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谁来兴复汉室
建兴元年秋八月，忽有边报说：“魏调五路大兵，来取西川：第一路，曹真为大都督，起兵十万，取阳平关；第二路，乃反将孟达，起上庸兵十万，犯汉中；第三路，乃东吴孙权，起精兵十万，取峡口入川；第四路，乃蛮王孟获，起蛮兵十万，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轲比能，起羌兵十万，犯西平关。——此五路军马，甚是利害。”
——《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脍炙人口，位列中国四大名著。但演义毕竟不是史书，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写作距离自己已有1000多年的三国故事的时候，许多细节描写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这个第五路的番王轲比能。
历史上是否有轲比能这个人物呢？这个人物不仅存在，而且还充满了传奇色彩。不过他是鲜卑一个小部落的人，并不是羌人，所以说他能“起羌兵十万”，是搞错了他的族群归属。
在此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轲比能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鲜卑故事。前面已经讲述，北匈奴被东汉联合南匈奴和其他势力赶出了草原，这就留下了一大块权力真空地带。位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鲜卑趁势而起，不断壮大。
在汉桓帝时期，鲜卑出了一个英雄人物——檀石槐，他基本上统一了鲜卑各个部落，让鲜卑一跃成为草原上最为强悍的势力。草原上短暂的混乱过后，强大的势力崛起了，草原的再度统一似乎呼之欲出。
草原上的这种趋势够让华夏王朝头疼的。东汉可不希望在扳倒匈奴后，又冒出来一个草原帝国来威胁自己。177年，东汉兴兵讨伐拒绝接受册封并屡屡犯边的鲜卑，三路大军出塞两千里。檀石槐也从东、中、西三路迎战，从这个细节猜测，鲜卑很可能也沿袭了匈奴的三翼制度，这应该是草原政权的政治、军事传统。这次战争以鲜卑大获全胜而结束，汉军三路统帅都只率领数十骑逃回。当时蔡文姬的父亲蔡邕上奏说，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一时之间，鲜卑让东汉难以招架。
面对草原上冉冉上升的鲜卑政权，东汉决定新瓶装旧酒，提出授予檀石槐“王”的称号，以及赏赐等条件。东汉显然希望檀石槐能够像南匈奴一样臣服于汉朝，管理好草原各部落，不要让他们骚扰边境。但是檀石槐对东汉的朝贡制度不感兴趣，一口拒绝了东汉的提议。檀石槐虽然也很喜欢东汉的各种物产，但是不愿意用鲜卑的独立来交换。虽然有个别鲜卑部落会被东汉给的赏赐和互市交易吸引，接受东汉的朝贡制度，但是草原上最强大的鲜卑势力则游离于东汉之外。
檀石槐如此强硬的态度，表明在他心目中，他麾下的鲜卑与南方的东汉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檀石槐并不是以草原上一个分裂政权的首领来面对东汉，而是以一个草原大国君主的姿态来与周边政权打交道的。匈奴帝国的覆灭也才过去几十年的时间，草原游牧族群应该还记忆犹新，檀石槐也许会认为，鲜卑就是匈奴在草原上的继承者，因此鲜卑理应拥有昔日匈奴帝国面对四邻时的外交地位。
但东汉显然不这么看待新兴的鲜卑，东汉皇帝面对鲜卑的策略类似于对待南匈奴，希望对方以“臣”的姿态出现。
东汉出价低，檀石槐的鲜卑要价高，这生意暂时是谈不成了。不过草原的鲜卑和华夏的汉朝还没等到用力掰掰手腕的时候，就都各自出了大问题。
几年后檀石槐死了，鲜卑分裂成三部分：一部由檀石槐的后裔步度根统辖，活动于今山西北部一带；另一部活动于今河北和今辽宁交界一带；还有一部就是轲比能的势力，活动于另外两部之间偏北的草原上。
分裂后的鲜卑暂时丧失了称霸草原的实力。轲比能虽然是鲜卑一个小部落的人，但是因勇猛、公平、不贪财物，天生具有领导才能而成为首领。他还趁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吸纳许多从华夏逃来的民众，借此也学习了一些华夏的文化和技术，势力渐大。
当三国时期的一代英雄曹操逐渐统一黄河流域的时候，轲比能不敢逆其兵锋，对他来说，首要目的是重建檀石槐的伟业，先统一鲜卑，在草原上扩张，因此他尽量维持与华夏强大的曹魏势力之间的和睦，并不主动挑战曹魏政权。史书记载，220年，轲比能还派人向曹魏政权贡献马匹，曹丕封轲比能为附义王。
轲比能顺从地接受了曹魏的封赏，接受了自己只是曹魏的一个“王”的臣子角色。这说明他的鲜卑部落与檀石槐的势力是无法相比的，毕竟轲比能连鲜卑族群都没有统一。四分五裂的草原在面对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时，是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但轲比能绝不是草原上顺从的绵羊，而是随时可以攫取利益的“狼王”。231年，蜀国的诸葛亮再出祁山，攻打魏国，同时与轲比能串通，遥相呼应，意图夹击魏国。所以《三国演义》中番王轲比能攻打蜀汉的桥段，完全搞反了史实，不是曹魏拉拢轲比能伐蜀，而是蜀汉要拉拢轲比能伐魏。这次南北夹击的战略并没有实现，诸葛亮被击退，轲比能也撤回草原。
不久之后，轲比能就杀死了步度根，兼并了后者的鲜卑部落。眼看着檀石槐统一鲜卑的伟业就要在轲比能手中再度实现了。东汉对檀石槐的担心现在变成了曹魏政权对轲比能的担心。于是，235年，曹魏方面的幽州刺史王雄派出勇士刺杀了轲比能。鲜卑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强力领袖，再度分裂。曹魏终于松了一口气。
轲比能的兴亡，其实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面对的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那个纷乱的时代，并不只有三国之间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剧情，还有他们与不同的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复杂纠葛。
被华夏史书和演义忽视的细节是，决定三国命运的不只是它们之间的战争和攻守，少数民族势力也是决定天下大势的重要因素。谁能够吸收更多的少数民族力量，谁就会在三国鼎立中握有更大的胜算。
还是让我们先从曹魏政权说起。轲比能和他的鲜卑只是曹魏政权要面对的北方草原势力中的一支，与曹魏瓜葛更深的是蹋顿和他的乌桓。
还记得被冒顿的匈奴攻破的东胡吗？鲜卑和乌桓都是东胡的后裔。
学者们猜测，东胡被匈奴击败后，一部分并入了匈奴族群之中，另一部分则向东、向东北方向撤退。撤退的其中一支躲避在乌桓山附近，也就是今东北地区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北部大兴安岭山中；另一支更加向北，躲避在大鲜卑山附近，也就是今大兴安岭的北部山中。这两支东胡后裔逐渐发展为乌桓和鲜卑族群，并在匈奴逐渐衰落时趁机扩张，渐渐发展成为东部草原上的两大势力。
那个时期，大致上乌桓在西拉木伦河以南活动，鲜卑在西拉木伦河以北活动，后来才逐渐向南、向西迁移。
乌桓更加靠近东汉领土，所以在北匈奴仍然是草原霸主的时代，乌桓的倒向成为东汉与北匈奴竞争的重要一环。乌桓不仅要与东汉、北匈奴打交道，而且要面对更北方的鲜卑的挑战，地缘政治险恶。因此，乌桓与东汉一拍即合，愿意搞好关系。
早在49年，汉光武帝以大量的钱和丝绸作为赏赐，成功地将乌桓纳入东汉的朝贡体系之中。很多乌桓首领前往南方朝觐东汉皇帝，与南匈奴的待遇类似，乌桓部落被允许居住在东汉边境各郡，朝廷甚至还给他们提供衣食，他们则承担起保卫东汉边境，对抗兴起的鲜卑和衰落的北匈奴的军事义务。
彪悍的乌桓甚至成为东汉镇压境内叛乱的军事力量。例如165年，2.6万名幽州和冀州的乌桓步兵与骑兵被调往南方，平息零陵和苍梧的大规模蛮人地方叛乱。太尉张温也曾派遣3000名幽州乌桓骑兵前去协助镇压凉州的叛乱。乌桓骑兵在汉朝的声望如此之高，连皇帝都挑选了数百名乌桓人作为皇宫警卫。
《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乌桓与袁绍势力有着友好的关系，乌桓的首领蹋顿收容了逃过来的袁尚、袁熙，与曹操对抗，后来被曹操长途奔袭击破，蹋顿也被大将张辽斩于马下。关于乌桓的这段描述倒是与史实很接近。蹋顿的乌桓的兴盛还在轲比能的鲜卑之前。蹋顿一度统辖乌桓和华夏逃难来的汉族人口多达30多万，于是史书称蹋顿“以雄百蛮”。蹋顿与袁绍势力关系很好，所以在曹操打败袁绍后，仍然支持袁绍的儿子们攻打曹操势力。为此，曹操终于下定决心远征蹋顿，彻底解决北方草原上的这股强大势力。
《三国演义》中把曹操的出兵描写成了追击袁尚、袁熙。但即使没有袁氏的余党，恐怕曹操还是会与乌桓一决雌雄，毕竟蹋顿的乌桓对华夏政权的威胁太大了。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曹操的这次长途奔袭其实十分凶险，选择了一条偏僻的路线，又穿过了鲜卑部落的控制区，直接杀向乌桓的都城——柳城，并在柳城遭遇乌桓数万骑兵的阻击。战况细节暂且不论，最终的战果是蹋顿被杀，曹操收降了各族人口20余万，然后一路艰辛地返回了邺城。
史书中对于这段历史的描写，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决战的地点是柳城，也就是今辽宁省朝阳地区，这里差不多是北方大草原的东部边界了。乌桓竟然建设了一个固定的城，并且还有大量居民居住在这座城里，这表明乌桓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草原游牧部落了，它融入了许多非草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考古学证据表明，乌桓虽然主要还是一个游牧族群，但乌桓人也种地，收获糜子一类的农产品。通过吸纳汉族人，乌桓也拥有了各种手工业。
反观来自华夏的曹操大军，曹操的战法实际上是一种草原军事方式，以突袭的骑兵作为主要打击力量。这至少说明曹操的阵营中已经包括了来自草原的军事力量，至少是起源自草原的军事力量。这也说明了从东汉接纳南匈奴定居于长城地带以来，华夏北方源自游牧民的族群人口越来越多，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正在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华夏王朝的内部事务。
乌桓与曹魏的这些有趣细节，向我们揭示出汉末天下大乱之时草原与华夏之间逐渐吸纳彼此的情景。
这一次险胜让曹操付出了著名谋士郭嘉病死的代价，不过终于解决掉了来自草原的心腹大患，而且整编了乌桓的骑兵，随曹魏征战四方，这就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天下名骑”。许多乌桓民众也被迁入塞内，成为官府的编户，定期缴纳赋税。但是，乌桓被击溃后，鲜卑又崛起，直到轲比能被刺杀，曹魏的北方边疆才得到短暂安宁。
公平地说，曹魏所面临的少数民族势力，是三国之中威胁最大的。但曹魏本身也是三国之中最为强大的一方，并凭借艰苦卓绝的征战，瓦解了数个潜在的草原敌手，甚至化敌为友，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增加了税收收入，可谓相当成功。
与曹魏政权呈三足鼎立之势的孙吴、蜀汉政权，同样在这一时期积极吸纳少数民族势力，充实自己的力量。
对虎踞江东的吴国来说，威胁不只来自气焰嚣张的魏国和反复无常的蜀国，在自己的疆土之内就有心腹大患，那就是山越。
秦汉甚至更早的时期，中原人就称呼今东南沿海山区的土著居民为百越，在那片广袤的崇山和密林中有大量的部落，部落民众被统称为越人。山越就是百越的后裔之一，在东汉到三国时期，他们主要活跃在扬州、荆州的山区里，这些地方恰好都是吴国的心腹地带。山越人很早就开始在山区种植粮食作物，一些地方的山越人甚至还能够冶铸铜铁、制造兵器和农具。从人口数量看，山越是吴国境内仅次于汉民族的第二大族群，不可小觑。
山越占据险峻的山岭，基本上不受外界官府的管辖，也不向官府缴纳赋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与官府发生冲突，互有劫掠。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从自己的哥哥手中接管了东吴政权，立刻就开始了征伐山越的军事行动，此后的30多年间，东南山区烽火不绝。
孙权连年用兵山越，并不只是想维护东吴疆土的安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以战养战”，通过征服山越各部落，把山越人吸收到东吴政权内部，把山越人变成自己的军队，变成自己的民众，增强自己与魏蜀两国争霸的力量。这和曹操对待乌桓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对东吴来说幸运的是，山越并不像乌桓或者鲜卑那样有着强大的势力，山越人的部落往往在山中各自为战，因此容易被建制完整、人数众多的东吴军队各个击破。东吴的许多名将几乎都有镇压山越、整编山越的经历。比如诸葛恪镇压了丹阳郡的山越后，俘获人口达10万左右，从中得甲士4万，其中自己统领1万，其余的分赏给属下诸将；陆逊在平定东三郡的山越后，挑选其中强健者为兵，得到精兵数万；贺齐在镇压了建安山越后，从中征兵万人……
到底有多少山越人被整编成为东吴军人，很难说得清楚。根据粗略的史料统计，东吴军事力量鼎盛时期大约有30万大军，最后投降晋朝的时候，也还有20万大军，其中山越军团就占了10万之众。没有山越军团的支撑，东吴可能根本就不能坚持那么久。
除了军事力量的补充外，被征服的山越人还成为东吴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整个东吴割据时期，在山越聚居区建立了10个郡，把大量的山越人口纳入官府的郡县管理体系内。大批山越人走出深山，移居平地，成了当地郡县的编户，并同汉族人一起承担官府的赋税和徭役。他们一起开发当时并不富庶的江南地区，变荒山野岭为良田美地，促进了江南的迅速繁荣。
东吴政权也因此增强了国力，在三国鼎立中硬抗外敌，不落下风。
目光再转向蜀国。在《三国演义》中，南王孟获是个衬托诸葛亮神机妙算、以德服人的配角，经过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最后心悦诚服，效忠蜀汉。在历史上，诸葛亮南征是与南中叛乱有着直接的关联，但孟获只是影响蜀汉安危的南中叛乱中的一个地方将领而已，并非叛乱的统帅。本章开头所谓的五路大军伐蜀桥段里也包含了孟获的一路，其实南中叛乱早在刘备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
南中地区主要是指东汉的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和永昌郡，合称为南中四郡，大致在今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一带。南中地区多山川，比山越活动的东南山区更加险峻，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经过秦汉时期的融合，迁移过来从事屯垦活动的汉族人也为数不少。于是在南中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族群共同治理当地的局面。
