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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戈青安然回渝

　　1940年春天，令戴笠最为沮丧、最为难堪，也最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经过近一年紧锣密鼓的筹谋，汪记伪国民政府于3月30日在南京挂牌开张。

　　尽管派了多批次人员赴上海，却始终未能阻滞汪精卫组建伪政府的步伐，更未达到刺汪目的，这显然是军统工作中又一大失败。

　　数月前，追随汪精卫的高宗武、陶希圣反正，带回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签订的卖国条约《汪日密约》。此二人虽非军统策反，亦非军统实施接应，但将这两人拉出魔窟的通盘筹划，却是戴笠与杜月笙合作完成的，最后由杜月笙在上海的留守人员将二人及其家属秘密接出上海。

　　《汪日密约》的曝光，给了汪伪组织沉重一击。如果说此前汪精卫尚能以“和谈”为幌子迷惑一些人，那么密约中的卖国事实让他的真实面目彻底大白于天下。

　　既然汪精卫要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那么军统也只有奉陪到底。可是，军统在上海、南京的状况却不容乐观。陈恭澍到上海已半年有余，却一直如缩头乌龟，缩在壳里不肯露头，他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了，可沪一区工作毫无进展。

　　戴笠也曾发报激他，称“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乃尔”，但效果适得其反。

　　正在戴笠为此找不到破局之策时，他的爱徒刘戈青从南京悄然归来。

　　当刘戈青风尘仆仆出现在罗家湾大院戴笠的办公室，站在戴笠面前的时候，戴笠的第一感觉是恍如梦中。倒不是刘戈青有多大变化，而是在这短短半年多时间里，刘戈青经历了太多风险，戴笠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在刘戈青被捕后，戴笠先后两次收到刘戈青的临训班同窗好友朱山猿转来的他的亲笔字条与照片。字条是刘戈青被监禁在“七十六号”时写给朱山猿的：

　　“三元兄（朱山猿号“三元”）：弟决不愿以任何条件换取个人安全，死生有命，兄勿以为念！弟戈青，廿七日晚。”

　　这张字条后来成为军统的训练教材。照片是刘戈青被羁押在南京时，朱山猿买通看守拍摄的，为的是将照片带给戴笠，以证明刘戈青尚在人世。

　　尽管戴笠得知刘戈青尚健在，却也想不到他能逃出魔窟，除掉汉奸陈箓那笔账，想必日本人与汪精卫一伙都不会轻易一笔勾销。那么，刘戈青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将刘戈青安排在漱庐二楼的客房里，戴笠亲自为他接风洗尘，然后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与汪伪斗智斗勇、既惊险又颇富传奇色彩的出逃经过——

　　当日陈明楚将刘戈青骗到“七十六号”，放在会客室之后，就一个人悄悄溜走了。第二天李士群见到刘戈青，既大喜过望，又一头雾水。

　　刘戈青杀了陈箓，是日伪通缉的要犯，他既然去了重庆，为什么又要回来？而且明知陈明楚加入了伪特工总部，为什么还要与他来往，并乖乖跟着他来到“七十六号”？

　　陈明楚什么都不说，李士群只好自己去揭开谜底。他将刘戈青安排在汪精卫曾经住过的房间里，整日好酒好菜，把他像贵宾一样招待，在貌似不经意中开始了盘查：

　　“戴雨农明知你回上海很危险，为什么还要派你回来？究竟要你来干什么？”

　　刘戈青将计就计，虚与委蛇称：

　　“是王天木写信让我回来的。当初杀陈箓，是奉王天木之命干的，如今又让我回来，说要骗戴先生一笔钱。结果他把钱全拿走了，却让陈明楚把我送到这里，两个人鬼鬼祟祟，真不够朋友！”

　　刘戈青这样说，似乎也不无道理。李士群又问：

　　“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

　　“当然就我一个，不过在上海，我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只要你李先生要，随时都可以为你介绍。”

　　“怎样介绍？”李士群并未当真。

　　“打电话叫他来。”

　　“好啊。”李士群真的拿起电话递给刘戈青。

　　刘戈青也不含糊，随即拨通了朱山猿的电话，像聊家常一样对电话那头说：

　　“山猿兄，我要被杀头了，你陪不陪？要陪，现在就过来。”

　　“戈青兄，你现在在哪里？”

　　“七十六号。”

　　“明天行吗？今晚我再去看看我娘。”

　　“不行，明天就不一定能见到我了。”

　　“好吧，包天擎正在我这里，他要过去看你，可不可以？”

　　包天擎是记者，也是刘戈青的生死之交。但能不能来刘戈青不能做主，他只好问李士群：

　　“我有个私人朋友，不是军统的同志，也要来看我，可不可以来？”

　　“可以，可以，欢迎来！一起来好了！”

　　话虽如此，李士群还真有点搞不懂了，“七十六号”是什么地方？哪个不是被抓进来的？哪个不知此处有来无回？不落水有几个能活着出去？还从没听说过谁上赶着来这里的！

　　果然没过多久，朱山猿和包天擎一起来了。朱山猿是来陪死的，所以什么都没带；包天擎是来看望刘戈青的，知道这个地方有进无出，特地带了换洗衣服和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

　　这架势让李士群既困惑又深感佩服，连死都有人舍命相陪，可见刘戈青做人足够地道。李士群一向以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而著称，而另一面，却也是讲义气之人。当然，他更想拉几个真正有本事又可靠的死党，而不是吴四宝那样只会杀人越货的刽子手。既然这哥仨连死都不含糊，他也没什么可提防的，反正就算你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也还是跳不出他如来佛的手掌心。

　　所以他对三人讲了一番大道理后，说：

　　“你们自己谈吧，自由聊，不监视，也绝不跟踪你们。”

　　李士群说完就转身出去了，这倒令朱、包深感意外。朱山猿对刘戈青说：

　　“你一走我就知道情况不妙，随后就发现我家周围有不明身份的人，现在还被包围着。”

　　原来，刘戈青去凡尔登舞厅赴陈明楚之约的时候，朱山猿就预感不祥，说这是死亡约会，劝刘戈青不要去。可在刺汪之事毫无进展，王天木把责任推到陈明楚身上的情况下，刘戈青担心不赴约关系会断，明知是死也要去。

　　当然，刘戈青是抱着侥幸心理去的。毕竟接来了陈明楚的妹妹，证实了军统并未做任何对不起陈家之事，且陈明楚也当着其妹的面表态不再做汉奸，料想他不至于把事做绝。但刘戈青没想到是王天木要置他于死地，此约会是两人为免除后患设下的“死亡陷阱”。

　　好在他感动了陈明楚，虽被送进“七十六号”，总算暂无性命之虞。他已料到朱山猿身处险境，因而特地打电话把他叫到“七十六号”。在刘戈青看来，李士群的目标是对他本人的诱降，倘若扣押朱山猿，将无法取得他的信任，结果会适得其反。

　　刘戈青猜得不错，李士群果然无意扣押朱山猿。刘戈青对朱山猿说：

　　“把你叫到这里，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你可以趁机脱身。此地有进无出，你可以来第一次，绝不能来第二次。不要再回家，明天立即离开上海。”

　　三人没有多谈，朱山猿与包天擎即离开了“七十六号”，果然畅通无阻，无人跟踪。

　　第二天，包天擎又来了，他对刘戈青说：

　　“山猿兄特地叮嘱说，要你以保持生命为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刘戈青是善良率真的正直之士，岂会为了苟且偷生屈膝变节？他当即写了一张字条交给包天擎，让他带给朱山猿，就是朱山猿回到重庆交给戴笠的那张字条。

　　当时戴笠看着字条，许久沉默不语，虽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可舍了孩子套不住狼，那才叫人痛悔莫及！他早该想到，王天木既已投敌，就不该再对他抱任何幻想。连他本人都未必是王天木这只老狐狸的对手，何况年轻正直一腔热血的刘戈青。

　　如今刘戈青身陷囹圄，李士群若诱降不成，一气之下将他交给日本人，后果可想而知，岂不白白断送了一个年轻人的性命！

　　当时，看着刘戈青的字条，戴笠肠子都悔青了。

　　斗智，李士群失策

　　事实上，刘戈青在“七十六号”还真没吃什么大的苦头。对于李士群的种种感化，刘戈青只有一个办法：不说国恨，只说家仇。

　　他对李士群说：

　　“你对我这样好，我心里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做土匪强盗，我一定跟你干，就是不能给日本人工作。我父亲挨过日本人六刺刀，小时候父亲一直对我说，长大了去杀日本人。现在我不能为父报仇，也绝不能帮助有杀父之仇的日本人……”

　　显然，这套说辞不可能打动李士群。李士群始终没有把刘戈青交给日本人，一方面是希冀有朝一日能够感化他；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与戴笠相同——他也爱才。刘戈青是个人才，是个值得交的朋友。

