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

　　成吉思汗：重塑草原的游牧人

　　春寒料峭的草原上，漫长冬季积累的冰雪刚刚消融，新草未茂，地面上一片泥泞，一群骑手从远处仓皇而来。

　　疲惫的骑手们在浑浊的班朱泥河畔下马暂歇，清点人数，共计20人。这些人正是刚刚被克烈部偷袭而败走的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及其手下，他们与其他部众走散，饥渴之际，唯有射杀野马充饥，并饮用浑浊的班朱泥河河水解渴。

　　在如此困苦的境遇中，铁木真饮下泥水，带领19名部下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众人宣誓忠诚于彼此。

　　这就是班朱泥河盟誓，这一事件虽然只是一代天骄铁木真统一草原的小插曲，却颇有象征意义，蕴含了深刻的信息。

　　19名部下中，除了铁木真的弟弟哈撒儿是蒙古部孛儿只斤家族成员外，其他人的背景和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来自其他草原部落，比如兀良哈部、篾儿乞惕部、克烈部，还有契丹人；铁木真自己信仰草原上古老的萨满教，而他的这些部下中包含了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也就是说，大家超越了血缘、部落、宗教这些关系，不论出身、背景而走到了一起，围绕铁木真组成了团队。

　　草原上千百年以来的社会传统是游牧式的，大量各自游牧的部落散落在草原各地，每个部落可能还会分成若干个家族，各个部落也会组成更大的部落联盟，乃至形成匈奴、柔然、突厥、回鹘那样的草原帝国。这种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的血缘关系和母系的血缘关系决定了一个人在草原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然而铁木真的身边，却聚集了大量没有血缘关系的部下。这些人对于铁木真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字面意义的部下，在蒙古人当时的语境中，他们是铁木真的那可儿，既有“部下”的含义，又有“志同道合的亲密伙伴”的含义。主人和那可儿之间以口头誓约的形式，表示彼此间必须忠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那可儿无条件地为主人效力，而主人也充分信任那可儿的忠诚，彼此同甘共苦。

　　据史书记载，第一个跟铁木真结成那可儿关系的是博尔术，然后是博尔忽、木华黎、哲别、者勒蔑等，他们都成为铁木真打天下的左膀右臂。

　　铁木真的周围聚拢了大量的那可儿，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铁木真胸怀宽广、待人真诚，所以很多人愿意跟随他。但我们也要看到，与铁木真同时代的其他部落首领的身边，一样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那可儿，这是当时蒙古草原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铁木真独有。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草原社会打破了血缘关系的族群藩篱，背景不同的各种族群、各色人等在草原上相互交融，在原有的游牧部落的形式之外，还相对自由地组合成新型的合作形式？

　　一般来说，动荡的社会环境会打破秩序，让很多人失去在社会中的固定位置，变成“流民”。铁木真时代及之前几百年的草原正是这种情况。

　　自从840年左右统治整个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偷袭击倒后，300多年的时间中，没有任何一个草原部落能够把整个草原都纳入囊中。契丹人虽然是草原民族，也建立起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但并未能直接统治整个草原，最多只拥有草原的东部地带，连带影响草原其他地区。此后的女真人在草原上的影响力还不如契丹人，大体上只能沿着草原的东部、南部边缘进行被动防御。群雄逐鹿的草原上，各个部落你争我夺，动荡的社会自然会出现大量流民。

　　草原的外部环境也加重了草原的动荡。回鹘汗国解体后，一支回鹘残部南逃，建立了高昌回鹘，活动范围大致在今新疆东部一带。高昌回鹘以及我们更为熟悉的契丹、金朝、西夏，包括契丹灭亡后耶律大石在西域创立的西辽，都是与草原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政权。宽泛点儿说，这些政权都具有混合政权的组织形式，它们不仅有农耕经济，而且有游牧经济，还广泛地进行远途贸易，发展商业。

　　在周边这些混合政权眼中，广阔的草原是非常有价值的区域，那里的畜牧业产品和消费人群会给自己的政权带来财富，更不用说草原还有各个政权最需要的军事力量——战马和骑兵。

　　群龙无首的草原让周边这几个混合政权有机可乘，它们或深或浅地介入草原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攫取草原上的资源为己所用，这就使草原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出现了更多脱离原来游牧部落的流民。

　　所以，当以辽为代表的混合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并大行其道的时候，这些政权不仅对单一华夏政权构成强大的军事威胁，而且永久性地影响了草的世界，改变了草原上传统游牧社会的面貌，也改变了游牧部落的社会结构。草原部落最底层的游牧单元可能并没有改变，游牧依旧是草原固有的经济模式，但在此经济模式之上，草原社会变得比过去松散的部落联盟体系要复杂得多了。

　　正是在持续动荡长达数百年的内部和外部大背景下，铁木真和他的那可儿们翻身上马，踏上了改变草原历史甚至全球历史的漫漫征途。

　　铁木真事业的起点非常低，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大概也只有未来终结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幼年身世比他更为凄惨了。

　　其实铁木真所属的蒙古部（此处是狭义的蒙古，并不是未来统一草原后形成的蒙古帝国）倒也算是草原上的一方强权，很早就威胁到了金朝的边境安全。比如，据史书记载：1135年，“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1139年，“女真万户呼沙呼北攻蒙古，粮尽而还”；1143年，“蒙古复叛，金主命将讨之”。这里所说的萌古斯，应该就是指崛起在北方的蒙古部。

　　当时蒙古部的领袖可能是合不勒，他在1127年被推举为蒙古的可汗，金朝派出名将完颜兀术征讨，也没有占到便宜。合不勒之后，部落的首领之位传给了俺巴孩，他被另一个草原势力塔塔尔部出卖，被押送至金朝，最后被金熙宗处死。于是，蒙古部与塔塔尔部、金朝就结下了血海深仇。俺巴孩死后，首领位置传给了合不勒的四子忽图剌，他们算是蒙古部最尊贵的家族。而合不勒的孙子之一——也速该，即铁木真的父亲，是蒙古部乞颜氏的首领。所以铁木真的出身只能算是个小贵族，在蒙古部中不算显赫。

　　更为糟糕的是，铁木真9岁的时候，父亲也速该带着他去提亲，归来途中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失去了家中顶梁柱的铁木真一家被本部落的人抛弃了，母亲带着铁木真兄弟姐妹和几个年长妇女艰难度日。铁木真还陷入被仇敌塔塔尔人抓捕的糟糕境地。这是他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刻。

　　除了弟弟们之外，铁木真身边很早就吸收了两个那可儿：一个是博尔术，在帮助铁木真夺回被强盗抢走的马匹时两人相识；另一个是者勒蔑，可能是也速该死后没有离开铁木真一家的部众。

　　有一个在铁木真早年征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札木合，出身于蒙古部札答阑氏。虽然同为蒙古部，但铁木真和札木合的血缘关系显然很远。不过两位青年才俊彼此欣赏，于是举行了宣誓仪式，结为安答，类似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彼此建立起生死弟兄的关系。

　　铁木真有很多那可儿为其效力，但据史书记载，他只有札木合这一位安答，这说明其在建立安答关系方面是更为严肃慎重的，两人甚至在第二次宣誓仪式的时候，一起吃下“难以下咽的食物”。而且安答之间是地位平等的，当然相互间的忠诚则与那可儿的要求类似。

　　在铁木真的人生中，有两个安答关系至关重要，一个是他与札木合之间的安答关系，另一个则是他的父亲也速该与另一个强大的草原部落克烈部首领王汗（因被金朝封王且称汗，而以王汗著称）之间的安答关系。骁勇善战的也速该虽然不是蒙古部的首领，但也有一定的实力，曾经帮助王汗在争夺克烈部首领的战斗中胜出。

　　于是，当仇敌篾儿乞惕部袭击铁木真的营地，抢走了他的妻子时，铁木真向自己的安答札木合和父亲的安答王汗求援。在蒙古部内部力量和克烈部力量的帮助下，铁木真不仅抢回了自己的妻子，还兼并了弱小部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回忆铁木真青少年时期的这段往事，我们可以一窥他独特的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于为什么是他最终改变了整个草原有所了解。

　　与传统的草原血缘社会关系不同，铁木真并不看重部落血统关系，他更看重与无血缘关系的人们结成同盟。首先，这是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部落血统可以利用，本部落的人在他父亲死后就抛弃了他们一家，这件事想必强烈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他要想生存甚至有所作为，不得不借助与他无血缘关系的人们。

　　其次，草原上要有足够多的无血缘关系的人们能够为铁木真所用，不论是在蒙古部中，还是整个草原其他部落里，人们要形成愿意结交和帮助无血缘关系的人的氛围。刚好，草原上长期的动荡环境形成了这样的氛围，被铁木真赶上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也算是时势造英雄。

　　当然最后，我们必须承认铁木真具有世所罕见的战略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乱世出英雄，当时草原上的英杰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比铁木真的起点高，却只能目送天纵奇才铁木真网罗一批又一批人才，征服一个又一个部落。

　　此后，哪怕安答札木合与自己反目成仇，哪怕父亲的安答王汗派兵偷袭自己，铁木真都挺了过去，而且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在长期的征战之后，铁木真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旧秩序的草原帝国（即一个血统为纽带的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而是要打造一个新秩序的草原帝国。