汉族移民包括秦汉以来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的上层人士，经过几百年的相互融合，汉族人变得更加当地化，而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也吸收了许多汉族人的思想与文化，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区别并不明显了。
由于南中地区天高皇帝远，再加上刘备的蜀汉是夺取了益州建立的，刘备的势力属于外来者，因此南中地区的汉族大户和少数民族首领对蜀汉并不是很顺服。再加上东吴的孙权不停地在旁边煽风点火，积极策反南中地区，在刘备还在世的时候，南中地区就已经有了反叛的火种。
比如孙权就曾经派人引诱益州郡的首领雍闿归附自己，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太守。其实雍闿从来也没拿下过永昌郡，但雍闿的造反是实实在在的。越嶲首领高定、牂牁郡郡丞朱褒和雍闿一起叛乱，史称“南中叛乱”，几乎搅动了蜀汉名义上所控制疆域的一半。其中高定的角色有点像《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孟获，俨然是叛军的最高首领。而历史上的孟获只是雍闿的一个手下而已。益州郡的一些部落并不愿意跟随雍闿反叛，于是雍闿派孟获去煽动他们，说蜀汉命令这些部落上贡前胸都是黑色的黑狗300头、螨脑3斗、3丈（约10米）长的断木3000根。这些部落信以为真，于是都跟着雍闿造反了。
南中叛乱之初，蜀汉正忙于和东吴在荆州的争夺战，腾不出手来平定叛乱。直到吴蜀夷陵之战结束，刘备病逝，诸葛亮经过充足的准备后，终于在225年春正式发兵，讨伐南中叛部。
与山越类似，这些南中叛部也是各自为战，最终被诸葛亮一一击破。然后，诸葛亮为了便于管理南中，对四郡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同时把南中地区的大批汉族大户人家和少数民族首领迁往成都。经过大约20年的治理，南中地区终于安稳下来。那个归降蜀汉的孟获，最后在蜀汉朝廷中官至御史中丞，也算颇有荣光了。
南中地区的少数族群也成为蜀汉的兵源，诸葛亮曾经迁移万余家到蜀地，组成五部，号为飞军。除此之外，南中地区还出产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这些物资充实了蜀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从三国时代对少数民族的吸收角度看，与秦汉时期的统一王朝相比，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虽然秦汉时期依靠武力扩大了疆域，比如长城地带、辽东、东南沿海以及西南方向的云贵高原，但是武力征服只能带来浅层次的区域融合，比如在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秦朝和汉朝实际控制的仅仅是一些交通要道上的据点、一些可供耕种的山间盆地，周围山区里的少数民族并不服从管理，更不用说融入整个国家中了。
这些新纳入华夏文明疆域的地区真正开始融入文明圈，正是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先靠武力征伐，后靠管理和经营，把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政治、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文明、文化也开始相互吸收。经济与文化的融合，才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
所以三国时期看似是战火连天的大分裂时代，却也实现了华夏文明圈的扩大和深化，尤其是在蜀国和吴国的南方区域。
不过，文明的融合并不会是单向的，华夏文明在吸纳周边区域少数民族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周边的影响甚至冲击，并孕育了下一次分裂的种子。
这颗引发不安的种子，其实正来自华夏王朝的“老朋友”——匈奴。
匈奴不是已经被汉朝扳倒了吗，怎么会再次咸鱼翻身呢？我们要书接上回，从融入华夏王朝的南匈奴后裔谈起了。
南匈奴臣服于东汉王朝，并在与北匈奴对抗时吸收草原上的匈奴人口。北匈奴瓦解后，也有大量的匈奴人在鲜卑、乌桓等的攻击下，被迫投靠东汉麾下。因此，虽然匈奴帝国已经消失了，但众多的匈奴人仍然是塞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考古学家曾经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发现一批小型的砖室墓。根据墓葬的建筑方式和出土的器物大致推断，它们应该不是典型的中原式墓葬。几乎每个墓葬内都会出土一件鄂尔多斯草原风格的青铜釜，这种带有明显游牧民特点的青铜釜在中原地区很少出现，说明当时一些游牧民已经在中原腹地定居生活了。考古人员还在这些墓葬内发现了串珠、金耳环、短剑、绿松石等器物，这些都与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不太相似。
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大致推测，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匈奴人。墓葬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当时在中原腹地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匈奴人生活，可想而知在长城地带生活的匈奴人就更多了。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汉献帝从长安逃亡时，当时匈奴部落的首领之一于夫罗曾经救援并保护汉献帝。这一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其实大有深意。
首先，这说明匈奴人认同东汉王朝的皇帝权威。其次，于夫罗在血缘上属于匈奴单于一脉，而匈奴许多代单于都曾与汉朝皇室联姻，因此在于夫罗看来，汉献帝也是自己的亲戚，现在亲戚有难，自己责无旁贷要去救援。
听上去于夫罗似乎在高攀皇室，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人眼中，匈奴单于一脉与汉朝刘家一脉合在一起，是整个亚洲东部最显赫的家族。不论是匈奴单于还是汉朝皇帝，都是血缘传承，非自己一脉不得当单于或皇帝。到了南匈奴时期，两个家族又多次通婚，俨然就是一家人。所以于夫罗的血脉身份在华夏也是相当显赫的。
与乌桓和鲜卑类似，于夫罗的匈奴势力同样生不逢时，在遇到曹操这个旷世王者的时候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于夫罗死后，他的弟弟呼厨泉成为匈奴单于，却被曹操强留在邺城。南匈奴被分成5部，每一部以匈奴人为帅，以汉将为司马，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了曹魏政权手中。于夫罗的儿子刘豹被封为左部帅，统领一部。
等等，于夫罗的儿子怎么姓刘呢？
其实这并不奇怪，由于与汉朝皇室有亲戚关系，因此匈奴单于一脉在华夏生活时，有时也会取汉姓汉名，而且以皇家的刘为姓，可显其地位的尊贵。等到刘豹去世，他的儿子刘渊接替左部帅职位时，曹魏已经是明日黄花，华夏进入西晋时代了。
经过三国时期的征战与融合，到了西晋的时候，周边少数民族迁到华夏生活的越来越多，有的是被华夏王朝强行迁入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投诚过来的。根据西晋名士江统的说法，当时关中百万人口中，已经有将近一半都是少数民族了。甚至早在曹魏的时候，名将邓艾就发现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相当可观，他主张把这些少数民族重新逐到塞外，避免生乱。
但是，三国到西晋时期，华夏政权的麻烦不是人口多了，而是人口太少。曹操《蒿里行》中那句著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战乱导致华夏凋敝的生动写照。
从三国时期具体的人口统计看，蜀国灭亡时有28万户94万人，吴国灭亡时有52.3万户230万人，魏国灭亡时有66万户443万人。虽然三个政权人口统计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如果将三国人口就这么简单相加，总计是767万，只不过是东汉时期5000多万人口的1/7左右。当然这些统计数字只是政府掌握的编户的人口，在编户之外确实也存在数量可观的流民。不过总体看，动荡的三国时期，华夏文明圈的人口经历了大幅减少是确定无误的。人口多少代表国力的强弱，所以华夏各政权有意无意地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人口充实自己的国力，是有客观动力的。
如果统一了三国的西晋王朝能够安定团结，境内即使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倒也没太大麻烦。偏偏西晋统治阶层司马氏自己厮杀起来，史称“八王之乱”。
混乱之中，于夫罗的孙子刘渊站了出来，以匈奴五部为班底，形成了一方势力。304年，刘渊筑坛设祭，设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并设了汉高祖等人的神位进行祭祀。在刘渊看来，蜀汉是汉朝的继承者，“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我汉”二字，揭示了匈奴血统的刘渊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是一个汉族人了，毕竟他在华夏王朝中任职的时间很长。
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就这样，在汉朝被曹丕终结80多年后，一个匈奴人宣布，现在我来做汉王、大汉皇帝，汉朝在我手中光复了！
这听上去是有点古怪，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刘渊确实有血缘资格来继承大汉王朝的正统。刘渊死后谥号“光文”，他被放到了与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同等的地位。
刘渊称帝后不久病死，但他建立的汉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西晋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316年，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投降汉国，西晋灭亡。中原地区的士族为了躲避战火，带着家眷和民户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迁徙，史称“永嘉南渡”；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入主中原，填补大批汉族人南迁留下的空间。
偏安于南方的东晋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是华夏王朝的正统，幻想着冥冥之中的“天命”能够帮助他们收复中原，天下再度统一于晋。可惜这只是幻想，当时南方的经济基础远远逊色于开发很早的中原地区，融合了草原部落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实力也强于东晋。东晋的数次北伐无功而返，好在他们也抵御了来自北方的大举进攻。
从道理上说，曹魏篡夺了汉朝的基业，司马氏的晋又篡夺了曹魏的基业，然后被匈奴人的汉国赶跑，天命说挺勉强的。
站在这些占据了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的角度，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管理华夏呢？
这次时局动荡最初源于东汉末年汉朝政治、经济秩序的崩溃，主要是由带有宗教色彩的黄巾之乱触发的，其实和在北方生活的少数民族并无关系。西晋短暂统一三国后发生了内乱，很多少数民族是被华夏政权引过来协助自己的，这些少数民族甚至致力于恢复汉朝的那套政治、经济秩序，刘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使在魏晋之后的大乱局中，各路少数民族的主流人群原本就居住在汉朝疆域，并非突然之间冲破长城南下的入侵者。
乱世出英豪，曾经被吸纳并长期蛰伏于东汉和魏晋之下的各部落纷纷崛起，他们当然关注所谓的“天命”问题，要把正统抓在自己手中。在汉朝覆灭之后，各个华夏政权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话语权。只是由于这些部落追根溯源来自长城以北，因此他们心目中的“天命”，与东晋这样的汉族人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拿刘渊的养子刘曜来说，他对刘渊的那套恢复汉朝秩序的思路并不认同。刘渊骨子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汉族人”，但是刘曜生长于自己的部落之中，有着浓郁的草原文化背景。319年，他把刘渊建立的汉国的国号改为赵，因为他曾被封为中山王，中山属于古代的赵地。不仅如此，他还诏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
刘曜直白地向天下人宣布，匈奴单于才是我的祖先。刘渊设立汉朝的宗庙，只是顾虑汉族人而已。他在祭祀时也尊崇冒顿这位先于他的时代约500年的匈奴英雄。
刘曜的所作所为，显然代表了支持他的五部匈奴人的意见。虽然刘渊曾经是五部匈奴的最高统帅，大家愿意跟着他干，但是刘渊长期在华夏当官，他的复兴汉室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得到自己族人的认同。虽然匈奴帝国没有了，但是匈奴的“文化”并未消失。
在血雨腥风的征战之外，“天命”归谁其实只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关心的一个次要问题，他们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草原血统的部落该如何治理华夏和百姓？
匈奴人也好，少数民族中的其他部落也罢，都必须面对政权如何组织、民众如何治理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的疆域主要是华夏。看看匈奴人刘渊和他的汉国，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匈奴政权还是一个华夏政权呢？在骨子里，刘渊和他的汉国更像一个华夏政权，就像他所标榜的汉朝血统一样，“很华夏”。
