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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难容二虎

　　就在戴笠坐镇香港，组建河内工作组的时候，1939年元月中旬，王天木曾先于陈恭澍到达香港。

　　王天木原先因“箱尸案”被判刑，西安事变后被戴笠保释，戴罪立功，出任西北区第三任区长。又因华北局势吃紧，有留日背景的王天木旋即被调任北平区区长。“七七”事变后，王天木赴津任华北区区长，兼任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总指挥。数月前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法租界被捕（后被戴笠救出），王天木主动要求调任上海区区长。

　　可是王天木到任后，上海区工作不见什么起色，戴笠将王天木叫到香港，一方面是令其述职，了解上海区情况；另一方面，就是亲口给王天木下达一项重要任务——制裁一名反水汉奸，以震慑汪精卫，让他明白再往前走一步的后果。

　　在戴笠的一个下榻地点——半山区薄扶林道一幢普通住宅楼里，戴笠听取了王天木的工作汇报。原来王天木到任好几个月至今尚未打开工作局面，这不能不令戴笠心急如焚。他耐着性子说：

　　“天木兄，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拿出当年诛杀张敬尧的那股子干劲才行！”

　　不料王天木竟是一肚子的牢骚：

　　“干劲有的是，就是有劲没地使！”

　　“此话怎讲？”

　　“还不是你那个赵理君，处处跟我作对。这么说吧，赵理君把上海区控制得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敲不开这个堡垒。”

　　戴笠一听，不由得沉下脸来。

　　赵理君是军统“三大杀手”之一，与王天木、陈恭澍不同的是，赵理君是亲自操刀，真刀真枪冲在第一线，是真正意义上的杀手。暗杀杨杏佛、史量才，都是他的“手笔”。尽管杀了进步人士备受谴责，可赵理君做得还算滴水不漏，让任何人抓不到把柄，深得戴笠欢心。

　　就在前不久，1938年9月30日，赵理君还干脆利索地除掉了一名落水汉奸——唐绍仪。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地位显赫，曾代表袁世凯与南方谈判，达成“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并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他还是国民党元老，由孙中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总长。

　　他也曾出任反蒋的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也曾在宁粤合流后出任国府委员，后任职西南政务委员会。抗战爆发后寓居上海。

　　说唐绍仪是落水汉奸，戴笠却拿不出证据，因为当时唐绍仪尚未正式出任伪职。也正因为如此，唐绍仪被制裁后，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褒扬唐绍仪，拨治丧费5000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事实上唐绍仪与日方勾搭密切，不仅与土肥原多次会面，而且搬到日方特地为他租赁的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这座“很大的洋房”位于静安寺路上，是一幢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的上海极著名的建筑物：华安大厦。

　　就在这座洋房中，唐绍仪草拟了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且联合政府的组建亦在秘密进行中，并拟唐绍仪出任伪“总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在特殊时期，对十分敏感的特殊事件。军统在上海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锄奸，自然都是眼珠子瞪大，死死盯着这些“有缝的蛋”。

　　上海沦陷之后，撤退到香港的杜月笙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将沦陷区有头有脸的过气军政要人接到香港，转移到重庆养起来，以避免被日本人利用。为阻止唐绍仪反水，戴笠委托杜月笙，派专人邀请唐绍仪赴港。即使不愿赴港或渝居住，也邀请他到香港密谈一次，遭到唐绍仪拒绝。

　　唐绍仪日常生活奢侈，仅每月雪茄烟费用就数目惊人，因开支浩繁，寓公生活坐吃山空，日本人送到嘴边的“肥肉”怎会拒绝？

　　戴笠将唐绍仪的情况秘密上报。蒋介石绝不允许有人在沦陷区组建伪政府，随即下达了制裁令。戴笠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赵理君。

　　赵理君了解到唐绍仪喜爱古玩，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以唐的亲戚谢志磐的名刺谒唐，他本人化装成林姓小伙计，将古玩花瓶送入防守严密的唐公馆，制裁所用利斧就藏在装花瓶的盒子中。

　　赵理君舍枪用斧头，为的是便于脱身，不留痕迹。果然在唐绍仪被杀后，租界警方缉拿凶犯找不到线索，怀疑军统所为又找不到证据。

　　这就是赵理君，对戴笠下达的命令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在戴笠心目中，赵理君是上海区最得力的干将。

　　赵理君自加入特务处，就一直在上海从事行动工作，前后经历了五任区长。他本人从行动组长到行动大队长，直到周伟龙卸任，才当上了代理区长，加上屡立“奇功”，自然认为区长的位子非他莫属。

　　可就在这个时候，远在天津的王天木看中了上海区区长这一“空缺”，直接向戴笠要求调任上海区区长，戴笠竟然同意了。

　　王天木走马上任，令代理区长没几天的赵理君气不打一处来。

　　赵理君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与陈恭澍同窗；参加特务处的经历，也与陈恭澍相同，先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后经选拔进入“洪公祠特训班”。

　　不同的是，“洪公祠特训班”一结束，陈恭澍直接就任北平站站长，与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平起平坐；赵理君却是从行动队员干起，干了六七年还没干出行动大队，好不容易熬到代理区长，却不料，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横刀夺“爱”。他咽不下这口气，也在情理之中。

　　王天木是河北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到上海两眼一抹黑，即使没有赵理君的抵制，打开局面亦非一朝一夕之事。

　　其实，制裁汉奸震慑汪精卫，直接下令赵理君是最快捷有效的办法，戴笠舍近求远，将王天木调来香港“面授机宜”，自然是想助他一臂之力打开局面。

　　却说赵理君，多年来打拼上海滩，又屡创“佳绩”，不免飘飘然霸气外露，加之长期干的是打打杀杀的行当，出手既狠又干脆利索，真正是“敏于行而讷于言”。要真封他个上海区“老大”，说不定就等于给他摘了嚼子，变成脱缰的野马，闯出什么大祸也未可知！

　　这正是戴笠不给他晋升的原因。如此一来，难免委屈了赵理君，所以戴笠说：

　　“上海区的情况很复杂，赵理君有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此言还有弦外之音：是你王天木主动要求去上海，夺走了本该属于赵理君的区长位子。

　　“眼下有一个机会，可助你打开局面，就看你怎么出手了。”

　　“什么机会？”

　　戴笠将汪精卫出走、发“艳电”之事简单介绍一下说：

　　“在上海制裁一两个大汉奸，震慑一下汪氏，说不定能阻止他一条道走到黑。”

　　“好，行动方面我已经有准备。”

　　“说说看。”

　　戴笠知道，王天木所说的“准备”，是他已有掌握的行动人员，当然不会包括赵理君。

　　“行动组长刘戈青。”

　　“天木兄真是好眼光！”

　　“怎么，你对他很了解？”

　　“岂止了解，当年把他挖到特务处，我可是很费了一番心思。”

　　老狐狸与“小鲜肉”

　　说起刘戈青，戴笠兴致盎然。

　　那是1935年秋季的一天，戴笠到上海公干，顺便去拜访拜把兄弟杨虎。适逢杨虎与姨太太陈华都不在家，戴笠原打算离去，不料，客厅里坐着的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年轻人看上去二十三四岁，一副学生模样。

　　戴笠本人读书不多，对读过大学的人十分欣赏，只要有机会，巴不得都揽到自己身边。他坐下来，开始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

　　这个青年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是台湾云林县人，1911年生于福建厦门，193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时在上海）。刘戈青的父亲在福建漳州购置的一块地里探出了锰矿，刘戈青约了八个同学准备成立一家矿业公司。杨虎是刘戈青的父执，在杨虎的帮助下，刘戈青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层设立了筹备处。刘戈青此番前来，就是找杨虎商量筹建事宜的。

　　作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戴笠的刨根问底让刘戈青颇有些无奈。不料第二天，杨虎一个电话又把他叫到了杨公馆。这一次却不是和他谈矿业公司的事，恰恰相反，劝他放弃创办公司，参加“革命工作”。

　　刘戈青听得摸不着头脑，可不管什么工作，与他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他都不会考虑。

　　杨虎问：“你知道昨天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他问起来没完没了，哪有我问的机会。”

　　“他叫戴雨农，是委员长身边最得力的干部。”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没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

　　“不是他无名，是他的名字不能上报纸，他做的就是无名英雄嘛。他很赏识你，参加他的团体，前途无量。”

　　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在旁边敲边鼓，说戴先生如何如何有能力，如何器重有文化的年轻人。夫妻俩这么一唱一和，任凭刘戈青有多么不情愿，反驳起来总有些力不从心，最后只好找借口说：

　　“我已经约了八个同学过来，正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我一个人走了，留下他们怎么办？”

　　“这好办，既然都是你同学，就带他们一起参加戴雨农的团体。”

　　杨虎对戴笠这个把兄弟了解得太透彻了，自然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敢大包大揽。当然，对戴笠了如指掌的还有他的如夫人陈华。陈华说：

　　“九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同入幕府，不把他乐坏才怪呢！”

　　戴笠有没有乐坏这两口子都没看到，戴笠听到这个消息的兴奋劲，确是在这两口子的意料之中。戴笠在电话那头一连说了三个“好”：

　　“好，好，非常好！啸天兄，你给特务处又立一大功，当然，还有嫂夫人。”

　　随后，刘戈青和他的八位同学一同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到杭州警校参加特务工作训练班。培训结束后，刘戈青被分配到上海区从事行动工作。上海沦陷时，刘戈青主动要求潜伏上海，从事对日地下斗争。

　　在戴笠的印象中，刘戈青正直坦荡，有勇有谋，也是一个为“革命”不要命的主儿。正如此后刘戈青接受任务时所说：“我留在上海就是准备随时成仁的。”

　　既是刘戈青，戴笠也就放心了。

　　但是戴笠并不知道，在王天木赴港的同时，刘戈青已奉王天木之命开始了制裁汉奸陈箓的准备工作。是王天木能掐会算还是急于打开局面？这要从王天木初到上海说起。

　　王天木说赵理君将上海区控制得铁板一块，其实并不尽然。但凡独当一面的大小头目，无论好坏，总是有拥护者有反对者。赵理君也不例外，尤其代理区长以来，霸气外露，难免会得罪一些人，比如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抗战爆发后从南京区调到上海，任上海区助理书记。陈明楚初来乍到，赵理君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特别在接替周伟龙任代理区长之后，更是颐指气使，每每对陈明楚大加斥责。陈明楚嘴上不说，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王天木就任区长后，成为副区长的赵理君处处不予配合，王天木人地生疏，工作无从下手，到任好几个月打不开局面。赵理君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他知难而退。但王天木既主动要求到上海，就不会轻易打退堂鼓。相对赵理君来说，王天木毕竟是混迹江湖的老狐狸，斗心眼玩伎俩远在赵理君之上。表面上不与争锋，背后加紧了寻找突破口。

　　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得志的陈明楚看准了正副区长的明争暗斗，抓住这个攀附高枝的好机会，与王天木一拍即合。

　　王天木知道，要想打开局面，赢得众人信任，唯有干一两件漂亮的锄奸案！他本人枉居军统“三大杀手”之首，并无执行暗杀的能力，只有找陈明楚介绍一两位有能力又能拉过来的行动人员。

