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

　　朝贡、援朝与白银资本冲击

　　朱棣永远地离开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华夏和草原都意识到无法短期内“吃掉”对方，因此明朝与鞑靼、瓦剌之间总要制定一套游戏规则。虽然纳贡和亲这种外交套路早在汉朝和匈奴时代就已经玩得很纯熟了，不过明朝的朝贡制度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华夏与草原之间最重要的外交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推动朝贡制度，向天下宣布，“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昭告各国来明朝朝贡。明朝把与自己建立朝贡关系的地区分为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个部分，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或向明朝表示政治上的表面臣服，或表示认同中华礼仪制度，先后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并按照明朝规定的贡道、贡期及朝贡规模来朝，贡献本地区的特产。明朝接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臣服或认同后，按照自己制定的一套级别和规定，给予万国来使丰厚的回赐与封赏。同时，各国使团在京期间，由礼部、会同馆、鸿肪寺、行人司等相关部门负责管理和接待。

　　就这样，明朝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格的体制——大明朝贡体制。

　　从朱元璋到朱棣，再到此后的历代明朝皇帝，都是朝贡制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面当然有华夏文化中“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儒家思想起作用。但从现实角度考虑，明朝是从元朝内部诞生的，此前元朝已经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明朝要坚持自己的合法性，建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天下观和国际关系，将元朝缔造的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化解掉，提升明朝自己在各国心目中的地位。

　　而且明朝从始至终都没能降伏草原上的各路豪强，反而时常被草原政权攻破长城防线，所以元朝死灰复燃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明朝君臣的心头，挥之不去。在这样的心理压力和现实压力之下，明朝更需要朝贡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正统性，更需要朝贡制度来提供安全的国际关系。

　　明朝的朝贡制度与汉朝、唐朝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汉朝、唐朝面对草原的纳贡和亲行为，很多时候是被迫的，是在草原军事力量的要挟下进行的。而明朝的朝贡制度要体面很多，没有和亲这种在华夏看来丢面子的选项，对各国的封赏多寡也是根据自己规定的一套三六九等制度执行，并不太在意对方的态度。这个变化当然是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造成的。明朝以统一的华夏政权的面貌来面对分立的草原各政权，当时的草原虽然不是散沙一片，至少也是两雄争霸甚至多雄并起，草原政权之间的内耗让明朝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可以体面地把各个草原政权纳入朝贡制度中。

　　经过了元朝的大融合时代，草原与华夏之间变得更密切，尤其体现在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上，草原对于华夏物产的需求更多了。站在鞑靼和瓦剌的角度看，要想从明朝那里得到更多的华夏物产，无非就那么几个古老的途径——军事敲诈或掠夺、利用朝贡制度交换，以及边境上的互市贸易。

　　然而明朝并不愿意增加朝贡制度的赏赐或扩大互市贸易的规模，前者会给明朝的财政带来更多的支出，后者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因素。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具有朱棣一般的天下视野，更多从单一华夏政权的角度来思考对外关系问题，认为国家稳定和安全是第一位的，通过贸易赚钱是次要的，是细枝末节。明朝的风格变得与重视商贸的元朝完全不同了。

　　如此一来，朝贡制度下的草原与华夏就出现了矛盾。朱棣之后的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就因为这个矛盾而不和谐，甚至出现激化。

　　1449年，即朱棣去世25年后，明朝遭受了一场大劫，劫难的起因就与朝贡使团规模有关。

　　草原上瓦剌与鞑靼的激战旷日持久，双方的实力派甚至分别找了黄金家族后裔做自己的大汗，瓦剌首领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大汗，而鞑靼太师阿鲁台立阿台为汗。最后，脱欢获得了胜利，攻杀了鞑靼的阿台汗和阿鲁台，控制了东部蒙古即鞑靼的势力。此后，脱欢的儿子也先继续南征北战，终于把从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到西北地区的阿尔泰山之间的草原统一在自己的势力下，脱脱不花是整个草原名义上的大汗，军事力量则掌握在也先的手中。

　　草原的相对统一，改变了草原与华夏的力量对比，也影响了双方的朝贡制度。

　　也先并非黄金家族成员，虽然手握大权，名义上统一了草原，但在草原上仍然受到各个强大部落的制衡。所以，从也先的角度来讲，要么依靠武力强行压制各个部落，要么依靠财富，换取各个部落首领对自己的承认和效忠。

　　要获得财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对蒙古朝贡使团的吸引力很大，使团规模越大，获利就越大，那么也先就有更多的财富来换取各部的忠诚，维护自己的统治。刚好也先以瓦剌势力为基础，统一了蒙古草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让也先在朝贡贸易中的胃口越来越大。

　　根据明朝的记录，一开始蒙古方面派来的朝贡使团一年来一两次，朝贡人数不足百人，此后每年的朝贡次数增加到四次，朝贡人数也超过千人。比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11月，瓦剌使臣皮儿马黑麻等2472人来朝，一次性贡马4172匹，兽皮12300张。而同时代的建州女真、南方土司来朝使团规模不过几百人而已。

　　巨大的财富让也先欲罢不能，第二年也先派出朝贡使团时，便虚报人数，以求获得更多的赏赐。结果明朝官员发现了问题，朝廷命令礼部严格按照人数给予赏赐，结果这个使团获得的赏赐只有奏请的1/5。使团获得的财富大大减少，引起了也先的强烈不满。

　　另一个让也先不满的事情是，明朝一些边境官员曾经私自许诺也先可以与明朝结亲，并赐予其乐团歌女等，当一心欢喜的也先把和亲的聘礼送到明朝时，明朝朝廷一脸茫然，断然拒绝和亲提议，此举让也先非常愤怒。

　　朝贡不能获得的财富就要靠武力来解决，这就是也先的思路，也是从汉朝–匈奴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草原强权的逻辑——获取外界财富才能维持草原帝国的整体性。1449年，也先统帅自己的瓦剌部，并联手鞑靼、兀良哈等部，举兵南下，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御驾亲征，结果准备仓促，混乱不堪的数十万大军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明军大败，明英宗竟然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如此大捷竟然没有给也先带来什么好处。国不可一日无主，明朝在北京城立刻确立了一位新的皇帝，让也先手里的明英宗变成了没什么价值的太上皇。也先虽然权倾一时，但攻打明朝的初衷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并非要灭亡明朝，因此在北京城下遇挫后，也先的部队立刻撤离。而其他蒙古各部，比如脱脱不花的军队，听到也先受挫后立刻返回草原，根本不打算与也先同进退。

　　这样的局面和当年成吉思汗举全国之兵南下攻打金朝有所不同，当时蒙古与金朝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成吉思汗伐金既是为了敲诈和劫掠财富，也是为了攻城略地。

　　最终，土木之变以华夏与草原的和解而告终，明英宗也被释放回国，并复辟成功，继续坐他的江山。也先则自我膨胀，于1453年自立为汗。作为非黄金家族而在草原上称大汗者，也先基本上算是第一人，因此激发了各部甚至包括瓦剌内部贵族的强烈反对，最后他被瓦剌权臣暗杀，一代枭雄凄惨落幕。而趁着瓦剌内乱，鞑靼又反攻过来，瓦剌逐渐走向衰弱，这个一度称霸整个草原的部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再度兴起，此乃后话。

　　土木之变虽然令人震惊，但并没有改变明朝与草原各部的朝贡关系。土木之变发生前的14年间，蒙古方面共朝贡约30次。土木之变后，明朝景泰年间，7年中蒙古来朝就有20次之多。等到明英宗复辟后，蒙古朝贡次数比土木之变前还要频繁，同样来了30多次。

　　土木之变对于明朝的影响，类似于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影响，被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节点。其实相较于惨烈的安史之乱给唐朝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土木之变本身对于明朝的经济打击并不大，土木之变后朝贡制度仍然运转良好，但土木之变对明朝的心理打击并不比安史之乱对唐朝的打击小。土木之变极大地改变了明朝面对蒙古各部时的开放心态。大军惨败、皇帝被俘的奇耻大辱让儒家思想浓厚的明朝君臣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敌视外界。

　　到了嘉靖皇帝执政期间，这种“自闭症”思维终于全面落实到了对外政策上，并给明朝与其他政权特别是蒙古各部之间的交往带来巨大的影响。

　　嘉靖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注重礼法和面子，在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在前往北京城的路上，他就和大臣们为自己到底该以皇太子的身份还是以皇帝的身份入城产生了分歧。坐上龙椅后，他又因为给自己亲爹亲妈封号的问题与大臣们纠缠不清。这样一位皇帝在面对明朝之外的世界时，一脸的高傲。

　　从前文中我们知道，明朝的朝贡制度是有漏洞的，蒙古各部总是想尽办法扩大朝贡使团的规模，以获取更多的赏赐和贸易利益，它们把朝贡制度看成一种经济方式。而明朝仅仅把朝贡制度看作外交方式而非经济方式，因此严格限制朝贡使团的规模。双方鸡同鸭讲，斗智斗勇。

　　而且能够到明朝朝贡的蒙古各部都是大的草原政权，无非鞑靼、瓦剌、兀良哈这几家。因此朝贡获得的利益很难落到一些小部落的头上。于是，就像汉朝与匈奴时代常出现的，靠近边境的很多小部落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会时不时地劫掠明朝境内的村镇，这令明朝十分头疼。

　　到了嘉靖皇帝时期，任性傲娇的他干脆一刀切：在北方直接绝贡，禁止蒙古各部再派使团来朝贡；在东南沿海则实施海禁，禁止海内外民众进行海洋贸易。这种关闭大门的决然策略一出台，就酿成了大祸，“北虏南倭”搅得明朝嘉靖年间鸡犬不宁。

