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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南诏边境上的唐朝将领

　　陈子昂曾向武后谏言，朝廷内外都有官员和将帅“贪夷狄之利”。他警告说，这些人“又说陛下以广地强武为威，谋动甲兵以事边塞。陛下未知天下有危机。万一听之，臣惧机失祸构”。

　　一些将帅的肆意妄为确实常常使唐和吐蕃的关系恶化。697年，吐蕃宰相抱怨说：“然缘边守将，多好功名，见利而动，罕守诚信，此蕃国之所为深忧也。”730年阴历九月，皇甫惟明在与玄宗讨论吐蕃事务时，分析了一些边境官员行为恶劣的根源：“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一个月后，一位来访的吐蕃使者强调说，双边关系恶化是因为唐朝边将制造事端。733年唐与吐蕃会盟后，金城公主特别请求，为了使协议能够顺利落实，吐蕃和唐朝官员应该一同前往边境，告诫各自将帅“更不相侵”。779年，德宗为了改善与吐蕃的关系，颁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诏书，命令边境将帅只需强化边地军事要塞的防御，“无辄侵虏地”。783年唐与吐蕃在清水会盟时，唐廷为了确保边将恪守盟约，特意命令陇右节度使张镒出席会盟仪式。

　　然而，唐帝常常不能约束这些不服号令，想要“生事邀功”的将领。其实，“生事”的不仅是唐将，吐蕃将领也难辞其咎。唐和吐蕃边将最常用的伎俩是派士兵趁夜色潜入对方领土绑架百姓，然后把俘虏献给各自的朝廷，声称他们最近击败了敌军，要求朝廷论功行赏。挟持百姓的事件在边境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唐代一些作家写作的主题。有时，一方还会以小规模边境冲突为借口大举进攻对方。

　　八世纪五十年代，唐四川守将在西南边境挑起了与南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支持他们这样做的是朝廷重臣杨国忠，他是深受玄宗宠爱的杨贵妃的堂兄。唐朝地方将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边关系。从八世纪五十年代到九世纪初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大力安抚南诏，双方因此能够和谐相处。他甚至成功地说服南诏王背弃吐蕃，效忠唐朝。但韦皋死后，他的继任者再次以高压手段对待南诏民众，激起民愤。九世纪二十年代边境局势显著恶化，最终导致南诏在829年大举进攻巂州、戎州。剑南西川节度使强烈谴责南诏犯境。但南诏答复说，此举是对前任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屡次侵犯南诏边境的报复。十五年后的879年，徐云虔赴南诏修复双边关系。他认为唐和南诏边将的轻举妄动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主因。

　　宋代史家司马光对唐代边将的行为有十分精辟的阐述：“史言唐之边镇，自将帅至于偏裨，详于身谋，略于国事，故夷人窥见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谋。”宋初大臣张齐贤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