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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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
教训是有的,不止一次。深刻的那一次,发生在火车站。我可不想白纸黑字明确指出是发生在哪座城市的火车站。事已过去久矣,你说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说没在那儿发生过。人家肯定有旁证,而你已无法找到一个旁证,人家若把你告了,告你诬蔑,告你诽谤,你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将自己白白地卖给了大小开的垫脚纸,也就是那些专以“花边新闻”充斥正版内容的媚俗报刊了吗?
所以,为了不给自己引起“官司”方面的麻烦,不至于被推到被告席上,我郑重声明——我所经历的,读者可以想象是发生在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市的火车站的事。只是切莫和北京火车站想象到一起去。
那是在冬季,那是在春节前夕。我为北方某刊的一位副主编排队买返回哈尔滨的火车票,不消说,人相当多,队排得老长,但秩序还好。至十一点多钟,我离售票窗口只十二三米远。忽然,我那一队的前头乱成了一团。排在我身前的人到前头看了看,回来嘟囔说——售票员吃饭去了,窗口关了。这么一来,长长的一队人,便不知所措了。后面的人一下子拥到前面来了,有秩序的一列队不再是队了。这时就出现了一名治安警,是个小伙子,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两队并一队!两队并一队……”
他吆喝着。
然而旁边一队的人们,是不情愿让许多溃散了队形的人并入其中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有的甚至搂抱着前者的腰,同仇敌忾,不许任何人“夹楔”的样子。
溃散了队形的人们,都是巴不得并入那一队中去的。若不并入进去,岂不白排了一上午队吗?即使并入进去,至少也得再多排半小时,一些人不得不并入进去;一些高喊着:“不许夹楔!”—— 一时间互相吵吵嚷嚷,激头掰面,两队都乱了。
“吵什么!吵什么!不许吵!”
二十五六岁的小治安警,竭力重新维持好秩序。
“别搂着抱着的!放开,放开!”
他用警棍敲打着搂抱住前者后腰的人们的手,并将溃散了队形的人们,往那一队里推搡——那情形,真的,人不大是被当成人对待了,而像是一群羊,一群骡马,一群牲口。
我和我身前的一个人,也就那么被推搡到了队里。我身前的人,是沈阳某大学的一位中年教师。按说,被推推搡搡,应是我们很习以为常的事。尤其,被治安警之类的人推搡,更应表现得习以为常。我自己当时就表现得极其习以为常,并和他低声聊着什么,没有丝毫逆反心理。真的没有,不是假装。公平论之,那小治安警,也确实是在尽职尽责啊。你总不能要求二十五六岁的人家,一边尽职尽责,还言语温良,举动得体吧?
那沈阳某大学的中年教师对我嘟囔:“把秩序搞乱了,都是因为他们自己做得不好……”
坏就坏在他的这句话上。
那小治安警,本已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却猛地转过身,倏地扬起手臂,手中警棒指着他:“你说什么?”
也不知那小治安警的耳朵怎么那么好!
中年教师一怔,害怕了,忙道:“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
如果事情至此,那小治安警肯放他一马,接下来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可那小治安警,不知心里憋了一股什么邪火,竟在他已经分明地感到害怕的情况之下,仍不肯放他一马。
小治安警手中的警棒依然直指着他:“没说什么?没说什么难道是我耳朵出毛病了!”
其言咄咄,声色俱厉。
他更加害怕了,脸上堆下难堪的笑,只好承认:“我刚才是说了一句,其实也没什么恶劣的用意,只不过是认为,本来原先秩序好好儿的,是你们售票的人做法稍欠考虑,才……”
“你刚才还说,是我们自己把秩序搞乱了,对不对?”
“我……我并没有直接地那么说……”
“按你刚才的话说,也是那么个意思!我在这儿维持着秩序,你散布那样的言论,是什么居心?”
口中出一句话,警棒朝那大学教师胸前捣一下。
“我……没什么居心……”
“我看你居心不良!你还狡辩你没什么恶劣的用意!我看你用意很恶劣,是煽动!”
我在旁看不下眼去了。
请读者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刚才我还和那大学教师聊着,聊得还挺投合的,这会儿他只因嘟囔了一句多余的话,而且又不是自言自语嘟囔的,是对我嘟囔的,眼见得有被揪扯进治安值班室去的可能,你们说我可能将脸转向一旁,目光望向别处充聋作哑吗?那样子我自己也会感到很尴尬啊!
我不得不开口劝解:“朋友,别这样,别这样对待人家,人家好歹是一位大学教师,又没犯什么法,你这样对待人家不好!”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少插嘴!”
警棍又倏地指向了我的脸。我也一怔,立即缄默了。
小治安警继续训那大学教师:“你下次记着点儿,公共场所,少胡言乱语!知识分子更要少胡言乱语!还嫌这社会治安你们搅得不够乱啊!”
如果我当时能再忍一忍,人家小治安警也就会转身离开了,那么后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但我竟没能忍住。须知那大学教师身上所有的那么一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是一向有着的啊,而且比他只有过之,毫无不及。
我欲忍而终究没能忍住地说:
“同志,你这话的打击面就太宽了。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太恶劣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秩序本来就是由于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要去吃饭,也应先有你们的人出来帮着把两个队并好,再关上售票窗。如果那样,何至于……”
“你是干什么的?”警棒狠狠捣在我胸口……
我又识相地缄默了。
那大学教师见势不妙,也很够意思,立即赔下笑脸,替我“认罪”:“同志,算啦算啦,我的看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是完全错误的了,所以他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其实是同意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嘛!我代他,我们两个,都向您承认错误行不行?”
小治安警,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声,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和那大学教师对望着,都不禁摇头苦笑。
我尽量压低声音说:“这跟旧社会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
那小治安警刚走出几步——鬼知道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地灵!他第二次猛地转过身,气势汹汹地就朝我奔回来了,还没等我有任何反应,他已来到了我跟前,一把揪住了我衣领。
“你给我出来!”
他用力一抡,将我从队列中揪了出来。
“走!”
他将我的一条胳膊拧到了身后。
那大学教师脸色都变了,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了。再也不敢替我说什么话了……
他拧得我胳膊好疼。
我大声嚷:“朋友,我还得买票哪。你要打,就在这儿打我得啦!我保证打不还手……”
“谁跟你是朋友!”我肩上挨了一警棍。
公而论之——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也不能只怪人家小治安警,还怪我,怪我多嘴多舌。更主要的,怪我那一天的穿着。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那一天穿得稍微体面些,比如,起码穿件呢大衣,脖子上搭条围巾,也就是说,多少像点儿正派人的样子,人家兴许就不至于那样对待我了。而我那一天,穿了一件很旧的也不太干净的“棉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提高了不少。穿“棉猴”的男人,实在是很少见了。何况不是羽绒“棉猴”,是布面儿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那一种。何况,肩上还背着一只旧的黄帆布书包,也没刮胡子。这就使我的形象看上去极不像一个好人,极其可疑,可能人家刚才已然对我是不是好人起疑心。
我想,设身处地,如果反过来我是治安警,大概也会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盲流”吧。
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分明地,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的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无赖,挺恶劣的。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干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干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做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 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上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通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干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
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