　　“南倭”是指东南沿海出现的倭寇。早期的倭寇主要是一些落魄的日本浪人，他们往往组成小股的海盗，袭击沿海的村庄，劫掠财物。在明朝出台严格的海禁令后，正常的海洋贸易被官方打击，很多沿海海商、海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被迫铤而走险，从海商变成了海盗。虽然朝廷统一把他们称为倭寇，但其实中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明朝沿海居民。

　　“北虏”就是指草原上的蒙古各部。在嘉靖年间，直接毗邻明朝北境，对明朝威胁最大的蒙古部落是俺答汗统治的土默特部。瓦剌在也先死后不断衰落下去，而鞑靼也并非团结一致，而是分为几部，并不断向西挺进，驱逐瓦剌势力，把蒙古草原中部控制在鞑靼人手中。土默特部就脱胎于鞑靼集团之中，活跃于蒙古草原的中南部。

　　俺答汗十分重视与明朝的关系，说得直白一些，他迫切需要来自明朝的财富，尤其是丝绸、布匹这些草原无法生产的手工品。俺答汗多次向明朝请求朝贡和互市，被浑身“气节”的嘉靖皇帝一概拒绝。俺答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蒙古首领，虽然屡次被拒绝，但并没有和明朝大动干戈。他的主攻目标还是草原上的其他各部，比如东面的察哈尔部、西部的瓦剌以及西域的一些政权，面对明朝的时候，他采取尽量息事宁人的态度。这是草原政权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在草原上还有强大敌手的情况下，不去横挑华夏王朝。

　　可惜的是，一次外交事件改变了历史走向。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派出使者石天爵到明朝边境，希望恢复中断了几十年的朝贡制度，并转达了俺答汗的话，称蒙古方面很渴望中国的丝绸织品，但是要想获得这些，只有抢掠和朝贡互市两个途径。抢掠虽然能够获得人口和牲畜，但是获得的丝绸织品很少，而且自己也有伤亡，所以不如朝贡互市好。

　　在被明朝拒绝后，第二年石天爵又来请求朝贡。没想到明朝边境上的巡抚都御史龙大有为了邀功请赏，竟然诱捕并杀害了石天爵一行人，把其首级上交朝廷，并向上汇报说他们是入侵者。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信以为真，提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

　　使臣被杀，克制了很多年的俺答汗终于被激怒了，从此之后土默特部频频深入明朝劫掠，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打大同，明军大败，守将只好贿赂俺答汗，于是蒙古军队绕过大同向东，从古北口杀入明朝境内，长驱直入，杀到了北京城附近。明朝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勤王，但是将领们都怕战败后被当成替罪羊，所以人人自保不愿出击，任凭蒙古军队劫掠周边。这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暴露出明朝中期的虚弱，俺答汗的土默特部虽然是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方力量，但也只是一方力量而已，他甚至不具备瓦剌枭雄也先在鼎盛时期的实力。即便如此，俺答汗依然有能力多次突破明朝花费巨资营造的北方防线，将明朝的北部搅得天翻地覆，直接威胁明朝的首都。对比朱棣时期明朝的强盛，此时明朝的软弱真是令人唏嘘。

　　在蒙古军队的威胁下，嘉靖皇帝终于暂时收起了高傲之心，同意了俺答汗的朝贡互市的要求，于是蒙古军队终于退回了草原。第二年，明朝在大同开设马市，与蒙古进行互市贸易。终嘉靖一朝，明朝和蒙古的朝贡和互市几乎是零，在庚戌之变后，双方的关系终于从寒冰中开始回暖。只是嘉靖皇帝对于蒙古仍然是咬牙切齿，所以晚年书写到“夷狄”两个字的时候，一定要用非常小的字，表示“尊中国卑外夷”，心中愤恨始终难平。遭受奇耻大辱的嘉靖在追求长生不死术中黯淡走完了自己的晚年。

　　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大国之君自尊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吧。

　　嘉靖皇帝之后的明朝隆庆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却做成了两件大事，分别是面对“北虏”的隆庆和议和面对“南倭”的隆庆开海。借助于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为家庭纠纷逃到明朝的契机，双方通过交换人员建立了沟通，并达成了封贡互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开放边境市场，双方的贸易开启了一段繁荣的时期。隆庆开海则是打破明朝长期执行的海禁令，允许民众进行海洋贸易，此举很快就让头疼的倭寇问题得到了解决，有正经生意可以做，谁还会去当海盗呢？

　　隆庆五年，边境上的马市刚开放的第一年，明朝宣镇、大同、山西三镇共交易马匹约7000匹。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也就是两年后，马匹交易数量接近2万匹。又过了一年，马匹交易数量达到了2.7万匹。再往后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宣镇一地马匹交易数量就达到了3.6万匹！明朝用于支付交易的马价银自然也是成倍地增长。蒙古各部出售马匹等畜牧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华夏的丝绸布匹。有人统计，万历十年（1582年）左右，边境上每年约有百万匹的梭布（棉布的一种）易手，而当时靠近明朝边境的蒙古土默特部、鄂尔多斯部和喀喇沁部的总人口才30万左右。

　　伴随着双方贸易量的飙升，曾经让明朝痛苦万分的北虏问题居然风平浪静了。所以从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各部首领的行为上看，他们并没有攻占明朝的意图，他们的目标始终是获得财富。而从获得财富的效果看，互市强于朝贡，朝贡强于劫掠。

　　那么，俺答汗和蒙古各部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华夏财富呢？虽然说谁都不会嫌自己钱多，但俺答汗时期的蒙古各部与明朝的贸易规模远超过之前草原与华夏的贸易规模。此时的蒙古草原是否有着与过去不一样的景象呢？

　　那个被明朝边将砍了脑袋的倒霉蛋石天爵生前转达俺答汗的旨意，透露出蒙古各部心心念念的华夏产品是“纱段”。正如昔日在草原上实现了定居生活的回鹘人那样，此时的蒙古各部尤其是靠近明朝的几个部中，有相当多的部众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游牧生产方式正在转向局部地区的游牧业与局部地区的定居农业并存。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蒙古人和过去的回鹘人一样，对于华夏产品尤其是纺织品有着强烈的需求。

　　视野放开，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时期，整个亚洲内陆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大量的商业城镇开始出现，比如中亚的帖木儿汗国境内，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手工业和商业变得繁荣。在其他一些城镇比如塔什干、赫拉特等，贸易变得越来越兴盛。草原地带的游牧经济仍然存在，只是定居生活的城镇变得越来越大，商业和手工业规模越来越大。

　　俺答汗自己的控制区内也出现了较大的定居城镇，比如他安排来自内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定居在板升，也就是今呼和浩特。在土默特部，估计有多达10万的汉族人居住在板升。俺答汗还在板升以及周边城镇大兴土木，建造佛教庙宇，比如保存至今的内蒙古美岱召和大召寺等，借助宗教的力量提升自己在蒙古草原各部中的地位，并阻击来自西亚、中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势力。只有获得足够丰厚的、持续的财力，俺答汗才有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城镇、庙宇和军队。

　　所以，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华夏的手工业品，比如丝绸、瓷器甚至茶叶，对于俺答汗的土默特部非常重要。因为它一方面可以满足本部蒙汉各族人民的需求，维持内部的安定和富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远途贸易把多余的货物卖到中亚甚至更远，发家致富，从而争雄草原。

　　隆庆和议对于明朝和蒙古各部来说，是双赢的结果，也是符合当时世界大趋势的举动。

　　有个问题值得关注，为什么明朝时期，在亚洲内陆地区，包括蒙古草原南部以及中亚、西亚会涌现出大批贸易城镇？

　　在那个时代，曾经统治了大部分亚洲的蒙古帝国乃至蒙古四大汗国已经解体，代之以众多的汗国，政治上似乎不利于远途贸易的开展。但是，在明朝中期，西欧国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大量的金银被掠夺、被开采并流向全世界，当然也流向了亚洲各国。黄金、白银作为货币，给亚洲大陆带来了经济上的冲击，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货币革命”。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各地的手工业受到资金的刺激而蓬勃发展，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频繁开展远途贸易。

　　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草原游牧地区，促进了昔日草原的城镇化现象。虽然过去草原上也会出现城镇，比如回鹘人、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曾经在草原上建都，但过去城镇数量很少，而在白银资本的冲击下，草原游牧地区的城镇大量涌现，尤其是在接近农耕区的地方，根本性地改变了草原的面貌。

　　白银不仅冲击了草的世界，也冲击了禾的世界。货币革命下，白银大量涌入华夏，给明朝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说，白银资本要为明朝的灭亡负很大的责任。

　　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13日，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突然发动大军跨海进攻朝鲜。毫无防备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了日本战国乱世的日军精锐之师毫无还手之力，连连败走，半个月内都城汉城（今首尔）陷落，两个月后，北方重镇平壤也落入日军之手。面对作为朝贡国的朝鲜的求救，明朝政府做出了抗日援朝的决定，大军开赴朝鲜半岛。

　　明朝、朝鲜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7年之久，最后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部撤回本土而结束。由于战争开始于壬辰年，史称这一事件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为何执意要进攻朝鲜，甚至计划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东亚大国明朝？

　　历史事件往往会因为很多偶然因素展开，抛开丰臣秀吉的个人思维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在壬辰倭乱开始前，整个世界包括东亚在内，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全球化。

