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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死亡的“自我”

　　龙年的春节，有两件小事，给我带来过经久的愉悦心情，曾使我对生活非常感动，觉得那是生活对我的犒劳。这两件小事，后面我还会提到。

　　从初一到初五，我躲在办公室，早去夜归，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了几万字。那几万字，我自己认为是写得好的。整个北影办公大楼静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为放假，办公楼的暖气是以最低温度供给的。妻子每天给我送去饭，半夜我再把饭盒带回家。我不敢睡在办公室。不唯是太冷的原因，还因为我看了几部外国的恐怖电影之后，对阴森幽暗，有着过分的敏感……

　　龙年的春节，鞭炮声是多么响啊！

　　我听说鞭炮很贵。

　　我听说有的人家，竟放了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上千元的鞭炮。那些日子，我一边不知饥寒地写我的《雪城》，一边总在很困惑地想：人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的钱啊？

　　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已经很富了起来……

　　四月初，我全部交稿了。

　　五十六万余字，只有几万字，是在无干扰的日子里写的。也只有那几万字，是我自己满意的——那就是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鞭炮声中，在寒冷的我的办公室里写的几万字……

　　作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写作，乃多么幸福的事啊！

　　上帝，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我愿皈依上帝，做虔诚的基督徒——但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上帝啊，怜悯一个“爬格子”的人……

　　编辑将最后一部分稿子取走时，说：“编辑部对你有一要求。”

　　我问：“什么？”

　　他说：“你去看看病吧！大家都对你的身体挺担心的……”

　　我说：“一定……”

　　编辑走了，我就躺在床上，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但也睡不着……

　　我病了。

　　病中，《读者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博览》《八小时之外》《奥秘》等杂志，是我最爱翻阅的。还有，妻子常借回几盘古装功夫片录像带……

　　功夫片，尤其古装功夫片，当然是精彩的，比如《黑白道》《月夜斩》中那些男人的敢爱敢恨、敢拼敢死、敢赴汤蹈火、敢闯虎穴龙潭的铮铮气概，是令我很着迷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一个个确也爱得潇洒、恨得潇洒、拼得潇洒、死得潇洒！

　　冷兵器太使男人像男人了。

　　我常想，倘我生活在冷兵器时代，便决不弄文，而入深山古刹拜师学武，做剑客，做侠士，除暴安良，惩奸扬善，岂不快哉？

　　半个月里，我几乎看遍了北影电视剧部所存之古装功夫片录像带。电视剧部主任周晓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开柜门，常说的一句话是：“随便你选，随便你选。几盘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开的是医药柜的柜门，任我取之的是灵丹妙药，专治肝病似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有一盘录像，令我看了后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结局太惨，惨在尸横遍野的是众江湖好汉。而恶的代表人物，却在高奏的凯乐中登上霸主的宝座。其实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认真的。许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逻辑，贯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头来，必是善而强者，铲除了恶而强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后悔的录像，却将血淋淋的另一种逻辑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强未必能铲除恶而强。恶而强获胜便是那样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们绝望。它长恶的威风，助恶的志气。用我们的评定术语来说——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正是这一盘从港片翻转的录像带，在我头脑中迸出一个思想——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我看时，恨不得跃入电视，助善而强者们一臂之力。如我幼时看戏剧《白蛇传》时，恨不得跃上台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儿！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蹂躏，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

　　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吗？”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吗？你不就是写小说的吗？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在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而言，它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它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省略号上。大抵如此。这对它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 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伏。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磨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