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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有一年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

　　“打！往死里打……”

　　“法不罚众，打死不偿命！”

　　他们一边打一边喊叫着。

　　有人打到了一拳，或踢到了一脚，面带一种获得极大满足的笑意，退回到他们的摊位接着幸灾乐祸地看……

　　有的则打起来没完，而且越打越发狠……

　　最初我还能听到那小偷的求饶声、惨叫声，顷刻便只能听到棍棒落在肉体上的声音了……

　　我觉得，那小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具活的人靶。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莫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之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人打翻在地并予以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打！打！”

　　“奶奶的，往死里打……”

　　那一时刻，耳听一片喊打之声，目睹凶残施暴之场面就发生在近前——打这个“狗崽子”！

　　“住手！不许往死里打人！”

　　我从后拽开两个正起劲儿地参与围打的人，突破人墙，一头钻入了进去……

　　于是我也陷入了重围。

　　我脚下是业已躺在地下的那个小偷（很可能不一定就是小偷）。我前后左右尽是表情亢奋的呈现着快感的脸，和一双双受自己的或他人的野蛮冲动所刺激的眼睛。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男性的脸和男性的眼睛。有几张嘴还动着，嚼着什么。在绥芬河中俄自由贸易市场那儿摆摊的年轻男人，个顶个地拉出来大概都有一段了不起的江湖闯荡史吧？大概也少不了“黑道”上的小子吧？

　　我环指着他们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他偷了一只表，你们可以将他扭送到治安值班室去，为什么要这么残暴地往死里打他？”

　　一个声音叫道：“小偷打死了也不犯法！”

　　我的目光寻找到了那个人。我指定地说：“你这是法盲的话！你这是在煽动集体犯法犯罪！我记牢你的模样了，如果这被你们打的人死了，我第一指证的就是你！到那时看你犯不犯法！”

　　他们瞪着我——且目光咄咄一个个那么凶恶。

　　我也环瞪着他们——那一时刻我倒真的没有胆怯，只有充满胸中的厌憎……

　　试想——如果有人拎着砍刀追赶着要杀人，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歹徒就在这个地方强暴少女，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

　　如果有一批比他们更其凶恶的家伙来掠夺市场，你能指望他们率先起来抵抗吗？

　　如果有人就在他们面前将被烧死或将被溺毙将被压扁，你能指望他们伸出救命之手吗？

　　我越环视他们的嘴脸，越感到从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来讲，他们本身即是人渣。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围观少女被轮奸、女性遭凌辱的人居然会那么多？

　　为什么在有人哀哀求救的时候总会有人恬不知耻地伸出手说要一万元或几万元钱？

　　心理素质和心理状况方面的人渣太其多了！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地邪恶？

　　我在是一个小孩子的年龄，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在少年的年龄，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报纸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致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氤氲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仿佛感到窒息……

　　恐怖使我感到更加厌憎，也激怒了我——好比一条猎狗陷入了一群狼的包围……

　　“你们滚开！卖你们的东西去！”

　　我吼起来。

　　“他和小偷是一伙的！连他一块儿打！”

　　这一声煽动性的叫喊起了作用，于是拳脚棍棒一齐落在我身上……

　　我不由得蹲下了……

　　我从一个人手中夺下了一件打我的东西。那大概是可以伸缩的钢管钓竿。我双手紧握它，朝我身后狠狠一捣……

　　我听到有人“哎哟”一声疼叫……

　　危难之际，“救兵”仿佛从天而降，市委秘书奉命赶来寻找我。一路车多，他搭乘的是公安局的车，鸣笛而至。下车的自然也就不止他一人，还有几名治安警。

　　我从人隙中发现了他，大叫：“小×救我！”

　　于是人群被警棍驱散。

　　秘书高喝：“你们都老实点儿！”又问我，“怎么回事？谁打了你？”

　　我一一指着说：“他、他……还有那小子！”

　　几个人被带走了……

　　躺倒在地的小偷被抬走了……

　　秘书又问我：“究竟怎么回事儿？梁老师，不至于是怨你吧？”

　　我说：“一言难尽，回头再讲给你听吧……”

　　他陪我往车那儿走时，一个人凑上前来讨要钢管钓竿。它仍握在我手里。

　　我问：“是你的？”

　　他说：“是，真是我的……”

　　我说：“那么无疑你也用它打过我了？”

　　我又问：“我也不是小偷，你为什么打我？”

　　他讪讪一笑：“好多人都喊打吗，又不我一个人。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别人不喊打，我打你干吗……”

　　听他的话，似乎还不无打我的道理。

　　我说：“你捡去吧！”用力将那钢管钓竿抛出老远……

　　…………

　　见了市长面，我讲了那一番经历，市长聚精会神地听，一边听一边摇头不止。听完，样子很认真地问我：“你学过功夫？”

　　我惭愧地说：“没有。要学过点儿就好了！”

　　他说：“你既没学过功夫，又非人高马大，不是太冒险了吗？那种地方，三教九流，莽汉恶少，什么人都有。我请你来的，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家人交代？”

　　不无道理，我抓起烟吸，不再说话。

　　市长又说：“我听人讲，你很爱管闲事儿？”

　　我说：“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经历，在你这地盘内，我绝不再使你担惊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该管之事，还是得管，我批评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应该喊治安人员啊！”

　　我说：“我是那么想来着，可四周并未发现治安警。我怕我去拽来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几刀，一命呜呼了。偷一只表还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被打的人确实是因为偷了一块表。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中度脑震荡，皮下瘀血外伤十几处……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不见得是小偷呢……”

　　市长说：“与打他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货真价实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闲汉。你说得对。他们都承认，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不参与打，就觉得手痒得难受……”

　　而我的“护身符”，正是在那一场经历中丢了，还有我的钱包……

　　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儿什么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情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我的切身感受是，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