　　恰好在壬辰倭乱100年之前的1492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金银以及玉米、番薯、花生、辣椒等农作物席卷全球。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法国都积极开展远洋贸易，并为了争夺殖民据点和贸易线路而大打出手，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得到长足进步。

　　这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军事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的金银和火器迫使当时的亚洲各个国家要做出决定：是顺应全球化打开国门，还是拒绝全球化关上国门。

　　战国时代的日本是顺应全球化的例子，各地大名（即领主）积极地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联络，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争雄日本的资金、技术和武器。到丰臣秀吉统一整个日本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日本军队配备了大量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器。无独有偶，当时亚洲大陆南部的缅甸、越南的军事实力也因为引进火器而迅速提升，这对大明王朝一家独大的亚洲东部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相对而言，一直擅长弓箭和骑术的蒙古各部因为距离海岸线很远，本身的传统军事力量又比较强大，因此在军事全球化方面落后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身处内陆的蒙古各部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全球化的气息，也被卷入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中，所以土默特部为代表的蒙古各部才会对华夏物产有着更大的需求量，这表现为当明朝的边境开放时，大家就和气生财，当明朝的边境关闭时，各部就频频叩关。这种现象虽然和自古以来游牧族群对华夏产品的需求有关系，但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为突出。

　　军事全球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子集而已，在美洲金银的刺激下，拥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都品尝到了远洋贸易的甜头，渴望扩大海洋贸易规模。

　　但是，明朝这个亚洲东部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个亚洲东部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却一直坚持朝贡体系，固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限定在朝贡体系之下。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其他国家必须以臣子的身份与明朝政府交往，这种面子问题其实倒不是很大的障碍，就连蒙古各部都愿意放弃面子换银子。最大的麻烦是朝贡体系带来的商品交易量太少了，根本不能满足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需求。

　　对于日本来说更加麻烦的是，因为两批朝贡使团在宁波闹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贡资格。于是，明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基本上由走私和劫掠的海盗控制。日本官方断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结果捞不到任何海外贸易的好处不说，反而要面对海盗引发的麻烦。

　　所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他的对外思路很可能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明朝的朝贡体系壁垒，获得亚洲级别的广阔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让日本走上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这是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的选择。面对历史大趋势的潮头，每个政权都要做出选择，明朝要做出选择，日本要做出选择，蒙古各部要做出选择，甚至还处于东北地区的弱小的女真各部也要做出选择。

　　明朝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走一步算一步，而非主动利用历史趋势。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建立了果阿等殖民据点，进行香料贸易。然后，葡萄牙殖民者挥师东进，攻占了东南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六甲，在铺设自己的香料之路的同时，也打破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维护的朝贡体系。此前郑和七下西洋，几乎每次都要在马六甲停靠补给，马六甲也曾借助明朝的威慑力回绝了北方暹罗对它的觊觎之心。然而在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后，当时的明朝除了苍白地要求葡萄牙人归还马六甲外，毫无办法。经历了漫长的作茧自缚般的海禁时期，明朝在远洋完全丧失了威慑力。

　　16世纪中叶以后，另一欧洲强国西班牙在菲律宾登陆，把马尼拉作为其在东方的据点，明朝依然无能为力，任由西班牙人开展远洋贸易。明朝官方既没有对西洋人的到来提高警惕、采取措施，也没有努力开展远洋贸易充实自己的实力，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们在面对海洋上的变局时，基本上奉行被动的鸵鸟政策。这就是明朝面对全球化的态度和选择。

　　可以说，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东南亚的那一刻，明朝的朝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明朝对于全球化的冲击不闻不问，仍然会被历史大潮裹挟，不管明朝君臣愿意不愿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白银对于明朝内部的强烈冲击上。

　　此前谈到，元朝是一个依靠白银和盐引运转经济的王朝。明朝建立后，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懂商业，甚至出于小农意识敌视商人和商业，于是禁止以白银作为货币，竟然试图以实物支付官员的俸禄。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讲，朱元璋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从元朝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急速后退，其结果是大大阻碍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形势比人强，朱元璋之后的明朝还是一点点地接受了白银作为货币，比如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宣布“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后来“一条鞭法”等货币政策得到推行，最终明朝建立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民众上缴的税赋以白银的形式结算，从经济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进步，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效率，减少了实物征税带来的巨大浪费。同时，这也能够减弱人们对于耕地的依附关系，使民众更为自由地选择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流通和商品生产都得到了增强，于是从明朝中期开始，商业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社会比起朱元璋时代富有多了。

　　但是话说回来，沐浴在白银时代的明朝虽然也尝到了白银货币化和对外贸易的甜头，但是在经济制度和财政收入上，根本无法与近代正在飞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相比。当时荷兰、英国的政府保护民间商人的合法生意，最为重要的是，商人乃至其他社会阶层的私有产权得到尊重，政府不能随意剥夺民众的资产、财富。在产权制度的保护下，西方各国的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热情持续高涨，国家的税收也水涨船高。

　　反观明朝，政府从来就不曾尊重商人的产权，反而警惕和打压富商巨贾，从朱元璋时期对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财产掠夺开始，明朝商人的资产是毫无安全保障的，当然全社会其他阶层的财富也同样没有安全保障。于是，发迹的商人一门心思对科举进行“投资”，让自己人担任官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商业利益。就这样，明朝庞大的官僚集团成为分割利益的群体，他们所分割的利益的一部分，原本应该成为国家财政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明朝的官僚集团层层截留了大量的财富，削弱了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最高阶层所能使用的“政府财政经费”。

　　明朝后期，由于全球化浪潮，海外贸易本应成为明朝赚大钱的项目，毕竟明朝国内有着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全世界都需要来自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以及药品。沿海的武装海商集团的确崛起了，但是这些海商并没有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营或私营公司，无法给国家缴纳大量的税收。相反，明朝的海商通过与沿海地方官员勾结，实现权力和财富的结盟，瓜分了海外贸易获得的利益，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以及此前的许多集团。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税收不要说无法与商业至上的元朝相比，甚至在海外贸易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上还不如更早的宋朝。而且那些海商集团都亦商亦盗，集海商和海盗的角色于一身，给明朝的海疆带来巨大的动荡，明朝为了保障沿海的安全反而要耗费巨资。

　　最终，明朝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仍然依靠相对容易征收的土地税，税收的大头落在了普通农民身上。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明朝与蒙古各部对我乃至抗日援朝的钱，都是从亿万个穷苦的农民的口袋里搜刮出来的。明朝能够与外界抗衡，借助的是自己的人口优势，以人口带来的人力优势和财政总量与蒙古各部等敌手对峙。明朝本身的财政能力最多只能算是“大而不强”，靠数量而不是靠质量取胜。

　　总之，在全球已经进入军事全球化和白银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明朝本质上却是一个虚弱的、封闭的大帝国。在它面对来自内部的叛乱时，还勉强可以靠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维持社稷安全，比如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中，明朝相对容易地平息了宁夏叛乱和播州叛乱。

　　但是，当明朝面对来自国境之外的挑战时，就明显力不从心了。比如没有列入“万历三大征”但是也基本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明缅战争，明朝与西南强敌缅甸东吁王朝缠斗了半个世纪，却最终落败。而壬辰倭乱的结束也不是因为明朝与朝鲜在战场上获胜了，而是因为丰臣秀吉死后，各路日军急于回国争夺权力而退兵，明朝只能算是不胜而胜。

　　往深处说，由于周边国家迫切需要华夏庞大的生产能力制造的产品，明朝不主动地实现贸易和经济上的对外融合，就不得不面对周边强烈的政治融合的挑战，表现为不论海疆还是陆疆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闭关锁国当然有自己的合理成分，“我不会玩，我不和你们玩不行吗？”

　　可问题是，明朝财政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底层的农民身上，他们又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收入，于是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生死线附近。这样的国家政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难道不是罪恶的吗？

　　明朝选择了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自然就要面对频频出现的外部挑战。白银全球化浪潮本来是明朝走向富强的机遇，却被明朝白白浪费了。数次征战耗尽了明朝本就薄弱的财政家底，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成为明朝末年的常态。最终要了明朝性命的挑战，来自东北方向的白山黑水之间。

　　皇太极：“我是谁？”

　　1634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有“蒙古末代大汗”之称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其子额哲投降后金，将元朝历代据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该玉玺据称是当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往塞外时带走并流传于北元朝廷的。

　　得到传国玉玺的皇太极下令，本国禁止再使用“女真”“诸申”这种族称，改称“满族”。1636年，后金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漠南蒙古16部49个部落推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天聪汗）的尊号。同时，皇太极命人修筑天坛，举行祭天大典，满族人、漠南蒙古人和辽东汉族人的代表根据古代中国天命原理，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大家的皇帝，定新国号为“大清”。

　　这样，皇太极既是满族人的大汗，又继承了元朝衣钵，成为蒙古人的大汗，而且还拥有汉族人的皇帝名号，三大至尊头衔集于一身。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年仅25岁的女真人努尔哈赤用上两代遗留的13副铠甲起兵算起，到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不过短短50年的时间，整个亚洲东部迅速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从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与南方华夏的明朝势力之侧杀将出来，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政治格局。

