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了一只猫，叫做神。

　　神是我去年夏天去台湾环岛旅行的时候“换”来的。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是行至台南，我所住的家庭旅店楼下有家7-11，到夜晚时，我出门觅食，借着路灯和7-11的光，我望见了便利店门口电线杆上贴着一列字：要跟神和好。我驻足盯了好一会儿，低头时，透过橱窗，一眼就看到了神。

　　神的眼睛乌黑溜圆，跟抛了光打了蜡似的，浑身的毛金灿灿，典型的橘猫，体态臃肿，神色安宁。

　　在遇到神之前，我没想养猫或是一切宠物，原因就要从另一件事说起了。

　　那大概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天晚上跟我妈逛完超市，走到公寓楼下时，我听到了猫叫声。

　　不是大猫标准悠长的“喵一”，而是短促尖细的一声声“niā一”。我压低了身子，专注精神，去寻找叫声的源头。终于在停车库前的阶梯石缝中，找到了。那是一只才出生没几天的小奶猫。金灿灿的毛，还很稀疏，双眼紧闭，浑身瑟瑟发抖。

　　我蹲了下来，入神地看着它（其实我更愿意用“他”或者“她”来指代那只猫，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公的还是母的）。我妈走了过来，说应该是哪家的母猫生下它后，它自己跑了出来，不要管它了，会有人家来寻的。

　　可我的脚走不了，我妈怎么拉扯都没用。“有人来寻的话，我们就还给他们。”百般无奈之下，我妈只好捏起那只猫的后颈，拎回了家。她又找来一个纸板盒子，铺上了我爸穿旧的衣服，算是为它临时做了一个窝。

　　我搬了个板凳，一直坐在盒子边观察着它。它实在生得好看。年幼的我想着，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明存在，那一切好看的事物，都是神明的恩赐，而这只幼猫，属于恩赐里最好的那种。

　　起初它在纸盒里还能摇摇晃晃走几步路，后来累了，窝在纸盒一角睡着了。怕它饿着，我妈打电话给还未下班的爸爸，让他给带盒牛奶回来；怕它冷着，我把自己去年戴过的小毛线帽轻轻盖在它身上。

　　“它会不会死？它有没有死？”

　　我一直担心忧虑着，大概算是人生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了“牵挂”二字。那一夜，每隔一段时间醒来，我就下床跑去看看它，它的气息太过微弱，我用它的肚子还在一鼓一鼓来确认它还活着，才能安心。

　　春寒料峭，我早上总爱赖床。可那天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起床去看猫，甚至在上课时，也一直无法很专注。

　　古语说：百无一用是深情。有时候，人的情感确实无用。

　　一个三年级小学生，那样的心心念念，可那只猫还是死了。

　　我妈连纸盒跟它一起放在门外，说猫死在家里不吉利。我不敢相信事实，坚持它还没死。母女俩的僵持中，我妈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说等我爸下班回来，让他做主。

　　其实那时我看着纸盒里的猫，有所自觉，它已是濒死状态。它走不动了，也叫不动了，甚至冷也抖不动了，我拼命地对它哈气，它金黄的毛发被吹得摇摇摆摆，可它却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不忍再看，窝在被窝里，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是我爸的关门声吵醒了我，我飞奔下床，揣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他面前，焦急地问道：“它还活着是不是？”

　　“谁？”

　　“猫。”

　　“我已经扔进垃圾桶了。”

　　一瞬间的事，我感觉有人在我的心头狠狠掐了一下，又闷又痛，眼泪一下子留了下来，长大了嘴巴，一开始出不了声，直到好不容易从喉咙口蹦出一句“啊一”后，便再也止不住，嚎啕大哭。

　　爸妈见样先是笑话，过了一会儿看我丝毫没有停下，反而越哭越来劲，只好说：“不哭了，明天去宠物店给你买只小猫来。”

　　我喘着粗气，用力摇头，断断续续地嚎着：“不要……要死的……我不要……会死的……我不要……”

