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907年1月，塞北草原朔风凛冽。契丹的痕德堇可汗去世，早已手握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耶律阿保机毫无悬念地成为新的契丹可汗，宣布国号为“大契丹国”。
907年3月，洛阳城内一片肃萧。唐朝末代皇帝李柷在梁王朱温的逼迫下禅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唐朝就这么悲凉地走入了历史的坟墓。
华夏的唐朝夕阳落山之日，恰是草原上的契丹朝阳升起之时。强烈的对比似乎暗示着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契丹人的“新农村建设”
似乎从唐末五代时期开始，华夏王朝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时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招架，屡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攻破长城地带后入主华夏，秦汉时期和隋唐前期那种华夏王朝与草原强权互有攻守、势均力敌的局面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到底是草原政权变强大了，还是华夏王朝变软弱了呢？
让我们首先从北方的“狼族”——契丹身上寻找历史变革的答案。
北方草原是草原狼的家园。这些嗅觉灵敏的动物群居生活，擅长远距离奔跑，在头狼的带领下，或凄厉呼号声震原野，或静默无语结队奔袭。在一些当代文艺作品中，蒙古族被描写成以狼为图腾的民族。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在中国古代的北方草原族群中，标志性地以狼为图腾的族群，其实是契丹人，而非蒙古人。
契丹这个族群早在北魏时期就见于史书记载之中，他们一直活跃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即今内蒙古通辽到赤峰一带。与其说这个族群是一个血缘紧密的民族，还不如说其是一个地域性的族群更为妥当。如前所述，草原上的部落往往“随风倒”，某一个部落强大起来，兼并了周围部落，这些部落就使用统一的称谓，另一个部落称雄后，大家又开始用另一个称谓。契丹也是这种情况，它是生活在辽河上游的多个部落的联合体。
早期的契丹是较为单一的草原政权，是在突厥、回鹘、唐朝的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一方草原势力，在大国操纵的舞台上随波逐流。当亚洲东部政局出现短暂的真空时，契丹也会成为一枚重要的棋子，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契丹大贺氏部落首领李尽忠曾依附唐朝，任松漠都督府都督。武则天时期，李尽忠曾率部反叛唐朝，自封无上可汗。唐军最终借助突厥偷袭叛军后方，平息了这场叛乱。李尽忠的李姓是唐朝所赐，而且唐朝一代名将李光弼也是契丹出身，这反映出契丹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和华夏王朝有了很深的联系。
这次叛乱显示出契丹作为北方草原东部的一方势力，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作为混合政权的唐朝当然希望这股草原势力能够为己所用。可惜，此后契丹与唐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唐朝不得不在辽东一带屯集重兵防御。这间接促成了在这一地区的唐朝边关将领的权力膨胀，也许诸位已经想到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人的名字——安禄山。
安禄山就是在与契丹、奚等辽河上游族群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唐朝边关将领，兼任三个节度使，后面的剧情大家就都知道了。就在安禄山南下并在洛阳称帝的时候，契丹和奚也毫不客气地乘虚而入，出兵袭击了安禄山的大本营范阳，可能是报复和掠夺兼而有之。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力量软弱，而北方草原上也是群雄分立。在被几大霸主轮番压制许多年后，纷乱的局势给了契丹独立发展的机遇。霸主轮流做，今朝到契丹。和许多草原政权一样，契丹的崛起也少不了英雄人物的统领，这个人就是耶律阿保机。
史书记载，契丹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性质的草原政权，原本分为8部，每部都有“大人”为首领，并从这些大人中再经过联盟会议，推举出一人担任契丹的首领，此人通常自封为可汗。契丹的可汗在早期并不是世袭制的，而是有任期的，一般在没有灾害的平常日子里，规定每三年开会选举，轮换首领；而当遇到大灾害发生的时候，8部会打破惯例，聚集在一起选出下一任首领。
耶律阿保机属于8部中较强的一部，并被当时的可汗赏识，被任命为掌管契丹军事的首领，类似于兵马大元帅的职位。足智多谋又骁勇善战的耶律阿保机果然不负契丹上下的众望，他北伐室韦，南击奚，东攻女真，让契丹的统治地区迅速扩大。他甚至还攻入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的唐末的疆土中，掠夺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物而归。
然而，耶律阿保机可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位受人尊敬的兵马大元帅，他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他要带领契丹人成为草原甚至更为广大的土地的主人。不过首先，他要成为契丹的可汗。
907年，耶律阿保机终于如愿以偿了。成为契丹可汗的耶律阿保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英姿飒爽、风光无限，他面对着一个近忧和一个远虑。
近忧是，契丹原有的8部首领轮换制度名义上还存在，他这个可汗按照传统也是有任期的，到期就要下台，可是雄才大略的耶律阿保机并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力。
至于远虑，耶律阿保机面临着草原政权自古以来的治理难题，契丹松散的部落联盟体制与日益扩大的疆域并不匹配，尤其是契丹正在成为一个囊括草原地区、华北平原地区以及东北丛林地区的政权，这个政权中的族群和经济模式是多样的，既有契丹草原游牧的传统生产方式，也有平原农耕的生产方式以及东北地区的渔猎生产方式。
该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体制来管理不同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广大疆土呢？
以耶律阿保机的智慧，他早就料到契丹部落联盟中的“父老乡亲”对他长期霸占可汗之位会心怀不满，所以他提前开始布局。身为草原部落联盟领袖的他却开启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新农村建设”。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许多百姓为躲避战火，四处奔逃，许多人逃到了契丹境内。耶律阿保机收拢这些从农耕区逃来的人口，加上契丹掠夺而来的民众，在长城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建造了许多城郭，让他们在城郭内从事手工业，在城郭外开垦农田，生产粮食。这些城郭就是所谓的“头下军州”，听命于自己的契丹贵族首领。
草原需要华夏的手工制品和粮食，但是在唐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下，正规的贸易难以进行，契丹也很难通过武力要求一个经济富庶的华夏政权进贡。在这种情况下，把华夏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掠夺到塞外，在自己控制的疆土内生产所需的手工制品和粮食，就不失为明智的策略。
当然，经过此前数百年的族群大融合，我们很难说契丹从华夏获得的人口到底算是纯粹的汉族人，还是昔日草原部落定居华夏的后裔。在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的时代，双方可能在彼此领土都有些亲戚朋友，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担任契丹的“兵马大元帅”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就南下华夏，多次掠夺华夏人口北归，根据史书记载，早在902年契丹境内就出现了头下军州。在成为契丹可汗后，他继续收拢华夏流民和劫掠人口，建立大量的头下军州，这一时期出现了几十座类似的城镇，其中一些是耶律阿保机的弟弟修建的，也有一些是其他契丹贵族修建的。
头下军州一般都有防御城墙环绕，居民居住在城中。城池按照华夏流行的四方城的模式建造，四边有城门，此外还有城楼、街道和带有钟鼓楼的集市。一些大的城池里，还会修建孔庙、佛寺、道观等与信仰相关的建筑。此外，还有用作政治、军事乃至民间需求的驿站。
所以，头下军州并不是把汉族人集中在草原上服劳役的场所，它们是充满活力的贸易据点和制造业据点。城池外面则是粮食生产基地，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食物不足的问题。
回忆一下，回鹘汗国曾经在草原腹地兴建过类似的城池，比如可汗城、可敦城等。显然，耶律阿保机时代的契丹的头下军州以及城池人口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跃进。回鹘人的城池只是以聚敛贸易财富为目的的场所，而契丹的这些城池功能更为繁多，也更加像华夏的城池。耶律阿保机是否知道回鹘人曾经在草原上建城，恐怕很难搞清楚，但他的妻子述律氏的家族有着很深的回鹘背景。显然，曾经的草原霸主回鹘的所作所为，必然影响了周边如契丹等草原势力。
不知不觉间，契丹这个单一草原政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不知不觉间，耶律阿保机培植起自己的强大势力，足以用来抗衡契丹8部中的反对势力。
光阴如箭，耶律阿保机已经连续干了“三届”可汗，这期间不要说其他部落不满，就是耶律家族自己的兄弟都不止一次造反，想迫使耶律阿保机让出可汗之位，都被他一一平息。成为可汗9年后，契丹核心的其余7部无法容忍权力被耶律家族甚至被耶律阿保机一人垄断的局面，集体逼迫耶律阿保机交出大权。
史书记载，耶律阿保机以退为进，先是交出了象征可汗权力的旗鼓，然后对7部说，我有很多头下军州，我要带着我的部众去管理这些城郭。回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后，耶律阿保机立刻反戈一击，将各部首领全部杀死，一举控制了整个契丹8部。至此，再无人可以挑战耶律阿保机的可汗权力了。
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并率领部众建造皇城，也就是辽上京，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这次称帝与他9年前继承可汗之位的区别在于，9年前耶律阿保机扮演了契丹部落联盟领袖的角色，而9年后的此时，他成为一个大国的君主，统治的臣民不仅有契丹人，还有其他多个民族。皇帝本是华夏君主的称号，现在耶律阿保机通过称帝这样的举动，让自己的地位凌驾于靠部落大人集体选举才能得到的可汗之位。
契丹，这个曾经的草原部落联盟，在耶律阿保机手中变成了皇权世袭的帝国。这个新兴的帝国已然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而是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回鹘人在草原上曾经梦想打造的政权模式，在耶律阿保机手中变成了现实。
近忧已消，远虑仍待解。面对治理广大疆土的难题，耶律阿保机决意要把“新农村建设”进行到底，他的契丹从一个曾经的单一草原政权，昂首阔步地向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行进。
918年，耶律阿保机下令建造辽上京。经过不断的扩建和完善，最终，辽上京形成了“双城”的格局。南面是一个单独的汉城，房舍密集，市场兴盛。汉城应该是契丹以外的各族群如汉、渤海、回鹘等普通民众、工匠的居住区。北面是皇城，与汉城之间以墙相隔。皇城中央是大内，应该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场所。皇城北部空旷平坦，考古学家猜测这里是毡帐区，契丹皇族仍然喜欢居住在毡帐之中。
从辽上京的格局就可以猜测耶律阿保机对于国家治理的构想，他既想保持草原传统，又想引入华夏的管理体制，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融合起来，建立一种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兴建永久性都城，这是一种华夏王朝的治理方式，标志着契丹政权的权力趋向于集中而不是分散。这时，耶律阿保机似乎已经着手建立契丹帝国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草原游牧地区的部落事务，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设立，负责处理定居人口特别是汉族人的事务。早在910年，耶律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兄弟管理北面官系统。这一制度于947年契丹政权正式设立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
契丹帝国的根基是草原，所以草原传统不能放弃。
