令人担心的就在这里，万一有一天会计部门出了事，那才是不堪设想呢。”

　　实际上，陈恭澍要的是，钱到沪一区，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记账，所以他多次抱怨军统的财会制度太死板：

　　“在敌后工作，记账实在是一个大忌。为了这个问题曾反复研商多时，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而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尽管不断在改善名称、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功夫，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

　　启人疑窦、欲盖弥彰的记号是什么呢？军统外勤单位均使用化名，且往往一人多个化名，并时常更换化名，即使有单据落入敌手，也很难知道上面签署的名字是谁。一般经费支出亦看不出破绽，重要行动用款，又怎会在支出单据上细说该项行动？

　　陈恭澍想抹掉什么呢？

　　很有可能就是他公款私用造成的巨大亏空。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亏空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尽管只是猜测，戴笠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有关人员对沪一区进行秘密查账。

　　随后，戴笠手谕王绍谦，三日内赴上海工作，动身前到曾家岩公馆听候召见，面示此行任务。

　　王绍谦是王蒲臣的堂侄，江山城关人，生于1911年，1937年6月考入军统南京译电训练班，曾任局本部译电员，也曾在武汉法租界巴黎街八号任戴笠的私人秘书，负责译电兼收发戴笠的私人信件。

　　戴笠布置监视汪精卫及刺汪时，王绍谦在香港参加了当时的通讯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结发妻子毛秀丛患病在上海住院，王绍谦被派回上海，担任上海区译电工作，同时照顾毛秀丛。

　　1940年年底，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七十六号”逮捕，而王绍谦与他常有联系。出于安全考虑，戴笠将王绍谦从上海撤回，先在外事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毕业后担任戴笠的随从秘书，住在杨家山戴公馆。

　　戴笠在重庆先后有三个公馆，即曾家岩公馆、杨家山公馆和后来的神仙洞公馆。

　　1940年，因重庆频繁遭到日机轰炸，军统局本部所在地罗家湾目标太大，遂在重庆郊外约20里的缫丝厂建立“乡下办事处”，将“甲室”和编制科以及各处室的文件档案全部转移到办事处。在1941年敌机轰炸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军统局本部曾全部搬到这里办公，戴笠的住所就设在缫丝厂侧面的杨家山上。

　　郊外的杨家山公馆和城里的曾家岩公馆，是戴笠经常下榻、办公的场所，所以在杨家山公馆也配备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王绍谦就是在这里给戴笠当秘书的。

　　王绍谦接到戴笠手谕的当天，即1941年9月8日下午，又接到“10日上午登机飞港”的通知，9月9日下午，王绍谦携带行李来到曾家岩公馆等候召见。

　　当晚戴笠喝了酒，回到公馆就睡过去了，直到半夜醒来才将王绍谦叫到会客室。在简单介绍一下陈恭澍那封电报后，戴笠说：

　　“我怕陈恭澍靠不住，你这次到上海必须注意他的情况，随时来电向我报告。”

　　也就是说，王绍谦的第一项任务是监视陈恭澍。

　　“另一项工作，也是这次派你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秘密联系，传递情报。”

　　尚振声是继钱新民被捕后，在南京被捕的，不久前由李士群下令释放并委任为伪第七旅副旅长。汪伪的陆军第七旅是属于李士群伪特工总部的部队，尚振声出任伪职后，便秘密寻求与军统恢复关系，并派人到重庆局本部见戴笠，要求在上海指定专人和他保持经常联系。由于王绍谦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撤出上海已半年多，危险已解除，所以戴笠决定派他返回上海。

　　“我已和尚派来的人约好，让他通知尚振声考虑你们二人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选定后，会有人送信到赫德路正明里，交给你姑母王蕉梅女士，通知约晤的时间、地点，你按时赴约即可。”

　　戴笠又特地叮嘱说：

　　“你到上海后，首先挑选一位灵活可靠的交通员报局备案。为策安全，你和尚振声见面仅此一次，以后由各自交通员居间联络。届时带交通员去见面，双方约好接头地点和接头方式，以便日后互递情报与指示。”

　　“好。平时做什么工作？”

　　“别急，会有你的事做。你记住，以上的任务都是秘密任务。你到上海后去沪一区报到，接替人事助理秘书工作，原人事助书桂涤非俟办好交接手续后赴港待命。此事已由局本部电令沪一区知照办理。”

　　最后戴笠又叮嘱王绍谦到香港后，向香港区支领600元港币，用其中500元添置行装，用另外100元选购一件礼品，代替戴笠本人带给王蕉梅。王绍谦由港赴沪的船票，已由驻港总务郭斌购买。

　　当夜，王绍谦就留住在戴公馆，第二天一早由戴笠的随从副官贾金南送往沙坪坝机场。

　　抵制、拖延，出了大事

　　王绍谦作为晚辈，在军统局的职务虽然不高，但由于先后在戴笠身边做秘书，又是王蒲臣的堂侄，所以深得戴笠信任。王绍谦曾在上海区工作，对上海的情况又非常熟悉，派他回上海执行秘密任务，戴笠是非常放心的。

　　但戴笠没有想到，无论派谁回去都已无济于事，沪一区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比起1939年7月14日大搜捕造成的损失，这次则为塌方式沦陷。两年前的大搜捕由陈明楚引起，由王天木进一步推进。但王天木毕竟已经调离上海，他的推进显然受到限制。而两年后沪一区发生的塌方式沦陷，则是由周西垣引起，由陈恭澍推进。陈恭澍的极速落水将沪一区带进了可谓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绍谦到上海不久，局本部便收到他的报备电报，选中女交通员凌丰作为他的交通员与尚振声的交通员联系。凌丰原为区本部与译电员之间的交通员，后改为译电和电台之间的专线交通员，工作踏实可靠。

　　随后，尚振声的情报便通过王绍谦传到局本部，局本部的指示也通过王绍谦及时传递给尚振声。

　　对于陈恭澍的监视则并不顺利。由于陈恭澍对王绍谦并不放心，担心他是戴笠派来的眼线，所以并没有让他住在区本部。

　　当时沪一区位于蒲石路荣康别业二楼，区部一共住着四个人，除桂涤非与其太太（区部与交通站联系的专线交通员）外，还有文书孙益之及女佣赵兰芳。赵兰芳住在大楼屋顶的佣人住房内。也就是说，区部办公室内住着三人，桂涤非夫妇离开后，就剩了孙益之一人，正好是接替桂涤非的王绍谦住进去。

　　但是陈恭澍说：

　　“我会派人为你另租房屋，在房屋未租妥前，你可仍住在你姑母家，每天到区部来帮助办公，熟悉情况，俟租到房屋后你再接手桂的工作。”

　　也就是说，不仅王绍谦不能住在区部，而且在租到房子之前工作也不能交接。

　　照理说陈恭澍是戴笠重视的高级干部；王绍谦只不过当过戴笠的秘书，地位并不高，对王绍谦如此严加防范，显然陈恭澍心中有鬼。

　　就这样，王绍谦每天上午到区部协助工作，等候租下房子办交接，但租房的事一直没有消息，王绍谦也一直不能接手工作。直到10月底沪一区出事，王绍谦与桂涤非仍未办理交接手续。

　　这样一种工作状态，王绍谦自然也不会发现陈恭澍有什么异常。倒是戴笠的秘密查账很快查出陈恭澍因嫖赌致沪一区账面亏损数万元。但即便如此，戴笠仍未考虑将陈恭澍调离。倘若此时调换区长，沪一区出事后新任区长不了解情况，损失会小得多。

