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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奥托·冯·俾斯麦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外交家。他曾说，在一个由5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个国家组成的集团。以此类推，在3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最好加入两个国家组成的集团。

　　整整15年，中苏美三角关系中的主角都忘记了这一至理名言——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种种计策手段不按常理出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到目的。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才是冷战的战略本质，美国和中国的敌对是次要矛盾，尽管其主导着亚洲的外交。但是，毛泽东一直在与苏联竞争意识形态上谁执牛耳和地缘战略分析上谁更正确，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绝不可能因它们各自对美国的敌意而走到一起——除了朝鲜战争那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即使那时它们也没有完全同心同德。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借台湾海峡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几乎同时，他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发难。他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估计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允许对方把他打败。毛泽东高超地运用了前一章讲过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以心理力量来掩饰实际的虚弱。

　　朝鲜战争结束时，依传统理论研究国际事务的人们——特别是西方学者——判断毛泽东会寻求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共产党胜利以后，还没有享受一个月哪怕是表面上的太平日子。土改、学习苏联经济模式、镇反，一件件大事接踵而来。与此同时，这个依然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还在和一个有着先进军事技术的核超级大国作战。

　　相比之下，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结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标志着国内秩序回归“正常”，这种正常局面一直持续到那个10年的结束。在国际上，朝鲜战争已然成为共产主义通过政治颠覆和军事行动来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模板，亚洲其他地方也为此提供了佐证：马来西亚的游击战，新加坡左派的暴力夺权，印度支那战争中左派力量的日趋强大。而美国观念的误区在于把共产主义阵营看作是紧密一体的，没有认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彼此已经猜忌颇深。

　　艾森豪威尔政府套用美国在欧洲的经验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效法马歇尔计划，试图加速共产世界周围国家的自立进程，并建造北约式的军事联盟，例如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然而，它没有充分考虑欧洲国家和亚洲边缘国家间的本质区别。战后的欧洲国家都是有着完备的国家机构的成型国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现实与期望差距巨大，这些国家仍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消灭了这一差距并实现了自立。在维持基本的国内稳定之后，安全任务即转为防御跨过国际上确认的边境线而发动的军事进攻。

　　相比之下，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们要做的是超越民族和宗教的隔阂建立政体，达成政治共识。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任务，不是军事任务。它们的安全威胁是国内叛乱或游击战，不是国外的军事入侵。尤其在印度支那，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出现的4个国家（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的边界尚有争议，也缺乏独立国家的传统。这些冲突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节奏，虽受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各方政策的影响，却不受北京、莫斯科或华盛顿的具体控制。因此，在亚洲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军事挑战。军事战略和政治及社会改革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第一次台海危机

　　北京和台湾各执一词，都坚持自己代表中国。国民党认为，台湾不是独立国家，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暂居地。国民党的宣传言论一贯坚持，虽然共产党暂时占据大陆，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一定会反攻大陆，恢复正统。而在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由被推翻的国民党占据，它与大陆的分离以及与外国势力结盟是中国“百年耻辱”的最后污点。双方都同意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政治实体，分歧在于哪个政府才是合法的执政者。

　　美国及其同盟时不时地提出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个国家的主张即所谓的“两个中国”，但双方政府都坚决反对过这一提议，说这会阻碍它们实现解放对方的神圣使命。美国一改初衷，转而支持台湾的立场，即中华民国为“真正的”中国政府，有权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席位。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51年解释杜鲁门政府的这一立场时说，与表面现象相反，“北平政府（当时国民党对北京的称呼）……不是中国政府……它无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对美国来说，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实际控制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在法律和外交意义上却并不存在。此后的20年间，美国的官方立场一直如此，没有大的变动。

　　美国这一立场使它无意间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按北京的国际事务观，一个世纪以来列强一直阴谋分裂并统治中国，美国成了最新加入这个阴谋的国家。北京认为，只要台湾保持一个分立的政权并接受外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建立“新中国”的事业就未竟全功。

　　蒋介石的首要同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毫无兴趣。虽然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不时要求白宫“放手让蒋介石干”，但是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认真考虑过通过发动战争来扭转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的局面。

