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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穷人家的女儿

　　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干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干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用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用“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几分恓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这是，我的学生证……”

　　日本留学生？

　　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

　　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眼前插上，接着为她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己的鞋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己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

　　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

　　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

　　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

　　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 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

　　“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

　　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

　　“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在小孩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

　　“为什么？”

　　“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

　　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

　　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一点（当年乃一九八六或一九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

　　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

　　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己。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几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

　　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伤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

　　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