　　陈明楚推荐的就是刘戈青。

　　刘戈青从杭训班毕业后分到上海区，一直从事行动工作，为人光明磊落，成绩有目共睹。但这些普通行动人员的成绩，都被赵理君记到了他个人的功劳簿上。

　　听了陈明楚的介绍，王天木亲自去第一行动大队会见刘戈青，没想到陈明楚口中坚毅果敢胆大心细的“杀手”竟是一个白面书生！经过一番交谈，王天木十分满意，认为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果然有胆有识。随后，王天木多次亲自约见刘戈青。

　　刘戈青经历了王新衡、梁干乔、周伟龙三任区长，没有哪一个像王天木这样一竿子插到底，亲自下到基层，也没有哪个像王天木这样“平易近人”。

　　王天木的约见地点也是别出一格：既不是区总部也不是行动一大队的任何办公地点，而是舞厅和妓院。每每到幺二堂子，总会叫上色艺俱佳的姑娘作陪，让从未涉足过此等场所的刘戈青十分尴尬。但这是王天木的拿手好戏，几年前被卷进“箱尸案”，就是他带着天津站的得力干将沉湎于北京八大胡同惹的祸；陈恭澍的嫖赌陋习，也是这样被他带出来的。只要到了这种场合，他就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把个拘谨的上下级关系搞得像无话不谈的哥们儿。

　　很快，刘戈青就成了王天木的心腹干将。

　　在接到戴笠到港述职的电令后，王天木知道到任几个月无所动作，实在不好交代，特地将刘戈青找来，心情沉重地说：

　　“老弟，我要走了，老板通知我去香港述职。恐怕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从此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

　　“不会这么严重吧？”刘戈青不以为然。

　　“你不知道赵理君背后是怎么败坏我的，他就是想把我挤走，他来坐这把交椅。我在他的挤对下，好几个月也没干出点动静，还不等着任人宰割。”

　　刘戈青不知王天木唱的是“苦情戏”，立刻说：

　　“不就是要点动静吗？我去干点有动静的，给你壮壮行色，见了老板也好交代。”

　　王天木一听心里乐了，为了尽快促使刘戈青行动，又绕了一个大弯子说：

　　“老弟，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许多工作，赵理君都没有向上面汇报，都成了他个人的功劳。现在，你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他看看，给咱们兄弟争回这口气！”

　　赵理君把他人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刘戈青何尝不知？但他不予计较，他主动要求留在沦陷区，并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有机会杀敌，报仇雪恨。

　　刘戈青的祖辈世代生活在台湾云林县。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人侵占台湾，刘戈青的父亲刘汉臣（原名刘建寅）与乡民奋起反抗，在士林杀死六名日本警官，他本人被刺六刀，九死一生，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逃到漳州、厦门一带，后来在漳州娶妻生子。从刘戈青记事起，父亲就常常告诫他，勿忘国恨家仇。所以对抗日锄奸，他从来不带含糊的。

　　为了让王天木放心去述职，刘戈青表示：

　　“好，那就干出个样子来，先从哪里下手？”

　　王天木见火候已到，立即下达了对陈箓的制裁令。

　　刘戈青出手不凡

　　陈箓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也曾代理外交总长职位，后任驻法国全权公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箓蛰居上海做了寓公。

　　上海沦陷后，安福系的老政客梁鸿志在虹口组建“维新政府”，后来搬到南京，和王克敏的北平伪组织遥遥相对，成为日本军阀以华制华的两个南北傀儡组织。陈箓瞅准时机复出，就任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成为伪组织的重要人物。他的儿子陈友涛就任伪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制裁陈箓，不但直接打击南京伪组织，也间接地给北平伪组织一点颜色，对即将登场的汪伪组织更是一个绝好的震慑。

　　然而，暗杀陈箓绝非易事。陈箓为当汉奸早已做了充分准备，雇佣20名保镖专司护卫，出则重重保护，入则壁垒森严。

　　陈箓住在法租界愚园路豫园新村二十五号，这是一个上了多重保险的住宅，一边是意大利兵营，一边是日本人的机关，斜对面是静安寺路的巡捕房。陈箓住宅门口专门设有一个岗亭，岗亭内站着一名警卫，弄堂两头各有一名警卫。这段弄堂，一般老百姓轻易不会涉足，即使误入其中，也会很快被宪兵、警卫驱赶出来。

　　显然，在这种地带，莫说登堂入室下手行动，就是接近陈箓的住宅都很困难。

　　经过调查，刘戈青了解到，张学良的妹妹是陈箓的儿媳，陈箓的保镖中有几人曾是张学良的卫士。刘戈青决定从这几名东北卫士中寻找突破口。

　　刘戈青有个东北朋友刘海山，曾当过国父孙中山的保镖，为人豪爽，慷慨义气，富有爱国情怀。刘戈青找到刘海山，直接说：

　　“大哥，现在汉奸们这样胡闹，太不成话了。我们就任由他们去胡闹，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吗？”

　　刘海山明白他的用意，很痛快地说：

　　“老弟，只要你有种，要干哪一个大汉奸，我刘海山陪你显显身手。”

　　“你能找一张陈箓住宅的平面图吗？”刘戈青问。

　　“那还不容易？我可以找张国卿想办法，他现在是陈箓的保镖，找他画一张，不过举手之劳。”

　　刘海山在这帮东北老乡中，是备受尊重的大哥，张国卿虽顾虑几个弟兄会因此丢了饭碗，但毕竟做过张学良的卫士，并不心甘情愿靠保护汉奸生活，很快便画出一张陈宅及周边地形图。

　　地图有了，刘戈青开始选择搭档。在他的同事中，有几位临训班学员：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谭宝义、徐国琦。刘戈青和他们一起研究了陈宅平面图，分配了每个人的行动任务和进行步骤。然后找刘海山商量动手时间。

　　1939年2月18日是大年三十，除夕晚上陈箓必然在家。

　　果然，大年三十上午，张国卿告诉刘海山：

　　“陈箓今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回家，过年祭祖，七点钟吃年夜饭。”

　　刘海山立即转告刘戈青，两人决定晚饭前动手。此时沿途巡捕和保镖快要换班，已当值两个多小时，难免精神倦怠，容易疏忽，是最好的时机。

　　万事俱备，却在领取武器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王天木离沪前，已责成保管武器的林之江为刘戈青提供所需武器。林之江是上海区的老人，也是行动人员，1938年3月7日汉奸周凤岐在寓所门口被刺身亡，就是他的杰作。但此时林之江已暗渡陈仓，与已经投靠日本人的李士群搭上了关系，准备投靠李士群当汉奸。因此，当刘戈青赶到林之江家领取枪支的时候，林之江躲起来不见了。

　　刘戈青焦急万分，没有武器，一切计划都将泡汤。

　　看着刘戈青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林之江的太太生怕他一怒之下干出点意外之事，赶紧告诉他床下有14发子弹。

　　刘戈青拿上子弹，与朱山猿将原来埋藏在地下、早已锈迹斑斑的三支枪取了出来。事到如今，不管能不能用，都要带上一试。为此，刘戈青又准备了斧子和锯子，以备应急之用。然后，两人赶到靠近愚园路的沧州饭店，与刘海山、平福昌等人会合。

　　也是天公作美，临近傍晚时分，毛毛雨夹杂着雪花开始在空中飘洒，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一行人乘车来到愚园新村二十五号的弄堂附近，留一人在车内准备接应，其他人向弄堂靠近。

　　这时，弄堂两头的警卫都凑到门口的岗亭里面避雨去了，三个警卫正在抽着烟聊天。刘海山到底经验丰富，见此情景快步走到前边，一把夺过刘戈青手中那支生锈的手枪，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面，枪口对准三个警卫低声呵斥道：“不准动！”

　　刘戈青立刻跨上前去，从三人身上缴下三支手枪，终于有了可以使用的武器。

　　随后，由刘海山监视三名警卫，并留在门外掩护，其他人从后门进入陈宅。路经厨房时，里面正在准备年夜饭，一名保镖在与娘姨们调笑，刘戈青摸上去将其制服，又缴获一支手枪。

　　留下朱山猿持枪看住厨房内男女，刘戈青与徐国琦从过道冲进客厅。

　　刘戈青计划用绳子或斧头制裁陈箓，以免惊动陈宅附近那些特殊邻居。

　　客厅里人很多，正面供奉着陈氏祖宗，香案上点着一对一尺多高的红烛，看样子正准备祭祖。

　　两人一进客厅，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陈箓。

　　徐国琦见客厅里人多，有些沉不住气，冲着陈箓抬手就是一枪，可惜没有打中，陈箓立刻抓起一只锦缎靠垫挡住脸滚到沙发下。

　　枪声等于报警信号，时间已万分紧迫，刘戈青立即奔过去，对准陈箓的脑袋连发两枪，看陈确已毙命，取出事先准备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等，扔到陈箓身上。

　　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在楼上听到枪声，从楼梯口向客厅里开枪。刘戈青虚张声势地朝楼上还击三枪，迅疾夺路而逃。

　　陈友涛不知行刺者底细，不敢贸然下楼追击，只好带着几个保镖从楼上向弄堂里射击，想封锁弄堂口，还想用激烈的枪声唤出左邻右舍的宪兵、警卫出来增援。可日本某机关及意大利兵营乃至巡捕房的人，都以为陈家在辞旧迎新燃放鞭炮，哪里会管此等闲事？

　　陈宅里的其他保镖都在喝酒打牌，枪声一响，个个晕头转向，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楼上的保镖则个个像缩头乌龟，不敢朝窗外看，枪都打到了对面。刘戈青几人紧贴着陈宅的墙边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乘上接应的汽车，顺利撤离。

　　讲斤斗，兄弟闹掰

　　接到陈箓被制裁的电报时，戴笠仍在香港部署对汪精卫的跟踪监视，欣喜之余，立即电令刘戈青等所有参与人员，包括刘海山、张国卿，迅速撤离上海，一起到香港接受嘉奖，同时躲避日伪的追杀与报复。

　　但是对王天木，戴笠则心怀不满。

　　由于述职时王天木将工作无进展的责任统统推到了赵理君身上，戴笠原本为赵理君打抱不平，而王天木前脚走，赵理君后脚就到了。赵理君前来，正是担心王天木对自己不利，特地来反映情况的。

　　赵理君反映的情况，完全出乎戴笠的想象。

　　王天木一到任便与陈明楚勾结在一起，旋即任命陈明楚为上海区书记，将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贬为外勤，同时对区本部及外勤单位在人事上大动干戈。

　　按规定，区长、书记等主要负责人须由局本部直接任命，王天木擅自撤换区书记，等于无视上峰。戴笠一向好面子，绝不会容许任何下属挑战他在军统的权威，也从来没有任何下属敢如此大胆！

　　同时，区本部及区外勤单位负责人调整须向上级请示，在上级批复之前不得擅自撤换。王天木在既无请示，亦未与副区长赵理君及大部分外勤单位负责人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做出人事变动，其结果就是将上海区搅成了一锅粥，以致纷争迭起。

　　而王天木对这一切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让戴笠怒不可遏。就在这个时候，王天木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天晚上戴笠与香港区区长王新衡谈完工作，刚刚返回半山区薄扶林道的住所，不料王天木不待通报，悠然自得地直接走进了戴笠的会客室。

