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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10年中，国家领导人以顽强的意志把他们打下的残破江山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而在第二个10年，毛泽东则基本上都在努力加快国内继续革命的步伐。继续革命的动力源自他的一条理论：思想道德的力量能战胜物质困难。这10年以中国领导人自己发动的一场内乱开始，又以他们发动的另一场内乱结束，其范围之广无所不及，使中国与世隔绝，驻外外交官也几乎被悉数召回了北京。这期间，中国的国内结构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先是经济变革，即这10年伊始时的“大跃进”；后为社会秩序变革，即6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外交已无人问津，但斗争却永不过时。当毛泽东觉得国家利益遭到了威胁时，中国尽管正身陷自我泥淖举步维艰，却仍然又一次挺身而出，前往其最遥远的西部疆界——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对敌开战。

　　“大跃进”

　　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中国领导层不得不开始正视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秘密报告出台后的几个月中，他们似乎一直谨慎行事，加强自身领导工作的透明度，大概是为了避免通过一次次震撼人心的政治运动来拨乱反正。共产党党章中删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词。党中央还通过决议，告诫在经济领域中不得“冒进”，并暗示“阶级斗争”的主要阶段将告一段落。

　　然而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另一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应主动发起鸣放，欢迎批评意见，开放中国的学术和艺术生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究竟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人们至今仍争论不休。有人说百花齐放运动可能是真心诚意地要共产党摒弃官僚作风，直接听取人民的呼声；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为的是引诱敌对分子暴露自己。不管动机如何，民众的意见很快就从调整方针政策的建议转为对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北京的学生立起了“大字报墙”；批评者控诉地方干部滥用权力，并抗议苏联式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物资匮乏；还有人说共产党领导的头10年还不如此前的国民党时代。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如何，他从不容许别人长期挑战他的权威。他突然来了个大转弯，搬出了辩证法的另一面。百花齐放一转身变为了“反右运动”，以对付那些误解了争鸣范围的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清算，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或锒铛入狱，或接受再教育，或流放外地。最后，在扫清了所有批评者之后，毛泽东又以无人挑战的领袖身份傲然挺立，并利用他的优势地位加快了继续革命的步伐，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一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定。由于赫鲁晓夫提出苏联经济将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便即席宣布中国的钢铁产量也将15年赶超英国。

　　这句话立即成为一道命令。一次次即兴讲话之后，15年的钢铁赶超目标缩到了3年。同时，与之对应的一个个农业指标也毫不逊色。毛泽东想把中国的继续革命推进到一个更为活跃的阶段，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空前巨大的挑战。

　　一如毛泽东所发起的其他运动，“大跃进”也同样融合了经济政策、思想提升和外交政策等多个方面。在毛泽东看来，这些方面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交织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之中。

　　照字面来看，“大跃进”的本意是要将毛泽东的工农业发展宏图付诸实施。“人民公社”遍及全国，财产、粮食和劳动力都被集中了起来，原先残存的私有财产和个人激励措施基本上荡然无存。农民被编入了半军事化的生产队，投身于浩大的公共工程建设，而其中许多工程都是临时计划出来的。

　　这些工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中苏冲突方面影响颇深。“大跃进”若成功，则能驳倒莫斯科的渐进主义，把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心真正搬到中国。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坚称中国定会赶在苏联之前全面实现共产主义，因为苏联选择的是一条更慢、更官僚、不那么激动人心的发展道路。苏联认为毛泽东的说法是骇人听闻的。

　　“大跃进”的生产指标高入云霄，而若有异议或达不到指标恐有严重后果，因此，地方干部便纷纷造假，向北京虚报产量。中国政府信以为真，还继续向苏联出口粮食以换取重工业产品和武器。政府制定的钢铁指标又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由于一味追求钢铁产量，好端端的金属制品都被当作废铜烂铁扔进了熔炉以达到炼钢指标。可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是不容一笔勾销的——“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喜马拉雅山边界争议和1962年的中印战争

