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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鲜战争

　　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两个月之后，就于1949年12月16日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也是第一次出国访问。出访的目的是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但这次出访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把原本有望建立的中苏同盟变成了美国、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三角外交——三个国家彼此之间相互拉拢、打击。

　　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强调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不料，毛泽东访苏后不到一年，美中两国就兵戎相见。

　　对日战争结束后，解放了的朝鲜半岛分为美苏两个占领区，北朝鲜便是1948年9月根据美苏双方达成的协议在苏占区成立的。

　　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铁托是欧洲唯一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苏联占领获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毛泽东访苏前一年，铁托刚刚同苏联决裂。斯大林决心不再让此类事情在亚洲重演。他明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在地缘政治上意义重大；他的战略目标是操纵这一胜利产生的结果，从中得益。

　　斯大林一定非常清楚，和他打交道的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胜出为苏联所始料不及，而且胜利还是在无视苏联劝告的情况下取得的。尽管毛泽东宣布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会“一边倒”——倒向苏联，但是，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他是最不必仰息苏联的，因为他掌管着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相信，美国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激烈辩论预示着美国最终会企图扭转中国内战的结果——这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他达成的必然结论，因此他要争取从苏联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和军事支持。他访苏是为了建立正式同盟。

　　不过这两位共产党的领袖注定不会轻易合作。当时斯大林已在位近30年。他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战胜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领导苏联打败了纳粹侵略者。他的每一次清洗运动都有数百万人受害，就在毛泽东来访时，他又在策划新一轮的清洗。这时的斯大林已经不再理会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他对苏联民族历史的残酷解读，靠无情、多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方法治国。

　　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国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斯大林完全不把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看在眼里，对毛泽东立足农村，依靠农民的战略更是嗤之以鼻。苏联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1945年对日战争结束时，斯大林迫使蒋介石在满洲和新疆赋予苏联当年沙皇俄国享受的同等特权，并承认外蒙古这个名为独立、实则受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还积极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同年在雅尔塔，斯大林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条件，坚持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认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利，包括使用旅顺的一个海军基地和大连的一个港口。1945年8月，苏联和国民党当局签署了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条约。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共产党巨头在莫斯科的会面不可能是同志间本应有的热情拥抱。当时任苏共政治局成员的赫鲁晓夫回忆说：

　　斯大林喜欢对人表现他的好客，他也很会做主人。但是在毛泽东来访期间，斯大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见他一面——斯大林自己不见，也不让别人去招待，结果没有人敢去见毛泽东……毛放话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就要回国。斯大林听说了毛泽东的抱怨后，好像又和他吃了一顿饭。 注释标题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编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4年），第240页。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斯大林不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放弃对日参战为苏联所攫取的好处。在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毛泽东首先强调，他需要和平。他说：“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斯大林说，和平的前景不用担心，他这么说可能是为了使毛泽东不至于马上提出紧急援助的要求，为了减少结盟的紧迫性：

　　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4年。至于说中国，现实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站起来，因此它还没有准备好打仗；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而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到中国去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的保证可能不仅5到10年，而可能是20到25年，也许更长。 注释标题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谈话”，www.cwihp.org。

　　若果真如此，就真的不需要建立军事联盟了。当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了保留意见。他语出惊人地说没有必要制定新的盟约；现有的那份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签署的条约就够了。他解释说苏联采取此一立场是为了避免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雅尔塔协定》所涉条款提供法律上的借口”。

　　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是，苏联与毛泽东刚刚推翻的政府签订的那份协议是对中国的最好保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以此为理由，提出苏联当年强迫蒋介石在新疆和满洲做出的让步也应保持不变，而且还要求毛泽东主动这样做。毛泽东这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把斯大林的主意重新自行解释，这一解释等于对斯大林表示了拒绝。他说，满洲铁路沿线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条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中国的人员一训练完毕即马上接手，而苏联顾问可以待到训练完成。

　　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以及中国边疆的大片土地）。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有自信。两人都是顶尖的谋略家，都明白按照他们制定的政策走下去，总有一天两国的利益会发生冲突。

　　经过一个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让步了，同意缔结一项结盟条约。但是他坚持在对日和约签订前，苏联保留在大连和旅顺的基地。1950年2月14日，莫斯科和北京终于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规定了毛泽东想要达成而斯大林却尽量回避的内容，即在发生与第三国冲突时互助的义务。在理论上，条约规定中国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驰援苏联；而实际上，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周边地区的潜在危机加剧，中国将得到苏联的安全保障。

　　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满洲和新疆的矿山、铁路和其他的让步；允许苏联使用大连港，以及维持其在1952年之前一直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权利。多年后，毛泽东还在对赫鲁晓夫愤愤地提及斯大林企图通过逼中国做出这些让步，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行径。

