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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三章 于汀3

　　于汀在他大画室游廊里整修的卧室相当于原来用人房间十二号，1949年年底前，这里原来住着一对老夫妻，人们都叫他们奥诺雷。奥诺雷实际上是老头的名字，除了克拉沃太太、格拉蒂奥莱父女，谁也不知他们的姓——马西翁——也不叫他老伴的名字科莉纳，大家叫她奥诺雷太太。

　　奥诺雷夫妇一直是堂格拉尔家的仆人，直至1926年为止。奥诺雷是膳食总管，奥诺雷太太是厨娘，一位旧式厨娘，一年四季披着一条用别针别在背后的印花布头帕，戴着一顶遮住灰白头发的帽子，穿着灰色长袜，一条红裙子，上身穿着一件紧身短上衣，系着一条围裙。堂格拉尔家还有一位仆人：赛丽娅·克雷斯比，她几个月前刚被雇用当女仆。

　　1926年1月3日，也就是火灾发生后的大约十天，女用人赛丽娅·克雷斯比早晨七点钟来上班，她发现套间里空无一人。堂格拉尔夫妇好像把最必需的物品装进三只箱子里带着，连一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上诉法院第二院长竟然失踪，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天，有关“堂格拉尔事件”的风言风语就到处传开了：听说有人对院长进行威胁；听说两个月以前他就被便衣警察盯上了；听说虽然司法部长亲自给警察局长发了禁令，可还是有人搜查了他在法院里的办公室。同时，由讽刺报刊带头，各大报刊也都纷纷提出疑问，因为按常规看来，这件事无疑将是一桩丑闻，是一条可能引起轰动的耸人听闻的新闻。

　　一周以后，疑团终于解开了。内务部长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马克西米利安·堂格拉尔及其夫人贝尔特于1月5日在偷渡瑞士边境时被捕。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是：这位高级法官和他的妻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过三十余次胆大包天的偷窃。

　　堂格拉尔夫妇不是因为贪财而偷窃，而是正如描写精神变态的小说中大量渲染的那样，他们从偷窃的冒险中得到一种兴奋，一种特殊的高强度的性刺激。这一对夫妇出身于刻板的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性生活总是按照戈蒂埃·项狄的方法进行（一周一次，马克西米利安先给闹钟上弦，然后例行公事似的同房）。后来他们发现，在公共场所偷窃贵重物品能引起他俩一种强烈的性欲，于是这很快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宰。

　　他们这个共同的发现纯粹是偶然的。有一天，堂格拉尔夫人陪她丈夫在克勒雷商店选购一个烟盒，突然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感，激动地直看着女售货员的眼睛，因为她刚偷了一个玳瑁腰带扣。这只不过是对贵重物品的一次小偷小摸，当时她丈夫一点儿也没察觉。当天晚上，她向丈夫坦白了，他听了她的叙述，不仅没有责备她，反而顿时产生了一种过去房事时从未有过的性冲动。

　　以后，他们很快确立了进行偷窃的原则，主要是两人都必须当着另一方的面完成一项规定的偷窃行为，根据偷窃的成功或失败，对偷窃者进行奖励或惩罚，当然都是与房事有关的。

　　他俩经常请客，也常常受到邀请。他们往往在使馆的客厅里或在巴黎上流社会的盛大社交聚会上选择行窃的对象。例如，贝尔特向丈夫挑战，要求他把博富尔公爵夫人举行晚会时披在身上的水貂皮长披肩给她偷来，马克西米利安立即应战，同时要求他妻子把主人装饰客厅的费尔南·高尔蒙的《猎原牛》壁画草图弄到手。根据接近所窃物品的难易程度，规定的期限长短不一，甚至偷窃某些贵重物品时，一方会得到另一方的协助或掩护。

　　在四十四次互相挑战的偷窃中，有三十二次是成功的。例如，他们在梅朗伯爵夫人家里偷走了一个俄式银质大茶炊，在罗马教皇教廷大使家里窃取了一幅佩鲁吉诺画的草图，在海诺银行总裁身上取走了他的领带别针，在公共教育部长办公室主任家里搞到了拉辛之子路易写的《关于让·拉辛一生的回忆》的几乎全部手稿。

　　如果不是他俩，换上任何一个别的人，偷窃这类贵重物品都会被发现，被逮捕，可是他们有时当场被人发现，居然也能轻易脱身，似乎一位高级法官和他的夫人是不可能被人怀疑有偷窃行为的，证人宁可怀疑自己看错了，也不肯指控一位法官。

