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的文字尽管可能曾经影响到夏商文字的发生， 但自身后来却消失了。

　　听我的前辈说很多年以前当山东邹平丁公龙山城遗址发现这些刻画文字的陶片后，那是相当轰动的。因为自发现商代甲骨文后，百多年来，虚造甲骨文以前的文字，一直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现在则一下子啊把咱们中土文字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一千多年，自然是万众瞩目的，但同时又是议论纷纷，因为这些陶片上的文字，是在取回室内洗刷后才看到的，于是有人怀疑是现在的人后刻上去的。

　　一时之间，笔墨口水乱飞，相当热闹了一阵子。后来，议论虽然平静下来，但疑团在一些人的心中，始终没有消失。

　　三十五年前吧大概，在江苏高邮龙须庄遗址的发掘，才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团，那次发掘，在龙须庄的南荡遗存中，又在一块龙山晚期的陶片上见到了字体类似丁公陶文的刻画文字。

　　它刚一发现马上就引起重视，所以第二年就把那次发现评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接着自然是各种论文，那块陶片上有两行共八个字，右边四个字颇像动物的象形，笔道连贯运转而多转折，同丁公陶文的作风相似。

　　左边四个字都是由直划的笔道组成，有一点商代甲骨文那种味道。这左右八个字，恰好平行对应，因而可能是八字连续，也或许其左边四个字是为了解读右边四个字，反正谁特么知道呢？

　　总得开来，丁公陶片和南荡陶片既然都是龙山文化遗存，上面的字自然可以合起来思考其分类的。

　　如作字形分析，其分类存在着三种可能性，第一同属一种文字，因为现在都不认识，无法作出分类。

　　第二分属于两种或者两个阶段的文字，即南荡陶文右侧四个字和丁公陶文都是圆笔道，南荡陶文左侧四个字则为直笔道，所以可分为两种或两阶段的文字。

　　第三是一种文字三阶段形态的表现，也就是南荡文字右侧四个字极为相像类似象形符号，是这种文字的最初阶段，那么丁公陶文好像刚从象形符号演变出来不久，所以都做圆笔道，可认为是第二阶段。

　　南荡陶文左侧那四个字已从圆笔道变为直笔道，这一点同更晚的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处，应该是第三阶段的，而且此时很多人对最初那种象形符号式样的字体已经不认识，所以这种直笔道的字体来解读最初通行的象形符号。

　　在目前并无其他材料作比较时，当然没有能力判断何种推测标胶靠谱，不过现在因南荡陶文的出现，把丁公陶文推定为龙山文字，应该说可以肯定下来的。

　　几年后在余杭县南湘挖到的一件梁旭文化黑陶罐的肩至上复部的位置上，也有八个连续的刻画符号或者文字，其中的一个四足兽形符号或文字，和那南荡陶文中的兽形文字颇为相似。

　　梁旭和龙山文化的发展高度与分布地区正是最接近的，这个材料可以为南荡文化是文字的一个互相证据。

　　这种文字，和甲骨文出现以后的汉子系统，找不到前后联系的现象，所以现在完全不认识，说明后来已经消亡了，但从其本身来看，则应该当同属甲骨文一样，都是从象形符号发展来的单音字。

　　这种相似，似乎又能反应出创造这两种文字的族群尽管不同，但在语系方面却是接近的。这当然意味着彼此在文化甚至血缘上的距离不会很远，从这两种文字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

　　对推定丁公，南荡陶文的族属以及其实用时间极有意义的材料是早在五十二年前就找到的菜阳陶文。

　　当年在山东莱阳县前河前村征集到一件当地出土的仿铜陶盂。因为是仿铜的，所以从形态观察，很容易判定为西周中晚期的东西。

　　陶痰盂颈部，有十三或者死四个刻画文字，其六部和复部又分别刻画两字，所有文字有些像鹿，鱼，鳖类动物的象形。有些则略具有商周金文味道，而所有文字，都用圆笔道形成。总体来看把，多象形特征和利用圆笔道的风格一望就知，同丁公，南荡陶文是一种文字，也就是这两种陶文的延续。