　　后金–清的勃兴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融合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后金–清的故事要从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说起。建州女真是广泛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重要一支，而努尔哈赤的家族则是建州女真人中的一支。努尔哈赤的奋斗史，正好可以与比他早500年的蒙古帝国的创立者铁木真做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我们前文提到，铁木真从没落贵族的低微起点出发，并没有一股强大的草原部落做依托，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兄弟、朋友到亲密的安答、那可儿。所以当铁木真冲破一切人生的局限，终于一统草原时，他可以对草原部落松散联盟的古老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军事上以千户制打破了各部落拥兵自重的传统，对草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如此逆天改命的人生轨迹，我们在努尔哈赤身上也可以看到。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身边的可用之兵估计仅有几十人，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都很勉强。幸好他曾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做过事，既得到了军事能力的历练，也得到了明朝辽东机构的一些人脉资源，还得到了贸易资格——敕书。但这些零碎的事业基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很多女真人头领和其他族群比如蒙古人头领都具备，甚至很多人的基础比努尔哈赤更好。

　　时势造英雄，努尔哈赤崛起前期，也就是16世纪中叶到后叶，东北地区已不再是零星分布着一些渔猎者的蛮荒之地，而是已经深刻地被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并被卷入了复杂的东亚局势，甚至间接地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如我们前面所言，明朝后期，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已经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并演化为丰臣秀吉挥师入侵朝鲜半岛，强撼东亚朝贡体系，明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体系而抗日援朝的大规模战争。

　　东北地区处于朝鲜半岛、明朝和东部蒙古各部之侧，与各方势力都有接触，必然受到了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当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同时这一地区传统的狩猎、畜牧、渔业也一并开展着。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现象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已经较深地卷入了广泛的贸易体系之中。明朝的辽东军队曾经在征战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安抚他，明朝给了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三十道敕书，实际上是给予了努尔哈赤与明朝做朝贡贸易的资格和额度。敕书可以证明来明朝朝贡的人的官职、等级，进而决定了他们接受明朝赏赐的级别和数量，对于朝贡者来说，敕书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敕书这样的朝贡制度，给女真人的社会带来了变革。敕书成为女真各部落权势与财富的标志，敕书越多，权势越大，财富越多。于是，各个部落围绕敕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势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部分女真人头领手中，这些部落豪强再加强对其他女真部落的控制，使得女真部落越来越走向统一。

　　日本学者有句名言：“丰臣秀吉播下的种子，却为努尔哈赤所收获。”大明王朝抗日援朝，惨烈的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尤其是对于东北地区的羁縻有所放松，给了努尔哈赤天大的机会。他自起兵之后不断兼并周边，在明朝辽东机构的漠视甚至纵容下，日益壮大。

　　就在明朝和朝鲜联军与日本军队激战之时，当时已经完成了建州女真内部统一的努尔哈赤曾经向明朝请缨，希望入朝参战，结果朝鲜方面表示反对，生怕努尔哈赤假借援朝之名吞并朝鲜的国土。这说明当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等到明朝终于结束了朝鲜半岛的战事，回头一看，努尔哈赤的女真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明朝辽东机构已经无力用过去“谁做大就打压谁”的策略来压制努尔哈赤了。1608年，明朝的辽东官员与努尔哈赤集会，宰白马祭天，设盟誓，定边界，约定双方各守边境，不得越境。如此盟誓，清楚地表明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不再是顺服于明朝朝贡制度之下的藩属，而是与明朝划疆而治的一方政权。

　　初步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如同自己的前辈铁木真那样，对自己麾下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与当年蒙古帝国的千户制对应的是努尔哈赤推行的八旗制度，这同样是一种打破了部落联盟结构的军事建制，当然也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建制在其中。

　　在起兵的初期，努尔哈赤的权力受到集团内部很多人的制衡，比如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以及自己的大儿子褚英。随着建州女真越来越强盛，努尔哈赤变得更加不能容忍和其他人共享权力。1611年，努尔哈赤干掉了舒尔哈齐。此情此景，如同当年铁木真试图杀死自己的弟弟哈撒尔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哈撒尔有老母亲诃额仑力争而保住了性命，舒尔哈齐却惨死。

　　历史上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正是由于统一蒙古的铁木真与基本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对于部落联盟体制的相似改造而引发，两位雄主必须把那些试图维持自己部落独立性的各部首领甚至家族成员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如果自己的亲弟弟反而是阻碍这种改造的首要麻烦，那么不除不行。

　　那么，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是什么模样呢？

　　1601年，努尔哈赤把他的部众每300人编成一个单位，称作牛录，最初只有四个牛录，分别以红、黄、蓝、白颜色的旗作为标识。来归的人越来越多，牛录的数目也增加，分别被纳入四个旗下。到了1615年，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设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红旗镶以白边，黄、白、蓝三旗均镶以红边，共为八旗。每旗下统五个扎拦（后改称参领），每个扎拦下统五个牛录。此后牛录、扎拦数目继续增加，但八旗的数目保持不变。

　　每旗各设置旗主，旗主与汗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比如天命年间，除了努尔哈赤以汗的身份兼领两黄旗外，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孙子杜度领镶白旗。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陷入孤立，努尔哈赤的大儿子褚英不仅失去了储君的地位，而且在1615年被努尔哈赤处死。比起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褚英算是倒霉透顶。而连自己亲弟弟和大儿子都干掉的努尔哈赤，也就完全摆平了其他人对自己的权力制衡，可以一言九鼎了。

　　应该说，八旗制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与成吉思汗的千户制同样的高度上，不是以部落联盟或联军的形式存在，而是形成了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

　　与蒙古汗国早期黄金家族的政治结构类似，各旗旗主都是后金国的贝勒，贝勒原是各部落首领的通称，努尔哈赤建国后，才成为比汗低的一个爵位。八旗的旗主除了在本旗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外，对于汗国政治也有相当的决策权。努尔哈赤曾明定八旗共理国政的体制：继承汗位的人，应当出自各旗旗主的推举，必须是有才干、有品德、能够虚心纳谏的人，若是即位之后刚愎自用、有负众望，各旗旗主可以罢免他，另举合适人选。

　　这种选举大汗的方式，与蒙古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形式基本相同，可见蒙古黄金家族留下的草原传统对于后金有着很深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至少在铁木真和努尔哈赤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权力是不怎么受到内部议政制约的。

　　八旗不仅是军事单位，还有经济功能。努尔哈赤时期的每个牛录中，除了包括300名士兵外，还包括他们的家眷。平时，各牛录的属人在本牛录世袭的长官督导下，从事农业、手工业等各项生产。遇到战事来临，各牛录提供一定数目的士兵出去打仗。士兵所需的一切粮草钱财，都由长官从本牛录的成员中征集，士兵齐集在各自的旗下，每个旗就构成了一个战斗团队。这样，努尔哈赤将自己的政权组成了一个战斗的机构。

　　不过，正如统一蒙古高原的铁木真骨子里仍然是一位游牧民的君主，为游牧民的利益而四处劫掠，努尔哈赤也更像是一个女真人的君主，为女真人的利益而四处扩张，而不是向着所有族群的天下共主转化，那还不在他的字典里。

　　努尔哈赤的征战，以及与庞大的明朝的战与和的选择，更多是站在女真人集团角度的利益考虑。当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他考虑的是如何把更多的敕书抢到自己手中，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他逐渐强大起来后，他就希望能够与明朝坐在谈判桌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了。

　　努尔哈赤的设想是，明朝的“边外”由他来统一，然后与“里边”的明朝平等地做生意。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要求，正是一些强大的蒙古部（比如土默特部）与明朝的关系，努尔哈赤也希望获得这样的待遇，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体系。

　　然而，明朝并不认为应该给予努尔哈赤的女真人以蒙古各部的同样待遇。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明朝作为回应，切断了与女真人的贸易往来，这无异于一种经济封锁。同时明朝还支持叶赫部和周边蒙古各部，试图压制后金势力。1618年，努尔哈赤愤然颁布了“七大恨”，正式对明朝宣战，进攻抚顺，揭开了后金–清与明朝之间几十年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征战，也与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征战有着类似的模式，以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以战养战。毕竟战争期间，后金与明朝的正常贸易终止，而后金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政权又不能缺少外部财富的输入，否则努尔哈赤就难以维持八旗内部的团结一致，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从辽东起家的努尔哈赤还具有更久远的契丹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一些风格。努尔哈赤吞并了辽东的一些城池和土地后，显然就不能够再纵兵劫掠这些地方了，而只能考虑经营问题。那么，这些地方的税收该归谁所有呢？

　　亲手创造了八旗制度的努尔哈赤此时站在了政权最高统治者的高度上，把从明朝手中得到的地区和民众（以汉族人为主）作为整个政权的资源，而不是分配给八旗来支配。他任用汉族官员来管理这些地区，这些汉族官员直接听命于努尔哈赤而不是八旗的领主们。

　　这一幕几乎就是耶律阿保机设立头下军州以充实自己实力的翻版。努尔哈赤几乎不可能通过阅读史书来了解契丹君主的做法，但相隔700年的时光，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唯一的解释是，两人的政权基本情况是类似的。

　　早期的契丹政权和早期的后金政权都属于混合政权，既包含了农耕区，又包含了非农耕区。两个君主也都要面对内部强力派的挑战，强力派既包括政权联盟的其他部落的首领，也包括自己部落中的军政大员，有些甚至是自己的亲属。耶律阿保机不仅利用自己的本族力量，而且培养了头下军州这样的“编外”力量，从而击败了八部首领的挑战，也压制了本族兄弟的反对之声。努尔哈赤则通过铁血的女真八旗击败了东北地区各方势力，然后他又努力培植自己的汉族势力以压制八旗的领主。

　　在努尔哈赤时代，归附过来的汉族人和蒙古人的武装，往往编入女真八旗，以充实八旗的力量，早期八旗这种融合各个族群的特征，恰好反映了努尔哈赤起兵时期东北地区的民众情况，是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开展农业的汉族人、从事畜牧业的蒙古人和从事渔猎的女真人都在这片土地上肩并肩地讨生活。