　　到了1962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几年之后，中国已经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又因为台湾岛和美国发生了两次军事对峙；中国解放了新疆和西藏，恢复了中华帝国的历史版图（除蒙古和台湾岛外）。尽管“大跃进”引起的饥荒虽还未结束，但毛泽东面对军事冲突却毫无惧色，因为他认为印度挑衅了中国对历史疆界的划定。

　　中印边界危机涉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两块土地，位于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渺无人烟的高原地带。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如何解释殖民历史的问题。

　　中国承袭了中华帝国版图，把边界划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其中包括“藏南地区”；而印度却称该地区为阿鲁纳恰尔邦，将其划入印度管辖范围。跟中国相比，印度这样划界只是近期的事情。当年，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南下西藏而在此划了一条界线。1914年英国与西藏签订的最后有关文件划定了东段边界，并以首席英方谈判代表命名，将其称为麦克马洪线。

　　中国内地和西藏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3世纪，蒙古铁骑就横扫了西藏和中国内地，让汉藏有了密切的政治接触。后来，清朝政府经常介入西藏事务，驱逐从西北入侵西藏的其他非汉人的民族。最终北京为生活在拉萨的“帝国臣民”确立了一种宗主权。自清朝起，北京便把西藏看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部分，并有权驱逐不怀好意的入侵者。可是遥远的路途和藏人的游牧文化使全面汉化难以实现，因此，藏人在日常生活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

　　1911年清朝灭亡。当时的中国政府无暇他顾，缩小了驻藏的规模。清朝灭亡后不久，驻印英国当局在西姆拉与汉藏代表举行了会议，目的是划分印藏边界。中国政府无力抗议，只能在原则上拒绝割让历史遗留下来的国土。北京驻加尔各答（当时是英国在印度的政府所在地）的代表陆兴祺道出了中国对会议的态度：“我国积弱甚深，外交事务纷繁复杂，财政拮据。然西藏兹事体大，会议间我等当全力以赴。”

　　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进退两难，只得草签了会议文件，但未正式签字。西藏和英国代表则都签了字。在外交实践中，草签只是表示案文不得再作改动，仅意味着谈判已告结束，但文件要正式签字才能生效。中国政府称西藏代表并无签订边界协定的法律地位，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没有资格行使主权。中方拒绝承认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管辖，虽然起先并未公开抗争。

　　在中印边界的西段，有争议的领土叫做阿克赛钦。从印度几乎无法到达该地，因此1955年，印度晚了几个月才发现中国正在修建一条横跨该地区、连接新疆和西藏的公路。这一地区的历史根源也是问题重重。英国大部分官方地图上都将它划入英国版图，但好像从来也未曾实施过管理。印度摆脱英国统治、宣布独立时，并没有宣布因此而改变英国版图。所有的印度地图上都继承了麦克马洪线，也将阿克赛钦划入其中。

　　这两条边界线都具有战略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印双方立场曾有过某种平衡。中方认为麦克马洪线象征着英国企图削弱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甚至欲取而代之；印度总理尼赫鲁根据印度传统的佛教文化和藏传佛教之间的历史纽带，宣称从文化和感情的角度来讲对西藏很感兴趣，但他声称只要维持西藏的基本自治，便愿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于此种政策，尼赫鲁不支持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

　　但是，1959年达赖喇嘛逃亡并获得印度庇护后，中国便开始从战略角度处理边界问题。

　　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一般都沿袭获得独立时的版图，若对疆界重开谈判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议和国内压力。尼赫鲁的原则是，他获选不是为了要割让他认为无可争议的印度国土，因此对中方的建议置之不理。

　　1961年，印度通过“前进”政策，把军事哨所移至此前已设在现有边界上的中方哨所附近，以免在国际上留下印度不为国土抗争的印象。印度部队指挥官奉命可向中方军队开火，其理由是中方入侵了印度领土。1959年两方初次发生冲突。为避免一场危机，毛泽东命令中方军队后撤20公里。自那以后，印度的既定政策推行更甚。印方还认定中方军队不会抵抗印方的步步进逼，而会借机撤防。印度官方战争史上如此写道：“印度巡逻部队奉命尽量向我方承认的国际边界挺进，阻止中方逼向我方。在我方国土上已有的中方哨所亦应占领之。”