　　对斯大林来说，这个东方邻国有一天若成为强国，将是苏联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巨大威胁。没有哪个苏联统治者能无视中苏两国长达2 000英里的边界及两边巨大的人口差距：一边是中国的5亿多人口，另一边苏联西伯利亚的人口总数还不到4 000万。对苏联来说，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人口规模才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优势呢？显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并没有减轻这一担忧，反而使疑虑加重了。斯大林老谋深算，他确信如果强人自认为能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就不会承认盟友的优势和重要性，不管这个盟友有多紧密。通过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接触，斯大林一定清楚，毛泽东绝不会接受别人在理论上比他高出一筹。

　　艾奇逊和中国铁托主义的诱惑

　　毛泽东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显示了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也表明了美国在即将形成的三角关系中潜藏的巨大作用。事情的起因是国务卿艾奇逊为回应美国国内的批评者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鼓噪，指示国务院在1949年8月发表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垮台的白皮书。虽然美国依然承认国民党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份白皮书说国民党“腐败、反动、效率低下”。艾奇逊因此得出结论，并在递交白皮书的信中报告杜鲁门：

　　不幸但又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是美国政府所无法控制的。美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结果。它是中国的内部势力造成的，美国曾试图施加影响，但无能为力。 注释标题 “转送函：1949年7月30日”，《对华白皮书：1949年8月》，第1卷（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xvi页。

　　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对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中强调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并提出了全面的亚洲新政策。他的讲话中有三点是重中之重。第一点是华盛顿不再插手中国内战。艾奇逊宣称，国民党政治上迂腐，军事上更是无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按艾奇逊的分析，共产党“并未造成这种局面”，他们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的无能为他们创造的机会。“蒋介石和他的残余部队现在成了中国沿海一个小岛上的难民。”

　　既然接受了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及其可能产生的任何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抵抗共产党占领台湾就没有意义了。这是美国1949年12月30日通过的NSC-48/2号文件做出的判断，这份反映美国国家政策的文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并得到了总统的批准。文件的结论是，“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并不足以让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杜鲁门在1月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美国政府不会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

　　第二点更为重要。艾奇逊从长远角度出发，挑明了到底是谁在威胁中国的独立：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手段为苏俄帝国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新的极为阴险的武器。苏联利用这些新武器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分离出去，并入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洲将近完成，而且我肯定苏联在内蒙古和新疆的代理人会有好消息向莫斯科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 注释标题 艾奇逊，“亚洲危机——对美国政策的审视”，第115页。

　　艾奇逊所讲的最后一点对将来的影响更加深远。它明明白白地建议中国走铁托的路。艾奇逊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无论中国奉行何种意识形态，它的领土完整都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一贯立场——谁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也是我们利益的敌人。”

　　艾奇逊提出了新的中美关系的前景，这种新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利益，不是意识形态：

　　（今天）旧的东西方关系已经破裂，这种关系最坏时是剥削，最好时也是家长式的。现在它已经完结，东西方在远东必须建立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的关系。 注释标题 艾奇逊，“亚洲危机——对美国政策的审视”，第118页。

　　从那以后的20年内，再也没有哪位美国高级官员就中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直到尼克松对他的内阁提出类似的意见。

　　艾奇逊的讲话是一记妙招儿，触到了斯大林的痛处。他忍不住做出反应，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前去看望仍在莫斯科进行结盟谈判的毛泽东，告诉他艾奇逊散布的“谣言”，其实是请毛泽东做一个令他们放心的表态。这样的手忙脚乱可不是斯大林一贯精明的风格。要求表态本身就意味着担心对方靠不住。如果认为一个伙伴有可能弃己而去，那么他的表态又怎么能相信呢？如果相信这个伙伴忠心可靠，又有什么必要让他表态呢？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逊的“谣言”其实正是当时中苏关系的准确写照。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要求毛泽东抵制艾奇逊指控苏联企图把中国的部分领土分离出去，或企图控制那些领土的话，还建议毛泽东斥其为对中国的污辱。毛泽东听了斯大林两位来使的话后未置可否，只是要了一份艾奇逊的讲话稿，并问他们认为艾奇逊此举到底是何用心。几天后，毛泽东批准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讥笑嘲讽的笔调对艾奇逊进行了攻击——不过，莫斯科以苏联外长的名义进行回应，说北京对艾奇逊的批驳是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虽然中国在声明中痛斥华盛顿的“谣言”，但发表方的级别并不太高，这样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毛泽东在莫斯科不肯表露自己的全部想法，因为他正努力为他依然孤立的国家织造安全网。

　　1956年12月，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隐晦方式表露了关于脱离莫斯科这一可能性的真实想法。他在表面上仍然拒绝这种可能，尽管语调温和了许多：

　　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 注释标题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但是如果美国愿意像毛泽东说的给中国“吃饱”，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始向中国示好时才得到回答。