　　人与人的交往，有时候不一定要有很深的交情，或者有什么利益可图，尤其对于感性或讲义气的人来说，意气相投或某方面的人格魅力，都有可能打动对方。

　　李士群对刘戈青说：

　　“老弟，你这样年轻居然就有死党，一个电话能把朱山猿和包天擎叫来‘七十六号’，真是难得。所以，日本人好几次要提走你，我都替你挡回去了。你想想，陈箓是你杀的，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你还想活么？”

　　这话虽不乏买好之意，却也是实话。令李士群佩服的刘戈青的死党，居然还有一个女性，即王天木和刘戈青之间的“女交通”。

　　女交通名叫陆谛，是大新公司毛衣部的女店员，由于长得漂亮，又是卖毛衣的店员，人称“羊毛西施”。刘戈青与陆谛在一个舞厅相识，特地对她做过一番考察。陆谛并不知刘戈青的真实身份，只知他叫李萍，身份是工程师。

　　刘戈青赴“死亡约会”那晚，陆谛正好也到了朱山猿家，听说刘戈青要去舞厅，非要一起去玩。刘戈青不便明说，只好同意了，结果一起被送进了“七十六号”，后来李士群查明她确实不是军统的人，在刘戈青的要求下，决定对她开释。

　　可是，陆谛被关进“七十六号”之后，知道“李萍”原来就是刺杀陈箓的大英雄，对刘戈青崇拜得不得了，居然要陪刘戈青上断头台，对李士群提条件说：

　　“你什么时候枪毙刘先生，也赏我一颗子弹，我就感激不尽了。”

　　李士群只好说：“你不愿意离开，那就同刘先生在一块好了。”

　　这么多人愿意给刘戈青陪死，让李士群打心眼里佩服。但刘戈青始终拒绝与李士群合作，又令李士群无计可施。1940年3月初，汪伪政府即将成立，李士群对刘戈青说：

　　“南京新政府快成立了，你老弟既然不愿意跟我们干，我也不能把你继续留在这里，只能送到南京监狱去了。”

　　李士群把刘戈青送进了南京伪组织在宁海路二十五号的特务大牢。戴笠收到的照片，就是朱山猿买通看守在那里拍摄的。让戴笠感到庆幸的是，李士群到底没把刘戈青交给日本人。

　　在这里，刘戈青受到的“待遇”与在“七十六号”已大不相同。作为要犯，稍有不顺从，就会遭到看守的打骂。有一次看守把他带到所长办公室，准备拿他寻开心。所长唐国中狗仗人势，对“犯人”打骂惯了，一见刘戈青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重庆政府的走狗，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老子非给你点颜色瞧瞧！”

　　唐国中说着就凑过来，要亲自收拾刘戈青。

　　刘戈青本是不甘受辱之人，岂容他无故打骂，不等唐国中动手，率先抡起拳头照着唐的脸上就是一拳。也是唐国中太不经打，仅一拳下去就顿时鼻血喷涌。

　　“犯人”打了看守所所长，这还了得，很快便有一大帮看守聚集而来，对刘戈青大打出手。刘戈青寡不敌众，被打得昏死过去。

　　李士群并没有“放弃”刘戈青。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将唐国中叫去好一顿臭骂，唐只得乖乖地将刘戈青送进了医院。

　　李士群去医院探视刘戈青，对他说：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打算送你去日本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当时，沦陷区的汉奸去日本叫作“镀金”，若真去了日本，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一点刘戈青十分清楚。但答应不答应是一回事，去不去又是一回事，毕竟不是很快就去，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做点事——救陆谛出狱。

　　被押解到南京后，刘戈青与陆谛被关在了两处，再也没见过面。刘戈青料定陆谛也吃了不少苦，让一个女孩子受牵连，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他对李士群说：

　　“这个事我可以考虑。不过，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可以考虑，对于刘戈青这样说一不二的人来说，那就是答应了。李士群非常高兴，问：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绝不含糊。”

　　“放了陆谛。”

　　“不是我不放，是她不肯走，非要陪着你一起吃枪子儿。”

　　“你跟她说我已经被释放，回重庆了。”

　　刘戈青出院回到大牢的时候，他将去日本“镀金”的消息已经传开，看守们对他的态度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谁都知道，“镀金”归来的汉奸都会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

　　不久刘戈青被转移到福利社，一半坐牢，一半服务，对他的防范也松懈多了。加上刘戈青手里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和陪他的看守一块儿出去洗澡、跳舞，刘戈青都出手阔绰。这些人吃白食吃上了瘾，刘戈青不出去也要催着他出去。一离开看守所，就各行其是，约好时间碰头，再一块儿回看守所。

　　时间长了，看守们嫌麻烦，主动给刘戈青办了一张“身份证”，告诉他该身份证只能在城里用，出城就无效了，其实是告诫他不要逃跑。

　　刘戈青还真在策划逃跑。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不再有人跟着，又有了身份证，不跑才是傻瓜，但不知下关是什么情形。这一天，有一位科长太太从上海来南京，刘戈青参加欢迎宴后，又跟随到下关车站送行，摸清了出城到下关并没有什么麻烦，计算好到上海的时间，就是有人发现他逃跑，再追赶也来不及了。

　　1940年6月20日，刘戈青悄悄买好一张京沪线头等车票，计算好时间，赶在开车前一分钟冲上火车，平安抵达上海，接着乘船到香港，从此逃出樊笼！

　　戴笠听着刘戈青的讲述，不断地点头称赞，称赞他有骨气，有气节，有勇有谋。

　　汇报完毕，刘戈青说：

　　“戴先生，我得给李士群写封信，我白吃白喝人家半年，总得表示一下感谢。也要告诉他，我既没有达成任务，又没有为工作而死，所以回重庆请罪来了。”

　　“好！好！应该写。没有李士群的放长线钓大鱼，就没有你今天的恢复自由。”戴笠说，“重庆不会让你寄信给汉奸的，我给你送到香港投邮好了。”

　　刘戈青在信中说：

　　“天涯知遇，至感平生。此次匆匆南下，未克趋辕叩辞，至今引以为憾。此举无他，盖大丈夫言必有信，行必有果，是乃南归请罪，静候上级处分。先生爱我，俟国事安宁后，自当图报于他日……”

　　原本以为刘戈青已答应去日本，没想到煮熟的鸭子飞了，不知李士群看到这封信后做何感想。

　　此时，陆谛与包天擎也已辗转逃到后方，加入军统，进入息烽特训班受训。特训班毕业后，陆谛继续追随刘戈青，一同赴南洋工作。

　　选一名高级卧底

　　由于上海的局势一直未见好转，在刘戈青回渝的同时，面对汪伪政府成立后的嚣张态势，戴笠开始考虑在上海增派重量级人物。

　　当时，姜绍谟的沪二区已成立半年有余，工作上也未见什么起色。蒋介石认为，姜绍谟、陈祖康二人资历、阅历太浅，他们能拉上的关系，只有汪伪组织的中下层干部，分量未免太轻。他要求戴笠物色一位重量级人物打入汪伪组织，这个要求与戴笠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个重量级人物的标准，起码与汪伪组织上层人物比较熟悉，能策动几个汪伪高层，使之在汪伪组织内为重庆效力。

　　其实，戴笠早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无论身世背景、身份地位，以及与汪伪高层乃至汪精卫夫妇，不仅能搭得上话，而且很熟甚至可以说是关系很好！但他非军统人，戴笠无权调派，尽管两人关系也非同一般。

　　这个人就是唐生明。

　　蒋介石一听笑了，他想到的也是唐生明。

　　但是，他们都清楚，在这件事上蒋介石也未必调得动唐生明。唐生明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以吃喝玩乐为第一需要，让他深入虎穴置身险境，谈何容易！此人性格一向大而化之，言行一向疏于检点，若不严于约束，即使去了上海也未必能完成任务，说不定还会捅出大娄子。

　　说到底，要想请这位大少爷“出山”并不负重托，还需要戴笠做细致入微的工作。蒋介石将这个“工作”全权交给了戴笠。

　　若论唐生明与戴笠的关系，或可说铁得无以复加。

　　1938年10月武汉撤退之前，戴笠去临澧主持特训班毕业典礼，途经常德时，特地邀请唐生明夫妇与张素贞一起去临澧。当时，常德警备司令部一个警卫连的士兵正在下操，戴笠立刻被这支队伍吸引了。只见他们个个身材高大，身胚结棍，齐刷刷清一色的棒小伙，个个佩带驳壳枪，气势威武雄壮。

　　“老兄，你这支警卫连队实在了得！”

　　戴笠啧啧称羡，唐生明哈哈笑着，不以为然：

　　“如此而已，哪能和你的特务队相比。”

　　“此言差矣。军统局成立不久，人力物力处处捉襟见肘，特务总队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好几个中队呢！”说到这里，戴笠一个闪念，霎时眉开眼笑，“季澧兄，把你这支队伍援助军统可好？反正你老兄手里有的是精锐武装。”