　　1954年8月，朝鲜战争的炮火停息刚刚一年多，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了。危机的起因是国民党撤离大陆后保留下来的一块地方：国民党军队还占着紧挨着中国大陆海岸的几个岛屿，并且在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有金门、马祖，还有几个更小的岛屿，离大陆比离台湾近得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沿岸岛屿既可说是台湾的第一道防线，也可像国民党宣传言论所称，是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

　　这些岛屿在10年内居然引发了两次重大危机，而且其间苏联和美国都曾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就它们的位置来说，这一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它们不涉及苏联和美国的任何战略利益。后来事实证明也不涉及中国的战略利益。毛泽东不过是借此表明他对国际关系的观点：第一次台海危机是他对美战略的一部分，第二次则是对苏——尤其是对赫鲁晓夫战略的一部分。

　　金门距中国重要港口城市——厦门最近处大约2英里，马祖离福州的距离也差不多。这些岛屿从大陆目力可及，完全在大炮射程以内。台湾则远在100多英里以外。解放军在1949年曾对金门发动过进攻，但国民党部队顽强抵抗，击退了进攻。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迫使毛泽东无限期推迟解放台湾的计划，中国为完全解放台湾向苏联求援，得到的却是敷衍推诿——由此开始，两国最终走向反目。

　　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成为总统后，形势复杂起来。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他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宣布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艾森豪威尔的理由是，因为第七舰队阻止了台海双方彼此攻击，“实际上等于美国海军成了共产主义中国的防卫力量”，而当时中国军队正在朝鲜与美国军队交战。现在他命令第七舰队离开台湾海峡，因为美国人“当然没有义务保护一个在朝鲜和我们交战的国家”。

　　在中国看来，第七舰队部署在台湾海峡是美国的重大进攻行为。矛盾的是，现在第七舰队的撤出引发了新的危机。台湾开始向金门、马祖增派数千部队并运送大量的军事装备。

　　双方都面临着难题。中国绝不会放弃解放台湾的决心，但在第七舰队这样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它只能推迟计划。第七舰队撤走后，它收复沿岸岛屿的障碍即不复存在。对美国来说，它尽管承诺“保卫”台湾，但为了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称做“一堆岩石”的小岛打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和台湾谈判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后，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

　　在挑战面前，毛泽东通常会采取最出人意料、最曲折迂回的办法。在国务卿杜勒斯飞往马尼拉组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途中，毛泽东下令对金门、马祖发动大规模炮战——锋镝直指台湾自治的船首，也考验美国对亚洲多边防御的承诺。

　　对金门的第一波炮击造成两名美国军官的死亡，促使美国立即把3艘航母组成的作战群重新部署到台湾海峡附近。美国曾经矢言不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卫力量”，所以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进行炮火反攻和空中袭击。与此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开始研究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计划，如果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话。艾森豪威尔当时已有所顾虑，只批准了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的计划。几个没人想要的小岛引起的危机就这样具有了全球意味。

　　然而，这场危机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中国并未直接威胁台湾，美国也不想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危机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眼看就要引发对抗，而是转为微妙的危机管理。双方在政治层面上宣称军事对抗，但都在斡旋设定错综复杂的规则以防止军事对抗。在台湾海峡的往来策略中，孙子的影子无处不在。

　　结果并没有爆发战争，而是形成了“斗中求存”的局面。为防止中方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因低估美国的决心而发动进攻，杜勒斯和台湾“驻美大使”于1954年11月23日在华盛顿草签了计划已久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关于刚刚遭到炮击的岛屿，美国的承诺却模糊不清：条约注明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距台湾25英里处一个较大的岛屿群），没有提及金门、马祖和其他紧靠中国大陆的岛屿，把它们留待以后“协议决定”。

　　至于毛泽东，他禁止部队指挥官攻击美军，同时又表明不惧美国最具威胁力的武器。他利用在北京会见芬兰新任大使这个毫不相关的场合，突兀地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的威胁：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注释标题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这是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教于北京递交国书时谈话的要点），载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2~153页。