　　金日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

　　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疑心颇重的绝对领袖彼此以己度人，隔空过招儿，原本可能会斗上好多年。却不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此时加入地缘政治的争斗，引起轩然大波。金日成就是斯大林在1949年12月与毛泽东初次会谈时开玩笑提到的人。当时斯大林为回避建立中苏军事同盟的话题，开玩笑说对和平唯一的威胁是来自北朝鲜，如果“金日成要打到中国去”的话。

　　金日成没有打中国，却发动了统一朝鲜的战争，这一战把大国们推到了世界大战的边缘，使得中美两国陷入了真刀真枪的对抗。

　　在北朝鲜攻入南朝鲜之前，各国似乎无法想象刚刚摆脱了内战的中国会对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互相怀疑，也是由于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怀疑，虽然他完全依靠这两个比他强大得多的盟友。

　　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很快就被用作日本入侵中国的跳板。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的北部被苏军占领，南部被美军占领。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三八线，是人为划定的，它只是反映了战争结束时美苏两国军队之间的界限。

　　1949年，作为占领国的美苏两国分别撤出，被占领区变成完全的主权国家，但南北朝鲜对边界都意有不甘。两国领导人，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一生为民族事业而斗争的人，自然不会就此罢手。两人都声称对面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边界上冲突不断。

　　从1949年6月美军撤出南朝鲜到1950年间，金日成一直企图说服斯大林和毛泽东默许他对南方进行全面进攻。开始两人都拒绝了这一建议。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问到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虽然支持进攻的目的，但认为美国干预的风险太大。他认为，任何征服南朝鲜的计划都得等中国拿下台湾，完全结束内战后再说。

　　中国这个目标恰恰成了促使金日成采取行动的一个诱因。尽管美国的各项表态模糊不清，但是金日成坚信，美国不可能接受共产党接连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因此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他征服南朝鲜的目标，以防华盛顿在中国占领台湾之后发生政策之变。几个月后，1950年4月，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立场。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斯大林强调，他坚信美国不会干预。苏联的一份外交文件记录道：

　　斯大林同志肯定地告诉金日成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对统一朝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现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就更不愿意在亚洲与共产党作对。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情形确实是这样。美国的普遍意见是不干预。现在苏联拥有了原子弹，在平壤也站稳了脚跟，使这种意见更得到了加强。 注释标题 凯瑟琳·威瑟斯比，“我们应该担心吗？斯大林与美国作战的危险”，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工作报告》，第39号（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02年7月），第9~11页。

　　笔者没有找到中苏此后就这个问题直接对话的记录。金日成及其特使成了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就朝鲜问题互相交流的中介。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想办法谋取对朝鲜的决定性影响，最起码要阻止对方达到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意把人民解放军中5万名朝鲜族士兵连人带枪拨给北朝鲜。此举是为了给金日成加油打气呢，还是表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但军事支持仅限于此呢？无论毛泽东的最终意图如何，实际结果都使得平壤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在美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的辩论中，艾奇逊在1950年1月所做的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广受批评，舆论说他把朝鲜半岛放在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之外，因而为北朝鲜的“入侵”开了绿灯。关于美国在太平洋义务的表述并不是艾奇逊首先提出的。1949年3月，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接受采访时也同样把朝鲜半岛放在了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外：

　　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

　　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转过弯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 注释标题 “麦克阿瑟矢言保卫日本”，《纽约时报》（1949年3月2日），《纽约时报》历史档案。

　　在那以后，美国把大部分军队撤出了朝鲜半岛。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援助南朝鲜的法案也遇到了重重阻力。艾奇逊说，“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在于一条沿阿留申群岛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岛……又从琉球群岛到菲律宾群岛的防御圈”。而这不过是重复了麦克阿瑟画出的防线而已。

　　具体关于朝鲜半岛，艾奇逊的表述语焉不详，这反映了美国当时对这一问题的举棋不定。既然南朝鲜是“一个得到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艾奇逊由此声称，“我们的责任就更加直接，我们的机会就更加清楚”（不过艾奇逊没有解释这些责任和机会是什么——具体来说是否包括它遭到“入侵”时为其提供防卫亦不得而知）。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地方发生了武装进攻，而该地并非正处于美国防御圈以南或以东的话，艾奇逊建议说：“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的人民起来抵抗，然后就要靠整个文明世界在《联合国宪章》下担负的承诺。”要达到威慑的效果，需要把国家意图表达得明确无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奇逊的讲话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份中国或苏联的文件提到过艾奇逊讲话的这部分内容。然而，最近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由他的间谍网或者叛变的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林窃取的NSC-48/2号文件。这份报告也明确地把朝鲜半岛置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苏联的分析人员一定对它深信不疑。

