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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之心不死

　　1940年年初，位于枣子岚垭的“漱庐”装修完工，军统局局本部终于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自成一体的办公场所。

　　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局本部内勤人员已达1000多人，因找不到较为集中的办公场所，局本部各部门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直到一年多后，在原有办公场所罗家湾二十九号周围，买下罗家湾十九号及十九号至中二路占地约200亩的房屋及空地，加上与十九号相连的“漱庐”，才有了一个局本部工作人员集中办公与食宿的场所，统称“罗家湾大院”。

　　“漱庐”其实是军统局的招待所，是外勤高级特务回局本部请示汇报的住所，有一个侧门直通局本部。院子大门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横匾，上面用五彩玻璃镶嵌着“漱庐”二字。院子里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按最初的设计，一楼有会客室和饭厅，二楼有戴笠的会客室，三楼有几个局级干部的办公室与值班室，二三楼均设有客房。

　　这座三层小楼的主要功能就是接待客人。军统在重庆的办公用房包括戴笠个人的公馆，在装修布置上都很简单，唯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不仅环境幽雅，装修布置在战时的重庆也堪称豪华与排场。一楼百十平方米的大厅里，虽然摆放着半旧的沙发，但在花草、字画和精致的木质扶梯的点缀下，倒也和谐雅致。二楼戴笠的小会客室里还摆上了古董架，更显附庸风雅。

　　楼前屋后也是庭院深深，莳花植木嫣红姹紫。

　　戴笠向来要面子，年少青涩时代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不胜枚举，如今统率着偌大一个军统，又怎会不讲究中国式排场？

　　“漱庐”成了军统对内对外的窗口，戴笠的重要客人都在这里接待，包括食宿。戴笠本人并不常到这里办公和住宿。常住这里的除了门房、厨子、勤务兵各一名，就是秘书一两名。王蒲臣曾在这里办公、居住，并代表戴笠接见宾客与回渝的外勤人员。

　　“漱庐”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在此举行大型活动与集会。一楼约一百平方米的大厅为开展活动提供了场所，楼后面沿山坡向下，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正是举行大型集会的绝佳场地，被军统称为“罗家湾广场”。

　　1940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日，正在踌躇满志的戴笠，决定在这里举办军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纪念大会。

　　阳春三月，戴笠漫步在开阔的草坪上，走在旁边的是“四一大会”指挥王兆槐和总务郭斌。两人边走边向戴笠汇报搭建天棚遮盖住整个广场的设想。

　　戴笠正听得津津有味，毛人凤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赶来。

　　毛人凤这个代主任秘书，在局本部干得有声有色，既有代表戴笠处理一切公务的权力，而又拿捏得十分得当，从无僭越之嫌，在戴笠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军统名副其实的“内当家”。

　　从毛人凤的神色看，是发生了事关重大的紧急情况。

　　电报是军统川康区区长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打来的。

　　由于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彻底崩溃，戴笠于1937年年初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川康区，坐镇西北。张毅夫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张毅夫在电报中称，3月14日，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经查系中共领导的有计划的“春荒暴动”。已当场逮捕左派报刊《时事新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朱亚凡，并已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领衔通告，以“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朱亚凡判处死刑，就地正法。电报上，张毅夫还列出了多名中共党员的名单，说他们是“春荒暴动”的幕后操纵者，请戴笠下令，将他们予以逮捕。

　　戴笠核查这些人的姓名，发现他们都是上了军统黑名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抗战爆发以来，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口头上称“联共抗日”，实际上反共主张从未改变，只不过战场形势紧迫，一时无暇顾及。到1939年10月末，在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日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再无力大举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终于倒出手来，于1939年元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抗战期间“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特别强调，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在各地的秘密组织。

　　但由于年初戴笠忙着布置河内刺汪，紧接着上海冒出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上海区连遭重挫，搅得他焦头烂额，对反共之事仅仅是做了一些布置，张毅夫的电报正好为他找到一个亲自上阵的切入点。处理得好，可以为他从河内到上海的刺汪失败扳回一局。

　　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天下午，戴笠赶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成都“春荒暴动”之事，重点介绍了那份中共名单。名单中有四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蒋介石听完汇报，指示戴笠，对这些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实施秘密抓捕与暗杀，以镇压成都的“春荒暴动”。

