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拼图版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八十八章 阿尔塔蒙5

　　阿尔塔蒙家的大客厅，两位侍者正在结束宴会的准备工作。一位男侍是身材如运动员一样的黑人，穿着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制服——绿色细条纹礼服和裤子，绿色棉袜子，银扣皮鞋——漫不经心地，似乎没用什么力气，托起一个三人长沙发。另一位是膳食总管，黄皮肤，喉结突出，穿着一身稍稍有点儿大的黑礼服，正在把盛着各式小三明治的英国金属大盘放在靠墙摆着的大理石桌面长餐具桌上。

　　餐具桌上方挂着两幅署名J.T.马斯顿的画，他是一位英国出身，长期生活在中美的画家，20世纪初已出名。第一幅画题名为《药剂师》：一个穿灰绿色上衣的男子，秃顶，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前额可怜地戴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在一家阴暗的店铺深处，特别费劲地辨认一张药方，店里有许多大口瓶。第二幅画题名为《自然主义者》：一位样子干瘦的男子，面部表情坚毅，留着美国式络腮胡须，双手交叉站着，看一只被密密的蜘蛛网缠住的小松鼠挣扎，一只巨爪蜘蛛，大如鸽蛋，奇丑无比，在两棵高大的鹅掌楸之间织出了这个可怕的网。

　　左侧墙前带纹理的大理石壁炉上摆着两盏灯，灯座是黄铜炮弹壳，两盏灯之间有一只高高的玻璃罩，里边放着一束薄金瓣花。

　　房间后墙上挂了一块破旧的完全褪色的壁毯，图案似乎是朝拜初生耶稣的三位博士：一位跪着，另外两位站着，只有一个人物图案完整。图案完整的这个人物穿着一件带袖衩的长袍；挂着一把剑，左手拿着一个糖果盒；他一头黑发，戴着一顶缀着一个大纪念章的奇形怪状的帽子，既像贝雷帽，又像三角帽、王冠和软帽。

　　近景，稍靠右，朝窗那边，韦洛尼克·阿尔塔蒙坐在一张印有金色阿拉伯图案的模压皮办公桌旁，桌上放着数本书籍。一本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小说《喜悦》；《利利普蒂安村》，一本儿童读物，封面上印着微型小屋，一个消防站，一幢带时鸣钟的市政厅，长满雀斑的儿童目瞪口呆地看着长胡子矮子给他们吃涂黄油的面包和一大杯牛奶；埃斯班戈勒的《中世纪使用的法语与拉丁语缩略语词典》；图斯坦和塔桑的《中世纪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练习》，书打开着，可以看到中世纪文章的插图，左页是一篇租赁合同范文（从略），右页是加兰·德加尔朗德的《费莱蒙和鲍西丝的真实故事》，这是根据奥维德叙述的神话自由改编的，作者是12世纪瓦朗谢讷的一位教士，他想象宙斯和墨丘利不仅以洪水淹没弗里吉亚，因为弗里吉亚人不肯接待他们，他们还把许多猛兽送到弗里吉亚，费莱蒙回到家时，他的小屋已变为一座庙，他对鲍西丝叙述此事（从略）。

　　在这些书中，放着一只灰褐色厚帆布文件夹，系着两根橡皮筋，面上贴着一个长方形的不干胶，用清秀的文字书写着标题：

　　韦洛尼克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像她这样的年龄，个子显得过高，脸色苍白，头发金黄，长相不讨人喜欢，神情有些阴郁。她穿着一件花边袖口的白色长裙，领口很大，露出凸起的锁骨。她正仔细地端详着一张有折皱条痕的小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女舞蹈演员，其中之一就是阿尔塔蒙太太二十五年前的倩影。她们正在练把杆，旁边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一个精瘦的男人，小脑袋，红眼睛，细脖子，双手瘦如鸡爪，赤着双脚和上身，只穿一条长衬裤，围一条盖住肩膀的手工编织大围巾，左手拿一根顶端装有银球的长手杖。