　　事实证明，印方失算了。毛泽东立即取消了撤军令，但他在北京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仍然谨慎地表示：“小不忍则乱大谋。务必注意形势发展。”这还不是军事对峙的命令，而只是为制订战略计划而发出的警告。随后中方进行了一系列决策准备工作：透彻分析，缜密筹备，考量心理、政治因素，谋划出奇兵速战速决。中国人做战略决策时一贯如此。

　　在中央军委和最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中，毛泽东对尼赫鲁的前进政策评论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换言之，喜马拉雅山的中国边防军在印度的前进政策面前过于被动。中方认为，该项政策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当然，争端的实质就是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略了自己的领土。）

　　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停止撤军，宣布若有新的印方哨所，则应在周围建起一个个中方哨所以包围之。毛泽东说：“你端着枪，我也端着枪，脸对脸地站着，可以练胆量。”他还说此项政策是“武装共处”。其实这无异于在喜马拉雅山下了盘围棋。

　　接着，中方下达了一系列具体指示，目标仍然是避免更大的冲突。除非印军逼到了50米以内的距离，否则中方军队不得开火。进一步军事行动则必须接到上级命令后方可为之。

　　印方注意到中方已停止撤军，也发现了中方开火非常克制，于是他们认定再有最后一击便可大功告成。他们的目的不再是抗争渺无人烟的领土，而是“击退中方已有的哨所”。

　　既然中方既定策略的双重目的——阻止印方进一步逼近和避免流血冲突——都未达到，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考虑一次闪电式打击是否能迫使印度坐到谈判桌前，结束针锋相对的局面。

　　但是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会以日益逼近的中印冲突为由，放手让台湾反攻大陆，还担心美国既然正在搞外交活动以阻止河内把老挝变成越南战争的一个基地，那么是否接下来就会从老挝攻入华南。不过中国领导人不相信美国会为了局部战略利益而像在印度支那那样陷得那么深（其实当时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大举进攻还未开始）。

　　中国领导人想方设法要消除这两点顾虑，这也展示了中国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得多么全面、周密。中方选择在华沙会谈上确定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意向。参加会谈的中方大使王炳南此前正在休假，他是突然被召回，受命要求召开会议的。在会上，他表示北京方面注意到台湾已有动作，正准备反攻大陆。美国大使并未听说过有此等事，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他按照上级指示回答说，美国要和平，“在当前形势下”，不会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王炳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句话“起了很大作用”，使北京最终决定在喜马拉雅山采取行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政府事后是否反思过中方要求召开特别会谈的原因。这就是决策时深谋远虑和轻虑浅谋的区别所在。

　　老挝问题自行解决了。1962年的日内瓦会议促成了老挝中立和美军撤出老挝的决定，这样中国又少了一个后顾之忧。

　　有了这两项保证，毛泽东在1962年10月初召集了领导人会议，宣布了最后决定——出兵印度。

　　我们同老蒋打过仗，同日本人打过仗，同美国人打过仗，我们都没怕过，也都打赢了。印度人现在又要同我们打，我们当然也不怕。我们不能让步，一让步，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地方就要让他们侵占去。

　　尼赫鲁既然伸进头来非要我们打他，我们再不打就不够朋友喽，礼尚往来嘛。 注释标题 约翰·加弗，“1962年中国对印战争中的决策”，载于江忆恩、陆伯彬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方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10月6日中方大体做出了一个决定，战略计划是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其震慑力迫使印方谈判，或至少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让印军停止对中国的骚扰。

　　在最后下达作战命令之前，赫鲁晓夫传话说，若爆发战争，苏联将依据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支持中国。这一决定与前几年中苏关系的调子大相径庭，也有悖于克里姆林宫在中印关系上的中立性。可能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即将要为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与美国决一雌雄，因此想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得到中国的支持。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渡过了古巴危机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重提旧话。