　　不敢公开抓捕，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题发挥，借成都“春荒暴动”事件，打击共产党。

　　所谓“春荒暴动”，其实与共产党毫不相干。

　　成都自古就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当时发生春旱，情况并不严重，造成春季粮荒的原因，是一些不法商人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或任意抬高米价，让老百姓买不起米；或囤积居奇，形成有市无米，人为地制造粮荒。

　　连日来，很多米店、粮仓周围都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百姓，对方均称无米可卖。

　　引发抢米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刘周书等人囤积的上千石稻米，因在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存放时间过久而发生霉烂，继而将霉烂的稻米倒进了府南河里。这个消息引起饥民的公愤。3月14日傍晚，愤怒的饥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位于老南门黉门街的重庆银行仓库周围，高喊着：“我们饿肚子，你们把米放烂往河里倒……”“赶快把米拿出来！”

　　回应他们的是紧闭的仓库铁门与荷枪实弹的卫兵。这让饥民们怒火中烧，声势愈发浩大，仓库附近的人越聚越多。

　　在对峙中，矛盾迅速激化，一些饥民蜂拥闯入仓库，“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进入粮仓抢米。

　　成都警察局局长唐毅闻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前去镇压。这些全副武装的军警，以武力驱赶、殴打手无寸铁的老弱饥民。由于有饥民被打死，愤怒的人群被迫反击，用拳头与持枪军警展开搏斗。

　　在此次抢米事件中，军警逮捕了72名市民和26名《时事新刊》报社记者。张毅夫在电报中所说的该社记者朱亚凡，家住在南门外，他听到银行仓库周围人声喧嚷，便前往察看，随即在人群里采访。前往镇压的某警察分所所长见他的衣着打扮不像普通市民，就认定他是现场指挥者。

　　《时事新刊》是进步报刊，国民党当局认为该社内部有共产党人。唐毅听了下属的汇报，与张毅夫一商量，不仅认定朱亚凡是“暴动”的现场指挥者，而且认定他是共产党人。

　　为了邀功，两人捏造了一套朱亚凡的“供词”。“供词”中朱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供称抢米事件是共产党指示发动的，他就是发动“暴民”抢米的现场指挥者。如此一来，一个由奸商操控米市导致粮荒而发生的饥民抢米事件，变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事件”。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两人呈报成都行辕与川康绥靖公署，请准将朱亚凡枪杀，从而死无对证。

　　在戴笠转达蒋介石的指令后，唐毅与张毅夫立即在成都对中共党员进行了一次秘密大搜捕，罗世文、车耀先等11人被抓。随后，戴笠乘飞机亲赴成都，参加对中共被捕人员的审讯，企图从罗世文等人身上挖出共产党在四川的地下组织。

　　然而事与愿违，“春荒暴动”本与共产党无关，即使刀架脖子上，罗世文等人也不会招认，更不会出卖中共的地下组织。戴笠白白跑了一趟成都，最后只得将在中共地位较高的罗世文、车耀先、汪导予、郭秉毅四人带回重庆关押。

　　戴笠的收获不仅仅是借饥民抢米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成功撮合了军统与中统及军警系统情报部门的关系，使国民党各自为政的不同系统的特工及情报人员，在对付中共方面达成空前一致。

　　事实上，成都警察局长唐毅就是非军统人员。他向来靠近军统，与戴笠多有接触，与军统在成都的特务组织配合默契。

　　遵照戴笠的指示，国民党军统、中统联合军警在成都继续对被捕人员进行审讯，并根据审讯线索进行搜捕，于1940年冬又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逮捕了周建予、岳继训、蔡定炽等二三十人。

　　但抢米风潮并未停止，不仅在成都连续发生多起抢米事件，甚至蔓延到成都以外其他川地。抢米者除半数系真实饥民外，其他多为利用机会哄抢的歹人。

　　为平息四川的抢米风潮，四川省政府不得不亡羊补牢，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为杜绝奸商巨贾继续囤积居奇，人为地制造“米荒”，戴笠也下令军统成都站调查“米荒”真凶。