虽然兴建了类似华夏的城市甚至都城，但是契丹的可汗/皇帝一直坚持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一年中有规律地在草原上迁徙着，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放牧草场（捺钵）转移到下一个草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草原上度过，可汗与草原各部首领聚会、商谈，处理草原事务。一年之中，他们也会途经繁荣的城市，并在里面居住一段时间。比如一般情况下，每年两次在辽上京，可汗会把官员召集起来商讨国是。讨论完毕后，那些负责契丹南部地区的官员南下管理汉族臣民，而可汗则带着契丹高官继续以游牧方式行军。
同时，华夏政权的经营方式也广泛开展起来，因为在契丹的疆域中，可供开垦的土地相当多。首先是长城地带的农牧交错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燕云十六州也位于这一带。这里原本就有着相当可观的耕地，契丹将这块地区纳入版图之后，就等于有了一座可靠的粮仓。
其次是东北地区的辽河平原，这里因为地处北方，气候较为寒冷，所以一度人气不旺，耕种规模十分有限。再加上地处周边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社会动荡，生产大受影响。其实从气温、降水、土壤条件来说，辽河平原极具农业开发价值。
在耶律阿保机四处扩张，向东击败了盘踞在东北地区东部的渤海国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将许多昔日渤海国的人口迁移到辽河平原上，使这里的农耕社会变得兴旺起来，所谓的辽东就此崛起，并一直泽被后世。其中辽阳后来成为契丹帝国五京中的东京，进一步成为各个族群杂居的繁荣之地。这块土地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圈的重要部分，一些东北族群也正是以辽河平原这个大粮仓为创业基石，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征程。此乃后话。
总之，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契丹“新农村建设”，开辟了一条中华文明区域融合的新道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自匈奴帝国以来，历代游牧政权都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以松散联合体的形式管理庞大的疆土。耶律阿保机的契丹一方面要保持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保持草原地区固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在契丹境内建立了包括首都辽上京等五京在内的许多城郭，并移居了大量的人口到城郭里外定居，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把华夏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嫁接到契丹帝国的体系之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草原政权的松散特性。
在一个草的世界中导入禾的系统，耶律阿保机的这一创举给契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力和稳定性。自从单一华夏政权——汉朝与单一草原政权——匈奴的白登山之战后，历经千年洗礼，直至契丹，草原与华夏的融合之路终于登上了新的台阶，可以同时驾驭草原和华夏的、更为有效的政权模式已经初露锋芒。
就在耶律阿保机一面统御契丹诸部、四方征讨，一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候，长城以南又是怎样的场景？
大唐王朝笨重的身躯已经轰然倒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很自然地过渡到所谓的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广阔的华夏在一片混乱中探索着自己的未来。
虽然名为五代，分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朝代，但其实总共也只有短短的半个世纪，与汉唐这样延续数百年的朝代相比，五代加在一起都显得袖珍，分别被称为朝代，实在是过于抬举它们了。至于十国，除了北汉外，其他基本上都地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并没有同时存在过，一般与五代朝廷同时存在的十国只有7个左右。其实在五代十国之外，至少还有大理国在西南方向裂土而治，更不用说还有凌驾于北方的令华夏各个政权不寒而栗的契丹了。
所以，五代十国只是后世史家的总结，当时的局中人并不这样想。那么，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天下大势的呢？
许多人都没感觉到唐朝已经是过去时了。就像汉朝灭亡后，匈奴人刘渊高举起汉朝的大旗那样，当朱温篡夺了唐朝的社稷，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时，他一生的宿敌——彪悍的沙陀将领李克用视其为唐朝的叛逆，根本不承认梁朝，甚至继续使用唐朝最后的年号“天祐”，高举唐朝的大旗，与朱温死磕到底。
沙陀军团是五代十国时期华夏影响力最大的军事力量。追根溯源，沙陀人应该是突厥人的一支，活跃于西域天山巴里坤湖一带，曾经归附唐朝，在吐蕃攻陷了唐朝的北庭都护府后，沙陀人改投吐蕃帐下。此后由于受吐蕃的猜忌，沙陀人又向东迁移，再度归附唐朝，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
唐末黄巢起义搅动了天下，沙陀人在首领李克用的带领下，为唐朝击败黄巢、收复长安立下大功，从此以沙陀骑兵为核心，吸纳了周边各个民族力量的军事集团闪亮登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是如同战神下凡，不仅力抗不可一世的契丹大军，硬生生地把耶律阿保机的南进一次次打退，更在923年称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并在同一年消灭了后梁。李存勖这个突厥系沙陀人成了“唐朝”的皇帝。此时，他顺理成章地把天祐的年号改成了自己的年号——同光。
一个沙陀人“复兴”了唐朝。想想当年刘渊建立的“汉朝”，李存勖的“唐朝”如出一辙，都是试图延续此前数百年的王朝社稷。
五代十国时期高举唐朝大旗的可不只有沙陀人。在南方，李昪自称唐朝皇族后裔，也建立了自己的“唐朝”，史称“南唐”，疆域覆盖了今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是十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政权。由于自称唐朝正宗，南唐甚至有一统天下、光复唐室的野心，可惜受挫于北方的后周，一蹶不振。
这种竞相争夺唐朝正统地位的现象，反映了当时整个华夏的一种文明、文化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延续了数百年的唐朝，基础是大江南北日益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与文化，其核心是唐朝留下的大一统的文化认同遗产，包括语言、制度、文化、思想等。
唐朝虽灭，文明犹存，文明的认同感才是最为重要的融合，哪怕疆土是分裂的，大江南北的人们依然有着类似的梦想，为了天下的统一而各自奋斗。哪怕是有着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的沙陀集团，也把自己视作唐朝的一员，愿意为复兴唐朝而拼杀。
更值得人深思的是，五代之中除了被李克用父子视为叛逆的后梁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集团建立的。当李存勖带着沙陀骑兵与契丹骑兵在沙场鏖兵的时候，真是不太像一位“汉家大将”。换句话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华夏，也已经融入了多个族群和他们的文化元素，就像契丹也吸收了华夏的一些农耕经济和制度那样。那个时代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沙陀人李克用与契丹人耶律阿保机见过面，并英雄相惜地结为兄弟，当然这兄弟情义仅限于酒桌上，战场上两人对垒起来都不含糊。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与耶律阿保机也有名义上的子与父的说法，也仅限于使臣往来送书的时候。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契丹强而后唐弱，契丹一心想吃掉后唐，但直到耶律阿保机在平定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后去世，也未能得逞。
后唐的内乱终于给了契丹新可汗耶律德光南下的机会，他是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在母亲述律氏的支持下继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继位，压制契丹内部的反对势力，述律氏甚至不惜自断右手，震慑群雄，当真是刚烈无比，草原风格的契丹可汗选举制度总算是勉强地过渡到了世袭制度。
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在帮助后晋石敬瑭击败后唐的过程中，耶律德光兵不血刃地得到了长城地带的燕云十六州。耶律德光的志向不止于此，他有着逐鹿中原的野心。在后晋大乱的时候，耶律德光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率领契丹军队大举南下，试图一举吞并华夏，完成父亲耶律阿保机的夙愿。
然而耶律德光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次让他达到光辉顶点的远征，也是一次让他走向末路的远征。
946年秋，契丹军队从本土出发南征，一片混乱的后晋基本上无力阻止抵抗，到年底的时候，都城开封陷落。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的马蹄风光无限地踏入了开封。又过了一个月，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似乎在宣告一个囊括了草原和华夏的大同世界来临了。
遗憾的是，耶律德光自己根本就没准备好迎接那一刻。
孤军深入的契丹骑兵出现了粮草短缺。这反映出此次南征根本就准备不足，因为过去契丹军队南下劫掠的时候，抢了财物就撤回草原，不需要后勤补给。但是这次南征是以占领华夏为目的的，没有足够的粮草供给，怎么能持久呢？
耶律德光只好纵容自己的军队扫荡开封周边，并大肆搜刮钱财。这是一种典型的草原劫掠风格的行为，问题是这些契丹骑兵现在并不在草原，而是在农耕区。原本处于观望之中的华夏军民在生死存亡之际，全都奋起反抗契丹侵略军，后晋的地方残部也开始一致对外，攻击契丹军队。没有了粮草，耶律德光的大军战斗力锐减，他在开封待不下去了。从他进入开封仅仅三个月后，这位达到人生顶峰的契丹可汗灰溜溜地撤离开封，向北方的故土而去。
心力俱疲的耶律德光在半路上就突然病死了，他的“大同”世界就像是一场噩梦。耶律德光的失败警示世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融合是艰巨的任务，并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实现的。
契丹军队撤退后，沙陀势力中的一方豪强刘知远轻松进入开封，建立起了后汉政权。几年之后，后汉又被后周推翻，而后周也挺立了不过10年光景，就又被赵匡胤发动的政变推翻，宋朝建立。
华夏政局风云变幻，本来都是契丹入主华夏的好机会，但耶律德光的南征失利，给了契丹人非常惨痛的记忆，以至此后的历代契丹可汗基本上都打消了入主华夏的念头，他们更倾向于回到草原帝国的经典套路上，通过军事敲诈，谋取一些经济利益，而不是占领华夏。
可能正是因为契丹上层出现了这种心理，再加上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也很争气，统一了华夏，结果1004年契丹大军再次饮马黄河，进逼北宋都城东京时，双方都有些“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心理：心有余悸的契丹对统治华夏没有底气，北宋也没有了当年纵横沙场的决死气概。最终双方坐下来谈判，北宋答应每年给契丹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此换取和平，这就是契丹与北宋签订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让草原与华夏回到了经典的纳贡–和亲模式。但是与匈奴–两汉和突厥–隋唐时代不同的是，在契丹–北宋时代，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了，而是融合了大量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而北宋到澶渊之盟的时候，已然蜕变成了单一华夏政权。
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垒单一华夏政权，这是契丹–北宋那个时代的新格局。澶渊之盟给契丹带来了长期稳定的军事敲诈收入，对于这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帮助。