　　但在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后金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类似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向忽必烈的元朝的转变。作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皇太极为了压制那些实力派的八旗贝勒，更加注重汉族人的力量，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相继组织起来，这些军事力量直属于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太极本人。

　　更为重要的转变是皇太极对于“天下”以及后金政权发展方向的构想。起点更高、视野更为开阔的皇太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塞外的大汗，他有着更大的雄心。即位之初，皇太极就颁布命令，赦免逃亡的汉民、汉官，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

　　考虑到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一干贝勒与蒙古各部首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皇太极提出满汉一体，显然是准备做所有人的“天下共主”了。皇太极也的确向着这个目标策马狂奔而去。

　　为达目的，皇太极甚至不惜推翻老爹努尔哈赤的许多做法。比如努尔哈赤设立国号“大金”，是为了借助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女真人建立金朝的威名，努尔哈赤自己在讨明檄文中自称“我本金朝之裔”，以此来与明朝、蒙古和朝鲜并立，使自己的政权具有合法性。

　　但其实就算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人与建立了金朝的女真人在族群上比较接近，两者在血缘上应该也没有先后次序的关系。前文已经讲过，金朝为了统治中原，从东北倾巢出动，最终汇入中原人口的汪洋大海中，没有返回老家。而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先祖应该属于没有南下的东北渔猎民众，金朝的建立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面对最大的敌手明朝时，不论是战是和，强调本国是金朝后裔的做法，都会给华夏王朝和汉族人带来不好的历史联想，毕竟华夏的史书清清楚楚地记载，当年金朝南下消灭了华夏政权北宋。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公开否认本国与金朝有直接联系。比如在1631年，他在给明朝将领祖大寿的书信中写道：大明皇帝并不是宋朝皇帝的后裔，我也不是金朝大汗的后裔。不得不说，皇太极的观点还是挺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皇太极这样宣称的真正目的，还是谋取广阔的天下。后金已经越来越强大，不需要借助于过去的完颜部的金朝来标榜自己的政权正统性，而应该剑指更宏伟的目标——重现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合二为一的辉煌。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的一幕，皇太极改女真的称呼为满族，改金朝的国号为大清，皇太极试图以此来淡化与华夏文明的对立。皇太极称帝之时，长城以南的华夏还在明朝的手中，漠北蒙古、西域各部以及青藏高原都还不受大清管辖，但皇太极显然志存高远。南面的明朝崇祯皇帝仅仅只是华夏的统治者，而皇太极则要做天下的统治者。

　　皇太极头脑中的“天下”，和试图维持朝贡制度的明朝的“天下”并不一样，它既包括从周朝开始历代华夏王朝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也融合了元朝的“大天下”的创造。

　　在元朝之前，华夏王朝的国号基本上都来自周朝的封国名，人们对于“天下”的想象来自遥远的周朝，是周朝利用青铜礼制所维系的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周朝的这套文化体系，而是自命为“大元”，实际上就是向整个世界宣称，元朝已经不仅仅是周朝的“天下”的继承者，而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下。毕竟元朝疆域远胜于华夏王朝，包含了草原文明、西域文明、华夏文明、高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等，已经突破了华夏王朝的疆土和文明范围。

　　明朝其实也是继承了元朝的天下概念，并没有采用周朝的封国名作为国号，而是选择了有着宗教色彩的明教的“明”字为国号。可惜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没能将元朝的天下完全收入囊中，最终明朝只是控制了昔日华夏王朝的疆域范围，朱家人只不过是华夏的天子，而不是天下人的天子。

　　不过明朝皇帝对于元朝的天下观还是有认识的，朱棣就曾经利用西域各国“谁拥有汗八里，谁就是天下的大汗”的观念，与这些国家积极开展外交，获得了很好的国际认同。甚至朱棣最终迁都汗八里，也就是北京城，也有些许这样的考虑，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天子，或者至少让周围各国认为自己有资格做真正的天子。

　　称帝祭天的皇太极也是这么定位自己的角色的，虽然此时汗八里还不在他手中，但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通过皇太极的精心构建，各个族群都被有效地纳入了八旗制度乃至清朝的体系之中，并肩作战，从而克服了王朝主导族群女真人人数过少的缺陷，清朝一统天下有了坚实的族群基础和强大的战斗力。

　　自身进取，广纳蒙古各部加入自己的阵营；机缘巧合，明朝内部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攻陷明朝的都城北京。1644年，清朝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入主华夏的机会，从越过山海关开始，到1662年杀死南明政权的永历帝，经过接近20年的浴火征战，清朝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的明朝势力，将广袤草原和宽阔华夏都收入自己的版图之中，重现了数百年前元朝的盛况。一个新的大一统政权矗立在东亚大地上。

　　清朝会是元朝的翻版吗？

　　草原的最后挽歌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所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都是横跨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政权，清朝与元朝仍然有着重大的不同，比如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对于元朝来说，它需要处理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和其他蒙古汗国的关系，蒙古系统之外的国家要么太遥远，要么太弱小，都对元朝构不成威胁。然而清朝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参与者，它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外部关系，比如，从遥远的西北步步紧逼而来的沙俄、从东南海洋上扬帆挺进的西欧列强。在应对外部挑战的过程中，清朝建立了与明朝、元朝都不一样的政权体系。

　　越过欧洲与亚洲的交界乌拉尔山，沙俄向西伯利亚的挺进是史诗级别的，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的半个世纪中，沙俄的哥萨克先遣队就从乌拉尔山横扫至东北亚的太平洋沿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毛皮和其他财物，尤其是名贵的黑貂皮。动物毛皮在古代是御寒的最佳材料，更何况明清时期正是北半球的“小冰河时代”，气温比现在要低，因此人们对于毛皮的需求更为迫切。沙俄在进入近代之初，工业化程度很低，与西欧各国没法比，因此毛皮、木材是它能够用于贸易的少数几种“特产”。

　　1643年，哥萨克人进入了黑龙江流域，这一年正是清军入关的前一年。哥萨克人在黑龙江流域一带修建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个要塞，前者位于黑龙江上游的支流格尔必齐河畔，后者位于黑龙江干流上游左岸。

　　东北地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不能容忍自己腹背受敌，于是出兵摧毁了这两个要塞。但是在清军撤退后，哥萨克人又返回再次修建要塞，控制了黑龙江流域。由于清朝的康熙大帝当时正忙于消灭南方反清的力量，无暇北顾，因此直到1682年，也就是平定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的三藩之乱的第二年，康熙大帝才着手处理背后的威胁。虽然兵力占优，但是清军与以西方火器武装起来的哥萨克人的作战并不顺利，清军包围了雅克萨却始终无法攻克。

　　经过数年的拉锯战，清朝和沙俄坐下来谈判，终于在1689年达成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从黑龙江的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一线以南的土地都属于中国，包括库页岛在内，这条界线以北属于沙俄；沙俄拆毁雅克萨要塞，全部撤回本国境内；两国开展边境贸易……

　　《尼布楚条约》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根据近代国际法的思想和原则签订的，谈判双方是平等的两国关系，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的北部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国境线！

　　目前发现，“中国”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出现的一句“宅兹中国”。不过，西周铭文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当时的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的一小块区域。此后20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中国”这个词汇经常出现，但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而不是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

　　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当时整个国家的国号是“大清”，但条约明确以“中国”这一词汇代指国家。清朝认定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也给予对方（俄国）主权国家的礼遇，这种国与国之间签订条约的方式，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算是一个新鲜事物了。此前汉朝与匈奴也好、突厥与隋唐也好、契丹与宋朝也罢，虽然有和谈与条约，但都不算是对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形式。

　　条约落笔，“天下”变革。此前明朝的朝贡体系是不允许其他政权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甚至在更久远的时代，华夏文明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自己的君主是天下人的君主，不能有人与之平级，自己的政权也是天下之中央，不能有其他政权与之匹敌。

　　清朝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康熙时代的清朝并不这么认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固然是双方实力的展现，但也和中华文明正在受到强烈的外来冲击有关。

　　就拿清朝参与谈判的人员来说，就包含了基督教的耶稣会士，其中一位是来自法国的让·弗朗索瓦·热比雍，中文名字叫张诚，另一位是来自葡萄牙的托马斯·佩雷拉，中文名字叫徐日升。两人都掌握了当时的国际法知识，并以他们的法律知识影响了康熙皇帝，进而影响了清朝在谈判中的表现。当时的谈判中，清朝和俄国都按对等的方式进行，条约的订立包括条约的写制、签署、盖印和互换，都遵守了当时的国际惯例。以至一些细节，诸如条约的正式文本使用拉丁文，用拉丁语作外交语言，对双方正式代表以阁下称呼，都合乎规矩。

　　对于清朝来说，它肯定会吸收明朝留下的朝贡体系的一些做法，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实力不强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时。但清朝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与明朝是不同的，因此必然会出现一些朝贡体系之外的做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清朝的早期，曾经风行亚洲东部的朝贡体系就已经开始向近代的条约体系转变了。

　　《尼布楚条约》不仅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是一次突破，而且对条约的另一方——沙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签订了有效力的条约，沙俄对于北亚大片土地拥有了主权，包括当地民众也成为沙俄的民众。更直接的利益是贸易方面的约定，两国不仅决定通商，而且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作为贸易市场。于是条约签订后，清朝先是允许沙俄派遣商队定期来中国做贸易，后来更是选定了边境上的恰克图（位于今俄罗斯与蒙古国交界）作为互市地点。恰克图市场在1728年首次开市，从此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中国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茶叶，俄国也通过这条重要的“万里茶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茶叶物资，整个俄国变得饮茶成风。俄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皮和其他皮革类制品，当时沙俄也的确没有其他能够用来交换茶叶的合适商品了。