不论华夏政权的统治者的族群是有华夏背景还是草原背景，他们现在都要面对一种复杂的局面，那就是辖下民众的族群是多元的，民众的生产模式、文化习俗也是多元的。这样的局面不是之前汉朝的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匈奴的单一草原政权模式所能应付的。在一片乱世中诞生的统治者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新局面的新的政权管理模式，尤其是在族群人数少的草原背景的统治者要面对大量华夏民众的时候。
“天下”要往何处去？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求索，将贯穿从刘渊起兵开始长达几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历史。
汉朝崩塌后，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处于动荡之中，没有人想到，动荡会持续数百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疆域的统一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统一，那么反过来，疆域的分裂也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分裂。那些逐鹿中原的草原血统部落在带来异域雄风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华夏。表面的疆域走向了分裂，里面的文化将走向融合。
走向洛阳城
刘曜的赵国史称前赵，算是匈奴人在华夏建立的政权，它最终亡于从自身分裂出来的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后赵在长安附近决定性地摧毁了前赵政权。
匈奴人最后的哀歌绝响于曾经的汉朝都城——长安。匈奴与汉朝缠斗了几百年，两大强权曾经左右了东亚的历史，最终匈奴人的历史帷幕竟然在长安城落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匈奴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源于塞外的各部落势力仍在华夏混战。自西晋灭亡后，人们在看不见的无边黑暗中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
匈奴人的前赵之所以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刘渊之后，该政权过于依赖匈奴人“本家”，而没有把广大的汉族人纳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灭掉了前赵的后赵也与前者类似，过于依赖羯人“本家”，没有包容汉族人。与前两者相反，灭掉了后赵的冉魏则提出了“杀胡令”，政权建立在汉族人的基础上，却把其他部落排斥在外。
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在面临政权组织形式的问题时，采取了“一元化”的策略：要么完全依靠战斗力强大的草原血统部落的力量，要么完全依靠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力量，在草原政权模式与华夏政权模式之间采取单项选择，非此即彼。它们的旋起旋灭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缺陷应该是它们灭亡的必然因素之一。
此后，一度统一了整个中原地区乃至北方地区的前秦，明显采取了不太一样的策略。前秦建立者苻坚雄才大略，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广大汉族人的政权。汉族人王猛是苻坚最得力的政权治理助手，而对于其他部落的人才，苻坚也积极吸纳。他对于被他征服的其他部落也宽大为怀，除了少数上层人士外，很多部落民众都就地安置。
所以从政权结构上看，苻坚的前秦政权有点类似于昔日匈奴结构的华夏版本，它由大量的部落联合组成，以苻坚的“本家”氐人作为核心，也积极吸收了其他部落的上层人士，当然也包括汉族人精英，这是前秦政权相对于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更为包容的一面。
不过，苻坚的政权模式的蓝图显然还是草原政权模式。假如苻坚的这个部落联合体的组织放到草原上，在地广人稀、时刻游走的草原环境中，或许存活的时间能长一些。问题是，华夏不是草原，华夏的人口数量和构成也与草原大不一样，不仅人口密度更大，而且主要以农业为生，汉族人是所有族群中人口最多的群体，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是不能直接移植草原政权管理模式的。经济基础、人口结构要求在政权管理中融入更多华夏政权模式的内容，但前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用单一的草原政权组织形式来管理华夏，结果不容乐观。前秦这种单一的部落联合体，只是用人格魅力或军事强权来维系表面的联合，国家政权结构乃至国家文化层面上都还没有实现多族群的深度融合。
最终，苻坚为了统一天下而举兵南下，试图消灭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败北，前秦貌似强大的国家立刻土崩瓦解，各个部落再次裂土分疆，各自为战。
在混乱中此起彼伏的政权，不论这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没能朝着政权组织和国家文化融合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真正的曙光出现在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交界——辽东地区，以那里为根基，发展起来数个以“燕”为国号的地方性政权——前燕、后燕、北燕等。
辽东地区大体上在今辽宁省一带，曾经是汉朝的控制区域，因为那里虽然远离中原地区，但辽河两岸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从经济模式角度看，汉朝在势力扩张的时候，完全可能把自己熟悉的华夏政权组织形式和文化移植到辽东。辽东的地方政权对于中原文化是熟悉的，对于华夏王朝的政权组织模式也是熟悉的。
同时，辽东又紧邻草原和森林地带，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和森林渔猎文化的影响。在这块并不算大的区域中，人们可以一一找出华夏村镇与农田、草原游牧营地和丛林村落等不同类型的人类聚集点。这片文化交融的土地，给这段黑暗时期投入了一缕黎明的曙光。
前燕是鲜卑人的一支——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他们在西晋时已经成为辽东的主人，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晋朝朝廷。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前燕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地处偏远的政权有着与周边政权不同的组织结构，它是“二元化”的政权，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色彩。在民政管理方面，它借鉴了华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汉族官僚，从而有效管理了境内的汉族人和农田。而在国家军政方面，前燕仍然保留了鲜卑人的部落管理特点，保持了鲜卑人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华夏动荡的时期，前燕政权相对安定，因此成为华夏流民重要的迁移地区。这些流民的到来，给前燕带来了劳动力和农业技术，也带来了华夏的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前燕的实力。
而且，二元化的政权组织形式给了前燕很大的灵活性，当这个政权面对草原上的势力时，它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骑兵对抗骑兵。前燕大军曾经深入草原，重创铁勒等游牧部落，俘虏人口、牲口返回。这种掠夺的战略带有明显的游牧政权征战的色彩，前燕清楚地知道华夏政权的优劣势。
而在面对华夏政权时，前燕同样极具战斗力，它既有凶悍的草原血统军队，也有农耕社会的物产作为后勤支撑。前燕曾经在342年击败后赵的20万大军，打开通向中原的道路，占据黄河下游的大片沃野，与西面苻坚的前秦以及南方的东晋一争天下。
虽然前燕在中原逐鹿中遗憾落败，但“莫以成败论英雄”，这并不代表它所开辟的二元化的道路失败了。慕容鲜卑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这种尝试，影响了周边的政权，尤其是其他鲜卑部落。慕容鲜卑入主华夏的梦想最终由另一支鲜卑人实现了。
人们通常认为，元朝和清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建立的统一王朝，此外再无他例。其实，如果历史向前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群的一支——拓跋鲜卑从长城地带一个小小的代国开始，逐渐发展成北方的强大政权——北魏，经过短暂的东西分裂后，又重新统合到隋朝的旗号下，最终一统天下。
宽泛地说，如果我们淡化所谓的朝代更迭，那么代国—北魏—隋朝这条历史脉络，同样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典型事例。特别是北魏南下的过程，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区域大融合的深度探索，大大影响了此后中华文明的融合轨迹。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鲜卑人的两位领袖——檀石槐和轲比能，那是鲜卑族群开始与华夏人民接触的时代。而拓跋部作为鲜卑人的一支，其南迁的步伐是比较晚的。
根据史书记载，拓跋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南迁发生在公元元年前后甚至更晚，也就是东汉初年到中期，拓跋部离开了世居的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地区，南迁大泽。学者们目前认为，这个大泽很可能就是今内蒙古北部的呼伦湖。在水草丰美的呼伦湖休养生息了一二百年后（真实情况可能是被强大的草原霸主匈奴长期压制），拓跋部第二次南迁，从呼伦湖一带南迁到匈奴故地，也就是今内蒙古中部一带，时间是160—170年，也就是东汉晚期。
拓跋部两次南迁的过程，正伴随着匈奴被以东汉为首的周围政权打散的过程，所以拓跋部沿途吸收了很多匈奴部落，壮大了自己。
其实对古代草原上的各个族群来说，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当我们说在草原上鲜卑取代了匈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匈奴人都被消灭或者迁走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匈奴人都还生活在草原上，依旧从事着游牧生产，只是被新的统治集团鲜卑吸收了，变成了鲜卑人。
此后岁月中统治草原的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族群彼此更迭，也是这样的规律。
总之从时间上看，当檀石槐威震漠南草原的时候，拓跋部还在北方草原上游荡，来不及加入檀石槐的鲜卑大队伍。到了三国时期，拓跋部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拓跋部首领拓跋力微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为据点，统御周围的各个鲜卑部落，并且和其他鲜卑势力一道，与曹魏政权往来不绝。西晋建立后，拓跋部也与之频繁交流。此后拓跋部几经沉浮，终于在西晋“八王之乱”的乱世中抓住机遇，首领拓跋什翼犍于338年成为西晋所封的代王，几年后定都盛乐，开始参照华夏王朝建立各种政治制度，从此拓跋部从一个纯粹的草原游牧势力演变成一个糅合了华夏色彩的小王国。
在拓跋什翼犍的手下官员中，有鲜卑人、汉族人、乌桓人等。同时，拓跋什翼犍还有自己的“侍臣集团”，也就是由各部落首领和豪族的子弟组成的统治阶层，这是为了将部落贵族和他们的子弟吸收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而采取的措施。拓跋鲜卑毕竟是从草原部落联盟起家，需要把各个部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因此贵为君主也不得不妥协，与部落首领分享权力。从拓跋什翼犍的政权权力结构中，可以看出代国已经兼具华夏与草原的特点了。
代国正好也位于长城地带，所以拓跋鲜卑建立的这个国家和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有类似的特点，它们既有草原的传统，也有华夏的影子。由于南迁和建国相对较晚，拓跋鲜卑的游牧色彩更为浓郁，保持了更多的草原传统。随着政权的发展，代国逐渐学习了前燕的一些政权治理经验，学习如何管理城镇，如何管理大量的汉族人，以及如何管理农耕社会。
早期代国的历史比起前燕来更为艰险。376年，还相对弱小的代国遭受灭顶打击，强大的前秦讨伐代国，代国根本无力对抗，一战而败，代国灭亡。幸亏前秦皇帝苻坚头脑发热，发动大军去攻打东晋，淝水之战打下来，苻坚的前秦土崩瓦解，北方一片混乱，拓跋部的机会又来了。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集结旧部，于386年再次复国，先是即代王位，然后他可能觉得代国没什么威名，马上又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魏政权。
拓跋珪复国后立刻东征西讨，扫荡了周围的小势力后，与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后燕（前燕已经被前秦消灭）在华北决战并胜之，版图大为扩张。盛乐小城已经不适合作为大国之都了，于是拓跋珪迁都平城，也就是昔日冒顿与刘邦正面交锋的地方。多么有象征意义的地点！
此时的北魏已经从一个长城地带的游牧小国发展成囊括一部分草原和大片平原区域的北方强国，拓跋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初游牧部落松散的联合体制已经不适合用来管理新的疆土了。
志向远大的拓跋珪采取了部落解散政策，就是将拓跋部旗下的各个部落集中迁居到国都平城及其周边，集中居住的各部落按照方位重新整编成8部，成为北魏国军的核心。同时把各个部落族长对部落的统率权收归国家所有。说白了，就是部落的战士和民众直接隶属于北魏皇帝，不再隶属于各族首领。各族的势力受到了削弱。