　　当年12月，成都站侦察到前任成都市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杨全宇的确凿作案证据。杨多次将巨款交该行重庆分行经理欧书元，转托合川万福臻楼栈经理李佐臣囤积小麦。成都站联合军警等有关部门，将杨所囤积的700石小麦查封，同时查获大宗货单、函件等书面证据。

　　由于杨全宇在成都地方势力强大，为防夜长梦多，戴笠命令军统局资深的军法专家徐业道，于12月22日携带全部案卷，押送全案人犯前往军法总监部，商请审判组连夜组成军法会审，开庭审讯。杨等供认不讳，杨全宇被判死刑，于翌日晨被枪决。

　　这是军统破获的第一起“涉贪”案件。

　　处理抢米风潮，戴笠可谓名利双收。尤其逮捕了多名中共党员，每每与身边人谈起此事，总是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已打进军统局的核心部门！

　　张蔚林一逃酿大错

　　1940年4月，戴笠从成都返回重庆不久，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他的警觉。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报告，电讯监察科报务员张蔚林失踪了。这个消息令戴笠大吃一惊：

　　“人在稽查处怎么会失踪？”

　　“监察科的侦测电台真空管烧坏了，萧茂如怀疑他有意破坏，把他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哪曾想他自己逃跑了。”

　　萧茂如是监察科科长，与张蔚林向来不和，关禁闭之事未免有挟私报复之嫌。但张蔚林的逃跑让这件事完全变了性质。

　　“他能往哪里跑？”戴笠首先想到张蔚林是共产党的卧底，“真空管被烧本是意外事故，即使被关禁闭也没必要逃跑，显然是做贼心虚。”

　　戴笠当即下令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即刻派人搜查张蔚林的宿舍，抓捕张蔚林。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军统的派出单位，电讯监察科是电讯处的派出单位。魏大铭立刻派出重庆总台负责政工的副台长何季祥带人前去抓捕，萧茂如一同前去搜查。

　　戴笠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件事，是因为他早已怀疑军统局出了“内鬼”。

　　年初，军统局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结果这个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戴笠分析，中共得到情报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军统内部有人送信。由于三人小组需要途经胡宗南的防区，出发前戴笠曾给胡宗南发送密电，所以戴笠也曾把目光投向局本部电讯部门。

　　紧接着，“四一大会”刚过，渝特区侦知天官府街十四号为中共地下联络站，为放长线钓大鱼，决定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突击抓捕。岂料未等抓捕，该联络站再也不见中共地下人员的踪影，显然有人给该联络站递送了情报。

　　戴笠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召来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对策，决定对局本部全体人员进行一次普查，重点是电讯处、机要处，无论是处长、科长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只要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值此之时，侦测电台的真空管被烧坏，萧茂如关了张蔚林禁闭，亦在情理之中。只是还没来得及审查，张蔚林就跑了，这显然与上述情报泄露有关。

　　很快，萧茂如带回的搜查结果让戴笠冒出一身冷汗：

　　在牛角沱张蔚林的寓所，搜出了一本电台密码本、军统局在各地的秘密电台分布表、局本部人员花名册和几张写有绝密情报的便条。按照军统纪律，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允许带出值班室的。

　　另外还有张蔚林的日记本和一封成都来信。张蔚林的日记本随便翻翻是看不出什么的，需要派专人从头到尾去研究。那封信，戴笠觉得很不寻常，写信人自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信中说：“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

　　信是刚到不久的，戴笠问前去搜查的张蔚林在电讯总台时的同事：

　　“知道张蔚林有个妹妹吗？”

　　“知道。是有个女孩来找过他，说是他妹妹，我们都怀疑是他女朋友。”张蔚林曾与这位同事同住一间宿舍。

　　“到哪里找他？那女孩多大？叫什么名字？”

　　“在电讯处宿舍，那时候张蔚林还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女孩二十来岁，叫张露萍。可张露萍讲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张蔚林是无锡人，不可能是兄妹。”

　　“后来呢？”

　　“后来他在牛角沱租了两间房子，就搬出了电讯处宿舍，和张露萍住在一起。”