　　正是因为铁木真的政权力量主要建立在无血缘关系的组织之上，所以铁木真与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等在此前建立了不世伟业的英雄不一样。耶律阿保机一生都受到八部大人和家族兄弟的掣肘，而完颜阿骨打则必须要照顾本部落族长和其他林中部落族长的利益。当铁木真一飞冲天，统一草原，并于1206年在整个草原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接受“成吉思汗”的称号后，他更便于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新的草原帝国。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打破了草原上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对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划分，淡化了部落的形式，代之以统一的千户制。

　　在千户制中，有的是由原来某个部落的人员构成一个千户，有的是由不同部落的人员混合构成一个千户，还有许多是征战的过程中散落的民众重新集合构成一个千户。千户制打破了草原上旧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它既是一种军事组织，也是一种行政组织。在统一蒙古高原前夕，成吉思汗将所有部众划分为95个千户，并把他们分给自己的亲戚和功臣管理。

　　担任千户长的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期跟随成吉思汗的那可儿，这些人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第二类是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或由其家族收养的人，这些人中也有很多成长为将领；第三类在数量上占了大部分，但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大，可能是那些传统的部落首领，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领导。

　　在领地的划分上，蒙古高原的西边即右翼依次分布着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领地，而东边则是哈撒尔等成吉思汗的几个兄弟的领地，中部大片领地由成吉思汗带领幼子托雷以及诸将管理。在传统的三翼划分的表面之下，其内核是分封制度，不论左中右哪一翼，都由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控制，每一翼之下也并非过去的松散部落，而是严密管理的千户。不论是千户，还是这个层级上下的万户、百户，都是黄金家族的臣民，千户的民众及其财物、土地都归属于某个黄金家族成员。昔日隶属于不同部落的草原民众，如今都统一在蒙古的旗帜之下，集合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的周围。

　　成吉思汗建立分封制度的时候，除了将部分民众和领土分给亲戚和少数功臣之外，还留下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归自己管理，这一部分与其说是大汗的个人财产，还不如说是黄金家族的“公产”。

　　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在分封的时候，幼子拖雷分到了5000户，比他的大哥术赤要少一些。而在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分到的户数竟然多达10.1万户！这么多的民众当然不是拖雷的私有财产，而是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拖雷以监国的身份代管了黄金家族的公产，直至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拖雷将公产移交新的大汗管理。

　　总之，在成吉思汗建立的新的草原帝国中，各个部落的世袭贵族权力被废除了，帝国的官职统一归大汗来管理，而不是分属于某个贵族或部落。即使是千户制中的部众，大汗也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分配。也就是说，新的草原帝国不再是部落联盟的松散联合体，而是一个紧密的整体。成吉思汗对整个草原势力进行了重新洗牌，以黄金家族的力量为核心，辅之以家臣/那可儿，建立起新的国家管理制度和军事制度。

　　这是草的世界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毫无疑问，刚刚建立的蒙古帝国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战斗力的源泉应该就来自该变革。甚至于蒙古骑兵远征到万里之外时，仍然能保持坚韧的战斗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而且仍然能够由大汗来远程控制。和匈奴以来的各个时代的草原雄师相比，蒙古骑兵似乎都更胜一筹。如果说蒙古帝国能够超越契丹和金朝，征服更远的疆土，如果说铁木真能够超越耶律阿保机和完颜阿骨打的绝世霸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实现了草原的变革。

　　如果说铁木真与两位前辈相比有什么弱项的话，那就是铁木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单纯的草原游牧民族领袖，虽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蒙古草原的周边排列着多个混合政权，但铁木真在成长过程中忙于在草原上拼杀，对于混合政权的运转并不熟悉。他的确接触过金朝的官员，但也仅限于接触而已，根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吸收金朝的各种管理方式。因此他管理下的草原帝国虽然发生了变革，但并不是一个混合政权，而仍旧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在统一草原之后的征战中，铁木真的游牧人思维显露无遗，即不以占领和管理农耕区为目的，而是保障对外贸易的畅通，利用军事力量劫掠财富、索要贡品。

　　成吉思汗发动的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是针对金朝的。前面谈到，金朝自从经历了契丹人大起义之后，在北境的防御就变得很困难了。虽然金朝相对于单个的蒙古部落还是有压倒性优势，在1195—1199年，金军和塔塔尔部展开大规模战争，在蒙古部和克烈部的帮助下，金军才算取得了胜利。但是显然，草原上的局势已经不是金朝单独可以控制的了。到了1202年，当铁木真大军与扎木合–乃蛮部联军决战于草原西部的时候，金朝只能心惊胆战地旁观，根本无法左右草原局势。

　　现在，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要与金朝对决了。不论是新兴的蒙古帝国，还是富庶的金朝，都没有选择和平的外交手段，没有像宋朝面对契丹那样，以纳贡的形式换取两国的和平。这是因为：一方面，蒙古部和金朝有着血海深仇，虽然双方曾经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塔塔尔部勉强联手过，但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双方的仇恨难以化解；另一方面，金朝毕竟是由北方丛林族群建立的王朝，而且疆土辽阔、人口众多，不会选择向新兴的草原政权纳贡称臣。

　　于是，蒙古帝国作为单一草原政权，无法从华夏获取贡品，剩下的选项就只有军事掠夺了。因为成吉思汗以黄金家族为核心构建的新型草原帝国，需要用外来的财物满足内部落群的需要，这些财物要么由大汗赏赐给家族成员和那可儿，要么由家族成员和那可儿自己动手掠夺或通过开展贸易获得。唯有如此，新兴的蒙古帝国才能维持长期团结和稳定。

　　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在整个草原被统一后，再无草原部落可以劫掠了，如果不能从外界获取大量的财物，这个新兴的草原帝国很快就将解体。成吉思汗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个危险。

　　1211年，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流域誓师，正式向南方的宿敌——金朝发动战争，蒙金战争就此爆发。仅仅在5年之前的1206年，成吉思汗才刚刚征服了整个草原，就马不停蹄地兵锋南指，先拿西夏开刀，逼迫西夏称臣，为攻打金朝做好了前期铺垫。

　　征讨金朝的蒙古骑兵分成了三路大军，典型的草原三翼出击的风格。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领中军，越过长城地带进入河北的平原地区，一直南下攻取了山东的济南城；右军由成吉思汗的另外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侵入山西中部的太原一带；左军由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尔和铁木哥率领，直指辽西。

　　又一批凶猛的草原“狼族”冲破长城地带南下了。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说到底成吉思汗仍然是一位游牧君主，不论是面对金朝还是面对其他周边政权，他的目标都是掠夺或索要财富，而不是占领农耕区。虽然历史上人们诟病成吉思汗杀人无数，但其实更准确地说，成吉思汗应该是一个城市毁灭者，而不是屠杀者。作为一个游牧君主，他需要城市里的财富，而不需要巨大的城市本身，在这一点上他和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军破坏了很多城市以及周边的农田，这一方面是为了掠夺和敲诈农耕区，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摧毁某些城市，使远途贸易线路改而通过成吉思汗控制的草原地带，这会让草原帝国的财富增加。比如，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占了金朝的中都时，就把中都的财货劫掠后运往草原，空留下被破坏的中都不管。

　　如果成吉思汗和他之后的蒙古大汗们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蒙古帝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无法实现融合长城南北的目标，更不用提统治更为广阔的疆土了。

　　历史并没有回到匈奴与汉朝对阵时期单一草原政权与单一华夏政权对峙的模式。

　　虽然金朝在成吉思汗的攻击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但在契丹、金朝乃至西夏、高昌回鹘这些混合政权数百年的辐射影响下，草原已经不是过去的草原了。历史的车轮从匈奴时代起已经向前滚动了1000多年，对于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的子孙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单一草原政权的模式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前进，迈向混合政权阶段，要么退回单一草原政权模式。而选择后者，可能意味着帝国的不稳定。

　　这里面的关键，还是蒙古帝国能否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财物。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草原游牧民比华夏农耕民更需要贸易，他们更加期盼商人的到来，因为商人能给他们带来草原上匮乏的各种生活用品。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除了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外，还可以通过贸易得到财物。

　　当时有大量中亚商人活跃在连接草原和其他区域的商路之上。1218年，成吉思汗命令自己的儿子、将领从下属中各抽取两三个西域商人，组成商团去中亚的花剌子模采购所需商品，竟然一下子集中起来450个西域商人，足以看出当时蒙古草原上商业是很兴盛的，游牧人的需求是很旺盛的。

　　没想到，这个蒙古商团到达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剌时，不仅遭到守将的抢劫，而且商人被屠杀。这是一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只是当事人懵懂不知。

　　杀死商人、抢夺货物的行为对于草原族群来说，是超越自己的容忍底线的。即便如此，成吉思汗还是先提出了外交抗议，要求花剌子模交出凶手，赔偿损失，但遭到了花剌子模君主摩柯末的拒绝，所以一些史家猜测，边城守将杀人越货的行为至少是得到了摩柯末默许的。

　　从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谨慎克制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游牧民君主对于商路的重视，他不想轻易失去重要的商路和贸易收益。

　　实际上，当时摩柯末低估了蒙古帝国，而成吉思汗高估了花剌子模。为了保护草原商路的畅通，成吉思汗不得不鼓起勇气向摩柯末宣战。说他“鼓起勇气”是有根据的。史书曾记载，出征之前，成吉思汗的后妃也遂甚至询问他，万一发生不幸（也就是成吉思汗回不来了），什么人可以继承他的大汗事业。成吉思汗不仅没有发火，反而认为这个问题有道理，责问大家怎么没早提出来。这足以说明他认为此次西征颇为凶险。