　　戴笠在香港可谓“狡兔三窟”，这个秘密住所没有几人知道。毕竟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也曾为保王天木一命殚思极虑，费尽周折，所以对王天木并无防范。但见王天木尚未离港，戴笠心头顿时蹿起火苗！

　　王天木到港时已临近春节，言明立即返沪部署制裁汉奸事宜。但因来前已有部署，便擅自留在香港等消息，他本人压根儿没想过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在军统所有外勤“高干”中，戴笠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以往重视的平津“两大杀手”王天木与陈恭澍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目无团体，不守“家规”，自由散漫，胆大妄为！

　　戴笠憋着一肚子火气，王天木不仅不知，反而认为上海区诛杀陈箓有功，特为“邀功”而来。一见面，王天木便兴冲冲地说：

　　“刘戈青这一枪，可是把梁鸿志和王克敏都给震了，对汪氏自然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慑。”

　　王天木并没有注意到戴笠的脸色有什么不对劲，兀自兴奋地说下去。

　　“上海区总算闹出了点动静，雨农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你那个赵理君调走！”

　　这句话对戴笠来说等于火上浇油。照理说王天木下的制裁令，剪除陈箓自然有他这个区长的功劳，若在平时，戴笠或许会考虑王天木的要求，现在则另当别论了。他强压着心头怒火说：

　　“赵理君是上海区的老人，对上海的情况、上海区的情况，里里外外都熟悉。如今正是用人之际，调走不合适。”

　　王天木不明就里，仍然理直气壮：

　　“他处处跟我作对，你不把他调走，我的工作没法干！”

　　“他毕竟是副区长，也干过代理区长。郑修元被你弄到了外勤，上海区已经人心浮动，再把他调走，就剩你一个新来的区长，会是个什么局面？”

　　一听这话王天木愣住了，显然戴笠已对上海区做了调查，说不定就是赵理君借机告了他一状，王天木顿时气急败坏：

　　“他不走，我走！”

　　这本是一句气话，王天木本想将戴笠一军。戴笠压根儿不受要挟，况且又在气头上，立即不软不硬地回敬说：

　　“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终究是他对上海熟悉，对开展工作有利。”

　　“你什么意思？”王天木怒目圆睁。

　　“你长期在北方，还是回平津工作比较方便。”

　　王天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眼前的戴笠，还是不是那个为救他一命不惜代价的好兄弟。

　　早年的戴笠讲义气，重友情，也逞强好面子，时不时打肿脸充胖子；随着特务处的发展、军统的组建与壮大，戴笠越来越重视权力与威望。他将军统营造成一个大家庭，军统中人自上而下称军统为团体，“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是军统的口号。也就是说，军统是一个大家庭，戴笠是家长。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戴笠因而订立了一系列的家规，对违反家规者实施家法。特务处时期的甲乙丙三地就是实施家法之地，抗战后军统的“小学”（特务总队在望龙门的看守所）、“中学”（白公馆）乃至“大学”（息烽集中营），也都是管教、惩罚“家人”的地方。“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也成为戴笠勉励下属的口号。

　　王天木的做法，显然违反了家规。

　　戴笠已不是“十人团”时期的戴笠，团体发展了，家大业大，他这个家长要立威。

　　王天木却还是那个王天木，雍容潇洒，人情练达，自由散漫，讲求哥们儿义气。他何尝不知擅自调整人事违规，却也知道，若请示，结果注定是泥牛入海，考虑到他与戴笠的特殊关系，便放心大胆地擅自行动起来，也是操之过急，闹得上海区鸡飞狗跳。

　　王天木时年56岁，已是奔六之人。在他眼里，34岁的赵理君不过是“愣头青”一个，与他的老成持重或者说老奸巨猾、神机妙算不可同日而语。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与这个“愣头青”的角逐中，出局的竟然是他。

　　倘若王天木退一步，不再要求调离赵理君，或者认个错，最低限度，对人事调整做个解释，相信戴笠会重新考虑。但作为军统元老，王天木甚至以军统功臣（刺杀汉奸张敬尧）自居，岂会为了一个“愣头青”放下身段，在这个小自己一旬多的昔日好兄弟面前低眉悔过？

　　“好，发配哪儿？说吧！”王天木摆出一副恩断义绝的架势。

　　戴笠也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既如此，干脆将王天木一撸到底。

　　“在你和恭澍兄先后离开平津后，平津两区已经做了人事调整，两区新任区长皆上任不久，不如这样，你暂且回天津任直属员，直接与我联络，一切电信由天津区代转。”

　　直属员就是直属局本部的情报人员，一般是身份特殊的军统人员，或者肩负特殊使命的非军统的运用人员。由于身份特殊或任务特殊，不便由区、站领导，遂由戴笠或指定人员与之联系。

　　无论如何，直属员都是一个无任何官职的大头兵。

　　戴笠此举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措置，战时形势瞬息万变，沦陷区情况错综复杂，人员变动频率极大，说不定哪一会儿就会出现用人缺口。而军统中高层干部特别是外勤干部忽上忽下并不少见，莫说撤职，就是蹲大牢照样很快东山再起，王天木、陈恭澍都有过亲身经历，昨天还在“乙地”“丙地”不知今夕何夕，次日就任命站长区长走马上任了。

　　唯有这一次，王天木失去了耐心。一咬牙走了之后，不仅没有回天津，反而在上海闹出了一个更大的响动，引发了上海区一场大地震。

　　这是戴笠始料不及的。

　　王天木反水

　　王天木调离上海后，赵理君重任上海区代理区长。这个时候，平地里冒出的一个汉奸特工组织，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这是一个针对国民党留沪机构与地下工作人员的伪特工组织，发起组织者是两名先后做了共产党叛徒和国民党叛徒的民族败类——李士群与丁默邨。

　　最先的发起人是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5年，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北伐时加入共产党，1932年被捕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察员。他的公开身份是《社会新闻》杂志编辑，而该杂志主编正是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丁默邨。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留守潜伏，却在南京沦陷前夕逃往汉口。1938年夏，趁中统局委派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之机，席卷川资与经费秘密潜逃香港，费尽心机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他在香港人地生疏，难以开展工作，就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大使馆从事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又回到了上海。

　　但是，李士群怎会甘心仅仅做一个情报人员？一到上海就开始招兵买马。恰在此时，官运不畅的丁默邨也回到了上海。

　　早在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在复兴社称为特务处）的时候，丁默邨任第三处处长。但当戴笠的第二处承袭“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升为“军统局”的时候，第一处和第三处合并升格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丁默邨这个处长却没有升任局长，只落了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丁默邨，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因贪污巨额招待费被戴笠向蒋介石举报，惊惶之下由武汉逃往香港，又转赴上海暂住。

　　李士群自知以自己的声望地位，在国民党的特务圈子里没有号召力，于是找到丁默邨，两人一拍即合，由清水引见在重光堂拜见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终以《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书》打动了日本主子，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资助，由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扶持建立特工组织。

　　1939年3月1日，该伪特工组织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式运营。汪精卫到上海后，“七十六号”与汪伪合流，正式成立伪特工总部，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由于丁、李二人以及他们最先拉入该组织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而在国民党的潜伏组织——上海特别市党部、军统、中统中，他们首先和重点要打击的就是军统上海区，所以千方百计联络上海区可能动摇之人，以期从内部攻破。

　　令戴笠出乎意料的是，“七十六号”抓捕的第一个军统干部，竟然是已经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调离上海区后，既没有返回天津，也没有按规定与戴笠联系，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至于干些什么，上海区赵理君等人无人知晓。唯有一人知道，这个人就是陈明楚。

　　此时的陈明楚尚未公开投敌，只是私下里与李士群打得火热，这等于羊群里混进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陈明楚要到“七十六号”入伙，不能两手空空。赵理君重新代理上海区区长后，将郑修元调回区本部，恢复上海区书记职务，陈明楚继续任助理书记。区区一个助理书记，显然身价不够高，他要给“七十六号”献一份大礼，这份大礼莫过于拉一位军统“高官”入伙。

　　由于王天木与陈明楚走得最近，所以陈明楚选中的目标就是已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的被捕过程也颇令人玩味。

　　整个上海区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七十六号”却跟踪了多日，了解到他每隔三天的下午三点左右，都会到南京路一家茶室喝茶，每次都是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显然是前来接头的。

　　摸清了这个规律，李士群在茶室周围布置了四辆汽车，每辆汽车周围潜伏10名行动人员，准备对王天木实施抓捕。

　　就在这个下午的三点左右，一身春装的王天木照例出现在茶室二楼，当他离开茶室刚刚走出去不到10米远，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不声不响地贴了过去，一支手枪从背后顶在他的腰间。停在旁边的汽车倏然打开了车门，王天木乖乖地钻进了汽车。

　　王天木被捕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审讯，反而如“七十六号”的贵宾，好吃好喝好住，除了不能随便走动，其他一切与在外边无异。王天木自然明白李士群的目的——诱降，但李士群只字不提，只管一味地盛情款待，谈朋论友套近乎。王天木本来对戴笠怀着一肚子怨气，如此一来便有了些动摇。

　　随后，王天木被悄然释放了。

　　这是李士群的得意之笔——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是姜太公钓鱼。常言说强扭的瓜不甜，他笃定王天木这条大鱼会自愿上钩。即使不上钩，也必然会受到猜忌，其状况会比现在更差，也可就此留下一步活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得着。

　　王天木的被捕与释放都是悄无声息的，舆论却造得沸沸扬扬，不仅上海区尽人皆知，连重庆局本部都传得满城风雨。

　　由于刘戈青留在了香港，在上海区，王天木唯一能说上话的只有陈明楚。时隔不久，陈明楚带着一封电报来见王天木，电报是戴笠发给赵理君的，内容是下令赵理君剪除王天木。

　　“幸亏这封电报落到了我手里。”

　　陈明楚言之凿凿，王天木深信不疑。

　　但是，制裁军统内部的高级干部，这个电报一定是“加密”和“亲译”电报，既是发给赵理君的，怎会到了陈明楚手里？就算赵理君有特殊情况联系不到，还有一个长坐办公室的书记郑修元，收报员再失职，也不可能将一份加密亲译电报交给助理书记。

　　王天木已经气晕了头，加之早有反水之意，当即决定迈出投靠汪伪第一步——诱捕王鲁翘，向“七十六号”献礼。

　　王天木最恨之入骨的人是赵理君，他第一个想抓的当然是赵理君。怎奈赵理君早有防范，从王天木被释放那天起，赵理君在区本部便开始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陈明楚仍在区本部做着助理书记，赵理君哪敢暴露行踪？即便如此，“七十六号”与日本宪兵对他的追捕也从未停止，追得他四处躲藏，一夕数惊，不得已悄悄躲进一家医院“养病”去了。

　　找不到赵理君，王天木又急于到“七十六号”领赏，便将目光放在了王鲁翘身上。

　　河内刺汪失败后，戴笠任命毛万里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同时将王鲁翘调到上海，受毛万里指挥，这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追杀汪精卫。