北魏的皇帝从拓跋珪开始，从草原政权的联盟首领转变成了有些华夏味道的君主。拓跋珪之后的北魏皇帝继续率领着国军南征北战，逐一扫荡了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各路势力，最终在439年消灭西凉后，基本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
军事胜利带给北魏的不只是喜悦，还有国策选择的烦恼。
统一华夏的过程，意味着北魏国土中草原疆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华夏疆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北魏统治的农耕区面积远远超过了游牧区的面积。从人口角度就更不用说了，北魏国土中的农民数量远远多于游牧民数量。即使在军事上北魏还可以依靠拓跋族群为主力，但是在国家治理上，显然已经不可能照搬草原上的那套游牧传统了。
作为一个靠游牧部落打下天下的政权，北魏不得不面临抉择：是该更多地维持自己的草原传统，还是该更多地转变为华夏政权？
从北魏建国直到魏孝文帝登基之间的大约100年中，北魏政权采用的是兼具草原传统和华夏传统的二元化结构，也就是政治由内朝和外朝共同运作。
具体来说，内朝就是皇帝身边的侍臣集团，他们都是拓跋鲜卑部落中的实力派人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以草原游牧时代的一些传统行事，拱卫在和自己同族的拓跋皇帝身旁。而外朝则是基本上按照华夏王朝的治理模式来执行皇帝的各项政策的行政组织。熟悉华夏王朝治理模式的人当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所以外朝的官员主要由汉族士族中的精英来担任。
所以在北魏的前期，不那么严谨地说，鲜卑人的内朝是决策机构，汉族人的外朝是执行机构。在北魏从一个小王国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结构算是勉强应付了北魏横跨草原与华夏的新局面。
但是，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特别是大片的华夏区域落入北魏手中，对北魏政权在国家治理上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管理的农耕区十分广大，相对来说草原游牧区却很少，这就要求政权组织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不成比例的现状。
北魏粗犷式的二元结构越来越无法应付新局面。具体来说，内朝作为决策机构，如果其成员都不熟悉华夏的经济和文化，怎么做决策？内朝根据自身的游牧经验搞出来的政策，外朝如何向华夏的农耕区推广？内朝与外朝经常“鸡同鸭讲”。
迫不得已，北魏的内朝也开始吸收汉族士族来帮助做决策，而且国家越大，需要决策的事项越多，内朝变得越来越大，内朝和外朝之间的权限冲突也变得非常突出。北魏的二元结构制度越来越不稳定了。摆在当时的北魏统治者面前有几条路。
其一是退回拓跋鲜卑初期的草原部落传统，完全依靠鲜卑人的军事力量，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大量的汉族人之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国家。这一方案相当于退回到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可现在北魏的主要国土是华夏区域，采用这个方案，前车之鉴就是匈奴人的前赵和羯人的后赵，看上去不是什么好主意。
其二是彻底转变为华夏王朝，施行华夏的政治制度，同时让鲜卑人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这一方案相当于挺进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实际上就是向昔日汉朝的组织形式靠拢。
不论选择上述哪条路，都是将国家的管理机构从二元结构转化为一元结构。
其三是在现有的二元政权模式中进行调整，找到更加适合现状的政权模式。比如，在照顾草原传统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华夏的政权治理方式，形成一种“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充分发挥草原游牧族群的军事力量和华夏农耕族群的巨大生产力。
听上去这第三条路十分美好，但需要很强的政治能力和高超的技巧，很难把握好尺度。北魏作为很早入主华夏的草原族群，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没有蓝本可以借鉴。
北魏的历史告诉我们，北魏统治者选择了第二条路。
魏孝文帝拓跋宏5岁即位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摄政，北魏启动了非常激进的改革。孝文帝时期最震撼的改革事件可能要算迁都洛阳了。此前的都城不论是盛乐还是平城，都处于农牧交错的长城地带，而洛阳处于中原地区的核心位置，周围是肥沃的农田和大量从事耕种的农民。
493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时，完全清楚自己的那些鲜卑族人会有多么不高兴。于是他打出了御驾亲征南齐的旗号，率领群臣和大军从平城出师，向南进发。到了洛阳，孝文帝不走了，随即宣布迁都洛阳。即便如此，许多鲜卑重臣依然闹着要回北方，回到自己熟悉的草原去。孝文帝不得不适当让步，允许一部分迁移到洛阳的鲜卑贵族冬天居住在洛阳，夏天返回平城，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雁臣”。
孝文帝改革废除了北魏此前一直沿用的内朝制度，并以法令的形式“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汉姓”，推动鲜卑贵族与华夏士族通婚。
这些激进的改革当然会引发坚守草原传统的鲜卑贵族的不满，甚至在496年还发生了以皇太子为首，一些鲜卑贵族参与的谋反事件。虽然孝文帝迅速镇压了谋反，并处死了闹事的鲜卑贵族，但整个国家从草到禾的天翻地覆的转变，让以草为生的鲜卑族人备感失落，特别是那些中下层的鲜卑族人，感到他们的君主正在抛弃他们。他们会问：这个国家的江山难道不是我们打下来的吗？为什么被忽视的竟然是我们？
让北魏选择迁都洛阳、融入华夏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疆域广大的国家，还因为北魏在草原上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手——柔然。柔然的崛起，封死了北魏政权向北扩张的路线，压缩了北魏的草原疆土，这也是北魏不得不选择南下发展，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
按照北魏的说法，柔然的始祖曾经是拓跋鲜卑的奴隶，一个叫木骨闾的柔然人集合了百余人逃到阴山的北面，投靠了其他部落。大概在4世纪末的时候，复国后的北魏正忙着消灭华夏的各个势力，无暇顾及北方草原，结果柔然趁机扩张势力，占据了草原，初步形成了与北魏南北对峙的局面。
考虑到北魏和柔然是100多年的死对头，因此这段关于柔然崛起的故事显然有贬低对方的意味。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柔然已然成了北魏的心腹大患。5世纪初，柔然汗国建立，柔然铁骑几乎横扫了整个蒙古高原。424年，柔然6万骑兵袭击了北魏旧都盛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得不亲率大军应敌，甚至被柔然骑兵围困。三年之后，柔然骑兵又直接威胁了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另一个目的——军事防御。不论盛乐还是平城，都离可怕的草原敌人柔然太近了，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迁都到洛阳之后，北魏就有了战略纵深，江山社稷更为安全。
柔然的勃兴，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整体国际形势。
历史教科书中往往把北魏这段历史归入南北朝时期，北朝就是北魏以及之后的北齐、北周，南朝就是宋、齐、梁、陈等政权。北朝与南朝，大概可以用三国的疆域来概括，北朝大体上占据了魏国的疆域，而南朝大概占据了蜀国和吴国的疆域。只是后来北朝越来越强大，双方的边界逐渐向南移，到了南朝最后的陈朝时期，南朝已经龟缩到只剩下小号的吴国疆域了。
但是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东亚大陆，则是一个更大的“三国”局面：北面的柔然、中间的北朝、南面的南朝，呈现出南北方向的三国形态。至少在北魏的大部分时期，中间的北朝国力基础最好，但是地缘政治最差，处于被草原势力和南朝政权南北夹击的态势。
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华夏王朝与草原政权的对峙；北魏与南朝的关系，又像此前三国时代魏国与吴国、蜀国的关系，南北分治。这种南北方向的“新三国”关系，让北魏的位置一下子变得很尴尬了。
在汉族人眼中，鲜卑人是北方那些游牧部落中的一支，北魏是一个胡人南下建立的外来政权。汉族人的正统政权要么已经不复存在，要么应该是江南的那个，不论是叫晋，还是叫宋、齐、梁、陈，毕竟算是汉族人南迁建立的政权。
而在北方草原上的各部落看来，拓跋鲜卑虽然跑到温暖的南方做大了，但当年在草原上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草原上柔然很强大，那么我们认柔然当老大好了。
如果北魏能够依靠武力把北面的柔然和南面的南朝都打服，倒也能强压下这些讨厌的声音。问题是北魏被夹在两大敌对国之间，腹背受敌；而且柔然和南朝还借道西面的吐谷浑政权，彼此频频目送秋波，合谋对付北魏。在一时间无法依靠军事征战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北魏不得不考虑改变自身形象，消除华夏和草原上对自己不利的舆论，让天下人的心倒向自己。
向北，面对来去如风的草原帝国柔然，北魏不得不继续保持自己的草原传统，保有强大的部落骑兵性质的军队，以应对草原上的巨大威胁。这些以长城地带为基地的军队并不受汉族官员控制，而是掌握在拓跋人的手中。所以即使魏孝文帝选择走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北魏短期内也不可能蜕变为一个单一华夏政权，历史也不可能重回汉朝时代。
在军事上，北魏面对柔然采取了两方面策略。一方面，北魏骑兵秉承了草原战法，突击草原部落，以劫掠牲畜和人口为目的。北魏将那些俘虏来的草原人口安置在自己的边疆，充实边疆的军队力量，就像当年汉朝安置南匈奴部众那样。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柔然汗国频繁南下骚扰劫掠，北魏政权不得不加强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主要措施有两个：其一是修长城，其二是建立军镇。前面说了，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和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很像，因此北魏对付柔然的防御方式也借鉴了汉朝的经验。
然而与汉朝不同的是，北魏的南面还有汉族人主宰的南朝政权，他们掌握着华夏正统的话语权，贬损北魏不过是外来人，这对于已经拥有大量汉族臣民的北魏极其不利。汉族皇帝不需要过分强调自己为正统，他们只要说自己受命于天，老百姓就认同他们是汉族人的统治者。拓跋皇帝不是汉族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迁都洛阳、遵循汉制以及说汉话、穿汉服，这些举措都是北魏主动求变的方式。从舆论角度，北魏则不断地向华夏天下宣称“鲜卑不是胡”，对抗南朝的“正统”意识。
可是，如果鲜卑人不算胡人，那么谁是胡人呢？
这就要谈到匈奴帝国解体后的草原族群形势了。随着匈奴帝国的崩塌，匈奴这面大旗黯淡了许多，相反，蒸蒸日上的鲜卑的旗号在草原上越来越鲜亮。作为攻破匈奴的草原势力之一，鲜卑成为胜利的代名词，而匈奴则渐渐被视为失败者。
一个有趣的例证就是草原首领的称号变化。在匈奴的时代，单于是个光辉灿烂的词汇，是草原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名称。随着匈奴的不断没落，单于的光辉也逐渐褪去，在南匈奴部众被并入华夏王朝境内后，单于逐渐变成了许多部落首领都可以使用的称号。在鲜卑等草原新势力兴起后，他们自然觉得将单于用作自己首领的称号并不相称。于是逐渐地，草原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称号——可汗，成为草原政权中最光辉的词汇。
于是在北朝文学作品《木兰辞》中，读者会看到“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的语句，可汗俨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样是在《木兰辞》中，还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天子”与“可汗”指代的是同一个统治者，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两个词汇并用，恰恰说明了北魏政权（《木兰辞》描写的场景可能是北魏抗击柔然的故事）草与禾兼具的风采，在朝堂之上，北魏的统治者是“天子”，尤其针对广大汉族人来说；在边境的部落民众看来，他是大家的“可汗”。
在拓跋部南征北战，吞并了其他鲜卑部落后，鲜卑这个旗号也基本上被拓跋部垄断了，北魏故意不把拓跋部之外的鲜卑族群称为鲜卑。比如，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把曾经归入鲜卑族群的宇文部称为匈奴，把段部和慕容部称作徒河。
所以北魏的思维逻辑是，胡人指代的是匈奴、乌桓，以及曾经属于鲜卑族群但被“开除”出去的那些人，或者笼统地说，除了拓跋鲜卑外的其他草原族群都是胡。
“鲜卑不是胡”，这句话其实是说给广大汉族人听的，因为面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征服者，汉族人的逻辑是：“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也就是说，胡人不能当华夏的皇帝，只能当臣子。现在北魏宣称自己不是胡人，潜台词就是，我们鲜卑人是可以做华夏的皇帝的。
不过对于草原上的族群，北魏就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鲜卑不是胡”了，这等于直接把自己放到所有草原其他族群的对立面，会犯众怒。那么，北魏该如何包装自己在草原上的形象呢？