　　戴笠觉得，这个张露萍值得怀疑，很有可能就是张蔚林与共产党的联络员，当即吩咐萧茂如：

　　“马上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一封电报，就说‘兄病重，妹速归’。”

　　与此同时，戴笠吩咐特务总队队长王兆槐，派人去牛角沱，在张蔚林住所周围昼夜蹲守，只要张露萍进门，立即实施抓捕。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会上，拿出从张蔚林住所搜出的那几张写有绝密情报的便条，让大家辨认笔迹。

　　这一辨认不得了，牵出的不仅仅是一两人，而是五六人！根据便条上的笔迹，这几人分别是：

　　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

　　便条内容均与陕甘宁边区中共组织有关。

　　显然，这六人是暗藏在局本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藏在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尤其冯传庆，他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掌握军统全部的核心秘密。

　　可想而知，军统局的一举一动早已全都暴露在了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军统局遍布海内外的庞大的情报组织，对共产党来说也早已无秘密可言，甚至国民党最高层的机密情报也摆上了中共领导人的案头！

　　戴笠一直尝试派员打入共产党内部，也曾让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组织了一个“特种问题研究所”，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与方法，专门培训特种政治人员，然后分别派往陕北、川北、华北等解放区，成立特侦站、策反站，企图“打进去”或“拉出来”，结果却始终不见成效。不料共产党却捷足先登，以精锐力量似尖刀直插军统心脏！

　　六个人啊，潜藏在军统的核心部门，竟然无人发觉！这实在是军统的奇耻大辱，是戴笠本人的奇耻大辱！戴笠下令王兆槐：

　　“马上对这五人实施抓捕！”

　　布置完抓捕任务，戴笠又派专人研究张蔚林的日记。

　　此时天色已晚，戴笠在局本部用过晚餐后，就留在办公室，调来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档案材料，一边研究他们的历史背景，一边等候抓捕消息。

　　张蔚林出生于1916年，时年24岁，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士绅家庭。1936年考入特务处在上海创办的三极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入特务处电讯班第八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军统皖南赣北地区潜伏电台工作，到重庆后在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不久调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任报务员。

　　这样一个从初中毕业就进入了军统的纯粹的军统人，怎么会参加中共的地下组织呢？军统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他是怎样与中共取得联系的呢？这让戴笠百思不得其解。

　　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四人与张蔚林年龄不相上下，也都毕业于军统电讯班。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看，都不可能在加入军统之前已加入共产党。只有冯传庆情况特殊。

　　冯传庆1913年出生于北平一个电讯世家，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曾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在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调到国民政府交通部电台工作。由于他技术精湛，听力特别强，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硬性调了过来，任电讯总台报务主任。

　　戴笠分析，冯传庆很可能早已加入共产党，其他几人是被他“拉下水”的。

　　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张露萍，这个自称张蔚林妹妹的人，可能就是共产党与张蔚林等人的联络员。由于内勤人员外出并不自由，而特务之间也是互相监督的，他们获得的情报很可能就是通过张露萍传递的。所以她假称张蔚林的妹妹，和张蔚林住在一起，而其他几人的情报全都汇集到张蔚林手中……

　　时近中午，萧茂如来电话称：

　　“张蔚林回来了！”

　　“他自己回来的？”这让戴笠简直不敢相信，他既然跑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往枪口上撞？

　　“他是回来找董益三说情的，已经被抓起来了！”

　　“还想继续在军统潜伏，真是异想天开！”

　　接着传来的消息就不那么乐观了，负责抓捕的特务总队行动组报告：冯传庆跑了！

　　“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已被扣押，关进了看守所。听说冯传庆刚才还在总台值班，当我们赶到时，他已经不在了，到处寻找不见踪影。”

　　“他跑不远。你们立即复印几张他的照片，连夜发到重庆各路卡和检查站，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冯传庆被抓回

　　挂上电话，戴笠才回过神来，恨恨地骂道：

　　“真是一群废物，竟不知擒贼先擒王，弄得打草惊蛇！”

　　正是因为在戴笠心中，冯传庆是这六人的核心人物，所以对冯传庆的逃跑，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在六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恰恰是最年轻的张蔚林。