　　鉴于上海区形势复杂，为安全起见，戴笠并未派毛万里负实际督察责任。也就是说，毛万里并不与上海区发生横向联系，只限于向戴笠报告上海地区的情况。但王天木还是很快掌握了毛万里与王鲁翘的情况，对王鲁翘随时的行踪都了如指掌，这是因为，他有一条内线——他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老大叫王亢子（又名蝉红），老二叫王因子（又名蝉绿），姐妹俩相差一岁，都是十七八岁年龄。1936年年底王天木获释就任西北区区长后，两姐妹暂时居住在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们都先后与戴笠的公子戴藏宜谈过朋友，也同时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

　　王天木就任上海区区长后，两姐妹从北平移居上海，不久王鲁翘也来到上海。异地重逢，王鲁翘与王因子关系热络起来，很快开始约会。

　　这对王天木来说，是一块放到嘴边的肥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绑去“七十六号”领赏。

　　“七一四”大搜捕

　　这一天是1939年7月14日，是上海区遭遇大搜查的日子，一切都来得静悄悄毫无征兆。

　　上午，毛万里和王鲁翘约上海区会计白绳祖，与陈恭澍的太太一起打麻将。

　　陈恭澍刺汪失败后被戴笠挂了起来，此时还在重庆坐冷板凳。毛万里与陈恭澍关系甚笃，到上海之初便将陈恭澍的家属接到了上海，仿佛他知道陈恭澍最终要到上海一样。

　　几人的方城大战兴味正浓时，电话铃响了，王鲁翘率先抓起话筒，电话是王因子打来的，约他出去见面。

　　一听王因子约王鲁翘出去，大家一致反对，都认为王天木形迹可疑，必须小心防范。王鲁翘却认为不会有问题，且去去就来，不会让大家久等。果然，不到20分钟，王鲁翘就回来了。

　　既然顺利回归，大家也就没有多问，不料刚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王因子的电话又来了，仍然是约王鲁翘出去。这次，毛万里忍不住了，直接阻拦说：

　　“刚回来又叫，有些蹊跷，还是不要去。这不仅仅关系到你个人的安危，也影响到组织的安全。”

　　“哪有那么严重？不过见见女朋友，芝麻大点小事，不会有问题的。”

　　王鲁翘执意要去，毛万里只得放行，叮嘱快去快回。

　　孰料，王鲁翘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毛万里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区书记郑修元，用隐语告诉他，王鲁翘被人捕去，嘱其尽快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而去。

　　由于赵理君被追得住进医院，郑修元成了上海区的实际负责人。

　　接到毛万里电话后，郑修元立即打电话给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让他联系租界巡捕房内线，了解情况，实施救援。

　　朱啸谷掌握着好几条高级情报路线，其中便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除了中国籍警官，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当天上午，朱啸谷便与中国警官刘俊卿、刘绍奎取得联系，嘱二人迅速对王鲁翘实施营救。

　　却不料，下午二时，刘俊卿传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方特务部率宪兵督促租界巡捕房，于本日下午同时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

　　郑修元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刘俊卿家中。刘俊卿已托词因病服药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返回寓所，将一份日本人令两巡捕房合同搜查的地址，交给郑修元。

　　这是一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第八科科长克莱登知会刘绍奎秘密抄写的清单，上面列有14个地址，均为上海区所属内勤部门的办公地点。

　　也就是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地点，已全部被日本人掌握。

　　当时郑修元并不知道，这份名单是陈明楚献给“七十六号”的入伙“大礼”。几个月的上海区书记生涯，为他得到这些地址创造了条件。

　　时间已十分紧迫，郑修元当即在刘俊卿的寓所，电话通知各单位，立即停止工作，隐藏文件，然后主要人员全部撤出。

　　结果，日本人会同两捕房探员按图索骥，14处地点全部扑空。此时14处地点均有留守工作人员，之所以未受到人员及其他方面损失，全靠法捕房法国警务处长无形之中帮了大忙。

　　当时，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警探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出示了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名单（均为化名）。这六人是：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上海地区总督察毛万里，上海区书记郑修元，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女交通萧杰英。

　　法国警务处长在派出参加搜捕的警探时，特地指示，到达日方所列14处地点（均在法租界）后，若未发现名单中六人，则不可随便搜查与逮捕他人。又因7月14日是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应放假，突然要求出警，内心厌烦，自然消极应对；加上法捕房中的中国警探大多爱国，对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存反感，更是应付了事。

　　否则，此次大搜捕，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晚，郑修元不敢返回被搜查过的处所睡觉，准备在舞厅中凑合一夜。当他辗转了几个舞厅后，与区本部会计张璜来到惠尔登舞厅，刚找了个位子坐下，陈明楚忽然走了进来，劈头就问：

　　“凌先生好吗？”

　　凌秋云是赵理君的化名，陈明楚冷不丁找他干吗？郑修元马上有所警觉，随口答道：

　　“很好！”

　　陈明楚随即转了话题，说：

　　“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在丽都舞厅。”

　　“王先生”就是王天木，他早已调离上海区，陈明楚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要让郑修元去见他？郑修元顿时警觉起来，却佯作若无其事地说：

　　“没有什么事，不去见他了，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郑修元说完，随即又问，“我刚从丽都出来的，怎么没见到王先生？”

　　陈明楚支吾了半天，说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喔，晚上闲逛，刚逛到丽都舞厅，就进去了。”

　　时逾午夜，陈明楚和王天木到处闲逛，显然不正常。郑修元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示意他提起警觉。张璜却毫无反应。

　　陈明楚见郑修元拒绝与他一起出去，一个人起身走了。郑修元当即对张璜说：

　　“明楚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

　　当时乐队声音响亮，张璜没有听清郑修元说了什么，郑修元自己起身追了出去。在舞厅门口，郑修元掩身向外探望，发现陈明楚正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朝大门，背对舞厅，和一位彪形大汉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那位彪形大汉上身穿白色短衫，下身着黑色香云纱长裤，一副白相人打扮。

　　郑修元意识到事态严重，陈明楚可能对他有所企图，不敢再折回舞厅，而是一转身走进一间游戏室，挤进人群之中。

　　扭头一看，陈明楚已与彪形大汉进入舞厅。郑修元快步穿过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疾驰西藏路，直到下车步入大中华旅馆，才惊魂甫定，打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的张璜太太（女交通）联系，得知张璜已经返回。

　　张璜在电话中说：

　　“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来到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不大对劲，你多加小心。”

　　次日上午，两人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郑修元得知了离开舞厅后的详细情况：

　　陈明楚带着一个大块头进入舞厅后，见郑修元不在，又出去带来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找遍整个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仍不见郑的踪影，方悻悻而去。

　　而就在清晨时分，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陈明楚一发现张太太就赶过去问：

　　“郑先生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

　　根据上述情况，郑修元断定，昨日日本宪兵会同巡捕房搜查的区部14处工作机关，系陈明楚投靠“七十六号”所出卖。王天木落水亦可肯定，但王到上海区后并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加上离开数月，上海区为防范日伪搜捕，各工作机关早已改换地点，因而上海区的情况王天木了解得并不多。

　　王鲁翘被捕后的情况，事后得知，是王天木联合“七十六号”，唆使日方知会法租界巡捕房，在王鲁翘去见王因子的途中，直接将他拦截抓捕。

　　当时日方不能直接进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王鲁翘被押到法捕房办理“引渡”手续时，法捕房要照例问话留一个记录。这一问，竟在不经意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刺汪案的“通缉犯”。

　　如此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法国“通缉犯”，日本人的“引渡”手续被停办。

　　随后，王鲁翘被送往安南“归案”，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同时获释。

　　陈恭澍再出山

　　郑修元的密电发到重庆的时候，戴笠对王天木的叛变投敌已经有所了解。信息的来源管道除上海区、上海地区督察、南京区外，还有日伪内部的直属情报员以及运用人员。

　　如果说王天木的反水与陈明楚的推动有关，那么王天木投敌后的恶劣影响，则远远超过了陈明楚。

　　正因为身居军统“高位”，李士群对王天木的投靠大喜过望，立即封王天木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高级顾问。这块汉奸招牌一树，随即有大批已落水的、未落水的动摇分子若苍蝇逐臭，纷纷追随而来。以他为中心，很快聚集起一批军统叛徒，除陈明楚、林之江外，还有主动反水的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即何天风）、南京区专员谭文质（由其同乡陈明楚勾引反水）等。原天津站行动人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被王天木拉来入伙。

　　显然，王天木已成为“七十六号”“重臣”，他的死对头赵理君在上海已无立锥之地。事已至此，戴笠只得将赵理君调离上海。军统“三大杀手”，两人在上海区双双出局，由谁接任区长？戴笠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位杀手。

　　7月末，一个孤独落寞的身影走进了坐落在嘉陵江畔的曾家岩戴公馆。

　　戴公馆面积不大，但布局紧凑，环境清幽。戴笠站在公馆的平台上，眺望着暮色中嘉陵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等候着今晚那位主要客人的到来。

　　此时，那位神情落寞的客人已经走进客厅，戴笠特地请来作陪的军统局办公室秘书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与他打招呼。他强作笑脸点头作答后，独自坐在一旁，表情不无尴尬。

　　他就是从河内铩羽而归的陈恭澍。

　　陈恭澍的河内“博浪一击”，不仅未能达成刺汪目的，反而打草惊蛇，让戴笠苦心孤诣准备的其他几套方案全部报废。戴笠一怒之下，第一个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却既不召见，也不安排工作，采取了以往的“客气”方式——冷处理，将一直对未来去向念念不忘的陈恭澍悬在了半空。

　　去局本部报到时，陈恭澍见到的只有毛人凤。毛人凤已升任局本部代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为郑介民），戴笠外出时，局本部一切事务性工作均由他代行处理。尽管河内刺汪失败，陈恭澍仍想将河内工作情况做个详细汇报，由毛人凤转呈戴笠。然而，毛人凤却只字不提工作事宜，只是象征性地问了问他住在哪里。

　　毛人凤是毛万里的胞兄，毛万里对陈恭澍关怀备至，毛人凤对陈恭澍却是公事公办，表面客客气气，实际拒人千里，让陈恭澍心里很不是滋味。

　　陈恭澍到重庆后，一直凭借私人关系住在王兆槐家中。当年由刘乙光负责的特务队，如今已扩编为特务总队，王兆槐任总队长，负责军统各机构包括看守所以及戴笠、宋子文公馆的安全警卫工作。

　　陈恭澍与王兆槐的关系不亚于毛万里，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王云孙，是王兆槐夫人王持平的弟弟，陈恭澍的婚事便是王兆槐夫妇做的月老。

　　即使关系到位，住在人家家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戴笠不露面，毛人凤无表示，陈恭澍干着急没办法。尤其工作无着落，就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归宿，那种无所依托的滋味，陈恭澍在几年前逃亡归绥时早已深有体验。

　　此后，陈恭澍曾与戴笠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是在防空警报响过后，陈恭澍钻进防空洞，一眼看到了戴笠。虽然中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戴笠显然也看到了陈恭澍。陈恭澍本想上前搭话，却又缺少勇气。考虑到人声嘈杂，说话也听不清，他寄希望于警报解除后戴笠能等他。

　　此时，距河内刺汪失败刚刚一个多月，戴笠对给他造成被动局面的陈恭澍仍余怒未消，看见他就来气，怎会留下来等他？警报一解除，就在一大帮下属簇拥下扬长而去。陈恭澍顿觉万分失望与凄凉。