　　当全球日益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一个重要事件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正是这样的重要事件，它绝不仅仅影响了沙俄和清朝，还直接影响了清朝当时的劲敌——准噶尔部。

　　1690年夏，大清的康熙皇帝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大汗各率大军，“会猎”于茂盛的乌兰布统草原上（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境内），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草原大战。

　　双方都有着极深的草原族群的背景，康熙的奶奶孝庄文皇后就是蒙古科尔沁部人氏，也就是野史中津津乐道的皇太极的妃子大玉儿，相传其与实力人物、小叔子多尔衮有着说不清的纠葛。而噶尔丹则是蒙古系准噶尔部的首领。

　　这里要介绍一下准噶尔部的源流。前文谈到自从也先称汗然后败亡后，瓦剌部盛极而衰，暂时退出了争雄草原的队列。经过100多年的蛰伏之后，瓦剌部众再度兴盛，并分为4个主要的部族：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四部同气连枝，往往结成联盟对外作战。其中准噶尔部渐渐成为四部中的最强大势力，等到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后，他击败竞争对手把四部联盟统一在自己的准噶尔旗帜下，并接受了当时的达赖喇嘛授予的“博硕克图汗”的称号，成为大汗。

　　称雄西域的噶尔丹梦想统一蒙古各部，再现过去蒙古帝国的辉煌，而他在统一整个草原的道路上的绊脚石，既有蒙古系的雄踞漠北的喀尔喀部，又有已经吞并东部蒙古地区和华夏的强大的清朝。喀尔喀部在噶尔丹的攻击下土崩瓦解后，准噶尔与清朝、噶尔丹与康熙在草原上正面交锋了。

　　与过去草原上大会战时骑兵军团之间的马弓激战不同的是，乌兰布统之战是一次掺杂了大量热兵器的战役。根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两军以大炮、火枪互轰，激战了一整天，最后以双方将士肉搏一决雌雄，可见战况之激烈。最终噶尔丹败逃，准噶尔部的势力逐渐衰落，整个蒙古高原乃至西域地区最后成为清朝的势力范围，从此，再也没有任何蒙古部落能够挑战清朝在草的世界的统治权。

　　噶尔丹与康熙为了争夺草原乃至天下的战争，令人不免回忆起400年前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大汗争夺战。噶尔丹与阿里不哥的政权，代表了具有浓重草原传统的单一草原模式的一方，而康熙与忽必烈的政权，则代表了兼具草原与华夏的混合模式的一方。战争的结果也如出一辙，拥有更多人口、更大经济力量且具有草原军事力量的混合模式战胜了单一草原模式。

　　400年过去了，两场战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忽必烈虽然击败了阿里不哥，但草原雄风仍在，元朝时蒙古草原上的各部仍然积极参与大汗/皇帝的争夺战，它们的向背直接可以影响元大都里谁会坐上至尊宝座。比如接替元世祖忽必烈做大汗的元成宗铁穆耳于1307年驾崩后，元大都内元成宗的皇后支持阿难答继承大汗之位，而在草原上拥有重兵的海山挥师南下，以武力压制了包括阿难答在内的所有挑战者，登上了元朝的宝座。

　　而明朝从始至终都受到草原上的蒙古各部的威胁，先是元朝残部，然后是瓦剌，再然后是土默特部、察哈尔部……直到清朝控制草原之前，草原铁骑仍是难以抵御的天纵雄兵，草原政权仍能给周边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后金政权为了获得蒙古铁骑的军事力量也要与蒙古各部广泛联姻。

　　然而在噶尔丹败亡之后，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最后一战爆发于1757年，两年后，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草的世界只剩下英雄末路的凄凉挽歌，自匈奴以来2000年的草原帝国时代落下了帷幕。

　　影响中华文明2000年的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战与和结束了，代表中华文明的清朝与北方的沙俄之间以清晰的国界线，把草的世界做了“遗产分割”。

　　北方的沙俄正是左右了准噶尔部命运的推手之一。我们前面谈到，清朝与沙俄在雅克萨曾正面交锋。其实从地理位置来说，准噶尔部在清朝的西方，与一路东进的沙俄更早接触。沙俄在准噶尔部北方修建的要塞，从时间上来讲比尼布楚、雅克萨等要塞要更早。活动在北亚、中亚的一些小部落曾经是准噶尔部的附属，向准噶尔部上缴实物税。但是沙俄渗透过来后，与准噶尔部争夺对这些小部落的税收权。

　　一方面当时噶尔丹还忙于摆平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也是见识到拥有热兵器的沙俄的强大实力，所以噶尔丹并未与沙俄有较大的冲突。而对于当时的沙俄来说，其所期盼的东方物产，尤其是华夏物产，比如茶叶，还需要经准噶尔部的地界输送过来，因此也不想与准噶尔部彻底闹翻，双方更多的是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事态的转折发生在《尼布楚条约》出台前后。面对沙俄在自己“后院”的步步紧逼，清朝的康熙皇帝并非不想把沙俄势力赶得远远的。但是一方面，清军未必真正有能力攻克雅克萨，更不用说拔掉尼布楚要塞；另一方面，康熙清楚地知道自己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远道而来的沙俄，而是草原西部的准噶尔部。

　　权衡利弊之后，清朝明智地与沙俄达成了《尼布楚条约》，解决后患的同时，还给了沙俄做贸易的机会，而贸易正是沙俄所需的。毫无疑问，在从清朝经过恰克图到沙俄的万里茶道开辟出来后，原本经过准噶尔部的贸易线路的价值就大大下降了。更为关键的是，茶叶的产地在清朝的版图内，而不在准噶尔部境内。沙俄与清朝做生意而不与准噶尔部做生意，这等于是买货直接找到了生产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沙俄方面很高兴，这个条约使自己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即“与中国人进行正式的和永久的贸易”。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欧各国通过海洋贸易发了大财的情况下，沙俄因为地理位置太靠北而无法进行大规模海洋贸易，因此能够在陆地上打通与中国的贸易线路，显得十分宝贵。

　　《尼布楚条约》给准噶尔部的外交以重重一击。条约签署后，噶尔丹的使者就被禁止前往沙俄首都莫斯科，只被准许他们进入北亚的伊尔库茨克进行交涉。噶尔丹向沙俄建议共同进攻蒙古其他部落的建议也被沙俄全部拒绝。面对来自清朝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噶尔丹急了，他派出的使者甚至向沙俄提出割地结盟的条件：“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建寨的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格德汗（即康熙皇帝）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即噶尔丹本人），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

　　即使是这样的优厚条件，也没能打动沙皇。毕竟沙俄修建雅克萨的目的是获取物产和贸易利益，现在条约达成，目的基本达到，为了雅克萨与清朝再闹翻，断绝了茶叶贸易，就得不偿失了。

　　沙俄作壁上观，噶尔丹就不得不与康熙一对一单挑了。1696年4月，康熙从战俘口中得到消息：卷土重来的噶尔丹军队由2万本部士兵和沙俄的6万士兵组成，双方已经达成协定，沙俄将派1000名火枪手以及一些大炮助阵噶尔丹。这个消息让清朝许多大臣非常恐慌，劝康熙不要进兵。但康熙识破了这个假消息，继续进兵，并在昭莫多（今蒙古国肯特山南）之战中彻底击溃了噶尔丹主力。

　　广阔的草原归属了清朝，清朝要面临过去王朝的相同课题：如何治理桀骜不驯的草原？

　　清朝给出的答案与过去的王朝完全不同。

　　早在皇太极时代，清朝就设置了理藩院这样的机构，负责管理蒙古各部。清朝理藩院所管理的“藩”与明朝朝贡体系中定义的外藩是不同的。在明朝的概念中，外藩并不属于中国，而是中国之外的政权。但是在清朝的概念中，理藩院管理的“藩”属于自己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它们和诸如朝鲜那样的属国是不同的。随着清朝疆域的扩大，理藩院处理的藩部也包含了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清朝对新疆天山南路的通称），而那些属国的事务则由另外的部门，比如礼部来处理。这说明，清朝认为这些藩部是自己的内部，而那些属国是自己的外部。清朝的这种思维和过去各个王朝用羁縻、封赏、和亲的间接方式控制草原势力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具体到管理上，清朝在蒙古、西藏、回部各藩部设置将军、大臣管理制度。比如：清朝在漠北蒙古设立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军事事务，设立了库伦办事大臣管理行政事务；在漠西蒙古也就是准噶尔故地，设立了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这些官员都直属于清朝中央政府，对藩部事务拥有绝对的军政管理权限，广大的藩部成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过去那种相对松散独立的、名义上归附实则独立的草原部落。

　　所以有学者说，直到清朝，这些藩部才真正实现了“内化”或者“中国化”。这种说法是从华夏王朝的角度考虑的，以华夏为“内”和“中国”。如果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来说，清朝实现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全国一盘棋”，第一次对草原实现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管理。

　　客观地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智商都够用，他们都梦想着能够对草原进行直接管理，实现草与禾的“天下一家”。可是为什么只是到了清朝，才实现了这一文明融合的伟大目标？