　　由于曾在皖南敌后潜伏，张蔚林亲眼看到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开始向往加入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冯传庆原本对军统硬把他从交通部电台调来耿耿于怀，又逢一个报务员擅自离职回了老家，而军统的规矩历来是只能进不能出，该报务员被抓回后打得遍体鳞伤，最终惨死在看守所。这件事对冯传庆打击很大，时常流露出对军统的不满。

　　张蔚林趁机说服冯传庆，一起脱离军统，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于是，1939年8月下旬，两人悄悄离开电讯处，来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

　　周公馆是以周恩来名义租下的办公机关，对外是八路军办事处，称为“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两人要求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因手臂摔伤去苏联治疗，不在重庆；又要求见叶剑英。叶剑英是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对于两名不知底细的军统特工，自然不便接见。最后由曾希圣出面与他们谈话。

　　对于他们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曾希圣当时没有给出答复，只是希望他们留在军统继续为抗战出力。

　　两人锲而不舍，几天后再次来到周公馆。这次，曾希圣与他们进行了详谈，询问了军统电讯处的组织、人事情况。两人的回答，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于是，曾希圣要求他们继续留在军统，作为中共的地下人员，随时为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

　　这次，两人见到了叶剑英，并在不久后，由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最初的情报小组，只有张蔚林与冯传庆两人。南方局随后派出中共党员、18岁的余家英作为情报小组的领导，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为张、冯传递情报。并指示余家英化名张露萍，以“兄妹”的名义与张蔚林在牛角沱单独租房居住。

　　接着，张蔚林与冯传庆发展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四人加入了共产党，情报小组发展为“七人小组”。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情报小组不仅多次向南方局传递情报，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在军统电讯总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这些情况，戴笠当然不会知道。

　　这天晚上，他全无睡意，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等候着看守所的审讯结果。他急于想知道的，是冯传庆怎么逃跑的，去了哪里？还有，张蔚林既然逃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他一定去见了什么人，见的谁呢？

　　其实，冯传庆与张蔚林先后出逃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周公馆，都见了同一个人——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

　　张蔚林逃到周公馆后，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分析，烧坏真空管是业务上的过失，被关禁闭仅仅是一时的惩罚，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块阵地。张蔚林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若请他出面说情，可将此次逃出来一事掩饰过去。所以，军事组要求他立即返回军统局。

　　于是，张蔚林当即回到浮图关军统电讯处，敲响了副处长董益三的家门。

　　这个时候，无论董益三还是张蔚林，都不知道戴笠已派人查抄了张蔚林的住所，正四处搜查、追捕张蔚林。

　　张蔚林正向董益三述说事情经过，电话铃响了。董益三接完电话对张蔚林说：

　　“你的事发了，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先生说吧。”

　　说话间，已有数名特工来到董家，直接带走了张蔚林。

　　冯传庆的逃脱，并不是赵力耕等四人被抓时得到了消息，而正是张蔚林从董益三家被带走时，冯传庆作为电讯总台报务主任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

　　冯传庆立即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同样逃到了周公馆。

　　他并不知自己已经暴露，并不是为了逃生，而是特地去向南方局报信的。叶剑英考虑到情况紧急，冯传庆必须马上离开重庆。于是，在叶剑英的安排下，冯传庆化装成商人，深夜过江遄赴延安。

　　这天夜里，戴笠还在为冯传庆的逃跑耿耿于怀，几乎整夜没有合眼，等候着看守所的审讯结果，期盼能得到什么线索，挖出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也好向蒋介石汇报，扳回一点点败局。可无论怎么用刑，张蔚林等人如铁嘴钢牙一字不吐。

　　戴笠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瞒是瞒不住的，蒋介石最忌讳别人对他的欺瞒与欺骗。既然瞒不住，当然是越早汇报越好，他只好给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请他们安排翌日上午晋见。

　　第二天上午，戴笠按侍从室的通知，来到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邸。

　　挨骂是免不了的，戴笠又恢复了早年在蒋介石面前受训的模样，汇报完情况便垂手恭立一旁，任由蒋介石疾风暴雨般的一通训斥。

　　在戴笠看来，打是亲骂是爱，除了胡宗南、戴笠这些“天子门生”，其他人想被蒋介石训斥，怕是还没有“资格”。那种客套的关系正是代表着疏远，表面和和气气，暗地里却在掰腕子较劲，甚至相互使绊子。