　　阿尔塔蒙太太未婚时叫布朗丝·卡台尔，十九岁时在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当舞蹈演员。这个舞团的创建者和管理者不是亲兄弟，而是表兄弟：让-雅克·弗雷尔当事务团长，负责签订合同，组织巡回演出；马克西米利安·利赛提，真名叫马克斯·利盖，是艺术团长，负责编导，又是舞星。这个芭蕾舞团十分忠于古典传统——短裙、脚尖点地、空中交叉跳、伴有拍打动作的凌空跃、《吉赛尔》、《天鹅湖》、双人舞、《白色组曲》——他们经常在郊区联欢会上演出。因为教育部给他们微薄的补贴，所以也经常到中学去辅导高年级学生练舞蹈，在体操房或饭厅给学生们做示范动作。让-雅克·弗雷尔以轻松的口气做讲解，说几句常用的俏皮话，开几句低俗的玩笑。

　　让-雅克·弗雷尔个子不高，胖墩墩的，很乐观，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因为他可以趁机揪揪女演员的屁股和饱览女学生的秀色。利赛提则不然，他总是想在全世界表现他的天才，他对自己热恋的布朗丝说，他们俩都会得到应有的荣誉，他们将成为举世无双的最美满的一对舞星。

　　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于1949年11月来临。德拉马尔萨伯爵，一位酷爱芭蕾舞的威尼斯富豪，决定在下届圣让-德吕兹国际歌舞节上推出勒内·贝克鲁的《普赛克的眩晕》——一台吕利风格的幻想喜剧，据传勒内·贝克鲁就是伯爵自己。他请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来演这个节目，一年前他曾在卢万河畔莫雷的音乐会上看过这个团的演出，并为之鼓了掌。

　　几周后，布朗丝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预产期正好在歌舞节开幕的那几天。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做人工流产。可是她把这个意思告诉利赛提时，他立即大发雷霆，不许她为了一个晚上的荣誉而把他给予她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生命牺牲了。

　　布朗丝犹豫不决。她非常爱他，他们的爱情孕育着共同的梦想，可是面对她现在并不想要而以后还来得及再要的孩子和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角色，她的选择是明确的。她向让-雅克·弗雷尔征求意见，尽管这个人很庸俗，但她对他还是有好感的，而且她知道他也在爱着她。可是这位团长没有明确地说她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只是说了那些用毛衣针和香芹根在铺着方格腊布的厨房小桌子上私下堕胎的妇女几句坏话，劝她至少到瑞士、英国或丹麦去打胎，那里的一些私人诊所做人工流产的条件要好一些。就这样，布朗丝决定找住在英国的一位童年时的朋友帮忙，他就是西里尔·阿尔塔蒙，他从国立行政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法国驻伦敦使馆实习。

　　西里尔比布朗丝大十岁。两家都在诺弗勒堡有亲戚和乡间别墅，他们经常来这儿和表兄妹们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期。两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小巴黎人，在校时都是好学生，在这儿却重新学爬树，吃生鸡蛋，到农场去找牛奶和刚沥干的奶酪吃。

　　在这群孩子里，布朗丝最小，而西里尔最大。九月末，在新学期来临大家分手前夕，孩子们为大人演出他们花了半个月时间秘密准备的节目，布朗丝演一只小老鼠，西里尔为她伴奏小提琴。

　　战争爆发中断了孩子们欢乐的假期。布朗丝和西里尔重返故地时，她已经成了一个漂亮的十六岁少女，再也没有人敢去揪她的辫子了，而他已是一位服役期不长却满载荣誉的上尉，他到阿登省作过战，后来同时考上了高等工艺学校和国立行政学院。以后的三年中，他几次带她去舞会，追求她，但是毫无结果。因为她默默地爱着巴黎芭蕾舞团的三位舞星——让·巴比雷、让·盖利和罗兰·佩蒂，不得已而求其次，最后投入马克西米利安·利赛提的怀抱。

