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八多年晋景公迁都新田,公元前四五三年,魏,赵,韩共灭智氏,三家分晋,知道晋幽公的时候,仍有降与曲沃,未闻晋都再迁,是新田乃晚期晋都无疑。史学家都说新田就是新绛,晋的旧都故降,甚至考古学家断定今天陕西南部临汾地区侯马晋国遗址就是新田所在,于是乎故降却未有定论。
西周灭商之后,曾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分封,这些封国的具体地点,能够确定的上不甚多啦,燕与晋都死浙西封国中比较重要的, 但其始封地遗址还不十分清楚,甚至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三十年来,我对着两个地方开始的封地想了一下,也曾有过一些设想,现在要说起来就一匹布那么长了。
从文献与金文记载中,咱们知道周初有燕,北燕和燕毫,而在西周金文中都称为偃,周武王灭商后,始封召公于北燕,周初的北燕在今天那个地方呢?
今天的人们又认为在涞水,鲜县和北平广安门这几种说法,或者说在卢沟桥曾经出土过一匹偃候铜器,其年代为西周早期,根据这些线索,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那年曾经去过广安门,陶然亭一带进行考古,结果之找到战国时代的陶片,西周燕都毫无踪迹。
从六十年代开始,我的注意力从市区转移到了南郊,即追寻所谓的卢沟桥一带出土的偃候铜器,从永定河以南知道拒马河进行过普遍调查与发掘,重点是调查了五个地方,第一个是窦店西的土城遗址。
这城址有大小两城,小城是宋辽时代的,大城是一座汉城,即汉代的良乡城,第二个是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这地方是西周的遗址,并有城墙的发现。
第三处是广阳城,在几天的良乡东约五公里,距离永定河很接近,主要是战国到汉代的遗址,没有更早的遗物。第四处是房山东北三公里的丁家洼遗址,有西周灰坑等,第五处是拒马河大石桥南岸的西周遗址。
从这些个调查情况来看,土城与广阳城是汉代遗址,不可能是西周时的燕都,丁家洼和拒马河大石桥南岸两处虽然是西周的,但分布范围都太小,绝不可能是燕都。
唯独刘李店和董家林遗址两者连成一片,分布面积在五十万平方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中有一条记载,说什么幽州良乡县在燕尾中都,汉为良乡县,属于涿郡。
虽然不见更早的记载,宋代或者有所本,刘李店,董家林西周遗址距离窦店土层才四五里,当然引起了我的注意,两年后我带人在这两个地方试挖掘,初步确定这地儿为西周的。
之后第二次挖掘却是在十年之后,那次去的人就比较多了,有四十多个,历时一个多月,收获是肯定了这是一处大范围的遗址,比第一次试挖掘是估计的还要大很多。
基本上确定这里 的城墙最早是西周时代的,到辽代在使用,当地老乡当年在黄土坡背面的菜地你挖出了一件铜器,提供了墓地的信息,估计清末出土偃候铜器有可能即除自此地,并非出自卢沟桥,当时我开挖一条二十米的狭长型探方,终究因为时间关系未钻探。
燕中都之说可能比较大,几个月之后,同行们继续接手挖掘,果然发现了有铭文的铜器,并记载又太保封赠的情况,确实知道了这遗址为燕都的推测。
晋开始的封地似乎比燕国清楚一些,左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又分唐叔,命以唐告,面封于夏虚。可是夏虚在哪里呢?确实两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五十年代一来,在山西西南地区发现的侯马东周遗址成引起考古界的极大惊叹。
七十年代发现的侯马盟书明确说这是晋邦之地,同时有在侯马附近的新绛柳泉发现了当时的贵族目的,据此可以确定侯马遗址是一个晋国都城遗址。
左传成公六年记载,晋人谋去故降,夏四月丁丑,晋迁先天从侯马的年代,地望规模和文化内涵,大致可以确定其为公元五百八十五年晋景公从故降迁新绛的所在,是晋国后期的都城遗址,那么晋国前期的都城在哪里?这又是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了。
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曾经几度迁都,关于诸多晋都的地望,自汉以来,颇有不同的说法。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开始封地的问题,班固好郑玄什么的都认为这地儿在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太原。
现在太原西郊还有著名的晋祠,据说就是开始分析的地方,这种传说自北魏传承至今,咱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清初学者老顾在其所瞎写的书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霍山以北,自桌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因而提出晋开始在晋南,五六十年代,山下的考古同行在在太原地区作过多次考古调查,终于没有发现大范围的西周遗址。十年后末有在晋祠附近发掘所谓的叔虞等之墓,但判明其为唐宋以后所伪建,这样便在考古学上否定了晋阳之说。
九年后,根据这些个情况我带人到晋南调查,重点是在临汾地区,我选择这个地区是因为晋都都始见于左传者维,即今天的翼城。
老顾以为唐叔之封,以至候昏之灭,并在于翼,永安在今天的洪洞一带,六十年代在翼城鼓山东北岳发现过西周早期铜器群,五十年代在洪洞永凝东堡也发现过西周早期墓葬和铜器群,在坊堆村并发现西周早期遗址,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线索。
我的调查是从翼城开始的,在这里我发现了十来处西周遗址,重要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翼城东南十五里的故城村遗址,又不太大的城墙,二是北寿城遗址,紧靠翼城,也发现了不太大的城墙,三是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曲村遗址,规模很大。