　　蒋介石训斥过后，想想不免后怕：

　　“幸亏偶然发现了，还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不然我们都掉了脑袋，还不知谁开的枪。一定要严查，一网打尽！严惩，以儆效尤！”

　　话虽如此，蒋介石也知道此事不宜张扬，被中共打入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要害部门，传出去着实贻笑天下。

　　“重要岗位用人，一定要知根知底，严格考查，错用一个人，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这句话让戴笠想到了蒋介石的用人，亲近者多为黄埔系、江浙系，尤其身边侍卫、副官，皆为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人，甚至很多是王世和这样沾亲带故的晚辈。

　　这对戴笠无疑是一个提醒。戴笠用人原是没有畛域之分的，尤其在特务处开创之初，他极尽所能四处搜罗人才，无奈他本人地位低下，而且人们对特务工作持有偏见，他所能搜罗到的人才，除了军校同学就是江山文溪高小同窗。后来这些人又相互介绍，自然不少人沾亲带故；浙江警校也曾定向向江山招收学员，他本人又极好面子，好不容易混出个场面，自然愿意带出家乡子弟跟着沾沾光，找个饭碗，如此一来，军统里的江山人也就多了起来。但这些人到了军统，也是量体裁衣，量才适用，并不会特意安排重要岗位。

　　“共案”发生后，戴笠开始在军统核心部门——电讯处注意培养“江山帮”，电讯处报务员逐渐换成清一色的江山人。无论交谈还是打电话，他们均使用地道的江山土话，即使有非江山人听到，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这一通训斥，对戴笠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回到局本部，毛人凤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冯传庆抓到了。

　　“什么时候，在哪儿抓到的？”戴笠一下子来了精神。

　　“在江北，正在往回押解呢。”

　　由于各路口关卡和检查组都在严查，白天行动不便，冯传庆过江后就藏在了渔民的草棚子里，一路奔波又累又困，就在棚子里睡着了。这时候有渔民路过，见他穿着漂亮的皮袍子，戴着大礼帽，以为是给日本飞机发信号的汉奸，不由分说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都收到了冯传庆的照片，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冯传庆最终没能逃走。

　　“太好了！一定要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

　　戴笠仍然以为冯传庆是这六人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张蔚林的厉害。

　　借敌之手送情报

　　翌日，已经是以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电报的第三天，戴笠料定这天张露萍会返回重庆，尽管审讯没有结果，但抓住张露萍，七个人便已全部落网，也算了却军统一块心腹之患。

　　戴笠正在办公室等消息，毛人凤带着研究张蔚林日记的特务进来报告：在张蔚林的日记中发现了一个多次提到的秘密联络点——七星岗四德里七号。

　　戴笠立即下令特务总队，马上派人去七星岗四德里七号搜查、抓捕。不料，行动组组长回来报告说：

　　“四德里七号已经人去楼空！”

　　“人都抓起来了，他们是怎么得到情报的？莫非还有没挖出来的内鬼？”

　　“房东说，昨天下午有个穿军装的人送去一封信，那家人就匆匆搬走了。”

　　抓捕这六人的消息只有稽查处、电讯处的少数人知道，但他们都不穿军装。就是实施抓捕的特务总队行动组人员，也都着便衣。在局本部，穿军装的只有看守所的看守与警卫人员（这些人亦属特务总队）。警卫人员不会擅自离岗，关键是他们无从得此消息，那么，剩下的只有看守所的人了！

　　戴笠下令去看守所追查。不到半个小时，看守所所长毛烈跟在搜查人员身后，慌慌张张来到戴笠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说：

　　“戴先生，我真不知道张蔚林是共党分子，我以为他只是烧坏了真空管，关几天就没事了，所以他给我50块钱，让我给他送封信，我就答应了。”

　　戴笠一听，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照着毛烈的脸上一巴掌甩过去，“啪”的一声脆响，打得毛烈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上。

　　这一巴掌把毛烈打蒙了，他实在没想到戴笠会发这么大火。

　　毛烈是戴笠的江山籍小老乡，是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何芝园是江山县城关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任职铁道部，后被戴笠挖到复兴社特务处。