　　尽管戴笠没有搭理陈恭澍，却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陈恭澍曾是他最为偏爱与器重的下属。第二天，戴笠命人事部门给陈恭澍送去一份任命：军统局本部第三处代理处长。

　　陈恭澍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便赶到海关巷一号（军统迁渝之初部分内勤机构所在地）向毛人凤报到。

　　其实毛人凤对陈恭澍并非冷淡，只是他不像其弟毛万里那样感性，相对来说更会做官。如今陈恭澍报到上班，他也表现得很热情很关心。陈恭澍从未“坐”过办公室，与机关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毛人凤不仅教给他怎么处理公文，怎么签字，还告诉他伺候长官、应付下属的诀窍。至于着装，陈恭澍从未想到军统机关内竟然全体着中山装，他从未穿过中山装，现做也做不起，又是毛人凤伸出援助之手，将一套穿过的中山装送给他，这在当时是一份不薄的人情。

　　然而陈恭澍很快发现，他这个处长不过是因人而设的闲职，整天无所事事，连要看的文件也没几个，与其说是在处长的位子上上班，不如说是“坐冷板凳”。

　　尽管“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可与“挂起来”相比，终究是没有被遗忘，终究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有了要求调动的资格。就在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的时候，人事部门的另一纸命令到了：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培训一个月。

　　戴笠何曾不知陈恭澍不是坐办公室的料，但平津冀形势紧张，人事上已做调整，陈恭澍已不宜再回平津，去其他地区，也不能为安排一个人特地做大的调整，而且在戴笠的心中，陈恭澍仍是重要的高级外勤干部，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总要等一个重要位置来安置他。

　　“挂起来”一个月算是给了惩罚，“坐冷板凳”归根到底是一种安抚，接受培训自然是出击前的准备。在训练班结业的当天晚上，戴笠派人通知陈恭澍，晚七点到戴公馆吃饭。

　　为活跃气氛，戴笠特地将在军统局外事训练班接受培训的办公室秘书余淑恒叫来作陪。走进客厅的时候，戴笠面带笑容，径直走到陈恭澍身边，热情地伸出手。

　　“恭澍兄来了！”

　　陈恭澍对这次吃饭有颇多猜测。军统局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训练的共有五人，其他四人均未接到邀请，这说明不是例行的邀宴，那是为什么？尽管猜到与工作有关，陈恭澍仍难免忐忑不安。

　　对于初见面的场景，陈恭澍做过多种设想，询问的、指责的、训斥的、被无视的，统统都是让他尴尬、无地自容的，唯独没想到晾了他这么久，戴笠竟没事人似的，如此热情。

　　陈恭澍颇为感动，赶紧迎上去与戴笠握手，尴尬的神情也随之消失了一大半。

　　席间，戴笠与众人有说有笑，余淑恒劝酒布菜，气氛十分活跃。在余淑恒的怂恿下，陈恭澍还扯开嗓子吼了四句不入调的京剧《长坂坡》，四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积郁，随着这几声吼叫烟消云散。

　　这顿饭连吃带喝、连说带唱进行了两个小时。饭后，作陪的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告辞，戴笠把陈恭澍请进了书房。

　　陈恭澍虽喝了不少酒，头脑却还是清醒的，他以为戴笠要和他“算账”了，默默地站在一边等着戴笠的批评或训斥，或者宣布对他的处分。但是没有，戴笠和颜悦色地请他坐下，然后沉默了片刻，郑重地说：

　　“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局势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去上海，这是陈恭澍求之不得的，因为几个月前，毛万里就将他的家眷由天津接到了上海。当初他离开天津时，戴笠没做任何说明，去向、时间，他和家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特工的纪律。但多年来在一个站点干着说一不二的“老大”，陈恭澍自由惯了，不仅对戴笠的做法不满，对家人更是牵肠挂肚。如今奉调上海，他首先想到的是全家终于团聚了！

　　戴笠则对陈恭澍寄予厚望，给他下达了三项任务：整顿上海组织，制裁叛徒；配合毛万里继续河内未完成的任务——“制裁”汪精卫；弄清王天木的情况，可能的话，尽量说服他回归团体。

　　在简单介绍了王天木的情况后，戴笠说：

　　“天木兄这么做，太出乎常情，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这是7月下旬，距汪记伪国民党“六大”还有一个月，王天木尚未公开出任伪职——伪“监察委员”、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及伪“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他毕竟是军统高级干部，一旦公开出任伪职影响极坏，戴笠仍寄希望于他能回头。

　　部署沪二区

　　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决定在上海增设另一层组织：沪二区。以原上海区为沪一区，两区不发生横向联系，均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以双重组织对抗日伪特务机关。

　　陈恭澍的沪一区大多是情报和行动人员，对于营救被捕人员和策反工作无能为力，沪二区则要弥补这个缺陷。那么，派谁担此重任呢？戴笠想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姜绍谟。

　　姜绍谟加入军统不久，即被派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之所以派他去云南，是为了避免引起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怀疑。1939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任渝特区少将区长。

　　戴笠选中姜绍谟建立沪二区，一是他加入军统时间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二是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这一点是戴笠非常看中的；而他又在浙江省从事过党政工作，认识不少汪精卫身边的重要人物。凭借他的自身优势，完全可以打入汪伪内部，完成营救被捕军统特工和策反任务，同时搜集来自汪伪高层的情报。

　　照例，戴笠将姜绍谟请到曾家岩公馆吃饭，这次没有任何人作陪，完全是两个老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戴笠不会勉强姜绍谟，但他分析得条条入理，姜绍谟爽快答应。区长定了，书记选哪个呢？戴笠说：

　　“次烈兄，你应该找个干练的助手一起去，你打算找哪个？”

　　“那就找陈祖康吧。”姜绍谟早已胸有成竹。

　　“哦，为什么是他？”戴笠不解地问。

　　在戴笠眼中，像姜绍谟这样的文人，需要的是一个机智勇猛、枪法好、文武双全的助手，而姜绍谟却选了一个同样是文弱书生的留法学生。

　　“他法语讲得好，文章写得好，又头脑清楚，精明能干。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语的人去，跟法国人打交道会很方便。”

　　姜绍谟虽然加入了军统，但与军统那些行动人员格格不入，也打心眼里看不起舞枪弄棒打打杀杀之人，所以即使找助手，他也要找一位素质高、文化层次高的人。

　　陈祖康生于1901年，福建漳平人，出身书香世家，曾留法七年，早年加入共产党。

　　虽然比戴笠小了四岁，但在戴笠考入黄埔军校之前，陈祖康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了。所以在戴笠眼里，陈祖康与姜绍谟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高级人才。

　　然而陈祖康加入军统却是迫不得已。他先是脱离共产党，后又参加了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在福州已无立锥之地，只好跑到长沙定居，成了坐吃山空的寓公。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由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介绍加入特务处，后被派回福建工作。

　　“次烈兄有眼光，陈祖康是个人才。”

　　尽管戴笠觉得这个人才不一定适合给姜绍谟做书记，也还是尊重姜绍谟自己的选择，很快将陈祖康从福建调回。在军统局本部，戴笠与陈祖康共进“工作午餐”。

　　利用吃饭时间谈工作，是特务处早期即已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戴笠殒命岱山。

　　戴笠边吃边对陈祖康说：

　　“我想请你到上海去，任沪二区书记，协助次烈兄开展工作，可不可以去？”

　　戴笠对军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历来十分尊重、信任，优礼有加，调动工作都是事先征求意见，极少直接下令。

　　“只要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陈祖康毫不犹豫地回答，但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请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笠当然明白，像姜绍谟、陈祖康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只要有条件，是不会从事特务职业的，当即一口答应：

　　“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你放心，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第二天，戴笠像送姜绍谟一样，专程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

　　姜绍谟、陈祖康先后赴沪不久，有一天傍晚，戴笠刚刚回到寓所，刘戈青忽然来了。

　　自从制裁陈箓后，日伪特务一直在通缉、抓捕刘戈青。为保证刘戈青的安全，戴笠将他留在香港工作，并将其家属迁到了香港。此间刘戈青多次要求回上海，协助王鲁翘制裁汪精卫，都被戴笠拒绝。

　　如今，刘戈青不打招呼直接从香港来到重庆，令戴笠颇感意外。

　　“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

　　“戴先生，王天木要投敌了！”

　　刘戈青将一封信递给戴笠。戴笠打开一看，是王天木写给刘戈青的亲笔信，信中说：

　　“兄于15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赵君”显然是指赵理君，“老板”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实指他本人投靠汪伪。王天木具体落水时间其他人很难知晓，但最晚7月14日诱捕王鲁翘时，他已经投入“七十六号”的怀抱，说8月15日赵理君对他暗杀未遂促其“自由行动”，纯粹是托词而已。

　　事实上，戴笠并未下令赵理君暗杀王天木，只是命赵理君等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对王天木这样的军统元老，没有戴笠的命令，赵理君怎敢擅自行刺？而且陈恭澍8月初抵达上海后，8月12日即被任命为沪一区区长，赵理君同时被调离上海赴洛阳工作。

　　对于王天木如此强词夺理，将自己叛变归咎他人，戴笠非常气愤。他实在想不明白王天木究竟为何这样，是因为工作不顺心，还是经不起敌伪高官厚禄的诱惑？是因为戴笠未按他的要求打压赵理君，还是因为王赵之争中他率先出局？是要报复他戴某人，还是要挟“七十六号”追杀赵理君？不可否认的是，王天木要出卖的绝不仅仅是赵理君，为了诱捕王鲁翘，连女儿的感情都要利用，可见不是一时意气用事。

　　想当年，戴、王两人是何等默契，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为保王天木一命戴笠费尽心机，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

　　戴笠压根儿不知陈明楚处心积虑拉王天木下水，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王天木为何如此决绝。

　　刘戈青也不相信王天木会一条道走到黑，他特意从香港赶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请缨。

　　“戴先生，让我回上海吧，我去劝阻他。”

　　“你想过他为什么要邀你回去吗？”

　　“我知道，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拉我下水当帮凶；二是把我绑了向日本人邀功。”

　　“那你还要自投罗网？”

　　“我想第二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能劝他回心转意最好，那么他可利用投敌后的身份，寻机接近汪精卫，实施暗杀，戴罪立功。不行的话，我就佯装入伙，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设法找机会行刺汪精卫。”

　　“你的想法是不错，只是想得太简单了。第一，陈箓那笔账日本人不会忘记；第二，就算你成功打入汪伪内部，以你的身份地位也很难有机会接近汪精卫。”

　　戴笠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刘戈青的想法，总之不同意刘戈青去上海冒险：

　　“你汇报得很及时。既然来了，就在重庆住些日子，我另派别人去上海，看看能不能劝他回头。”

　　派谁去上海呢？

　　这个人既要和王天木说得上话，又不能是日伪“感兴趣”的对象，要找到这样一个人还真不容易。

　　就在戴笠环顾上下左右、搜肠刮肚不得其踪的时候，一个人主动送上门来了。

　　这个人是杨虎的姨太太陈华。

　　陈华请缨，发妻离世

　　这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戴笠接到陈华的请缨电报后，心情十分沉重。

　　自打将刘戈青等人引荐给戴笠，陈华俨然成了军统的编外特工，凡对军统有益的工作，只要她能做的都会主动帮忙。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也不是一个“感激”所能包含的。“红颜知己”是陈华给自己的定位，戴笠对“华妹”的爱慕之情却是与日俱增。