　　斯大林变卦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通过之前和毛泽东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得出的判断而对毛泽东不再抱幻想。毛泽东明明白白地表示苏联在中国的特权不会维持太久，他声明苏联对大连不冻港的控制只是暂时的。斯大林很有可能由此断定，统一后的朝鲜也许会更愿意满足苏联海军的需要。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去找毛泽东谈，说毛泽东“非常了解东方事务”。实际上，斯大林是尽可能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卸到中国人身上。他告诉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能提供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因为苏联担心和关注“西方的形势”，还忙不过来。他还警告金日成：“如果你受了欺负，我是不会出手帮忙的，你只能找毛泽东帮忙。”这是典型的斯大林风格：傲慢自大、深谋远虑、善于操纵、狡猾谨慎，外加粗俗冷酷，他为苏联获取地缘政治的利益，却把其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国。

　　斯大林通过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他又故技重施，两边下注以保稳赢不输。如果美国真的插手，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那么中国就会更加依靠苏联。如果中国应对美国的挑战，它将需要苏联大量的援助，同样会加大对苏联的依靠。反之，如果中国置身事外，北朝鲜会极为失望，那样苏联的影响力就会增加。

　　接下来，金日成飞往北京，在1950年5月13日到16日与毛泽东举行秘密会晤。在到达北京当晚与毛泽东的会见中，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进攻计划的认可并要求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斯大林为了进一步减少风险，在他所鼓励的进攻开始不久前撤走了北朝鲜部队中所有的苏联顾问，以保万无一失。当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因此而受到影响时，他又把苏联顾问派了回去，但却以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的记者身份为掩护。

　　两个社会主义巨人的一个小兄弟是如何发动一场影响世界的战争的呢？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就此问题向历史学家陈兼做了描述，陈兼把毛泽东和金日成重要谈话的内容介绍如下：

　　（金日成）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同意了他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请金日成谈谈他认为如果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美国会作何反应。毛泽东强调说既然李承晚政权是美国扶植的，朝鲜又离日本很近，因此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但金日成似乎很有信心，认为美国不会出兵，或至少没有时间出兵，因为北朝鲜两三个星期之内就可以结束战斗。毛泽东确实问了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国提供军事支持，并表示可以在中朝边境上部署3个军。金日成“傲慢”（据师哲说这是毛泽东的原话）地回答说有北朝鲜自己的军队，再加上南朝鲜共产党游击队的配合，他们自己可以解决问题，不需要中国在军事上卷入。 注释标题 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第112页。

　　金日成的话显然令毛泽东为之震惊。他早早地结束了会见，命周恩来打电报给莫斯科要求斯大林“紧急答复”，“亲自解释”。莫斯科的回电第二天发了过来，斯大林又一次把责任推还给毛泽东。电文解释说：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这个问题就应延迟决定，进一步讨论。 注释标题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英译本即将出版，尼尔·西尔弗译。

　　这就把否决金日成计划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毛泽东。为防止北京再发电报追问，斯大林还说“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向您转述”。这就进一步撇清了他与此事最后结果的干系（也给金日成提供了夸大和歪曲事实的机会）。

　　毛泽东和金日成后来的谈话记录现在还无法看到。5月16日金日成返回平壤时，已经得到了毛泽东对进攻南朝鲜的同意——至少他是这么告诉苏联的。毛泽东很可能在考虑他默许征服南朝鲜能成为一个潜在条件，即以后中国收复台湾时可据此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如果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即便美国在南朝鲜被征服时袖手旁观，美国国内的公共舆论也绝不允许杜鲁门政府无视共产党在台湾海峡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10年以后，莫斯科和北京仍就“谁给金日成的行动开了绿灯”这一问题各执一词。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对中国政治局委员彭真一口咬定“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说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就这样卷入了一场战争，却没有考虑万一金日成和斯大林的乐观估计落空，这场战争将会在世界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旦美国参战，他们不考虑也不行了。

　　美国干预：抵抗进攻

　　政策规划的困扰在于无法预见必须做出决定之时的氛围。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的谈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人的想法。美国国内就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南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

　　出乎共产党领导人的意外，6月25日金日成发动进攻后，美国不仅出兵干预，还把朝鲜战争和中国内战联系起来。美国将地面部队送往朝鲜半岛，并在南部的港口城市——釜山周边建起一道防线。这项军事举措被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得到了安理会的支持，因为苏联当时为抗议台湾仍然占据着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而拒绝参加投票。两天以后，杜鲁门总统为防止台湾海峡两岸任何一边向对方发动进攻，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实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杜鲁门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国会和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最广泛支持；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想到过这是在扩大战争，而事实上，它已经把这场战争变成了与中国的对抗。

　　在杜鲁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毛泽东一直在计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即解放台湾，并为此在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集结重兵。美国在许多声明中——包括杜鲁门1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都表示不会插手阻挠。

　　杜鲁门为了安抚公共舆论，决定派遣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此控制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风险。他在宣布派遣舰队这一命令的同时，提到了台湾防卫的重要性，但也呼吁“台湾岛上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行动”。杜鲁门进一步警告说：“第七舰队将保证务必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根本不相信美国能绝对公正，他认为杜鲁门的保证不过是一派虚言。在他看来，美国将重新卷入中国的内战。1950年6月28日，在杜鲁门宣布其决定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把美国的行动称为“对亚洲的侵略”：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注释标题 宫力，“50年代的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及中国采取的对策”，载于陆伯彬、姜长斌编，《重新审视冷战：中美外交，1954~1973》（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