　　中国的进攻分两个阶段进行：先是在10月20日发起初步攻势，持续了4天；11月中旬开始大举进攻，直捣中国边界附近的喜马拉雅山脚。到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界甚远的起兵之处。这块领土至今争议未断，但双方都没有强行超越现有的边界。

　　这次中方的战略与在几次台海危机问题上采取的战略相同。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尽管中方仍声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拥有主权。这也许反映出了中方的政治判断，或者是因为中方认识到了后勤方面的现实情况：已打下的东部走廊地势险峻，后勤补给线过长，鞭长莫及。

　　这次战争让毛泽东又胜利渡过了一大危机，尽管此时国内饥荒尚未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冲突重演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敌方低估了中国的力量，无人质疑情报是否准确，又大大地错误估计了中国对其安全环境的看法以及中国对军事威胁的反应。

　　同时，1962年的战争对中国来说其实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而此刻其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苏联虽表示过愿意提供支持，但随着苏联核导弹撤出古巴，这种意向便转瞬即逝了。

　　中印边境的军事冲突刚一升级，苏联便摆出了中立姿态。赫鲁晓夫还往中国的伤口上撒盐，他以维护“和平共处”为托词，为苏联保持中立的行为辩护。1962年12月，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刊登的社论愤怒地写道，这是第一次一个共产党国家不支持另一共产党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一个起码的要求应该是分清敌我，应该是对敌狠，对己和。”社论中还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的盟友“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

　　到了1964年，苏联甚至把中立的面纱也撕去了。政治局委员、苏共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提到古巴导弹危机时，指责中国在苏联极度困难时期向印度发动侵略。他说：“事实是，在加勒比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印边界上扩大了武装冲突的事态。事后中国领导人再怎么自我辩解也无法逃避责任，因为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对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

　　中国尚未渡过大饥荒的难关，便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

　　就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国内向传统中国文化顽固的残渣余孽发起了猛烈攻击。他预言说，这将是最后的总攻，在中华废墟上将崛起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新一代，他们能更好地捍卫革命事业，抵御国内外的敌人。他把中国推入了思想狂热、派系争斗、近乎内战的10年。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造成的动乱无一单位幸免。中央政府鼓励人民起来革命，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深陷与“群众”的暴力冲突中。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包括历次革命战争中的战将功臣，都纷纷被当众批斗。中国的教育机构向来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支柱，此时其运转却戛然而止，无限期停课，让学生们全国大串联，贯彻毛主席指示，在革命中学习革命。

　　很多青年人好像突然被松了绑，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年轻的学生们思想狂热，目无法纪，与国家机构对着干。毛泽东为之撑腰，提了些诸如“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一类的含糊不清但极具煽动性的口号。他还批准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批判传统社会观念，鼓励他们不要怕“乱”，要扫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毛泽东认为这“四旧”是中国贫弱的罪魁祸首。《人民日报》又火上浇油，发表社论，明确代表政府支持推翻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和谐秩序与传统。

　　这次“革命”结果成了国家机构与人民的一场浩劫。中国权力机构，包括共产党的最高层，都毁于十几岁的红卫兵之手。中国文明一贯是以崇尚学问渊博而著称的，此时却颠倒了乾坤，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斗师毁书，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下农村、下工厂，向不识字的农民学习革命实践。全国各地暴行随处可见，红卫兵及其社会上的追随者只要一见任何可能会引起“封建主义”复辟的东西便大发淫威，不过，其中一些人只是随便跟从了某一派红卫兵，只求能太太平平地渡过风暴。

　　有些斗争的目标是已经死了几百年的古人，但红卫兵的怒火并没有因此而丝毫消退。来自北京的革命师生冲击了孔夫子的家乡，发誓要一举铲除老圣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们烧毁古书，砸碎石碑，铲平孔子及其后裔的坟墓。在北京，红卫兵捣毁了首都6 843个文化历史古迹中的4 922处。紫禁城据说是周恩来亲自过问后才保住的。

　　中国社会传统上是崇尚儒家文化精英的，现在，没有知识的农民反倒成了再教育的老师。大学关门了，任何“学术专家”都成了可疑分子，“业务水平”成了个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名词。