　　对于要走一个连队包括武器装备这样的要求，唐生明竟然没有一点错愕，更没有一点犹豫，仿佛自家兄弟出门因天冷折回，递给兄弟一件衣服一般随意，哈哈笑着说：

　　“你老兄喜欢，来车拉走就是。”

　　就这样，一个精锐警卫连连同武器装备一句话就送给了戴笠。

　　当时沈醉被唐生明要来当助手，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兼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戴笠派了几辆卡车来接这个连队的时候，正是由沈醉找唐生明代为接洽的。唐生明当即找来连长，告知将服务军统之事，并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两个月的薪饷，三天后便动身。

　　站在一旁的沈醉着急了，因为这个连不仅担任着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警卫，而且城区发生情况，稽查处也要随时调动这个连去镇压。

　　“警卫连送走了，谁来担任警卫工作？”沈醉着急地问。

　　“我不是通知他们三天后动身吗？这三天里，我可以从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几个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过来。”

　　原来唐生明早有准备，看着他大而化之，其实并非马大哈一个。

　　就这样，唐生明的警卫连充实了军统的特务总队。军统的特务总队在战前只是一支便衣特务队，军统成立后改为武装部队，主要兵力是戴笠分别向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连人带武器装备一起要来的，组成了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

　　眼下，唐生明正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区专员与区保安司令这两项职务不明不白地没了！

　　其实，唐生明并不在意当不当官、当什么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人生观就是吃喝玩乐，如果说他有什么野心，也不过是希望所任职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讲排场、摆阔气、贪图享乐的欲望，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到常德任职。

　　因唐生智的关系，抗战爆发后，唐生明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代理司令。这个职务还是比较能够满足他的生活排场的，可是觊觎这个职务的大有人在。

　　常德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区保安司令酆悌，就对这个职务垂涎三尺。他觉得在省会任职比在常德更有前途，便私下活动，希望与唐生明对调。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对唐生明在其位不谋其政很不满意，只是因唐生智的关系，也不便撤换他，如今酆悌要求对调，张治中表示同意。

　　酆悌为人跋扈，但很能干。长沙是湖南省会，治安相当混乱，正需要一个敢作敢当的警备司令。唐生明虽不喜欢常德的偏远，可常德的治安比长沙要好，再说，事到如今也不便硬顶，也就无所谓地去了。

　　初到常德，唐生明觉得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上档次的菜馆都没有几家，也不合他的口味。可没过几个月，一场大火，将长沙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在全国一致的责难声中，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第二团团长徐昆被枪决。

　　消息传到常德的时候，唐生明正和夫人徐来参加商界的盛大宴会。他当即想到的是，自己实在太幸运了！若不是酆悌强烈要求对调并四处活动，今天掉脑袋的就是自己。他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如果我不调到常德，这顿饭早就吃不成了。”

　　尽管如此，唐生明对常德这个地方也并不留恋，只是这个官丢得实在蹊跷。当初常德警备司令部辖区扩大，改称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在桃源设立办事处，该办事处主任刘某由于滥用职权、草菅人命，被抓捕归案，这本与唐生明没什么关系，可是驻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却在这件事上动起了脑筋。

　　霍揆彰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的骨干，因陈诚是胡宗南的死对头，也就成了戴笠的冤家，而唐生明与戴笠交好，又不肯对霍揆彰低头，霍揆彰就动了并掉常桃警备司令部的念头。桃源发生草菅人命案后，霍揆彰大做文章，通过陈诚等向湖南省负责人要求并获批准，于1940年5月撤掉了常桃警备司令部，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德只留了一个稽查处负责治安。

　　其实唐生明对这个地方和这个职务早已厌倦，一直想换个工作，沈醉曾经将唐生明的这个想法向戴笠报告，戴笠当时给唐生明发电报称：

　　“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亟待当面商议。”

　　在蒋介石要求戴笠选派重量级人物赴沪之前，戴笠已经想到了唐生明，只是他不确定能否说服这位大少爷。唐生明复电表示：

　　“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这下好了，不等他自己“摆脱”，就让霍揆彰把他的司令部吃掉了，他这个司令也就悄无声息地没了。

　　但是，自己“摆脱”是一回事，被人暗算又是一回事，即使大而化之的唐生明，对此事也不可能毫无反应。国民党内历来派系纷杂，相互倾轧，唐生明从未参加任何派系，交朋友亦不看派系，朋友间不谈政治，只谈吃喝玩乐。即便如此，他还是未能摆脱派系的影响，被人为地划入某某派系。

　　沈醉在第一时间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正发愁如何才能将唐生明叫到重庆慢慢游说，这下简单了，大少爷的职务被“摆脱”了，正巴不得尽快离开常德这个是非之地。

　　戴笠即刻再发电报，称有要事面商，希望“季澧兄”尽快赴重庆。

　　谜底慢慢揭……

　　戴笠这封电报来得恰到好处，正在苦闷中的唐生明，立刻让沈醉代为复电，说先回东安老家，随后去重庆。

　　唐生明果然一甩手走了，将警备司令部的一大摊子需要结束的工作甩给了副官处长吕某。

　　此时，唐生明的父亲唐承绪刚刚过世不久，唐生明原打算在家多盘桓几日，不料到家没几天，戴笠就连发两封电报，第一封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派专人送达，内容是催问赴渝时间，可见戴笠之重视与急迫；第二封嘱唐生明携夫人徐来的秘书张素贞同行。

　　因前后数封电报均未提及究竟有何要事相商，且嘱其带张素贞同行，而不是徐来，着实让唐生明摸不着头脑。

　　更让唐生明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竟也直接发来了电报，请唐生明速回重庆，亦称“有要事面商”。

　　唐生明只好先将徐来与孩子暂留东安，与张素贞同赴重庆一探究竟。

　　按照戴笠的安排，唐生明携张素贞赴桂林，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接站，并定于次日送上飞机。殊不料，蒋介石更急，直接派专机到桂林，将唐生明及张素贞和唐生智（此前从重庆返乡）、白崇禧一起接走了。又因飞机提前起飞，戴笠都没来得及到机场迎接。唐生明只好携张素贞先到其兄唐生智家中，再打电话联络戴笠。

　　戴笠接到电话，立刻前往国府路范庄唐生智家中，将唐生明与张素贞接到曾家岩公馆。

　　见到唐生明，戴笠异常兴奋：

　　“你老兄千呼万唤始出来，可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哦。”

　　“这要看你给我布了个什么局，这么急不可待地让我往里跳。”

　　“什么局不重要，重要的是先要让你老兄吃好、住好、玩好、休息好。”

　　唐生明急于想知道这么急着催他赴渝，到底有什么“要事”，戴笠却滔滔不绝地嘘寒问暖，扯东道西，就是不肯切入主题，被问急了，爽性说：

　　“一路上舟车劳顿，还没缓过劲来就急着谈工作，季澧兄，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雨农兄，你可真会吊人胃口。你知道的，什么工作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谜底。”

　　“放心，谜底很快就会揭开。”

　　但这个谜底一连两天都没有揭开，因为这两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戴笠亲自带着他们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为了让他们玩得尽兴，戴笠特地将女秘书余淑恒叫来，陪伴在两人左右。

　　工作总是要谈的，只不过要寻找机会，或者营造一下氛围，或者做一下铺垫。若冷不丁地提出这么大个事，戴笠担心把这位大少爷吓住。

　　游玩归来，吃饱喝足，两人便在小客厅里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两个女人就坐在旁边陪着，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话逗逗趣。

　　话题大多由吃喝玩乐蔓延开来，总也离不开上海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第二天晚上，戴笠终于把谈话由十里洋场的奢华享乐引入正题，仿佛很随意地问：

　　“季澧兄，在现在这种时候，你觉得应当做什么，你自己想做什么？”

　　唐生明是来接受任务的，压根没考虑过自己想做什么，因为那根本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所以戴笠这么一问，他反倒答不上来了。戴笠又补充说：

　　“如果说既能使你生活过得很好，适合你的个性，又能让你一鸣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你愿不愿意干？”

　　唐生明就是一名副其实的公子哥儿，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他都毫无吸引力。相反，这些词反倒让他有点警觉起来，他自知根本不是干大事的材料，连连追问：

　　“到底是什么事，别兜圈子了好不好？什么一鸣惊人、惊天动地，那些事与我无关。”

　　经他这么一说，戴笠意识到说错话了，为了防止卡住，赶紧哈哈笑着转了话题，拍拍余淑恒的肩说：

　　“淑恒，你说明天我们陪季澧兄去哪玩？”

　　唐生明知道戴笠有意回避，也不再追问，而是拿两人调侃起来：

　　“淑恒，你什么时候成了雨农的内当家了？”