当然了，作为一个混合政权，即使契丹不再军事敲诈华夏政权和其他周边政权，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能够制造一定量的手工业品，以及生产大量人口所需的粮食。所以，一方面契丹对于华夏物产的迫切需求降低了，军事敲诈到华夏物产当然更好，但是敲诈不到，契丹管理好自己的头下军州，管理好自己境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子也照样过得不错。作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契丹的政权显然比过去的草原帝国更安稳。
同时，契丹还收获了管理农耕区的人才和经验，这使过去草原帝国侵占华夏后出现的管理难题在契丹的时代难度大大下降了。占领一片地方后，混合政权有足够的管理人才，能够很好地管理占领的农耕区，恢复生产，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其他手工制品，供整个混合政权调用。
新的局面对于华夏政权绝对不是好消息。幸好澶渊之盟后，在大约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契丹与北宋基本上相安无事。也许耶律德光的那次惨痛教训过于深刻了，即使契丹已经具备了治理农耕区的人才和经验，它也没有大举南下占领华夏的野心了。契丹逐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契丹贵族过起了奢华的定居生活，而契丹底层民众该放牧的放牧，该种地的种地，该做手工的做手工，惬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抛开澶渊之盟是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谈，这个条约给北宋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消耗，这本身就可以算作“收入”。而且从岁币支出额来看，每年输送给契丹的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北宋南方一个州（比如越州）的生产量，这是北宋完全可以承受的代价。
而且在和平降临后，两个政权之间的“跨国贸易”顺利展开。华夏由于物产更为丰富，因此在与草原的贸易中往往会获得大量的盈余，即使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贸易收支的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估算，北宋支付的岁币中的银两，大约有60%又回到了宋朝的境内，因为契丹在获得了上贡的绢之外，仍然用大量银两来购买华夏的物产。
所以，澶渊之盟虽然有点屈辱，但对北宋来说，每年的岁币倒也不算巨大的开支。
但是，北宋出现了新的麻烦。安抚了契丹这头凶恶的北方之狼后，西北方向又崛起了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又来了一头可怕的狼。
经过几次大战之后，北宋意识到自己无法消灭西夏，而西夏在北有强邻契丹，西南和西方都有强敌的情况下，也无力再战，双方于1044年达成和平协议，西夏向北宋称臣，而北宋每年岁赐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这一事件被称为“庆历和议”，堪称澶渊之盟的姊妹篇，北宋再次用华夏的财力购买了与西夏的相对和平局面。
岁币也好，岁赐也罢，对北宋的财政来说并不是难以承受的。北宋财政支出的最大头是军费开支。即使沐浴在和平之光中，北宋还是要面对西夏乃至西南方向此起彼伏的军事袭扰，再加上防备契丹的入侵威胁，北宋不得已建立起庞大的军队防御边境。
虽然北宋留给后世一张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面孔，《清明上河图》以绘画的形式展现了都城东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但北宋的权力和财力其实都集中在东京，这一城一地的繁华，掩盖了北宋在财政压力下对全境民众的高额税收政策导致东京以外的老百姓艰难度日的现实。北宋的生产力确实不错，但开销同样很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因为北宋有着严重的外敌威胁，于是背上了沉重的军费开支，才不得不强迫民众开足马力生产更多的物产，转化为财政收入，再转化为财政上的军费支出。
北宋那繁花似锦的外表之下，是并不浪漫唯美的残酷现实。
军费高昂的根本原因，是北宋是一个单一华夏政权，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却要面对如狼似虎的混合政权——契丹与西夏的威胁和挑战。
隋唐前期是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拥有草原血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拥有战斗力强大的骑兵部队，可以压制周边的单一草原政权的挑战。隋唐维持边疆军事力量当然也耗费巨大，但好歹只是将草原背景深厚的族群人口转化为军人，或者这些族群干脆就是“战斗民族”，转化成本相对较低。而北宋作为单一华夏政权，只能将纯粹的华夏人口转化为军人，不仅转化成本很高，而且还缺少战马，因此也就缺少机动性强、战斗力强的骑兵部队。
反观契丹这种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农耕基础，如虎添翼，其政权的稳定性和军队的保障能力都超越了单一草原政权，不太容易出现过去草原帝国的老毛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此消彼长间，北宋面对契丹乃至西夏，只能靠军队数量来弥补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号称80万的禁军以及分布在各地的厢军，构成了北宋的百万大军，庞大的常备军进一步增加了军费开支。
说句实话，北宋一直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经受不起一次较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横跨草原、丛林和一部分华夏的契丹是不是一边收着岁币，一边舒适地过和平日子呢？
并没有。就在澶渊之盟后，腾出手来的契丹马上展开了与自己疆域东南方向朝鲜半岛上崛起的高丽的大规模战争。契丹与高丽的战争起因，是为了争夺被契丹消灭的东北地区渤海国的领土和民众。朝鲜半岛复杂的山区地形绊住了契丹铁骑的马脚，战争最后以相互妥协收场，契丹并没有占到便宜，徒耗国力。
此外，虽然起家是在草原上，但是契丹似乎并没有完全控制亚洲东部的草原。盘踞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和甘肃地界的西夏是契丹欲除之而后快的大患，但是多次征讨，也没能消灭西夏。
此外，在契丹的北方、西方，还存在着一些草原部落，比如阻卜，从耶律阿保机时代开始，契丹大军就多次向北征讨这些草原部落。在契丹大军攻打过来的时候，北方草原部落要么像传统游牧族群那样逃得远远的，要么暂时投降契丹。在契丹大军的威胁消失后，北方草原部落往往又揭竿而起，反抗契丹的统治。
从契丹建国直到灭亡，这样的草原征讨持续不断，说明契丹并没有真正有效控制草原地带的北方区域。
站在草原的角度来说，契丹在草原上取得的荣耀远远不能和昔日的草原帝国匈奴、柔然、突厥等相比。甚至与同为混合政权的唐朝相比，契丹也没能取得鼎盛时代唐朝的影响力。当然，唐朝前期是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而契丹则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两者的根基有所不同。
契丹无法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原因是复杂的，疆域南方的高丽、北宋、西夏乃至西域的回鹘都不是软柿子，必然会牵扯契丹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让契丹无法集中精力征服草原。但是，与草原上那些松散的弱小部落相比，契丹这一混合政权的国力是相当强大的，没能有效控制草原，也许要从契丹自己身上找原因。
症结也许就在于契丹的混合政权体制上。契丹脱胎于传统的草原政权，有着深厚的草原文明传统，说得直白一些，那就是草原贵族共同议事的政治体制对于契丹的政治有着很深的影响。虽然耶律阿保机压制了契丹8部大人，甚至靠计谋杀死了8部大人，但是耶律氏自己内部仍然旧势力林立，耶律阿保机和妻子述律氏花费了很大的力气，甚至分别付出了生命和右手的代价，才勉强实现了契丹君主的世袭制。
契丹君主叫可汗也好，叫皇帝也罢，都不能不考虑契丹贵族的意见。因为混合政权的主体是草原，契丹的根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所以契丹贵族虽然被皇权压制，但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契丹君主需要这些贵族的草原军事力量的支持，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以及东亚霸主的地位。
契丹君主鼓励契丹人保留尚武精神，比如契丹早在988年就仿照华夏制度推行了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并一直延续到契丹末年，但是明确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有一位契丹贵族子弟偷偷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被罚鞭打。后来，这位子弟用连续三支箭射杀三只野兔的武功，才得到了提拔。
可是让这些贵族过于强大，又会威胁到契丹君主的统治地位。于是，契丹君主必须掌握好平衡。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征服草原的话题上了。如果契丹主动出击，征服了广袤的草原，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会是谁？
并不是契丹的君主，而是那些有浓厚草原背景的契丹贵族。
所以，契丹的君主未尝不想建立不世奇功，名垂草原青史，但是如果征服草原意味着自己的宝座不稳，那还是算了。而且草原各个部落的物产比起南面的南宋、朝鲜、西夏甚至契丹自己的产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花费巨大的力气去征服这些贫穷的部落，并不值得。
所以站在契丹君主的角度思考草原问题，他会尽量以防御为首要策略，只有当草原部落对契丹造成严重威胁的时候，才会主动出击。契丹君主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应该是依赖疆域内的头下军州的产出的，如果任由草原部落袭击这些城镇，君主的利益会严重受损。据史书记载，契丹为了防御草原部落侵袭，在草原深处修建了可敦城，驻扎了两万骑兵，以及一些屯垦的人口。而且规定，不管南方发生了什么大事，这两万骑兵不许南下。契丹甚至可能在从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蒙古国的漫长北方边界上修建边墙，抵挡草原部落的侵袭。这是一种被动防守的战略，类似于汉朝修建长城抵御匈奴。从这些行动中，后人可以体会到契丹君主的苦心孤诣。
旁观者清。北宋有位大臣叫富弼，这个名字也许不是很有名，不过他的岳父就是写出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著名词人晏殊。富弼曾经出使契丹，劝说契丹君主不要南下入侵北宋。他的说辞是，如果发动南下的战争，获得的利益就会归契丹的臣子所有，而契丹的君主却要承担战争损失和祸患。如果保持和平，北宋的岁币会归契丹的君主所有，而不是归臣子所有。这就是为什么契丹臣子要鼓动君主打仗。
这套说辞虽然是北宋大臣说出来的，有自己的目的，但深深地打动了契丹君主，因为这段话的确言之有理。
总之，契丹这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虽然是当时东亚的霸主，但也有自身的烦恼，在与周边政权、部落的不断摩擦甚至战争中，强壮的契丹也逐渐显露出了疲态。
历史贴士·中国的名字曾叫契丹
虽然直到灭亡，强大的契丹也没有真正实现入主华夏的梦想，但是“契丹”这个名字实实在在地与中国的称谓挂上钩了。
金朝灭掉契丹后，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领部分契丹力量向西迁移，收编了契丹留在西北部重镇可敦城（曾经也是回鹘汗国的重要城市）的两万骑兵部队，于1124年建立西辽，或称喀喇契丹。
西辽的疆域地跨今蒙古国、中国新疆和中亚的部分地区，耶律大石不仅抵挡住了金朝的追击，而且四处扩张，于1141年一举击败当时亚洲西部的强大政权塞尔柱帝国。塞尔柱帝国为突厥人的一支所建立，曾经频频与东罗马帝国交战，所以西辽（即喀喇契丹）的威名也因这一战而远播欧洲。周边的一些政权如高昌回鹘、西喀喇汗国、东喀喇汗国及花剌子模先后臣服于强盛期的西辽。
由于西辽盘踞在中亚一带，阻隔了亚洲东部与西方交流，西辽还继承了契丹时期吸收的许多华夏制度，甚至自认为是古代中国的正统王朝的延续，因此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国家误认为当时的中国都处于喀喇契丹的统治之下，以为这个喀喇契丹就是中国。而那个与西辽同时代的偏安在江南的南宋，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熟悉。于是，契丹的西方语言拼写名称——Cathay不胫而走，成为一部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称呼。
1218年西辽为蒙古所灭。此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了元大都后，在自己的游记中描写了蒙古人统治下的契丹省的繁荣昌盛，说那里遍地都是黄金和香料，使契丹的名字不仅在欧洲家喻户晓，而且成为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梦想，Cathay成为西方人对中国，特别是金朝故地的代称。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