　　中国的外交立场也是一片混乱。国际舞台上，人们困惑地观望着中国对苏联阵营、对西方国家，甚至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大加鞭笞。中国驻外外交官及其随从们向东道国的人民喊话，对他们宣讲毛泽东思想，呼吁他们起来革命。一队队红卫兵还冲击了北京的外国使馆，冲进英国代办处打得工作人员狼狈逃走。此等场面与7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何其相似！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外长陈毅元帅去函说道，英中两国“虽仍保持外交关系，但宜暂时各自撤回外交使团人员”。可是当时陈毅本人正在挨斗，无法作答。最终，除了中国驻开罗大使、业务素质及思想都过硬的黄华，其他驻外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馆人员都被召回国内，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或参加革命运动。这段时间内，中国与几十个国家的政府争长论短，只与一个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是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那是1964年林彪主持编辑的。林彪后来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据说他在预谋发动政变之后，在逃离祖国的路上死于一场空难。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得随身携带一本“红宝书”。红卫兵们正是挥舞着红宝书，在北京的授意或至少是容忍之下，在全国“冲击”政府大楼，冲垮省政府机构的。

　　可是革命会转移斗争目标，被红卫兵冲击的干部与红卫兵自身都不能幸免。红卫兵是因革命思想而走到一起的，并未经过什么正式训练。各派红卫兵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和个人喜好，以致后来四分五裂，互相攻讦。1968年，毛泽东正式禁止了红卫兵运动，起用忠诚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负责重新建立各省的政府机构。

　　接着毛泽东便宣布了新的政策，号召一代青年人“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这时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国家机构就是军队，其指挥结构完好无缺，而且承担的任务远远超出了军队的正常范围。被破坏一空的政府部门、农村、工厂都有军人在管理，当然其主要任务仍是保卫国家、抵御外侵。

　　“文革”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毛泽东去世后，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对“文革”的评价是一片谴责，他们在“文革”期间差不多都遭到过迫害。1979~1991年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说，“文革”几乎摧毁了共产党的体制，至少暂时破坏了共产党的信誉。

　　近年来，随着个人记忆的渐渐淡薄，中国国内开始试探性地出现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承认“文革”期间的确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但也谈到或许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哪怕他的答案酿成了大祸。这个所谓重要问题就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在农业社会，甚至在初具规模的工业化社会里，治理国家牵涉到广大民众所能理解的各种问题。当然，在贵族社会中，所谓公众的人数是很有限的。但不管有无正式的合法性，执行指令的人都需要与公众之间保持一种默契——除非治理是完全强制性的，而一般来说强制性的治理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当今时代的一个挑战就是，各种问题日趋复杂，因此，法律框架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政治系统发出指令，却是越来越多地由与政治进程和民众脱节的官僚部门来贯彻执行。这些部门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定期选举，有时连这点都做不到。甚至在美国，重大的立法案往往长达几千页，客气地说，能仔细将其读完一遍的议员真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官僚机构都各自为政，政界和官僚阶层之间存在隔阂，而两者和公众之间更是隔阂颇深。于是，官僚机器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的领导阶层。毛泽东企图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却几乎摧毁了中国社会。最近，一位中国学者、政府顾问胡鞍钢在书中说道，“文革”虽然失败了，但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胡鞍钢建议把“文革”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如何让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的“决策系统”“更民主、更科学、更体制化”。

　　是否失去了一个机会？

　　抚今追昔，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开始跟中国对话？中国的动乱是否本可以成为两国认真对话的契机？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更早一些？

　　其实，是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发挥空间。在此阶段，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与莫斯科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时候，中国绝无可能和头号资本主义敌人言归于好。

　　美国方面做了一些试探，意在让美国的对华立场有所松动。1957年10月，约翰·肯尼迪参议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苏联阵营之内权力四分五裂，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也许过于僵硬”。他还说，美国虽应继续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但也应随着形势的发展重新思考，若还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想法会一戳即破。他建议“我们不能出于无知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客观形势有变化却视而不见”。