　　这件事对我而言，说是童年阴影，丝毫都不夸张。因此从那时到遇到神的那天为止，我都丝毫没有动过养宠物的念头。

　　但就在我见到神的那一眼起，我就知道，他得跟我回家。

　　神与大多数猫一样，高傲又自恋，慵懒又薄情。他颇具慧根，天赋异禀，听得懂我的话，甚至有时候还会跟我说话，虽然后者是否发生主要看他的心情。

　　“厉害。不过7-11里怎么会卖猫？”等我在两周环岛后再次回到台北时，见到了林玮廷。

　　“不卖的，是我求便利店的店员跟我换的。”

　　“那主人就立马答应了？”

　　“我求了很久。”

　　林玮廷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表示赞许。

　　“那你是用什么东西换的？”

　　“嘿嘿……”我突然笑了起来，用像是赚到的表情，得意地说道，“用一个正愁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东西。不过有件事你说错了。”

　　“什么？”

　　“店员并不是神的主人，他也不知道神是从哪里来的。”

　　“哈？说半天，这是只野猫啊？”出现了，林玮廷的台湾腔。

　　“怎么说话呢？”我在他头上拍了一下，“不许这样跟神说话。他可是我辛辛苦苦换来的。”

　　“铲屎官了不起厚？那要怎样啊？”

　　“要跟神和好。”

　　“几点的飞机？”

　　“明早6点。”

　　我们从奶茶店出来，沿着西门町走。明天是周末，西门町更为热闹，随处可见一对对情侣，一群群的“好兄弟”跟“姐妹淘”，还有一队队的游客。

　　“那我明天送你吧。”

　　没等我回答，我们被一个小女孩拦住。眼前的小女孩只到我的胸口，披散着头发，肤色偏黑，单眼皮，鼻子有点塌。她穿着已经破洞的t恤，手里拿着一个缺角的瓷杯，眼神在向我们乞讨。

　　我从口袋中拿出一个五元的硬币，扔进她的杯子里。

　　“谢谢谢谢。”小女孩不停道谢。

　　等小女孩穿过我们走了不少路后，我仍停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走吧，”林玮廷提醒我，“还有什么想逛逛的吗？大安森林公园有去吗？行天宫呢？啊不然诚品？还是去阳明山看夜景？”

　　我仍然走神没有回答林玮廷的话。在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如果来了辆出租车的话，我能盯着看很久。台北的出租车涂着亮黄色的漆，好看极了。

　　从右边又驶过来一辆出租车的时候，不听使唤地，我的身体微微前倾，抬起了脚。

　　“靠北。”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手臂就被林玮廷抓住，虽然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知道那肯定不是好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这样做不对。”林玮廷看着我的眼睛，严肃地说道。

　　“噗嗤一”看着他严肃的样子，我不禁笑了出来。

　　绿灯亮起，我们往对面走去。

　　“怎么不对了？”

　　“往小了说，你在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往大了说，你在破坏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

　　我只好点点头表示认同，又像是为自己辩解似的小声说道：“你想多了。再怎么说，我也不会在你面前。”

　　“我倒宁愿是我想多。”

　　当我跟林玮廷来到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夜已经有点深了。趁着路灯的光，我们坐在公园里的阶梯座位上。

　　“台湾好吗？”林玮廷问我。

　　“好。”

　　“你的身体还好吗？”

　　“好。”无意识地，我轻按了一下自己的腹部。

　　见林玮廷不再说话，我长叹了一口气：“真不想回去啊。旅行就要结束了，又要回到之前的生活轨迹里了，感觉糟透了。”

　　“喂。”林玮廷转头看着我。

　　“怎么了？”像是刻意避开他的眼神似的，我仍抬头看着台北的天空，没有星星。

　　“我打算辞职了。”林玮廷平静地说道。

　　“换新工作吗？好巧，我也要开始新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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