　　史书还接着描写道，成吉思汗询问长子术赤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术赤沉默不语。二子察合台以为父亲此举是意欲让术赤继承汗位，大为不满，与术赤大打出手。二子相争让成吉思汗更加青睐人缘很好的三子窝阔台，这为日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埋下了伏笔。此乃题外话。

　　蒙古西征花剌子模曾经被视作蒙古汗国热衷向全世界进行军事扩张的事例，但从这件事的起因看，保证几乎等同于游牧民生命线的商路的安全与畅通，才是成吉思汗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草原帝国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是一种典型的游牧民思维。

　　财物对于蒙古帝国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它是维系黄金家族及其群臣/那可儿的团结和忠诚的关键。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帝国君主们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支撑蒙古帝国这座大厦的第一根柱子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军事力量，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第二根柱子就是商业贸易力量。

　　早在1209年，也就是成吉思汗还没有开始伐金战争时，高昌回鹘就杀死了宗主国也就是西辽的官员，投靠了蒙古帝国。高昌回鹘的首领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还娶了成吉思汗的女儿为妻。回鹘人在混合政权管理和远途贸易方面积累了长期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投靠给了勃兴的蒙古帝国以急需的行政、商业管理人员，蒙古帝国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乃至重要政策方面受到了回鹘人的深刻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蒙古帝国获得了生意经。

　　蒙古帝国的黄金家族擅长征战，却疏于理财和经营，在回鹘官员的协助下，他们和自古以来就擅长经商的西域各路商人简直一拍即合。随着蒙古汗国扩张到花剌子模所占据的中亚地区，西域商人纷纷聚集在蒙古帝国的军旗之下，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斡脱，给蒙古帝国提供商业服务。斡脱在突厥语中是“伙伴、商业合作”的意思，类似于华夏的商帮。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大汗之位，也继承了如何给黄金家族和官员们带来财富的问题。与成吉思汗有所不同的是，窝阔台已经不是一位单纯的游牧民君主了，他继承和征服了大片的农耕区，蒙古帝国此时也已经不是单一草原政权，而是演化成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了。

　　这样的演化过程，一方面是因为窝阔台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安抚蒙古帝国的王公们，劫掠农耕区这种涸泽而渔的财富获取方式并不明智，长期经营农耕区并从农耕区收税，将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蒙古帝国有回鹘人、契丹人帮忙管理政权事务，对于治理一个混合政权有了经验。

　　回鹘人、契丹人的混合政权思维也反过来影响了大汗的决策。比如，曾经有官员建议窝阔台减少华北地区的人口，把农耕区变成可以放牧牲畜的牧场。契丹人耶律楚材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建议保留农耕区的经济模式，用固定税收的方式来从农耕区获得财富，这样帝国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从长期来看也会给国库带来更多财富。窝阔台被耶律楚材说服了，当然准确地说是被耶律楚材描绘的大量财富给说服了。大约在1230年，窝阔台在占领的原金朝土地上任命了许多“征收课税使”，他们大部分都是投靠来的金朝前官员。他们根据耶律楚材设计的税收制度，向百姓征收丝绸产品和粮食。

　　结果税收收入非常可观，窝阔台十分满意，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负责这些土地的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负责收税。

　　在窝阔台的主持下，从金朝夺取的土地、人口的大部分被分配给黄金家族成员以及战功卓著的功臣，窝阔台自己则分得了比诸王更多的一份。沿袭自成吉思汗建立的分封制度鼓励了黄金家族的成员积极参与对外战争，以分得更多的胜利果实。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也刺激了蒙古帝国的诸王向外扩张，这是蒙古铁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欧亚大陆的原因之一。

　　蒙古王公们靠征战和收税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后，除了自己花天酒地，还会把金银和其他财物交给斡脱，委托他们去经商或者放贷，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息。斡脱则借助于蒙古王公的财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实现财富的增值。

　　斡脱的生意甚至可以上达汗庭。窝阔台就曾经说过：“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斡脱，我知道他们各打算盘，各有所谋。但我希望我们能使他们个个称心如意，分享我们的财富。”一个统治者说要让商人们高兴，并和自己分享财富，这一幕真是太和谐了。华夏王朝的皇帝是绝对不会有这样拜金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就算有类似的财迷想法，面对朝廷之上口吐圣贤之言的儒家官员们，也难以启齿啊。

　　对商业的态度是蒙古帝国与华夏王朝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一个政权的财政收入模式的区别。当蒙古帝国过渡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时，它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很多元的，与单一华夏政权有着很大的区别。蒙古帝国既有来自农耕区的钱粮赋税，也有来自商业贸易的盈利和税收。靠对外战争劫掠的财物当然也算其收入之一，只是它既不稳定，也不持久。

　　但是，蒙古帝国前期的历任大汗都很看重对外战争，因为作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对外征战是一个大汗能力和权威的象征，没有战功的大汗是不能服众的。这种思维对于被入侵者和被征服者而言当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主导下的战争造成死伤无数，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对经济造成了短期剧烈破坏。不过抛开战争引发的悲剧不谈，蒙古帝国的扩张影响了全世界，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蒙古帝国的扩张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标志就是忽必烈建立的疆域广阔的元朝。

　　大元王朝的三大支柱

　　蒙古帝国经过铁木真、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任大汗，已经坐拥大片的农耕区，不再是创立者铁木真心中的那个单一草原政权的模样了。

　　1259年，蒙哥在征讨南宋期间突然死亡，大汗权力的争夺战在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爆发，两人都是蒙哥的弟弟，铁木真的孙子一辈。由于阿里不哥控制着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近水楼台，大部分蒙古王公们选择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通过忽里勒台大会推举阿里不哥为新任大汗。阿里不哥的根基是草原，优势也是草原的骑兵军事力量。而且，蒙古帝国的公产可能也落入了阿里不哥手中，如果窝阔台没挥霍一空的话。

　　但是，率先自立为大汗的忽必烈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囊括了一部分草原和广大的华夏。如果把此时忽必烈的势力看作一方政权的话，那么他拥有的是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既有蒙古骑兵加上大量华夏军队作为军事力量，也有充足的粮食和其他物产作为军需。他面对的阿里不哥政权，则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

　　两军围绕都城哈拉和林激战数场，难分高下。最终，粮草成为决定两个大汗胜负的关键。忽必烈有华夏粮食作为后盾，阿里不哥却没有。粮食不足的阿里不哥无法持久作战，只能撤出位处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转向南面的伊犁河谷找吃的，从而导致军心涣散，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历时近5年的蒙古帝国的内战以忽必烈的胜利而结束。

　　这是一场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单一草原政权的胜利。可是，阿里不哥虽然被除掉了，但庞大的蒙古帝国也已经貌合神离，基本上分裂为四大汗国：北亚到东欧位于俄罗斯草原的金帐汗国、西亚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中亚从阿姆河到阿尔泰山的察合台汗国，以及东亚横跨华夏与蒙古草原的元朝。忽必烈需要面对变得极为复杂的“帝国新局面”，他要增强自身的实力，让几大汗国的首领承认自己的大汗地位。

　　混合政权的优势是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关键，经营华夏许多年的忽必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迈出了自铁木真以来历任大汗不曾走过的关键的一步——称帝。1271年，忽必烈仿照华夏传统称帝，选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正式建国号为“大元”，然后定都于大都，亦称“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这样，忽必烈就兼具草原大汗和华夏皇帝的双重身份。

　　忽必烈称帝，并不是因为他梦想做一个华夏意义上的皇帝，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之一，他具有多重身份。其一是他的草原蒙古人身份，他热衷于打猎野兽，和蒙古女人结婚生子，虽然建设了类似华夏城池的元大都，但他本人仍然喜欢住在毡帐之中。其二是他的华夏君主身份，他不仅用汉族人推崇的《易经》中的词句作为国名，而且还指定自己的儿子真金作为皇太子。这种直接指定继承人的方式，完全违背了蒙古帝国大汗选举必须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的传统，这是对草原重要传统的背叛。其三是他还接受了藏地高僧八思巴的金顶灌礼，授予八思巴国师的地位，与藏传佛教联系紧密。

　　对于这些身份，我们很难说忽必烈都是有意为之，故意装扮的。有很大可能，他真的喜欢打猎，喜欢佛教，也喜欢一些华夏文化。当然，首先，忽必烈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说忽必烈有什么梦想，那就是他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华夏的生产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降服各大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蒙古帝国名正言顺、至高无上、唯一的大汗。

　　尽管忽必烈用军事手段击败了阿里不哥，但是在元朝内部或是其他汗国内部，许多蒙古王公私下里仍认为，那个在蒙古草原上经过忽里勒台大会选举的阿里不哥才是名正言顺的大汗。在他们看来，虽然忽必烈也召开了他自己的忽里勒台大会，但没有大部分蒙古王公出席的会议结果是无效的。

　　忽必烈不用问也知道蒙古王公背后的想法。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扭转这个不利印象而奋斗。