　　如果说在杨公馆第一眼看到陈华就有好感的话，那么拉近两人关系的，则是同样来自底层的出身和坎坷的经历与命运。这样的共同点，让两人无话不谈。

　　陈华，上海浦东人，生于1906年，13岁被父母卖到广州的妓院，14岁遇到为他遮风挡雨的靠山——杨虎。时为1920年年末，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杨虎在孙中山麾下任参军。

　　大年三十，陈华被杨虎纳为三姨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虎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被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陈华这个年轻貌美、丰姿绰约的女人，从此成为上海滩交际场上的风流人物。

　　官场中的事，杨虎都要与陈华商量。连陈华自己都说，自从嫁给杨虎，一直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周围打转转。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陈华便因杨虎的关系结识了戴笠，并很快相处热络。陈华以局外人的身份正式走近戴笠与他的团体，是从1935年刘戈青加入特务处开始的。当刘戈青带着原计划一起开办矿业公司的八个同学，参加并通过了杭训班的入学考试，在离开南京前往杭州的时候，戴笠特地请陈华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去谒陵，宣誓效忠国家、民族。

　　对这九名加入特工行列的名牌大学生，陈华称他们为“九个火车头”。

　　“九个火车头”所在的杭训班一共有21名学员，毕业前按规定要填报介绍人的名字与身份，结果他们填的都是杨太太。上级大为诧异，问他们杨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一个班的学员中快有一半都是她介绍的？

　　陈华受邀参加“九个火车头”的毕业典礼，当刘戈青将这个桥段说给她听时，陈华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晚聚餐庆贺毕业，恰逢陈华30岁生日刚过，“九个火车头”一同起立，以水代酒，举杯为陈华庆生：

　　“祝陈华先生长命百岁！”

　　但是特工组织纪律规定，只许有纵向领导，不得有横向联系。九个人一齐举杯为某人庆生，触犯了规定。当戴笠将陈华送回上海后，“九个火车头”全部被关了禁闭。

　　戴笠去禁闭室了解情况，听刘戈青等人说明原委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说：

　　“杨太太过30岁生日，连我都赶到上海去喝她的寿酒，这又有什么可关的呢？”

　　“九个火车头”随即被放出来分配工作。

　　从此，“九个火车头”与陈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陈华从“嫂夫人”成为戴笠名副其实的红颜知己——华妹；“九个火车头”对陈华的称呼，也由“杨太太”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师母”。

　　抗战爆发后，杨虎去了重庆，陈华带着儿女避难到了香港。刘戈青刺杀陈箓后来到香港，第一个见的就是“杨家姆妈”；收到王天木的信后，刘戈青也是首先与“杨家姆妈”商量回上海；遭到陈华的反对后，刘戈青直接去重庆请缨。

　　与此同时，陈华又与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商量，由她本人赴上海劝说王天木。尽管王新衡知道陈华一直在帮军统做事，但怎能让一个非军统人员去涉险？尤其戴笠特意关照他，照顾好陈华和孩子在香港的生活。

　　其实，陈华根本无须王新衡同意，找他来不过是商量一下出出主意，然后由香港区将她拟好的电文给戴笠发过去。

　　最初，陈华的要求让戴笠眼前一亮，的确，陈华是难得的人选。

　　首先，非军统人员，不会引起日伪方面注意；其次，王天木知道陈华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由她嘴里说出的话，比较容易被对方信服；第三，陈华在上海有足以对“七十六号”形成震慑的靠山。譬如，杨虎与法租界华探、青帮大亨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陈华本人与黄金荣情同兄妹，且黄金荣的势力威震整个上海滩，“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即使是奉命，吴四宝也未必敢对陈华下手。

　　再者，陈华虽说只是杨虎的三姨太，但杨府对外抛头露面、参与杨虎政务的，只有陈华。陈华协助杨虎组织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可与黄金荣的“忠信社”（后改为“荣社”）、杜月笙的“恒社”相媲美。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些“地头蛇”。

　　也就是说，陈华去上海，即使劝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是王天木的女婿。

　　与王鲁翘“轧朋友”的，是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王天木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杜白山。

　　尽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戴笠仍不能同意陈华去上海。以往陈华为戴笠帮忙，不过是出力出关系甚或出钱，唯这次是以身涉险，关乎陈华的生命安全。从工作角度来说，陈华非军统人，连运用人员都不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与不舍。

　　总之，戴笠坚决不同意陈华去上海。

　　陈华收到拒绝电报后却不肯罢休，以充分的理由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短短几天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看到陈华列出一大堆并无风险的理由与坚决的态度，戴笠思前想后，最终勉强同意了她的要求。

　　戴笠伏案灯下，亲自给王天木写了一封信，准备让陈华带给王天木。这封信全篇都是在叙述他与王天木的交情，其中说道：

　　“……余遇君素厚，因念多年患难相从，凡事皆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有负于君。乃竟背余事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这封长信，让戴笠陷入忧愤中不能自拔。回首前尘，当初两人关系何等亲密，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到底不过发生几句口角，安排了一个不满意的职务，至于去投敌吗？他蹲了大牢都能官复原职，怎会不知去天津是一个临时的措置？为报复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这要有怎样的深仇大恨？

　　他更担心的是陈华的安全。无论陈华怎样巾帼不让须眉，她毕竟与王天木素昧平生，王天木怎么会听她的劝告？所以他在复电中一再叮嘱，只管把信送到，勿多停留，尽快返回。

　　就在这个纠结的夜晚，又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戴笠的案头。

　　一看落款，戴笠的心头骤然一紧，仿佛被一只巨爪紧紧攫住。

　　电报是上海区译电员王绍谦发来的。王绍谦是戴笠特地派回上海兼有照顾毛秀丛任务的江山籍特工。

　　抗战爆发后，毛秀丛与戴母随特务处迁移武汉，武汉失陷前被戴笠派人送回了江山老家。1939年年初，毛秀丛突然患病，戴笠分身无术，便托原在上海区担任过直属通讯员的同乡毛翚将她接到上海住院治疗，结果被确诊为子宫癌。

　　半年来，从王绍谦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秀丛的病情不断加重。半月前的一封电报更是直言，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已束手无策。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早年也曾有过相濡以沫的恩爱岁月；毛秀丛赠金簪送戴笠报考黄埔的情景，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一辈子都将难以忘怀。

　　他也曾想过去见毛秀丛最后一面，但军统局的工作千头万绪，他一向把工作看得重于一切，怎能为亲情抛开工作？何况上海区多名军统特工反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蒋介石绝不会批准他前去冒险，况且去了也不能挽回毛秀丛的性命。

　　但他自知愧对毛秀丛，错失见最后一面与送她最后一程的机会，将成为他内心深处永久的痛。

　　所以拿到这封电报，他已知凶多吉少。

　　无论电文怎样措辞委婉，无论毛秀丛离世时如何“安详”，随着抖索着展开的电文，那寥寥数字都犹如利刃刺中他心中最隐痛之处。泪水，也在刹那间模糊了他的双眼……

　　倘若毛秀丛健康在世，或许他三两个月都不会想到她；如今天人永隔，想到的却尽是她的好和对她的各种亏欠。

　　或许毛秀丛不会想到，这个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她的男人，会在她死后为她掬一抔泪。倘使她地下有知，或许也该瞑目了。

　　女中豪杰与“缩头乌龟”

　　陈华接到戴笠给王天木的亲笔信后，抛下儿女，只身一人乘轮船回到上海，住到法租界一位好姊妹家里，然后打电话叫杜白山来见。

　　听说陈华到了上海，杜白山大吃一惊，一见面就说：

　　“师母，你也不想想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怎么在这个时候回到上海来呢？”

　　陈华知道，这个时候正是上海滩群魔乱舞、中日双方谍战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正因为是这个时候她才回来的。

　　“我要见见你老丈人王天木！”

　　陈华这句话惊得刚刚坐下的杜白山，像坐在弹簧上一般“砰”地弹了起来，手里的茶水统统泼在了地板上。

　　“你们老板也晓得，只有我来，才能拉他一把，救他一救！”陈华说得轻描淡写。

　　杜白山知道，陈华一向是“说一句算一句”的，只好苦笑着说：

　　“让我去试一试吧。”

　　这之后，杜白山每天都向陈华报告“试一试”的结果，可就是不见进展，后来被逼急了，才不得不实话实说，原来他一直没敢正面说出陈华的要求。这一点陈华也理解，王天木素以“笑面阎罗”著称，谁知道他肚子里转的什么弯弯肠子？为了向“七十六号”邀功，他什么事干不出来？王鲁翘不就是前车之鉴么！

　　可陈华就是冲着他来的，不见到王天木她不会罢休，杜白山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向王天木说明了这件事。

　　还好，毕竟杜白山是王天木的女婿，王天木没有对他怎样，而且答应了他的要求，约定翌日下午二时，在兆丰公园见面。

　　答应得如此痛快，反倒让陈华有些难以置信。当如约来到兆丰公园，见到的果然不是王天木，而是他派来的喽啰林之江。

　　既为劝王天木“归队”而来，同样的话由别人去转告，岂不等于隔靴搔痒？但王天木不露面，陈华也无可奈何。而对林之江的一番规劝，显然是对牛弹琴，莫说由他转而规劝王天木，就他本人的想法，也绝无回归军统的可能。

　　戴笠给王天木的亲笔信，林之江倒是及时转交了，第二天杜白山就打电话告诉了陈华，并在电话里说，王天木表示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替军统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连面都不肯露，这话让陈华怎能相信？

　　果然，隔了一夜，风云突变，杜白山打来电话，催陈华马上离开上海。

　　“为什么急着要我走？我回到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杜白山一听急了，不得不说出了实话：

　　“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陈华很生气，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也敢如此狂妄？也不看看她身后都站着谁！杨虎虽然去了重庆，可他在上海经营多年，他的势力还在；杜月笙认她是“五妹子”，杜月笙去了香港，可遥控着一批杜门弟子在上海锄奸；还有门生遍布黄埔滩头的黄老板……

　　多年后陈华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情景时说，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四根枪”，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急电如雪片般飞来，从沪一区转到陈华手中，每一封电报都在催陈华急速离沪。

　　在规劝王天木未见结果的情况下，戴笠为什么要急着催促陈华离开呢？

　　其实，仔细一琢磨便知，陈华到上海的目的是见王天木，林之江见陈华，是受王天木指派，林作为王天木的喽啰岂敢擅自派出“四根枪”除掉陈华？两国交兵尚不斩来使，何况一个背景实力雄厚的非军统“说客”，除掉她有何意义？枉为自己多方树敌！