443年，远在北方大兴安岭深处的乌洛侯国派人来到北魏觐见，告诉了北魏一个重要的信息，“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在“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的地方，竟然发现了北魏先祖居住的石洞！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连忙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祭祀，并且“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在石洞的石壁上留下了祝文。
有趣的是，1980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阿里河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祭祀时留下的祝文石刻，石刻内容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祝文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祝文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嘎仙洞是否真的就是北魏先祖的居住之地呢？
考古学家并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因为从史书上看，在443年的觐见之前，乌洛侯国与北魏政权素无来往，这个大兴安岭里的闭塞部落怎么知道自己国境内的某个石洞就是几百年前已经迁移远走、部落称号可能变更多次的拓跋部的先祖居住的地方呢？更为蹊跷的是，太武帝拓跋焘怎么会如此轻易就相信了乌洛侯国使者的话，毫不怀疑地、隆重地派人去嘎仙洞祭祀并留下祝文呢？除非——
让我们脑补一下剧情：说不定这出戏就是北魏自己导演的，指示遥远的乌洛侯国派出使者说某个山洞是拓跋部先祖的居住地，然后皇帝顺水推舟派人去嘎仙洞祭祀。这个剧情当然没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北魏自导自演的痕迹还是挺明显的。
演这出戏对北魏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北魏正与北燕政权打得不可开交，北燕是盘踞在今河北东北到今辽宁西南的一方势力，可以视作前燕、后燕政权的接替者。北魏的动向引起了整个北方草原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各个政权的重视，柔然、契丹、高句丽等政权以及其他鲜卑部落和非鲜卑部落都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北魏是敌是友，一时之间扑朔迷离。
这时，北魏突然“找到”了自己祖先居住的山洞，“证实”了自己的根在遥远的北方，自己也是大草原和山林中的一员，和北方各个族群是同源的，即使现在北魏主要在“南方”的平原上混了，但故乡还是在北方。如此一来，北魏有朝一日成为北方各族群的领袖也就不违和了，变得合情、合理、合法了。
所以，北魏在草原上打造的形象是——“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再加上北魏在华夏宣传“鲜卑不是胡”，和汉族人套上近乎，于是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北魏意图气吞万里草原和广阔华夏的魄力显露无遗。
意气风发的北魏做着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却怎么都没想到，毁掉王朝根基的力量不是来自北方的柔然，也不是来自南方的南朝，竟然来自自己内部，来自鲜卑子弟兵。
北魏北方边境的军镇往往被称为六镇，狭义的六镇是指从西到东排列的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和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广义的六镇指代北魏在北方边境上的所有军事城镇。
在北魏初期，军镇非常受重视，镇都大将的人选不是拓跋部的宗王，就是鲜卑八族王公，地位显赫。戍边的士兵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当时六镇官兵的地位较高，享受很多特殊待遇，而且能够成为六镇官兵，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可惜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六镇距离都城远了，地位也降低了，不仅各种特权逐渐取消，官兵升迁的机会也大多被洛阳都城里的人挤占，其他地方的普通民众机会渺茫。
而且六镇地处农牧经济交错带，是拓跋鲜卑建国的龙兴之地，本身的鲜卑传统很深厚。北魏自从孝文帝改革后，把华夏王朝那套制度推向全境，导致六镇和北魏其他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六镇军民与北魏中央政权的隔阂越来越深。
六镇军民地位的下跌，是北魏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
523年，怀荒镇的将领不给抵抗柔然进攻的士兵发放粮食，饥肠辘辘的士兵非常愤怒，聚众杀死了将领，发动了叛乱。很快，沃野镇的士兵在一个匈奴人的带领下也发动叛乱，高平镇也揭竿而起。叛军击败前来镇压的北魏部队，占据了六镇。六镇之乱爆发。手忙脚乱的北魏政权不得不求助于柔然来协助自己镇压六镇叛军。在勉强压制了六镇的乱局后，北魏境内却已经是狼烟四起，叛军此起彼伏，完全无法控制了。
偏偏此时北魏皇室内部还出了乱子，魏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在镇压六镇之乱中崛起的北部地方豪强尔朱荣率军攻入洛阳城，发动了河阴之变，在黄河南岸杀死了太后、幼帝以及文武百官，皇室一脉几乎被杀光。必须要说的是，尔朱荣虽然协助北魏镇压六镇之乱，但他自己也是个“契胡”，从文化意识上来说，和那些宣称“鲜卑不是胡”的北魏中央政权就不是一路人。所以尔朱荣对于北魏朝廷的大开杀戒，不仅有巩固自己权力的考虑，而且有深刻的文化分歧在起作用。
经受了尔朱荣一番折腾的北魏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很快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并过渡到东面的北齐与西面的北周对峙的局面。
回顾北魏走向洛阳城这段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历史，华夏民众在乱世中如风中之烛的命运令人落泪哀叹。但是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北魏时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不管怎样，北魏从长城地带一路走来，走入洛阳城，并继续维持其政权达40年之久，算是草原背景的族群入主华夏的成功案例。由于缺乏协调草原传统与华夏体制的经验，最终走向了灭亡，但北魏的这段时光给后世草原与华夏的大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就拿“鲜卑不是胡”来说，虽然这一族群融合潮流遭遇了尔朱荣乃至此后北齐时期的文化分歧逆流，但在北周政权里，许多长期生活在华夏的鲜卑人基本上都以汉族人自居，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而土生土长的汉族人也不把这些鲜卑人当成少数民族了。当时许多鲜卑人的墓志中，在追溯其籍贯和先世时，绝大多数将其籍贯写为“河南洛阳人”，他们追溯自己的先祖时，竟然与汉族人的黄帝、尧、舜、禹扯上关系，甚至还能和汉高祖刘邦套上近乎。
汉与匈奴两大文明双峰对峙的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大乱局的冲击，已经彻底被改变了，游牧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是疆域、种族还是文化，都进入了糅合在一起的新阶段。
在游牧还是农耕、向南还是向北的选择题上，北魏最终选择了向南融入，选择了农耕为本，选择了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发展路径，从嘎仙洞一路走入了洛阳城。这一决策给北魏带来了强盛，也给北魏埋下了祸根。北魏虽已逝去，但拓跋鲜卑人不愧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文明融合之先驱，在他们身后，一个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辉煌时代正走向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飞旋在亚洲舞台
北魏之后，华夏虽然还分为南朝与北朝，北朝又分裂为东西对峙的局面，但历史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汉末以来的魏晋南北朝400年大动荡正在逐渐走向终点，整个华夏也许要面临又一次的大整合。
等等，当我们谈论“大整合”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看看草原上的情况呢？
正如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还未等到刘邦统一华夏的时候，草原上的冒顿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那样，历史似乎又一次重演了，一个新的草原帝国先于华夏王朝出现在了亚洲东部的巨大舞台之上，华夏的大麻烦又来了。
这个一时气吞万里的草原帝国叫突厥。
阿尔泰山绵延于今新疆北部，从西北向东南，将蒙古高原与准噶尔盆地分开。这条山脉以东地势较高，以山脉和高原地形为主；以西则地势较低，从地貌上看，广阔的草原向西蔓延。阿尔泰山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金山”。
这条山脉是北方许多强悍的族群的摇篮。前面谈到过距今2700年前，游牧政权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阿尔赞王陵，它就位于阿尔泰山。匈奴这一族群的最早发迹，可能也要追溯到阿尔泰山一带。阿尔泰山对于游牧族群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它所储藏的“金”。
在匈奴帝国的时代，阿尔泰山附近的普通人墓葬中都有金饰随葬品，可见阿尔泰黄金储量和开采之盛。除了黄金外，阿尔泰山还出产铁。阿尔赞王陵的挖掘证实，这里很早就进入了铁器时代，丰富的铁矿让阿尔泰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兵器库”。有了大量的兵器，就有了称雄草原的底气，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族群都在阿尔泰山附近崛起。
突厥人便是在阿尔泰山附近崛起的族群之一，而且最初他们正是一个铁工部落，蛰伏在庞大的柔然帝国的身影之下，以打造兵器为业。550年左右，突厥人一举击败临近的游牧族群铁勒，兼并铁勒后的突厥势力骤然膨胀，连当时西魏都把公主嫁过来，笼络突厥与自己的敌人柔然作战，正所谓远交近攻。
就像许多草原帝国初兴时的情景一样，突厥人像疾风一样，从阿尔泰山向东迅速掠过整个高原，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柔然政权的力量。552年，突厥人在伊利可汗的率领下，大破柔然，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草原政权——突厥汗国。伊利可汗之子木杆可汗继续向四周扩张领土。
突厥汗国的领土西到里海以东的乌浒河，东至东北地区，北接贝加尔湖，南与华夏政权毗邻。此时正值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强相争之际，根本无暇插手草原上的风云，只能坐视柔然倒掉，另一个草原强权突厥兴起。
此情此景，与刘邦、项羽楚汉争霸的时候，北方突然冒出匈奴帝国的历史十分相似。
草原政权与华夏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取决于自身与对方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东魏和西魏的继承者北齐和北周处于分裂对峙状态，在面对一统草原的突厥的时候，只能俯首称臣，向突厥进贡大量的财物，诱惑突厥去攻击自己的华夏敌人。在当时的突厥人眼中，南方的北齐、北周类似于属国，从两国榨取更多华夏财物是突厥人的主要目标。立国尚短的突厥汗国并没有吞并华夏的打算。
从策略和疆域的角度看，突厥汗国基本上算是单一草原政权，因此与草原上的前辈匈奴和柔然类似，突厥在面对华夏政权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使用军事手段进行经济敲诈，满足自己对于华夏物产的需求，甚至可以“出租”自己的骑兵，通过插手华夏战局，获取物质利益。
在面对北齐和北周时，突厥的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突厥佗钵可汗曾经得意地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这“两个儿”，就是指的北齐和北周。
此后华夏历史的走向让突厥汗国有点措手不及，原本处于弱势的北周在577年消灭了北齐，统一了黄河流域。此后，脱胎于北周的隋甚至一举跨过长江，在589年消灭了苟延残喘的陈朝。华夏持续了几百年的南北朝大分裂时期，竟然在隋朝手中就这么结束了。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北周消灭北齐前后，突厥基本上不动如山，既没有出兵拯救北齐，也没有与北周联手趁火打劫。这完全不像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的行事风格。这段华夏大整合的激荡时期，草原上突厥为什么会坐视不理呢？
如果视野放得更广阔些，我们就会发现，此时的突厥正忙着在亚洲的西部作战，先是联合强大的波斯夹击阿尔泰山西面的另一个草原强权——嚈哒，最终消灭了嚈哒。然后，为争夺贸易线路，突厥与波斯又大打出手。史书记载，568年突厥使者访问了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的特使也进行了回访。一般认为，这样的外交举动表明突厥和东罗马帝国想联手对付波斯。
与西亚强国的纵横捭阖牵扯了突厥汗国的精力，让它无暇也无力插手华夏的局势，只能坐视隋朝一举结束华夏的南北大分裂。
现在，华夏和草原都分别整合在统一的旗帜下，隋朝和突厥要直面彼此了。
草原政权的最大弱点就是联盟比较松散，沿着北魏—西魏—北周这条主线一路走来的隋朝统治者对于草原的特点并不十分陌生。虽然突厥汗国看似十分强大，但隋文帝杨坚底气十足，他敏锐地抓住了突厥的弱点，决定采取离间政策对付突厥，这个政策的执行者是鲜卑人长孙晟，即日后唐朝名相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皇后长孙氏的父亲。