　　中国人本能地运用围棋思维，在他们看来，美国出兵朝鲜半岛，派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等于在棋枰上下了两颗子，有意形成对中国的包围，这正是中国最担心的。

　　朝鲜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没有关于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它参战是为了抗击“侵略”。“侵略”这一法律概念的含义是未经授权而对一个主权的实体使用武力。美国的军事行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回到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的状况吗？那样的话“侵略者”会知道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它没有赢而已——它可能因此而有恃无恐，再启战端。或是摧毁北朝鲜的军事能力使它无力再度“侵略”？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在参战初期对这个问题做过任何考虑，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正全神贯注于保卫釜山防线。实际结果是让军事行动决定了政治决策。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他在这个远离釜山的地方突发奇兵，进行两栖登陆，挡住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之势，并开辟了收复南朝鲜首都汉城的一条通道。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政府决定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统一全朝鲜。他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

　　进入北朝鲜领土继续作战的决定在10月7日得到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正式授权，这是联大通过不久前的一项题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程序做出的。根据此项程序，联大可以三分之二多数票就国际安全的问题做出决议。这项联大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以“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当时联大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军对阵。

　　这样的观点与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美军刚一开始对台湾海峡进行干预，毛泽东就把第七舰队的部署定性为对亚洲的“侵略”。中国和美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解读使冲突一触即发。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观，即国际秩序需以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别的选择。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无意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制度。因此，美国的军事行动充其量只能是沿最后确定的分界线实现停战——如果美国的计划成功，分界线就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如果中国卷入或美国在打到南朝鲜北方边境时主动停止，那么就可能是另一条经协议确定的界线（比如“三八线”，或是毛泽东后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从平壤到元山的一条线）。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造成这种形势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朝鲜开战前事态发展的控制。双方的误会越来越深。美国没有料到北朝鲜会进攻，中国没有料到美国会如此反应。双方都因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对方的误会，结果导致了两年的战场厮杀和20年的敌对疏离。

　　中国的反应：另一种威慑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敢和一支有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实为常人所不及。要明白他在朝鲜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就要弄清楚他如何看待在西方称为威慑，甚或是先发制人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在中式思维中则是对长远考虑、战略方针和心理因素的综合揣度。

　　冷战和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在西方催生了“威慑”这一概念：给可能侵略别国的国家造成与它可能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的破坏。它行之有效的证明是事情没有发生，也就是说，战争得以避免。

　　毛泽东认为西方的威慑概念过于消极。他绝不会让中国消极地等着挨打，而是要争取主动。在某种层面上，这和西方先发制人的概念有相似之处——预料要发生攻击而先行动手。不过根据西方的理念，先发制人的目的是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毛泽东先发制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心理因素的高度重视。他先发制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抢先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而是为了改变双方的心理平衡；不是为了打败敌人，而是为了调整他所评估的各种风险。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中国在1954~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行动，1962年和印度的边境冲突，1969~1971年在乌苏里江与苏联的冲突，以及1979年的中越边境之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突然实施军事打击，马上继之以政治层面上的动作。在中国人的眼里，恢复了心理上的对等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威慑。

　　中国式先发制人一旦遭遇西方的威慑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人们常说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是因为美国在1950年10月初决定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队直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另一种理论则说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固有的进攻性，正如10年前欧洲独裁者的所作所为。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两种理论都不对。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对朝鲜没有战略野心，无意侵犯它的主权；战争打响前他们注意的是和苏联争夺对朝鲜的影响。他们也没想过要在军事上挑战美国，是几经思考，犹豫再三，才决定以攻为守，赴朝参战的。

　　引发中国计划参战的事件是首批美国部队到达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中立化”。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下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作准备，最起码为了防止北朝鲜崩溃——间或也提到把美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这个革命的大目标。早在美军或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之前，毛泽东就预见到如果中国不干预，北朝鲜将一败涂地。阻止美军挺进鸭绿江只是一个附带的因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次实施突袭并调动民意支持的有利机会，但它们都不是出兵的主要动机。1950年8月美国阻止了北朝鲜军队的前进，中国插手的可能性因此而大大增加；待到美国在仁川从侧面包抄北朝鲜军队，扭转了战局，接着又越过“三八线”时，中国的卷入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的战略一般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美国出兵朝鲜半岛两周后，周恩来在7月7日和7月10日主持会议，会上中国领导人们分析了美国行动对中国的影响，参战进程就此开始。与会者同意把原来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部队调到中朝边境组成东北边防军，其任务是“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7月底，即美军越过“三八线”两个多月后，中国25万大军齐集中朝边境。