　　张素贞也过来凑热闹说：

　　“唐大哥你还不知道吧，戴先生就要成为余家的乘龙快婿啦！”

　　唐生明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雨农兄，说起来我也算半个媒人呢，没有我的举荐，你上哪去找这么如花似玉、才貌双全的内当家？你可得好好谢谢我！”

　　戴笠只跟着打哈哈，也不分辩，只有余淑恒红着脸嗔笑说：

　　“唐先生，素贞姐，你们干吗要拿我开玩笑？”

　　就这样，好不容易就要揭开的“谜底”，戴笠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校长赠送签名照

　　工作的事总还是要说的，蒋介石那边早就等急了，这边迟迟不见进展怎么交代？该做的铺垫都做了，不能再等了，戴笠决定直接亮出“底牌”。

　　翌日又玩了一天，晚饭后，戴笠将唐生明和张素贞请进了书房，这次谈话直截了当：

　　“季澧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对我讲过好几次，说只有你能胜任。”戴笠谨慎地斟酌着说。

　　“什么任务这么重要？”见戴笠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唐生明来了兴致。

　　“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校长认为，那个地方的工作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合适。”

　　唐生明乍一听并没有弄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戴笠接着给唐生明戴高帽：

　　“校长很看重你，说你很能干。还说过去在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不少桂系的部队，出过不少力。”

　　说起过去的事，唐生明更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说：

　　“谁都知道我大哥反对过校长，我后来在广西也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他还能信得过我？”

　　“校长知道你是受了何键的压迫才去广西的，对那件事校长始终是谅解的，怎么能信不过你呢？本来校长要立即召见你，可是一些事需要我先和你讲清楚，研究出一个方案，然后再去见他。”

　　对戴笠这一番“戴高帽”，唐生明还是很受用的。毕竟被蒋介石看重也是一件很荣光的事，尽管校长跟唐生智不对付，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作为蒋介石的学生，唐生明曾经被保送到陆军大学深造，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总之，校长对他还是不错的。

　　就去上海住家而言，唐生明觉得倒是未尝不可，甚至有几分向往。几天来对往昔上海生活的追忆，让他几乎馋涎欲滴。在生活享受方面，后方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上海相提并论。能回上海的确是他求之不得的。可另一方面他又有点胆怯，害怕出问题，甚至可能送掉性命。

　　见唐生明沉思不语，戴笠说：

　　“你放心吧，校长都替你想好了。他知道你和汪精卫、陈公博他们都是老熟人，你若说受不了后方的苦，加上官也丢了，正好到上海做寓公，为的是生活得舒服一些，他们没有人会不相信。”

　　这一点没错。就唐生明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而言，他去上海、南京见汪精卫等人，如同去见自己的老上级和老朋友，不可能有生命危险。

　　后来唐生明在回忆中也说：

　　“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也曾代表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当然这是后话，此时决定去的过程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唐生明对戴笠说：

　　“我倒不担心汪精卫他们会杀害我，我同他们的交情都不错。可是日本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这事还得跟我大哥商量一下。”

　　戴笠一听，这还了得，要是找唐生智商量，这事保准“黄”！

　　从头到尾戴笠都绕开了两个字——汉奸。这个时候去上海，去南京，去见汪精卫一伙，明摆着是去当汉奸。你自己知道是去卧底，可这是绝密，泄露了就要掉脑袋。当汉奸，被千夫指万人骂，且不说唐老四同不同意，唐老大这一关就过不去！

　　“你自己先好好考虑一下，等定下来再跟孟公（唐生智字孟潇）说吧。我前前后后仔细想过，你和日本人一般打不着交道，只要你自己多加小心，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话虽如此，唐生明依旧犹豫不决。为了阻止他去见唐生智，戴笠整日缠住他说这件事，最后甚至拿他的良心和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言辞恳切地对唐生明说：

　　“季澧兄，你我的交情有多少年了？我什么时候负过你？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怎能把你往火坑里推？”

　　话说到这个份上，唐生明不能再犹豫了。唐生明是重义气之人，凭他与戴笠多年的交情，他不能不给戴笠这个面子；他知道蒋介石对他如此器重，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再说，凭着他与汪精卫一伙的历史渊源，打入其内部确实是轻而易举的事，也确实没有什么危险。

　　他终于答应戴笠，决定去跳这个“火坑”。但是他有一个条件，要求戴笠必须做出明确答复：

　　“这个任务原则上我同意接受，但我只愿意以朋友的身份去工作，让我加入军统，做你的部下，我可不干。”

　　“当然不会！”

　　一听唐生明答应了，戴笠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哪还管什么部下不部下。再说，他根本没想过要把这个公子哥儿变成部下，他也从来不愿意把朋友变成部下，像姜绍谟入了军统，说朋友不像朋友，说部下不像部下，不仅对工作无益，两人都感觉不方便。

　　“哈哈，你也知道，如果我当了你的部下，你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能讲真心话、能玩到一起的朋友了。”

　　“我还知道，你老兄要是进了军统，军统的纪律就要作废了。”

　　“知我者，雨农兄也。”

　　唐生明早就知道军统的纪律极其严格，甚至残酷，他可不愿受到任何的组织约束，不愿为任何事失去个人自由。

　　戴笠又说：

　　“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因为你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避免出危险。”

　　接着，戴笠与蒋介石侍从室联系，约定次日上午晋见蒋介石。

　　第二天上午，两人如约来到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邸，由唐生明在先戴笠在后，各自单独进入蒋介石办公室谈话。

　　见到唐生明，蒋介石的态度比任何一次见到他都显得亲切和高兴，对他又是夸奖又是嘘寒问暖。其间唐生明还谦虚了一下，说：“校长过奖了，我担心自己做不好，请校长三思。”又说，“我还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

　　蒋介石拿出校长的架势，说：

　　“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孟潇兄那里，我会和他说明，这没有问题。”

　　蒋介石又询问了唐生明母亲的情况，吩咐侍从人员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然后由他亲笔签名，送给唐生明的母亲作为纪念。

　　委员长要送签名照片，这在当时是无上的荣耀，唐生明不再“谦虚”，此事就此“拍板”。

　　三天后，蒋介石在官邸请唐生明和戴笠吃晚饭，在场的只有唐、戴和蒋介石夫妇。这次蒋介石与唐生明做了长时间的交谈，从饭前一直谈到饭后，详细询问了唐生明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关系，用含蓄的口吻说：

　　“你这次去，见到这些过去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做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饭后，蒋介石拿出准备好的他与宋美龄的合影照片与一万元活动经费（时值黄金20两左右），一并交给了唐生明。

　　照片的背面有蒋介石的亲笔签字，“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抗战时期，这张照片存放在唐母身边，抗战胜利后一直悬挂在唐生明家中的客厅里。许多人看到，不明白蒋氏夫妇为什么要送照片给唐母，抗战时期唐生明不便明说，抗战后则成为了他的“护身符”。因为戴笠死后，他这段经历很难说清楚，这张照片就成了他卧底汪伪组织内部的证据。

　　这晚临走时，蒋介石又关切地叮嘱唐生明：

　　“你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雨农保持密切联系。这样，我可以随时知道你的情况，也可以通过雨农传达我的指示。”

　　然后，蒋介石又问唐生明准备什么时候动身，看样子很希望他尽快赴沪。戴笠抢先回答说：

　　“校长，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具体研究，他要等一等才能走。”

　　要在短时间内将一个花花公子培养成卧底特工，实在是一项不小的工程。蒋介石点点头，让戴笠研究好后及时向他汇报。

　　最后告别的场面还颇有几分易水送别的味道，蒋介石拉着唐生明的手，既亲切而又含着几分悲壮地说：

　　“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吧！”

　　速成特务培训

　　回到曾家岩公馆，唐生明恍然问：

　　“说了半天，我到上海到底去干什么？不会就是公开在那里住家，和他们来往那么简单吧？”

　　直到现在，唐生明还没有意识到是去公开当“汉奸”。

　　回到客厅坐下，戴笠才开始向唐生明交代这项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但是戴笠说得很委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将“汉奸”这个刺人的字眼隐晦得无影无踪。当唐生明意识到的时候，那也是“卧底”和“无名英雄”了。

　　“是这样，先不带什么任务，就是公开去上海住家，和他们作为老熟人来往，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有计划地开展活动。”

　　“去上海住家，怎么去？悄悄地去，还是大张旗鼓地去？”

　　“让你带张小姐来，就是为的派她去打前站，放风，造舆论，说你过不惯后方的生活，实在太苦闷，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居住，不想干什么事。一边造舆论，一边物色一个在上海滩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做接应，至于找谁，我们再慢慢商量。”

　　以如此方式去上海住家，唐生明自然接受。可接下来逐步有计划地开展的活动，对唐生明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首要任务，就是运用过去的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工，使两区不再遭到日伪破坏；对已被捕的特工，要设法营救出来。”