　　既然蒙古帝国大汗的标配业绩是对外战绩，那我忽必烈就拿出战绩来。

　　忽必烈的目标是偏安在华夏南方的南宋政权。如果能够征服南宋，他将一箭三雕：一是能收获重大的军事征服“业绩”，在蒙古帝国内部提升自己的威望；二是可以收获富庶的江南地区，获得粮食和其他物产的巨大生产能力，满足元朝运营的需要，增强元朝的实力；三是能够利用江南本身的财富或通过贸易获得的财富，“收买”蒙古帝国的各方势力，用钱实现军事无法完成的战略目标。

　　不论是人口密度还是物产总量，华夏都远远超过蒙古人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在几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中凤凰涅槃，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圈中最为富庶的区域。而且，在隋朝平定陈朝、宋朝平定南唐的华夏统一战争中，并没有出现残酷的兵祸，也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而是非常顺利地降服了江南的政权。于是，在元朝灭南宋之前，荆湖、两江、两浙、福建等广大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非常发达。

　　不过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对南宋的征讨过程相当曲折，大汗蒙哥曾在征讨过程中死去。几十年间，宋蒙大战主要围绕四川、重庆的山地和长江中游的襄阳城展开。1273年，襄阳城在孤立无援、炮火轰城的绝境中打开城门投降元朝后，南宋的长江屏障不复存在，元朝平定南宋变得异常顺利，许多城池都开城投降，因而并没有遭受战火。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位于今浙江杭州市）于1276年“无血开城”，毫发无损地变成了一座元朝的重要城市，延续着它梦幻般的繁华景象，让此后不久途经此地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惊为“天城”。

　　元朝灭南宋，从政治上讲，不仅结束了南宋建立以来华夏15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更为重大的是，自从682年东突厥复国打破了李唐王朝短暂的史诗级版图后，辽阔草原与广袤华夏终于又重新统一于一个王朝政权之中，一个堪比唐朝史诗级版图的新王朝——元朝出现在地球上。

　　从经济上讲，元朝把整个华夏囊括其中，特别是拥有了生产力发达的江南后，它终于补上了草原帝国的最大短板，一个融合了广阔大地、众多文明的王朝从幻想变成了现实。

　　忽必烈把混合政权的规模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个政权不仅包括了全部的华夏和大片的草原，还囊括了女真人起家的东北丛林，以及宗教氛围浓厚的青藏高原。元朝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疆域规模，也必然会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权治理挑战。

　　元朝作为混合政权，继承了金朝前期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而生产中心在南方。金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惜举家搬迁到中原，基本上放弃了东北老家。元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元大都，甚至还要争雄草原，控制草原深处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哈拉和林，而其生产中心则在华夏，特别是江南地区。从哈拉和林到江南水乡，实打实有万里之遥！

　　伴随着忽必烈建立元朝，甚至一直延续到忽必烈去世，大约40年间，元朝与西面的一些蒙古部族势力争斗不断，尤其是与窝阔台的后裔海都的势力之间频频爆发激战，海都甚至还一度攻占了象征帝国至高荣耀的哈拉和林。

　　因此，元朝的中心不重合问题更为突出，却又不能像金朝那样放弃老家，从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蜕变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因为忽必烈不仅是华夏的皇帝，而且他更看重的身份是蒙古帝国的大汗。

　　放弃广阔的草原？这等于是放弃蒙古黄金家族的血统，忽必烈决不答应。

　　那么，如何解决中心不重合的千古难题？

　　这个问题在隋唐时代就出现了，前人用隋唐大运河来解决问题。于是忽必烈也照方抓药，睿智的忽必烈甚至在很早就开始思考和布局混合政权的深层次整合问题，特别是草原和华夏的沟通。

　　1256年，忽必烈命令自己的下属在草原上修建开平府，也就是后来的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还留有元上都遗址。此时的蒙古大汗还是忽必烈的兄长蒙哥，但忽必烈当时已经在管理蒙古草原东部到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他在靠近华北平原的草原一侧修建开平府，就是想更好地管理两个生产模式不同的区域，试图对草原和华夏进行整合。

　　等到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和元朝皇帝后，他的构想更为宏伟，元朝的国家建设力度非常大。在前人贯通的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元朝将运河截弯取直，变成了南北方向上的京杭大运河，从华北平原上的元大都（今北京）一直通往曾经的南宋都城临安周边，把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更加便捷地联系起来。

　　大运河的北方端点元大都与元上都一道，构成了元朝的“两都”。每年夏季，元朝的皇帝会从元大都启程，到草原上的元上都办公，在秋季再返回元大都处理国事。通过这种巡回的方式，元朝对广阔的草原和华夏进行有效的管理。

　　必须注意的是，京杭大运河线路上的截弯取直虽然更为便捷，实际上是以增加了运河维护成本为代价的。京杭大运河要穿过泥沙含量很高的黄河下游，还要穿过山东境内的小山丘，那里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你能想象存在一条中游较高、上游和下游较低的河流吗？

　　元朝为了保障大运河不中断运输，花费了很大力气修建各种水利工程，比如大运河与黄河交叉点的清口枢纽工程、运河海拔最高点附近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工程集合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的智慧，最终保障了大运河的畅通。不过实话实说，由于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元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远不如听起来那么潇洒写意，它的效率很低，漕运量远不如后来的明清时期，而且很容易因为一点点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而停摆。

　　但是，漕运对于元朝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元大都的官僚机构人员以及官僚的家眷、大批军队、大批商人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华北平原虽然也是产粮区，但根本不够养活北方人口，元朝必须每年从南方调运足够多的粮食到北方。

　　更为要命的运输任务，是从华夏向草原深处的元上都甚至哈拉和林的粮食运输。

　　据说忽必烈甚至让大臣郭守敬考虑修建一条运河，从元大都延伸到元上都。不过当郭守敬发现两地不仅有几十万米的直线距离，而且有几百米的海拔高度差时，这个逆天的设想只能被放弃。今天宏伟的三峡大坝也不过才百米高度，700多年前的元朝根本无法通过堤坝让运河水征服几百米的海拔高度差，从华北平原冲上蒙古高原。

　　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草原，应付西方那些居心叵测的蒙古宗王的军事威胁，元朝在草原和西域地区长期驻扎几十万大军。要对大军进行补给，就必须运送大批粮食，一开始是每年20万石，到14世纪初增加到30万石。就算两方领袖忽必烈和海都死后，元朝与海都后裔达成了和议，来自其他宗王的威胁依旧很大，元朝仍然必须在草原上维持大军。1311年，元朝号称全部政府税收中有1/3要花在草原的军事防御上。史书记载在草原腹地的哈拉和林，“朝廷岁辇粟实和林忙安诸仓，至八十万斛而屯戍将士才免饥色”。

　　大量的钱从哪里来？大量的粮食怎么运？

　　与借鉴大运河经验类似，元朝把一种华夏存在很久的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箭数雕地解决钱粮问题。这种制度就是盐引制度。

　　在谈论盐引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元朝的经济运转情况。

　　元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超越了此前所有古代国家。而且元朝和其他蒙古汗国分支，比如西域各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之间有着同宗的联系，并由于斡脱商团的穿针引线，整个亚洲乃至欧洲、非洲的一部分都被纳入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内，其经济规模在古代世界真可谓空前绝后。

　　问题就此出现了，按照经济学规律，经济体的规模越大，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货币量就越多。在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中，往往以贵金属作为货币，比如华夏王朝曾经长期以铜钱作为流通货币：汉代的五铢钱风靡了400年，其影响力辐射隋朝；宋朝经济日益繁荣的同时，铸造的铜钱也攀上了新的高峰。元朝的经济规模比起宋朝来说更是登峰造极，因此需要更多用于交易的货币。

　　到哪里去获得足够的货币呢？

　　斡脱是以白银为货币来进行商业贸易的，但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一直苦于贵金属太少，也就是经济上所说的通货紧缩局面。直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采和掠夺了大量的美洲黄金和白银后，世界经济中流通的贵金属货币才逐渐多了起来。但美洲大陆的发现要到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时候了，那时已经是明朝中期。而现在元朝就要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显然指望不上未来才出现的美洲金银。

　　元朝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货币替代品——盐引。

　　盐引制度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国家规定商人贩卖食盐的时候，必须首先取得国家的许可凭证，这就是盐引，没有盐引而贩卖食盐是犯法的行为。国家通过出售盐引而获得垄断利益，同时引导商人帮助国家运输货物，比如规定商人把一定量的粮食运送到边境上的驻军处，才能获得相应的盐引。

　　元朝把盐引这种制度推广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而且其功能也得到了尽可能的扩展。大体来说，元朝的盐商想要贩卖食盐，需要经过如下几道程序。首先，他们要去国家的盐运司购买盐引，同时得到去盐场或者盐仓的通行文书；其次，他们要到盐场或者盐仓去支取货物，也就是食盐。根据食盐销售目的地的不同，盐商还要缴纳一笔费用，盐引上加盖印信，才可以带着食盐去指定的地区卖盐。最后，食盐卖掉后，盐商要立刻向地方官府缴纳旧盐引，这次卖盐的商业活动才算结束了。

　　以上描述的只是盐引作为贩卖食盐凭证的基本功能。实际上，由于有食盐这种大众所需的货物作为价值支撑，盐引本身就具有了类似货币的功能，因此在许多场合，元朝皇室和官府还拿盐引作为支付手段，实际上是把盐引当作货币来使用了。