　　台海两边都在按围棋的规则博弈，大陆开始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解放军部队登上了条约没有具体涵盖的两个较小的岛群，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双方仍在小心地界定自己的红线。美国不打算保卫那些小岛；事实上，第七舰队为国民党军队从岛上撤退提供了帮助。解放军部队则接到禁令，不准向美军开火。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言辞对他的苏联盟友产生的影响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他有义务支持他的盟友，却要为对苏联毫无战略利益的小岛担着卷入核战争的风险，对此，他不断声称这是不可接受的。苏联那些人口不多的欧洲盟国听毛泽东说中国在战争中哪怕失去一半人口，最后还会胜利，更是既惊且惧。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与毛泽东见招拆招。他们不想求证毛泽东是否真经得起核战争，但也不想放弃捍卫国家利益。1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安排在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授权艾森豪威尔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和台湾海峡“相关的阵地和领土”。危机管理的艺术在于把筹码加到对手不会跟进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对手正面交锋。根据这个原则，杜勒斯在1955年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准备使用中国没有的战术核武器应对共产党发动的任何新的大规模进攻。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发出同样的警告，说只要不伤及平民，他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战术核武器，“就像使用子弹或任何别的武器一样”。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危机期间明确发出核威胁。

　　毛泽东宣称中国不怕核战争原来只是说说而已。他指示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放出口风，后退一步。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伸出了橄榄枝：“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一周后，中国停止了台湾海峡的炮战。

　　像朝鲜战争一样，这次也是平局。双方都达到了短期目标。美国遏止了一场军事威胁。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他的战略其实更为复杂，因为他清楚大陆的军队在美台协力抵抗面前无力攻占金门和马祖。他对赫鲁晓夫说，他根本无意占领那些岛屿，他是要通过威胁那些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

　　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继续占领金门马祖意味着我们的岸炮和空军可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该两岛，我们就失去了随时让他不得安宁的能力。 注释标题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编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4年），第263页。

　　按这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它对自身的军事行动有所克制，是为了防止出现“两个中国”。

　　莫斯科的战略观更为直截了当，也真正知道核武器的厉害。它无法理解为了作象征性的表示居然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这一做法。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抱怨说：“你既然开炮，就应该占领那些岛屿，你如果认为不必占领，那么开炮就没有用处。我不理解你的政策。”一本毛泽东的传记甚至说，毛泽东挑起危机的真正意图是造成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使苏联被迫帮助中国发展刚起步的核武器计划，以减轻万一战争爆发苏联必须驰援的压力。这一说法虽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这场危机还有许多其他出人意料之处，包括苏联决定帮助北京发展核计划，以便和这个令人头痛的盟友拉开距离，将来危机重起时让中国自己负责核防卫——后来由于围绕沿海岛屿发生第二次危机，苏联收回了这一决定。

　　与美国的外交插曲

　　危机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美中恢复了官方对话。在1954年为解决法国和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之间的第一次越南战争问题而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北京和华盛顿勉强同意通过驻日内瓦的领事级官员保持接触。

　　这个安排提供了某种安全网的框架，避免由于误会擦枪走火。然而双方对此都无太大信心。或许，他们内心对此根本不赞成。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杜鲁门政府中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外交举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视中国为最顽固激进的共产党国家。因此，它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在亚洲构建安全体系，遏制中国可能发动的进攻。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向中国做出任何外交姿态，以免危及东南亚条约组织这类依然脆弱的安全体系，以及刚同日本和韩国建立的联盟。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既为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的态度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并无二致。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的痼疾，只要美国把台湾当局作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美对抗就在所难免。中美外交注定难有进展，因为对中国来说，只要美国不同意撤出台湾，其余一切免谈；美国则坚持除非中国宣布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否则不谈撤出台湾。

　　因此，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中美对话以失败告终，因为只要一方坚持基本立场，就没什么可谈的。美国重申台湾地位应由北京和台北谈判解决，而且谈判也应有美国和日本参加。北京把这一建议解读为企图改变“二战”期间开罗会议关于宣布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决定。北京还拒绝放弃使用武力，认为这个要求是侵犯中国实现对自己领土完全控制的主权权利。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长达10年的王炳南大使在回忆录中对中美僵局做了这样的总结：“回头去看，美国当时不可能改变它的中国政策。在那时的情况下，我们直奔台湾问题，但那是最困难，最不可能解决，也是最动感情的问题。谈判当然不会有结果。”

　　中美对话只产生了两个协议。第一个是程序性的：把日内瓦领事级的接触升格为大使级（升到大使级的意义在于大使实际上代表着国家元首，自由度和影响力都较大），可它不过是把谈判的僵局制度化了而已。从1955年到1971年的16年间，美国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共举行了136次会谈（自1958年开始，华沙被定为会谈的地点，所以大部分会谈都是在华沙举行的）。唯一实质性的协议是1955年9月达成的，该协议规定中美双方准许内战时被困在对方境内的公民回国。