直到1575年，曾到过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达考察后指出：“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China）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Cathay）。”此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城，根据他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经纬度的实测，确凿无疑地证实，北京城就是马可·波罗书中描述的汗八里，而契丹（Cathay）和中国（China），都是指他所在的大明王朝这块区域。
契丹不仅在实力上曾经是亚洲东部的霸主，而且在其灭亡之后还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是草原文明广阔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女真人南柯一梦
1234年正月十一，蔡州城（今河南汝南）。
寒风瑟瑟中杀声震天，宋军攻破南门，蒙军攻破西城，守城金军在巷战中纷纷战死，绝望中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于后龙亭幽兰轩。此前一天，完颜守绪传位给身手敏捷的完颜承麟，希望城破之后完颜承麟能够策马突围出去，为金朝留下一颗火种。可惜在金哀宗自杀之后，金后主完颜承麟也死于乱军之中。金朝宰相完颜仲德在君王死讯传来后，率领最后的余部数百人投汝水而死。君臣皆身死社稷，一代威烈北族的残存血性沉入了华夏的滔滔东逝水中。
至此，金朝这个骤然崛起于东北地区白山黑水间的马上王朝，在距离自己龙兴之地数千里之外的黄河之南气数尽灭，其100多年的兴衰往事犹如南柯一梦。金朝的这段兴衰故事，到底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融合史的一段小插曲，还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建立了金朝的女真人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族群——靺鞨的分支，也有说法认为，女真完颜部的始祖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总之，那个时代的东北地区有着大量的族群，彼此之间也有人员的交流。至少在五代时期，女真人已经在按出虎水附近形成了较强的势力。“按出虎”在女真语中是“金”的意思，这条河流实际上是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大概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方向。
与契丹以及之前的草原族群不同，女真人其实并不是典型的游牧民，他们可以被视作丛林民，在东北地区的深山老林之中从事狩猎、捕鱼，以及少量的农耕，所以他们也过着定居生活，只不过不住在草原毡帐里，而是就地取材，利用丛林中丰富的木材搭配树皮以及兽皮，建造原始的木屋。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养马，因为自然环境中有草料供马食用，他们的打猎、贸易等活动也需要马。马匹是北方族群形成战斗力的重要资源，女真人其实很早就拥有了这样的潜在战斗力资源。
女真人活动的区域曾经是渤海国的疆域，在渤海国被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大军攻陷之后，女真人转为接受契丹的统治。由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一带出产天下名鹰——海东青，契丹强迫女真人定期交纳足够数量的海东青，供契丹贵族作打猎之用。此外，女真人还要交纳珍珠、貂皮等当地特产。威震东亚的契丹人并不把丛林中的这些民众放在眼里，所以横征暴敛是常有的事。女真人在做买卖的时候，也会经常遭到契丹人的强抢。
令契丹人没想到的是，女真人正在一点点地积累自己的力量，散落在丛林中的女真各部逐渐联合起来，早在金朝的开国君主完颜阿骨打的爷爷完颜乌古乃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类似于国家的部落联盟。完颜乌古乃接受了契丹的节度使封号，以契丹代理人的身份打击、吞并其他女真部落，成功控制了东北地区的东部。1113年，完颜阿骨打被各部首领推举为女真的领袖，当然他也沿袭了契丹的节度使封号。
面对契丹不断的横征暴敛，完颜阿骨打认为忍无可忍，无须再忍。1114年，女真人的怒火终于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女真人揭竿而起，开始向契丹发起挑战，这场造反看上去就像是蚂蚁与大象对决，前者似乎毫无胜算。至少我们翻看契丹过往的光辉战史记录，会觉得完颜阿骨打是在以卵击石，他最开始召集到的部众人马才只有区区2500人。
不可思议的是，庞大身躯的“大象”竟然会被“蚂蚁”吞噬了。在击败了契丹最初的地方讨伐军后，完颜阿骨打立刻在按出虎水河畔建国并称帝，打出“金朝”的旗号，召集周边早已对契丹的压迫非常不满的各族群，一起向“大象”进攻。
契丹人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是仍然轻视了这些造反的“蚂蚁”。契丹天祚帝耶律延禧拼凑起一支号称70万的平叛大军，讨伐完颜阿骨打。实际能够打仗的契丹军队当然远远小于这个数字，但肯定比完颜阿骨打的军队要庞大很多。耶律延禧御驾亲征的勇气可嘉，但是他对于军事并不在行，根本无法驾驭庞大纷杂的军队，而且还发生了后院起火的叛乱事件。结果这场平叛战役以契丹惨败、耶律延禧落荒而逃结束。
经此一役，契丹帝国的万里江山走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所有被契丹人统治的其他族群都看到了机会，纷纷造反，瓜分这个日薄西山的帝国遗产。当然，切得最大一块蛋糕的无疑是女真人的金朝，原来契丹帝国的东部疆土全部被金朝吞下。
被契丹敲诈勒索了上百年的宋朝也想分一杯羹，甚至还派出使者跨海到达按出虎水，与金朝结盟，相约共同攻打契丹。怎奈宋军自己不争气，连处于绝境的契丹残军都打不过，最后还是金军打下了燕云十六州。1125年，契丹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标志着契丹正式灭亡。虽然契丹皇族成员耶律大石带领残部向西迁移，在西域一带“复兴”，建立了西辽，但这一政权完全不能和曾经凌驾于整个亚洲东部的契丹帝国相比。
宋朝的孱弱被金朝完全看穿了，金朝兵锋所指，下一个目标就是在契丹鼻息下偷生百年的宋朝。同样在1125年，金朝正式对宋朝发动了攻势，宋朝简直不堪一击，1127年东京陷落，宋钦宗、宋徽宗及大量皇室成员、官员被俘虏，被带到东北地区。
北宋就这么灭亡了，其实它能在北方契丹强权和周围西夏、大理等国的威胁下存活160多年，已经很有运气了。
金朝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从东北地区兴起，并扫荡了契丹和北宋，建立起一个拥有部分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庞大政权。女真铁骑疾驰而来，横扫了亚洲的东北部，摧枯拉朽一般把契丹和北宋两大政权消灭。
还是那句老话：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打下天下之后，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了，金朝已然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政权，它的统治者将要面对昔日契丹的政权治理问题了——如何整合草的世界、禾的世界以及女真人起家的林的世界，将不同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各个区域融合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整体？
金朝是从契丹的巨大身躯中诞生的，因此金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契丹的很多文明融合方面的遗产。比如，女真人虽然在苦寒的东北地区起家，但他们对华夏制度与文化并不陌生，甚至很早就借助汉族人的经验，构建自己的国家体制。金朝的国名来自按出虎水的含义，同时还有一个华夏风格的年号——收国。完颜阿骨打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汉名，叫作王旻。金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些华夏文化的影响。
再如，完颜阿骨打身边有个重要的汉族人谋士，叫作杨朴，其家族是渤海国区域的望族。此人年轻时曾经考取契丹的进士，后来追随完颜阿骨打。金朝立国后，杨朴立刻帮助金朝起草了一份给契丹的文书，提出停战条件，其中包括完颜阿骨打要以“大圣大明皇帝”为称号，契丹与金朝要以兄弟相称，双方平起平坐。杨朴的例子说明，金朝的政权治理从一开始就有汉族人参与其中。
所以把完颜阿骨打和他新建的政权视作单一的丛林文明并不恰当，金朝从一开始就有混合政权的色彩，东北地区本来就是多种经济模式、多种文明相互交融的地区，有适合耕种的平原、适合放牧的草场和适合渔猎的丛林，也受到毗邻的华夏文明和草原文明的影响。昔日的渤海国就带着华夏文明的色彩，此后这里又处在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契丹的长期统治之下，自然受到了多种文明的熏陶。
如果我们要给金朝如疾风般扫荡塞北与中原找个理由的话，那么金朝一开始所具有的混合政权的“基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理由，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女真人铁骑的强大军事力量。女真人擅长渔猎和骑射，但也熟悉农民和牧民的生活，所以才会很顺利地接收了契丹瓦解后的广阔疆域，甚至南下入主华夏。
话说回来，金朝早期在对国家政权的理解和建设方面，基本上是借鉴契丹的经验，并不会超出契丹的混合政权的治理水平。所以金朝既继承了契丹在政权治理方面的优点，也沿袭了与契丹类似的治理问题。
金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当年耶律阿保机所面对的那个问题，即贵族集团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虽然金朝起家于丛林地区而不是草原，但也是从部落联盟的形式演变而来，女真人的军事力量来自各个部落的支持，完颜阿骨打只是部落首领的大首领而已。如果金朝只是一个丛林政权，这种治理结构也未尝不可，但是在金朝疆域迅速扩张到万里江山后，麻烦就会出现了。
完颜阿骨打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华夏王朝的皇帝。据史书记载，完颜阿骨打称帝后，群臣奏事，完颜阿骨打的表兄弟完颜撒改等人跪拜，完颜阿骨打立刻站起来流着眼泪阻止大家说，今天的成功都是大家一起协助得来的，自己即使登上了大位，也不能改过去的习俗。言外之意，大家无须拘泥于君臣礼节，还是不分彼此的好兄弟。所谓过去的习俗，按照汉族人对于金朝建立前的女真人的社会的描述，就是“无大君长，亦无国名。散居山谷间，自推豪侠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
在完颜阿骨打率军攻占燕京后，和自己的几位重臣一起坐在大殿之上，接受燕人的归降。燕人拿出代表皇权至尊的“黄盖”，献给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问，这个东西还有没有，给自己的大臣也分一下，一起张盖。这件事被华夏民众引为笑谈，象征君主至尊无上地位的“黄盖”，怎么能与他人分享呢？
完颜阿骨打的这些逸事，不论是出自本心尊重兄弟，还是装作尊重兄弟，都说明了早期金朝君主和贵族之间还保留着丛林部落联盟首领之间的淳朴关系，君王的权力并不大，受到贵族臣子的限制。
关于金朝前期皇帝的弱势，还有个有趣的故事。金朝曾经设置仓库，收藏了一些财物，皇帝和群臣誓约，只有发兵的时候才能动用这些财物。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私自挪用了仓库里的财物，被群臣中地位较高的谙版发现了，并告诉了另一位重臣粘罕，要惩治完颜吴乞买违背誓约的罪过。于是群臣把完颜吴乞买扶下殿，杖打二十。打完了皇帝，群臣又将完颜吴乞买扶上殿，大家向他谢罪，然后皇帝和群臣该吃吃，该喝喝，和好如初。
一位皇帝竟然在群臣眼皮底下被打板子，这在华夏王朝的皇帝、臣子看来简直毫无礼仪、荒唐可笑，却正是金朝这种部落联盟传统的生动体现。
当金朝开始面对北宋这样的华夏政权时，已经开始暴露出部落联盟传统的问题。攻入北宋境内的金朝大军与过往的许多草原游牧政权一样四处掠夺，却缺少经营华夏的政治远见，和当年耶律德光南征没什么区别。
金朝灭掉北宋时兵分两路，东路由斡离不统帅，西路由粘罕领军。西路军一度受阻，而东路军则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围困了东京，并打败了宋军的各路援兵。斡离不本人并不希望灭掉宋朝，而是在勒索了宋朝大量钱财和得到割地的承诺后就引兵北归，体现了典型的草原族群劫掠风格。粘罕听说斡离不捞到大笔财物后，如法炮制，要求宋朝也给西路军大笔钱财。
北宋觉得自己已经花钱消灾，和金朝达成了协议，粘罕再度提出要求表示金朝背信弃义，于是拒绝再次破财免灾，并让各地组织力量抗金。北宋的反击招惹斡离不的东路军去而复返，与粘罕的西路军会师汴京城下，全力攻打。攻破东京后，金军大肆劫掠，最后带着俘虏的二帝北还。
在北宋灭亡这一事件中，北宋并没有意识到金朝的东路军和西路军其实属于不同的部落集团，满足了一个集团的勒索，并不代表安抚了整个金朝。这其实有点像汉朝当年用和亲加贡品来安抚匈奴王庭，却依然不时遭到匈奴其他一些部落的劫掠那样。金朝前期的权力结构是部落联盟式的，虽然有一个大家都承认的皇帝，但皇帝的权力也受到代表各个势力的群臣的掣肘，并不能一言九鼎。
