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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廷与边将之间的利益冲突

　　唐廷渴望完全掌控其对外关系，在和平时期尤其如此。为达此目的，朝廷指示边陲官员、将领“驭众宽简，夷夏安之”。 717年，玄宗向边将发布诏敕，告诫他们说：

　　分命督将，保宁封疆。且变无知之俗，长为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备整。若脂膏不润，毫发无私，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彼当爱官吏犹父母，安国家如天地。

　　唐廷若要落实这一策略，需要“良将”。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便是其中一位。他在745年谈到自己的职责时说：“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王忠嗣将自己的弓收入囊中，以示不会鲁莽用兵。他只在胜券在握时才会采取军事行动。

　　唐廷虽然希望能由自己来处理对外事务，但它也允许边将在紧急情况下便宜行事。这个做法源于便利性和必要性的考量。由于当时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边将和朝廷难以及时互通消息。边将在面临危机时需要独立判断，立即应对。丰州总管张长逊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619年年初，一名唐使奉命前往突厥。在途经丰州时，该唐使收到朝廷指令，突厥君主刚刚去世，行程就此取消。突厥得到消息后怒不可遏，计划袭击丰州。在此紧急关头，张长逊不顾朝廷指示，要使者继续出使任务。突厥于是取消了计划。张长逊随机应变，避免了突厥的入侵。同样是这位足智多谋的张长逊，在得知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和薛举已经要求突厥提供军事援助后，伪造了一封唐朝皇帝发给突厥首领莫贺咄设的诏书。这份伪造的文书使突厥首领误认为唐廷已经对二人的计谋了如指掌。结果，突厥首领回绝了他们的请求。高祖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对张长逊厚加赏赐。

　　太宗同样奖赏了那些能够相机行事并为唐带来利益的地方官员。刘师立（？—640）是岐州（今陕西凤翔）都督，曾请示朝廷允许他出兵征讨吐谷浑。他在得到朝廷指示之前，先行派下属在吐谷浑部民之间挑拨离间，鼓动他们投靠唐廷。许多人因此向刘师立投降。他还对党项的一位部落首领运用了相同的策略，同样效果卓著。营州都督薛万淑甚至比刘师立更加大胆。他没有派自己的部下去游说东北各部落投降，而是委任一名契丹部落首领代行其事。这位首领后来带着十多个部落前来投靠薛万淑。

　　有唐一代，一些棘手的对外事务是由地方官员处理的。他们有时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有时则会酿成大祸。671年，唐驻高句丽镇将薛仁贵写信谴责新罗最近对唐军采取的敌对行动，但并未能够挽救唐与新罗的联盟。 722年，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派四千名骑兵击败了围困小勃律的吐蕃军队。这次行动挫败了吐蕃向西北扩张的企图，捍卫了唐在西域的利益。 736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向吐蕃的地方节度使提议，拆除双方的边境防御工事。崔希逸反复劝说，成功地打消了吐蕃将领的顾虑，二人订立了同盟。 787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秘密遣使游说南诏君主归顺唐廷，成功地削弱了吐蕃与南诏的关系。韦皋是在南诏君主表达了归顺唐朝的意愿后，才将自己的行动上报朝廷。唐廷指示韦皋以个人名义与南诏联络，并委派他全权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两年，韦皋两度致书南诏。唐与南诏的接触引起吐蕃的猜忌，吐蕃因此解除了与南诏的军事联盟。 870年，南诏军队兵临成都城下。当地节度使及其副手为避免一场大战，主动写信与南诏将军沟通。他们还紧急向朝廷建议，遣使造访南诏。这些努力虽然未能使成都转危为安，却为唐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应对南诏最终发起的攻势做好了准备。

　　武周朝廷在巩固了内部统治后，开始加强对外交事务的控制。701年的一封敕书规定：“化外人及贼须招慰者，并委当州及所管都督府审勘当奏闻，不得辄即招慰及擅发文牒，所在官司亦不得辄相承受。……若别敕令招慰得降附者，挟名奏听处分。”

　　唐廷尤其担心的是，一些地方官员置总体对外战略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行之。这种忧虑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唐廷与边将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从唐开国到八世纪二十年代的鼎盛期，一些边将由于在行政、军事方面的出色表现而飞黄腾达，有些人甚至官拜宰相。但随着唐进入和平期，武将靠军功加官晋爵的机会逐渐减少。一些边将为了建功立业故意挑起边境冲突，然后通过战争获取军功。但是，唐廷为了维护皇帝言而有信的形象，必须禁止边将擅自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唐廷为了安抚四邻，还需要限制以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的主张。唐廷与边吏、边将的利益冲突，为亚洲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动力，深刻地影响着唐朝边疆局势的发展变化。下面是几则典型案例。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