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确立的读书的终极理想就是为了仕途，为了做官。

　　儒家学说存在劝诱学人的情况，形成了为了做官而读书，为了读书而做官的僵化落后的学习意识。

　　儒家做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使其在封建历史的各个朝代获得绝对的权威，并得到当时最高执政者的保护，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中国的近代。

　　近代以来，儒家面临复杂的局面，科举制度在“八股文”“破题”的冲击下，尤其是官府光明正大的允许大量的“捐纳”，促成了儒家学说的衰落。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儒家渐渐失去制度化的保障，进而失去独尊一家的地位。

　　清末，在外国列强的枪炮下，在华的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之下，基督教传教活动获得合法性，传教士有特权。

　　传教士们通过兴办教育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为手段来建立传教士的形象，最终分得被儒生独占的话语权和儒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

　　清朝末期，儒生们处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处于比普通老百姓更尴尬的境地。

　　对于儒家和儒生而言，最为严厉的冲击来与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矛盾激化。

　　人民生活的艰苦和古代圣人思想在“坚船利炮”面前表现得无助，导致百姓们怀疑清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合法性，怀疑建立起整个合法社会秩序的儒家学说是否能拯救中国，改变中国落后的物质和精神面貌。

　　由此看来，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已经不能为当时的社会人民做思想代言。

　　举个例子，1860年以后，清政府曾设立以对外交往人才为目的设立的同文馆，当时有人提议开设天文馆算学馆，反对者保守派用“用夷变夏”加以打压，后来勉强可以招生了，却没有人敢报考，当时这些先进的知识被人们视为“奇技淫巧”，不是真正得儒学，人们仍旧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才是读书人的“正途”。

　　到了1890年后，随着洋务学堂的开设，一些官办或官督民办的企业的创立，一部分思想先进的人觉得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必要性，当时争论的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而是确定了到底应当向西方学什么的思想。

　　“中体西用”是当时普遍的思想，西方知识也由“夷学”变为“西学”。

　　甲午战争后，曾经海军实力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邓世昌等一批爱国将领的牺牲，高精端的舰船被日本击沉。清政府不得不接受惨痛失败的现实。

　　儒家的思想家在保卫国家，保卫儒教，捍卫国种的多重压力下，对儒学进行不断的调整。

　　清末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曾国藩曾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在传统的义理词章考据等学科的基础上，曾国藩加上了经济，强调了经世思想在儒学中的意义，此为晚清入学的基调。

　　一方面，大量的诸子百家的学说著作被重新的家一考定注释；另一方面，墨家道家名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可与儒家思想互相补充。

　　此种观点被人们所接受和发扬，有的人开始将诸子学说与西方思想结合起来。

　　比如将墨子和逻辑学结合起来，把管子和管理学结合起来，试图从西方的文化资源中找到更多的解决现实困境的方法。

　　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儒学吸收了西学的成分。

　　比如康有为将春秋中的“三世说”和君主立宪相结合，试图用基督教会的方法把儒教立成国教。

　　但是，随着儒教内部的批评越来越尖锐，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公开的对儒家的“名教”和“礼教”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康有为等人随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客观上推波助澜了反对儒教者所说，导致了人们对于古代经典普遍的不信任。某地甚至发生了秀才和儒生们将文庙中的孔子像推倒的极端情况。

　　晚清以西方为榜样的社会改革，日益侵蚀着儒家思想的价值空间。

　　以西方知识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的确立逐渐取代了科举制度，大众文化传播的出现使得知识的传授和接受，更受极端的观念所左右。

　　特别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儒家“亲亲尊尊”的观念，平等和自由得到大众的拥护，这种变化使儒家思想不再成为确立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它也失去了制度化保障。

　　清末的人们局限于军事技术，局限于社会经济技术。

　　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懂得科学的真正意义，总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来恢复民族自信心，后来派出去的留洋的120个人的留学生，同样也意识到了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学习科学技术。

　　当时的人们仍希望通过学习技术来提高国力，而没有关注技术背后的科学，落后的人们，并没有自发得学习西方的科技，或者天生得对西方的技术就有好感，而是被西方列强“打”得痛了，出于无奈得被动得接受。

　　人们仍着眼于科学的技术特征，而没有完完全全地学习西方的整体文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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