反过来看金朝，纵兵劫掠北宋境内的行为，并不是一个想要入主华夏并实施长期治理的塞北政权的样子。金朝虽然把宋朝从中原赶到了南方，但还没准备好接管大宋的北方江山。金朝的君臣也知道自己无法马上治天下，在把宋朝赶到秦岭淮河以南变成南宋后，金朝对中原地区首先采用了扶植傀儡政权的策略，毕竟汉族人治理华夏更有经验。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楚、齐两个由汉族人管理的政权，它们依附金朝，对金朝纳贡称臣。
金朝的设想是，这两个缓冲政权不仅可以帮助金朝防御宋朝的反攻，而且可以吸引一些宋朝的文臣武将过来，帮助治理中原，自己则可以通过纳贡等方式获得稳定的宗主国收益，这是塞北族群熟悉的经典套路。此外，虽然女真人阵营中很早就有汉族人加盟，但毕竟这样的人才还太少，对中原的情况也不熟悉，设置了缓冲政权，还有利于培养出自己的华夏人才。
金朝想得挺美，南宋可不答应。
南宋初年频频意图收复中原的北伐，根本不是傀儡政权能够抵挡的，中原地区的大宋子民也翘首期待“王师北定中原日”，所以只有派出金军才能稳定中原局势。金朝想通过傀儡政权治理华夏，给自己提供充足的华夏物产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不得已，金朝最终全面接管了中原地区，亲自操盘。这意味着金朝将从一个较为单一的草原/丛林政权过渡到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女真人的大麻烦来了。
最大的麻烦是人口比例。此前在契丹政权境内有各种族群，虽然也包含了大量逃亡到契丹的汉族人，但从族群人口比例来说，契丹人在疆域的总人口中就算达不到绝对多数，单独与其他任一族群比较，人口差距也并不悬殊。可是金朝的女真人占有草原和中原后，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少于契丹人，而且陷入了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金朝全国的总人口在四五千万，女真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主要是军队和政府官员及其家属、随从，总人口估计也就几十万，女真人与非女真人的比例估计在1∶100的数量级上。
一个勃兴的人口较少的女真族群要管理人口较多的契丹族群已属不易，现在又要面对庞大的汉族人群体，在管理上真是巨大的挑战。
相对来说，管理契丹故地容易一些，毕竟契丹已经打好了混合政权治理的基础。为了有效管理北方生产方式不同的草原区、农耕区和森林区，金朝也借鉴了契丹人的捺钵制度和五京制度。所谓捺钵，就是国家权力机构随着季节做周期性的迁徙，一方面可以更方便地管理广大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让游牧政权的核心集团在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有好草场来放牧牛羊。这种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匈奴帝国时期不断游走的龙庭。而契丹在这种传统的捺钵制度基础上，又添加了类似华夏都城性质的五京制度，有效管理了农耕区从事固定地点生产的农民。此后的女真人也有样学样。
不过金朝和契丹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多了一大块疆土，那就是中原地区。多了中原这个区域后，金朝农耕区的面积比契丹的农耕区扩大了至少几倍，而且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大大增加了，金朝统治者需要对农业生产进行更为专业的管理。
经济模式和人口构成上的新变化，并不是女真人过去的管理方式能够适应的。
女真人最初崛起之时，实行的是猛安谋克制度，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曾经以1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1114年，完颜阿骨打确定以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谋克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组织，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制度。在女真人的故乡东北地区，每个谋克都居住在由木栅栏围起来的村庄或其周边，大多数以最初居住地来命名，甚至在移居他乡后，也保留着谋克的原来名称。古代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人们必须结成小团体，共同生产、共同作战，这就是猛安谋克制度得以形成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但是在吞并了契丹和宋朝的大片土地后，确切地说是获取了大量的农耕区和农业人口后，金朝不可能让所有民众都采用东北地区的猛安谋克制度来生活，它必须借鉴契丹和宋朝的管理方式，在疆土的大部分地区使用华夏传统的层级式的州县制度。
如果金朝皇帝是华夏王朝类型的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管理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金朝的皇帝首先是部落联盟的大首领，他的权力受到群臣或者说女真贵族的限制，皇帝要依靠人口很少的女真人来管理广阔的农耕区和农业人口，他就必须协调好自己与女真贵族的关系。相比契丹可汗管理自己疆土中的头下军州的情况，金朝皇帝的任务难度大为增加。
不管愿意不愿意，为了治理广大的中原地区，或者更直白一点说，为了让极端失衡的人口比例有所改善，女真人只能选择离开东北故乡，倾巢而出。从入主中原那一刻开始，东北的女真族群就不断迁入中原地区，分散镇守各地。根据记载，当时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整村整屯地集结南下的，应该是以猛安谋克为单位的大迁徙。他们来到中原后，除了强健者成为金朝军事力量的中坚外，许多女真人也分得了田地，过上了定居屯田的生活。
身处华夏的女真贵族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物产，皇帝却还在遥远的东北地区，金朝初期所谓的都城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与中原地区隔着千山万水。
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女真人的金朝所面临的问题，昔日鲜卑人的北魏也遇到过。北魏的选择是多次迁都，从盛乐迁都到平城，最后在孝文帝的带领下，南下洛阳城，最终融入了农耕区，从一个单一草原政权一步步地演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
那么现在，女真人的金朝要向何方去呢？
历史惊人地相似，在金朝的第四任皇帝完颜亮期间，也发生了南迁都城到燕京的事件。完颜亮是弑君后登上宝座的，女真贵族中不乏他的反对者，于是他不得不大开杀戒，铲除异己，大量的女真宗室贵族被杀。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也为了更有效地统治疆土，完颜亮在1151年宣布迁都燕京，也就是契丹五京中的南京。第二年，完颜亮将燕京更名为中都，定为金朝的新首都，然后在1157年，下令毁掉东北地区上京的宫殿庙宇，连大族的宅子也都毁掉了，彻底废掉了上京的都城名号和功能。
金朝与北魏的不同在于，北魏基本上放弃了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以六镇作为防御线，但是金朝难以放弃长城地带以北的东北地区，因为那里是女真人的根。因此，要让金朝演变成北魏后期那样的单一华夏政权，内部的阻力只会比北魏多，不会比北魏少。
完颜亮执意要把草原/丛林为主的混合政权转向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迁都的同时，他对原来受封王爵的贵族一律削封，并且对猛安谋克制度进行改革。原本的猛安谋克制度中，第一等的首领由女真完颜氏皇族担任，第二等的首领由其他女真贵族担任，第三等的首领则由契丹人、奚人、渤海人和汉族人担任。完颜亮废除了这种等级划分，相当于要削弱女真皇族和贵族的军政大权。
一系列的激进改革激起了女真贵族的集体反弹。1161年，完颜亮兴兵南征，打算消灭偏安在南方的南宋政权。完颜亮的一意孤行，很可能也是想要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压制女真政权内部对他的强烈不满。没想到后方起火，一个女真实力派人物——完颜雍在东北地区造反称帝，很快吸引了大量对完颜亮不满的女真势力加盟。完颜亮试图先击败南宋再回头救火，却在采石矶大败。进退维谷之际，前线士兵哗变，完颜亮被杀。
完颜雍在女真贵族的支持下成为新的金朝皇帝，现在该轮到他处理金朝向何处去的问题了。他的策略明显要比完颜亮温和很多，也明智得多。
一方面，他拒绝了女真贵族要求他把都城迁回上京的建议，金朝不能走“回头路”，永远也不可能回到单一草原/丛林政权了；另一方面，完颜雍也开展了“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他禁止女真人穿戴汉族人的服饰，禁止采用汉族人的姓名，宫廷中只准讲女真语。他甚至亲自率领皇子皇孙回到东北上京“寻根”，并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树碑立传，称颂先祖的功绩，希望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女真人的历史、文化和本性。
完颜雍的政策表明了那个时期金朝的走向，那就是坚定地走在一个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的道路上。
金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就很好地体现了混合政权的特征。沿袭了契丹的制度，金朝也有自己的五京，虽然金朝皇帝不像契丹可汗那样游走于草原之上，但他们也会经常在不同的京城间巡行，处理国家大事。为了管理广大的中原地区，在1137年，金朝创立了行台尚书省，而中央一级的尚书省早在1126年就在上京设立了。尚书省的最高官员是左丞相，一共有16人曾担任这一职务，其中11人出自完颜宗室，4人来自女真其他支系，还有1人是渤海人。左丞相之下的右丞相甚至出现了由契丹人和汉族人出任的情况。总之，级别越低的官职，契丹人和汉族人的比例就越高。
金朝的科举制度也体现了混合政权的特色。早在1123年，金朝就开始科举取士，这不能不说是沿袭了契丹的一些做法，不过金朝在科举制上走得更远，一开始科举考试几年一次，到后来一年一次。所以，有很多汉族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得到朝廷的青睐，入仕为官的。对于女真人，金朝也设立了进士科，女真人也可以通过科举成为官员，当然大部分女真人还是靠自己的家族背景、世袭特权。
不管怎么说，金朝一直在寻求各个族群的相对平衡，在为广大汉族人提供科举考试的上升渠道的同时，也给予了自家女真人种种特权，确保女真人的统治权不被严重削弱。
实话实说，从治理汉族人和华夏的角度来看，金朝是非常成功的混合政权。
有例为证。1206年，南宋趁金朝虚弱之际兴起几路大军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当时南宋寄希望于金朝境内的汉族人能够群起响应，一举实现“王师北定中原日”。然而实际情况却让南宋很尴尬，金朝境内汉族人的大规模响应并没有发生，与之相反，在战事不利时，世代在四川一带镇守的高官吴曦竟然率领7万部众投降了金朝，给了南宋的四川防御体系沉重打击。金朝境内汉族人不响应南宋的北伐，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金朝通过科举制等吸纳汉族人为官，并在平衡女真人和汉族人利益方面实施种种有效措施，使金朝境内汉族人愿意把自己视为“金人”而不是南宋遗民，对“欢迎王师”没兴趣。面对这样的局面，陆游地下有知，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
金朝江山的命门仍然是人口比例。通过吸收契丹和宋朝的制度，以及自己活学活用，金朝的女真统治者在广阔的华夏基本上实现了长治久安，对被赶到南方的南宋始终处于优势。然而回望北境，金朝人口比例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酿成重大危机。
金朝的北方麻烦还是要从海陵王完颜亮南征前后算起。女真人是丛林族群，虽然兴起后急速扩张，把契丹赶到西域变成了西辽，把宋朝赶到江南变成了南宋，但是女真人对于广袤草原地区的熟悉程度和控制能力，其实是逊色于契丹人的，毕竟后者是草原族群。
一方面女真人自己对草原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当时草原上的各个族群也有相当强的实力，金朝面对广阔的草原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契丹为了控制草原，曾经设立了西北路招讨司，金朝也沿用了这一机构，金朝虽然设置了西北、西南和东北三路招讨司，但它们的据点沿着广阔草原的东方、南方边缘分布，比如西北路招讨司的据点并没有深入草原，而是退缩到了大兴安岭以东，基本上放弃了对草原的直接控制，而是采取羁縻方式来间接控制草原游牧族群，尤其是利用分化的手段，让草原族群相互之间争斗，金朝坐收渔利，保障境内安全。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对付草原游牧力量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骑兵。女真人也是靠骑兵起家的，但是毕竟人数太少，单靠女真铁骑控制从华夏到东北再到草原的广大国土，力不从心。于是面对草原上的威胁，女真人非常倚重境内的契丹人的力量，契丹人本来就是草原族群，而且擅长养马、骑射。金朝早期的战略是让契丹部众驻守北境前线，契丹人的身后由少量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坐镇。这种战略在早期基本保障了金朝北境的安全。