　　有一次，马克西米利安在艺术品商人奥利维的私宅里拿走了三封信，这是三封有路易十六签字盖印的关于把萨德侯爵关押在万森城堡和巴士底狱事件的信件。他在走到楼梯上时，被主人挡住了。他极为镇静地解释说：他刚向一位他以为是主人的人求得许可，允许他把这三封信借回家研究四十八小时。这原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可是奥利维毫不犹豫地放他走了。

　　由于他俩几乎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惩罚，所以胆子越来越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终于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垮台。这是在马库阿特商业银行的提莫西·克劳邦尼举办的一个化装舞会上，主人是一位光下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位装作风雅的鸡奸者，戴着眼镜，穿着长袍，化装成孔夫子。晚会进行中，贝尔特·堂格拉尔偷窃了一副古代西徐亚王国的三重冕。舞会还没结束，主人就发现三重冕被窃，警察立即赶到现场，搜查了每一位来宾，结果在化装为苏格兰妇人的法院院长夫人的假风笛中找到了这件稀世珍品。

　　贝尔特镇静地承认是她打开了存放三重冕的橱柜，因为她丈夫让她这么干。马克西米利安同样镇定自若地证实了她的话，并当场拿出了桑台监狱狱长给他的一封绝密信，信中要求他密切注意这顶金王冠，因为他从最可靠的告密者那儿获悉，这顶王冠可能在这次化装舞会上被“神偷夏里亚”盗走。所谓“神偷夏里亚”，是人们给一个胆大包天的强盗起的外号，据说他第一次作案是在歌剧院，正当《鲍里斯·戈东诺夫》在那里演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一直是个谜，后来发现，三十三起安在他名下的案件，有十八起是堂格拉尔夫妇干的。

　　这次，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大家还是接受了，警察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位叫罗兰·布朗舍的青年侦探，回到警察局后一直在思索，他让人送来所有没弄清的发生在巴黎上流社交晚会上的偷窃案卷宗，他发现在三十四张来宾名单中，有二十九张上面有堂格拉尔夫妇的名字，他感到十分震惊。对他来说，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材料，他向警察局长报告了自己的怀疑，并请求委任他承担此案的调查工作。可是警察局长认为这不过是巧合，他谨慎地向司法部做了汇报，部里对一个警察竟敢对一位受到同事尊敬的法官的话及其名誉产生怀疑十分不满。于是警察局长禁止这位侦探过问此案，当后者一再坚持时，局长便以把他调到阿尔及利亚工作相威胁。

　　布朗舍气得七窍生烟，主动提出辞职，发誓一定要找到堂格拉尔犯罪的证据。

　　布朗舍自己或派人跟踪了堂格拉尔夫妇几个星期，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他偷偷地潜入马克西米利安在法院的办公室，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他想，如果这些证据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不会放在办公室，最好的办法是到堂格拉尔家里找出他们保存下来的被窃物品。1925年圣诞节晚上，他知道堂格拉尔夫妇正在城里做客，他们的仆人奥诺雷夫妇已经回房睡觉了，年轻的女仆和她的三位朋友（塞尔日·瓦莱纳、弗朗索瓦·格拉蒂奥莱和弗洛拉·尚比尼）一起到弗雷斯纳尔饭店过节去了，布朗舍趁机偷偷踏进四楼左边堂格拉尔夫妇的套间。可是他既没找到法尼·莫斯卡的镶嵌蓝宝石的扇子，也没找到菲里克斯·瓦洛东画的昂布鲁瓦兹·伏拉尔肖像，萨默希尔爵士得到这幅画的第二天就被人偷换了。他只找到了一串珍珠项链，可能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不久从雷策乌斯加公主那儿偷来的，还有一只法贝热彩蛋，和吉多夫人家里被窃的那只一模一样。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件可以指控堂格拉尔和驳倒他上司的最有力证据，这是一个大记事本，上面简单而明确地记述了堂格拉尔夫妇每次成功的或未遂的偷窃，并附有这对夫妇因此而受到的奖励与惩罚。