　　西里尔·阿尔塔蒙承认布朗丝要做人工流产是对的，他愿意帮助她。第三天早晨，他们在哈利街一位医生处做了一次纯粹是走形式的检查——西里尔冒充布朗丝的丈夫——然后，年轻的高级公务员把她带到北郊一个诊所，一座与周围农舍一模一样的农舍。两人约好，西里尔第二天上午来接她，送她到维多利亚车站，经“银箭”空铁联运回国。

　　布朗丝回国后，当天夜里给西里尔打来长途电话，请求他回来帮助她。原来她一到家，就看到让-雅克·弗雷尔和两名警察坐在饭厅的桌子旁喝苹果烧酒。他们告诉她，头天晚上，马克西米利安上吊自杀了。他给她留了一封短信，解释他自杀的原因：他无法忍受布朗丝居然会不要他的孩子。

　　一年半以后，1951年4月，布朗丝·卡台尔嫁给了西里尔·阿尔塔蒙，5月，他们搬进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可是西里尔几乎不住在这儿，他们搬来后几周，他被任命去日内瓦任职，并在那儿住下。他只是偶尔回巴黎小住，往往也是住酒店的时候多。

　　韦洛尼克生于1959年，为了寻找自己出生的秘密，她从八九岁就开始调查父母的经历。当时她以为自己是个弃儿，可能是某个国王的女儿，在摇篮中被人换走了，放在门洞里，被流浪艺人或吉卜赛人捡去收养。她自己编了许多荒诞的故事，解释为什么她母亲总是在右手腕上围一条细细的黑纱，总是见不着面的父亲究竟是什么人。她特别恨父亲，好几年中，她在学生证上、练习本上把阿尔塔蒙这个姓划掉，换上她母亲的姓。

　　她以疯狂的热情和幻想，十分细致又十分痛苦地想复原她的家史。她母亲有一天终于回答她的问题，说自己戴这条黑纱是为了悼念一个所爱的人。韦洛尼克以为自己就是这个人的女儿，而阿尔塔蒙因为母亲爱过另一个人而惩罚她。不久，她在《不惑之年》第73页发现一张照片，是她母亲和另一位女演员在马克西米利安指导下练把杆。她得出结论，认为马克西米利安就是她的生身父亲。从那天起，她用一个新讲义夹，决心秘密地把一切有关她身世和她母亲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她系统地翻找家里的橱柜和母亲的抽屉，但是一切都摆得有条不紊，没有一点儿母亲当舞蹈演员时留下的东西。有一天，她在一叠发票、收据中发现了父母的老同学、表兄弟、很久不来往的老朋友的几封来信，但信中只是提到假期、自行车郊游、下午茶、海水浴、化装舞会、小世界剧院的演出等回忆。又有一次，她找到了一张弗雷尔兄弟芭蕾舞团在凡尔赛奥什中学家长节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单，马克西米利安和布朗丝合演《葛蓓莉亚》片段。还有一次，她到外祖母家度假——那时，她外祖母家早已卖掉了诺弗勒的宅子，搬到了蔚蓝海岸的格里莫——在阁楼上找到一只盒子，上面贴着《小舞蹈家》的标签，里面装着六十米长的拷贝。韦洛尼克设法放映了这部片子，她看到她母亲——个身材纤细的小芭蕾舞演员穿着短裙跳舞，旁边有一个满脸疙瘩的高个儿傻小子拉小提琴，她立即认出他就是西里尔。之后，几个月前，1974年11月的一天，她在母亲的字纸篓里捡到西里尔的一封信，看了这封信才知道，在她出生前十年马克西米利安就死了，一切事实都和她的想象完全相反。信是这样写的：