　　8月间，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密集开会。8月4日，即仁川登陆6周前，当进攻的北朝鲜军队仍占优势，作战前线还在南朝鲜纵深的釜山时，对北朝鲜的能力心存怀疑的毛泽东对政治局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同一次会上，周恩来的分析与毛泽东一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换言之，中国要阻止的是当时仍然气势如虹的北朝鲜被击败，而不是美军到达某个具体的地方。第二天，毛泽东便命令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3日，中国第13兵团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作战任务。虽然与会者对8月底必须完成战备的时限持保留意见，但都认为中国“应采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果断前进，打碎敌人的侵略梦想”。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进行了作战分析和图上模拟演习。中国人由此得出了在西方人看来是有悖常理的结论：中国将战胜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的观点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承诺使得它在朝鲜半岛最多只能投入50万军队，而中国有400万大军；且中国的地理位置与朝鲜战场接近，这令其占据后勤方面的优势；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心理上也占优势，因为他们有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他们甚至对可能遭受的核打击都无所畏惧——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核武器的厉害，也无法获取核武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有些重要人物持不赞成意见），美国不会动用核武器，一则顾忌苏联的核能力，二则朝鲜半岛上双方军队的部署犬牙交错，美国若是对赴朝的中国军队使用核武器，美国军队可能会同归于尽。

　　8月26日，周恩来在对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的战略：“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周恩来说，“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周恩来指出，由于最近北朝鲜转胜为败，“我们的责任更重了……我们要作最坏打算，准备打仗。”他强调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以便“参加战斗，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这一切都发生于麦克阿瑟的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这一点中国的研究小组已经预测到了）几周前——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一个多月前的那段时间。简言之，中国参战是经过了对战略走势的细心评估后决定的，不是对美国战术手段的反应，也不是出于捍卫“三八线”神圣的法律地位的决心。中国出兵是针对其所预见到的危险做出的反应，它还表明了朝鲜在中国的长远谋划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更关乎寻常。毛泽东对出兵一事坚持己见，可能是因为他相信唯此方能补救他默许金日成和斯大林进攻计划造成的后果。否则，其他领导人可能会指责他使中国陷于战略险境，因为金日成进攻导致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和美军重兵压境。

　　中国的参战之路障碍重重，毛泽东得使出浑身解数来争取同事们的同意。两位高级指挥官，包括林彪，提出种种借口拒绝执掌东北边防军。最后，毛泽东终于找到彭德怀担此大任。

　　像一切重大决策一样，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军队赴朝作战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0月，美军及其盟军挺进鸭绿江，决心统一朝鲜半岛并将其置于联合国决议的保护之下，其目的是用武力来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从技术上说，其实是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他们和中国军队相互逼近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中国军队在准备出击，而美军及其盟军还浑然不知其北进途中有一场恶战正等待着他们。

　　周恩来在外交方面也做足了工作。9月24日，他向联合国提出抗议，抗议美国扩大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对台湾进行武装侵略，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0月3日，他在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的谈话中警告说美国军队会越过“三八线”，“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潘尼迦回答说他估计美军将在12个小时内越过“三八线”，但是印度政府要在接到他的电报18个小时后“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周恩来的回答是：“那是美国人的事。今天晚上这次会谈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对尼赫鲁总理信中提到的问题之一的态度。”这次会谈经常被人看作是为和平发出的最后呼吁，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已经做出的决定留一个记录。

　　此刻，斯大林再次介入，他要确保这场由他怂恿导致的冲突继续下去，不愿意看到战争结束。北朝鲜的军队在溃败，苏联的情报机构（错误地）预计美国将在半岛的另一边——元山附近的海岸第二次登陆。中国出兵的准备工作虽已经相当深入，但尚未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于是斯大林决定10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中国干预。毛泽东表示考虑到美国干预的危险暂且不做决定后，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信誓旦旦地保证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兵做出反应，和中国军队开战的话，苏联一定会提供军事支持：

　　当然，我也考虑到美国尽管不想打大战，但为了维护其威信，可能要卷入这场大战，这也会把中国拉入战争。苏联由于与中国有互助同盟条约，也将卷入战争。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在我看来，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起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等数年之后，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死灰复燃并成为美国的一个盟国，而李承晚统治的统一的朝鲜将是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注释标题 “斯大林（由什特科夫转）给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47，第65~67页（转述了据说是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引自《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从字面上看，这封异乎寻常的电文似乎表明了斯大林为防止朝鲜落入美国的战略势力范围，不惜同美国开战的坚强决心。按照他的分析，一个统一、亲美的朝鲜早晚会和复兴的日本结盟，而这样的结盟对亚洲会构成和新兴的北约对欧洲同样的威胁，如此，苏联将左支右绌。