　　仅此一项，听起来不是硬性任务，没有硬性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行事，便宜从事。可就是这个“相机”与“便宜”，对没有特工经验的唐生明来说，确实难以把握。

　　第二项任务就是转达蒋介石对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他们进行联络，对他们进行策反，将他们拉过来暗中为重庆政府效力。这其间的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弄不好人没拉过来反会把自己赔上。

　　第三项任务是唐生明从思想上就反对和排斥的，因为那是针对新四军的一项任务。戴笠说：

　　“现在江南一带，除了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外，还有共产党的新四军，他们发展很快，敌后大部分地区都被新四军占领了。你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

　　凭着个人的力量去打击新四军，实在是螳臂当车找死的节奏。即使唐生明取得了汪精卫一伙的信赖，汪精卫会不会将指挥日伪军的权力交给他也是未知数。重要的是，对共产党与共产党军队的态度，唐生明与戴笠并不相同。他甚至想说：新四军发展壮大了，不是能更好地打击日本人吗，这有什么不好？当然，这话他并没有说出口。

　　唐生明对共产党的态度戴笠是有所了解的。沈醉任唐生明的稽查处处长期间，与唐相处融洽，并由此成为莫逆之交。但在政治上，沈醉对戴笠是绝对忠诚的，对唐生明任何“出格”的做法都不敢隐瞒。

　　沈醉上任伊始，唐生明就明确提出：稽查处所有事沈醉都可以放手去办，唯有涉及到共产党的事，不论大小，必须先去告诉他，绝不准随便处理。所以在这个地区虽发现过与共产党有关的进步活动，但沈醉都不敢轻易抓人。

　　更令沈醉意外的是，唐生明竟然亲自护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过境。

　　那天，沈醉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所长的电话，说唐司令官一大早就来到检查站，站在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沈醉立刻赶过去，只见唐生明一身戎装站在停车受检的栏杆前，朝着长沙方向张望。沈醉跑过去问有什么事，他可以代办，唐生明则让他去检查站休息。

　　后来，从长沙方向开来一辆黑色轿车，正准备停车受检，唐生明上前一看，马上立正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随后一扬手，让检查人员放行。黑色轿车向桃源方向驶去，唐生明立即跳上座驾跟随其后。见此情景，沈醉赶紧给桃源汽车检查所打电话，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

　　等唐生明从桃源返回，沈醉问刚才护送出境的是谁，唐生明得意地说：“周恩来。”

　　沈醉大吃一惊：共产党的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从他的辖区经过，他竟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怎么向军统局交代？唐生明见沈醉如此担忧，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周恩来是我在黄埔军校的老师，老师从我的辖区经过，我总该保证老师的安全吧？”

　　唐生明是接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的，所以他要亲自护送出境，还打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沅陵段的护送。唐生明还告诉沈醉，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缺少枪支弹药，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武器都被带上了井冈山。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

　　沈醉不敢怠慢，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戴笠接电后毫无反应，可见戴笠对唐生明的了解并不亚于沈醉。

　　在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戴笠历来与蒋介石保持着高度的步调一致。但若涉及特殊朋友，戴笠也有抛弃原则的时候，比如对黎天才，戴笠就是完全按照张学良的要求去做的。对唐生明的亲共，戴笠自然也是心中有数。唐生明不是军统人，作为朋友，求同存异方能长久。但眼下，唐生明要去上海为军统工作，他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唐生明这个一向大而化之的公子哥儿，在该注意的事情上，其实一点都不马虎。常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他自己说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那不过是表面说法而已，他心中必然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政治态度。

　　正如在戴笠交代赴沪任务的场合，他的不同观点是不会说出来的，至于如何对待新四军，他显然心中有数，这绝不是戴笠所能左右的。

　　这个“速成特工”的培训历时一个多月，戴笠的“授课”内容是多方面的，从唐生明此行的任务、目的到上海、南京汪伪方面的情况；从应对突发事件的技巧，到如何搜集情报；从汪伪组织中每个汉奸的个性，到各个汉奸之间的矛盾，戴笠都交代、分析得十分透彻。并特地向他传授如何利用汉奸之间的利害冲突，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策动，将其中一些人拉过来为重庆服务。

　　戴笠还特别提醒唐生明，让他注意与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搞好关系，最好能把他拉过来为我所用。李士群未将刘戈青引渡给日本人，使戴笠对他产生幻想，将他列入策反对象。果真能拉过来，便可通过李士群把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连成一片。

　　为安全起见，戴笠决定唐生明进住上海，不由军统出面安排，而是由唐生明的个人关系打开局面。这个个人关系就是由唐生明选一位在上海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做接应，唐生明选了以前经常陪他在上海玩的白相人潘三省。

　　选好接应人后，张素贞提前半月启程去了上海，按戴笠的安排前去造舆论，并联系潘三省安排接应事宜。

　　一切准备就绪，唐生明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到上海怎么跟你联系？”

　　“放心吧，我会在上海拨给你一部专用电台，你自己化个名。”

　　一说化名，唐生明笑了：

　　“你的化名就不错，余龙，哈哈，开宗明义！”

　　唐生明一边说，一边冲戴笠挤眉弄眼，又看看坐在旁边的余淑恒。原来，戴笠这个名字是专为讨好余淑恒取的，意思是余家的乘龙快婿。

　　“那我在你的名字中间加一个字，叫余化龙吧。”

　　“好啊！”戴笠哈哈大笑起来，“果然是神来之笔，加一字，你以后便由鱼化为龙了！”

　　南京，老朋友欢聚一堂

　　7月下旬，正是炎炎夏日，戴笠亲自将唐生明送到珊瑚坝机场。唐生明到香港后并没有马上去上海，而是留在香港，一边等候张素贞的消息，一边在公开场合造舆论，表示决心到上海去住家，当寓公，徐来和孩子也来到香港与唐生明相聚。

　　在香港知道唐生明真实情况的，只有负责接应的香港区正副区长王新衡、刘方雄和会计张冠夫。张冠夫先后两次给唐生明送去一万元港币。

　　另一个了解唐生明情况的人就是戴笠的结拜兄弟杜月笙。杜月笙在上海留有一个团队，与戴笠的潜伏人员配合从事抗日锄奸活动。杜月笙特地写信给管家万墨林，让他对唐生明予以关照。

　　直到一个多月后，张素贞在上海打通一切关节来香港迎接，唐生明一家才搭乘虎脱总统号邮船由香港赴上海。这一天是1940年8月16日。

　　接到唐生明的赴沪电报，戴笠担心这位率性的公子哥儿一不小心露了马脚，复电叮嘱他一定要谨慎行事。

　　事实上，唐生明到沪后一切进展顺利，而且到沪当天就搭上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唐生明赴沪的重点工作对象，而此前两人并不认识，这么快能搭上李士群，完全得益于潘三省的安排。潘三省在上海经营多年，是上海滩著名的白相人，开着几家大赌场，与不少大汉奸有来往，各方面都兜得转，吃得开。

　　唐生明一家到上海时，潘三省亲自到码头上迎接，把他们一家人安顿在开纳路他的家中，在当天的接风宴上便邀请了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等人作陪。

　　唐生明与李士群年龄相仿，但在以前，以唐生明的身份地位、个性爱好，根本不可能将李士群、丁默邨这些国民党党政机构中的小职员放在眼里，即使有机会认识，也难说不会擦肩而过。

　　如今却是风水轮流转，能“攀上”这位汪伪政府的“新贵”反倒有些求之不得了。所以宴席上唐生明与李士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第二天李士群就请唐生明吃饭，表现得特别亲切，并一再邀请唐生明与他的伪特工总部合作。

　　这其实是唐生明求之不得的，但又不能不表现出对政治兴味索然，再三说明是来上海住家的。李士群岂肯放过这条“大鱼”，几乎天天抽出时间陪唐生明玩，想方设法对唐生明进行试探，甚至灌酒逼他说出真话。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李士群这样臭名昭著的职业特务，竟然被唐生明这个“速成”的业余特工蒙骗了，相信唐生明的确是来上海住家的。在向汪精卫据实报告后，汪精卫指示李士群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

　　这更是唐生明求之不得的，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足。他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再次表明自己不想再涉足政治，不打算去南京，所以迟迟不肯动身。李士群则苦口婆心相劝，并建议他先去南京见见周佛海。

　　唐生明与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两人早有乡党之谊，抗战前就多有往来，关系非同一般，见他倒是顺理成章。周佛海是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又兼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是汪精卫身边的一等红人。

　　李士群亲自陪同唐生明夫妇从上海来到南京，周佛海见到唐生明非常高兴，欢迎宴上邀请的陪客都是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有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陆军部部长叶蓬、伪特工总部另一头目丁默邨，以及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人和他们的老婆。唐生明与他们中大多都是老熟人，既不乏交情匪浅的契友，更不乏葭莩之亲的莫逆。如叶蓬，其妻早年认唐生明的母亲为干娘，相互往来极为密切，唐生明夫妇到上海后，叶蓬更是多方照顾，关心备至。这样一帮老朋友欢聚一堂，自然聊得非常起劲。