　　就在这个时候，沪一区出事了。

　　引发沪一区发生塌方式沦陷的仍然是周西垣。

　　刘原深被捕后，周西垣以为为“七十六号”立了功，却不料，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倒不是他出卖的人没有价值，而是他碰上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刘原深在沪工作三年，经历了无数变故，从事过情报、人事、行动等各种工作，熟识内外勤的大部分人。到被抓捕之日，可以说上自区本部，下至各大队、支队、直属组、抗团，以及内外交通站，十之五六都与他有过联系；他不但知道各单位的办公驻所，也熟识每个单位的负责人。倘若撬开刘原深的嘴，周西垣就成了“七十六号”的功臣。

　　然而，早在到达“七十六号”之前，刘原深便做了一件令周西垣大失所望的事。

　　由于抓捕刘原深的地点处于大道通衢之间，行人如鲫，青天白日发生“绑架”事件，很快观者如堵，可巧霞飞坊对面就是中国银行分行，门口携带武器的驻卫警见事有蹊跷，立刻赶过来干预。如此一来，“七十六号”的秘密抓捕失败，刘原深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捕房。

　　尽管日伪势力早已伸入租界，刘原深将很快会被引渡，被带到法捕房不过多了一道手续。但就是办这道手续的时候，刘原深说服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趁机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打给沪一区内交站站长仇淑英，让她火速向区本部报告自己被捕的消息。但放下电话后，他突然想到时间来不及，因为当日内交站与区部交通员接头的时间已过，这个消息最快也得等到翌日下午才能传到区本部。于是他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这次直接打到了区部，接电话的正是沪一区“内当家”区书记齐庆斌。他简短地报告了自己被捕的消息，请区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策安全。

　　这两个电话让刘原深如释重负，引渡到“七十六号”后，面对审讯，他已无后顾之忧，可谓软硬不吃。

　　照理说，既已通知区部采取紧急措施，那么给区部留出搬迁时间，即一两天后再供出区部地址沪一区并不会受损失。但事实上，区部根本没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陈恭澍对这个拿着组织当儿戏的冒险做法自鸣得意，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基于我们对原深兄的坚信不疑，遂作了一个有担当的决定——原深兄所知道的办公场所及联络地点概不迁动。果然，他身经百难，影响组织安全的话一句也没说。”

　　幸亏刘原深宁可忍受皮肉之苦也绝不走一步险棋。在一次次的审讯用刑之后，他干脆对审讯他的落水汉奸、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万里浪亮出底牌：

　　“你可以去查一查，在卢家湾捕房我打过两个电话。所以我劝你不要再费心机了，要杀要剐请随便。”

　　当万里浪查核两个电话属实之后，方知费尽周折捕来刘原深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想到刘原深做事如此决绝，当然更不会想到沪一区接此电话后竟然无动于衷。

　　刘原深的线索断了，周西垣等于白忙活一场。虽然他与万里浪原先都在忠救军而且关系不错，但此一时彼一时，万里浪小人得志，六亲不认，非逼着他提供对破获沪一区机构有价值的线索，否则对他本人不予接收。

　　在周西垣认识的人中，除了刘原深还有谁能有区部的线索呢？周西垣搜肠刮肚，终于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沪一区会计陈贤荣，化名李根发。

　　军统局在上海派有主持财务的中央会计，沪一区的经费由中央会计开出支票交给陈贤荣，由陈贤荣到中国银行分行业务股支取。负责给军统在上海地区办理经费支取业务的，是该行业务股职员姜绍诚。姜绍诚是姜绍谟的四弟，是1938年秋戴笠电请宋子文特意把他安排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的。

　　陈贤荣作为沪一区会计，需要向区部及各队组送发工资和经费，周西垣是行一大队第三分队队长，由此认识了陈贤荣。但也只是见面后认识，知道他的化名，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住址（陈贤荣有单独办公地址）。

　　听了陈贤荣的情况，万里浪觉得他比刘原深更有价值。可要在上海滩找一个只有见面才能认出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陈恭澍在用人方面违反了一个秘密工作的禁忌，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不该安排一个有鲜明特征的人。是的，陈贤荣长了一张麻皮脸！

　　中国银行分行和麻皮脸，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万里浪派人在该行门口守候，果然发现了一脸大麻子的取款人，然后秘密跟踪，一直跟踪到他在租界居住的弄堂房屋门口。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万里浪并没有下令抓捕，而是派出两路人马，一路日夜监视陈贤荣的住处，一路在陈贤荣外出时分段跟踪盯梢，一直跟踪监视了三个多月，查清楚他所到的几个主要地点后，才开始对陈贤荣实施抓捕。

　　10月27日夜里，也就是刘原深被抓捕四个月之后，陈贤荣被抓进了“七十六号”。

　　28日上午八时，王绍谦刚到区部办公室，桂涤非就着急地对他说：

　　“绍谦兄，不好了！出事了！我在六时左右接到朱啸谷的通知，说李根发（陈贤荣）昨夜急病住院了（被捕的暗语），我们怎么办？”

　　朱啸谷时为沪一区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内线——刘绍奎、刘俊卿的专线联络员，他传递的信息自然是准确无误的。

　　王绍谦感到事态严重，赶紧与桂涤非向各队组负责人下发紧急通知，指示他们凡会计李根发到过的地方必须立即撤出，转移到安全地点，并与交通站保持联系；同时指示交通站留下一人值班，其他交通员隐蔽待命。

　　安排好下属队组，区部怎么办？王绍谦分析说：

　　“虽然李根发知道区部地址，但我认为在一两天内不至于供出来。我们等区长和齐书记来了再作商议。”

　　可是，陈、齐二位再也没有来。

　　送上门的“猎物”

　　其实，在陈贤荣被捕之前陈恭澍便得到了消息，因为日本宪兵在租界搜捕抓人，须事先知会租界巡捕房，得到消息的捕房内线都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陈恭澍。

　　10月27日当晚11点多，位于西摩路的陈恭澍家中，电话响了。

　　这个钟点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陈恭澍心惊肉跳。因为他的电话和住址原本就没几个人知道，而且即使知道也是私人朋友关系，一个是帮助他租房并帮助打理家里琐事的胡永荃兄弟俩，另一个就是给儿子看病的医生。他们是不会在半夜三更打电话进来的。

　　沪一区的人包括与陈恭澍关系最密切的齐庆斌，均无一人知道陈恭澍的住所与电话。所有工作关系中，唯有租界巡捕房的内线知道这个电话，会在有紧急情况发生时拨通这个电话。

　　所以这个电话只能是巡捕房打来的，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信号。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了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刘俊卿的声音：

　　“‘北边’和‘西边’的，前后到了十多个人，准备夜间出动抓人。到哪里、抓谁，现在还不知道。我不下班，随时会有电话，请你多保重。”

　　“北边”和“西边”，指的是上海日本宪兵队和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既然还不知道抓谁，陈恭澍也只能继续等待。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陈恭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来转去。三点刚过，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来。尽管声音听起来那么瘆人，陈恭澍还是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刘俊卿说：

　　“有一批人已经回来交差，只带来一个人，看样子不像是这边的，我一定等到结束后才下班，二爷请安心。”

　　“这边”，指的是沪一区。既然只抓了一个人，而且不像是这边的，陈恭澍如释重负。

　　然而过了没有一刻钟，刘俊卿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这次情况突变：

　　“不好了！克莱登刚刚告诉我，又有好几批回来，其中十来个全是咱们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东西。”

　　“能不能查查都是些什么人和什么东西？”

　　“好，我随时报告。”

　　从三点半开始，每隔一刻钟左右就有一个电话进来，向陈恭澍报告最新情况。在最后一个电话中，刘俊卿说：

　　“有一个叫程远的，从他家里抄出好几箱东西，据说都是些租约、账目之类，具体是什么我没看见。”

　　程远，是陈贤荣的另一个化名。一旦陈贤荣招供，对沪一区产生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候的陈恭澍已经慌作一团，他想应该立即电告重庆局本部，同时赶快找齐庆斌商定应变之计。可转念一想，这两件事都不好办，因为他身边没有人可供差遣。