　　比如籴粮就是盐引作为支付手段的重要功能的体现，元朝政府借助于盐引，招募能够承揽粮食运输的商人，让他们把粮食输送到哈拉和林，用盐引支付给商人作为报酬，结果发现效果很好，于是元朝北方地区的盐引和籴粮变成了一项长期性的政府采购活动，向元上都、哈拉和林、陕西等驻军较多的地方运输粮食，供给军民食用。

　　盐引还是元朝皇室和官府的一种支付货币。比如元贞元年（1295年）皇帝赏赐了一个臣子“盐万引”，供臣子盖府邸之用。大德元年（1297年），官府“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将盐引和钞并列作为货币来使用。

　　元朝的财政官员围绕着盐引屡屡创新，比如说盐引可以用白银买卖，这就相当于让盐引和白银挂钩了，一张张的盐引就好比是“高额纸币”，而且它的价值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食盐的价值之上的，并不是凭空印刷出来的。

　　更为有趣的是，盐引通行全国，手握盐引的商人也好、王公也罢，并不一定非要拿盐引兑换具体数量的食盐，换不换看自己的需要。如果需要用盐引来进行其他的商品交易，也是可以的，只要盐引没有过期就行。

　　有学者统计，通过发放盐引所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达到元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再加上其他一些商品的专卖收入，以及元朝印制纸币的收入，构成了元朝的财政收入结构。

　　元朝之前，历代王朝都受到金属货币不足的困扰，而通货紧缩的经济困境在元朝因为盐引在经济领域中的大量使用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从矿产角度讲，华夏缺少金矿和银矿，铜矿相对富足，所以许多古代王朝是以铜钱作为货币的。但是一方面铜钱的价值比起金币、银币要低很多，进行大额交易很不方便；另一方面华夏经济规模很大，相应地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满足交易。所以很多王朝曾闹“钱荒”，特别是宋朝曾经大量铸造铜钱，但宋朝同时也是非常缺乏货币的朝代，朝廷为了保证国内的货币需要，严禁铜料和铜钱的出口。

　　元朝是个商业发达的朝代，按说货币需求量更大，应该更“差钱”，其实不然。一方面，元朝疆土远胜于曾经的华夏王朝，元朝和其他蒙古系的政权有着很广泛的交流，所以可以获得很多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白银就是从元朝开始成为中华文明圈中的主力货币之一的；另一方面，元朝借助于盐引、纸钞等金融手段，解决了大额货币不足的难题，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结果导致元朝完全不限制铜钱和铜料的出口，元朝周边需要铜钱和铜料的国家纷纷前来寻宝。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朝鲜半岛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这是一艘从元朝的宁波开往日本的商船，上面不仅载有数以万计的青瓷和白瓷，还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重达28吨的铜钱。

　　以各种形式发行的“货币”，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强大的生产力做保障，是没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元朝把华夏，特别是富庶的江南地区纳入疆土，以江南的巨大生产力为基础，才可以维持庞大王朝的财政运转和政权管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江南地区的生产力，元朝就无法在蒙古草原和西域维持大量的驻军，从而无法保障王朝的北方和西方的安全。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古铁骑真的很需要江南的粮食来养活，仅靠羊肉和奶酪是不够的。而把粮食运输到草原深处，也必须依靠以江南强大的生产力做后盾的盐引制度来实现。

　　所以简略地说，元朝的三大支柱是：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三者紧密对接，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草原军事力量给华夏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西域商人的运输和买卖活动；华夏生产力量给草原和西域商人提供大量的物产，最重要的是给草原军民提供粮食；西域商业力量将华夏物产转化为财富，支持草原的消费，也给华夏生产提供需求动力。

　　元朝是如假包换的混合政权，只是相比此前中华文明圈出现的其他混合政权，它规模更大，而且不仅是草原和华夏的简单混合，还纳入了“第三方力量”，是一种升级版的混合政权，如果借用天文学中的天体概念来描述的话，元朝是一种三体政权。

　　契丹、金朝并非不重视商业，作为混合政权，它们一样渴求商人带来的财富。但西域商人并不受两大王朝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契丹人和女真人无法把西域商业力量紧密地融入自己的政权结构之中。只有元朝第一次做到把西域商业力量掌控在自己手中，并使其成为维持政权运转的三大支柱之一。

　　而且与契丹、金朝面对草原和华夏时往往采取“一国两制”政策不同，元朝这种三体政权追求的是天下大同，各地的生产方式可以不同，但管理方式尽量相同，并推行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的政策。元朝建立了行中书省制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行省或者省，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丞相，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总管行省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他们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地方政府运转，确保能够收取税收。

　　蒙古人建立的这个王朝，和此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华夏王朝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王朝不一样，它不像那些王朝那样，把政权的财政建立在向大量农耕民征收钱粮和劳役的基础上，高度依赖来自农业的收入，元朝更为依赖金融手段，比如盐引、商品专卖等来取得财政收入。这些制度虽然不是元朝首创，但被元朝统治者发挥到了极致。元朝的盐引制度还被后续的明朝借鉴，明朝初年建立的国家食盐运销体制就是建立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从财政角度看，元朝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政权，虽然农业仍是其物质根基，但元朝如此大规模促进和依赖商业，在中华文明中是史无前例的。

　　同样史无前例的是，在元朝的政权体系中，儒家学者的地位远不如在单一华夏政权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蒙古统治者并非不了解儒家的理论对于治理华夏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是把儒家看作宗教派别的一种，划入儒户这一户籍。忽必烈时期，政府答应免除儒户的主要税务，并给予其他优待。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明文规定，军事将领不得在战场上抓捕和奴役儒生。地方官受命评定本地哪些人有资格成为儒户，而军方要听从这些决定。而且儒户身份可世袭。

　　只是让华夏知识分子颇为失落的是，元朝的这套制度并没有保证他们能够获得官位，成为社会上的优越阶层。儒生比起社会底层来说待遇是好一些，但是比起他们在华夏王朝中的地位差多了。即使是在契丹或金朝，儒生的地位也要比在元朝好，因为在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混合政权中，儒生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元朝对儒生的国家治理才能并不太在意，蒙古人的政权更看重的是收税和经商的能力，而这方面恰好是儒生的弱项。

　　华夏的文化是重农抑商的，对于生产力巨大的华夏政权来说，通过对外贸易赚到的利益有限，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却会带来麻烦，商人赚了大钱后，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所以华夏政权倾向于控制和抑制商人的活动，商人在华夏的地位甚至仅仅高于盗贼。

　　蒙古人入主华夏后，重农抑商的文化被完全改变了。草原文明对于财富的渴望转化为元朝政府对于理财的重视，商人的地位高于其他职业和宗教人士，仅次于蒙古贵族。于是在元朝政府中，西域的色目人地位比华夏的儒生高得多，因为色目人擅长理财。或者可以这样说，因为元朝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混合政权，它拥有擅长理财的色目人，所以它不必像契丹和金朝那样，不得不依赖儒生来担任治理国家的官员。

　　比如，忽必烈启用了西域裔的阿合马等人，在朝廷里设置了专管经济、财务的特别中央机关——制国用使司，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商务部，负责给朝廷管钱和赚钱。元朝还相继设立了斡脱总管府、斡脱所等机构。在官方的支持下，斡脱的生意范围已经不限于元朝境内以及其他蒙古汗国境内，他们还积极从陆路和海路向国境之外扩展贸易。

　　作为三体政权，元朝有着与其他朝代迥乎不同的风貌。我们知道，从物理学角度说，三角形是稳定的结构，而从天文学角度说，天体组成的三体系统是十分不稳定的结构。那么对于元朝来说，这样的政权模式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呢？

　　历史证明，元朝要实现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三大支柱的无缝对接，在古代那样的科技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正如前面一再强调的那样，元朝三体政权的最大命门是漕运。只有依靠漕运，元朝才能弥补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才能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元大都和元上都的朝廷，才能有充足的粮食养活草原上的大批驻军。此外，漕运也是南北方其他物产的运输通道，是元朝非常看重的商业贸易路线。

　　一句话，漕运是对接和维系元朝三大支柱的核心。

　　但是，元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运输能力有限，时不时就会被泥沙淤塞。因此除了依靠时断时续的大运河漕运之外，元朝还开先例，尝试着从海上运输粮食到北方。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网罗了南方招安的海盗朱清、张瑄等人，招募水手，尝试着从海上运输粮食，到次年三月，首次实现了将4.6万石江南粮食送达北方都城的任务。从此以后，海运逐渐取代大运河，成为粮食运输的主干道，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海运量达到约160万石。天历二年（1329年），海运量达到高峰，运输了352万石。当时海运分春夏两期进行，经过多次航海摸索，已经探索出了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等地到达天津界河口的海上航道，顺利的话，10天就可以驶完航程。

　　海运繁荣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花费巨资打造的京杭大运河就被放弃了，海运只是粮食运输的线路，其他各种物资，特别是黄海沿岸生产的食盐，仍然主要通过大运河来运输。食盐以及其衍生出来的盐引的重要性，已经不需多说了，由此可见大运河在元朝经济中依然有着重要地位。

　　海洋漕运与运河运输一道，调和着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不重合的矛盾，支撑着元朝这种奇特的三体政权的稳定性。

　　元朝的政权其实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有外部的原因，比如西面的其他蒙古势力的挑战，也有内部的原因，比如很多蒙古宗王在制衡甚至挑战元朝大汗/皇帝的权力。

