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都在平阳，今天属于临汾地区，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洪洞县和翼城县。

　　洪洞五十年代初期成语赵成县合并为洪赵县，汉的时候属于河东郡，魏时属于平阳郡，后魏改属永安郡，早在六十年前，在东北约八公里的坊堆村和村西两不到三公里的水凝东堡都成几次发现西周早期晋文化相似，可见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躺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以上这两个地区的三个早期晋文化遗址都在河汾以东，相距最远的，也只有百里左右，而且都靠近大山，坊堆那边正当霍岳西南，曲村和北寿城遗址均在乔山的南岳。

　　这与所谓的晋居于深山，戎狄之与邻的地理环境都是相合的，因此我认为霍山以南，降山以北，这一方圆约百里左右的范围，很有可能就是晋的开始被封的地方。

　　在这一片区域内，有临汾，襄汾，翼城等县，有关唐和晋的传说以及其有关的地望是很多的，即以翼城为例子，名唐者就有五到六个了，名绕都和晋的也都有两三个，特备有趣的是概括地志唐地一说，所以唐城在降州翼城县西二十里，也就是荛后裔所封。

　　其地今天仍然名北唐城村，东距离翼城城关恰好为十公里，西距天马村只有三公里，在天马村之北一公里，还有一小村庄名绕都，包括曲村遗址范围内。

　　这些传说和古地名的广泛存在，对于晋开始的封地多少应有参考的价值，粽子那次探查，尽管没有最后确定一处早期晋都，至少也为今后继续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更大的收获，则是基本弄清了早期晋文化的面貌，关于晋国早期的遗址和墓葬，过去曾经有所发现，但是早期晋文化的面貌并不十分清楚，那次在北寿城两处早期晋文化遗址的复查，清理和挖掘，对早期这些特征都有了初步了解。

　　大体说来，早期晋文化和陕西长安和河南洛阳典型的周文化是平行发展的，它和陕西的宗周有更多的共同点，尤其是铜器，两者几乎无法区分，陶器如鬲，豆，盆，尊也都很接近的样子。

　　墓葬如口小底大，四壁外陶的袋形墓室和双手捧腹的葬式，两者都非常相似。这些注意说明，早期晋和陕西的宗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早期的晋是宗周的分支。

　　但是，早期的晋与宗周也并不完全相同呀，比如晋的陶鬲都作联一起的，几乎不见分档鬲，尤其看不到矮足和没足鬲。在墓葬上，两层台的平面做圆角转的形制似乎也不见于封西。

　　同时，随葬陶器鬲，尊，罐的组合形式也与封西的不同，当然那次所获得的资料毕竟是有限的，晋的这些特点，还需要继续。

　　晋开始封于唐，唐属于大夏也属于夏虚，然而这些地名，自秦汉一来，诸家注说各异，难以定论，首先要看的是世本所说的叔虞居鄂这种说法，这东西与左传所记载的有所不同，然而据东汉宋总说，鄂地今天在大夏。

　　关于这个地方，今天乡宁县属于河汾之间而金鱼河的山区，古代遗址稀少，尤其不见早期晋文化的遗存，晋开始的封地断然不会在这么个第二，唐张守节有说鄂地与降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张老渣只是从所谓夏虚推算但也并不自以为然，十多年前，我曾在夏县西北七公里的古安邑城也就所谓的禹王城调查，之间到处是战国秦汉瓦片，不见西周或更早的文化遗物，所以夏都安邑说是很难从考古上证实的，晋之开始封地也绝不在安邑以及其附近。

　　尽管河汾之东地域广阔，但他毕竟指出了唐的方位，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东汉初期的时候，班固汉书地理志首次提出这地儿在太原晋阳之说，东南过泾阳县东，晋水从县东，流经注入，可见唐国在河汾之西，与史上的说法不一样。

　　不过这种嘴阀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晋阳有晋水，比如成王封母弟叔虞于荛之故虚，就是唐候。

　　南有晋水，至于数改为晋候。

　　同时，晋阳自然也是由晋水而得名，我认为固然晋水见于战国策，山海经，北山经等较早的文献，但西周初年有否晋水尚不得而知啦，赵魏三晋之一而早有晋阳，这等名称起源于赵据晋阳以后也不是不可能的。

　　战国赵策里面说什么知伯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而晋之名自然是晚出来了的。

　　六十年代，两个老前辈曾经在碳源晋祠附近做过田野调查，找到几座古城址，并推断其中最大且最早的一座为东周时期的古晋阳城，其它的古城有的类似都城记所描写的情况，其时代最早只能到战国。

　　之后的思念我也曾经去亲自看过，却始终未能见到早于东周的瓦片，看来盖地志所记载故唐城，时代也不会很早的样子，据此推断，当时居住在太原地区的人们，甚至可能不属于中原的部落。

　　这遗址的范围广大，总面积约六万平方米，稍稍大禹陕西西周原来遗址和琉璃河燕国遗址，而与西安丰镐的比较类似，者遗址位于翼城县与曲沃县接壤的地方，天马村属于这块，地平土沃，颇有气势。

　　这方位，正好和古人所言河汾之东与伏羲所言，故唐城在翼城县西二十里，这两个存在的方位与距离都与盖地质所记的旧唐城在这两个地方无疑。

　　同时，地记所云唐城，咱们果然不可以拘泥于古人的具体数据，但至少可以见到范围并不太大，四年前我根据但是调查的材料做了初步估计，也就是霍山以南，降山以北，汾水以东，洄水以西方圆百数里的范围内，很有可能就是晋世家所谓方百里的晋开始的封地。

