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与岳石，梁旭与马桥湖熟，时代虽然前后相接，面貌却缺乏紧密的承袭关系。

　　其岳石文化之中并又包含了许多同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马桥，湖熟文化之中则增添了不少印纹陶的因素。

　　岳石与马桥，湖熟诸多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居住遗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都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梁旭文化。由这两方面变化所造成的总印象是岳马湖等文化不是龙良文化继续向上发展所演变过来的，而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族群人口大为减少，文化出于低落时期的遗存。

　　水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总是文化高的会更多地影响文化低的。岳，马，湖等文化当正因处于文化落时期，便接受了许多相邻文化的影响。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原因吧，岳，马，湖等文化就好像是当地新出现的一种比从前落后的新文化而已。

　　与此同时，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则继续向前发展，在豫西地区的嵩洛一带，演变成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已迅速发展其青铜手工业，出现了财富和木又力集中的君主和贵族及平民的不同阶层，建立了咱们中土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观察，可知道这个王朝很快就扩大其疆域，如嘉禾了禹贡的记载，还可知道这个王朝又通过贡纳的方式而筒子了所谓九州的广大区域。

　　这些现象，在近十多年来越看越清楚，因而也越来越让咱们这些笨蛋考虑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才导致这个历史大变化的呢？

　　龙山，梁旭文化的突然衰变是因为其他文化的打击，还是屈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压力的结果呢？

　　代替龙良两个文化的岳马湖等文化以及文化源头中所包含的其它文化，都是如此微弱，显然不是能够征服龙良两个文化的外来力量。

　　所以，得从另外的方面去考虑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两千多年来的史学记录，则明确地说道，荛瞬的时候是鸿水滔天，下民其扰，求能治水者，最初，曾以鱼系之治水无状。其后，则用大禹治水，大禹居外十三年而天下于是太平治。

　　四千多年以前咱们中土曾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到灾难，必以下游为重。

　　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时一片汪洋，大雨还会引起海进，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

　　残存的居民，在相当时间之内，恐怕只能勉强维持生命，根本谈不上搞什么有关文明的建设了。

　　他们要恢复生产，重振生活的话，再度发展文明生命的，只能是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也就是洪水竹简平息下去后。

　　据现有发现，在黄河下游的地段，大体是到岳石文化后期时，这种文化才从鲁西南一带由西而东地又明显进步，而到了商代后期，商人又曾远征到山东昌瘫地区，加快了那一带新发展文明的步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要迟到西周到春秋时期，才由另一些族群重新发展起了具有相当高度的文明。

　　对大河大江的中上游流域来说，所受灾害当然要小于下游。于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仍正常滴向前发展，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夏王朝。如果四千多年前不发生这场连续若干年的大洪水，中土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

　　要科学地论证这个事实，当然还需要考古和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等科学的多年共同工作。

　　其实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就在好几个地点进行考古发掘，洋人和中土人都拿起了锄头，土法，洋法一期上马，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深刻反映出人们希望重新认识历史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盗墓倒腾古董的人，但也有咱们这种考古人员。

　　但中土和欧洲古史的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统却大不相同，就欧洲本土来说，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较为晚，以后除了罗马时期，并没有大片区域统为一国的情况，所以欧洲考古学研究在发生初期的终点，在于寻找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活动情况以及进步过程的阶段性。

　　二十世纪较早阶段英国资深考古学家赛斯就认为，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由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联合组成的考察队肯定了法国北部的俺不为例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对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发生具有转折意义。

　　可以说，肯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以及寻找其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欧洲考古学的一个中心。

　　两河流域，古埃及，克里特，麦蛇泥以及古典时代等考古，虽然都陆续成为欧洲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但真正做出大规模而又是科学的发掘，要到十九世纪七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实现的，况且大多数地点是在欧洲以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类技术和文化进步过程的阶段性，是由欧洲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在中土，则要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表现出，自传说中的五帝经三代至秦汉，被认为是一个单线变化过程，这种认识深入人心，包括学问很大的知识界人士，所以中土在考古工作刚刚开始的二三十年底。

　　尽管对刚发现的周口店猿人，新石器，仰召，龙山梁旭等文化也很重视，但还是把主要力量投向探索商周文化，由中间研究所历史语言所梁旭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还有发掘陕西宝鸡斗几台遗址和墓葬，尤其以殷墟发掘所投力量为多。

　　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都，更早的商文化，在打仗以前的十年殷墟发掘中并不认识。这是在五二年开始发掘郑州二里岗遗址后才确定下来的。

　　当把二里岗上下层的分期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以后，尽管最初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中商时期的遗存，但寻找夏文化的需要一开始出来了。