　　而对李士群来说，陪见周佛海与其说是为唐生明叙旧，不如说是为见汪精卫搭桥，汪精卫第二天便直接下了请柬，邀请唐生明夫妇吃饭。

　　唐生明已在南京，显然不能驳汪精卫的面子，登门赴宴顺理成章，李士群这步棋为唐生明搭了一个很好的台阶。这天下午四点，唐生明与夫人徐来在李士群夫妇的陪同下，提前来到汪府，拜见汪精卫。李士群说“早去好多谈谈”。

　　这天的确谈了不少。

　　汪精卫摆下鸿门宴

　　汪精卫与唐氏兄弟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当年汪精卫任北伐军党代表，唐生智作为北伐军“正印先锋”，是汪精卫名副其实的下属，两人私交亦向来不错。汪精卫也曾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与唐生明也就有了师生之缘。如今在这样一种情境下见面，汪精卫的态度显得格外亲热与随意。

　　汪精卫知道李士群先前与唐生明不熟，特别向李士群谈起过去与唐生智及唐生明的关系。当然，汪精卫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和平救国”。只是他这一番高谈阔论对唐生明来说，如听天书，甚至当汪精卫问起是否看过他的杰作——在河内发表的“艳电”时，唐生明都是一脸的懵懂。

　　若说唐生明不关心国事，显然不切实际，起码对汪精卫投敌他有着鲜明的认识，但像他这样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不可能关心汪精卫的投敌理论，也不会去看他的什么“艳电”。总之，一问三不知，让汪精卫大失所望。

　　戴笠一直担心这位公子哥儿酒后口无遮拦，闯下大祸，现在却是“三缄其口”，虽没有闯祸，汪精卫的不满却是写在脸上的。

　　汪精卫到底对唐生明不放心，在当晚的宴席上便开始向唐生明发难。而唐生明还真口无遮拦了一回，只不过不是酒后，而是“做贼心虚”，急不择言。这次，差一点就闯了大祸。

　　当晚宴会本是十分隆重的，除了昨天周佛海宴会上的那些人外，又来了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的老婆，一共有二十多人。

　　宴会之初，一切都还正常，宾主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气氛欢快热闹。汪精卫也十分高兴，一直和大家说说笑笑。可是在喝了几杯白兰地之后，他忽然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

　　“我得到报告，说你与戴笠的私交极好。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杀我？”

　　汪精卫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语调也很平和，可是这用词太尖锐、太刺耳了。而且他是这群人中的“大哥大”，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自然都要洗耳恭听。宴会上霎时一片死寂，个个脸上仿佛被风霜扫过，笑容一廓而空。

　　而汪精卫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脸上的笑容也变成了赫然震怒，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径直向唐生明走去。那架势，仿佛在说：你不是要杀我吗，来吧，朝这里开枪！

　　谁都没有料到，一向气度雍容、沉稳内敛的汪精卫，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场合如此直白地说出他的担忧。

　　那么，他直冲着唐生明走去到底要干什么？总不会把一个接风宴搞成鸿门宴吧？

　　显然，大家都在为唐生明捏着一把汗。

　　唐生明更是受了惊吓，一时呆若木鸡。也是“做贼心虚”，竟急不择言地大喊：

　　“杀鸡焉用牛刀！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怎会干那种事？我是不怕死的人吗？”

　　这句“杀鸡焉用牛刀”，把坐在旁边的徐来吓得脸都变了色，叶蓬更是急得直拽唐生明的衣袖。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当唐生明意识到这个比喻不妥时，早已覆水难收了。

　　满座客人都感到了空前的紧张，齐刷刷地看着汪精卫。

　　还好，李士群很快站出来为唐生明解围：

　　“季澧兄的情况我都了解，他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决不会干那种事。”

　　李士群这话说得没错，唐生明虽然毕业于军校，也一直任军职，可大盗不操戈，真让他杀人，他还真不是那块料。

　　这时唐生明也回过神来，赶紧自我表白：

　　“我和戴雨农是朋友不假，可我们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怎么可能跟着他去当特务！”

　　叶蓬与周佛海也赶忙跟着附和，说唐大少爷是什么身份地位，怎么可能屈就在戴笠手下当特务？说他根本不是当杀手的材料。

　　汪精卫这才有所缓颜，一脸的怒容随之消失，又换上一副微笑的面孔，对唐生明说：

　　“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才问你。因为我们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不会做对我不利的事，你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唐生明已经平静下来，这时的回答信心十足。

　　一场突如其来的紧张局面总算平息下来。

　　但是过了汪精卫这一关，不等于汪精卫不再疑心，还有更难过的陈璧君那一关。第二天陈璧君便“传见”唐生明夫妇，那一番盘诘，仿佛要扒皮剔骨不看到他们的心决不罢休。好在两人都有了思想准备，总算经受住了考验。

　　唐生明高调当“汉奸”

　　都说头三脚难踢，唐生明这头一脚总算踢出去了，开端还算不错，总之，比戴笠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到了10月1日，唐生明的卧底终于在南京有了动静，当天的所有敌伪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要席》的新闻。文中称唐生明将军“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汪主席于赐见之余……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畀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0月4日，汪精卫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向伪中政会提交了大批新任命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为“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经“讨论”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对于伪国民政府的高调宣传，重庆方面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方可灭汪精卫一伙的威风。其实早在唐生明离开重庆之初，戴笠已经想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汪精卫一定会抓住唐生明投靠这一点大做文章，大事宣传，以鼓舞其麾下这伙汉奸的士气。重庆方面乘机假戏真做，有利于唐生明开展卧底工作。

　　而这个假戏真做，唯有请唐生智出面，以兄长口吻公开发表启事，方能达到最佳效果。蒋介石也同意这一提议，但是戴笠知道，要请唐生智出面亲自发表这样一个启事，难度肯定不小。

　　当初游说唐生明当卧底，戴笠是先斩后奏，拍板之前坚决不让唐生明去见唐生智，最后还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唐生智才勉强表示同意。

　　唐生智对这个相差17岁的四弟，自幼就呵护有加，他也知道这个四弟素以讲究享受而闻名，打牌跳舞、饮酒作乐他是行家里手，对卧底干特务完全是门外汉，不是仅仅会享受就能取信于汪伪团伙的。即使汪精卫一伙看在他唐老大过去的情分上不把唐老四怎么样，这个“汉奸”的名声唐老大也承受不起。

　　他自己是坚定的抗日将领，弟弟却堂而皇之地去当“汉奸”，外人又不知他负有特殊任务，还以为他唐老大同意弟弟去投敌呢。说不定对他有成见者，还以为是他派弟弟与汪逆联系为自己谋出路的，这将置他于何地？

　　唐生明临行前曾去向大哥辞行，并请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唐生智一听即刻大怒，说：

　　“你自己去当汉奸，还想把我也搭进去吗？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来攻击我，我如何自圆其说？你要去你就去，见到汪精卫等人不准提到我，我决不会再和他们往来！”

　　唐生智所言不无道理，唐老四去投敌，拿着唐老大的亲笔信，那不明摆着把唐老大也拉下了水！

　　在戴笠看来，人都去了，发表启事毕竟是对唐老四安全有利，也便于唐老大撇清关系。因而在唐生明从香港赴上海之前，他即派军统局人事处处长李肖白去见唐生智，商量一旦南京方面有动静，即与之对应发表启事。

　　唐生智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可生气归生气，事到如今他也无计可施，只能听之任之，于是没好气地对李肖白说：

　　“一切都是你们安排的，用不着找我商量，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话虽如此，戴笠可不敢“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唐生智虽是蒋介石的手下败将，可即便被打趴下也还是一只趴着的老虎，好歹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一级上将，身份地位在那摆着，尤其他是好友唐生明的大哥，这个关系一定要处理好。

　　戴笠亲自赶到范庄唐生智家中，拜见这位前辈。唐生智同样没给戴笠好脸色。而对戴笠来说，礼数到了，不管有没有好脸色、好言语，只要不明确提出反对，启事一事便可以“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他让秘书以唐生智的口吻起草了一份启事，又亲自动笔几经修改，把其中较为刺激的字眼全部删除干净，为的是让上海的唐生明看到后心里能接受。

　　10月10日，这篇戴笠亲手打造的“唐生智启事”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第一版最醒目位置，以特大号字刊出，全文为：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该启事连发十天，与此同时，国府发出了对唐生明的“通缉令”，戴笠假戏真做的效果已经达到。唐生智的心情愈发沉重，而被“坐实”了汉奸罪名的唐生明却并非如此，他后来在回忆中显得颇为轻松：