　　为安全起见，他必须找一个人去办这两件事，请他跑一趟电台先把电报发了，再去老齐家里把老齐约出来找个地方会面。

　　他想到的这个人是他的“铁三角”之一——张作兴。这个“铁三角”的另一位就是齐庆斌。

　　陈恭澍与齐、张二人同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陈恭澍任天津站站长时，这二人分别任复兴社华北办事处助理书记和河北省鸡泽县警察局局长。陈恭澍兼任滦榆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后，介绍二人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工作，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后来滦榆游击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即“华北忠救军”，齐、张仍分别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1938年9、10月间，设于河北宝坻县（今天津宝坻区）之华北忠救军总部被日军攻占，所部牺牲惨重。齐、张二人突围后潜往北平参与其他工作，1940年奉调回渝途经上海，由于川资短缺，奉命在上海等候接应，没想到接应者竟是陈恭澍。

　　于是，陈恭澍呈报戴笠将二人留在上海，由齐庆斌任沪一区书记。戴笠考虑到他们曾在一起共事，或许更便于工作，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将原书记郑修元调到了重庆。为安置张作兴，陈恭澍特设了一个职务——电台督察。

　　张作兴对电讯专业一窍不通，如何督察？说白了，就是陈恭澍因人设事，为张作兴安排一个高级职务，享受督察待遇而已。实际上张作兴干的不过是普通联络的工作，负责电台之间、电台与区部之间的联络工作。

　　如同任用陈贤荣担任沪一区会计一样，任用张作兴担任电台督察，陈恭澍同样犯了保密工作的禁忌，那就是张作兴也是一张麻皮脸！

　　让同样满脸麻子的人在几个电台与区部之间跑来跑去，毫无疑问太招风惹眼。

　　其实就在前几天，张作兴还特意告诉陈恭澍，他感觉好像被人盯上了，可也不能确定，因为只是一种感觉，总也发现不了那个跟踪他的人的影子。为谨慎起见，陈恭澍让他暂时停止活动。

　　想到这一点，陈恭澍觉得还是不让张作兴出面为妙。但还是给他拨了一个电话，想核对一下电台地址。电话拨通之后没人接，陈恭澍以为他还在熟睡中，就挂断了。

　　陈恭澍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时候张作兴已经到了“七十六号”。

　　此时是凌晨4点40分许，陈恭澍不得不决定亲自去完成这两项任务。

　　沪一区与局本部经常保持通报的有三个电台，离陈恭澍住所最近的一个电台在新闸路，步行只需几分钟。

　　电台在一幢公寓的四楼，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临街的窗子上会有警示标志。陈恭澍站在楼下抬头望望窗子，是“安全标志”，说明一切正常。进屋后，草拟了一份电稿，因为通报时间在七点，陈恭澍将电稿留给台长就离开了。

　　这时不到五点半，陈恭澍到一家祥生车行叫了辆出租车，乘车直抵法租界兰心大戏院对面。齐庆斌的家就在兰心大剧院旁边的楼上三层。

　　陈恭澍下车后，特意仔细地察看了附近一带的情况，四周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再抬头观望齐家在三楼的窗户，虽然隔着一层厚厚的窗帘布，仍然遮不住屋里的灯光。为什么这个时候开着灯？这让陈恭澍疑惑不解。

　　再察看摆在窗棂底下的硬纸板，刚好从灯光中可以看到折射出的一面影子，正是安全的信号。

　　可齐庆斌既不会天不亮就起床，也不会熬到黎明时分不睡觉。陈恭澍一边穿过马路向前走，一边满腹狐疑地观察四周，还是一点异常现象都没有。

　　走到楼下，正为上不上楼犹豫的时候，陈恭澍忽然眼前一亮，想到齐家有两个孩子要早起上学，家人要照顾他们穿衣服洗脸、为他们准备早点什么的，开着灯岂不是很正常？再说，齐庆斌搬到这里不过两三天，除了陈恭澍本人，没有人到过这里，连交通人员都不曾来过，无论这一夜有多少地方被搜查，都不会查到齐庆斌的新居。

　　但是陈恭澍忘了，齐庆斌这个刚刚搬进来的房子，是张作兴给找的，也是张作兴来看的房子。也就是说，张作兴知道这个地址！

　　陈恭澍不再犹豫，径直上楼。当他走上九级楼梯的第一个转角处时，赫然看到一把藤椅！难道这幢房子里还有看更守夜的？这显然不正常！如果这个时候陈恭澍下楼而去，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他待在自己家中，还是第二天去区部，暂时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是，一向为了个人安全谨小慎微的陈恭澍，在这个异常情况面前却疏忽了。他在回忆中说：“莫非有人在此守候过？可是又不能因为得不到解答掉头就下去呵。”于是转上楼梯，经过二楼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再登三楼。

　　在距楼梯三五步的地方站住，陈恭澍依照约定按下电铃——两短一长。

　　随即，门缝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快速地摇了两摇又缩回去了。陈恭澍猛地打个寒噤，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立即转身跳跃下楼。可事到如今，他早已双腿发软，呼吸都快要窒息了，哪里还跑得了多快？

　　跑到楼下大门口的时候，楼梯上已经响起笨重的皮鞋声。就在他跑过兰心戏院门口，正准备拐进一条弄堂之际，两名日本宪兵已经追了过来。惊慌失措中陈恭澍的夹大衣被电线杆子挂了一下，日本宪兵就扑上来了。

　　这时候已是清晨六点，也就是说，从27日晚到28日清晨这一整夜，沪一区先后有陈贤荣、张作兴、齐庆斌、陈恭澍四名重要成员被捕。

　　显然，这场大抓捕是由“陈麻子”“张麻子”引起的。“七十六号”在跟踪“陈麻子”的时候发现了“张麻子”，在跟踪“张麻子”的时候发现了齐庆斌的住址，如果不是在关键岗位上用两个有鲜明特征的大麻子，“七十六号”根本无从下手。

　　陈恭澍则是“七十六号”的意外收获。齐庆斌被抓后，日伪留下两名日本宪兵和一名中国翻译在齐的寓所守株待兔，陈恭澍的“自投罗网”给“七十六号”送去一个最大的惊喜。

　　当然，陈恭澍与他的好友张作兴送给“七十六号”的更大惊喜还在后边。

　　王绍谦善后

　　10月28日上午，就在王绍谦、桂涤非、孙益之等人得知陈贤荣被捕，久等陈恭澍、齐庆斌不见踪影的时候，中午，又接到张作兴被捕的电话。可是两个负责人都不来，这让王绍谦等人既着急又不知怎么办。

　　分析两人不来的原因，应该是因为陈贤荣被捕，担心区部不安全。于是商量决定，如果到晚上还没有陈、齐的消息，大家必须分头转移。

　　下午王绍谦走得比平时晚了一会儿。在区部吃过晚饭准备离去时，电话铃响了，这时是六点半，拿起话筒一听是陈恭澍。终于等来了陈恭澍的电话，王绍谦忙说：

　　“苏先生（陈化名苏坦），我是绍谦。”

　　“你是绍、绍……”陈恭澍没有说“谦”字就接下去问，“今天有几人被捕你知不知道？”

　　“两个‘麻皮’都先后被捕了，我们等了你一天，都急死了。”

　　“不错，是两个‘麻皮’都被捕了，你叫桂来听电话。”

　　王绍谦赶紧把话筒交给站在旁边的桂涤非，陈恭澍在电话中对桂说：

　　“你九点钟到金门大戏院门口和我见面，有事商量，小心点。”