　　草原帝国时代的结束，只是因为噶尔丹败给了康熙吗？

　　当然不是，最终消灭草原帝国的决定性力量，来自整个世界的大趋势。

　　与元朝类似，清朝的建立者也是北方族群，在建立了横跨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政权后，两个王朝的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都放在了北方，首都叫元大都也好，叫北京城也罢，都远离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因此，清朝也面临着元朝曾经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最终要了元朝性命的粮食漕运难题。

　　那么，清朝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粮食需求的呢？

　　清朝与元朝在粮食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农作物品种。清朝运气很好，由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促使美洲作物向全世界传播，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抗旱的品种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并被善于农业经营的中国人民迅速地引种到全国各地，即使在北方干旱地区，也能够收获更多的粮食。

　　外来作物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有多大？

　　有学者曾经研究了明清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情况，发现在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口死亡率就会上升，到了17世纪后叶及以后，即清朝建立之后，这种季节性的死亡率上升现象就消失了，整体人口的年死亡率基本均衡了。换句话说，从17世纪后叶开始，中国社会逐渐从季节性的饥荒中摆脱了出来，在传统农作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国农民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

　　这新的食物来源，就是广泛种植在中华大地上的美洲农作物。

　　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玉米等新作物的口感虽然不如自己吃惯了的大米和面，但毕竟可以在每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提供口粮。过去由于耕地有限，人口增长超出了粮食能够养活的限度时，饥荒会频频发生。现在有了新的食物，很多人就不会被饿死。于是清朝时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过去各王朝极限的1亿多人口，增加到康乾盛世的3亿人口，进而增加到清朝末年的4亿人口。

　　到底是美洲农作物激发了清朝人口大增长，还是清朝人口大增长导致了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了美洲农作物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种植？这是个让人烦恼的问题，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了溢出粮仓的粮食，还是先有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呢？

　　有学者找来了明清时期全国1330个县的县志，研究从1550年，即从明朝晚期开始的县志中首次提到玉米的记载，以此来勾勒出玉米在古代中国的扩散路径和时间。结果发现，玉米是经三条线路进入中国的：第一条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甘肃，时间在1560年左右；第二条是从印度进入云南，时间在1563年左右；第三条是经海路从菲律宾进入福建，时间在1572年左右。

　　接下来，学者比较了种植玉米的县和还没种植玉米的县的人口密度差别。在剔除掉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后，数据表明，在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等几个时间点上，已经种植玉米的县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种植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种植玉米的时间越长，这个县的人口密度相对来说就越高。

　　根据这些研究，学者得出结论：是玉米等美洲农作物的种植，带动了明清时期人口的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迫使中国开始种植和传播玉米等农作物。

　　1776—1910年，玉米大约促进了中国人口增长14%；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400年，中国粮食增加量的一半以上是美洲农作物的功劳。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朝到达耕地所限的天花板后，美洲农作物的到来捅破了这层天花板，使清朝人口在前朝的基础上大幅增加。

　　美洲农作物的种植，除了使中国人口爆炸式增加外，对于文明的融合有什么影响？

　　影响之一在于，美洲农作物在北方地区的广泛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导致的北方粮食短缺局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清朝自然比元朝的底气更足。

　　与元朝类似，清朝还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全国的粮食供给平衡。除了利用大运河进行常规的漕运外，清朝时期的海运也开展得比较好，由于航海技术与船舶技术比元朝时期更为进步，清朝的海运比元朝更为发达，这也带来了全国经济带的又一次转移。继京杭大运河的兴起导致古代王朝的政权重心从长安、洛阳转移到大运河沿线后，海运的兴起使政权重心再次向东、向海边转移。海运促进了沿海经济带的兴起，天津、上海等城市迅速崛起。

　　影响之二在于，抗旱农作物的推广促使农耕区向北推进，挤压了过去的草原带。今天如果我们去内蒙古旅行，会发现内蒙古的南部甚至东北部已经广泛种植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清朝时期内蒙古的农耕区并没有现在这么广，但玉米等抗旱农作物突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让农耕区的北界大大向北挺进，纯粹的草原游牧区也就相对缩小了，此消彼长之间，草原族群的实力相对于农耕族群来说是削弱了。

　　甚至连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美洲农作物的普及过程中也逐渐成为清朝的粮仓之一。从雍正时期开始，清朝就经常通过海运的方式从东北地区向直隶、山东等地调运余粮，赈济灾民，平抑粮价。比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东北地区粮食大丰收，天津的海商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东北的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售卖。

　　回顾历史，当元朝末年红巾军在大运河沿线举兵发难时，元朝的大汗只能龟缩于元大都内，一筹莫展，而当清朝后期太平军攻占江南，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时，清朝却仍然可以有效地维持全国的局面，组织军队反击太平军，这得益于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增。如果我们要探讨清朝比元朝寿命更长的原因，那么清朝在粮食来源方面的多样化，特别是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清朝迈向“天下一家”的文明高度之时，草的世界相对地被挤压了。除了农耕区的北移之外，还有一种输入的物品让草原帝国无可奈何地从马背上跌落，这就是火枪。

　　正如前面所言，乌兰布统之战已经使用了大量的热兵器。草原帝国强大的根基是骑兵，而火枪、火炮的普及使农耕族群一改过去2000年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军事力量上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再借助本来就拥有的庞大人口和充沛的物资，装备有热兵器的步兵面对草原骑兵时已经呈压倒性优势。清朝能够击败准噶尔部，既有本身为混合政权的人口、资源优势，又有装备火器的清军相对草原骑兵占据上风等因素起作用。准噶尔部无法逃脱宿命，其他中亚草原汗国也无法逃脱宿命，整个欧亚草原带上的游牧王国纷纷灭亡。

　　草原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草的世界就只能接受被改造和被融合的命运。天下大势如此，这就是踏遍万里的蒙古时代过后，草的世界再也无法重现辉煌的技术原因。

　　天下的清朝

　　清朝的天下，超越了族群之间的隔阂，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个政权比起此前的那些混合政权，甚至比起曾经出现的元朝大一统政权来说，文明融合的程度更深。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虽然自然环境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从治理方式上，清朝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小差异”，巩固了对藩部的直接统治权，蒙古、回疆、西藏以及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都与华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清朝还在军事上实现了对藩部的有效指挥和管理，草的世界不再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同时，通过粮食与其他物资生产和调运能力的提升，清朝实现了全国粮食、物资的均衡配置，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难题。

　　那么，这算是禾的世界最终胜利了吗？

　　其实，禾的世界也变了。清朝遭遇了世界范围的天下大势，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应对世界的潮流，兼具草与禾的“清朝的天下”融入了整个世界，成为“天下的清朝”。

　　清朝面对的天下大势，从经济上讲是西方列强“挥舞着刀剑做生意”，从政治上讲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清朝是白银世界的一部分。前面已经谈过，清朝之前，不论是作为华夏王朝的明朝，还是土默特部这样的草原政权，都受到了白银资本席卷世界的冲击。清朝承接了此前的历史，也承接了白银资本的冲击。

　　清朝与元朝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清朝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里，必须和别人一起玩；而元朝则是依靠斡脱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与自己人（蒙古各汗国之间）玩。

　　甚至在后金还没建立的时候，东北地区就已经成为广阔的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明朝后期，中国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一个是东南沿海，大量的海商、海盗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纵横四海，在东亚、东南亚跨海经商，另一个就是不为人注意的东北地区。

　　16世纪，明朝皇帝每年都会赏赐大臣数以万计的貂皮和更多的狐狸皮，这些毛皮既有御寒的功能，也是明朝达官贵人们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么这些珍贵的毛皮是从哪里来的呢？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把貂皮卖给明朝和朝鲜的主要人群，一方面他们自己会通过打猎获取毛皮，另一方面他们会从生活在更北的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林中部落中换购毛皮，做转手贸易。直到17世纪后金崛起，与明朝连年征战，毛皮交易断绝，明朝皇帝的赏赐才取消了。

　　有人把明末东南沿海的海商描述成多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是自己做生意的商人，也是恃强凌弱的海盗，还是与官府、洋人交往密切的中介人。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努尔哈赤及其族人来说，这些身份也都具备：他们不仅自己做生意，而且依靠武力来保证毛皮货物的来源，还与明朝官府积极打交道。

　　清朝建立后，早期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清朝政府一度实行坚壁清野的海禁政策。在拿下台湾，稳定海洋政局后，清朝其实并不排斥海外贸易，虽然国家层面并不主动行动，但公平地说，也称不上严格的闭关锁国。

　　当时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出访清朝，希望进一步扩大贸易范围，但被清朝拒绝了。其实清朝并没有真的关上海洋贸易的大门，中国的茶叶、瓷器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世界市场，美洲白银经由各国商人带到中国境内就是确切的证据。清朝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控贸易。

　　但有时清朝面对世界局势也只能随波逐流，因为它已经通过白银和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元朝作为“商业帝国”，曾经大量使用白银，白银不足的时候就使用盐引作为金融证券来补充。从那时起，白银就在古代中国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国家财政的层面上。忽必烈为了笼络各个汗国，每年正月会在元大都举行朝贺仪式，来参加的黄金家族的汗王或代理人都能获得忽必烈的“定额赏赐”。白银成为联系蒙古各汗国的纽带，成为元朝控制其他政权的经济工具。

　　到了明朝中期，朝廷的著名首辅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了一条鞭法，把过去的税收进行简化，合并征收白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此之后一直延续到清朝，白银成为缴纳税赋的货币，而铜钱则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小额货币，大宗买卖也要用白银。