　　尽管得知张蔚林是共产党员后毛烈十分后悔，可凭着与戴笠的同乡关系，又有姐夫撑腰，他压根就没想到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关几天禁闭，出来照当他的所长。戴笠这一巴掌打得他惊慌失措，他从未见过戴笠发这么大火。

　　戴笠年轻时脾气暴躁，但他好面子重名声，发飙耍横大多是冲老婆孩子和身边副官，对同窗故旧尽量显示亲和的一面，即使在火头上，一般也是将肖马的脸一拉，立见不怒自威。随着官越做越大，身边文化高、素质高的人越聚越多，自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方面耳濡目染，自身开始附庸风雅；同时尚有自知之明，知自己文化方面欠缺，自打将文溪同窗周念行拉入团体，任职秘书的周念行就成了他的国学教员，他从此开始恶补国学，人自然也就变得有了些儒雅；加上人到中年，青涩尽褪，多了些稳重，动辄怒发冲冠的事在公开场合已不再常见。

　　但今天这件事非同小可，戴笠已经怒不可遏，脏话、气话一起飙了出来：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为了区区50块钱，就去给共党分子送信，今天老子非崩了你！”

　　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虽是气话，可这种话也不是随便说的。尤其军统组织日益扩大，他这个掌门人要立威，就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毛烈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扑通”一声跪在戴笠面前，拉着戴笠又哭又喊：

　　“戴先生饶命啊，我是冤枉的！我真不知道张蔚林是共党分子，我冤枉啊……”

　　张蔚林是中午被捕的，送进看守所后还没来得及审讯，毛烈虽为所长，也只知他犯的是真空管被烧坏的过错。张蔚林知道牛角沱的住址已经暴露，担心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被查抄，为了通知同志们尽快转移，他抓住审讯前这个空当，假称要取钱用，请所长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四德里七号，许诺信送到后对方即付50元“辛苦费”。

　　毛烈上任不久，对看守所情况并不是很熟悉，知道张蔚林是军统重要业务人员，关不了几天就会释放，也想趁机拉拉关系，又有高额回报，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将信送到了四德里，当即得到50元报酬，乐颠颠地返回了看守所。

　　哪曾想张蔚林是共党分子，哪知这封信放走了共产党的联络人员。有史以来军统内部也没有潜伏过共产党的人，连毛烈自己都想不明白，怎么冒出个“共案”偏偏就让自己撞上了！

　　看守所里关的大多是因工作失误接受惩罚的军统工作人员，既然都是自己人，又都相互认识，看守们少不了要给些关照，帮着送信、买东西是常有的事，怎么偏偏到了毛烈这里性质就变了？

　　戴笠也很清楚，若严惩毛烈，他未免也有点冤。可是毛烈本人警惕性太差，未经审查就急不可待地去送信，连对方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与张蔚林是什么关系都不曾过问，从这一点说，怎么惩罚都不冤枉！

　　“拉下去，先关起来。”

　　怎样处罚毛烈，戴笠并没有想清楚，这要看张露萍是否能抓到，看最后的审讯结果，看能不能挖出这七人背后的中共地下组织……总之一句话，要看能不能挽回毛烈送信造成的损失。

　　监狱长翘辫子

　　就在这天上午，张露萍回到重庆。

　　张露萍是回成都省亲的，在接到电讯处冒张蔚林之名发出的“速归”电报后，张露萍旋即启程，遄赴重庆。

　　其实在冯传庆逃到周公馆后，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安排给张露萍发电报，通知她就地隐蔽，不要再回重庆。

　　可惜，这封电报比军统的电报晚了一个钟头，倘若张露萍行动稍慢点，随便吃个饭，或者整理下衣物，或者与家人聊聊天，一个钟头都会转瞬即逝。但她组织纪律性极强，绝不愿因私事影响工作，收到电报后即分秒必争，怎会料到半个时辰就是生死两重天呢！

　　一到牛角沱，张露萍就被蹲守的军统特务抓了起来。

　　电话随即打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这是喜讯，戴笠一直在等候抓获张露萍的消息，他已经确定张露萍是中共派来的，抓不到她是军统在破获此案中的严重失败。可是在听到这个喜讯的一刹那，他突然意识到这步棋走错了。