　　在那之后的15年间，美国政策的重心一直在要求中国正式宣布对台放弃使用武力。1966年3月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做证时说：“我们年复一年地搜寻共产党中国愿意放弃武力解决争端的任何蛛丝马迹。我们也在寻找它不再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的迹象。中共的态度却一直是敌对和僵硬的。”

　　美国对别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像对中国这样，把完全放弃使用武力这种严苛的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腊斯克倒是注意到了20世纪60年代期间，中国尽管言辞激烈，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却相对克制。然而，他仍然说美国的政策基础应以中国的言辞为准——意识形态比实际行为更加重要：

　　有人说我们不应该理会中共领导人的言辞，而是看他们的行动。确实，他们的行动比言辞更谨慎——他们自己的行动比他们要求苏联采取的行动更谨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他们宣布的将来的意图和计划。 注释标题 “腊斯克对众议院关于共产党中国政策小组的讲话”，取自ProQuest历史报刊数码数据库（1851~2007），《纽约时报》（1966年4月17日）。

　　在此种态度的主导下，美国以中共拒绝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为借口，在1957年把日内瓦会谈从大使级降到一秘级。中国撤回了代表团，会谈中止。不久后发生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尽管表面上是出于别的原因。

　　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位30多年后去世。经过短短的一段过渡期后，赫鲁晓夫接掌大权。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赫鲁晓夫那代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上升时期正值20世纪30年代，其间一次次的大清洗消灭了整整一代领导人。他们飞黄腾达的代价是日夜惕厉，心不能安，因为他们目击并参加了对整个领导层的清洗，也知道自己可能遭到同样的下场；事实上，斯大林临终前正准备开始又一轮清洗。赫鲁晓夫他们不想改变把恐怖常态化的制度，只是企图在重申他们为之献身的核心信念的同时调整制度的一些做法，并且把制度的缺失归咎于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这是下文将讨论到的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心理基础。）

　　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气势汹汹，但内心明白，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赫鲁晓夫的许多外交政策都可以称为寻求“速效办法”：1961年爆炸超高当量的热核装置，对柏林发出的一系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隔几十年回头去看，可以说赫鲁晓夫这些举动是为了寻求谈判的心理均势，而他深知谈判对手强大得多。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居高临下中夹杂着无奈和恼怒，因为充满自信的中国领导人竟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他知道与中国结盟在战略上有益，但却害怕中国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试图征服毛泽东，却从未找到让毛泽东把他当回事的办法。毛泽东借苏联的旗号以壮声威，却完全不考虑苏联的战略优先。最后，赫鲁晓夫从起初努力经营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转为对中国的气恼和冷淡，同时逐渐在苏中边境集结兵力，他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甚至考虑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也使它们分道扬镳。历史上两国的关系积怨深重。中国领导人忘不了沙俄夺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忘不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做交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毛泽东花了两个月才说服斯大林与中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做出重大让步。

　　除了历史宿愿，两国在现代外交关系中也摩擦不断。苏联把共产世界视为一个战略实体，必须由其领导。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卫星国依靠它的军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它的经济支持。苏共政治局由此便认为它在亚洲当然也应占据同样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自然对苏联的态度极为反感。文化差异更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局势——尤其是苏联领导人常常对中国人的历史敏感浑然不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此言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年来都说中国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再加失业问题严重，因此是廉价劳力的来源。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认为这是污辱。你这个建议让我们很难办。如果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注释标题 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49页。

　　强烈的民族主义令毛泽东无法接受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前提。苏维埃帝国的安全和政治的焦点在欧洲，但欧洲并不是毛泽东的首要关注。此外，毛泽东还拒绝参加1955年苏联为抗衡北约所创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

　　1955年，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议创立了一个新奇又自我矛盾的集团——不结盟国家的联盟。毛泽东寻求苏联支持，以作为抵制美国为在亚洲建立霸权而对中国施压的砝码。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把不结盟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彼此竞争。