　　肯尼迪的观察很敏锐，但到了他当总统的时候，毛泽东又走向了其辩证法的反面——他的敌意有增无减，并主张用更暴力的手段铲除国内的反对派并推翻体制机构，而不是进行温和的改革。

　　在肯尼迪文章发表后，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斗争，1958年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他说这是为了“再给美国人一个教训”），并开展了“大跃进”。肯尼迪担任总统后，中国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主动出击，而印度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可谓是亚洲一个不搞共产主义的榜样。毛泽东这些举动都不是肯尼迪要美国人等待的和解与变化的迹象。

　　肯尼迪政府在“大跃进”造成的饥荒中做出了人道主义姿态，以改善中国岌岌可危的农业局势。据称这是为了“以粮食换和平”，但美方要中方主动提出请求，承认“极需”援助。毛泽东则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承认需要依靠外援。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回答说，中国正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约翰逊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先是资深的政府官员，后来总统本人也开始考虑软化两国交锋姿态。1966年，美国国务院指示其谈判代表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对中方代表持友善态度，要主动在谈判会议室外进行非正式的社交接触。1966年3月，美方参加会谈的代表伸出了橄榄枝，说“美国政府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关系”。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以官方身份采用1949年后中国的全称。

　　最后，约翰逊本人在1966年7月的一次亚洲政策演讲中提出了和平选项。他说：“只要中国大陆的7亿人民与世隔绝，亚洲就不可能长治久安。”他声称抵制中国在东南亚的“代理人侵略政策”，但期待出现“和平合作”的时代，希望“目前势不两立的国家能言归于好”。

　　对于中方态度出现的某种模糊的变化，约翰逊的这些话抽象地表达了一种希望，但后来便没有下文了，也不可能有下文，因为这时正值“文革”来临之际，中国又变得虎视眈眈，充满了敌意。

　　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政策并没有鼓励美国采取任何和解措施，也可能是故意阻止美方有和解的举动。华盛顿在两次台海危机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战术才能，成功抵御了军事挑战，但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政治框架中制定外交政策时，却严重缺乏想象力。

　　美国1960年的一份国家情报报告发表了如下评语，也许这番话还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远东建立中国霸权，此项原则在现阶段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中国政权仍将激烈反美。只要能打击美国利益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它一定会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予以打击……它的傲慢、自信、革命激情和扭曲的世界观可能使北京对风险做出错误估计。 注释标题 “共产党中国，1960年12月6日，”《国家情报评估》第13~60号，第2~3页。

　　有不少证据可说明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类分析不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究竟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如此宏伟的目标？在“大跃进”的严重破坏之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筋疲力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大多数驻外外交官都召回了北京，其中许多人被送去接受再教育。这样做实际上就是闭关锁国。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这时候怎么可能谈得上什么亚洲统一阵营？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的基本前提不是说全世界面临着莫斯科和北京共同操纵的阴谋吗？美国忙于应付越南问题和自己国内的动乱，对上述问题无暇顾及。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深信，与中国言和一定会引发美苏战争。

　　然而，即便有人问对了问题，还是没有机会检验答案是否正确。有些中国的决策参与者敦促毛泽东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情况。1962年2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周恩来递交了一封信，说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比当时四面树敌的形势更能有效地帮助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发展经济。

　　毛泽东却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斗争要少一点。这是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坚持同时挑战一切可能的敌人，说“中国应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应给予反帝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政党及派别更多支持”。

　　60年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连毛泽东都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隐患有增无减。连绵亘长的国界线上，苏联是一大隐患，印度是个吃了亏的对手，在越南有美军大量集结，战争不断升级；台湾和印度北部的西藏飞地有自树一帜的流亡政府；日本从来就是仇人。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把中国看成死敌。只是因为这些国家之间互有争斗，至此为止才未形成统一的包围圈。但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永远冒这样的风险，希望这种自我克制能维持下去，特别是当时苏联正准备击退中国日益明显的挑战。毛泽东很快就不得不证明，他是能伸也能屈的。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