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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同一个省

　　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做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做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面对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巨大污辱，这对年轻夫妻只担忧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我对岳父、岳母的当日高贵，肃然起敬。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这就是我未来的妻子马兰。

　　马兰渐渐长大，十二岁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站出来的是岳母。这天她正与剧团一起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女儿上学居然政治审查通不过，就悲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上级机关的官员在乡里做调查，急急地找来了，对我未来的岳母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官员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众，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官员说。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员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

　　官员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看女儿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十余年后，马兰主演的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彻底地揭示“文革”灾难的影视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

　　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马兰。

　　说回去，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

　　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亲自到学院里来嘱咐我写给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家里遭遇大难，现在已经断炊，这会让叔叔多么心焦啊，但那时的叔叔，自己已走投无路。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悲怀壮烈。他三次割脉，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我一定要让这帧照片单独占据一页。 叔叔余志士先生，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他是天生的革命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没有参与政治，奔赴安徽做了一个工程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先通过我的手向北京直陈安徽灾荒灾情，几年之后，他又三度自戕，用鲜血抗议“文革”。 我一直把叔叔的刚烈形象存在自己心底。后来我在“文革”灾难中一次次与造反派暴徒的近距离对抗，以及近三十年来对传媒间一切文化歹徒的蔑视，都因为我有过这样一位叔叔。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马兰主演的《红楼梦》。

　　马兰主演的《红楼梦》。

　　谢晋导演说，马兰主演的《红楼梦》，是第一部成功的“中国音乐剧”。 吾家小史(余秋雨迄今完整家族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