　　连军统出身的张蔚林等人都死不招供，那么，这个中共派来的共产党员必定更不好对付。在四德里的线索被切断的情况下，需要在张露萍身上好好做做文章。这个“文章”，莫过于秘密跟踪，以此牵出幕后的组织。

　　可是，这一抓捕，等于告诉她张蔚林出事了，她本人也已暴露。

　　船到江心补漏迟，迟也得补。电话中，戴笠下令释放张露萍，并向她道歉，说是误会，抓错了人。

　　张露萍离开后，特务总队的特务们兵分几路秘密跟踪。戴笠指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跟她讲话，立即盯住对方，在适当时实施逮捕，对她所到之处进行全面搜查。

　　戴笠把宝押在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只要她进了周公馆，戴笠就抓住了中共的把柄。

　　一开始，戴笠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跟踪人员传回的信息正中下怀：张露萍正朝着曾家岩五十号的方向走去！

　　然而，张露萍何尝不知这是军统欲擒故纵的把戏？她前往曾家岩五十号方向，或许就是为了告诉组织，“七人小组”出事了，她已失去自由。周公馆必然会发现她匆匆而过的身影。

　　令戴笠大失所望的是，张露萍到达周公馆门前，头都没扭一下，就径直向朝天门码头走去。就在她准备上船离去的时候，特务们不得不将她再次抓捕。

　　正如戴笠所料，无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张露萍与张蔚林六人一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只说自己叫余慧琳，是川军少将余安民的妻妹。

　　抓捕了中共在重庆的地下人员七人，数量上不可谓不多，却得不到中共地下组织的一点线索与信息，这实在让戴笠窝火，却又无处发泄。

　　案子破了却审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信息，这对蒋介石也无法交代！

　　四德里七号，戴笠的目光又转回了最有可能打开缺口的这个联络站。

　　梳理整个案发经过，戴笠大致捋出了头绪。这七人的分工分别为：冯传庆等五人将各自手中的军统秘密情报，分别交给张蔚林，由张蔚林带回住所转交张露萍，由张露萍到四德里七号交给另一位联络员，带回周公馆。他们幕后的领导，无疑就是中共南方局。

　　事实上，正是为了保护组织和潜伏人员的人身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特地规定，一般情况下，军统局潜伏的六人禁止去周公馆；就连这个特别支部的支部书记张露萍，没有特殊或紧急情况也不要去周公馆。四德里七号的房子是张蔚林租下的，但一般情况下，只有张露萍一人去传递情报。

　　即使知道了这些情况，戴笠也是黔驴技穷。对付不了共产党，就只有对付自己人了。

　　“要不是毛烈去送信，四德里这个秘密联络站早已被一网打尽，说不定还会有更大斩获。”

　　在和毛人凤、刘培初等人商量对策的时候，戴笠对此十分肯定。但是，他忽略了一样，即使四德里的人被抓，也未必会招供。

　　从这七人身上，他已经看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的明显不同。在上海，面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者何止军统的王天木、陈明楚等，中统主动投敌者可谓成群结队！而国共之间，尽管常常斗得你死我活，可到底是兄弟阋墙，这些人尚且如此坚强，倘若面对日本鬼子，想必个个更是刀枪不入。

　　正因为一切线索被切断，戴笠才愈发重视四德里七号，就愈发不能原谅毛烈。

　　“给共产党送信，放走共党分子，这种事，在军统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不崩了他难以警示众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头脑简单！”

　　这个决定，连刘培初都觉得有点意外。毕竟毛烈是戴笠的小同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戴笠提携江山人，其后也开始注意在重要岗位安插江山人，却不纵容江山人，对犯了错的江山人照样不姑息，不迁就。

　　为保住毛烈性命，何芝园夫妇一次次找到戴笠，苦苦哀求。戴笠也曾耳朵根子发软，发生动摇，但是一想到毛烈为了区区50块钱放走了共产党，就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杀不足以警示他人。

　　最终，毛烈还是被枪毙了。

　　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于1941年3月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1945年6月下旬，戴笠下令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将七人杀害于息烽快活岭下。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