　　草原帝国需要外部的财富来维系，帝国统治者通过分配武力要挟或者军事劫掠而来的财富，换取各个部落的支持。元朝这样的三体政权并非单一草原政权的形式，但元朝统治者有草原传统的基因。成吉思汗虽然剥夺了各个部落贵族的特权，但是到了忽必烈时代，黄金家族自身的繁衍生息已经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宗族人士，这些宗亲位高权重，都是蒙元帝国这家“大公司”的“股东”，有分享帝国财富的权利。元朝最高统治者需要不断地通过赏赐财富来换取这些宗亲的忠诚，定期发放属于他们的“岁赐”。

　　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帝国和元朝都如此重视税收和商业，政权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巨额财富基础上。毕竟在南宋被拿下后，元朝基本上就停止了版图的大扩张，它难以通过军事行动来从外部攫取大量财富了，要增加财富供给，只能挖掘内部潜力。

　　忽必烈本人才干盖世，所以能够靠权威来暂时压制元朝内部的各方宗王，他给宗王的赏赐是比较少的，在元朝内部有“吝啬大汗”的名声，因此当时元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财政收支状况还比较好。但是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就没有这种本事了，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赏赐来换取宗王的效忠，否则就会有被宗王干掉的危险。

　　比如1294年，一代雄才忽必烈病逝，其孙铁穆耳即位。为了稳定政局，他即位之初就大肆赏赐，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的金多4倍，银多2倍。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上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忽必烈攒下的财政家底几乎是眨眼的工夫就用光了。

　　而关于岁赐不足的后果，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南坡之变。年轻气盛的元英宗硕德八剌剪除宗王势力，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他在位时间很短，却两次因为财政困难而取消了宗王们的岁赐，这样的情况在元朝历史上前所未有。1323年，硕德八剌在从元上都返回元大都的途中，在元上都向南15千米的南坡驻扎过夜，结果遭遇政变，硕德八剌被杀死。诸多权臣参与政变，包括至少5位蒙古宗王。

　　如此激烈的事件表明，元朝的体制有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缺陷。蒙古帝国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帝国属于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大汗也不过是家族的“族长”，他要尽量公平地分配财富给宗王们，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做大家的大汗。元朝虽然嫁接了一些华夏的政治体制，但其草原传统烙印依然很深，元朝皇帝/大汗并没有华夏政权那种至高无上的皇权。

　　甚至连元朝的行省制度也很独特，它与华夏政权的行政划分，比如宋朝的路有着很大的不同。各个行省的自主权更大，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尤其是各个行省内还有很多蒙古宗王的封地，这些封地犹如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有趣的是，一个住在中原的蒙古宗王甚至可能会在中亚拥有一小块封地，反之，一个中亚的蒙古宗王也可能会在中原拥有一小块封地。

　　1315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经下令，各宗王封地的达鲁花赤（行中书省下设的路、州、县的长官）必须由中书省任命的官员担任，各地宗王只能任命副达鲁花赤，一年后他干脆取消了宗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结果宗王们群情激愤，反对大汗的决定，认为这违背了黄金家族子孙共享天下的古老传统。最终势单力孤的爱育黎拔力八达迫不得已收回成命，宗王们又获得了任命当地达鲁花赤的权力。大汗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各地宗王的支持，他能统治的区域不会比元大都和元上都的面积大多少。

　　所以，三体结构的元朝只是表面看上去军力强大且富甲天下，但骨子里自始至终都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政局动荡的考验。

　　元朝崩塌的直接诱因非常容易预测，那就是漕运中断引发的政治体系的崩溃。当漕运出现问题的时候，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元朝如同着火的纸房子一样，刹那间灰飞烟灭。

　　怕什么就来什么。1351年，为了挖通被淤泥堵塞的大运河，元朝征调了十几万民工进行施工。结果信仰白莲教的民众在刘福通等人的率领下突然发难，举起造反的大旗。这次史称红巾军起义的叛乱发生于淮河中游，正好切断了大运河的航运，使得元朝北方无法得到南方的各种物资——粮食、盐、各种手工制品，当然也包括军用物资，元大都中的大汗不得不依靠海运来勉强解决困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两年之后，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也发动叛乱，这个叛乱的地点更加要命，不仅切断了大运河运输，还因为波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干扰了元朝的海运。同时，元朝财政所依赖的盐业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构成元朝三大支柱之一的华夏生产力量的崩溃，直接导致另外两大支柱——草原军事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也濒临崩溃：军队没有了粮食，就无法作战；商人没有了货物，也就无法交易；中央政权丧失了赏赐宗王所需的财富，政治上也陷入一片混乱。

　　元朝的最后十几年，曾经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元大都得不到漕运粮，已经陷入了长期饥荒，全国的局面完全失控。北方地区各个蒙古王公拥兵自保，互相抢地盘、抢粮食；南方地区则是放任自流，任凭几股叛军打成一片。自身的内部争斗，反映出了皇帝/大汗的权力有限、各路宗王各怀鬼胎的情况，这正是元朝政权自始至终的特点或者说软肋，这是承接自草原帝国传统的后遗症。

　　即使是名义上仍然忠于坐镇元大都的大汗的蒙古势力，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相互之间也争斗不断，难以齐心平定叛乱。比如盘踞在河南地区的察罕帖木儿在抗击红巾军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独霸一方，而他在元朝朝廷中最大的对手是孛罗帖木儿，后者为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两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左右了岌岌可危的元朝朝廷，并让朝廷陷入瘫痪。此后，1362年察罕帖木儿被刺杀，他的外甥扩廓帖木儿接手了他的势力，并最终在1365年配合元朝朝廷消灭了孛罗帖木儿势力。

　　南方的“叛乱”势力并没有给元朝回光返照的机会。朱元璋从乱世中脱颖而出，他的明军在收拾了南方的各路割据势力后，挥师北上，直指元大都。1368年，元朝的大汗妥欢帖木儿只能无奈地弃城而走，逃回蒙古人的故乡——茫茫草原。

　　虽然历史教科书通常把1368年作为元朝结束的时间，但其实此时元朝的皇帝、政府仍在，仍然有着很强的军事力量。除了华夏之外的草原、丛林、西域甚至云南等地仍然归属于元朝管理，因此从疆域角度讲，1368年的时候，明朝更像是元朝内部一个重要区域的割据势力。

　　之后的20年中，撤退到草原的元朝，或称“北元”，与明朝连年激战。那个在元末活跃起来的扩廓帖木儿成为北元军事上的中流砥柱，让北伐的明军吃尽苦头。金庸在以元末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给扩廓帖木儿杜撰了一位敢恨敢爱的妹妹——赵敏。真实的历史上，朱元璋为了拉拢扩廓帖木儿，曾经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了扩廓帖木儿的妹妹。此乃趣谈。

　　元朝的余部与新兴的明朝对峙了很久，但那个曾经令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且跪拜的元朝，已经消失不见了，它如同疾风一般袭来，掠过北国与江南，然后又如同疾风一般刮过，丢掉了全部的华夏。

　　当我们回顾元朝时，并不能简单地用“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来武断地评价它。它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深层次融合有着重要的贡献。其中，元朝推动了华夏“小天下”迈向多族群“大天下”，这是它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最大贡献。我们甚至可以斗胆说一句，如果不拘泥于单纯的华夏儒家文化色彩的“天下观”，那么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第一个朝代。

　　首先，元朝用军事力量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一统天下。其次，元朝用行省等形式，尽力推动行政上的统一，从整体上进行有效管理。再次，元朝在经济上也是从“全国一盘棋”考虑的，而不是像过去的混合政权那样，简单地采用“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元朝尤其利用了斡脱等商团的力量，创造性地利用了盐引制度，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帝国”。最后，元朝乃至更为广阔的蒙古各大汗国境内，力推宗教信仰自由、文化自由发展，形成了跨越宗教、文化、族群的“天下一家”的观念（除了少量的特权阶层——黄金家族）。

　　综上，只要不过分吹毛求疵，元朝的确是一个有着大一统气度和大一统构建的王朝。它承接了之前的隋唐、契丹、金朝的混合政权形式，最终把混合政权推进到登峰造极的新境界——大一统政权。

　　元朝败退草原，化身为北元，这当然是元朝的大失败。但是值得重视的是，鲜卑人创立的北魏、女真人创立的金朝却是退无可退，无法回到草原或丛林老家，最终亡于华夏。蒙古人创立的元朝竟然可以在遭遇严重失败后仍能退回草原，保存与明朝抗衡的力量，这是此前入主华夏的所有北方族群从未能做到的。

　　元朝政府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依靠元朝留下的大一统遗产，元朝自始至终控制着广袤的草原地带，至少是有效地控制着大部分草原地带，草原上的余部仍然认同元朝政府和大汗。正是因为元朝殚精竭虑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三体政权，才保住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没有像历史上的一些政权那样，经历了单一草原政权—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单一华夏政权的蜕变，最终丢掉了自己的北方根基。梦幻般的元朝虽然不存在了，但其大一统遗产仍然存在于草原上。元朝对于草的世界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其留下的大一统遗产对于华夏，即禾的世界的影响，同样是持久的。