　　最后，事到临头斯大林却打了退堂鼓，不肯兑现他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保证——连任何与美国直接对抗的事都不肯做。他知道，双方的力量对比对他极为不利，他无力与美国摊牌，更遑论两线作战了。他要把美国的军力困在亚洲，并把中国卷进去，以加深它对苏联的依靠。不过斯大林的信表明了苏联和中国的战略规划者是多么重视朝鲜的战略意义，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斯大林的信使毛泽东进退两难。为了表示革命的声援在纸面上计划出兵是一回事，而真的动手却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北朝鲜军队已行将崩溃。中国出兵必须要苏联提供援助，尤其是空中掩护，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现代化的空军。因此，当出兵朝鲜的问题提交给政治局时，大家的反应出奇地踌躇，这令毛泽东对做出最后的决定犹豫起来。他派遣林彪（林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和周恩来去苏联商讨其提供援助事宜。斯大林当时在高加索地区度假，但他不肯改变自己的安排，而是要周恩来去他度假的地方见他。在那里，周恩来从斯大林的别墅无法与北京联系，除非通过苏联的渠道（也许斯大林的用意正是如此）。

　　周恩来和林彪奉命警告斯大林，如果援助得不到保证，中国准备了两个月的计划可能就不会实施。斯大林推动的这场冲突主战场在中国，而战争的前景取决于斯大林提供的装备和直接支持。在这一现实面前，毛泽东的同事们对出兵朝鲜表现出两种意见。一些反对的人甚至说中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国内的发展。毛泽东似乎第一次感到了犹豫，哪怕只是暂时性的。这到底是他在决定出兵前为确保斯大林提供支持采取的一种手腕呢，还是他真的举棋不定？

　　中国领导层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表现在10月2日晚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上。奇怪的是中国和苏联各自的档案馆中保存的电文各不相同。

　　中国存档的电文是毛泽东亲笔起草的，此电文作为毛泽东手稿的一部分在内部传阅，但有可能根本没有发到莫斯科。在那份电文里，毛泽东写道：“我们决定用（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毛泽东提到了中国不干预的危险，“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他说，“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国）沿海地带”。他说中国计划在10月15日派12个师从南满洲出动，部署在“三八线”以北，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同时“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很好地）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另一个版本是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发到莫斯科的，现存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这封电报里，毛泽东告诉斯大林中国不能出兵。但他表示经过进一步与莫斯科磋商（并暗示如果苏联保证给予更多的军事支持），中国还是有可能愿意参战的。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把电报的第一个版本作为唯一有效的版本；第二个版本出现后，有些人怀疑两个版本中可能有一个是伪造的。中国学者沈志华提出的解释最为可信：毛泽东起草了电报的第一个版本，准备发出去，但是中国领导层意见分歧太大，结果就发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说明，就在中国军队向朝鲜进发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在辩论为让苏联盟友明确保证提供支持，中国要等多久才应最后迈出无法退缩的一步。

　　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共产党领袖都经历过权力政治的严酷洗礼，现在又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彼此。这一次，斯大林是彻头彻尾的强硬派。他（在和周恩来一起发出的电报中）冷淡地回答毛泽东说，既然中国心存犹豫，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残余的北朝鲜部队撤到中国，由金日成成立流亡临时政府。老弱病残可以去苏联。斯大林说美国陈兵苏联的亚洲边境并不令他担心，反正他在欧洲已经和美国对峙了。

　　斯大林明白，除了美国陈兵中国边境之外，毛泽东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朝鲜在满洲的临时政府与当地朝鲜族人建立联系，宣称一定程度的主权，并不断越境对朝鲜进行军事活动。他一定感觉到毛泽东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是美国陈兵鸭绿江边，将导致中国一半的工业基地处于其打击范围内，因而受到直接威胁；要么是惹恼苏联，那中国就得不到装备援助，苏联还可能重提它在满洲的“权利”；再有就是沿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讨价还价的同时所一直计划的道路走下去。以毛泽东这时的处境，出兵已是不得不为。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出兵的部分原因是保护他自己不受斯大林的算计。

　　经过了几天的拖延，10月19日，在等待苏联做出提供援助的保证后，毛泽东命令志愿军进入朝鲜。斯大林承诺提供大量的后勤支持，只要不和美国直接对抗就行（比如，只在中国东北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不进入朝鲜）。

　　中苏之间相互极不信任，周恩来刚刚回到莫斯科，和北京取得了联系，斯大林就改变了主意。为了防止毛泽东耍手腕让苏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大量装备却不把美军拖在朝鲜战场上，斯大林通知周恩来说，只有在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后才能开始运送装备。10月19日，毛泽东实际上在没有得到苏联支持保证的情况下就发出了入朝的命令。在那之后，苏联恢复了本来答应提供的支持，不过一贯谨慎的斯大林只把苏联的空中支持限制在中国境内。他此前对毛泽东保证不惜为朝鲜打大仗原来都是空话。

　　两位共产党领导人彼此利用了对方的需要和担心。毛泽东获得了苏联的军事装备，得以实现他军队的现代化——中国有消息来源说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得到了可装备64个步兵师和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而斯大林则把中国陷在了朝鲜与美国的冲突之中。