　　两国的自我认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俄国经历了残酷的武力压迫和痛苦的磨难才从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下挣脱出来。它从未得到过别国的景仰，而且人口中一大部分都不是俄罗斯族。史上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来外国思想家和专家，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这在中国历代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国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它的盟国几乎无一没有它的驻军。因此，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也是最优越的政体。它的所作所为影响遍及全世界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

　　在基于意识形态而建立的社会里，界定合法性的权力至为重要。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自称为老师，他不会把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主导权拱手让人。中国宣称有权解释正统，这威胁了苏维埃帝国的一统，为其他各国自行解释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大门。两国开始因解释上的细微差别引起的恼怒转为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议，最终变成真刀真枪的军事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先是取法自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的经济政策。1952年，周恩来甚至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专赴莫斯科取经。1953年初，斯大林给出他的意见，敦促中国多注意平衡，不要把年经济增长率定得太高，维持在13%到14%较好。

　　然而到1955年12月，毛泽东公开指出中苏经济各不相同，并列举了与苏联盟友相比，中国遇到并克服的“独特”而“重大”的挑战：

　　我们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因此，能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新起家，十月革命 注释标题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无军、无政、党员少）……我们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 注释标题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把中苏之间实践中的差别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独一无二，优于苏联：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 注释标题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上，谴责斯大林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还对其中的一些罪行做了详细的描述。这使得中苏两国对自己实际需要的不同观念演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撼了共产主义世界。几十年来，共产世界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即使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尽管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心存芥蒂，但还是正式承认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贡献。更令人难堪的是，赫鲁晓夫讲话时不准非苏联本国的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待在会议厅内。苏联的兄弟盟友们连一份权威性的讲稿都拿不到。北京最初的反应是根据中国代表听别人转述赫鲁晓夫报告记下的不完整的笔记做出的；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靠《纽约时报》报道的中文译文来了解局势。

　　北京很快就开始批判莫斯科“丢弃”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担心的中国铁托主义出现了，不过是以捍卫斯大林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出现的。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行为是“修正主义”——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新词——意思是说苏联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要回到资产阶级的过去。

　　为了重建团结，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毛泽东也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在国外逗留。当时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与会者们相信苏联在技术上和实力上都蒸蒸日上，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毛泽东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辛辣地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不过他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所得出的结论却令苏联盟友大不自在。因为他认为，形势对中国自立门户越来越有利了。

　　与此同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重申赫鲁晓夫的呼吁，要社会主义阵营努力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这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那次会上确定的目标。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给予了异常尖锐的驳斥，他在会上号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再次宣布中国无惧核武器。“我们不要害怕战争”，他声称：

　　我们不要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还是热核战——我们都会胜利。如果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怎么样呢？战争嘛。过几年我们会努力生出更多的孩子来。 注释标题 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55页。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不安”，他回忆说毛泽东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谈到核大战时，听众勉强发出紧张的笑声。毛泽东讲完话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抱怨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 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哪还有人留下来重新开张。”

　　中苏之间的争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化，但名义上它们还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确信只要苏联再努把力，就能恢复和中国的同志关系。他不明白，也许他明白但不肯承认，他的和平共处政策——特别是加上对核战争表现出来的恐惧——在毛泽东眼里是与中苏联盟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对核战争的恐惧会战胜对盟友的忠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宣示了中国的独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在北京的大使建议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以便指挥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并建议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交换。苏联为中国这个正式盟友提供了大部分提升军力的技术，赫鲁晓夫凭此便以为毛泽东会接受他的建议，不料结果却大相径庭。毛泽东听了苏联的建议勃然大怒，坦率地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强烈不满，莫斯科大为惊讶，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去安抚盟友受伤的自尊。

　　然而，赫鲁晓夫到北京后又提出了一个更不受欢迎的建议。他提出特别准许中国进入苏联在北冰洋的潜艇基地——交换条件是苏联使用中国在太平洋的不冻港。“不行，”毛泽东回答说，“这个我们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自己领土上驻军，不能在别人的领土上驻军。”他指出，“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赶走好多年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常的盟友若就具体问题发生龃龉，通常会加倍努力地解决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而赫鲁晓夫1958年访问北京铩羽而归，却为双方互相指责留下了众多的口实。