可惜，海陵王完颜亮南征，改变了一切。
完颜亮是在女真贵族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执意南征的，因此他能够调用的女真军队是有限的，而对于那些跟随他南征的女真军队，忠诚度几何，恐怕他心里也没底。于是，他不得不依靠非女真人的军事力量，在南征队伍中，包括女真人和其他族群在内的猛安谋克将士人数，比汉族将士人数还要少一些。为了进一步加强军力，完颜亮“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要求契丹的壮年男丁全部南下参战。
一股恐慌气氛立刻弥散在契丹族群中，他们担心壮年男丁都被调走后，老弱病残无人保护，“西北路接近邻国，世世征伐，相为仇怨。若男丁尽从军，彼以兵来，则老弱必尽系累矣”。1160—1162年，契丹人中先后爆发了以撒八和窝斡为首的起义，谋求自立以自保。契丹人掌握着金朝多个马场，轻松组织起了骑兵部队，而金朝部队却因马匹不足而战斗力大减。
虽然金世宗完颜雍费尽力气，终于平息了契丹人的叛乱，但是金朝北境的防御体系彻底被破坏了。战争和动荡让金朝的畜群锐减，战马奇缺。更严重的问题是，叛乱过后，女真人和契丹人不再相互信任，女真人不能再借助契丹人的力量对付来自草原的威胁了。马匹数量可以慢慢恢复，但契丹人的忠诚已经消失了。
从金世宗开始，金朝的北境防御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朝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始兴建界壕，简单地说就是把挖壕沟挖出来的土堆砌在壕沟旁边，形成简单的、有一定防御作用的墙壕。金朝耗费了20年的时间才建成这道界壕。在界壕上，还筑造了很多堡垒，有士兵驻守其中。我们可以把这道界壕看成当年汉朝为了防御匈奴而修建的长城的简陋版本。
契丹人叛乱之后，金朝越来越像一个华夏王朝那样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了。女真人也不想这样，只是现实让他们无可奈何。
据学者们估算，驻守在漫长的界壕和堡垒中的士兵数量在10万左右。防守的主力部队不可能再由契丹人担任，而代之以女真人和其他族群。这就又出现了问题。女真人和其他族群并不熟悉草原环境，再加上金朝骑兵力量被削弱，界壕只能抵御小股草原势力的侵袭。假如草原上出现强大的势力，万骑席卷草原呼啸而来，低矮的界壕是无能为力的，在草原上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仍然是骑兵。
女真人也曾经金戈铁马，可是短短的几十年过去，他们就从马背上滑落了。大量猛安谋克嵌入中原大地，金朝分配给他们用于农耕的土地，希望他们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保持自己的战斗力。这怎么可能呢？许多女真人缺乏农业经验，不习惯耕种，他们中许多人把土地租给汉族人，然后自己无所事事，开始酗酒，并荒废了军事训练。还有的女真人受到高利贷者的盘剥，又没有谋生手段，逐渐沦为穷人。女真人一步步变得不再像完颜阿骨打时代那般能征善战了。
我们似乎又依稀看到了过去某个入主华夏的政权的影子，那个政权叫作北魏。500多年前，北魏选择了放弃草原、融入中原的华夏政权发展道路；现在，女真人虽然借鉴了契丹人同时治理草原、山林、平原地区的宝贵经验，建立了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但因为自身人口过于稀少这一族群命门难以破解，而变得步履维艰。
如果从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算起，到1234年金朝灭亡为止，300多年间，北方“狼族”终于实现了入主华夏的千古伟业，单一草原政权对垒单一华夏政权的历史格局，终于在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手中发生了巨变，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成为新千年的主旋律，草原与华夏的融合之路已经打通。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垒单一华夏政权成为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并不会持续太久。
更强烈而迅疾的马蹄声正在响彻整个大陆。
转进江南：水运即国运
从契丹—北宋时期开始，部分长城地带已经落入草原政权之手，在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展现出巨大的威慑力之时，南面的宋朝作为一个单一华夏政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军事压力，不得不拼尽全力地迎战。宋朝的对手——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不仅拥有传统的草原铁骑军事力量，而且或多或少地拥有农耕人口和农耕区，在物产方面缩小了与华夏的差距。而宋朝缺少了长城地带的山区作为屏障，不可能光靠修建长城等防御工事防御北方强敌。长城地带的缺失，还让宋朝缺少了军事上至关重要的资源——马匹，这让宋朝在面对北族骑兵时难以抵挡，唯有靠军队规模压倒北方。
实际上从汉末天下大乱开始，华夏政权就在不断地辗转腾挪，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北方侵袭的威胁。在草原政权不断演进的同时，华夏政权也在不断增进与调适。
华夏政权能够做的，首先是促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和其他物产；其次是搞运输，将粮食等物产大量运输到前线，支援大规模军队的消耗；最后是广开源，尽可能多地获得财政收入，支撑王朝运转。
华夏政权的增进与调适，在宋朝之前很久就开启了。有趣的是，华夏政权的促生产、搞运输和广开源，都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长江与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两条重要的母亲河，4000多年前文明处于“满天星斗”时，从北到南，从辽河流域、海河流域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处都有文明的曙光。进入“月明星稀”的时代之后，黄河流域一度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舞台，中原地区成为众多王朝的核心地带。
东亚大河中，可以与黄河相提并论的只有长江，在华夏文明发展的早期，相较长江，黄河具有明显的农耕优势。
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适宜粟、稷等旱地作物的生长，也较适宜远古简单粗糙的木、石、铜质农具的使用，所以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是有自然条件基础的。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对平整的平原和山间盆地干湿适宜，冷暖适中，保障了粮食产量的稳定。
立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条件，商、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隋、唐、北宋等王朝的都城均建立于这片土地之上，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反观早期的长江流域，在农耕条件上要逊色很多。据统计，在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山地面积约占44.5%，高原约占20%，盆地约占13.5%，而地势相对平缓且利于人类生存的丘陵和平原只各占11%，所以长江流域虽然比黄河流域的面积大，但是适宜农耕的面积并不太多，尤其是在文明早期科技落后、物种缺乏的条件下，农耕区更为有限。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带，湖沼密布，过多的地表水并不利于农业的开展。而且从气候上看，长江流域那些平原、丘陵炎热潮湿，远没有北方气候宜人。
南北方的农作物品种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文明早期，南方的主粮是水稻，北方的主粮是粟。水稻不像粟那样易于种植，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开垦适宜的农田，积水时需要开沟放排，干旱时要引灌；而且水稻在栽培技术方面技艺复杂，要求较高，直接播种很难获得满意的产量。所以水稻的种植规模长时间内得不到扩大，稻谷的收获量不足以让南方民众果腹。古代人口数量多寡证明了黄河流域相对长江流域在农耕文明上的优势。
在漫长的时间里，南方百姓大多以渔猎山伐为业，农耕只能算作一种辅助生存方式。食物来源的不稳定和数量的有限，直接导致了南方人口增长缓慢。比如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虽对南方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一直苦于人口不足，兵源和劳动力都相当匮乏，不得不全力吸收山越人口。当占据东南半壁江山的东吴被西晋灭亡时，人口也不过才230万而已，还不如北方一郡的人口数量。
在古代，人口即是国力。黄河流域养育了更多的人口，它独领农耕文明早期历史的风骚，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秦汉之交一代雄主冒顿统一蒙古草原，强大的匈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黄河流域为根基的华夏王朝开始面临挥之不去的麻烦，受到越来越多的北方族群的入侵威胁。一开始草原强权还只是满足于武力索取财物，但是随着长城南北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日益加深，草原族群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华夏政局。从西晋衰弱开始，草原族群一拨拨地深入黄河流域，甚至有问鼎中原之志。
于是，相对于遥远的南方的长江流域来说，黄河流域直接受到塞外的巨大威胁，并频频遭到北方族群的入侵。一方面，由于黄河流域是华夏王朝的必争之地，王朝内部的纷争会引起黄河流域的强烈动荡；另一方面，北方族群南下，也会给黄河流域带来浩劫，比较典型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持续动荡了数百年的时间，从汉末一直乱到隋朝建立。
政局的动荡必然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农耕无以为继，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文化遭到巨大的摧残。不过每一次破坏的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希望的种子，遭到破坏的是黄河流域，孕育希望的是长江流域，把希望的种子带到南方的，就是那些逃亡南方的中原先民。
华夏文明史上，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其实就融合了很多北方士族的力量，只是论门第，孙吴政权的核心人士无法与曹魏政权相比，奠定政权基础的孙坚不过是下层军官。虽然孙策、孙权苦心经营，有相当一部分北方士族来到吴地定居，但整体门第还是比北方逊色很多。说白了，三国时期的世家大族都是从汉朝的体系中延续而来的，三国前期，汉室名义上还犹存，这些世家大族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不愿意背井离乡，而是寄希望于团结在中原的汉室乃至取代汉室的政权周围，谋取自己的千秋万代。
但是到了西晋灭亡的那段时期，情况骤变，南侵的少数民族可不管什么汉室体系和世家大族，他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依靠自己从北方带来的草原贵族阶层的力量来治理天下，至少在早期，中原的世家大族是被边缘化的。很多世家大族比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迫不得已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而“衣冠南渡”，带着他们的家属、奴仆、财物，也带着他们的文化、技术、思想，迁徙到长江流域。
从实质上讲，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南朝的宋、齐、梁、陈政权，都是移民政权，它们的皇室原籍都出自北方。衣冠南渡实际上承接了孙吴政权对于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由于大量人口南迁，集中于长江下游一带，他们不仅给这里带来了足够多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应用于北方的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