　　“他们特别选择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天才刊出来，用意也是很深的，他们希望我此去能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愿望，成为一件大喜庆事。”

　　可见大而化之的性格会在很多时候让人免除烦恼。

　　戴杜联手，布局锄奸

　　在唐生明成功进入汪伪组织核心，工作按部就班展开的时候，姜绍谟、陈祖康的沪二区也在上海打开了局面，逐渐与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取得联系，并已说服汪伪政府的海军部部长任援道，成为重庆政府的卧底。

　　沪一区的工作也开始恢复活力，尽管区长陈恭澍依旧是畏畏缩缩，但沪一区毕竟是军统在上海实力最强、组织最庞大的特务机构，全体人员包括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和直属新编第一组（情报、行动混合组），基本是清一色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在1939年年末戴笠亲自布置除掉陈明楚、何行健后，接着便下达了“制裁”与日本人合作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张啸林、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等人的命令，各行动大队随之行动起来，相继暗杀了伪特工总部第一大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伪和平救国军第四大队长顾立峰、伪监察院委员袁岘公等多人。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诛杀大汉奸张啸林和傅筱庵。

　　至于张啸林为何人所杀，历来众说纷纭：有说为军统沪一区所杀；有说为杜月笙布局，由其弟子策反张啸林的保镖所致；亦有说其保镖因个人原因杀死了张啸林。

　　戴笠下达对张啸林的制裁令，首先要征求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杜月笙。之所以要征求杜月笙的意见，不仅因为杜月笙与张啸林是结拜兄弟，更在于两人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发家史。

　　上海滩黑社会三大亨，在旧中国可谓闻名遐迩，这三人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

　　最先起家的是年龄最长的黄金荣，黄金荣倚仗法租界华探身份，以青帮“大头目”身份自居招揽门徒门生。当时上海滩青帮以“大”字辈资格最老，够“大头目”资格的只有做了几十年通海镇守使的“大”字辈张镜湖。而黄金荣并未加入青帮，却以倥子身份自创青帮“天”字辈，认为“天”字比“大”字多一画，因而比“大”字辈高一辈，自诩当之无愧之“大头目”。黄金荣利用法租界华探身份的便利条件，指挥门徒门生欺行霸市、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很快跻身大亨行列，独霸法租界天下。

　　杜月笙比黄金荣小20岁，进入黄门时已加入青帮，成为青帮辈分较低的“悟”字辈小兄弟（比大字辈低两辈）。他凭借足智多谋、好结人脉、从不贪恋过手钱财，很快在黄门中脱颖而出，他干的最有影响的大手笔就是成立三鑫公司，做烟土生意。

　　也是因为烟土生意，杜月笙将张啸林拉进了三鑫公司。

　　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生于1877年，比杜月笙年长11岁，早年靠开茶馆聚赌为生，到上海后入青帮“通”字辈，比杜月笙高一辈。

　　张啸林早年曾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因嗜赌中途辍学。但就是这段武备学堂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发达奠定了人脉基础。因为他在学堂的死党张载阳、周凤岐等人日后都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

　　张载阳时任浙江省省长，周凤岐任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而此时的上海，便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

　　淞沪护军使原为浙江军阀卢永祥，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后，卢系大将何丰林继任护军使。何丰林及手下军警头目俞叶封以及其他军警要人，均为浙江籍。张啸林虽与何丰林等人并不熟识，但有张载阳、周凤岐这两张王牌，攻下上海军警界自是小菜一碟。

　　也正是因为张啸林的介入，三鑫公司与上海军警界联手，使烟土走私畅通无阻，双方共同发财皆大欢喜。

　　靠走私、贩卖烟土，三大亨赚得盆丰钵满。无奈好景不长，上海滩很快由北洋军阀的天下变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杜月笙急于洗白黑社会身份，一面紧跟蒋介石步伐，充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打手，一面逐渐淡出走私、贩卖烟土与开设赌场两档生意；张啸林则因跟随杜月笙参与了充当打手，为没有捞到好处牢骚满腹，在烟、赌两档生意上绝不收手，以致与杜月笙分道扬镳；黄金荣则因年届花甲，事事躲在后边，但与杜月笙保持一致并大力支持。

　　这一时期，杜月笙与张啸林虽然龃龉不断，但并未彻底撕破脸闹僵，两人彻底决裂是在抗战爆发后。由于张啸林早就流露出亲日倾向，为了拉他一把，在淞沪会战中，杜月笙将他的名字写进苏浙行动委员会名单，但张啸林并不领情。鉴于日方千方百计拉拢上海闻人大亨、社会名流，软硬兼施阻止他们离开上海，企图为其所用，蒋介石授意杜月笙动员张啸林同赴香港，无奈张啸林根本不买账。在他看来，杜月笙走了，黄金荣年事已高不问外间事，正好是他一枝独大、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可是，与杜月笙、黄金荣相比，张啸林的知名度毕竟小了些，开始时日本人并未满足他出任伪高官的愿望。他因此退而求其次，与日本人合组“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本人四处抢购大米、煤炭、棉花等物资，大发国难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笠就制裁张啸林、傅筱庵向杜月笙征求意见。杜月笙知张啸林已无可救药，不仅点了头，而且为其出谋划策。

　　由于杜、张两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且墙上有一个小门，在杜、张分道扬镳之前的多年中，两家人包括门生、弟子、佣人等都是从小门中来来往往，彼此熟悉。所以杜月笙推荐他的得意门生陈默，负责组织对这两人实施制裁。

　　陈默，字水思，曾在军校接受过培训，抗战之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本人中等身材，精神抖擞，行动机敏，机智多谋。他不仅是杜门的后起之秀，也是军统沪一区第二行动大队的行动人员。

　　所以这个人选不仅杜月笙认可，戴笠也是非常满意的。

　　张啸林一枪殒命

　　戴笠与杜月笙结拜多年，一直是私下交往，真正合作始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在苏浙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除第二、第三支队是由杜月笙的学生、邮电工会负责人陆京士和朱学范组织的工人外，第一支队完全由杜月笙的门生弟子组成，这些人一部分作为杜门留守人员，通过留沪的杜门管家万墨林接受杜月笙的遥控指挥，同时协助军统及国民党各系统潜伏人员开展工作；一部分人直接加入了军统上海区，成为后来的沪一区第二行动大队。

　　该大队在上海区与其他大队享有同等待遇，登记在册的编制有五六十人，但遇有行动，他们可以调集起更多的潜在力量。

　　陈默时任第二大队的分队长，作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由他来组织制裁张啸林、傅筱庵的行动小组，比其他人多了许多便利，有杜公馆做靠山，起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更重要的，杜公馆是一个信息集散地，他可以在这里及时得到所需要的信息。

　　命令是由戴笠直接下达的。

　　当时张啸林的汉奸搭档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已被陈默分队在四马路望平里枪杀。两星期后，张啸林的另一搭档伪和平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也被陈默分队制裁。但刺杀张啸林却比原先设想的难度大了许多。

　　1940年1月15日，著名平剧艺人新艳秋在更新舞台挂头牌演唱《玉堂春》，张啸林的亲家、一同落水的俞叶封约张啸林去给新艳秋捧场。这个信息瞒不过一墙之隔的杜公馆，陈默得知这一情况后，庆幸天赐良机，可以同时将两个汉奸送上西天。于是迅速策划行动方案，化装成普通观众分头进入剧场，并在剧场外安排人员留守，负责接应。

　　俞叶封早早来到剧场，在预定的位子上落座，张啸林却迟迟没有露面。直到开演时间已过，才见一个听差进来在俞叶封耳边说了些什么，俞叶封这才示意开演。

　　估计张啸林临时有事不会来了，陈默等人深感遗憾，也只有先拿俞叶封开刀了。戏到精彩处，全场观众都在凝神观看演出，负责执行“制裁”任务的特务悄悄拔出手枪，对准近在咫尺的俞叶封，“砰”的就是一枪，顿时全场大乱。

　　待观众席里亮起灯光，行动小组早已撤离现场，观众也在混乱中四处逃散，只有俞叶封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

　　张啸林原本防范严密，侥幸逃过一劫后愈加谨慎，不仅将公馆内保镖增加到20多人、公馆外巡逻的日本宪兵增加了一倍，他本人更是轻易不再外出，“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业务也变为遥控指挥。

　　如此蛰伏了几个月，到端午节后，“新亚和平促进会”有新章程出台，张啸林见最近一段时间风平浪静，这才决定趁此机会在新亚大酒店宴请各界名流，庆贺一番。

　　消息在报纸上登出后，行动小组立即开始部署。但从这天下午开始，张公馆周围日本宪兵陡增，不仅公馆内外保镖、宪兵密布，张啸林赴宴的必经之路也布满伏兵。

　　傍晚时分，张公馆铁门洞开，小汽车鱼贯而出。行动小组埋伏在善钟路与霞飞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机关枪早已架好，就等张啸林的汽车开到机关枪下，无须瞄准，一阵扫射，张啸林必死无疑。