　　桂涤非对这个约见充满疑虑，挂上电话后向王绍谦、孙益之问：

　　“苏先生为什么不到区部来布置工作，反而约我到公共场所去会面？会不会出事情？”

　　王绍谦也是充满猜疑，本来是他接的电话，陈恭澍为什么不约他反而约见桂涤非？他倒是没想到会出事，而是认为陈恭澍因为一直对他有防范，尽管桂涤非即将离沪，还是要找他商量沪一区两个“麻皮”被捕的善后工作。

　　陈恭澍对王绍谦有防范是事实，甚至一直抵制和排斥王绍谦；拖延和抵制上级调令在陈恭澍也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王绍谦猜错了。

　　当天夜里桂涤非就带着四五个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的特务来到区部，将文书孙益之带走，将女佣赵兰芳奉王绍谦之命藏到屋里的两袋文件抄走。区部只剩了桂太太和赵兰芳，还有四个在此蹲守的日本宪兵。

　　毫无疑问，他们蹲守的目标就是王绍谦，因为此时区部就剩了王绍谦一人。

　　陈恭澍选择诱捕桂涤非自有他的道理，由于他本人不能堂而皇之地带着日本宪兵查抄区本部，只能找一个人充当“带路党”。他和桂涤非的关系更近，桂会更听他的话。倘若先诱捕王绍谦，王未必乖乖听命于他。

　　被捕当天就急于倒戈相向，陈恭澍的反水比当年从北京逃跑还快，立功邀宠之迫切，令所有落水汉奸汗颜。

　　从10月27日夜晚事发到28日夜的24小时内，沪一区先后被“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逮捕的有：会计陈贤荣、电台联络员张作兴、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以及由陈恭澍诱捕的助理书记桂涤非、文书孙益之，还有已失去自由暂时被软禁在区部的区交通员桂太太与女佣赵兰芳。

　　王绍谦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送信人正是赵兰芳。赵兰芳利用佣人身份，借口买菜溜出区部，从菜市场绕到了王绍谦的姑母家。

　　得此消息，王绍谦当即搬到译电员周金书家暂住。因为陈恭澍知道他的住址，在区部抓不到他，很快会派人带路找到他姑母家。

　　这时区部能主事的人只剩了王绍谦，危急时刻无需任命，他主动承担起沪一区遭破坏后的安置工作。

　　首先需要有一个临时办公场所，他到福建路大江南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四楼十六号，立即展开善后布置：指派凌丰接替桂太太负责与交通站联系，通知各组、队、电台立即转移，并确定了联系方式，转移后随即上报新地址；又与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取得联系，告诉他沪一区出事的情况，请他另迁新居，以策安全；同时商借沪二区电台代为收发电报，并借沪二区译电员华念雄的译电室，作为本区译电员周金书、徐嘉禾共同译电之用。

　　由于沪一区和沪二区没有横向联系，除了王绍谦，沪一区没有人知道姜绍谟的联系方式。沪二区筹建时，王绍谦正在沪一区任职，沪二区与重庆局本部的电台联系等，是王绍谦帮助解决的，王与姜又是江山同乡，相互信任，工作方面一直有来往。

　　同日又约见会计员孙国昌，指派孙国昌接替陈贤荣的区会计职务，并陪他到中央会计处接头，领取沪一区经费，然后由孙给区下属各单位分发应急经费。同时，由孙向情一组组长毕高奎转达分工应急措施：

　　由毕高奎负责过渡时期的外勤领导工作，在指导各情报组、行动大队的工作，督促各组、队在搬迁新址的同时，继续进行搜集敌伪情报等工作；与局本部的通讯联系、经费领发、人事安排等内勤工作，暂由王绍谦负责。总之，两人共同负责把沪一区保护好，照常开展工作，以待后命。

　　也就是说，在沪一区负责人正式任命之前，由毕高奎和王绍谦暂时接任陈恭澍与齐庆斌的工作，毕任临时区长，王为临时书记。

　　沪一区的善后安置基本完成后，各下属单位在搬迁后均已稳定下来，恢复正常活动。王绍谦开始从报纸上查看房屋招租广告，寻找区部办公场所。

　　接到王绍谦的电报，戴笠十分震惊，两个负责人同时被抓竟然毫无征兆，真是骇人听闻！他哪里会想到，陈恭澍竟然公开违反保密工作禁忌，在关键岗位上用了两个“大麻子”！

　　值得庆幸的是，将王绍谦派回上海派对了。正因为他熟悉上海区情况，且与姜绍谟有联系，又敢于担当，所以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人事，稳定局面，恢复工作。

　　也正因为他在上海熟人太多，继续留在上海已十分危险，戴笠立即调任新的沪一区书记派赴上海，同时给王绍谦发署名电报，首先对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做好善后工作给予肯定，传令嘉奖，同时批准他和毕高奎分工负责的建议，并叮嘱他注意安全，停止活动，等待新指派的陈浩（现已到港，十天内可抵沪）到沪后，即办好交接手续，离沪赴港待命。

　　同时，戴笠指派另一条工作路线——派往上海专攻李士群的原上海律师余祥琴，立即会见李士群，以保护陈恭澍等人的生命安全。

　　对李士群心存幻想

　　1941年，由于日军对重庆市区频繁轰炸，军统罗家湾局本部已无法正常办公，当年5月，局本部暂时迁移到距市区20余里的缫丝厂乡下办事处办公，罗家湾只留下一个办事处。

　　大约在陈恭澍、齐庆斌等人被捕两个月前，即8月31日，郊外局本部戴笠的办公室里，由罗家湾办事处处长李肖白带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就是余祥琴。

　　余祥琴是安徽黟县人，是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继子，此前以律师为业，在上海小有名气。

　　早在6月中旬刘原深被捕之前，戴笠便开始物色策反李士群的人选。不仅因为李士群“放过”了刘戈青，还在于此时他在汪伪内部的倾轧中处于被动地位。

　　李士群挤走丁默邨，让周佛海看到了他在伪特工总部的实力。汪伪政权成立后，原先追随汪精卫的大小汉奸迅速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广东派，一方是以周佛海为首的非广东派，而双方内部又各有派系，可谓错综复杂。周佛海为了拉拢李士群为自己助威，特意将自己兼任的伪警政部部长一职让给李士群。岂料李士群一上任就一脚踢开了周佛海，由拥周转而拥护陈璧君，投靠了公馆派（汪之广东派中的嫡系），与周佛海分庭抗礼，连周推荐其亲戚到警政部任职都硬顶了回去。周佛海毕竟是汪伪组织中响当当的实权派，论资格论身份地位，李士群都差了一大截，在两人日益公开的对抗中，李士群毫无悬念地处于被动地位。

　　对戴笠来说这正是机会，可趁此机会将李士群拉过来为我所用。

　　尽管唐生明赴上海之前戴笠也曾向他交代这项任务，但唐生明原本与李士群素昧平生，取得信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可是，找到一个与李士群素有深交、对其能产生影响而又愿意担此重任的人谈何容易！为此，戴笠委托居住香港的杜月笙代为查找。杜月笙找到的这个人就是余祥琴。

　　其实余祥琴与李士群并无深交，但余祥琴有恩于李士群，这或许比热络的交往更有作用。1934年，李士群主办的杂志登载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为此日使馆行文请工部局总巡捕房对李提起公诉，该案经余祥琴从中安排，并为李出庭辩护，使李士群获宣告无罪。李士群对余祥琴感激不尽，拿出公款予以酬谢。余祥琴坚辞不受，并说李士群遭此诉讼是出于爱国热忱，自己怎能接受酬谢。李士群深受感动，言他日定当图报。

　　1939年4月，李士群在组织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之后，曾登门拜访余祥琴，一进门就说起他自1937年年底从南京撤退后的情况，说先是随唐生智留守南京，结果狼狈撤退，又从武汉撤到香港，这才肩负重任回到上海。