长江流域迎来了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长江流域发展农业的最大困难就是耕地里积水太多。早在三国时期，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出于军事需要，在江淮地区开始大规模屯田。在屯田中筑堤防水，这就出现了后来的圩田的雏形。到了南朝，围水造田兴盛起来，人们建起合围水域的堤坝，在围内开辟沟渠，设置闸口，可以排水，也可以灌溉。当时太湖地区圩田水利已经很发达，史书记载“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对农田、沟渠、田埂道路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长江下游以及钱塘江流域丘陵地带很多，这些地区的山林也成为北方移民的开发对象。由于山林川泽的开发需要足够的人手和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财物先期投入，所以长期难以开发。但是北方的世家大族带着奴仆来到江南，具备了开发山林的条件，开始砍伐山林、填淤湖泊，在山地建起梯田，在湖泊围出鱼塘，使得原本处于渔猎采集状态的丘陵地带的经济也被纳入农耕社会体系之中，物产更为丰饶了。
毫不夸张地说，南朝各个政权对于江南的大开发，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这是它们能够长期顶住北魏等北朝政权攻势的经济基础。
从唐朝安史之乱开始，战乱与地方割据经年不断，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南迁大潮启动了，这次南迁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如果说此前从人口数量上看，黄河流域还保持着相对长江流域的领先优势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人口南迁，中国古代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黄河流域不再是独领风骚的“文明高地”和人口大区，长江流域开始取代前者，在古代经济中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区域，在人口数量上也逐渐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
在唐朝末期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一些支流冲积形成的谷地，以及一些距离海岸线较远的湖泊附近。唐末至宋初，北方移民给江南地区带去了较大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人们开始向靠近海岸线的河流三角洲地带挺进。虽然靠近海岸线的土地很难打理，但是在农业技术特别是水利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兴建了大量的堤坝、水门、水渠，把海水挡在农田区之外，并用河湖的淡水冲洗掉海潮倒灌入农田区的积水。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兴建水利与农耕劳作，大量高湿度、高盐度的江南土地被征服了，变成了鱼米之乡。
从人口统计的数据看，742年，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前的美好时代，全国的户数统计是897万户。到了1080年，比较祥和的北宋神宗时期，全国的户数统计是1657万户左右。经过约250年的时间，全国的户数将近翻番。而同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户数则增加到原来的三四倍之多。
人口增多，粮仓充实，长江流域的其他产业也相应开展起来，一举甩掉了昔日蛮荒之地的帽子。比如丝织业，北宋都城汴梁的许多高级工匠把技艺带到江南地区，推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和刺绣技艺发展起来，从此成为全国翘楚。印刷业和酿酒业也因为有了原材料和需求量而繁荣起来。更不用说江南地区通江达海，可以开展沿海贸易乃至海外贸易，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贩卖财物，互通有无，赚取贸易利润了。
经济重心南移，文化的春风也紧随其后，吹绿了江南大地。到唐朝后期，江南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代名词，相信读者都知道白居易的那首《忆江南》，描写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自然美景。其实白居易有三首《忆江南》，另外两首则分别回忆了杭州和苏州，反映了当时的人文盛景，其一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其二是：“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能让大诗人白居易称赞并追忆再三，这显示江南的文化层次已经站在了唐朝的前沿。更有说服力的是南方士人的崛起，北宋时期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都出身于南方的文化沃土，这说明在政治地位上长江流域的人才也已经不逊色于黄河流域了。
囊括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物产、人口后，华夏政权在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与草原政权抗衡的时候，也就有了更强的物质后盾。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繁荣，是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一次成就非凡的转进与扩张。农耕文明圈的结构由黄河“一河独唱”变成了黄河与长江“各展风流”。
这种结构的改变，给单一华夏政权带来了从容，也带来了烦恼。
从容是说，过去华夏政权遭遇北方势力南侵时，作为政治、经济核心的黄河流域首当其冲，损失惨重，华夏政权很难组织起有效抵抗，没有战略腾挪的余地。长江流域崛起后，再遇到入侵时，即使黄河流域遭受冲击，华夏王朝也有长江流域的物资来组织反击。就算战事不利，华夏政权也可以实施战略转移，将朝廷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将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变成偏安的江南王朝。被金朝入侵的宋朝就从北宋变成了南宋，以延续社稷。
烦恼是说，原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处于中原地区，因此华夏政权在国家治理上相对容易，只要管好了中原地区这个“主干”，全国其他地区的“旁支”就很好控制了。但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起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由一个变成了两个，甚至作为经济中心，长江流域变得比黄河流域更为富庶。特别是拥有足够人口和财富的江南地区，很容易出现强大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发起挑战，使整个王朝分裂。
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的分离，给华夏政权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课题，甚至成为此后各个王朝都要小心处理的大问题。
因此，长江流域崛起后，华夏政权在完成不同流域的地区整合之后，无一例外地，都需要面对不同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再次融合问题。
农耕文明圈内部深层次融合的“关键钥匙”，就隐藏在江河之水中。既然要整合的是不同流域，为什么不能让这些河流都融合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水系，形成统一的流域呢？
贯通南北的运河是打破流域间的隔阂，打通华夏政权“任督二脉”的不二法门。
一举结束几百年南北朝对峙局面的隋朝，既是需要面对南北融合问题的第一个华夏统一政权，也是贯通整个华夏不同流域，特别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第一个王朝。虽然人们把开凿隋唐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归于隋炀帝杨广，但其实他并没有从北到南把一整条大运河凭空挖出来，他有许多前朝运河可以利用，只需要做一次跨度几千公里的“连水管”游戏。
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江苏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此后不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各地政权都热衷于开挖运河，早期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后期则是因为需要运河来运输粮食等物资。在北方，一段段的运河逐渐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东部地区；在南方，浙东运河从杭州东渡钱塘江，一直延伸到宁波，沟通了多条自然河流。
经过上千年的陆续修建，华夏大地上的运河已经断续分布在中国东部的广阔区域。但隋炀帝需要的是一条南北方向大跨度的运输水道，跨度越大，运河产生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就越大。短短几年时间，隋炀帝就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至江南的大运河。没有此前历朝历代的运河积累，大运河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完工的。
这条隋唐大运河连接了华北地区北部的军事重镇、中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的经济中心，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至此，借助于大运河实现的广阔华夏的水系贯通，华夏文明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由于有了大运河带来的物资和文化交融，华夏大一统的趋势逐渐压制了南北分裂的趋势，华夏政权也更容易集结国力，对付北方叩关的少数民族。
就拿北宋来说，大运河是王朝的生命线。
北宋军队在全盛时期有100余万将士，集中屯戍在华北、京畿和淮南，每年所需的粮食、马料折合成米、粟、麦、豆等农作物，相当于3000余万石。而北宋每年谷物税收收入大概也就2700万石，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北宋不得不依赖大运河的运输能力，从南方调运粮食到北方，比如东南六路每年要运输600万石谷物，哪怕中途有大量的损耗也在所不惜。如果没有大运河，北宋恐怕早就保不住中原这片疆土了。
夸张一点说，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出现，正是华夏政权或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针对草原/丛林政权的军事威胁做出的反应。面对东北方向高句丽对于隋朝称雄东亚的严重挑战，隋炀帝以大运河作为回应，通过大运河调集军队和物资，主动出击；面对契丹、西夏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北宋同样以大运河作为无形的武器，把大量军队和物资调至北方，防御外敌。大运河对于华夏政权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但大运河之所以得以诞生，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军事价值。
水运即国运。宋朝的舟楫不仅来往于中原和江南，而且还扬帆出海，在更广阔的水域获取财富，增加王朝的财政收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在陆地上，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但是宋朝的西北方向有西夏，北方草原上有契丹，都不是善邻。所以宋朝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并不顺畅，难以把自己境内的多余物产转化为财富。在陆上贸易受到干扰甚至阻碍的情况下，宋朝为了获取足够的财政收入以抵御强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宽广的大海，投向了海上丝绸之路。
和长江流域的开发历史类似，其实海上丝绸之路也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
早在公元前，不论是中国的邻海，还是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南欧的邻海都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海洋贸易。如果从中国特产丝绸的贸易角度看，最早值得一书的事件，莫过于《后汉书》记载的一次贸易活动。166年汉桓帝时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在此，大秦指的是罗马帝国，日南指的是今中南半岛上的越南中部一带。汉朝官员显然发现，这些号称罗马帝国使者的家伙可能是冒牌货，因为他们带来的贡品只是中南半岛的特产，没什么奇异之物。不过汉朝还是对冒牌使者的到来很高兴，让他们从交趾郡那里装走了一大船的丝绸，交趾郡即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当时在东汉的版图之内。