　　王天木何等老奸巨猾，怎会如此不分轻重？显然，这不过是王天木为摆脱陈华的纠缠，使出的驱离之计。

　　陈华在上海的情况，戴笠了如指掌。既然王天木不肯见，继续留下去徒增危险，所以他接二连三发电报，催陈华离沪。

　　而陈恭澍先于陈华半月之久抵达上海，却迟迟没有约见王天木。

　　在给戴笠的电报中，陈恭澍说，由于“七一四”大搜查后一些办公地点尚未来得及重建，又有一些潜伏人员陆续被抓捕，工作尚未展开。因为王天木的两个女儿与他的妻子很熟，常常到他的家中玩耍，为了不暴露自己，他一直没有回家去住。

　　很显然，陈恭澍没有约见王天木，并不是王天木不见，而是陈恭澍不敢见。见都不敢见，又何谈劝说？

　　相比陈华的胆识与干练，陈恭澍的表现实在懦弱与窝囊。

　　相比刘戈青与王天木几个月的“交情”，陈恭澍与王天木是多年的铁哥们儿。当年王天木为帮助陈恭澍在北平打开局面，不计代价与名利，甚至将剪除汉奸张敬尧的功劳都记在了陈恭澍的功劳簿上。此后两人多次合作，直到被分别调离，始终配合默契。那么，陈恭澍究竟怕什么？说到底，以王天木与陈恭澍多年的交情，不可能出卖陈恭澍。直至两年后陈恭澍自己撞到枪口上被捕并随之叛变，王天木始终没有出卖他。

　　陈恭澍的表现，再一次让戴笠感到失望。

　　劝谏，南辕北辙

　　鉴于陈恭澍的懦弱，戴笠改变了主意。与其强迫缩在乌龟壳里的陈恭澍出头，不如派刘戈青主动出击。虽然对刘戈青会构成一定危险，可除此之外再无良策，王天木不肯见的人去了也不解决问题。

　　迫不得已，戴笠决定走这步险棋。套用一句俗语，叫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仿佛心有灵犀，尚未发出通知，刘戈青便自己找上门来了。原来陈华一到重庆就通知了刘戈青。

　　陈华无功而返，刘戈青显然有了机会。一见面，刘戈青就直奔主题：

　　“我见到了杨家姆妈。”

　　刘戈青想把戴笠“不准”的话堵死，戴笠笑了：

　　“你来得正好，今晚就在这儿吃饭，好好商量一下。”

　　一听这话，刘戈青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这么说我可以回上海了？”

　　戴笠笑而不答，直接将他叫到餐桌上，开饭。

　　这其实是一餐饯行宴，虽说用“宴”来形容未免夸张，事实上不过多炒了两个家常菜。戴笠对伙食的要求一向简单，而无论多么简单，戴公馆迎来送往的餐桌上，都喜欢冠之为“宴”。

　　这一餐两人吃得舒心，聊得周详，第二天刘戈青就拿着戴笠的亲笔信离开了重庆。

　　这是继陈华之后，戴笠写给王天木的第二封规劝信，信中说：

　　“汝一人投敌，或为一时失足，尚有可谅解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做贼，自绝于国人矣！本应按团体纪律制裁，但念你我多年情谊，还望戴罪图功，此其时也！望勿负余意……”

　　刘戈青应邀而来，很容易就见到了王天木。王天木虽然料到刘戈青不可能背着“团体”私自回来，但看到戴笠的信，还是忍不住黑了脸。

　　他原以为，凭着他与刘戈青的交情，刘戈青会被他说服，充当他在“七十六号”的打手。不料，刘戈青不仅将此事报告了戴笠，还反过来劝他潜伏：

　　“戴先生说，你能打进敌伪组织，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让我回来，请你协助我制裁汪逆，阻止他成立伪政权，对投敌之事决不追究。”

　　王天木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再看戴笠的信，更是怒火中烧，愤愤地说：

　　“我现在走这一步，还不是被赵理君逼的！老板反而袒护他！”

　　“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

　　“调走？那是保护他，便宜他了！”王天木意识到将刘戈青拉过来不能操之过急，只能温水煮青蛙，于是说，“你老弟既然回来了，一切事情我们再慢慢商量吧！”

　　在年近50岁的王天木面前，不到而立之年的刘戈青终归年轻、单纯，他相信王天木走到这一步确有苦衷，也相信能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戴罪立功。

　　可他哪里想到，王天木已经越走越远。尽管他在上海区时间不长，接近的人也不多，又已调离数月，对上海区情况不甚了了，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向“七十六号”邀功，继王鲁翘之后，又将一个军统“高级特工”送进了“七十六号”。

　　这个“高级特工”叫袁殊。说他是“高级特工”，并不是说他在军统中职务地位有多高，而是指他特殊的才干与传奇的出身经历及身份背景。

　　袁殊本名袁学易，生于1911年，湖北蕲春人。

　　他的传奇在于，家境贫寒，乃至无钱读书，最终却奇迹般地免费入学，并奇迹般地两度留学日本。他原本新闻专业出身，干过多年职业报人，却独具情报天赋，对情报工作情有独钟，并做出突出贡献。

　　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界政界的活跃人物。他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洪帮五重身份，在各个组织中如鱼得水，目的只有一个，抗日！

　　作为青帮弟子，他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时为1937年年初，戴笠由上海区区长周伟龙陪同，亲自登门邀请袁殊加入特务处。戴笠知道他有中共背景，但大敌当前，又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如此难得的人才，戴笠岂肯放手？

　　抗战爆发后，作为一介书生的袁殊，以军统局少将名义成立并指挥一个抗日秘密行动小组，对日伪实施伏击。上海区刘方雄和王方南曾被租界拘捕，也是在他的营救下得以释放的。1938年下半年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会议，通知袁殊参加，特别嘉奖了袁殊的功绩，并交给袁殊一项重要任务：除掉李士群。

　　回到上海后，袁殊与军统潜伏人员策划对李士群的巢穴“七十六号”实施爆炸。不料王天木落水，旋即出卖袁殊。相比诱捕王鲁翘以女儿为诱饵，诱捕袁殊要简单得多。因为袁殊原本与李士群很熟，李士群一个约见电话就将他抓到了“七十六号”。

　　为“七十六号”连连立功之后，1939年8月下旬，王天木在伪国民党“六大”当选“监察委员”。10月又任“特务委员会”委员兼“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

　　与此同时，刘戈青还在执著地争取王天木；王天木则恰恰相反，为防万一，特地找了一个两人都认识的女孩做“交通”。可是日复一日，不见王天木那边有丝毫进展，刘戈青忍不住了，甩开“交通”直接找到王天木的家里，进门就催：

　　“大哥，我们不能再等了，汪精卫的伪政府都要成立了！”

　　王天木正在削尖了脑袋谋取更高伪职，刘戈青的“不识时务”让他不厌其烦。此时他还想争取刘戈青给自己当助手，便推托说：

　　“老弟，你催我没有用，陈明楚是特务处处长，他答应才行！”

　　刘戈青信以为真，立刻去找陈明楚。却不料，陈明楚的表演比王天木更露骨。

　　陈明楚“良心发现”

　　对刘戈青的到来，陈明楚早有准备，不等他说明来意，便倒打一耙回击说：

　　“我们走这一步都是被赵理君逼的，重庆方面听信赵理君的一面之词，居然把我全家都关起来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抓我的家人？”

　　刘戈青感到莫名其妙：

　　“我没听说抓谁的家人，天木兄的家人不都好好的吗？”

　　“我父母妻子姊妹都在湖南，现在都被关起来了！”

　　当初王天木任区长，拉拢到身边的就是陈明楚与刘戈青，所以刘戈青与陈明楚的关系也很好。但刘戈青对陈明楚的话却不能相信，认为他听信了谣言，遂信誓旦旦地说：

　　“明楚兄，我不和你争辩，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证明，我可以把你的父母、姊妹接到上海，证明你所说的不是事实，你看如何？”

　　“如果你能做到，我一切听你的。”

　　“好，一言为定！”

　　刘戈青立即电告戴笠，同时派朱山猿驰赴长沙接陈明楚的家人。在戴笠的支持下，朱山猿顺利地找到陈明楚的妹妹陈弟燕，带着陈弟燕经香港转道上海。刘戈青安排陈弟燕住下后，随即通知陈明楚与妹妹见面。

　　陈明楚根本不相信刘戈青能将他的妹妹接到上海，还以为其中有诈，特地带了一车警卫前去，结果进屋见到陈弟燕，一下子就傻眼了：

　　“你怎么来了？”

　　“父母让我来的。”

　　陈弟燕告诉哥哥，家人并没有被抓，让他不要听信谣言，并拿出父亲的亲笔信交给陈明楚。

　　陈明楚的父亲做过法官，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长者，听说儿子投靠了日本人，他怒不可遏，亲笔修书一封，让女儿带给陈明楚。信中说：

　　“……如果在帝王时代，出了像你这样的不肖子孙，是会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陈氏不幸，出了你这个汉奸儿子，让我无脸见人，生不如死……”

　　捧着父亲的信，陈明楚的双手瑟瑟发抖。这一刻，相信他的内心深处会有所触动。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答复，陈弟燕跪在陈明楚面前，哭着哀求：

　　“哥哥，看在父母的面子上，不要再当汉奸了。”

　　见妹妹跪下，陈明楚也急了：

　　“你这是干什么，你起来！快起来！”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下去！”

　　“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

　　为了让妹妹相信，陈明楚特地对站在旁边的刘戈青说：

　　“戈青老弟，你的再造之恩，这辈子定当回报。”

　　如此信誓旦旦，不由得刘戈青不信，可是等来的回报，却并非陈明楚迷途知返，协助他制裁汪精卫，而是要置他于死地。

　　当然，要置他于死地的并非陈明楚，而是王天木。

　　王天木见刘戈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担心他迟早会出事，或被捕供出和自己的关系，或露出蛛丝马迹牵连自己，于是动了杀机。

　　王天木手下是不缺“杀手”的，尤其他身边的几名“死士”，都是从河南带到天津站的，是他最早打天下的干将，为首的叫马河图，也是追随他一起落水的。

　　暗杀刘戈青的任务，王天木交给了他的副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三人。

　　对于马河图等职业杀手来说，“背后捅刀子”的差事，纯粹是小菜一碟。可天算不如人算，就在这个时候，戴笠的行动抢在了王天木之前。

　　戴笠下决心制裁王天木、陈明楚等人，是在袁殊被捕之后。

　　袁殊虽非戴笠的嫡系，但值此上海混乱关头，袁殊的作用是其他潜伏人员无法替代的，他的被捕深深刺痛了戴笠。

　　他对刘戈青劝说王天木回头原本没抱太大希望，却没料到陈明楚强词夺理倒打一耙。虽下令湖南站配合将陈明楚的妹妹送到上海，但随着袁殊等军统潜伏人员的被捕，戴笠对王天木、陈明楚已不抱任何希望。

　　戴笠已料到刘戈青处境危险，直接威胁他的就是王天木。当然不仅仅是刘戈青，上海的其他军统潜伏人员，随时都有可能被“七十六号”抓走。戴笠决定下制裁令，除掉汉奸王天木、陈明楚等人。

　　由谁来执行呢？

　　陈恭澍，枉为军统“三大杀手”之一，连王天木的面都不敢见，何谈实施制裁？何况，陈恭澍从未有过亲自操刀之经验！

　　赵理君已调离上海，王鲁翘已被捕入狱，还有谁可以充当“杀手”呢？而要找的这个人，首先要有机会接近王天木和陈明楚。但在上海区能接近王天木的，只有刘戈青与陈恭澍。

　　于是，戴笠决定从王天木身边下手，策动王天木身边的“死士”——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