　　不过，现在看来，这个结论虽然基本是说得过去的，但并不精确，范围尚未过广，今天知西周初期的晋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翼城的翔山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东西长约三十公里，南北广约十五公里的长形地带，在这个范围之内大概也就是晋开始的中心所在。

　　在襄汾乔山以北和霍州山以南的临汾盆地，虽然分布有西周时代的晋遗址，但多数属于西周中晚期，而且缺乏西周初年的，尤其是在洪洞县内还有相当于殷墟四期遗址的分布，绝对年代约在商周之间，面貌也类似殷墟，而与早期的晋文化决然不同，所以这一地区应该排除在外。

　　随葬有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将近五百多，随葬有礼器的墓共有四十四座，全都属于西周的，根据以往铜器铭文的断代和分期，可以把这批东西分为六段，有可以两段为一期。

　　则可归并为一到三期，也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早期有三十座，中期十一座，晚期五座。

　　以绝对年代论，早期最早约在周成王中晚年，铜卣可以为其典型器物，早期偏晚应该不晚于周昭王，偏晚的年代比较难定的，估计在周夷王与周厉王之间，晚期的前段约在周厉王与周宣王的时候，后段最早有可能到周幽王。

　　以随葬铜鼎与否和随葬铜鼎多少为标准，这批铜礼器可分为五类，第一类四鼎墓一座，属于西周早期前段，第二类是三鼎墓四座，早段的有三座后段一座，接着就是二鼎墓有五座，都在前期的，这可以证明铜器墓为晋穆。

　　与最近在曲村遗址中发现的诸晋候墓相呼应，更可证明曲村为晋的遗址，诸晋候墓中，一般子随葬五个鼎的样子，尸体就是支离破碎的，而不知道下葬的时候是不是进行了什么特别的仪式，很诡异就是了。

　　那么这个三鼎墓的墓主人应该是晋国的二等贵族了，西周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说明当时在曲村有三位二等这样的人存在，这当然是非同寻常的是，这只能理解为这三个人共同辅佐了一个一等贵族，晋候，那这一位是谁呢？

　　我想，只可能是唐叔虞，晋候墓中未发现叔虞的墓，靠近曲村北部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墓的规模在这四十四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中是最大的，比晋候墓也小不了多少，这墓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前段，且维度这墓随葬了四件铜鼎。

　　其中有一件方鼎铸有商代后期有纪年的中篇铭文，显然是当时的重器。从中的来看，这墓与其他同事的三座三鼎墓应该不属于同一等级。三个墓既然是二等贵族墓，这四鼎墓很有可能是一等贵族的墓，也就是叔虞的墓了。

　　那地儿盗墓是有年头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不少铜容器墓中同时也随葬有陶容器，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墓和别的墓串起来了，当然这种墓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根据这两种情况，可其实可以把这四百多座陶器墓分为九段的，因为西周早期墓最多，中期墓次之，晚期墓又次之，春秋早期墓渐渐少，中期墓更少，墓葬数量在各期的这种分配，居住地址的情况是基本相合的。

　　由此进一步证明，自西周早期道春秋早期前段，曲村遗址正处于兴盛时期，人口较多，物质文化也比较发达，而到早期后段，人口急剧减少，所以这物质就衰落了。

　　有趣的是，曲村遗址的这种兴衰情况同侯马晋国遗址恰好成明显的反差，侯马遗址起始于东西周之际，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楚器达到了繁盛期，若将这类两个遗址连接起来，就可看到了晋国发展的一条完整的锁链。

　　就是说，侯马遗址显然是继承天马曲村遗址发展起来的，这遗址公认是左传成公六年晋迁新田的新绛，自然记事以前的故降了。

　　曲村这个遗址是连续发展的，其中未发现中断现象，而且在西周早期前段就已达到了繁荣状况，可见晋文化就在这里生长了，唐叔虞自然就是在这里分封的。

　　战国时期，曲村遗址范围更为变小了，仅仅在丰张村西南附近筑起了一座小城，城内人一直延续到了秦汉时代。战国时代的墓葬集中分布在西边，利用了西周晚期的目的，与那时候和春秋的墓葬交相错落在一起。

　　从这批战国墓的特点来看，与洛阳的周墓，邯郸的赵墓，万荣的魏墓均不相同而与侯马上马，牛村古城等地的晋墓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把这批战国墓称之为晋墓，其墓主人应该是在魏国筒子下世代居住在这里的晋遗民。

　　秦汉墓葬缝补范围较广，很多区都发现有秦汉墓，共发掘了九十多座，根据打破关系，墓葬形式的变化和器物类型的变化，把这批秦汉墓分为六期十三段，一期一段，二期二段……关于各期的绝对年代推测为一期为战国末期接着是秦代前后，再是西汉高祖到武帝或者昭帝初年，时期为西汉昭帝到元帝之间，然后为西汉成帝最后是东汉晚期。

　　金元明时期的居住址即清代到现在的曲村镇，当时的墓葬共发现六十座，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另外在南十二点区也有零星发现，共发掘事实座墓，根据山西和黄河流域其它各地的分期成果，并参照本地有纪年的器物，分为三期。

　　第一阶段末到第二阶段年代相距不是太远的样子，但两者的面貌却存在明显的差别，所以两者尚不能紧密相连，二三之间大概还相距几个文化期，两者间还有较长的时间距离。

　　三到四阶段之间隔着整个商代，两者在文化上可说完全没有关系，四段以后，经过三国，魏晋，北朝，隋唐诸代，曲村似乎无人居住，未留下任何一支。

　　到了第五阶段，也即是金元明时期，曲村才重新兴起，上距东汉晚期已相当遥远了，正因为如此，晋国故都已无人知晓，这是理所当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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