此后东吴、晋朝都曾接待过一些冒充罗马使团的罗马商团。再往后，罗马帝国和汉朝两大强国都分崩离析，远距离海洋贸易也就完全中断了，代之而起的是相对近距离的海洋贸易，比如南亚、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交流。但是一方面海洋贸易还处于起步的时期，贸易量很少，另一方面中国自汉末开始了持续几百年大动荡，民不聊生，阻碍了海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气候，并开始对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在唐朝时期。
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这艘被命名为“黑石号”的沉船堪称中西合璧，船上的货物来自中国唐朝，而这艘船本身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船上发现的“乾宁五年”（898年）刻款的铭文砖清楚地证实，“黑石号”是唐朝9世纪航行于东南海域上的一艘贸易船。
“黑石号”上出水了6万多件唐朝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名不见经传的窑口——长沙窑，还有少量来自名气很大的越窑、邢窑等。其中很多瓷器上装饰了釉下彩绘，图案有飞鸟、花叶、摩羯鱼纹和胡人形象，还有连珠纹、葡萄纹、狮子纹、阿拉伯文字纹等西亚风格的纹饰字，与唐朝传统的瓷器纹饰并不一样，显然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国际市场的需求而绘制的。
这艘沉船包含了许多值得揣摩的古代信息。一艘运载大量唐朝瓷器的阿拉伯帆船，说明了跨洋长距离贸易线路已经形成，而且意味着曾经有更多船只来往于这条贸易线路之上，还意味着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海商和海员参与海洋贸易，唐朝的手工业生产者和西亚的阿拉伯消费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会在唐朝兴起？
从唐朝的角度讲，安史之乱前，强盛的唐朝曾经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虽然其更大的目的是争霸亚洲，压制北方的突厥和西南方的吐蕃，维护自己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的政治地位，但客观上也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迅速萎缩到农耕文明圈内，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西域的民间商路虽然还存在，但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不过，也正是在唐朝后期，南方地区逐渐得到开发，长江流域后来居上，从经济上实现了对黄河流域的逆袭。南方地区河网密布，面向大洋，当地又有着很强的手工业生产能力，特别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产品——陶瓷的生产在唐朝大为兴盛，具有很强的出口潜力。
而从西亚的角度讲，阿拉伯帝国兴起后，西亚、北非、中亚乃至东非都处于阿拉伯文明的控制之下。阿拉伯人原本就是非常依赖商业贸易的族群，在南征北战打下大片江山后，对商业依然非常重视和支持，自身的造船技术也很发达，而且广袤国土中的民众对于东方的陶瓷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客观上促使阿拉伯商人向东航行，开拓跨洋贸易的航线。
于是，处于亚洲大陆两端的人们一拍即合，跨越茫茫的大海，东方商人以唐朝的瓷器换取阿拉伯–波斯的羊毛制品，以及阿拉伯商人沿途买进的金银、香料等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已成气候，以至唐朝后期，大量阿拉伯商人因贸易来到东方，有多达10万的异域商人常年在广州生活和做生意。
可惜的是，就在“黑石号”沉入海底后不久，黄巢起义爆发，农民武装侵袭唐朝大部分地区，险些推翻了唐朝。879年，黄巢的大军攻入广州城后，屠杀了10多万外国商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遭受重创。此事被当时的阿拉伯商人记录在册。
黄巢围攻广州的时候，派人与朝廷联络，要求朝廷册封自己为节度使。唐僖宗询问大臣意见，仆射于琮认为“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于是黄巢招安的请求被拒绝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南方沿海地区已经成为衰落的唐朝的重要财源，不可给予他人。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水路，在风力和洋流的配合下，运载能力比陆路强大很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加上南方地区生产能力提升，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在利润方面完胜陆上丝绸之路，因此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东端的长安的商贸价值下降，趋于衰落，南方临江靠海的扬州等城市则蒸蒸日上。
此消彼长之间，一个理性的单一华夏政权，不会对潜力巨大的海上贸易视而不见，因为扬帆远航能够给国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给政权带来宝贵的税收。这些税收是维持华夏政权运转乃至抵御北方强敌的宝贵财富。历史告诉后人，经过唐末五代的重挫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终于又迎来了繁华时光。
在大陆南方的海洋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多艘宋朝从事海上贸易的沉船，最著名的莫过于“南海一号”沉船，这是一艘由福建工匠打造的福船，满载了中国瓷器和铁器。此外，在印度尼西亚海域也发现了多艘同一时期的沉船，上面也装载了中国瓷器，但船型都是阿拉伯帆船。从沉船的船型分布猜测，宋朝时期的中国海商可能负责把货物运送到东南亚的港口，在那里把货物卖给阿拉伯海商，然后由阿拉伯海商运往印度洋周边销售。
从唐朝开始，朝廷就介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握海外贸易、关税等事务。到了北宋，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朝廷也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很多港口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借助于这种类似于现代海关的机构，向前来做生意的商船收税，并采购朝廷所需的珍宝。
971年北宋在夺取了南汉控制的广州后，于当年6月就设置了广州市舶司，逐利之心如此急迫，可见海外贸易早已是深入人心的赚钱门道了。而南汉君臣在广州城被攻破之前，焚毁了自己积攒的海外珍宝，有点天真地希望北宋捞不到珍宝后，会觉得广州没什么价值从而撤回北方。
宋朝规定，本国商船出海前，必须呈报市舶司领取出海贸易的公凭；外国商船抵港时，也需要先报告市舶司，由市舶司派专人上船检查，征收所载货物价值的1/10，作为进口税收，也就是“抽分”，可以是实物税，也可以是货币税。抽分从宋仁宗时期的50多万贯不断增加，到南宋初期宋高宗时，达到了每年200万贯。此外，市舶司还直接购买进口舶货，即所谓的“博买”，这其中，官府压低价格并挑最好的货之类的猫腻是免不了的。
北宋朝廷一开始试图完全垄断海外贸易的收入，命令市舶司购买犀角、象牙、珠玑、香药等海外珍宝送往京师，在市舶司采买之后，如果海商还有余货，才可以卖给老百姓。到了宋太宗时期，甚至规定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朝廷的官府仓库中。
严格的专卖制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北宋官员很快发现，官府压低收购价格的结果是，海商为了保本或者获取微利，只能以次充好，最终让官府收不到什么好的货物，也就没什么收益可言了。现实迫使北宋调整了自己的贸易政策，除了少量奢侈品继续专卖外，其他进口商品全部解禁，市舶司按照一定比例收购非专卖品中的好货物，其余的货物交由商人自行出售。
贸易政策调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北宋官府的舶货收入不降反增，看似市舶司垄断的货物减少了，但是整个海外贸易被激活了，民间贸易规模扩大了很多，所以市舶司能够收取的税钱也增多了。
南宋被金朝打到了淮河以南，偏安于杭州后，更加依赖海外贸易的收入。
针对南宋市舶司的税收在朝廷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结论，但大体上为10%，这对于以农耕为基石的华夏王朝来说，已经是很重要的财源了。而且这部分税收只是朝廷赚到的钱，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是民间海商，他们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也是非常巨大的。国富民强的南宋能够硬抗强敌金朝和蒙古达150多年，海外贸易收入功不可没。
南宋时期，最主要的进口商品是各种香料和药物，这个时期的香料不仅包括胡椒一类的饭菜调味品，还包括用于焚烧产生香气的物品，比如乳香、檀香、龙涎香等。此外，印度地区出产的棉纺织品、钢和剑在南宋也很受欢迎，来自非洲的象牙、犀牛角甚至黑人奴隶都被商人不远万里带到南宋。当时南宋的主要出口商品是丝绸和瓷器，以及铁制品，考古学家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海岸都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出口商品。
从汉朝到宋朝的千年之中，海上丝绸之路首先由民间海商开辟并培育起来，进而华夏政权发现了里面蕴藏的商机与财富，通过各种机构从海洋贸易中征取税收。唐宋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草原/丛林政权崛起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华夏政权的视角看，北方强敌控制或切断了传统的北方、西北方的陆地贸易路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获取财富变得不稳定甚至无利可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夏政权为了远方的财货和更多的税钱，更加积极地经营海上丝绸之路。
千年之中，华夏自有其发展之路，古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必然会辛勤耕耘，努力建设，积极生财。但我们必须看到，华夏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北方强敌威胁这一大背景，华夏内部的调适与增进，与北方草原/丛林政权的政局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两宋——北宋与南宋，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孱弱名声的单一华夏政权，用自己的经营智慧，谱写了一曲与强敌周旋长达300年的奋斗之歌。
江南万顷良田、大运河、海上丝绸之路……华夏这千年持续奋斗的累累果实，不仅让唐宋这些以华夏为主体的政权增强了自身的国力，还给后来者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贸易基础。华夏“苦练内功”的结果，对中华文明的融合与繁荣意义非凡，甚至对于超出草原与华夏之外的外部世界也具有广泛的价值。我们很快将看到华夏的增进对于古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从唐末到宋末，或者以草原视角来说，从辽建国到金灭国，这300多年的历史虽然并不算漫长，但在中华文明融合史中开辟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呼啸而来，以其巨大的优势冲破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界线，它不仅让单一华夏政权模式难以招架，而且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它比隋唐时期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更具有冲击力，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的结合也更为紧密和高效。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在给华夏政权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面临改造自身体制以适应复杂新局面的挑战。
这300多年间，草原、丛林在改变，出现了诸多都市；华夏也在改变，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更大的改变是文明与文化融合上的，一个人口占绝对少数的北方族群可以建立起跨越丛林、草原、华夏的混合政权，管理超出本族群人口十倍乃至百倍的民众，并通过一定的制度建设，比如官职制度和科举制度等，让所有族群都凝聚在一起，彼此拥有一国之民的认同感。
沿着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一个真正融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新时代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