　　历史贴士·天青色等来谁的烟雨

　　元青花的兴起是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元代开始，古代中国青、白、黑瓷各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了，一种崭新的色彩装饰——钴蓝，出现在精美的瓷面上。这种深沉、浓重的蓝色以画花形式为主体，在中国瓷器上长久地驻留下来，这种风格被明清两代继承，于是宋代及宋代以前“类玉”的青瓷崇尚被改变了。

　　但早期中国的钴蓝完全是进口货。青金石是制作钴蓝颜料的矿物，主要产地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区，很早就为亚洲西部各个文明所钟爱和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青金石在亚洲西部的地位，类似于玉石在中华文明圈的地位。唐朝曾经烧制出少量唐青花瓷器，但是昙花一现，估计是少量钴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结晶。宋代也有少量钴蓝瓷器，但是由于钴蓝颜料太过缺乏，宋代瓷器上那若有若无的一抹蓝色算不算青花，都还存在争议。但宋代形成了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这是古代中国精湛的制瓷工艺与优质的制瓷原料相结合的硕果。

　　反观亚洲西部，那里有钴蓝，却没有制造精美瓷器的技术。在9世纪以前，亚洲西部地区一直只能生产比较粗糙的陶器。在9世纪的时候，那里出现了最早的类似于青花的白底蓝花陶瓷，它以白色为底色，以钴料描绘蓝色图案，这种青花陶瓷在13世纪末依然流行于亚洲西部，但是制瓷工艺较为落后。

　　伴随着元朝的兴起，元青花也惊艳亮相。学者猜测，元青花的最初市场可能在亚洲西部，由于历史上对于钴蓝产品的钟爱，那里的王室贵族和宗教人士对青花瓷十分着迷，于是钴蓝和设计图纸被送到了景德镇，当然一起送去的还有银子。目前元青花的传世之作主要集中收藏在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内，多为当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帝王所收藏，说明元青花深受当地上流社会珍爱，一直珍藏至今。

　　中华文明圈的精美白瓷遭遇了亚洲西部的钴蓝颜料和审美趣味，以及那里对于青花瓷的旺盛需求和强大购买力，于是刺激了元青花的蓬勃，古代瓷器市场被天青色全面浸染。那片天青色等来的，是元朝所缔造的气吞全球的统一商业圈，从此那一抹幽蓝摄魂夺魄，一发不可收拾。

　　朱棣：披着大明外衣的“蒙古人”

　　明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二十八日，瑟瑟秋风中，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命令儿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城，自己率军北进，偷袭宁王朱权的藩地、关外要塞——大宁（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此时朱棣的形势非常凶险，南面是建文帝派来平叛的朝廷北伐大军，北面是不断围攻过来的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的官军。军旅生涯丰富的朱棣兵行险着，并没有从通常人们所走的松亭关（今河北喜峰口）进兵，而是向东兜了一个圈，从刘家口关隘（今河北卢龙县）冒险突进，然后向北疾驰，突然出现在大宁城下。大宁守军猝不及防，仓促间关闭城门，组织防御。朱棣率数骑环城而行，发现西南角有缺口，于是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攻克了大宁。

　　这次奇袭战果重大，朱棣不仅消除了背后的威胁，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南方的官军了，更重要的是他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军力大盛。而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曾经隶属于宁王的战斗力强悍的兀良哈骑兵，这些草原铁骑让争夺天下的朱棣如虎添翼。

　　明朝将元朝大汗赶出元大都后，大汗的权威跌落，有名无实，只算是草原上的“天下共主”，蒙古草原上逐渐群雄并起。其中，在草原东部与东北地区毗邻的农牧交错地区，也就是大兴安岭及其两侧一带，分布着一些蒙古部落，这些部落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分封自己的儿子和功臣的时代，当时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东部曾分封了一些东部诸王。明朝建立之初，积极征战北方，这些东部诸王的后裔率先投靠了明朝，于是朱元璋设置了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指挥使司，这其中，朵颜卫地险兵强，主要是兀良哈部的活动区域，因此人们以“兀良哈三卫”来代指这些依附明朝的草原东部部落。

　　朱棣拿下大宁后，带着在大宁获得的全部家当——军队、民众、财物赶回北平，迎击南方杀来的官军，而把大宁要塞完全放弃，拱手送给了当地的兀良哈部。

　　如果说奇袭大宁是朱棣人生的一次高光时刻，那么放弃大宁则成为他被后人诟病的一次“决策失误”。后人认为，他放弃长城以北的据点，特别是军事要塞大宁，让明朝此后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变得被动且艰难。

　　然而，雄才大略且军事经历十分丰富的朱棣真的会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吗？

　　由于朱棣打下天下后，过分干预史书撰写，所以关于靖难之役的一些历史细节变得模糊不清。不过，明朝的一些学者曾经为朱棣放弃大宁这一行为做了解释，认为当时朱棣是把大宁区域作为筹码送给了兀良哈部，换来了兀良哈骑兵协助自己一争天下。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那样，翻越长城地带的群山，往草原上输送粮食和其他物资是非常困难的，元朝为了维持草原上的统治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样，朱棣要维持大宁要塞的军事功能，成本也将十分巨大。深谙军事的朱棣显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棣选择放弃大宁，一开始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兵力去守卫这个要塞，他要竭尽全力回师保住北平老巢。而且不论是明送还是暗给，他都换取了兀良哈部的军事支持，在靖难之役后的征程中，身后的兀良哈部不仅不偷袭朱棣的后方，反而频繁出击，帮助朱棣牵制辽东方向的官军，这不禁让人怀疑，朱棣暗地里也许真的与兀良哈部有过某种交易。

　　即使在拿下华夏天下之后，朱棣终其一生，在军事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回大宁，重建这个长城之外的军事要塞。

　　后世对于他给明朝军事防御带来的问题的指责，实质上是站在华夏视角上的考虑。更为符合历史真相的是，朱棣虽然名义上是大明天子、永乐皇帝，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有着强烈草原基因的“蒙古人”，一个披着华夏王朝龙袍的“大汗”。

　　朱棣戎马倥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成为华夏王朝的一代明君，而是要成为元朝概念的天下共主。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位永乐皇帝时，我们会把朱棣的各种行为动机看得更为清楚，也会把明朝前期草原与华夏的关系看得更清楚。

　　元朝已经实现了华夏与草原乃至更广阔区域的大一统局面。因此站在中华文明圈的视角上看，元朝崩溃之后，中华文明圈实际上进入了一段相当长的南北分裂、南北对峙时期，粗略地说，南方的华夏被明朝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北方草原则处于退却回老家的蒙古人的控制之下。与相对统一完整的明朝不同，草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化出了若干彼此争锋的草原政权。这便是元朝崩溃后的历史场景。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位从困苦中打拼出来的人物是在元朝成长起来的。因此，争夺天下的朱元璋考虑的是争夺元朝的“大天下”，而不仅仅是争夺华夏“小天下”，他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大一统王朝的继承人，说得更明白一些，他的目标是既要继承华夏，也要继承草原甚至更多区域。因此，在1368年明军攻克了元大都后，朱元璋的大军并没有止步于长城地带，而是多次试图深入草原，希望彻底消灭元朝残余政权，“统一天下”。

　　1372年，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冯胜、李文忠等将领的指挥下，分三路出击，攻向草原，他们的对手正是扩廓帖木儿率领的蒙古骑兵。其中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带领中军从山西雁门关出发，向西北方向行军，打算攻占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草原都市——哈拉和林。在草原部落心目中，谁占据了哈拉和林，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

　　这是一次失败的远征，徐达的中军遭到蒙古骑兵惯用的伏击战术打击，伤亡惨重。东路李文忠的军队也无功而返，只有西路的冯胜打了胜仗，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

　　这次失利严重地挫伤了朱元璋统一天下的野心。朱元璋不得不接受现实，韬光养晦，修筑长城和军事要塞，在长城地带构筑防御体系，辅之以长城之外的军事要塞，比如大宁。但朱元璋并没有放弃消灭北元的目标，其实反过来说，当时的北元也仍然坐在元朝的“列车”上，思想上也同样没有放弃“收复华夏”的企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明朝先后消灭了元朝的“碎片”——割据云南和东北的地方势力，终于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大草原上的北元汗庭了。1387年，朱元璋派遣蓝玉率领大军再次北伐，第二年终于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追踪到了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及其部众，一战俘获人员、牲畜无数，脱古思帖木儿只率领数十骑逃遁，但不久即被草原上的实力派人物也速迭儿袭击并杀死。也速迭儿弑君称汗，不再使用“大元”国号。

　　也速迭儿并非忽必烈一系的后裔。至此，从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元开始，到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被杀，非忽必烈后裔称汗为止，经过110多年的峥嵘岁月，元朝的历史在草原深处终了，魂归故土，终点即是起点。

　　但明朝就此控制了草原吗？正如当年汉朝消灭北匈奴后草原仍然不属于汉朝那样，明朝打垮了北元汗庭，但并没有将草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蒙古的汗位仍然在黄金家族后裔中流转，草原仍然在蒙古人手中，区别只是在哪一派蒙古人手中。

　　具体而言，退回草原、承袭元朝“正统”的蒙古势力主要活动于草原的中东部，在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特别是脱古思帖木儿被弑后，这部分蒙古人往往被称为鞑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即使也速迭儿是篡位而立的，他在名义上也是全体蒙古人的大汗，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大汗仍然只能有一个，这个蒙古帝国形成的草原共识或者说传统仍然流行着，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汗”。