　　中美对抗

　　对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钩心斗角，美国只是消极旁观。它没有在休兵“三八线”和统一全朝鲜半岛这两种选择之间寻找折中的办法。中国多次警告美军越过“三八线”会产生严重后果，但美国充耳不闻。令人不解的是，艾奇逊认为中国的警告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发出的，因此可以置之不理。也许他自以为能够镇住毛泽东。

　　迄今为止，各方发表的许多文件中没有一份显示任何一方曾认真讨论过采取外交途径解决的可能性。周恩来对中央军委或政治局的历次讲话都没有表露这样的意图。与普遍的观点相反，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三八线”无疑是转移视线的一种手法。那时毛泽东已经派解放军的朝鲜族士兵从满洲越境去援助北朝鲜了，他还把台湾海峡沿岸的大军调到朝鲜边境附近，并向斯大林和金日成保证中国会支持北朝鲜。

　　唯一一次可能会避免中美马上开战的机会，是毛泽东10月14日给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的指示信。当时中国军队正在准备跨过鸭绿江。毛泽东在信中谈到了他的战略计划：

　　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注释标题 冈察洛夫、路易斯和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第195~196页。

　　当然，中国完全不可能在六个月内在空中和地上取得压倒性优势。

　　如果当年美军驻足于平壤元山一线（朝鲜半岛狭窄的颈部），会不会就能建立一个缓冲区，打消毛泽东的战略担忧呢？如果美国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做一些表示，以后的事态发展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毛泽东会不会因为他的军队借出兵朝鲜之机得到精良的装备就满足了呢？也许毛泽东对周恩来所说的那六个月本来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进行外交接触，提出军事警告，或是让毛泽东或斯大林改变心意。另一方面，从革命义务或战略责任的意义上，毛泽东无疑会反对在迄今为止由共产党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缓冲区。然而，深得《孙子兵法》三昧的毛泽东可以同时推行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战略，而美国却没有这个能耐。它选择了联合国支持的方案，把鸭绿江作为朝鲜的边界，没有选择朝鲜半岛狭窄颈部那条它本可靠自己的军队和外交努力保护的界线。

　　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就这样进入了一场有可能触发全球冲突的战争。战线时时变化，呈拉锯状。中国军队攻下了汉城，但又被击退，直至停战谈判，战区陷入军事僵局。谈判一谈就是两年，其间美军不再发动军事进攻——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理想的结果。苏联自始至终都建议把谈判，甚至是这场战争，拖得越久越好。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达成，基本上维持了战前沿“三八线”划定的界线。

　　参战者谁也没能实现自己的全部目标。对美国来说，停战协议的签署达到了它参战的目的——击败了北朝鲜，但同时它这个核超级大国却被力量薄弱的中国打得一蹶不振，无力再向前推进。它不负期待，为盟国提供了保护，却也付出了代价：有些盟友开始露出反叛的苗头，美国国内也出现意见分歧，争论不已。观察家们不会忘记美国关于这场战争目的的辩论。麦克阿瑟将军信奉传统的作战原则，战必求胜；美国政府则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幌子，意在把美国诱入亚洲——这确实是斯大林的战略——因此愿意接受军事上的平局（可能还有长期的政治上的挫折），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所落得的结果。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战的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也不能说中国完全如愿以偿，至少在通常的军事意义上是这样。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整个朝鲜半岛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作用。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中国利用这场战争和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宣传和镇反运动达成了毛泽东的两个中心目标：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残余的反动势力、巩固人民政权，增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毛泽东激起民众对西方强权的愤慨，把战争描述成“打击美帝嚣张气焰”的斗争；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成了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他准许金日成开战，并且催促毛泽东出兵。他看到美国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未做反应而受到鼓舞，以为金日成在朝鲜也可以如法炮制。美国的插手使得这个目标化为泡影。他支持毛泽东出兵，料想这么一来就会使中美两国结下深仇，因而增加中国对苏联的依赖。

　　斯大林的战略预测是对的，但他对结果的估计却大错特错。中国对苏联的依赖是一把双刃剑。苏联给中国提供的军备最终加快了中国的自立。斯大林促成的中美之间的不和并未导致中苏关系的改善，也未降低中国走铁托道路的可能性。正相反，毛泽东认为他可以同时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买账。美苏之间的冲突至深至广，所以毛泽东判断他在冷战中尽可利用苏联的支持而无须做出回报，甚至可以在苏联没有许诺支持的时候就打出苏联支持的旗号作为威胁，他在后来的几次危机中就是这样做的。朝鲜战争刚结束，中苏关系就开始恶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斯大林瞒着中国怂恿金日成冒险，蛮横地逼迫中国出兵干预，尤其是苏联在提供支援时不情不愿，条件苛刻，所有的支援都是以借贷方式，以后都是要还的。10年内，苏联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对手。又过了不到10年，就将发生一场同盟关系的逆转。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