　　几天前，我在伦敦。我情不自禁地去北郊看了看。二十五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我把你带到这里。诊所还在那儿，新月花园130号，不过已经是一幢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了，其余的风景倒没有什么变化。我又回忆起那天你做手术时我在小镇上的情景，我从来没有对你叙述过那天我都干了些什么。当时我打算傍晚你醒来时去看你，这样我就不必回到城里，只需留在附近，到一个酒吧间或电影院消磨几个小时就行了。上午我离开你时刚十点。我在街上逛了半个多小时，街道十分狭窄，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农舍，就像同一所房舍在镜子里的投影一样：同样的黑漆大门，同样的亮晶晶的铜饰，同样的擦脚垫，同样的落地高窗挂着同样的机织钩花窗帘，同样的蜘蛛抱蛋花盆同样地摆在窗台上。最后我找到了商业中心：几家没有什么顾客的商店，一家伍尔沃斯连锁店，一家名为“剧场”的电影院，一家叫“独角兽和城堡”的酒吧间，名头很响，可惜关着门。我去坐在一个唯一有点儿生气的地方，这是一个用长长的木制流动车厢改装的卖牛奶的小铺，有三个老处女在营业。她们给了我一杯质量极坏的茶和几片没有涂黄油的面包——我不想吃她们的人造黄油——还有一点儿带马口铁味的橘子酱。

　　后来我买了几份报纸，到街心公园一座石像旁的凳子上坐下翻看。这座石像左手拿着一张纸——当然，是石头的——右手拿着一支鹅毛笔，跷着二郎腿高坐着，一副嘲弄人的模样。我看到他就想起伏尔泰，猜想他可能是蒲柏，看了底座上刻的文字介绍，才知道实际上是文学家威廉·沃伯顿，他是《摩西的神圣使命》的作者。

　　快中午时，酒吧开门了，我进去喝了点儿啤酒，吃了点儿三明治。我在那儿一直待到两点，对着酒杯，坐在另外两名顾客旁边，他们是堂兄弟，都是市政府公职人员，一位是煤气公司助理会计师，另一位是退休养老金办事处主任。他们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盆像是红烧肉的令人恶心的菜，一边没完没了东拉西扯地唠着家常。

　　下午两点我走出酒吧，进了电影院。我记得有两部正片，好几部纪录片和动画片。我忘了故事片的名字，两部影片都没有什么意思。第一部讲的是英国皇家空军一位军官挖地道从法西斯德国的战俘集中营逃出来的故事。第二部是个喜剧片，故事发生在19世纪，开始，一位患痛风病的胖富翁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没出息的年轻人，因为他贫穷，没有前途。我始终没弄明白他后来是怎么变富的，向他的岳父证明他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聪明，因为我在开演不到一刻钟就睡着了。当我被两个领座员叫醒时，放映厅里的灯已经亮了，我成了最后一个观众。我完全不知所措，一点儿也听不懂她们喊什么。到了街上，我才想起我把报纸、大衣、雨伞、手套都忘了，幸亏有一位领座员追出来，把东西还给我。

　　已经是五点半，天完全黑了。外面下着细雨。我回到诊所，可是他们不让我进去看你。他们只是说手术正常，你还在睡觉，让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来接你。

　　我坐上回城里的公共汽车。穿过广阔的毫无生气的郊区，一座座可爱的房屋从我眼前闪过，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刚刚从工厂、办公室下班回家，同时打开茶壶上的保温棉罩，往各自的杯子里倒一杯茶，加上一层牛奶，用手指捏起刚从自动烤炉里跳出来的面包片，涂上牛肉汁。我有一种完全非现实的感觉，好像我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另外一个薄雾笼罩的、软绵绵的、湿乎乎的、被橘黄色灯火照耀的世界里。突然，我又想起你，想起了你的遭遇，想到那残酷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现实：我帮你消灭了这个不是我的孩子，我们假装夫妻几个小时，但是你不叫阿尔塔蒙太太，反而说我叫卡台尔先生。

　　公共汽车到查令十字终点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在格林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又到电影院。这次我看了一部你向我介绍过的电影——《红菱艳》，迈克尔·鲍威尔导演，莫伊拉·希勒主演，莱奥尼德·马西涅编舞。我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了，只记得一场舞剧里，一张报纸扔在地上，被风吹起，变成了一个跳个不休、令人不安的舞蹈演员。快十点时我离开电影院，我一般从来不喝烈性酒，喝一杯就难受，可那时候我特别想喝得酩酊大醉。

