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到的九大文化区意外，自然还有另一些文化区，每个区域之中，也不见得之存在一种部落集团，但在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它们正是当时中土的一些最主要的聚落。
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具体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其中的两个具有历史和地理联系的集团，往往结成联盟，而且一旦结成了，一个强大的王朝或是称霸一方的盟主，便会很快兴起。
在古史传说中，夏代由大禹开锅，他一死，本应由东夷族的伯益继位，但被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争得统位，此事战国时有二说，一为启，益想让，一为启，益相争。在军事冥煮或者文明时代初期，结为联盟的各部落常常轮流为长，启，益争统事反映出夏东夷两大集团本是结为联盟而轮流制杖，而到大禹死后这个传统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古史传说有谓启子太康失锅，东夷族的后羿代夏正，气候后羿相寒是杀羿，夏的遗臣霏又联合有隔氏灭是，复立太康子芈少康为夏王，东夷的联盟后，这辆集团显然长期在激烈争斗中。
夏代立锅以后的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其前身因素之一是嵩洛地区那种类似王湾二期的河南龙山文化，下时期东夷部落的遗存是岳石文化，山东半岛的龙山及更早大汶口等文化则是东夷先祖的遗存或者是其重要源头之一。
在河南省的偃师滑城，半顶山市郸县段攀，商水县章华台发现的大汶口晚期墓葬，深入到了仰召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的腹地，可能整反映出其时两大部落的不寻常关系，这龙山中的响，瓢，单耳杯，豆等陶器，源头又在大汶口之中，二里头中所继续使用的这些器皿以及新出现的三足盘，圈足壶。也是源自大汶口龙山的这可以理解是一般性质的文化影响，但放在夏东夷联盟的具体环境中考虑，不正是因联盟而加强了二者文化交流的一种表现吗？
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伊洛地区的龙山文化，是发展程度很高的一支聚落，但山东的龙山那边，可说是当时发展程度更高的部落。
例如薄如蛋壳的磨光黑陶和发达的制玉工艺，都是达到当时的高峰，那种制玉工艺显然曾对后来的夏商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样两支文化结为联盟，既可在许多方面互相促进，加快本身文化的前进速度，又自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迫使四方臣服，建成一个所谓的九州有同的夏王朝。
史称商人子姓，是有娀氏之女简狄吞那啥面生，有娀氏之女既称简狄，当为狄人，故商，狄曾是互为婚姻的联盟集团，在已有的发现中，却也可看到商文化和北狄遗存之中，有许多文化联系紧密甚至互为渗透的现象。
夏商时期的北狄遗存，主要分布在长城内外及太行山以西，直到陕北。但太行山并非阻塞古文化交流的中隔。内萌古包头市阿善一期遗存中的红顶碗，小口尖底瓶和夹砂罐，颇为像仰召文化后岗类型中的同类器，而和半坡类型不同。
太行山两边的古文化，早在六千年以前就存在着一定联系，到商代的二里岗上层时期，仍然保持着这种联系，无论是陕西太谷白燕还是内萌一颗枣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的北狄遗存，都有很多商式样的方寸带足陶器。
到了殷墟阶段，狄人自身已普遍使用一种兽首或凌守刀，而在安阳殷墟的商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这种青铜刀。
这样一连串的现象，暗示出商狄两大部落的关系，的确是很密切的。天津武清县出土的东汉延玺八年，又说狄人鲜于璜本为殷棋子的后裔，这进一步说明了商人和狄人所存在的亲缘关系。
商人以农业为生，狄人则为畜牧部落。简狄的时候，商人只是和狄人的某一支互为婚姻的联盟，作为北狄部落的总体来说，商，狄两大部落的前进轨道却是距离很远的，不过商狄既然存在着这样的亲缘关系，商人集团似乎在很长时间内是以广阔的敌人活动区为其可靠后方。
所以商汤之时，曾放心地向南征服葛伯，韦，顾而灭夏。商狄联盟，应当是建立商王朝之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在以后的时期中，商人又曾屡次征伐狄人的某些部落。
从总的情况来看，商狄联盟犹如夏，东夷联盟那样开始时是建立一代王朝的基础，后来又发生过争斗。
周人姬姓，但古史传说有那啥郃氏女姜原产周人的始祖弃。西周金文还表明其时的周天子是隔代以姜姓之女为后的。
姜姓当即羌部落的一支，周人和这支姜姓部落既然世为婚姻，当有牢固的联盟关系。周武王征伐商纣的时候，以姜尚为师，周人就是以姬，姜集团的联盟为核心，再联合许多其它㲕集团而实现这一目的。
周羌联盟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应，比起上两个联盟还要明显得多。首先从周文化形成的自身过程来看，就不断地渗入了羌部落的因素。
例如周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周式样陶，最初本是从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那种多沿瘦长形的隔演变而来，如武功尚家坡所出。
但长武，旬邑等地先周墓葬中，又大量出现源自甘青地区的高领袋足隔，也就是羌式隔。此时以皱当或联当为特色的周式隔为主。
又如周人自身的埋葬，本是以竖穴土坑墓为传统的，而甘青地区的羌之墓，则至迟从马厂文化时期起，就多洞室墓。近年来在丰镐遗存中发现的西周墓葬，除了大部分是采用周式竖穴土坑外，有一批也是羌的洞式墓。
在甘青地区的羌部落的遗存中，自西周时期以后，例如安国式和辛店乙组式的隔，也都受到周式隔的影响而出现联当式，这样一些互为影响，交叉存在的现象，当然可以视为因周，羌联盟而产生。
不过，这种两大部落的联盟，只是指羌人种靠近泾渭流域的一支而言，对羌人总体来说，周羌两大集团的关系，也如夏东夷狄那样，后来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以致于西周末年犬戒就侵占宗周，迫使平王东迁，实质上是覆灭了西周王朝。