　　在五十年代晚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人怀疑甚至提出过早于二里岗下层的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等遗存属于夏文化。

　　五十年代末，东北局的考察队，根据古史传说中所提到的迹象，踏遍了豫西和晋南的若干地点，随后并选定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长期发掘，确定了二里头文化的存在，并认识到山西夏县东下风的同时期遗存是这个文化聚落的一个区域性类型。

　　从此，由少到多地一批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但也有一批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才是夏文化遗存。特别是在战国时候，阳城附近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发掘后，更进一步认为已找到了一个夏都遗址。

　　依照这个认识，二里头文化就只能是一种早商时期的文化，知道后来发现并发掘了偃师尸乡沟商城遗迹后，由于史籍中有尸乡是商汤毫都的记载，而尸乡沟古城中又是二里岗文化的堆积，这就使大家只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于商代的夏文化遗存。

　　但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究竟全部都属于夏文化，还是早期是夏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争论，仍然继续不断。

　　之后足足二十年的时间里，关于夏文化，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首先是河南龙山是夏文化，二里头是早商文化，二里岗是中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

　　第二是河南龙山晚期到二里头前半段是夏文化，二里头后半段以后是商文化，接着是二里头是夏文化，二里岗是早商文化，殷墟是晚商文化，中间不要安排中商文化。

　　随着新发现的增多，尤其是偃师尸乡沟商城的肯定，第一种一件慢慢衰退了，从九十年代中叶到两千年九月，在综合了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测年技术这五个学科而进行的人力甚众，资金投入最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中，关于夏代年代学的羡慕，首要确定的就是它的文化遗存究竟是何种考古学文化呢？

　　偃师研讨会中是肯定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意见，基本上是得到普遍认同了。

　　但过后，对于夏文化的起源问题，还是表现了很不相同的认识，谁都提出自己的一件，但谁都说服不了谁。

　　可以看得出，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分歧，分期的核心并不是时间早晚的争论，而是对考古学文化的界限，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等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基本认识方面。

　　持着河南龙山晚期属于夏文化的人，主要是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到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夏文化应当起源于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某一阶段，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非区别不同族群的界限。

　　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人则认为，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不一定是分属两个族群，但统一文化的前后期别，却很难承认是两个族群。

　　具体一点说，如果把河南龙山晚期定位夏文化，似乎就应该承认龙山的早中期也是夏文化，是一种尚未进入夏代积年的夏人的文化遗存。

　　那么，作为龙山文化重要源头的某一类型的仰召文化，能否就此肯定为夏人的早期先祖的遗存呢？先秦古族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能够沿着这样的一种单线途径来寻找或思考嘛？

　　自七十年代以来探索先秦古族与之关系的具体研究，在许多地区已经陆续开展并日益深化，并且越来越清楚地使人感觉到若干古族的兴起，往往是综合了若干文化的因素而突然出现的。

　　夏文化的情况，似乎也应该是这样，进五十年以来的一些新发现，甚至使人感受到陶器形态的相似，不一定是决定其文化性质的主要根据。

　　河南舞阳贾湖遗存的陶器形态，和裴李岗文化的遗存很相似，但农作物却为水稻，或者小米，随葬龟卜和獠牙的风格则和同时代较晚的大汶口文化而不是裴李岗文化及其后羿，仰召文化的某一类型。

　　由于这些个情况来看，贾湖遗存和裴李岗遗存显然是农业经济内容和风俗习惯有异于以及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不同族群。

　　在探索夏文化时，有无超出比较陶器形态意外的方法呢？近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方法，这就是人体遗骸的遗传基因测定。

　　中土的遗传学者，现在已为全人类基因图谱的建立，承担了百分之一的工作，并且在前几年已经从契丹女尸等标本的遗传基因测定中，判断出古代的契丹族和今天的达干族的血缘最近。

　　在三峡考古中，也正在寻找古代巴人同现存少数的亲缘关系，如果能比较出河南龙山和二里头的人骨遗骸基因线粒体排序的异同处，无疑将为判断这两种文化的居民的关系究竟如何，提供新的想法。

　　我虽然目睹了近六十年来探索夏文化的整个过程，但并未专门从事夏文化研究。

　　不过我的确以为这是近三十年内中土考古学研究中大家最关心的课题，而且一些朋友又要咱去帮忙，完全是没有工资的艾玛！

　　当我闭目静思的时候一幅幅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有那么多的当面争论，背后议论。又有那么多人因为性的发现而高兴，长久不能平静，也有那么多的事情，引起过互相之间关系的变化，打架当然是少不了的啦。

　　总之至少在中土，没有另外一项考古学研究，曾经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牵动着那么多人的心，又一次一次地引发出行的理论概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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