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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能量怎么老是与人性美碰撞

　　“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一个叫肖贤友的武汉市民，被新型冠状病毒入侵，临终前写下了这11个字的遗言。

　　寥寥数字，让本来被疫情搞得烽火连天的自媒体又现风浪，且汹涌澎湃。

　　临终前还想着用自己的遗体给医学人员做研究，以帮助他人更好地抵抗病毒，这是个有大爱的人，让人感动。

　　现在的人常感叹将爱情进行到底不容易，而这个男人在告别人世以前，还放不下自己老婆，这是个重情义的男人，这是将爱进行到底的典范，弥足珍贵，同样让人感动。

　　新闻人是有眼光的，他们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男人虽然比不上无数先烈“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英雄，死得重于泰山，但在和平年代，这个男人也属胸怀家国情怀、家庭情怀者，充满了正能量。

　　《长江日报》一马当先进行了报道。做报道，《长江日报》是认真的，组织了一批记者和编辑，花了大半个版面。

　　按说在瘟疫肆虐的时候推出这么一篇报道肯定好评如潮，不料，文章刊出后，差评就像长江的巨浪涌来，《长江日报》简直被长江之水，不，是网民的口水给淹没了！

　　问题出在题目上，《长江日报》的题目是《歪歪扭扭7字遗书让人泪奔》。读者直言：明明遗书是11个字，《长江日报》为什么删了“我老婆呢”4个字？这说明长江日报的编辑或记者思想很僵化，还停留在正面人物就该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那些年。

　　那些年专指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年代，当时还没有正能量一词。那些年为了宣传正面人物的革命气概，为了突出正面人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斗私批修公而忘私的精神，新闻报道、小说电影等一切文艺作品里出现的人物基本不管妻儿老小，不管父母兄弟，不管亲朋好友。这些人物除了“爹亲娘亲不如党的恩情亲”，根本没有爱情亲情友情，他们活着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而自己小家的任何事，都属于小我的私事，不值得提起，如果提起，就有违“革命理想高于天”，就贬损了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那些年，正面人物总是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碰撞时，为集体利益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比如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抢救生产队的木材，跳入汹涌的洪水中，在与洪水的搏斗过程中光荣牺牲。比如黄山茶林场的11位职工，为了扑灭茶林火灾而明知山有火，偏向火山行，最终献出生命。

　　那些年的宣传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与革命事业比，生命微不足道。

　　那些年宣传正面人物也会涉及一些他们的家事，基本都是他或她每天为了革命工作忙个不停，孩子、老人生病了无人照顾、或者老婆或丈夫有自私自利的想法，他或她坚决与之斗争，以致“斗私批修”斗到夫妻失和，“造反有理”造到父子反目、儿子揭发甚至殴打老子。

　　“那些年”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长江日报》还延续那些年的那些做法呢？这就是人们不解的。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民生活早已从高耸入云、虚无缥缈的不食人间烟火，回归到炊烟袅袅、油盐酱醋、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居家过日子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真善美，就是以人性的善良、爱心为主旋律。

　　因此，武汉市民肖贤友的一句“我老婆呢”，是涵盖了饮食男女的真情实感的，是小人物对大家和小家同样关爱的最淳朴表达。

　　这激发平头百姓情感共鸣的4个字，偏偏被《长江日报》删了，这又怎么不会激起大众的愤慨？又怎么会不把他们归入思想停留在那个年代的僵化者？

　　《长江日报》显然还没有融入时代，没有感知到人民大众需要什么。

　　也许指责《长江日报》的编辑、记者不知道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是冤枉了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百姓，也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要生儿育女侍奉老人，也有坛坛罐罐一地鸡毛家长里短的生活，他们是深知什么样的宣传才合百姓胃口的，只是有时宣传人性美会与正能量发生冲突，让他们好尴尬，好为难。

　　要处理“好尴尬”和“好为难”确实好为难，弄不好，失去了升迁还是小事，可能就丢了饭碗，影响到生存生活。

　　有位作家最近说了句话：自己做的选择，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后果。面对此言，我希望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有所思考，有所作为。 真话——长星杂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