当时突厥汗国在其首领沙钵略大可汗之下，另有三个势力强大的可汗：一个是西部的达头可汗，在突厥汗国中地位显赫，仅次于大可汗；一个是西北部的阿波可汗，是沙钵略的表兄弟；还有一个是东部的处罗侯，是沙钵略的弟弟。在长孙晟的建议下，隋朝首先拉拢达头可汗，让其与沙钵略不和。然后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阿波和沙钵略，结果在583年，阿波向西投靠达头可汗，突厥东西两边开始相互攻伐，自此正式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政权，大致上以杭爱山为界。
突厥内乱，隋朝趁机进攻靠近自己的东突厥。东突厥两面受敌，不得已在585年向隋朝屈服，愿为藩属。隋朝的力量在草原上占据了优势，又经过多年的混战，终于把东突厥的势力赶出了漠南草原，而西突厥也内乱频频。603年，由隋朝扶植的启民可汗接收草原上的突厥各个残部，成为突厥的新任大可汗，听命于隋朝。
一时之间，隋朝的皇帝杨坚竟然成了整个草原和整个中原乃至江南地区的共主，此等荣光就是秦皇汉武都未曾体验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南方”的华夏王朝强势掌控整个北方草原族群，而不是仅仅间接控制了部分的草原族群。
隋朝实现了北魏梦寐以求的统一天下的梦想，是因为隋朝的运气太好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运气只是一个方面。从北魏—西魏—北周—隋朝一路走下来，隋朝统治者并没有丢掉自身的草原基因，甚至相比北魏后期鲜卑人选择全面融入华夏，选择了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道路，隋朝统治者的草原风格还更加浓郁一些。
学者们早就指出，从北魏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隋唐王朝前期，存在一个强大的门阀军事集团——关陇集团，他们来自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能征善战，左右了这段历史。而如果追溯这个集团的源头，这个集团正是从北魏的六镇将士中走来的。我们前面谈到，北魏六镇将士更多地保留了鲜卑人的草原传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骑兵军事传统。因此具体到关陇集团以及隋朝的统治者，他们的思维与北魏后期统治者的思维显然有很大的区别，携带着草原雄风在华夏驰骋的关陇集团不仅不愿意放弃草原，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很乐意把草原纳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之中。不管能不能实现，至少在关陇集团心目中，他们要建设的政权应该是：兼具草原与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模式。
混合政权模式，这是北魏也曾致力打造但最终因矛盾重重而未能实现的目标。现在，达成这个目标的重任落在了隋朝和其后的唐朝的肩上。
在那一瞬间，隋朝实现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统一，虽然只是依靠军事实现的疆域上的短暂统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可惜，隋朝皇帝君临亚洲东部的荣耀稍纵即逝。突厥汗国的根基仍在，启民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并不甘心局于隋朝之下。615年，他率领10余万骑兵，趁隋炀帝北巡的时候，将其包围在雁门，也就是今山西代县。这情景像极了当年冒顿带领匈奴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隋炀帝杨广最终得以狼狈逃出，但是隋朝疆域内已经狼烟四起，各路反王把整个隋朝搅动得天翻地覆。
草原与华夏的局势立刻逆转，各路反王为了打垮对手，纷纷向强大的东突厥示好，黄河流域的几大势力，如窦建德、刘武周、王世充都向突厥可汗称臣，当然还包括一开始盘踞在太原地区的李渊，即日后的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
李渊在举兵南下逐鹿中原之前，首先要解除来自草原的巨大威胁。他写信给始毕可汗，讲述自己起兵是为了恢复隋朝的秩序，重建双方的友好关系。这套官话当然不会打动突厥可汗，于是李渊抛出了诱饵，他与始毕可汗达成协议，如果可汗赞助他举兵，就可以得到他的战利品。这样的承诺表明，李渊和其他几个向突厥可汗称臣的势力毫无区别，在名义上，他们都是突厥人在华夏的代理人，是突厥人的下属。
李渊开出的条件打动了始毕可汗，当617年李渊和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从太原出征时，他们得到了突厥人赠送的战马千匹，此后又获得了一些突厥方面的资助。正是在东突厥的支持下，李渊才能进兵攻占长安，从而在隋末的群雄逐鹿中占据优势。
到隋朝灭亡、唐朝建立的时刻，东突厥和西突厥其实是更加强大的政权，两者君临几乎整个亚洲，从东方的大兴安岭一直到西方的高加索山脉。突厥人站在草原上，俯视着南方的各个政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曾评价说，当时“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完全明白，自己的唐朝还处于军事弱势，所以经常要用财物贿赂东突厥不要侵犯本国领土，更不要支持自己在华夏的其他对手。但是突厥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东突厥使臣在长安飞扬跋扈，连唐朝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比如，东突厥使节甚至在长安刺杀了西突厥可汗，唐朝只能装聋作哑。
为了勒索更多财物，622年，当时东突厥的颉利可汗率领号称15万大军进犯唐朝起家的根据地——太原。之后还屡屡骚扰京城长安周边地区，以至京城在624年后期不得不实行戒严。
然而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东突厥虽然屡屡进犯唐朝领土，但是似乎并没有入主华夏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只是获取财物。从这个角度看，突厥人和昔日的匈奴人类似，满足于从华夏王朝敲诈丰厚的财物，而不是获得农耕土地。我们不要忘了，突厥汗国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它没有吞并南方农耕区的强烈意愿。突厥人并不熟悉农耕区的那套游戏规则，可能也不想熟悉。突厥满足于军事敲诈，以及亚洲大陆的远途贸易，以此获得利益。
不过相较于昔日的草原霸主匈奴、柔然，突厥在获得财物方面显然更胜一筹，这是草原世界的新变化。突厥汗国为何能够创建比匈奴、柔然还要广大的霸业？军事力量当然是建立霸业的第一推手，而突厥人之所以能够比匈奴人、柔然人更进一步，是因为他们对于经济力量进行了良好的培育和使用。
军事劫掠是草原政权获取华夏财物的最简单方法，突厥人也不例外。起先华夏分裂的时候，突厥汗国有时候会主动怂恿北周进攻北齐，或趁北周对北齐发动大规模进攻，派遣上万骑兵在北周和北齐鏖战之际，大肆抢掠华北地区的财物。突厥通过政治勒索式的丝绸贸易，几乎致使北周、北齐陷入财政破产、小农不堪重负的境地。
但是在隋唐统一政权建立后，禾的世界整合起来了，突厥在军事力量上往往不占上风。为了获取华夏的财物，突厥人拉来了一个好帮手——粟特商人。
粟特人是中亚地区一个古老的族群，最初活动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粟特人并不擅长征战，却擅长做生意，利用中亚地区是东西方贸易的中间站的优势，在广袤的亚洲内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突厥汗国兴起后，特别是消灭了嚈哒之后，打通了从东方的隋唐王朝到西方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漫长区域。从蒙古草原到西域、中亚乃至南俄草原、黑海沿岸等区域，首次处于同一个大型游牧政权的控制之下。
在突厥人军事力量的安全保障下，粟特人如鱼得水，他们从东方采购丝绸向西贩运，沿途的武器、马匹、香料、黄金、白银都是他们的贸易品。
早在568年，以粟特人为首的突厥使团就带着生丝和国书，穿越高加索山脉抵达东罗马帝国。可见突厥人在建立汗国伊始，就和粟特商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经营东西方贸易，突厥人获得了维系庞大汗国的经济收益，而粟特人也赚了大钱。
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草原政权要维系广阔地区的松散联盟，就必须有足够的财物不断流入草原，满足各个游牧族群的物质需要，如此一来，庞大的草原政权才可以长期稳定。突厥人和粟特人的联手，增强了突厥汗国对于草原的治理能力，这是突厥汗国能够超越过去的匈奴与柔然的关键。
这种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紧密联手，将在此后的千年中被草原上的其他强权借鉴。这是草原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变革，也将给草原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
人们一般把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视作丝绸之路的开始，但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早在张骞之前，东西方就存在着远途贸易，比如人们通过草原进行的物产交换，这被称为草原之路。但是汉朝乃至之前的贸易不仅规模很小、距离较短，而且华夏王朝并不热衷于此事。汉朝与匈奴在西域争霸多年，主要目的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扳倒对方，而不是想通过西域来做生意。汉朝往往通过赏赐的方式，把少量丝绸送到西域各个小国，这些小国再将多余的丝绸转手。
反观草原上的情况，只有横亘在亚洲北方的大草原带被基本纳入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疆土中，大规模的远距离草原贸易才可以顺利开展起来。在突厥汗国之前的匈奴、柔然虽然也是赫赫有名的强大的草原帝国，但它们也只是控制了大草原带的东部而已。只有在突厥汗国崛起后，大草原带第一次被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打通了，大规模的远距离草原贸易才成了现实。
丝绸之路真正名副其实地大规模开启贸易，其实是在隋唐时期，而且对这条贸易道路的兴盛，突厥人和粟特人功不可没。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北魏与柔然南北对峙的经典套路上，这一次是唐朝与突厥的对峙。626年秋，“自夸强盛”的东突厥以数十万大军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出马，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议和，满足了他们索取财物的要求，东突厥才退兵而去。
看上去处于弱势一方的唐朝要学习汉朝初年韬光养晦，用几十年的时间积蓄力量，然后再与东突厥一战了。然而局势转变却异常迅速。仅仅几年之后，东突厥就土崩瓦解了。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从强盛的顶峰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跌落了。
史书上把东突厥的灭亡归结于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但仔细分析唐朝出兵攻打东突厥的过程，会发现平定东突厥轻而易举。唐朝对突厥的军事打击规模并不大，双方并没有进行激烈的决战，突厥军队大都不战而败或者不战而降。看上去唐朝军队仅仅是在东突厥已经瓦解的形势下收拾了东突厥的残局，直接跨过阴山，控制了漠南草原。
迅速打败东突厥的不是唐朝军队，而是老天，即不期而至的糟糕气候。一些史书记载，贞观二年（628年），“颉利国中，盛夏降霜”；贞观九年（635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在大灾之中，当时东突厥的一些下属部落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颉利可汗的统治。
这次大灾有多么严重？史书上只有只言片语的描述，幸好现代科学能够一探当时的气候状况。这并不是一次局限在蒙古草原上的灾害，而是整个北半球的大灾害，唐朝也同样受到了影响。贞观元年（627年），黄河流域气候突然变冷，连续三年遭遇严重的霜灾，幸好没有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老百姓还是可以迁移到邻近地区获取食物，保住性命。
今天的科学家分析，627年前后的北半球持续数年的大面积气候变冷现象，与大规模火山喷发后的降温非常相似。格陵兰岛上的一处冰芯较好地记录了553—1974年北半球火山喷发的历史，因为火山喷发的酸性灰尘的成分会被保存在冰芯中，所以科学家能够据此判断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了火山喷发，喷发的强度如何。遗憾的是，这处冰芯记录的900年以前的几乎所有火山喷发的地点都尚未被发现，其中就包括627年前后的一次火山喷发，但从冰芯记录的酸度峰值来看，627年左右的这次火山喷发的强度，是553—900年最高的一次。
其他研究发现，626年欧洲出现了干雾、降灰和气候异常等大规模火山喷发的证据，据猜测喷发的地点可能在地中海地区。当地当时的历史文献也记载，太阳光异常黯淡，以至人们以为太阳再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这段黑暗的时期持续了半年多。
火山喷发带来的灰尘遮天蔽日，北半球气温骤然下降，严重的雪灾和霜灾导致东突厥牲畜大量冻死，造成空前的大饥荒。在唐朝出兵之前，东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颉利可汗躲在漠南草原一隅，苟延残喘。
还有学者分析认为，由于颉利可汗严重地依赖粟特人和其他中亚人，草原帝国的行政官员大多由他们出任。外人把持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他突厥贵族对此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利益的侵犯，于是群起反对颉利可汗。
财富是草原帝国维系的纽带，也是草原帝国纷争的祸端。