　　但是古代中国并未开采出多少银矿，明清时期国家经济运转所需的白银基本上要靠进口。白银的主要来源地，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洲大陆。当大量的白银涌入清朝时，经过复杂的经济过程，国家财政会积累很多的白银；当白银流入中断甚至白银外流时，国家财政就会遇到大麻烦，民众没有白银缴纳赋税，国家银库也会日益缩水。

　　比如康乾盛世时期，是一段白银涌入的美好岁月。根据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朝廷的收入包括地丁银近3300万两、盐课570多万两、关税540万两等，合计4800多万两；朝廷的支出包括兵饷1700万两、王公和官员的俸银94万两等，合计3400多万两。收入减去支出，仅这一年朝廷就有1000多万两的盈余。

　　乾隆后期的大学士阿桂曾经有一篇《论增兵筹饷疏》，里面清楚地记录，康熙帝的最后一年，国家部库有800余万两白银。到了雍正帝年间，逐渐积累到6000余万两，但是由于西北用兵，支出了大半。到了乾隆初年，只剩下2400万两，此后又不断积累，在没有增加赋税（这个说法我们姑且存疑吧）的情况下，国库却越来越充实，部库里积累了7000多万两白银。

　　乾隆皇帝能够游山玩水，到处题字，真得感谢当时大量涌入中国的白银，给清朝带来了可观的财政盈余。

　　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继武力统合了不同文明区域后，清朝能够以充沛的白银作为财政基础，实现了全国经济“一盘棋”，通过税收获得白银形式的赋税，特别是有效获取来自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税收，再通过财政学中所说的转移支付手段，给广袤的藩部地区——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回疆输送白银，从而达到从经济上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

　　在国家财政盈余不断的时候，清朝从经济上对广大疆域进行了有效整合，从文明融合的力度和广度看，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前辈——元朝。

　　可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白银可以让清朝飞上天空，也可以让清朝跌落地面。

　　在1775年左右的时候，流入中国的白银出现了逆转。那时，也许由于银矿枯竭，也许由于时局动荡，来自日本、越南、缅甸、朝鲜等地的白银供应全部都停止了。当时清朝处于乾隆统治的后期，国家的白银输入基本上要依靠美洲白银的供给。“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的美洲大陆兴起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墨西哥、海地等国相继独立，导致当时美洲白银产量大幅减少，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当然也减少了。

　　世界经济的巨变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当时世界列强已经先后进入金本位的时代，也就是以黄金作为货币基础，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引领着世界金本位的潮流。这些国家拿到白银后，一个主要用途就是输送到还坚持银本位的清朝去，换购自己需要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产品。由于白银产量减少，这些国家手里没有了白银，因此向中国的采购就减少了，流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也减少了。

　　清朝民众缺少白银来缴纳赋税，清朝国库中的白银收入大幅减少，但是支出并没有减少，于是清朝陷入了白银财政的危机，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明朝末期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白银危机。这成为清朝走向衰落的经济原因。

　　积贫积弱的清朝迎面撞上了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英国、法国等列强，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对外作战的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但是从列强的角度讲，这些“挥舞着刀剑做生意”的洋人其实并不想换掉清朝政府，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做生意赚钱，而一个能够管理东方这片土地的清朝政府还是很有价值的。

　　真正要了清朝性命的是来自西方的思潮——民族国家的理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清朝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和沙俄打过交道，并签署了条约，这被认为是过去的朝贡体系向近代国家转变的标志之一。

　　随着清朝与外部世界不断打交道，特别是清朝后期屡战屡败的现实，让清朝不断转变对本国的看法。比如，清朝前期还是秉承了明朝的天朝上国思维，在外交文件中往往使用“天朝”来代表自己，即使到了道光皇帝前期，仍然以“天朝”自居。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外交文件中“天朝”字眼的使用次数开始减少，相应地，“中国”这样的称呼使用频率增加了。在对英国的外交文件中，还开始使用“大清国”这样的称呼，说明在现实面前，清朝越来越把自己看成世界万国中的一员。

　　学者统计，咸丰年间的外交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最初五卷中“天朝”出现了5次，到了光绪年间的《清季外交史料》中，“天朝”已经几乎不出现了，出现在史料中的自称主要是“大清国”或“中国”。

　　但是，清朝在越来越接受近代国家概念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民族国家概念的影响。当时的世界，列强高举各自的民族与国家的大旗，以团结本国民众，形成更强的竞争力，比如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法兰西民族和法国，诸如此类的观念风靡近代世界。这样的观念传入中国，清朝的麻烦就大了。

　　因为清朝的最高阶层统治者是满族人，而满族人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原本清朝统治者通过“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可是在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增强后，满族人之外的各个族群，尤其是汉族人觉得，本民族为什么要接受满族人的统治呢？这个国家应该是汉族人的国家，是时候该换掉满族统治者了。

　　边疆族群也抱有类似的想法。随着列强的势力从四周向清朝渗透，清朝后期，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阿古柏事件、外蒙古独立运动等。这些事件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大趋势来说，正是近代全球民族国家思潮影响的结果。

　　清朝前期构建的“天下一家”的大好局面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朝政府垂死挣扎，尝试着“预备立宪”，通过分享部分权力的方式笼络已经与自己“离心离德的各族人民”。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太平天国和其他一些农民起义虽然没有掀翻变得虚弱的清朝，但极大地削弱了人数较少的满族统治者对全国的控制力，不论是钱还是枪，都已经脱离了满族人的控制。于是，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曾经纵马奔腾打下万里天下的清朝统治者竟然毫无抵抗能力，就在辛亥革命这样一次“低烈度”的革命中走向末路，和昔日元朝的土崩瓦解一样轻松。

　　历经两千年的文明整合，至清朝终于形成的天下一家的文明形态，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就这样轻易地灰飞烟灭了吗？

　　当然没有。清朝虽然灭亡了，但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仍然在发挥自己的价值。文明的融合实属不易，一旦融合后，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推翻清朝的革命者发现，要想维持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就不能完全照搬民族国家的概念，单纯地打造一个汉族人的国家，那只会让国家走向四分五裂。晚清民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既包括了西方传来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又继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形成的超越族群、文化隔阂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更符合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的融合局面的现实状况。

　　英雄所见略同，清末的革命者曾经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但是很快，当民国新生的时候，口号就转变为“五族共和”，强调中国境内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国家。再到后来，日本全面侵华，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状况，仁人志士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正好印证了梁启超呼吁的“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的主张。

　　从清末到民国短短的几十年间，虽然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人们就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概念迅速地达成了共识。这不是因为人们迅速地学习了世界上新的思潮，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固守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文明融合的成果。很多概念的名称看似新鲜，其实其内容实质早已经融入了草原与华夏、丛林与雪域的广大群众的头脑之中，早已经在历史上实践了数百年至甚上千年。

　　清朝被推翻了，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崩解，剪不断、理还乱达数千年之久的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终于化作人们心中共同的国家与民族认知。当古老的中国站在现代世界的大门口时，草与禾已天下一家，携手迈向天下大同。

　　从明朝中叶到清末近500年间，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持续上演分分合合的剧目，可是舞台的背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近代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白银、火枪重塑了古老大陆上的政治、军事格局，美洲农作物改变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经济格局。草的世界无可奈何花落去，清朝得以打造了继元朝大一统政权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政权，而且更上层楼，清朝的天下在文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越元朝，并稳定地维持了长达200多年。

　　这500年中，在此前数千年文明融合积淀的作用下，在更广泛的天下大势的影响下，中华文明迎来了成熟的清朝大一统政权模式，草与禾天下一家。然后，不管身处历史中的人们是喜是悲，天下大势冷漠地推动着清朝走向近代与现代，清朝的天下融入了世界，变成了“天下的清朝”，并导致了王朝的终结。而根植于人们内心的中华文明，继续前行，并未终结。

　　历史贴士·哥伦布与苗族女人的银饰

　　中国南方大山里的苗族女性以佩戴大量银饰而闻名，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苗族女性可能自古以来就有喜戴银饰的风俗习惯。但其实，没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苗族女性的华丽银饰。

　　明清时期，中国江南的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富庶起来的江南人家为了建造更气派的房屋，或者仅仅为了在冬季更加暖和，需要大量的木材。然而江南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附近乃至周边地区的森林被过度砍伐，优质木材已经告罄。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木材，商人们带着赚到的美洲白银，深入中国西南的云贵川山区，这些新的木材产地往往位于长江上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是包括苗族人在内的少数族群的聚居区，购买的木材从苗族人的山岭通过水路被运送到江南。历史学家在文献记载中观察到，在18世纪，木材商人的脚步遍布全国，有些木材要从原产地漂流千里运达目的地。

　　木材离开了苗族人的大山，美洲白银则留在了苗族村寨里。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同，苗族村寨还处于较为自给自足的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他们知道白银是好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却较少使用白银。于是，他们把白银当成了权力、礼仪、艺术的材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或艺术品，而不是把白银当成货币来使用。当然了，把大量的白银穿戴在女性的身上，这本身也是一种储存财富的方式。

　　放眼18世纪的全球贸易网，清朝并不是很需要来自洋人的商品，所以洋人要获得中国商品，往往要用清朝的“官方货币”，即白银来购买，大量的美洲白银因此流入并沉淀在清朝境内。清朝和外部世界的这种贸易关系，其实也正是苗族村寨与江南的贸易关系的翻版：江南需要苗族村寨的木材，于是拿美洲白银来交换，这些白银流入苗寨，流到女性的身上，变成了服饰。就这样，哥伦布发现美洲所激发出来的白银洪流，有一部分的最终归宿竟然是中国西南山区的民族村寨。

　　这说明，即使在清朝中期，世界已然是一个经济整体，清朝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世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