　　李士群所说的“重任”，就是指认贼作父组建伪特务机关。余祥琴虽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但当时并不知李士群就是“七十六号”掌门人。

　　李士群显然不是来还“人情债”的，而是觉得余祥琴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十年，各方面关系都很够，对两租界警务当局及社会各阶层都很熟悉，尤以历来承办刑事案件颇负时誉。而当时日伪不能随意在租界抓人，且常常在抓捕、引渡方面受到牵制，自然想请余祥琴为其助力。

　　余祥琴则觉得时隔四五年，“已隔膜疏远”，“不拟再与交往，故淡然置之”。余祥琴客气地应付一下，并没打算与此人继续来往。却不料山不转水转，没过多久他竟然需要找李士群帮忙了！

　　当年秋，交通部在沪留守人员陈福源及孔祥熙的留守人员余新福先后被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所逮捕，后经黄金荣向余祥琴打听谁与李士群熟稔，余祥琴这才知道李士群已成为“七十六号”的主持人。

　　余祥琴平素以道义自任，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曾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总干事，对抢救伤兵难民出力颇多。遇此事情，自是当仁不让，立即登门往访李士群。李士群倒也顾念旧情，不久便将陈、余二人无条件释放。

　　于是，经杜月笙穿针引线，余祥琴由上海到了香港，又于8月30日秘密飞往重庆。其时敌机白昼空袭重庆市郊，每天须躲避警报十小时之久，直到31日傍晚，余祥琴才被李肖白送到郊外局本部。

　　由于事先已知余祥琴到来，所以不等介绍，戴笠就热情地向余祥琴伸出手，连说：

　　“余律师，久仰久仰，一路辛苦了！”

　　寒暄之后，戴笠亲自陪着余祥琴来到餐厅，由李肖白等人作陪，为余祥琴接风洗尘。席间推杯问盏，觥筹交错，热烈的气氛让余祥琴感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和重视，也让他见识了戴笠的海量。

　　重要的是，喝过酒后照谈工作，一谈就谈到了凌晨两点。谈上海的局势，谈租界的情况，谈“七十六号”和李士群，谈李士群没有把刘戈青交给日本人，谈游说李士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然，更忘不了谈对方。

　　谈对方，不是恭维，却要让对方感到十分受用。其实凡是对工作有帮助的人，无论同窗、朋友或其他人引荐的陌生人，无论是将对方变为下属，还是变为运用人员，或者在某件事上给予帮助，戴笠都会个个欣赏，对个个礼遇有加。不仅要调动对方对这个工作的热情，使其信心满满，更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被赏识，然后高高兴兴地去出力、去卖命。

　　这正是余祥琴当时的感受，所以他在《追击》中不仅记述了戴笠对他的热情、赏识与信任，也写了他对戴笠极好的印象，对戴笠的形容也十分准确：

　　“戴身材壮实、面色黝红、眉毫粗浓、眼神奕奕、不怒而威、语言激昂、酒量宏豪，至气愤不平处，辄作握拳切齿之状。”

　　如同当初动员唐生明去汪伪内部卧底，对余祥琴的工作布置也是先做足了“铺垫”，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布置任务——策反李士群。

　　“您同李士群讲，现在是他的一个机会，把汪逆精卫杀了，我们会集中力量响应他安全撤退；或者乘汪精卫到达苏州李之势力范围内劫持汪逆来归，我向委员长保证给他更好的地位；或者由他协助我们同志完成制裁汪逆的工作，我发给奖金300万，参加行动诸同志再保送出国深造。”

　　当时法币13元合美金一元，300万折合20多万美金，可见数目之巨大。

　　即便如此，戴笠的想法也未免异想天开。李士群既费尽心机投靠日本人，即使其靠山不是汪精卫，也绝无可能对汪实施刺杀；而李身兼警政部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清乡委员会驻苏州办事处处长等数个肥差，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连周佛海不久后为伪中储行在苏州地区推行伪中储券，都被迫留下2000万买路钱，而这笔钱几乎全部进了李的个人腰包，300万哪还有什么吸引力？

　　余祥琴也并不了解李士群目前的状况，就这项任务接触李士群之前，一切都不敢打保票，尤其刺汪，兹事体大，军统调动各方面力量从河内一路追杀到上海、南京，都未能阻止他当上日本人的“儿皇帝”，李士群作为一个主动投敌的汉奸，肯担当如此重大的任务吗？

　　当然，戴笠也强调，要把握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即使达不到刺汪目的，能将李士群拉过来，使伪组织为我所用，也将大大减轻渝方在上海的压力，能很好地保护军统在上海的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

　　虽说游说李士群刺杀汪精卫余祥琴没把握，但策反李士群他还是有信心的，尤其保全军统上海潜伏人员的生命安全，这一点相信李士群能做到。余祥琴虽无特工经验，可凭借律师的口才和与李士群的特殊关系，相信达成这一任务并不困难。当场明确表示：

　　“参加戴先生领导的工作，正是我为国家报效的机会。为求达成任务，不惜任何牺牲。”

　　第二天又是从傍晚开始，谈到凌晨两点半，安排了余祥琴的化名、与戴笠本人的直接联系方式，并通知沪一区拨一部专用电台供余祥琴使用。至于与沪一区的联系，戴笠要求“以秘密方式与沪一区区书记吴维扬同志取得联系，对其他人一切保密”。

　　吴维扬是齐庆斌的化名。当时沪一区尚在正常运转之中，戴笠抛开区长陈恭澍要余祥琴单独联系齐庆斌，可见对陈恭澍早有防范。

　　余祥琴需要配备的装备与经费，戴笠已通知杜月笙及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在港代为安排。

　　9月2日中午，余祥琴飞往香港，9月11日由港乘轮返沪，9月15日抵达上海。

　　王绍谦回上海是继余祥琴之后，9月10日离渝飞港，9月18日从香港启程返沪，比余祥琴刚刚晚了一周。

　　接连派出两人赴上海，一是监督陈恭澍，一是策反李士群，戴笠以为如此安排可避免陈恭澍重蹈王天木覆辙——一旦拉过李士群，陈恭澍也就没有了被捕的可能。而陈恭澍主动投敌的可能自然很小。

　　然而，戴笠大错特错了！

　　余祥琴被敌利用

　　戴笠所错之一，既然已断定陈恭澍不可靠，却不是果断将其调离，结果导致沪一区被连窝端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刘原深、齐庆斌以及后来被捕的王绍谦等关键人员都顶住了“七十六号”的各种考验，即使陈贤荣、张作兴等人叛变，破坏力也不至于很大，唯陈恭澍的叛变破坏力无可挽回。

　　戴笠所错之二，就是启用了余祥琴，不仅于事无补，反被李士群所利用！

　　李士群的处境并不像戴笠想象的那样糟糕。他既敢四处树敌，公开与周佛海叫板，自然是因为有大后台。他能抢到主持清乡工作这等肥差，而让周佛海、罗君强等人甘拜下风，正是1941年3月晴气直接举荐的结果。晴气举荐，影佐祯昭不会反对；影佐提出，汪精卫想反对也不敢，何况李士群早已通过献媚陈璧君讨好汪精卫，做足了铺垫。当然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的灯，很快反戈一击，在接下来的一轮较量中，李士群势单力薄，终于在7月末被周佛海将警政部悄悄合并掉，等于让李士群白白丢了一个当时在他所有职务中最高的职务。

　　这之后，通过陈璧君在人事上的纵横捭阖，而汪精卫又畏忌其后台，使李士群又得了一个专为他增设的调查统计部部长之职。但李士群仍不满意，又瞄准了一个更高职位——江苏省政府主席。