约差不多四万平方米,年代包括整个西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以后又在洪洞调查,发现这里的西周遗址早期的性质与曲村的不完全相同,不是纯粹的西周文化。
因此决定把重点放在曲村,我在诸多西周遗址中选择曲村是因为这个遗址的规模很大很大,比西安封西的还要大,延续的时间很长,包括晋文化的全部,即从西周早期直到战国。
括地志唐地一说说,放唐城在降州翼城西二十里,也就是荛后裔所在所封,其地今天仍名北唐城村,东距离翼城关恰好是十公里,西距离天马村只有三公里。
在天马村的北边一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村庄叫绕都,也就在曲村遗址的范围内,因此我推断这个遗址可能为晋开始的封地,也就是唐。
之后过了很多年,知道今天我在此已发掘面积达到了两万平方米了,发掘周墓五百座以上,时代包括四周早期道战国晚期,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一共发掘十六座晋候以及其夫人墓,其其余尚在清理中,但是能与文献印证的,仅仅就晋候苏一个。
世本记载即晋献候名,不管怎样,这是八个晋候墓是确凿无误的了,年代大约是从西周早中期到春秋初期,此后即迁都故城村与侯马,而晋公诸墓或已归葬曲沃了,因有大批西周早期遗址与墓葬的发现,从第就是开始的封地,应该问题不会太大的了。
令人奇怪的是在附近一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上村岭发掘出的两百多座虢国墓葬,这东西到是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问题,不过遗憾的是发掘范围毕竟有限,尤其是发现的资料不全,很难对虢国墓葬做进一步的研究,有些疑难问题至今没有头绪。
但清楚的事,最近在三门峡那边又找了多座虢国大墓,且不断有重大发现,在学术上已取得不少新的进展,现在发掘正在继续,大量资料没有时间整理。
一号大墓的岁赃物身为丰富,尤其是铜礼器中有九鼎八罍的组合说明这是一座九鼎墓。
同时期的这种周墓过去虽然有发现,但经过科学发掘而保存完好的只有这一个而已,所以这墓的发现,为研究周代墓制提供了绝好的资料,以前发现最大的虢国墓是什么来着?
释藏铜礼器的基本组合只有七鼎六罍,其等级显然比这个墓要低的,这墓据铭文推断为虢国太子墓,所以应该是属于虢国君之墓无疑了。
值得注意的是,虢太子的墓室规模将近尼玛的三十五平方米,这墓仅仅才特么不到二十平方米,而虢国五鼎墓均在十五平方米以下,就是说,这墓大于五鼎墓而小于太子墓。
另外,这墓随葬有铜绕一件,甬钟一套八件,石磬一套十件,虢太子墓虽然没有石磬,却也有甬钟一件钮钟一套九件。
五鼎虢国墓中尚未见到随葬乐器的,由此可见第一二等虢国墓葬主要区别是随葬铜礼器的组合不同,而在其他方面却别甚微,甚至没有严格却别,只是两者均与第三等墓截然不同而已。
关于这墓的年代,同行们现在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或说是西周晚期,有的说是西周之际,也有说是东周初期,因为这墓为发现明确的纪年铭文,所以要准确地断定这墓的年代是很困难的啦,而只能依据随葬器物,特别是铜器的形制花纹惊醒排比后作出推断。
第一次发掘过过目不久,老郭就成对虢国墓葬出的个别铜器做过研究,他认为虢国墓出的虢季氏子鬲与传世的虢文公子鼎为同一个人作出来的器,又据国语与史记周本纪记载,虢文公乃周宣王时人,由此断定这鬲与鼎都是周宣王时器,此后有些人边据此对部分虢国墓葬做过断代或分期。
这些研究对于弄清虢国墓葬的时代自然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知道,如此区分西周晚期与东周初期的铜器,迄今上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西周晚期铜器可以沿用到东周初年,而东周初年究竟新出现哪些铜器,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所以只有少数铜器来断定虢国墓葬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虢文公子与虢季氏子为一个人固然有此可能,但这也只能确定这鼎鬲二器的年代,至于与其类似的其它鼎于鬲,可是要确定为早于西周晚期墓葬仍然把握不稳。
这是因为周代的铜器往往作传家之宝而流传甚久,所以晚期墓葬有时候也随葬早期铜器,大型墓葬尤其常见,总之虢国墓葬中尽管有可能包括西周时代的,但若具体区分,必须要做大量的整理才能了。
由于虢国墓葬的你的奶与分期尚未最后确定,所以三门峡的虢国的来历就无法说清楚。
我认为要解开这些疑难,除了对先发现的虢国墓彻底整理研究外,还需要联系遗址一并考虑,以往成调查试发掘过三门峡的李家窑和平陆的蟠南村遗址,但迄今没有什么能看的资料。
这之后近半个四季青,更在郑州发现了两件大方鼎,有在黄陂盘龙城发现了大批商代前期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确实早于殷墟的商代后期铜器,完全证实了老郭在四十多年前所作出的关于殷商前期的推测。
尤其可点头的是,最近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发现了一批早于商代前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把咱们青铜器的发展历史有提早了一个阶段,粽子通过这些发现和研究,已经完全证明了高度发展的殷墟晚商青铜文化,来源于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青铜文化。
而已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又来源于二里头,这样咱们的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就已经一清二楚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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