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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将与党项

　　党项是活跃在今青藏地区的半游牧部落联盟，他们与唐的关系一直动荡不安。唐和党项的关系是贪腐的唐地方官员欺虐边民，引起边民复仇，从而导致边疆乱局的典型案例。在唐以前，党项已经受到过隋的不公待遇。当时隋廷请求党项与自己一道出兵进攻吐谷浑，但隋远征军在击败吐谷浑后不但没有对党项表示感激，反而趁机劫掠他们。635年，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当时，唐廷命李道彦和李靖攻打吐谷浑，请求党项充当唐军向导，并许以丰厚的回报。党项首领对与隋交往的不愉快经历仍记忆犹新，对唐廷的计划有所保留。他来到李靖大帐，对他说：“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李靖为获得党项首领的信任，让唐军诸将和党项首领歃血为盟。然而这位首领没有想到，李道彦无意守信。李道彦见党项毫无防范，便下令突袭，掳获了几千头牛羊。党项大怒，派兵把守隘口，拦截并重创李道彦的部队，杀死数万名唐兵。

　　七世纪五十年代，吐蕃崛起，党项不得不离开青藏地区，迁至庆州。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控制了河西、陇右地区，党项被迫向东迁往陕西北部和山西。史料记载，党项开始袭击当地城镇，甚至进犯京畿道西北的邠州、宁州。他们还与吐蕃、回纥一起，在764年帮助唐朝叛将仆固怀恩。然而，上述史料也指出，唐与党项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是贪腐的唐地方官员。八世纪六十年代，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暕对居住在石州的六个党项部落“侵渔不已”，屡次骚扰他们，向他们索取骆驼和马匹。党项不堪忍受，纷纷西逃。他们渡过黄河，进入甘肃。他们在那里与吐蕃建立联系，为吐蕃充当向导。

　　甘肃的这一新事态发展，为当地唐将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机会。806年，他们请求唐廷批准进攻党项。但检校工部郎中杜佑对他们的建议嗤之以鼻，认为是“匹夫之常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

　　唐廷为了挽回局面，任命一名党项宣抚使，并在814年设置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将一些党项部落安置在那里。但这个措施并未奏效。在宥州及其他州，虐待当地党项百姓之风十分猖獗。820年，贪暴的夏州节度使田缙侵扰党项，党项人为了报复，与吐蕃一起几次袭击唐要塞。在文宗统治时期，一些节度使仍然如此。他们“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党项人被逼为盗，他们的活动切断了长安与灵州、盐州之间的联系。

　　党项在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相对平静，仅有零星骚乱。但到了四十年代，骚乱演变为大规模叛乱。武宗为了控制局面，命李德裕起草给党项的诏书。皇帝承认：“边将不守朝章，失于绥辑，因缘征敛，害及无辜。”他指示党项不要用暴力对付暴虐的唐朝官员，而应将问题上报唐廷。他许诺：“朝廷必为申理。”遗憾的是，这封诏敕对党项及唐朝边吏的影响微乎其微。

　　宣宗（847—859在位）在处理与党项的关系时面对同样的难题。他采用双管齐下的方式处理此事。一方面，他派兵平定党项的叛乱，这次军事行动耗费不赀、旷日持久；另一方面，他开始撤换恣意妄为的边境将帅，以忠诚可靠者取而代之。皇帝在新被任命的将帅离开首都之前会亲自接见他们，叮嘱他们要秉公办事。这些措施最终成功地使党项与唐廷合作。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他们为唐廷提供了军事援助。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