　　赫鲁晓夫把海军基地引起的争议归咎于苏联大使擅自主张，令其处于下风。社会主义国家把军事和文职渠道严格分开，毛泽东对这种组织方法了然于胸，一眼就看穿了赫鲁晓夫的拙劣托词。在与赫鲁晓夫长时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按先后顺序一一回顾了中苏关系中的种种事情，诱使赫鲁晓夫提出更具有污辱性的荒唐建议——也许毛泽东有意这样做，好让中国的干部看看这个竟敢污蔑斯大林的人是多么不可靠。

　　毛泽东也利用这次谈话的机会发泄了对莫斯科蛮横态度的不满。他愤愤地谈到1949年到1950年间那个冬天他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毛泽东：……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革命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是认为有那个可能。

　　毛泽东：（1949年12月）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和我们缔结友好条约，不想宣布和国民党的旧条约无效。我记得（苏联翻译）费德林和（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卡瓦廖夫向我转达他（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在苏联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可是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个任务：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光是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想搞友好条约，就算了。我就执行我这三个任务吧。 注释标题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谈话，1958年7月31日”，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两人唇枪舌剑的交锋很快从历史转入到对现时的争论中来。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中国人是否真的认为苏联人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毛泽东的回答表明了与苏联结盟的条件曾令他多么耿耿于怀：“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拿走了旅顺港，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半殖民地，还建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然而，虽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对斯大林有很多怨言，但他对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还是尊重的：

　　赫鲁晓夫：你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而且批评我批判斯大林，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你批评（他）是为了别的事情。

　　赫鲁晓夫：我在党代会上也讲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我一直说，现在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说，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我们只是不同意批评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 注释标题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谈话，1958年7月31日”，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第二天，毛泽东并没有在正式的会议室里会见赫鲁晓夫，而是在游泳池边。这种方式为此次会见定下了基调。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好套个救生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沿着游泳池的边儿跟着他们走来走去。后来赫鲁晓夫抱怨说：“毛泽东用这个办法来压我。哼，我受够了……我爬出来，坐在池沿儿上，两条腿悬在池边泡在水里。这下我在上面了，他在下面游。”

　　一年后，1959年10月3日，赫鲁晓夫访美返程途中在北京停留，向他这个不听话的盟友通报他与艾森豪威尔会见的情况，结果反而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中国领导人们对赫鲁晓夫访美已经是疑心重重，听到赫鲁晓夫在谈到不久前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地区第一次边境冲突时居然站在印度一方，更是火冒三丈。

　　外交实非赫鲁晓夫的强项，他竟然又提到达赖喇嘛；中国人至为敏感，一触即跳的问题非此莫属。他批评毛泽东在年初西藏叛乱期间不够强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我说句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西藏在你们的控制下，你们在那里应该有情报人员，应该了解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毛泽东表示异议后，他还坚持这个话题，说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消灭，不该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不会让他逃掉。把他装在棺材里更好。现在他到了印度，可能还会去美国。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不可能，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他要走我们挡不住，和印度的边境那么长，他随便从哪里都能走。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让他走是错误的。你们给他机会逃到印度去，和尼赫鲁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西藏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注释标题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谈话，1959年10月3日”，存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99，第1~33页，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译，《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那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会面。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以后的10年间，全球一直将中苏之间的紧张看作两个共产主义巨人自家人的争吵，而不是它所演变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在同苏联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中，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另外一场危机。

　　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播报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最后，炮击奇怪地形成了单日开炮、双日休息的规律，开炮前还特意向岛上居民发警报，而且炮击常常避开军事要地。毛泽东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这是“政治战”的手法，不是一般的军事战略。

　　这次危机的一些促成因素是人们早已熟悉的。北京想再次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坚决到什么程度。同时，炮击也是中国对美国把上次危机后得以恢复的美中会谈降级的反应。但是这次最主要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危机开始时，毛泽东在领导班子的务虚会上对同事们解释说，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在夏天进入了黎巴嫩，炮击金门、马祖即是中国对美国干预黎巴嫩的反应：

　　坦白说，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故意制造国际紧张。我们要给美国人一个教训。美国多年来一直欺负我们，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让它难受一下？……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也烧一把火。看他们怎么办。 注释标题 吴冷西，“炮击金门的决策内幕”，第208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沿岸岛屿的炮击是与苏联竞争的一着。苏联面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行动无所作为，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则保持警醒，二者对比鲜明。

　　毛泽东解释道，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孙子斗中求存的原则古为今用，成为进攻性威慑策略。