　　布朗舍刚要把这个泄露天机的本子带走，走廊一端的套间门开了：赛丽娅·克雷斯比忘了奥诺雷太太上楼睡觉之前对她的吩咐，没有给堂格拉尔夫人小客厅里的壁炉点火，她现在赶回来就是办这件事，并且趁机拿一小瓶甜酒和一个感恩戴德的人送给法官先生的栗子冰激凌，给同她一起过节的朋友们品尝。布朗舍躲在窗帘后面，看看手上的表，已经快凌晨一点了。尽管堂格拉尔夫妇肯定回来得很晚，但时间还是极为宝贵，多待一分钟就会多增加一分被撞见的危险。布朗舍出去必须经过餐厅的玻璃大门，而赛丽娅这时正在那儿请客。布朗舍一眼看到一束绢花，他灵机一动：何不制造一场火灾！点了火以后，他躲进堂格拉尔的卧室。火势蔓延极快，布朗舍但愿自己不要作茧自缚，被烧死在屋子里。还好，克雷斯比和她的朋友们发现套间起火了，马上就喊人救火，这位辞了职的警察便混在一大群救火员和邻居中悄悄地溜走了。

　　火灾发生后几天之内，布朗舍毫无动静，不露声色，故意让堂格拉尔以为那个要命的本子——他们回家后曾经在被大火烧掉一半的套间里拼命地寻找过——和小客厅里的其他东西一起被烧毁了。几天以后，他给堂格拉尔打电话——不是为了伸张正义和恢复事实真相，而是向他索取五十万法郎。如果不是他过于贪心，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众，上诉法院第二院长和他的夫人还可以继续长期进行他们不正常的勾当。可是布朗舍索取的款项过高，堂格拉尔夫妇无力支付。布朗舍在挂上电话之前阴险地反驳说：“那你们就去偷吧！”但是堂格拉尔夫妇感到丝毫没有能力为了金钱而去偷窃，他们宁可孤注一掷，离家出逃。

　　法律不能容忍护法者戏弄自己，法官被毫不容情地判了刑：贝尔特被判刑三十年，马克西米利安被判无期徒刑，终身苦役，并被发配到法属圭亚那的罗马尼河畔圣洛朗，不久就死在了那儿。

　　克雷斯比小姐前几年在巴黎漫步时遇见了她原先的女主人：她坐在福利-雷尼奥街旁的一条长凳上，穿着一件浅绿黄色的室内便袍，身旁放着一辆装满各种旧衣服的儿童车，她已经变成一个掉了牙的流浪婆，周围的人送她一个外号，叫“男爵夫人”。

　　奥诺雷夫妇当时已有七十岁。奥诺雷是里昂人，白肤色。他旅行过，有过冒险经历，曾在维莱姆当过木偶戏操纵人，在洛朗·若赛朗那儿当过魔术师助手，在马比尔酒吧当过服务生，也曾戴着一顶尖帽，肩上骑着一只猴子，当街头风琴手。后来才到有钱人家中当仆人，由于他生性比英国人还冷静，很快成为不可替换的男仆。他的老伴原是一位诺曼底农妇，什么都会干，会做面包又会杀猪，只要是主人吩咐。1871年年底，她十五岁就到巴黎当女佣，先是在一家膳食住宿全包的宿舍楼当厨师的帮手。这家宿舍楼位于克利希广场附近达尔赛街22号，命名为“维也纳学生家庭旅社”。女主人西桑普洛斯太太是一位管理十分严格的希腊人，长得矮小干瘦，好像被一棍打扁了，教导那些门牙可怕地突出的英国姑娘社会礼仪——那时说俏皮话，称那种突出的门牙为“钢琴琴键”。

　　三十年以后，科莉纳在那儿当上了厨娘，但是每月工资总是二十五法郎。这时她认识了奥诺雷。他们在世界博览会上认识，一起看“纪尧姆老好人”演出——一种机械玩具演出，在一个微型舞台上，五十厘米高穿着时髦的布娃娃跳舞、闲聊。他看到她十分惊讶的神色，对她解释技术问题，带她参观“倒置城堡”，那是一座古老的哥特城堡，烟囱为底座，窗户倒置，家具挂在天花板上；“光辉的宫殿”，殿内所有家具、护墙帘、地毯等等都是玻璃制作，房子如仙境，其建筑师是玻璃匠蓬尚，宫殿没有完工，他就离开了人世；“天体仪”“服装宫”“光学宫”，在“光学宫”里，他们戴上大眼镜，可以看到月亮的直径有一米那么大；还有“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的透景画，“横跨大西洋全景图”“巴黎的威尼斯”以及十几个其他宫殿。对她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波斯尼亚宫”的人工长虹；对他来说，是地下矿物展览，由一个电动火车联结的六百米坑道，出口处突然展现的是一个金矿，真正的黑人在矿内干活；还有弗鲁安索利兹先生的巨桶，一幢真正的五层楼房，内有五十四家商亭，出售世界上各种饮料。