虽然赢得不是那么堂堂正正，但唐朝毕竟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举消灭了可怕的东突厥汗国。虽然此后在蒙古草原上又出现了薛延陀汗国，但唐朝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这个新兴势力，并很快把这个想成为东突厥继任者的汗国消灭掉。到650年，唐朝又消灭了盘踞在阿尔泰山以北的东突厥最后的残余势力——车鼻部。至此，整个漠北地区都向唐朝俯首称臣。
为了管理漠北，唐朝设立了燕然都护府，后来改为安北都护府，管理大漠南北。草原上的突厥、铁勒各部落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名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从此唐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管辖权直接行使至漠北地区。
那一刻，唐朝和李世民都达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一个飞旋在亚洲舞台上的史诗般的王朝出现了。唐朝军队甚至跨越了西面高入云端的葱岭（即帕米尔高原），在中亚与列强周旋。
为什么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突厥、隋、唐能够先后接替，成为整个亚洲东部的主人，草原与华夏之间融合方面的巨大障碍一度变得不是问题了？
草原与华夏在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当然还存在，隋唐与此前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王朝统治者对于草原比过去的华夏王朝更熟悉，他们本身就有深厚的草原背景。
如果对隋朝和唐朝的建立者追根溯源，就要从北魏后期处于长城地带的六镇说起了。“六镇之乱”最终导致了北魏分裂，六镇出身的官兵演变而成的关陇集团却成为北魏之后影响天下政局的重要力量。
从拓跋鲜卑兴起以来，如同走马灯一般在华夏掌控局面的主要政权，都是以北部长城地带的边疆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力量创建的：拓跋鲜卑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它的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来是河西走廊一带的军事指挥官，隋朝上层也来自同一集团；至于唐朝，与北周和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在太原。它们起先都是独霸一方的军事集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能同时从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中获得支持。
比如帮助宇文泰建立北周的将领中，有突厥血统的独孤信，以及带有鲜卑血统、日后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这些人的家族之间互相联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即北周的第一任皇帝明帝；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这对夫妻生下了李渊。建立唐朝的李渊有“大野氏”这样的少数民族姓氏。
这些有着浓厚北方军镇色彩的关陇集团成员，对于北方草原的游戏规则并不陌生。他们在作战的时候，高度依赖骑兵部队。他们自己要么就有养马的部落，要么从邻近的草原部落中得到充足的马匹，从而能够建立并维持长期的骑兵部队。即使他们在华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与草原上的各个族群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们身上融合了草原文化和华夏文化。所以相对于昔日汉朝的君主，他们更容易和草原文明打交道，一旦出现建立霸业的机会，他们马上就知道如何控制广袤的草原和众多的游牧族群。
关陇集团几经打天下和治天下，到隋唐王朝前期，一种兼具草与禾色彩的政权模式成熟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以华夏强大的农耕生产力为基础，辅之以草原色彩的军事制度。比如府兵制，就是一种兵农结合的制度。
隋唐的前期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从领土上看，不仅包含了华夏，而且包含了一部分的草原乃至西域地区；从族群上看，隋唐不仅包含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而且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其他族群，尤其是有着草原部落血统的大量族群。
虽然以华夏文明为国之根本，但草原文化同样得到隋唐王朝很多人士的推崇。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立的太子李承乾，就酷爱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他在郊外建了一座毡房，四周插满了狼头大纛。他经常表达想搬到草原上居住的想法，在那里他可以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这不是个案，实际上唐朝的李氏皇族早期的价值观、习惯、行为以及政策，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草原文化倾向。
隋唐的前期，既有华夏“禾”的基因，也有草原“草”的血脉。这样一种混合政权模式，意味着隋唐不仅要管理好华夏，而且深深地卷入了草原以及西域的政治之中，因为草的世界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隋唐政权是不会放弃草原与西域的。
所以，当历史终于走到突厥与隋唐时期时，东亚出现了登上大洲级舞台的大帝国，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此前几百年大乱局中孕育出的文明融合的种子最终萌发、生长而促成的。这些大帝国的根脉来自魏晋南北朝的乱局，种子的萌发要追溯到北魏的边境军镇，甚至可以上溯到南匈奴寓居在东汉境内的时候。
在幸运地消灭了东突厥之后，唐朝皇帝李世民要面对自己的“南匈奴”问题了，与当年的汉光武帝刘秀面对的南匈奴降民类似，唐朝需要安置大量的突厥遗民。李世民的策略和当年刘秀的策略很相似，他把这些投降过来的突厥人安置在河套南部的唐朝境内，并拆散了他们原有的部落，让他们散居在边境的各个州县。少部分突厥人被迁入长安地区定居，几个突厥部落首领也被唐朝吸收，出任军事将领。
作为一个“亚洲级”帝国，唐朝需要安置的部落可不只有突厥人，在整个唐朝历史中，羌人、党项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都曾在唐朝境内生活。唐朝将这些部落主要安置于北部边疆一线，于是从今甘肃河西走廊向东，沿黄土高原、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一带，多个民族杂居。
这些外来部落对于唐朝维持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隋唐皇族靠军功起家，但是与北魏类似，当政权定都于中原腹地，变成一个越来越依赖农耕模式的王朝时，其军事传统必然会有所削弱。而迁入的部落可以帮助唐朝管理庞大的朝廷养马场，饲养马匹和其他牲畜，甚至直接参军，部落的首领成为军队的指挥官，部落人民充当骑兵。唐朝因此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在草原上与草原政权争锋。
内附的部落是唐朝称雄亚洲的锋利长剑，可惜，它们是既能伤人也能伤己的双刃剑。稍后唐朝会痛苦地发现这一真相。
唐朝对于更为偏远的区域的控制，是通过羁縻州和都督府实现的。那些愿意臣服于唐朝的部落首领，会根据唐朝的羁縻制得到任命，被赐予封号、官爵和俸禄，有的人甚至还能得到唐朝的尊贵姓氏——李。唐朝建立的都督府驻军很少，管辖范围却很大，主要依赖当地支持唐朝的部落来维持局面。
所以，面对草原、西域这些与华夏不同的区域，唐朝实际上只是把华夏的治理方式在区域最上层的管理者中进行了小范围的推广。至于区域的底层部落如何管理，还是由当地管理者自行决定。这是一种很明智、很现实的治理策略。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唐朝的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扩张到北方草原和西域的荒漠、山地，于是唐朝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影响了更广阔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边远部落受到了唐朝的“培训”，他们对于华夏王朝的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部落首领会与唐朝皇室通婚，首领的儿子会作为质子到唐朝腹地接受教育，并担当皇帝卫队的侍卫官。慢慢地，这些部落上层对于华夏、都城、朝廷、制度越来越熟悉，很多人甚至通晓汉族人的语言和文化，并模仿华夏王朝的方方面面。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再次变革的伏笔已经埋下了。
大唐变成小唐
草原和华夏彼此熟悉，草原上的可汗与华夏的皇帝都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天下大势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实话实说，唐朝登上东亚霸主的宝座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682年突厥贵族阿史那骨笃禄等反叛唐朝，重新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大唐王朝一下子失去了对草原的实际控制力。但此后几十年间，唐朝面对四邻基本上还是能够占据上风。
与匈奴的单于相比，突厥的可汗更加了解华夏的情况。对唐朝来说幸运的是，突厥人仍然是较为纯正的草原族群，东突厥汗国也还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所以唐朝与突厥的斗争，是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与一个单一草原政权的斗争。突厥人与匈奴人一样，满足于把华夏看作财富的源泉、会下金蛋的母鸡，希望能从华夏长期拿到金蛋，不希望母鸡死掉。即使在军事上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突厥人仍然不打算长期占据华夏。
比如武则天当政时期，突厥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十分强大，武则天不得不以献贡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人。而且在汉族人看来更为屈辱的是，此时的联姻是武则天的侄孙武延秀与默啜可汗的女儿联姻，也就是现在俗称的“倒插门”。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倒插门”也经常会被拿来调侃，何况在唐朝时期，这样的联姻让唐朝人感觉颜面无光。
即便如此，默啜可汗也并不高兴，认为武氏配不上自己的女儿，熟悉华夏文化的可汗觉得，只有唐朝的皇姓成员即李氏人才足够尊贵，配得上和自己的家族联姻，于是打出“奉唐伐周”的旗号，于698年进攻华夏，当然仍以劫掠为主，并没有长期占据长城地带以南领土的意图。
草原与华夏好似又回到了匈奴与汉朝对峙时期，双方继续玩和亲纳贡、敲诈和反敲诈的游戏。
默啜可汗时期的东突厥在草原上极力扩张势力，逐渐控制了从东北地区到西域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司马光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哀婉地说：“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世事难料，草原帝国又一次“马失前蹄”，让唐朝头疼不已的东突厥竟然自乱阵脚了。原属于铁勒部落一支的回鹘人团结草原上的许多族群，一举推翻了东突厥的统治，整个草原上的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洗牌。一时之间，回鹘还在忙着统一草原，无暇觊觎华夏的财富。来自草原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唐朝和那时的皇帝李隆基迎来了一小段心情舒畅的时光。
是的，只是一小段时光。
草原帝国会发生内乱，难道华夏王朝就不会吗？唐朝的藩镇正好比北魏的六镇。内附部落这把双刃剑突然发难，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面对周边强大的对手，作为混合政权的隋唐前期依靠的是以骑兵对抗骑兵的军事策略。
当时隋唐的对手很多——吐蕃、突厥、契丹、奚等，除了吐蕃是高原政权，其余皆为草原政权，不过吐蕃也靠骑兵打天下，类似于草原政权的套路。单一草原政权并不热衷于侵占隋唐的农耕区，而是采用军事敲诈的策略，要么突然袭击掠夺粮食和其他物产，要么索要贡品。吐蕃曾经长期控制西北的河西走廊到西域一带。
相比汉朝主要面对单一的匈奴帝国，唐朝的麻烦其实更大，它的对手更多，而且被侵扰的频率也更高。毕竟汉朝一次性用贡品搞定匈奴的单于，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了。可是唐朝周边的吐蕃、突厥、契丹、奚都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唐朝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
从710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李隆基即将继位的时候，面对日益严重的边患问题，唐朝开始任命长期的节度使来管理、指挥边境军事防卫区。此后的十几年，节度使制度逐渐推广到了整个边境地带。
为了防御西部的吐蕃，唐朝设立了河西节度使（据点在凉州）、陇右节度使（据点在鄯州）、剑南节度使（据点在成都）。为了防御北方的突厥，设立了朔方节度使（据点在灵武）。主要为了防御东北方向的契丹和奚，设立了河东节度使（据点在太原）、范阳节度使（据点在幽州）、平卢节度使曾长期由范阳节度使兼任，据点在营州……
节度使对自己防区的军务拥有完全的管辖权，每个节度使手下有数万兵力，后勤供应由支度使负责。为了在边境养活庞大的军队，许多防区都要依靠本地区的屯田来解决粮食问题。到742年，唐朝供养的边防军队多达49万人，另外还有8万骑兵。整个国家的军队大约80%以上都由节度使控制，分布于边疆各个防区。为了维持强大的边防军队，唐朝的大量财政都用于这些军队的开销。