　　当红灯亮起时，数辆汽车疾驰而来，眼看就要停下，突然有人提前数秒扣动了扳机。这一声枪响等于发出了警报，张啸林的司机阿四极富经验，几乎在枪声骤响的同时，便猛地一个冲刺闯过红灯，疯狂驰离十字路口，张啸林再次侥幸逃生。

　　事后追查责任，方知是同样为杜月笙得意弟子的于松乔提前开枪。有人说他不忍行刺张啸林，故意警示放他一条生路，但也只是猜测而已。

　　张啸林受了惊吓，从此闭门不出，除了加强宅院警卫，又增加了几名身怀绝技的保镖，这给行刺带来了更大难度。

　　于是，陈默决定从内部入手，收买张啸林的贴身保镖。张啸林虽然保镖众多，但贴身护卫的只有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心腹。其中一个叫林怀部的，是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的奶妈之子，被张啸林视为“家生奴”。此人枪法极准，能在四五十步外击中扑克牌正中的红桃心。张啸林更是视为倚靠，时时刻刻带在身边。

　　陈默选中的正是林怀部。由于杜、张交好多年，两家又有院中相通的小门，门生仆役相互来往热络，不分彼此，陈默与林怀部也很熟悉，林怀部又是深明大义之人，陈默很容易就说服他调转了枪口。

　　8月，日本人有感于张啸林的效忠，终于下达了委任状，任命他为伪浙江省主席。张啸林做了多年的高官梦得以实现，立即紧锣密鼓筹备启程上任。

　　8月14日傍晚，张啸林的弟子、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专程来到上海与张啸林商议其赴任事宜。将吴静观带上三楼的正是林怀部。当时天气炎热，窗户大开，林怀部特意看了看窗户，才关上门下楼，留下张啸林和吴静观两人密谈。

　　林怀部来到楼下，看到司机阿四正在保养张啸林的座驾，又看到吴静观的车子开进来后大门没有关上，于是冲着阿四大吼起来：

　　“阿四，为什么大门开着？你晓不晓得这样很危险？去关上！”

　　阿四在张啸林身边的一干人中资格最老，是张啸林心腹中的心腹，前不久又刚刚救过张啸林的命，要吼也是他吼别人，哪里轮得上别人吼他！何况关大门也不是他分内的事。所以林怀部这一吼，反倒把阿四吼蒙了。等他回过神来，立刻破口大骂：

　　“小瘪三，你也敢差遣老子？”

　　林怀部毫不示弱，同样破口大骂，两人越骂越凶，越吵声音越高。三楼的张啸林正与吴静观说到兴头上，被楼下的吵闹声打断，气得火冒三丈。他从窗口探出头去，冲着楼下也破口大骂起来，而且骂得更难听：

　　“……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不成体统！老子多叫些东洋兵来，你们一个个把枪给我缴了，统统滚蛋！老子……”

　　张啸林正骂得起劲，林怀部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不偏不倚，正好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巴里射入，穿颈而出。张啸林没来得及惨叫一声，脑袋便搭在了窗外。

　　林怀部冲上三楼，顺便结果了送上门的汉奸吴静观。当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赶到后，林怀部主动交枪，束手就擒。等张公馆门外执勤的日本宪兵接到命令，林怀部已经被安南巡捕带走。

　　事后，土肥原贤二的“梅机关”要求引渡“凶手”，法租界以林怀部犯罪在法租界，理应由法租界处理为由，予以拒绝。林怀部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被释放，很快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出了上海。

　　傅筱庵三刀丧生

　　随后除掉傅筱庵，与杜月笙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杜月笙进身金融工商业，得到过傅筱庵不少关照。但后来杜月笙却协助宋子文、孔祥熙，在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塞进了官股，致使傅筱庵大权旁落，傅筱庵因此对杜月笙恨之入骨。

　　抗战爆发后，傅筱庵终于找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1938年10月，傅筱庵继苏锡文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筱庵的落水，一方面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麻烦，令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方面帮助伪特工总部破坏军统的地下组织，令军统恨之入骨；而对杜门留守人员的打压令杜月笙同样欲除之而后快。

　　制裁令是与张啸林的制裁令同时下达的，执行人同样是陈默。与此同时，杜月笙秘传万墨林，积极配合军统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经费皆全力提供。尤其对制裁傅筱庵，杜月笙特别点醒万墨林，留在杜公馆的张姓保镖是山东人，与傅筱庵的佣人朱升是山东同乡。

　　陈默正是利用了这一关系。

　　傅筱庵原本就十分谨慎，进出都是随从保镖层层护卫。张啸林被制裁后，傅筱庵更加小心，不仅增加了随身保镖，而且出入无常，途中截杀无从下手。而傅筱庵的公馆地处日本人控制区虹口，距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很近，平时戒备森严，除派有伪警备队队员20多人在公馆四周警卫外，还雇有12名白俄保镖驻守公馆内外，要想携带武器进入傅公馆，几乎没有可能。

　　陈默借鉴刺杀张啸林的经验，认为只有由傅筱庵身边的人采取行动，才是最容易成功的方案。根据万墨林提供的线索，陈默到杜公馆向张姓保镖了解情况。

　　张是杜月笙在上海时的保镖，杜月笙赴港后，他留下来归万墨林指挥。

　　由于是同乡，张与傅筱庵的佣人朱升平时就有往来。

　　朱升自幼父母双亡，刚开始到傅家当佣人的时候，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由于为人可靠，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父亲的信任。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特地嘱咐朱升好好服侍傅筱庵。朱升不负所托，一直随侍在傅筱庵身边。傅筱庵落水后，整天担心被杀，疑神疑鬼，连老婆都不敢相信，唯独信任朱升。

　　朱升做佣人之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日本人的打骂与虐待，有民族正义感。他曾劝傅筱庵辞去伪上海市市长职务，免得遭人暗算，但傅筱庵听不进去，朱升因此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得知这些情况后，陈默要求由张姓保镖去策反朱升。由于朱升对傅筱庵当汉奸非常反感，所以策反过程十分顺利，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只是朱升提出，希望事成之后能得到五万元赏金。

　　五万元在当时的上海，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用来买米可买千担之多；在租界置业，普通的公寓房子可以买好几幢；若做生意，只要规模不是很大，用来创业并不嫌短绌。这么一个大数目陈默是做不了主的，但他未经请示报备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由于朱升说的是事成之后，那么事成之前谁也不敢说准能成功。若逐级申请一来时间等不及；二来如此张扬万一不成功呢？当然，陈默敢拍板也是因为心中有底，这个底就是作为靠山的杜公馆。就算军统最终不批这笔钱，老头子杜月笙也会慷慨解囊。

　　朱升不会使用手枪，同时也担心枪声会惊动保镖，以致难以脱身，陈默决定让他使用刀斧，趁傅筱庵熟睡时行动。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乘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凌晨三点左右，喝得大醉而归，进屋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傅筱庵独居一室，妻妾住在后房，这为行动带来了方便。

　　朱升见时机已到，将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到衣襟里，蹑手蹑脚地进了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仰面朝天，鼾声如雷，便抡起菜刀，照着他的脑袋砍下去，一刀砍在眼部，一刀砍在下颏，致命的一刀砍在脖子上。由于两刀未切中要害，一旦他呼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第三刀用力够大，“头颅几将割断”，傅筱庵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已身首异处。

　　随后，朱升逃到法租界，先由万墨林安排躲藏起来，后由陈默接应，悄然离沪，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

　　事后，根据沪一区第二大队的报告，戴笠不仅奖励朱升五万元，并奖励陈默所在第二大队奖金两万元。朱升用这五万元，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从此以此为生。

　　傅筱庵被杀，在上海引起极大反响，出任伪职的大小汉奸也愈发惶惶不可终日。戴笠也因连续暗杀成功，要求沪一区“扩大行动，以发扬吾人之权威”。

　　与此同时，军统在其他沦陷区的工作也有了较大斩获，特别是对汉奸的制裁，对敌伪形成了一定的震慑力，同时展开针对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对日谍的制裁以及对日军的袭击。

　　平津地区，继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被击毙于法租界北丰花园、伪天津海关监督兼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戏院被击伤后，北平区于1940年年初击毙伪建设总署总务局长俞大纯，于11月末在北平皇城根下射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乘兼悦郎，致一人当场毙命，一人次日死去。而这两人不仅有着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更肩负着侵华的特殊使命，此案令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在河南，继1940年5月摧毁设于开封的日本间谍机关“西山公馆”、击毙三名日谍后，12月末枪杀日本陆军大佐皆川雄雅。武汉、南京、广州等地军统组织，也在制裁汉奸的同时，针对日谍、日军及其机关实施枪杀、毒杀和偷袭，对侵华日寇在我神圣领土上的肆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震慑。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