　　他们在“殖民宫”附近的“美丽的女磨坊主”酒吧吃晚饭。他们喝了盛在长颈大肚瓶内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吃的是菜汤和炖羊腿。科莉纳认为菜做得不好。

　　奥诺雷那年受雇于老堂格拉尔先生，一位吉伦特省的酒商，葡萄酒委员会波尔多地区主席。博览会期间他专程来巴黎，向朱斯特·格拉蒂奥莱租了一个套间。几周后，老堂格拉尔离开巴黎。由于他特别满意他的膳食总管，把奥诺雷和套间一起送给自己的儿子——那时刚被任命为陪审官的马克西米利安——当结婚礼物。不久，年轻夫妇根据膳食总管的建议，雇用了科莉纳当厨娘。

　　堂格拉尔夫妇出事以后，奥诺雷夫妇已经上了年纪，不想再当仆人，请求爱弥尔·格拉蒂奥莱保留他们的住房。他们靠着一点儿积蓄节省着过日子，有时临时干点儿活贴补开销，例如，当保姆没时间来时，他们照看吉斯兰·弗雷斯纳尔或者放学接保尔·埃贝尔，或者为哪家房客做甜食或橘子蜜饯裹巧克力。他们这样又度过了二十年，非常仔细地整理他们的小房间，给菱形方砖地打蜡，把香桃木水一滴一滴洒在红铜花盆上。1949年11月的某一天，他吃完饭站起来时摔倒，一小时后就去世了。她过了几周也离开了人世。

　　赛丽娅·克雷斯比是第一次当用人，当她的雇主突然消失时，她比奥诺雷夫妇更加不知所措。她幸运地立即在公寓大楼内找到了新雇主，那是继堂格拉尔夫妇后在那个套间住了一年的房客。他是一位拉美商人，门房太太和一些房客叫他拉斯塔库埃尔，他是一个生性乐观的大胖子，留着亮亮的小胡子，吸长长的雪茄烟，用金牙签洁齿，领带别针是一颗大钻石。后来她到德博蒙夫人家当女佣，德博蒙夫人婚后刚搬到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公寓来。德博蒙夫人生下女儿以后立即离开法国去美国长期巡回演出，赛丽娅·克雷斯比到巴特尔布思家当洗衣女工，一直到他出国周游世界。稍后一些时间，她在路易十五美食店当售货员，这个店是这个区价格最高的糕饼店，她一直工作到退休。

　　尽管大家都叫她克雷斯比小姐，但赛丽娅有过一个儿子，他于1936年出生，克雷斯比小姐对此一直严守秘密，谁也没注意到她怀孕。公寓的房客都想猜到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公寓楼里所有十五岁到七十五岁的男性都被猜遍了，谁也没有打破秘密。被宣布生父不明的孩子放在巴黎郊外抚养。谁都没有见过他。

　　几年前，人们仅仅获悉他在解放巴黎战役中被打死，他帮助一个德国军官在摩托车的边车上装香槟酒箱子。

　　克雷斯比小姐出生在阿雅克肖以北的一个村子里，她十二岁离开科西嘉岛，从来没有重返故里。有时，她闭上双眼，脑海中重现老家窗前的风景：长满叶子花的墙，长满一丛丛大戟的斜坡，巴尔巴利的无花果树篱笆，贴墙种植的山柑树。她只记得这些，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于汀的卧室常常空着。沙发床上铺着合成毛皮床罩，镶着三十多个各种颜色的垫子。床的上方钉着一块来自萨马尔康的丝质祈祷毯，四周饰有玫瑰色框边，带有长长的黑流苏。右侧放着一把低矮的缠着黄绸面的安乐椅，它是当床头桌用的，上面放着一个倾斜短圆柱形转体铜闹钟、一部拨号盘是琴键式的电话机、一期《黑动物》新潮杂志。墙上没有挂油画，但是在床的左侧，有一幅装在活动钢框内的意大利理智主义画家马蒂波尼的作品，画框架实际上是一种奇形怪状的护墙板。这是一块两米高、一米宽、十厘米厚的聚苯乙烯，里边放着旧紧身衣，一沓过期舞会票本，干花，破得露线头的长裙，蛀坏的毛皮碎片，像剥了皮的鸭掌似的旧折扇，没有鞋底也没有鞋跟的银皮鞋，宴会的剩菜，以及两只或三只小狗毛绒玩具。 人生拼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