　　炮击金门最重要的不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嘲弄，而是对中国正式盟友苏联的挑战。在毛泽东眼中，由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苏联这个盟友变得不再可靠，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对手。他似乎认为，如果台海危机被推至战争边缘，赫鲁晓夫也许就必须在他的和平共处新政策和与中国的盟友关系之间做出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在外部世界眼中，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有莫斯科的首肯，这是对毛泽东特别有利之处。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的3周前，赫鲁晓夫刚刚访问过北京——即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极不愉快的会面——正如他4年前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时也在北京一样。在这两次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毛泽东都只字未向苏联人提过他的战略意图，但美国却认为两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的行动不仅有苏联的支持，而且为苏联所授意——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甚至做了这样的指控。中国把它的苏联盟友强拉入它对外作战的行列，苏联不情不愿，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潜艇基地危机”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以此诱使赫鲁晓夫来北京，在毛泽东拟定的脚本中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次苏联也发出了核威胁，来帮助正在羞辱它的盟友。

　　1958年炮击期间约有1 000人伤亡。像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一样，中国宣称不惧核讹诈，而实际行动却是精心策划，进退有度。炮击开始时毛泽东要求部队指挥官在打炮时避免造成美国人的死亡。当指挥官们回答说无法保证做到的时候，毛泽东命令炮火不得打到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能对国民党的船只开火，如果受到美国舰只火力攻击时不得还击。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中国宣传攻势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宣布中国“即将”登上岛屿，号召国民党军队投诚，加入“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泽东却说那是“严重的错误”。

　　杜勒斯也是玩斗中求存的好手，和毛泽东可算是旗鼓相当。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美国承诺“保卫”台湾，包括“金门、马祖等相关阵地”。杜勒斯本能地感觉中国的目标有限，于是实际上也表示出美国愿意限制危机的范围：“然而，不论中国共产党的言辞及迄今为止的行动如何，尚不能肯定他们的目的是用武力征服台湾以及大陆沿岸各岛。”9月5日，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目的是把中美会谈恢复到大使级，因而证实了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9月6日，白宫发表声明，他们注意到周恩来的讲话并表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准备代表美国参加复谈。

　　至此危机就应该结束了。中美双方像是在排练一出已经演熟的话剧，互相做出重复多次的威胁，然后像过去一样，找到熟悉的下台台阶——恢复外交接触。

　　三角关系中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赫鲁晓夫。他前一年在莫斯科，后来又在北京两次听毛泽东说过不怕核战争，因此左右为难，一方面害怕核战争，另一方面又害怕如果不支持中国会失去这个重要盟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弄不懂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怎么会变成了战略对手，但以他对核武器威力的了解，要他把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常用的外交手段又使他如芒在背。

　　当一位政治家遇到难题手忙脚乱时，他也许会病急乱投医。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北京敦促中国自我克制，但他知道中国会不高兴，于是让葛罗米柯向中国领导人出示他准备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稿，信中威胁说如果台海危机升级，苏联将全力支持中国——暗示核支持。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伟大朋友、同盟和邻国。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还警告说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

　　赫鲁晓夫的努力两头都失败了。9月12日，艾森豪威尔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来信。艾森豪威尔对中国愿意恢复大使级会谈表示欢迎，并重申坚持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他敦促赫鲁晓夫劝告中国力行克制。艾森豪威尔不知道赫鲁晓夫其实不过是别人写好的剧本中的一个演员，反而暗指苏联和中国串通一气，说“这场激烈的军事行动是8月23日开始的——在你访问北京的3周后”。

　　几乎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9月11日的公开讲话中坚决为美国卷入沿岸岛屿的冲突做出辩解。他警告说，炮击金门、马祖可以和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20世纪30年代日本征服满洲（这个比喻令中国人特别恼怒）相提并论。

　　葛罗米柯访问北京也无功而返。毛泽东看了信稿后大谈核战争爆发的可能，以及苏联应在什么情况下对美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毛泽东明知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所以他发出威胁就更加有恃无恐。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的满不在乎使他“瞠目结舌”，他引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话说：

　　我想美国可能会和中国打仗。这个可能我们必须考虑。但是我们不会屈服！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就必须从边境地区撤到内地。必须把敌人引到中国纵深地带，好紧紧钳制住美国军队……只有当美国人到了华中的省份，你们才应动用一切力量。 注释标题 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纽约：双日出版社，1990年），第251~252页。