　　余祥琴9月中旬回到上海的时候，李士群正通过晴气向影佐和汪精卫建议改组江苏省政府，提出由他出任省政府主席一职。此职最终于12月中旬尘埃落定。

　　9月21日，星期日，李士群从苏州回到上海。自从在苏州第一“清乡区”实施清乡，他平时便住在苏州，只有周末才返回上海，去他的“七十六号”大本营公干。

　　傍晚时分，余祥琴如约走进李士群位于愚园路的私宅，两人躲进李士群的寝室密谈。

　　余祥琴直接告诉李士群，受军统局戴笠的邀请去了一趟重庆，逗留三天，与戴笠畅谈两个深夜，并说：

　　“你对刘戈青的种种表示，的确感动了戴先生。戴先生说，要把握抗战胜利，收复失地，必先铲除伪组织，要我暗中与你取得联系。你对我敌视也好，扣押枪毙也好，我都无怨言。”

　　对于在伪组织中蒸蒸日上的李士群来说，“铲除伪组织”这样的话肯定听着不顺耳，但他不置可否，回答了另一个问题：

　　“如你不参与行动工作，我可负责你的安全。”

　　可见军统对汉奸的暗杀行动早已令李士群恨之入骨。

　　余祥琴接着转达戴笠的话：

　　“戴先生说，如能接受他的要求达成任务，可代蒋委员长向你保证，给你更好的地位和更优厚的奖励。”

　　“要我达成什么任务？”

　　“杀了汪精卫，光荣回重庆。”

　　倘若李士群是大大咧咧不善于隐藏感情之人，或者对余并无戒心，想必会仰天大笑，因为这对他来说不啻于天方夜谭。但他却是深藏不露，佯装仔细思索的样子，然后说：

　　“祥琴兄，汪先生有恩于我，从道义上我不能下手，除此之外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请你转告戴先生，为配合以后的形势发展，我愿意与戴先生合作。”

　　乍一听这番话，好像李士群早就想投靠重庆了，根本用不着“策反”。对余祥琴来说，如实报告给戴笠，就足以证明他的工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但是，李士群的“合作”不可能是戴笠所要求的为重庆方面所用。那么，是狡兔三窟为自己多留条退路，还是想在对沪一区大抓捕之前稳住对方所用的缓兵之计？

　　后来的事实证明，余祥琴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之时，正是“七十六号”秘密跟踪陈贤荣约两个月的时候，距离收网尚一月有余，显然是李士群的缓兵之计！

　　李士群利用戴笠伸出的“橄榄枝”，将计就计，准备在稳住对方之后从容端掉军统沪一区乃至整个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戴笠实在小看了李士群！

　　此后，每隔一两周余祥琴就有信息传回重庆。尽管“合作”仍然停留在口头上，但戴笠也完全没有想到，他如此重视的这条工作路线，传回的情报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扰乱了他对上海局势的掌控。

　　齐、陈被捕后，王绍谦的电报让戴笠如梦初醒，方知李士群两面三刀，为人阴险，余祥琴显然不是他的对手。此时通讯联系已断，戴笠电告杜月笙，由杜急电余祥琴遄赴重庆。

　　11月6日，余祥琴一日之内连接杜月笙三封电报。但赴港之前一定要见见李士群弄清情况。8日是星期六，下午，余祥琴再次来到李士群家中，一方面对上海区组织遭破坏，“合作的希望较预期目标距离更远了”表示遗憾，一方面提出见见吴维扬（齐庆斌）。

　　李士群却没事人似的说：

　　“其实在你由港返沪之前，我方便已掌握线索，又经日方协助侦察，日本顾问非常重视，所以与你晤谈之后，不便下令停止行动。请你转告戴先生，我会尽可能保全他们的生命。”

　　这一招无异于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抓了你的人，自己还显得很无辜很不情愿，不知戴笠听到这种无赖话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

　　对于余祥琴见见上海区书记吴维扬的要求，李士群倒是很痛快。第二天下午，余祥琴就走进了“七十六号”的高洋房，在楼下会客室里见到了吴维扬。

　　直到这时，他才通过经办此案的汉奸得知吴维扬的真实姓名为齐庆斌。

　　齐庆斌身穿长羊毛绒睡衣，面容憔悴，极似病后尚未复原。他低声对余祥琴说：

　　“我们全部垮了。”

　　“我已知道，此事我有无责任？”

　　余祥琴生怕自己没帮上忙，反而给添乱，对戴笠不好交代。齐庆斌说：

　　“与你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这里。”

　　“我奉命回渝，请转告各受难同志，我会请求戴先生设法安抚各受难同志家属。”

　　其实根本不用请求戴笠，在王绍谦负起沪一区善后工作之责的时候，就开始了对被捕同志家属的安抚与照顾。正因给陈恭澍、齐庆斌、张作兴三人家属送生活费，才发生了交通人员被跟踪陈恭澍太太的汉奸与日本宪兵逮捕的事件。

　　而陈恭澍、张作兴、陈贤荣等人对沪一区人员的出卖与诱捕，使沪一区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很快遭受塌方式破坏。

　　就在余祥琴看望齐庆斌的隔天，即11月11日，王绍谦外出办理租房购买办公家具事宜回到大江南饭店时，被早已等候在四一六房间的汉奸与日本宪兵抓个正着。至此，沪一区区部所有人员包括会计、交通、报务员、译电员等全部被捕，各队组情报人员、行动人员也大多被抓进“七十六号”。而受刑最残酷和被杀害最多的，正是基层工作人员与口头上答应与汪伪合作却乘机与重庆联络、转为卧底的高层干部。

　　也就是说，对留着有用的人，李士群一般会刀下留人。

　　王绍谦一次次被严刑拷打，则因他始终不肯说出姜绍谟的地址。而向李士群告发唯有他知道沪二区区长姜绍谟地址的，正是陈恭澍。

　　受刑后的王绍谦被押进40人一间的大牢。在这里，他遇到了刘原深和重新被抓进来的尚振声。

　　建立上海实验区

　　在军统派驻上海的潜伏组织中，除忠义救国军外，针对日伪实施暗杀行动及对日伪组织实施惊扰、袭击行动的只有沪一区。沪二区及其他运用路线如唐生明、袁殊、余祥琴等，均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

　　因而，沪一区的垮台，对军统来说，等于丢了上海大半个天下。

　　在陈恭澍被捕之初，戴笠便已开始考虑沪一区区长人选。这个人既要像王绍谦一样熟悉上海区情况，又能担起区长的重任。

　　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毛万里，而且戴笠将他准备在手底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对毛万里来说则是憋了一肚子冤屈，因为那是名副其实的坐冷板凳！

　　此前毛万里任军统驻上海地区总督察，负责办理刺杀汪精卫专案，未见成效，于1940年调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1期受训。一般说来，高教班就是晋升跳板，进高教班等于镀金。毛万里从高教班毕业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局本部等候晋升，不料一等就是几个月。终于等来了任命，却做梦也没想到，不仅不是什么晋升，反而是降职！

　　戴笠任命毛万里为重庆稽查处主任秘书。

　　怎么说毛万里也曾任北平区书记、代理区长、上海地区总督察，如今不升也就罢了，还要降职使用，毛万里怎能接受？尤其他的上司竟是资历、军阶都比他低的沈醉！

　　毛万里高教班毕业后，原上校军阶应升为少将，而时任重庆稽查处督察长的沈醉军阶为上校。让毛万里去沈醉手下当秘书，他怎能接受？请求戴笠另派工作，戴笠不准，毛万里再打报告，戴笠一怒之下，在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说：

　　“我派毛万里工作，他两次违抗我的命令，万字头上有两角，我是磨角人！”