　　这三人都是河南人，与其说他们出身行伍，不如称他们为绿林好汉更确切。为首者马河图，不仅练就一手好枪法，而且颇具机谋。岳清江和丁宝龄对他既服服帖帖、毕恭毕敬，又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三人之间关系之铁，远在王天木之上。

　　策动这三人的工作，戴笠交给了曾在平津工作的吴安之。

　　吴安之是吴泰勋（即吴幼权）在张学良的警卫旅任团长时的下属。戴笠与张学良、吴泰勋结拜为异姓兄弟后，吴泰勋从此成为非军统的“军统人”，从特务处时期开始，就为戴笠做了不少工作。后因张学良不愿带部队打回东北，吴泰勋愤而辞职，将一些下属介绍给戴笠接收，其中就包括吴安之。

　　吴安之加入特务处后，曾任北平区“天津直属行动组”组长，与马河图三人不仅熟悉，而且私交甚好。

　　10月初，吴安之肩负特殊使命秘密来沪。为策安全，吴安之不与沪一区、沪二区任何人发生横向联系，所有对上对外联络，均由上海“特别联络站”负责。

　　吴安之的效率很高，不到一个月，便顺利“拿下”马河图等三人。三人答应以实际行动“归队”，至于具体怎么行动、什么时候行动，要等待有利的机会。

　　就在这个时候，马河图接到了王天木的指令——暗杀刘戈青。

　　此事非同小可，马河图立即向吴安之报告。吴安之要他们设法拖延，并暗中保护刘戈青。

　　由于马河图三人一直以种种借口搪塞王天木，急不可待的王天木索性直接下令陈明楚，诱杀刘戈青。

　　陈明楚虽当面信誓旦旦，要报刘戈青的再造之恩，一转脸却毫不犹豫地策划对刘戈青实施诱杀。

　　诱杀地点选在兆丰公园附近的凡尔登舞厅。陈明楚约刘戈青在舞厅见面，事先在舞厅门口埋伏好杀手，并与杀手约定，待二人会面后，陈明楚先向外走，等刘戈青一出来，即在舞厅门口将他乱枪打死。

　　一切计划得天衣无缝，只等刘戈青上钩。

　　刘戈青果然准时赴约，并充满希望地等着陈明楚兑现承诺。陈明楚却姗姗来迟，而且醉眼蒙眬，浑身酒气。与他同来的是他的妹妹陈弟燕。

　　刘戈青觉得陈明楚有些不对劲，说话颠三倒四，词不达意，好像有什么心事。刘戈青立即提起警觉，不动声色地观察四周动静。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陈明楚“归队”会受到“七十六号”的威胁。

　　这时，一个人在他们的台子前面将手伸进衣服，身子略微倾斜，像是要掏枪的样子；再看陈明楚，神情紧张，像要躲避，准备掏枪。

　　刘戈青反应极快，他仍以为是“七十六号”的人要干掉陈明楚，立时跳起来，用身体挡住陈明楚，随即将那人扑倒在地，并将他掏枪的那只手从衣服里拽了出来。

　　原来他掏的不是枪，而是一盒香烟，他其实是来借火的。

　　受此惊吓，陈明楚的酒醒了一大半。他是来杀刘戈青的，刘戈青却舍身保护他，总算良心发现，痛苦地大哭起来。陈弟燕以为他喝多了，劝他回家。陈明楚爽性装作醉酒让刘戈青扶着他走出舞厅，一同上了他的汽车。

　　埋伏在舞厅门口的杀手见两人一同出来，担心误伤陈明楚，不敢开枪，刘戈青因此躲过了被乱枪射杀的命运。

　　但陈明楚内心很乱，不知该怎么处置刘戈青。让他死于自己之手，于心不忍；不除掉他，又无法向王天木交代，更担心会危及他与王天木的安全。

　　在街上乱转一阵之后，陈明楚将车子开进了“七十六号”。直到这时，刘戈青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撂倒两大汉奸

　　刘戈青被捕，彻底激怒了戴笠。也就在这个时候，王天木又带领“七十六号”破获了军统青岛站。

　　汪精卫定于翌年元月与分别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两个汉奸头子王克敏、梁鸿志商谈“组府”事宜，地点定在青岛。为确保安全，需要提前肃清军统在青岛的势力。

　　为此，王天木向李士群提供信息称，军统已在青岛做了安排，准备在汪精卫等人于青岛会谈时，对三人进行狙击，以阻止汪精卫伪政府的成立。于是，李士群带王天木先去青岛为三大汉奸会谈开道。

　　军统青岛站属于华北区，站长傅胜蓝是王天木旧部。王天木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傅胜蓝，将他及其情人——青岛站出纳丁美珍，连同总务科长、行动人员等十数人抓捕，并破获了秘密电台。

　　有王天木做汉奸标杆，丁美珍被捕后立即提出，只要能让她和傅胜蓝恢复自由并结婚，她可以说服傅率领青岛站全体人员投靠汪伪，李士群当即答应。于是，军统青岛站悉数反水。

　　戴笠对王天木已经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复心头之恨。他不再犹豫，立即向吴安之下达了“必杀令”。吴安之接到命令后立即找到马河图商量对策，马河图说：

　　“我一直在找机会，不能贸然行事。不过，最近应该会有机会。”

　　最近圣诞、元旦将接踵而至，即使王天木再小心谨慎，也难免在喜兴庆贺的时候疏于防范，常言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何况人乎！

　　马河图的预料果然不错，12月24日是平安夜，在南京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等公共租界最繁华的地方，直到傍晚依然是人山人海。如此热闹的“洋节”，伪特工总部怎会错过！

　　这天晚上，在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的汪伪特工总部礼堂，汪伪所谓的上海五“中委”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在此举行盛大欢宴，为刚刚到沪的汪系红人陈公博接风洗尘。投靠了“七十六号”的王天木、陈明楚、何行健、冯国桢等反水汉奸也参加了宴会。

　　席间，王天木、陈明楚、何行健几人商量去别的地方继续玩乐，王天木又邀请汪曼云说：

　　“我们几个去跳舞，今夜玩个痛快，一起去吧。”

　　汪曼云是晚宴的主人，哪有客人没走主人先溜的道理，只好拒绝说：

　　“不行，我不能去。”

　　王天木以为汪曼云胆小，怕出事，给他壮胆说：

　　“放心吧，我们哥儿几个带上十杆枪，看谁敢碰我们！”

　　“我不是怕什么，是这里不散席我不能离开。”

　　总之，汪曼云没有去。王天木便与陈明楚、何行健、冯国桢等人，带着各自的保镖，分乘好几部汽车，浩浩荡荡开到沪西一带的舞厅寻欢作乐。王天木带在身边的保镖，就是他的副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如夫人吴江月。

　　沪西一带属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是汪伪的势力范围，同时有日本沪西宪兵队驻守。尽管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王天木一行仍然做贼心虚，不敢在一个地方多作停留。

　　一行人先去百乐门，逗留一段时间后赶紧更换场地，兴致勃勃地来到兆丰总会。兆丰总会是沪西一大赌窟，他们先在外面的舞池里跳了几场舞，然后一起来到后面赌台的优待室吸食鸦片，之后又来到舞厅，一直跳到意兴阑珊。

　　此时已是凌晨三点左右，一行人准备离开。当时，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行健和陈明楚走在中间，王天木走在最后。一众保镖也都簇拥着各自的主子走出来，马河图就走在王天木身边。

　　机不可失，马河图拔出手枪，“啪啪”两枪，将走在中间的何行健和陈明楚撂倒。

　　将要发出的第三枪目标是谁？是冯国桢还是王天木，这两人走在首尾两头，中间隔着多名保镖，再次连发两枪射杀这两人显然不易。

　　而在枪响之后，冯国桢见何、陈中弹倒地，吓得趴在地上再也不敢动。走在最后的王天木听到枪声，也赶紧就地卧倒，连滚带爬地逃回舞厅，躲到了沙发后面。

　　这个时候，马河图已没有时间射出第三枪，因为何行健的保镖在何倒地之际已经拔出手枪，寻找杀手进行反击。据传此君不仅眼疾手快，枪法更是了得，可以说弹无虚发。

　　马河图就此收手，与岳清江、丁宝龄一起，乘乱逃出了兆丰总会，直奔由吴安之预先布置好的落脚点，稍事停留，即跟随吴安之遄返后方。

　　事发之后，何行健与陈明楚被送到同仁医院，旋即毙命。

　　至于王天木侥幸逃生，不能不令人产生颇多猜测，毕竟他距离马河图最近，除非马河图使用的手枪超近距离射击无效，否则第一枪撂倒的应该是王天木。或许，作为跟随多年的长官，马河图不忍痛下杀手。

　　总之，王天木安然无恙。

　　马河图三人逃离之后，现场留下的除了躲避起来的王天木和冯国桢，就是这几人的一群亲信和保镖，舞厅里和赌场里白相的客人早已在混乱中逃散。

　　最先赶来的是驻沪西的日本宪兵，就地戒严之后，才把王天木、冯国桢找出来。“七十六号”的人也随后赶来，将王天木、冯国桢以及留下的那些保镖一起带走了。

　　王天木虽然毫发未损，可开枪的是他的副官，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无论他怎样强调不知情都难以令人信服。

　　此时李士群、丁默邨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李士群早已后悔请来了丁默邨这尊“菩萨”，白白把他推上伪特工总部主任的位子，自己只落了个副主任。尽管他千方百计扩大势力架空丁默邨，可总是名不正言不顺。

　　王天木正是丁默邨的人。

　　也是因为王天木，陈明楚与何行健也都成了丁默邨的人。这几人都是军统叛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丁、李二人都想使用的对付军统潜伏人员的法宝，所以李士群一直担心被丁默邨抢功。如今三人死了两个，剩下一个还满身嫌疑，正是扳倒丁默邨的好时机。

　　李士群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要求王天木为陈明楚、何行健之死负责。无论这个责怎么负，王天木都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丁默邨即使浑身是嘴，也无法袒护王天木。

　　于是，王天木被当场戴上了手铐，送进犯人“优待室”关押；又于1940年6月移押南市警亭路集贤村六号伪政治警察署看守所，直至1942年春提供了吴开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潜伏人员）的线索，算是对“七十六号”立了功，才被李士群释放。

　　李士群也乘势在1940年3月将丁默邨赶出了“七十六号”，成为伪特工总部名副其实的当家人。

　　至于马河图为什么不杀王天木，则成了日伪各方面的永久疑团，因为重庆方面既是制裁叛逆，首当其冲的非王天木莫属。而这个谜底，也只有马河图本人能解开。

　　被关押两年之久的王天木，投敌之初尚能凭借自身资格，在落水汉奸中有一定“影响力”，如今已成为被拔了牙的老虎，再无往日“风光”。

　　抗战结束后，王天木神秘地人间蒸发了。不知是戴笠有意放他一马，还是没来得及找到他便已撞机殒命，总之，王天木一直隐居到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出大陆，然后秘密逃亡台湾。在去往台湾的一艘船上，有人发现了他狼狈的身影。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