　　我又走进一家名为“穿裤子的驴”的酒吧。酒吧的招牌上画着一头驴，四条腿上穿着白底红点布护腿。我想只有雷岛和英格兰的某些地区才有这种风俗。驴尾巴是用绳子编起来的，传说这个尾巴可以当晴雨表：

　　尾巴干，是好天；

　　尾巴湿，天将雨；

　　尾巴动，要起风；

　　看不出，天有雾；

　　尾巴硬，天变冷；

　　尾巴耷拉着，地震躲不过。

　　酒吧里已经客满，我在一对夫妇旁边找到一个座位。这是一对奇怪的男女：男的是个老头，又高又胖，高高的前额，浓浓的白发；女的三十多岁，像是斯拉夫人或亚洲人，颧骨很宽，眼睛很窄，棕黄色的头发编成辫子再盘成螺旋形。她不声不响，总是把手放在男人的手上，似是要阻止他发火。男的则一边不停地说话——何地口音我无法辨别，常带些“总之”“好极了”“妙极了”等口头语——一边不停地吃喝，每五分钟就站起来一次，从人群中穿过去，走到柜台边，买回些三明治、土豆片、香肠、小点心、泡菜、苹果派、几品脱啤酒，他能一口气喝掉一品脱啤酒。

　　不一会儿他就和我搭起话来，我们一边喝酒一边瞎聊，东拉西扯地什么都说，聊战争，聊死亡，聊伦敦，聊巴黎，聊啤酒，聊音乐，聊夜班火车，聊美，聊舞蹈，聊雾，聊生命。我相信我也曾想对他说起你的经历。那个女人一直不说话，有时对她男人微微一笑，其余的时间她就看着烟雾弥漫的酒吧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杜松子酒，一支接着一支地点烟，抽几口就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我很快就失去了时间和地点的概念。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只听到些沉重的器物撞击声，喊声，笑声，轻语声，耳朵里嗡嗡作响。后来，我突然睁开了眼睛，看到有人把我扶起来，我的大衣披在肩上，手里拿着雨伞。酒吧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老板悠闲地在门口抽雪茄，一个女招待把锯木屑撒在地上。那个女人穿上了厚厚的皮大衣，一位男侍者帮那个男人穿一件水獭领子的长外套。突然，他转过身来，向我大声喊道：“年轻人！生活就是一个摊开四肢躺在那里的女人，袒露着两个挨在一起的丰满的乳房，既柔软又平滑的肚子，伸展着细长的胳膊，圆润的大腿，半闭着眼睛，她在慷慨大方而又不无嘲弄地向我们挑逗，她需要我们最狂热的爱！”

　　我是怎么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睡到床上的，我一点儿也记不清了。过了几小时，我醒了，要去接你，这才发现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一直开着，淋浴室里的水哗哗地流了一夜。但对那一对夫妇，特别是对那个男人最后说的几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后来每当我想起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时，就会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想到我们两个的生活变成的一场噩梦。

　　从此以后，你的生活便建立在仇恨上，建立在对你失去的幸福的幻想之中。你的一生都在惩罚我，因为我帮助你干了一件你自己想干的事，实际上，即使没有我的帮助，你也会千方百计去干的。你一直把你爱情和生活的失败都归罪于我，而实际上它是被那个自命不凡的舞蹈演员为了可怜的虚荣而无情毁掉的。你一生都在向我扮演一个忏悔的女人，一个总是梦见被她逼得自杀的男人的纯洁的女人。对自己，你则扮演一个现代的痛苦的女人，一个被浪荡成性的高级官员遗弃的妻子，一个不让女儿受父亲的不良影响而把女儿教养得很好的无可指责的母亲。你给我生这个孩子，就是为了进一步谴责我帮助你杀害了另一个孩子。你让这个孩子仇恨我，不许我看她，爱她，甚至不许我和她说话。

　　我愿意娶你为妻，愿意和你有一个孩子，但是现在我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这种状况持续得那么长久，以至我不再考虑究竟是仇恨还是爱情的力量使我们得以继续这种骗人的生活，得以忍受痛苦和怀有希望。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