　　丁公，南荡，莱阳陶文既可归为同一类文字，首先就可以肯定在山东半岛至江淮东部，从龙山至西周中晚期存在着一种后来消亡的象形特征显著的文字。

　　其次，按之分布范围，又能推断即为古代东夷文字。在古史传说中，这一带 古有太昊，少昊集团活动，也是后来东夷集团的重要分布范围。

　　在夏代，东夷的力量同夏人不相上下，而且在夏人建立王朝前后，东夷夏曾长期联盟并长期执蒸，在此以前山东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三角洲的梁旭文化，又是当时咱们中土境内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族群集团的遗存。

　　后来这两大文化因为遭遇两年洪水和海侵的灾害，一下子衰落了，分别被含有若干其它文化因素的岳石和马桥，湖熟文化所替代。

　　岳石为当时东夷集团的遗存，现在已经普遍认可这种说法，更早的龙山乃至大汶口文化，或以为是早期东夷遗存，或以为四东夷的源头之一。

　　今天据丁公，南荡，莱阳陶文这个系统的文字可从龙山延续至西周的情况来看，文字既然延绵不断，龙山文化至少可以认为是后来的东夷文化的重要源头。

　　证明这个推测的重要根据是，在夏商周三代，这里是东夷集团基地的情况，在古籍记载中是非常明显的，既然历史背景如此，把那三个陶文系统的文字，推定为东夷文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应当指出，发现丁公等陶文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开始找到一种古之东一文字，还同时给了咱们一个重要启示，这种文字既然存在夏商周时期，当时的夏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东夷，夏又曾经长期联盟并轮流执蒸，在互相关系如此密切的情况下，夏人为什么没有接受这种东夷文字呢？

　　那么按照同样的道理来考虑，商人的甲骨文如果在灭夏以前已经形成，而此时夏人并无文字，那夏人又为什么也不接受相邻的商人文字呢？

　　众所周知，在距今四千年前后，夏人既然建立了中土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力量和文化程度应当比东夷多少要强一些的。

　　此时东夷既然早已使用文字，哪怕是很原始的，夏人应该也已产生了文字。如果再联系论语所说那样，什么殷因夏礼，所以损益可知也的情况来考虑，商人岂不也就会像后来的周人接受了商人文字那样来接受了夏人的文字吗？

　　在今天这当然只是一种推理，但夏人有无文字？夏商是否同一种语言？是否使用着同一种文字？孔子应该是清楚的，所以从上面的那句话的内容来思考，其中恐怕就包含着商人继承了夏人文字的涵义了。

　　但汉字发生的事情，应当已被大体揭开了出来，这就是说，当东夷使用着丁南莱这个系统的文字时，夏人则使用着另一种文字，而从三代之礼相应的情况来推测，后来商人所用甲骨文这种系统的文字，其实是从夏人那里雪莱的，中土汉字的源头应当是夏人族群那里。

　　夏人既然已经造出了自己的文字，源头当然还要更早些，当他们建立王朝后，自然以这种文字为夏朝法定的文字，并一直成为以后王朝的正统文字，再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丁南莱那种东夷文字，只能成为个别族群的区域性的文字时间一长，自然就慢慢消亡了。

　　一个甲子以来，中土考古学研究在风风雨雨中长大了，咱们现在可以描绘这片土地考古学文化系谱的基本枝干，并能看到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乃至长城地带，都陆续由原始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而东方的龙山文化是其中生产技术最高，从而大概也是蛇会发展程度最接近于具有文明时代诸多特征，如城子崖与寿光县边线王的城地址等的一支文化。

　　三十年代找到的相邻长江三角洲的梁旭文化，由于近年来余杭县反山，瑶山的族群酋领目的及其随葬的大批精美玉器的发现，特别是莫角山那个巨型宫殿群样的遗址群的发现，又可认为是同时期文化发展水平更高的另一支文化。

　　这就是说，在四千到五千年以前的中土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梁旭文化的光芒最为亮眼，同时期黄河中游的龙山阶段诸多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

　　然而，一到接近距今四千年的时候，情况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梁旭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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