　　由于汗庭遭到重创，黄金家族在草原上的权威大减，在草原西部崛起了不服东部汗庭管理的另一蒙古强权——瓦剌。瓦剌在成吉思汗时代就是蒙古帝国的一员，活动在草原西部。明朝与北退的蒙古势力大战几十年，而瓦剌因为地理关系基本上置身事外，并在草原上扩张自己的势力，终于成长为可以与东部鞑靼分庭抗礼的草原强权。瓦剌的上层人士并非黄金家族成员，因此理论上不能成为大汗，但他们已经可以影响蒙古大汗的立废。

　　在草原的最东边，则是前面提到的兀良哈三卫的蒙古势力。相比鞑靼和瓦剌，兀良哈实力较弱，基本上在鞑靼、瓦剌和明朝三大势力间不断转换靠山，并没有争雄草原乃至天下的能力。

　　中华文明圈的南北对峙依然存在，蒙古对于明朝的威胁仍然是巨大的，朱元璋并没有消弭大分裂局面，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

　　在边塞军旅中成长起来的朱棣惊险地在靖难之役中获胜，成为大明皇帝后，就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政权的问题了。明朝的首要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与蒙古的关系。朱棣不屑于采用单一华夏政权的防御模式，他的视野更为宽广，他要恢复元朝时代的天下。

　　所以，朱棣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把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也就是昔日的元上都或汗八里。北京是朱棣的老巢，所以迁都北京肯定有扶持北方嫡系力量、打压南方明朝权臣的考虑。但是朱棣必然清楚，北京是一个非常靠近草原的都市，它很容易受到草原势力的攻击，防御难度很大。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朱棣依然选择了迁都，正体现了他对于未来华夏与草原关系的整体考虑。元朝建立元大都，是为了更方便同时统治草原与华夏，朱棣的思路也是如此。

　　朱棣有条件和能力来实施自己的宏伟战略。朱棣周围的草原色彩非常强烈。明朝在前期并非是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说它是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可能更为准确。首先，兀良哈各部是明朝的盟友甚至藩属，这就等于在草原上嵌入了一根钉子，拥有了熟悉草原的一部分蒙古人的支持，这让朱棣有了争雄漠北的底气。其次，元朝败逃漠北的时候，在华夏有大量的蒙古军队归降明朝，还有大量的蒙古民众、西域民众留在了华夏。经过长达百年的大融合，华夏不再仅仅是汉族人的家园，而是多族群共同的家园。这些居住在华夏、有着草原文化背景的军民可以给明朝攻防蒙古提供巨大的帮助。

　　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先后五次大规模北伐，目标主要是鞑靼，其次是瓦剌。具体说来，永乐八年北征鞑靼，永乐十二年（1414年）北征瓦剌，永乐二十年（1422年）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其中只有前三次有过较大规模的会战，而且第三次并未追击上鞑靼的军队，而是在回师途中教训了一度投靠鞑靼的兀良哈部。

　　从效果上看，朱棣五次北伐分别打击了草原上的鞑靼、瓦剌、兀良哈部，体现了朱棣在草原上搞力量平衡的思路：支持和拉拢弱的一方，打击强的一方。其中由于鞑靼往往是最强大的草原政权，鞑靼大汗又是草原共主，因此五次北伐中有四次的目标都是鞑靼势力。

　　鞑靼被明朝列为头号打击目标，不仅因为其实力最强，而且因为鞑靼对明朝的态度强硬。至少在明朝前期，鞑靼仍然自认为是元朝正统，鞑靼其实是明朝对于东部蒙古的称呼，东部蒙古自己并不如此自称，还认为自己是大元或者大蒙古国，国号不废。他们内心把明朝视为元朝的叛乱势力，因此与明朝作战有平定叛乱的意味，与明朝妥协甚至接受明朝的册封，对于东部蒙古来说，是放弃元朝的尊严，其面子上无法接受。

　　其实明朝建立之初，并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明太祖朱元璋在给鞑靼大汗爱猷识里达腊（放弃大都的元朝大汗妥欢帖睦尔之子）撰写祭文时表示：“君主沙漠，朕主中国。”朱棣在当上皇帝之初，在给鞑靼大汗本雅失里的信中也表示：“朕主中国，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这些话语都表明，当时的明朝是把鞑靼看成与己方平起平坐的政权的，其暗含的意思是，鞑靼应该承认明朝政权的合法性，不能把明朝当成叛乱政权。当然了，明朝皇帝承认平起平坐的现实，不代表就此接受这样的现实，朱棣就不打算长期接受鞑靼与明朝平起平坐。由于明朝是从元朝内部诞生的，因此蒙古人仍以元朝或大蒙古国自居，令胸怀天下的朱棣很不爽，所以才会几次北伐，重点打击鞑靼势力，试图消除来自草原上的军事威胁，进而统一天下，让天下人视自己为正统。

　　朱棣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呢？

　　在1410年的第一次北伐中，明军就先后打击了鞑靼内部失和的大汗本雅失里和太师阿鲁台，而此前鞑靼刚刚为瓦剌所败。腹背受敌的鞑靼不得不低头，掌握实权的阿鲁台被迫向明朝遣使贡马，在外交上放弃了大元的“骄傲”。朱棣则给予鞑靼丰厚的回赐，并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而瓦剌贵族本来就不是黄金家族，所以在与鞑靼争雄草原的时候，更愿意与明朝修好乃至结成同盟。在朱棣第一次北伐的前一年，瓦剌首领马哈木等就已经派遣使团向明朝贡马请封，明朝分别封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

　　所以，至少在外交层面上，朱棣的明朝对鞑靼、瓦剌建立起了朝贡制度，实现了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草原各部的优势。经过几次北伐之后，朱棣已经不把自己看作单一华夏政权的君主了，他也是蒙古各部名义上的共主，明朝与瓦剌、鞑靼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永乐二十一年，他公开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

　　这口气，已经和他刚成为皇帝时大不相同了。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反之，草原上的鞑靼和瓦剌又是如何看待明朝的呢？

　　永乐八年，明朝打败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后，阿鲁台派遣贡马讲和的使臣对朱棣说，瓦剌并不是诚心归附明朝的，如果瓦刺真的诚心归附，就会献出传国之宝来。而瓦剌的使臣也不是省油的灯，在第二年朝贡时说，鞑靼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败走是老天要灭亡他们，不过他们桀骜不驯，如果让他们再兴起为害边境，那么这些西北方向的国家就不敢向明朝朝贡了，所以请明朝早点儿消灭鞑靼。

　　从双方使者对明朝的话语中，后人可以清晰地看出，鞑靼和瓦剌都想利用明朝的力量削弱对方，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统一草原。所以，两大草原政权明智地选择向明朝服软，接受了明朝的朝贡制度，是希望在政治上孤立草原上的对手，在经济上也谋取一些利益。

　　而且后人研究发现，鞑靼或者说东部蒙古的君主尽管屈尊接受了明朝封号，但对内依然长期以元朝大汗自居，在名义上作为整个草原的最高首领而存在，黄金家族在草原上仍然具有崇高的威望。

　　总之，从外交上看，明成祖朱棣基本上实现了成为天下共主的目标，隐隐间颇有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并吞草原与华夏的雄主风范。不过在实际的政治中，除了实力较弱的兀良哈三卫依附于明朝之外，鞑靼和瓦剌都是草原上的独立政权，并不受明朝直接控制，在这一点上，朱棣和当年手握广阔草原和草原部众的忽必烈差距很大。从实际的效果看，朱棣这个颇具蒙古草原风格的华夏皇帝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辉煌梦想。

　　1424年，朱棣第五次北伐，追击鞑靼的阿鲁台未果，班师回朝途中病逝于榆木川，结束了自己金戈铁马的传奇一生。

　　一代雄主朱棣的离去，带走了恢复大一统时代的梦想。此后不论是草原上的鞑靼、瓦剌，还是华夏的明朝，都缺乏如此有实力和进取心的君主，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暂时退回到了南北分裂的状态。

　　元朝承接了契丹、金朝的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道路，铁木真与忽必烈祖孙两代大汗，一个用千户制重塑了草原的内部结构，一个把军事力量、生产力量和商业力量糅合在一起，终于令中华文明走向了统一政权时代。

　　这是一个宏大的时代，在政权组织模式上有着重大的创新，这也是古代世界的一次伟大尝试。元朝用尽心力，借助各种科学技术与金融创新，实现了一次较为粗略的“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是海陆并进的，它比西方借助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更早。很多学者甚至说，如果没有蒙古帝国乃至元朝开启的这次全球化，就不可能有近代以来西方引导的全球化。

　　时不我予，徒呼奈何！元朝几乎达到了古代社会能够达到的极限，在国家治理上面对巨大的挑战，政权的不稳定程度远比一个单一华夏政权、单一草原政权甚至过去疆域较小的混合政权要高。最终，气吞万里的元朝系统崩溃，经过破碎、重组，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再度分裂。永乐皇帝朱棣几经奋斗，仍然没能重现荣光，那个时代始于成吉思汗，终于永乐大帝。

　　元朝的经验教训似乎暗示着，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完全大融合，单靠古代世界的科技、物力、人力，恐怕是非常勉强的，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中华文明圈接下来要实现再次大一统且长久运转，需要一些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