　　毛泽东说只有到美军被引到中国纵深的时候才会要求苏联帮助——他心知既然危机已经结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葛罗米柯从北京发回的报告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但是赫鲁晓夫为防核战争爆发还是又做了两件事。他认为北京担心美国侵略，所以为平息这一担心，他提出把苏联防空兵部队派到福建省。北京对此并未立即回答，待危机结束后才表示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要置于中国的指挥之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紧张不安的赫鲁晓夫在9月19日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敦促美国克制，但警告说核战争迫在眉睫。其实，在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到达之前，中美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总结了苏联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咱们之间在内部说我们不会为台湾打仗，但对外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我们说如果台湾引发形势恶化，苏联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宣布要保卫台湾，于是就出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局势。 注释标题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谈话，1959年10月3日”。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是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尤其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有时可能必须亮出底牌，他必须考虑若是虚张声势将来可能使他无法取信于人。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利用赫鲁晓夫的左右为难诱使他发出核威胁，这个他自己承认无意付诸实施的核威胁使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陷于紧张，而这全都是为了一个对赫鲁晓夫来说无足轻重的问题和一个对他轻蔑以待的盟友。

　　毛泽东一定在暗自发笑：他成功地挑动苏联和美国彼此以核战争相威胁，而这竟然是为了中国政治版图上一块非军事要地的地方，一块世界上最不具地缘政治意义的土地。而且，毛泽东是在中国远弱于美苏的情况下自选时机做成这件事的，他从中取得了宣传上的重大胜利，按他的宣传机器所说，中国是底气十足地重回中美大使级会谈的。

　　毛泽东引发了危机，又结束了危机，他宣称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仗，美国愿意坐下来谈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看来对他们不利，现在不和我们谈判的话他们会天天紧张。好吧，那就谈吧。从大局出发，通过谈判或和平手段解决和美国的争端比较好，因为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 注释标题 夏亚峰，《与敌人谈判》，第98~99页。

　　周恩来的评估更是复杂。在他看来，第二次台海危机证明，即使在两个核大国互相威胁要打核战争的时候，中国台海双方仍然可以隔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壁垒进行无言的谈判。约15年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对他讲起了北京的战略：

　　1958年，当时的杜勒斯国务卿想让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便把台湾和大陆彻底分开，在中间画一条线。蒋介石不愿意这么做。 注释标题 1958年9月30日，第二次沿岸岛屿危机爆发6周后，杜勒斯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在金门和马祖驻扎大量国民党军队提出质疑，并指出美国“不担负保卫沿岸岛屿的法律责任”。蒋介石在第二天做出回应，说杜勒斯的话是“单方面谈话”，台北“没有义务遵守”。同时，台北继续在沿岸岛屿加强保卫力量。宫力，“50年代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及中国采取的对策”，第163页。 我们也建议他不要撤出金门、马祖。我们是通过打炮建议他不要撤出的——我们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节假日也不打炮。这样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没有撤走。不需要别的手段或信号，就用打炮这个办法他们就明白。 注释标题 “谈话备忘录：1972年2月24日下午5：15~晚8：05于北京”，载于史蒂文·E·菲利普斯编，《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7卷，《中国：1969~197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766页。

　　这些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危机的全球影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摆脱危机提供了出路，但会谈刚一恢复马上就又重陷僵局。事实上，毛泽东让人捉摸不定的举动使中美关系冻结在敌对状态长达10多年之久。华盛顿对中国铁了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确信不疑，结果是双方都不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手段。

　　危机对苏联领导层产生的影响与毛泽东想要的截然相反。苏联不仅没有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反而被毛泽东的言论吓坏了。毛泽东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多次谈到核战争可能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事事我行我素，不与苏联协商，这一切都使苏联紧张不安。危机过后，苏联中止了与中国的核合作，1959年6月，收回了它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苏联技术人员，取消了所有援助项目。他宣布说：“我们最好的专家——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中训练出来的人——去帮助他们，却受尽骚扰，对此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通过危机再次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一刻也不允许国家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这使邻国在中国后来陷于天下大乱之时，对是否趁机从中渔利踌躇再三。但是，中国也因此而日渐孤立，促使毛泽东10年后对他的外交政策重新考虑。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