　　毛万里不敢再硬顶，只好硬着头皮去向沈醉报到。

　　戴笠用人，尤其是独当一面的外勤人员，常常是论功行赏，立功者提升或奖赏，反之则是毫不客气，挂起来晾一段时间或降级使用是常有的事，陈恭澍就饱尝过坐冷板凳的滋味。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被重用，将毛万里送进高教班就是为了派任更重要职位，不过暂时用不到，“闲置”一时罢了。

　　但毛万里不服气，陈恭澍率领一帮人经过周密策划在河内行刺都未能成功；汪精卫逃到沦陷区有日本人保护，无论住宅还是出行都防守严密，而他只有一个行动人员王鲁翘且很快被捕，又如何能完成任务？为此坐冷板凳于情于理不公。

　　听到戴笠委任他为沪一区区长后，毛万里这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不该赌气使性子。但军统在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戴笠要他拿出一套确保安全的可行性方案。

　　就在戴笠与毛万里商量赴沪重建沪一区事宜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秘密来到重庆。他的到来，改变了戴笠重建沪一区的设想。

　　这位不速之客是戴笠的多年好友，也是秘密运用人员——胡永荃。

　　胡永荃是浙江宁波人，身材魁伟，方脸大耳，一副南人北相。抗战前在上海经商，曾奉戴笠之命赴天津从事对日秘密情报活动。他的姨太太是殷汝耕侍妾的妹妹，胡永荃利用这一关系协助平津两站行刺殷汝耕未果，因此结识陈恭澍。

　　陈恭澍到上海任职，胡永荃与弟弟在其生活上给予诸多帮助。

　　当晚，在杨家山戴公馆，戴笠为胡永荃接风洗尘。由于胡永荃肩负的是对日秘密情报工作，与戴笠又是私人好友，所以这个接风宴无需其他人作陪，两人随意吃，随意喝，随意聊。

　　虽不是正式谈工作，话题却离不开工作。说到沪一区的垮台，戴笠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对陈恭澍的猜疑。王绍谦已经被捕，戴笠无法通过正式渠道证实陈恭澍是否已经落水，但从沪一区在极短的十来天时间内整个垮台，可断定陈恭澍的“功劳”居之八九。

　　“沪一区的重建工作迫在眉睫。”戴笠说。

　　“区长人选已经确定了？”

　　“是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毛万里。”

　　“你怎么这么肯定？”

　　“不是我肯定，是有一个比我更熟悉沪一区的人，是他肯定的。”

　　“陈恭澍？”

　　胡永荃点点头，说：

　　“在陈恭澍被捕以前，有一天我们闲聊，他问我，假如他被敌人抓去，老板会派谁来上海？我说了好几个人，他都摇头，他说一定是毛万里。”

　　从这一点来看，陈恭澍对戴笠用人方面的了解，远胜于给戴笠当过秘书的毛万里。陈恭澍自己坐冷板凳时虽不能预知未来，但在熟悉上海区的情况下，却能推算出戴笠在沪一区的用人取向。

　　这个信息对戴笠来说十分重要，既然陈恭澍已料定下任区长是毛万里，那么毛万里去上海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这个晚上，戴笠彻夜未眠，为重建沪一区设计了一个特殊方案——在局本部成立“上海实验区”。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毛万里的时候，毛万里一脸茫然：

　　“实验区设在重庆，怎么在上海开展工作？”

　　“只是区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组设在上海。各组单独与区部联系，横向无交叉，不来往，相互保密。”

　　“哦，这样的话，一个组出事，其他组不受牵连。”毛万里悟出了其中道理，却又不无遗憾，“区部倒是安全了，可待在重庆总觉得有劲使不上。”

　　“此言差矣，整天东躲西藏才是有劲使不上。”

　　戴笠又介绍了他的设想，上海实验区下设四个组，把所有人事、经费、电台业务都集中在实验区区部处理，在重庆分别建立情报组、行动组，然后化整为零，分别携电台潜入上海，各组直接与重庆区部联系，由重庆区部统一指挥。

　　除毛万里任区长外，副区长由重庆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一心担任。王一心是上海人，也曾任军统局上海地区总督察和沪一区书记，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毛万里不得不承认戴笠对他还是信任的，对这个安排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

　　“这一个构想由你来试验，如果有成效，其他地区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实验区等。”

　　随后，上海实验区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很快分别将情报人员和行动人员输入上海。任陈恭澍、张作兴等人如何为“七十六号”卖力，由于不了解上海实验区情况，均已无济于事。

　　实践证明，上海实验区的模式非常适合军统在沦陷区开展工作，既可相对保证潜伏人员的安全，又可灵活多变，进退自如，免去了过去尾大不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弊端。不久，军统相继设立了华北实验区、华中实验区、海外实验区。

　　12月上旬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当月12日占领九龙半岛，向香港展开攻击。戴笠料到日军既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必谋打通中国大陆上的南北交通，为此将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万一长沙不守，粤汉路被敌人打通，则东南和重庆就隔断了。到那时东南的工作会加倍困难，必须事先准备，成立东南办事处，到时东南五省的工作，可由东南办事处就近处理。

　　这是一项比上海实验区更为重要的工作，该办事处主任，戴笠再次选定了毛万里。毛万里在结束上海地区总督察职务后，曾一度担任浙江站站长，因而在浙江建立东南办事处，毛万里当属不二人选。当毛万里率部下数人飞金华，组建起办事处后，第三次长沙会战已经打响，并最终以日寇失败而结束。虽然日寇未能打通大陆的南北交通线，东南战区与重庆方面的联系未被切断，但东南办事处仍成为军统东南地区的领导机关，辖浙江、上海、福建、江西有关军统方面的人事与业务活动，工作重点在沪杭沦陷区。

　　谁出卖了唐生明

　　就在安排毛万里建立上海实验区的同时，戴笠收到一封唐生明发来的秘密电报，这封电报让戴笠既惊异又惊喜。内容大致是日本人已发现他与重庆方面有联系，想通过他与重庆方面谈合作。

　　这自然也是戴笠求之不得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至于怎么谈，只能随机应变。那么，唐生明为什么会暴露，而且没有招致危险反倒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戴笠首先怀疑的是被陈恭澍出卖。

　　戴笠曾经考虑过唐生明与沪一区不发生横向联系，之所以没有特意这样安排，也是因为唐生明作为“速成特工”需要借助沪一区的力量，最终与沪一区设有一个秘密联络点，代为联络的是徐来的女秘书张素贞；唐生明也曾用沪一区电台给局本部发报。

　　问题就出在一封电报底稿上，陈恭澍似乎也脱不了干系。

　　当时唐生明任伪江苏省政府保安副司令，正跟随李士群在苏州搞“清乡”。陈恭澍等人被抓的当天夜里，李士群连夜赶回上海，临行前特地交代唐生明多负责任，不要离开苏州。

　　不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士群突然打电话让唐生明与夫人徐来速去上海。连夜去上海这太意外了，唐生明忙问什么事这么急，李士群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你来了就会明白”。

　　唐生明意识到出事了。

　　到上海的时候天刚亮，李士群在伪特工总部的亲信爪牙傅也文已等候在车站。傅也文在“七十六号”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平时对唐生明还算客气，这天却完全黑了脸。唐生明自己的汽车已来接站，他要求先回家看看。傅也文强硬拒绝，毫无商量余地。

　　唐生明只好与徐来上了傅也文的汽车，直接去了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一进李士群的办公室，蓦然发现张素贞赫然在座，正在被李士群问话，唐生明与徐来顿时有些发蒙。因为与沪一区的接头地点就设在其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一般都是张素贞去联络。既然先把她抓来了，应该是发现了她与沪一区的联系。

　　唐生明卧底以来经历了不少风雨，已经有所历练，虽然心里敲着小鼓，表面上仍佯作若无其事，看上去倒也轻松自然。他像往常一样与李士群开着玩笑：

　　“什么事这么急，连个囫囵觉都不让睡？”