楚，越古都属于苗蛮部落，楚人芈姓，一说越人也是芈姓，从考古学发现观察，在长江中游一带，至屈家岭文化阶段时，北到伏牛山岳，西到长江三峡，东达同伯山一带，南到洞庭，鄱阳两湖间。
可以说是一个考古文化区，也是苗蛮部落的楚，二苗，马兜等族的活动区。这个区域内的遗存，当然又可分为若干区域类型，但其共同也是很突出的。
到商代的时候，洞庭，鄱阳两湖间的遗存以几何形印纹陶为特色，它的族属归之越人部落是明显的。在鄂西，湘西北等地，在大概是楚人先祖的遗存中，几何形印纹陶也较为发达，同越人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这时期的楚，越是否结盟，史书缺言。但从这两大部落族源之近和文化联系的紧密来看，并参考夏东夷为盟，商狄为盟，周羌为盟的情况，楚越大概也曾结为联盟。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古史传说中的三苗的变迁，传说中的三苗，以饶舜时为最强大。
经过绕，舜之际的打击，开始衰落下去。又经过大禹时的打击，更为衰微。但周语那本书曾经提到过，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大概到商末以前，三苗还存其名，以后则不见踪影，她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按照战国策里面的记述，洞庭，鄱阳两湖之间既是三苗的主要活动区，那一带自屈家岭阶段以后指商时期的遗存，应当就是三苗所留下的，如以商时期的遗存为准，这个区域的青铜文化，在相当于商文化的殷墟期时，包括着虎包，猪尊，象尊，大鼓，大绕，大尊等极为精美的青铜器。
发展水平显然高于同时期的楚人的先祖，看来洞庭鄱阳两湖间的这种印纹陶和大量动物形青铜礼器为特征的遗存，就是上后期的三苗文化，而这种文化是属于越文化系统的。
自楚人强盛起来后，越人也开始扬名，三苗之名却告消失。古之三苗，大概就是商周以后的越人先祖中属于北部的一支。
所以，这里推测的楚越联盟，在商时期实际上主要就是楚和三苗的联盟。楚人并未像夏商周那样建成一个臣服四方的王朝，但在千年左右的时间内，却是长江中游，并曾逐步扩大到长江下游乃至更为南方的一个实质上的盟主。
它所以能达到这个地步，在商时期，尤其是商后期曾经和三苗结为联盟，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概括这些说法，可以看到在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当文明时代之初，本是有许许多多强大的部落或部落集团林立四方。凡是能在这部落之林中征服四方而建立起王朝的，都是由两大部落集团结为联盟才取得成功的，这种联盟既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速度，又扩大了双方蒸煮的，军事的力量。
可是文明时代来到以后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又使得这种不同族群间的联盟，难以长期保持下去，让任何一个借助于联盟而建立起来的王朝，一定会破坏这种过去的联盟，开始一种新的斗争。
两大族群的联盟为早期中土统一王朝的重要原因，是考察中土青铜文化区域划分情况所得到的一个新认识。
自晚清以来，洞庭湖周围出土的人虎回，已因形态特殊而受到很高的重视。近二十年来，洞庭湖周围又出了许多动物造型的青铜器，本身特征突出，而且很神秘。
后来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三大披青铜器的发现，加上长江三角洲宁镇地区陆续发现的一批有本地特征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楚了。
但是至今还没有放在中土境内各支青铜文化，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中来审视的产生，变化过程。其实，只要从这个角度做出观察，就能看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并非土生土长的，而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一支商人来到长江中游带来的。
知道殷墟阶段的时候，二里岗普遍向商王朝核心地区退却，在殷墟文化分布范围的四周，才大量发展期本地的青铜文化。
三星堆，鄱阳湖周围，大洋洲，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条件下出现的。
要看到这个变化过程，当然必须了解相邻的黄河流域青铜的发展过程，而看清了长江流域的变化过程的背景后，对黄河流域青铜文化有兴有衰的原因，特别是对殷墟文化分布区比以前大为缩小的原因，也增加了新的理解。
在黄河流域，近四五十年来随着马家窑，马厂，齐家和各地龙山阶段，及岳石等遗存中，小型铜器的陆续发现，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黄河流域已经出现数量并不多的人工制造的铜器，一杯肯定下来。
这些小型铜器，或为红铜，或为青铜，而且如同所属文化的关系联系起来，是红铜或者青铜的早晚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仅仅据这些物品来确定何时从红铜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还是很困难的。
其实，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来临，并不是仅仅拿红铜器和青铜器的出现为唯一根据的。例如突击的傻克罗遗址，就出现过公元前七千五百年的铜质装饰品，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在公元前六千年也开始有铜器，可是谁也没有把这些铜器，当做本地开始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
整整能表明当地已进入铜器时代的，应该是冶炼铜和使用铜器已达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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