　　李士群却不买账。他绷着脸，扭过头死盯着唐生明，单刀直入：

　　“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被抓了，你和他有联络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怎么会和他有联络？”

　　唐生明是铁了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任李士群怎么说就是不认账。

　　“我早就说过，我和戴笠是朋友，可我没有替他工作！”

　　“好，那就看看陈恭澍怎么说吧。”李士群立刻吩咐把陈恭澍带上来。

　　与陈恭澍对证，这是唐生明没有想到的。万一被陈恭澍指认，轻则他一人被拘捕，重则连徐来、张素贞一起被扣押。不过这个局面不是他能左右的，事到如今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如此一想，唐生明反倒镇定下来。

　　陈恭澍被带进来后，并没有直接与唐生明对证，而是由李士群问话，两人一问一答。此时陈恭澍早已投敌，而且哄骗刘原深诱捕沪一区行动人员被拒绝，按说他正竭力向李士群邀功，不会主动保护唐生明。但不知是因为当着唐生明情面上磨不开，还是有了什么良心发现，总之，他否认与唐生明有联系。

　　李士群又转过头来用诱劝的口吻对唐生明说：

　　“有联系也不要紧，一切有我负责，只要不避开我，把我当成要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可以谈。”

　　李士群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唐生明通过此次“对证”一直认为没有被陈恭澍出卖，其实也未必。陈恭澍早已落水，及至后来公开出任伪职，他在汪伪政权中都是与李士群关系最近的一个。当着唐的面否认，不代表背后不承认。

　　其实，就算陈恭澍承认了也拿不出证据，基层交通员的联络情况他未必清楚。而李士群不问接头地点不问联络情况，说明与张素贞联络的交通员未被捕或未叛变。再则，唐生明极少用沪一区的电台，为他发报的电台有好几个，他与重庆联络的化名也很多，高高在上的陈恭澍难以掌握这些具体情况。所以在陈恭澍否认的情况下，唐生明就越发理直气壮，强硬地重复着那句话：

　　“你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

　　无证据，丝毫没有改变李士群对唐生明的怀疑。他已事先上报了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都主张严惩唐生明。汪精卫没有明确表态，要求先将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

　　唐生明并不知道，无论他是不是承认，都将于事无补，李士群、汪精卫等人已认定他是重庆派来的卧底，从一下火车他就已经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晚上，李士群偕夫人，亲自“护送”唐生明夫妇及张素贞一起去南京。

　　可是，连李士群都没想到的是，车到下关，来接站的竟然是日本人！唐生明犹如当头泼下一瓢冷水，见汪精卫兴许还有回旋余地，应该不至于掉脑袋，见日本人就很难说了！

　　李士群的翻译把日本军官拉到一边，一边鬼鬼祟祟交谈，一边说给李士群听，最后，李士群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将唐生明交给了日本军官。

　　眼看着徐来与张素贞一步三回头地跟着李士群夫妇走了，唐生明这时恨死了蒋介石和戴笠。如今落入虎口，生死未卜，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身份暴露，反受优待

　　唐生明硬着头皮上了日本人的汽车，稀里糊涂被带到了派遣军司令部，下车后被带到参谋部，出现在面前的都是派遣军司令部中响当当的人物：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市川中佐。

　　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非但没有对他兴师问罪，反而张开双臂对他表示热烈欢迎。那一番热情接待、亲切握手，让他傻了一般，完全搞不清状况了。

　　日本人又很体贴地安慰他不要害怕。他能不害怕吗？一个和抗日政府有关的人被带到这里，不害怕鬼才信！这时候他听清了都甲说的话：

　　“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

　　可他还是弄不懂，日本人已经和汪精卫合作建立了伪政府，怎么还要找蒋介石商谈？

　　都甲又说了许多，大意是唐生明的工作应该早点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定尽力支持，并要求唐生明保留与重庆联系的电台，若没有专用电台，可尽快建立起来；还说一切由他们做主，“南京政府”绝不敢为难他。

　　听了这番话，唐生明终于捋出了点头绪，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但他很清楚，李士群没盘查清楚的问题绝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暴露，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所以一直不做正面答复。

　　几名日本军官无奈，又带唐生明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这位中将说得更直接：

　　“我们因为想不出办法，才把汪精卫拉出来。今后希望通过你，能与重庆方面商谈合作，请你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

　　他越说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地恭维了一番，并说要派人和唐生明保持密切联系，负责保护唐的安全，保证其工作能顺利进行。

　　尽管如此，唐生明还是不敢承认与重庆有联系，因为他根本想不到日本将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本急于将陷在中国的几百万兵力抽出去对付英美，所以汪精卫这个傀儡早已成为摆设，只有与重庆合作，稳住国民党军队，才能达成目的。

　　后来河边说起唐生明曾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沦陷区杀个别的日本人，极力称赞他这一建议，唐生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曾向重庆发过一份电报，建议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沦陷地区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完全是得不偿失。电文中特别举出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几名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刻对这个区进行严密封锁，逐户搜捕可疑人员，使得成千居民遭到牵累；日军还杀死几十名无辜百姓作为报复，很长时间不准该区居民出入，居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对重庆政府产生埋怨和不满。希望重庆不要零零星星地去搞这些意义不大的工作，以免失掉沦陷区的民心。

　　所以唐生明猜测，大概是这封电报底稿被发现了。

　　事实上，李士群正是从沪一区被查抄的秘密电文中发现了这封电报底稿。由于署名是化名，无法知道发报人是谁。但完全不像上海区特务的口吻，而他们早就了解唐生明与戴笠的关系，这封电报非常像唐的口气。他们一方面同意唐生明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只要不发生暗杀日军官兵的事，汪伪政府就会减少很多麻烦；但另一方面，又极不满意唐生明与军统有往来而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最忌讳的事。

　　也正因为此，汪精卫一伙要对唐生明兴师问罪。但他们忽略了“七十六号”内驻有一个日本便衣宪兵组，凡有搜捕行动必须有日本宪兵随行，在汪精卫得到消息的同时，日军总司令部也得到了报告，所以没等到汪精卫一伙对唐生明实施处罚，唐生明就被日本人抢走了。

　　直到这时，唐生明极度紧张的心情才变得轻松起来。

　　随后，河边陪唐生明去见了总司令畑俊六，又陪唐生明吃过午饭，才派人将他送到招待外宾的地方住下来，并说很快派人与他联络。

　　总之，唐生明有惊无险，不仅恢复了自由，而且有了日本人做“靠山”，汪精卫一伙再也不敢提什么处罚了。但这件事无疑打了汪精卫的脸，日本人如此想方设法与蒋介石联系，根本没把他这个傀儡当回事，这让他在一帮大小汉奸们面前面子往哪放？

　　汪精卫表面上倒也没难为唐生明，陈璧君则不然，逢机会便破口大骂，那架势，不将唐生明生吞活剥难解心头之恨。

　　对戴笠来说，唐生明打入日军内部，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汪伪最怕日本人，这对解救军统被捕人员大有裨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预计没有错，唐生明不仅解救了毛森等十几个被日伪抓捕的军统干部，还成功策反了周佛海。

　　在军统京沪两区几近全面塌方的情况下，唐生明的成功“逆袭”，加上毛万里主持的上海实验区的成功，让哀鸿遍野的沦陷区总算有了些活气。紧接着，1942年春节来临，为打击汪伪汉奸的嚣张气焰，戴笠下令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在上海实施破坏行动。

　　阮清源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日伪军及汉奸的纵火、爆破、惊扰、袭击行动，均取得成功。“七十六号”的李士群一时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沪一区已经被摧毁，这些行动人员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比原来沪一区主要针对汉奸的动静更大！

　　这次，他再也找不到顺藤摸瓜的线索。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