长期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一方面说明大唐国力强盛，另一方面说明外部挑战严峻。唐朝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混合政权的尊严和地位，不仅要保卫华夏免受侵扰，而且要在周边的草原、高原、西域以及东北山林中与其他政权争锋。
所以，混合政权模式只是看起来很美——集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各自所长，其实，这种模式既是荣耀，也是负担。唐朝渐渐变得力不从心了。
751年，唐朝和黑衣大食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遭遇，亚洲东西两大王朝在中亚正面交锋，这场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怛罗斯之战，以唐军失利而结束。
其实，这场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这场战役并非两个王朝一赌国运的决战，对唐朝来说，在如此遥远的地区与强敌作战，已经鞭长莫及。即使没有怛罗斯之战的失利，唐朝也难以长期在中亚保持影响力。这场战役对于唐朝的影响并不大。
但也就是在同一年，唐朝八万大军征讨西南方向的大理国，大败而归，大理国向吐蕃称臣，两国结盟对抗唐朝，唐朝西南边境从此陷入长期战乱。还是在这一年，北方的节度使安禄山率领大军，联合奚人征讨契丹，同样遭遇失利。北方的边患依然猖獗。
这一连串的失利表明，唐朝已经很难再继续推行混合政权的策略，很难在华夏之外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与统治力。至少到李隆基执政的后期，在外围作战不断受挫的局面下，迫不得已，只能考虑选择战略收缩。
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向单一华夏政权收缩？
扩张势力很难，收缩防线也很难。历史甚至都不给唐朝逐步转型的机会。唐朝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完成了从锐意进取的大唐向收缩自闭的“小唐”的转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755年年末，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突然起兵，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借口，联合草原上的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族群的武装部队，率15万大军急速向都城进攻。
迷醉在盛世歌舞中的唐朝完全惊呆了，河北、河南望风披靡，安禄山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攻下了洛阳城。
这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安史之乱历时7年，唐朝甚至宋朝的史书编撰者对叛军首领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口诛笔伐。安史之乱看似是一场发生在唐朝内部的叛乱，边关拥兵自重的将领为了颠覆朝廷、取而代之而发动的，似乎只是唐朝的内乱。
然而，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安史之乱从起因到后果，都不只是唐朝的内部事务，它从一开始就和整个亚洲东部的局势搅和在了一起，与草原各方势力的博弈搅和在了一起。
叛军之首安禄山出生在草原上，他的姓氏“安”就大有来历，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亚地区粟特人的姓氏。根据记载，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有着深厚的突厥汗国背景。而且，语言学家发现，“禄山”在粟特语中是“光”的意思，这有着强烈的宗教含义，表明安禄山的家庭是信奉拜火教的，这正是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之一。
史书中有一段关于安禄山的记载：“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历史学家据这段话分析认为，此大会应该是一种拜火教团的宗教活动，而安禄山不仅是一位手握兵权的唐朝边塞将领，而且是一位拜火教团的宗教首领。在他的周围，有大量包括粟特商人在内的北方族群的各色人等，他们很可能与安禄山结成了复杂的利益团体。
更加让人深思的是，突厥汗国的主流宗教也是拜火教，这当然和粟特商人在汗国中的重要经济地位有关。虽然在安史之乱前，再度复兴的东突厥已经被新兴的回鹘瓦解了，但是突厥人在草原上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聚集在安禄山周围的人群中，可能有许多都是来自刚刚灭亡的东突厥的残余力量。
有着如此深厚的草原背景，又手握十几万边疆精锐之师，这就是安禄山敢于“逆天”的资本，哪怕对面是亚洲东部的霸主——唐朝。
当然，有和朝廷掰手腕的资本，并不表示安禄山一定要造反，安禄山起兵的原因可能非常复杂，既有朝廷之上宰相杨国忠对他的仇视和诋毁，也有身边一帮有突厥和粟特背景的兄弟的鼓动。此外，也许还有他自身的健康问题。
从现代医学视角分析史书对安禄山的描写，这个人很肥胖，在起兵后没多久就失明了，很像有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甚至有人怀疑安禄山起兵之际，已经感觉自己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他可能担心自己一旦死去，杨国忠就会对他身边的一方势力不利，于是铤而走险。仅仅打下洛阳后，安禄山就急于称帝，这和他此前沉稳多谋的性格也很不符合，暗示了他可能察觉自己时日不多，“过把瘾就死”。
不管怎样，安禄山起兵发难后不久就死了，他的搭档史思明后来也死了，唐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7年的时间才勉强结束了安史之乱。当和平重新降临唐朝的时候，隋唐时代前期意气风发的混合政权模式，包括草原上的局势，都已时过境迁。
从整个亚洲东部的局势看，安史之乱不仅是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与唐朝政府军的对垒，而且是“叛军+突厥余党+其他一些草原势力”与“唐朝政府+回鹘+另外一些草原势力”的对垒，整个草原的力量被裹挟到了这场大乱局之中。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的唐朝是一个兼有华夏和草原风格的混合政权的特点决定的。
安史之乱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接替突厥控制草原的回鹘，而昔日的盛世大唐却一蹶不振，龟缩为“小唐”，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转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一度无力招架，不得已求助于草原上的新兴强权回鹘，甚至签订了每年进贡两万匹丝绸换取回鹘军事支持的协议。回鹘很满意这笔交易，不仅因为可以获得草原上很稀缺的丝绸，而且因为安禄山一方掺杂了突厥的残余势力，回鹘可不能容忍刚被自己打倒的突厥“借尸还魂”，在安禄山手中再度复兴。于是回鹘和唐朝一拍即合。
突厥人和粟特人达成的“军事力量+商业力量”的国家经营模式，也被回鹘如法炮制。只不过由于信仰拜火教的那些粟特人属于突厥一派，所以回鹘转而选择了与另一批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搭档，由回鹘提供军事力量，摩尼教粟特人提供商业力量。
在回鹘出兵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并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之外，为了“答谢”回鹘，唐朝不情愿地又与回鹘约定开通绢马互市，也就是用唐朝的丝绸制品与回鹘的马匹进行交换。其实唐朝中后期是缺少马匹的，确实需要从草原上购买马匹来充实军事力量，说唐朝“不情愿”是因为绢马互市的价格。
按照规定，唐朝购买回鹘马匹每年最高额度是10万匹，每匹马换绢40匹。如果每年回鹘都赶来10万匹马，不论是好马还是老弱病残马，唐朝都得无条件支付400万匹绢，这绝对是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可是当时的唐朝别无他法，唐军连安禄山的叛军都拿不下，当然更打不过草原霸主回鹘了，只好花钱买平安。
龟缩后的唐朝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草原与华夏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军事敲诈—破财免灾”的套路上。不管怎样，绢马互市开展起来后，至少回鹘没有了入主华夏的念头，这是唐朝换取的外交成果。
然而，回鹘汗国算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吗？未必如此。
绢马互市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让唐朝苦不堪言。不过这世间有一个道理是，财富是一把双刃剑。流淌向草原深处的丝绸洪流虽然给回鹘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但也给这个新兴的草原帝国带来了致命隐患。
手握大量华夏物产的回鹘上层人士再也不是过去那些厉兵秣马的游牧骑手了，他们效仿唐朝人，在草原上修建起可汗城、可敦城等城市，建造宫殿，穿起绫罗绸缎，在草原深处过起了奢靡的定居生活。
回鹘汗国的都城叫喀拉巴格什。9世纪30年代，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曾经拜访这座草原上的城市。他描写道，这座城市极宏伟，人口众多，商铺林立，并且由12扇铁门环绕构成一座大堡垒。在城市之外的乡野，遍布着大量的良田。
回鹘人在自己的草原疆域腹地兴建大规模城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控制贸易路线，发展远途贸易，从中渔利。东西方的商人，尤其是回鹘汗国倚重的粟特商人会把这样的城市当作货物储存和交易的场所。城市周围的农田则是为了满足商业城市人口的粮食需要而耕种的。
当然，回鹘人并不是化剑为犁，从草原战士彻底变成了农民，回鹘人仍然是游牧民，他们只是把一些擅长耕种的农民带到了草原上，让农民帮助自己种粮食。
站在后人的角度观察这样的回鹘汗国，我们能够感受到回鹘人的苦心，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探索草原与华夏的融合之路，试图建立一种“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一种与隋唐王朝前期一样是混合政权但政权根基在草原的模式。
这种模式显然是一种新的草与禾的融合探索。回鹘人的探索能成功吗？
草原城市给回鹘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这个草原帝国带来了隐患。草原政权的特点是流动性、机动性：游牧民逐水草而居，放牧牲畜；游牧骑兵来去如风，令人生畏。可是有了城市，而且还是聚集了大量财富和行政人员的城市，游牧帝国就牺牲了一部分机动性，少数的几个城市成为帝国的“神经中枢”，如果神经中枢出了问题，整个帝国就会瘫痪。
历史证明，虚弱的唐朝在财政重压下苦不堪言，一夜暴富的回鹘也并没有得意多久。回鹘人很快迎来了自食其果的一天。
840年左右，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黠戛斯人突然袭击了回鹘汗国位于鄂尔浑河的支流土拉河流域的中心城市，“神经中枢”被击中了，看似强大的回鹘竟然一击而溃，从其崛起到瓦解，居然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
想想也是，一个把战马换成了丝绸，王族和贵族过起了定居生活的族群，怎能算是草原族群？还怎么做草原的主人呢？
回鹘人失去了广阔的草原，当然还有他们建立起来的富庶城市。一部分回鹘贵族向南退却，据守西域的绿洲地带。在西域及其周边，他们建立起了一些小型政权，比如甘州回鹘和高昌回鹘。虽然这些政权比起曾经的回鹘汗国显得寒酸，也失去了军事敲诈的能力，但回鹘人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桥梁”作用，他们在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丝绸之路上热衷于做生意，比如向华夏输出马匹和玉石，换取丝绸。
回鹘人借助商业力量，在草原上兴建城市，试图融合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失败，这些经验教训将在未来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给后来者指明发展道路。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草原强权瞬间瓦解，压在唐朝头上的大山被搬走了。也就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吐蕃也因为宗教纷争闹起了内乱，陷入了分裂状态，唐朝卧榻之侧的这一威胁也解除了。大唐盛世还能回光返照吗？
“落花流水春去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不仅失去了对北方草原和西北方西域地区的控制权，退化为单一华夏政权，而且在长城以南的传统地区，它也只是维持住了唐朝的旗号而已，实际的局面则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最后是在唐朝与叛军的妥协中逐步平定的，叛军将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相继脱离叛军，向朝廷表示效忠，朝廷为了笼络这些降将，“悉原其罪，一切不问”。这些降将也毫不客气地“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建立了自己的藩镇。三人后来分别成为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此三镇史称“河朔三镇”，藩帅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将士拥立，赋税不上供中央而由将士瓜分。这简直就是唐朝内部的独立王国。
唐朝后期曾经多次兴兵讨伐不服管的河朔三镇，但每次都铩羽而归，可见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已经孱弱不堪。
幸好其他的藩镇还能够听命于朝廷。比如中原地区的藩镇集结了重兵，当地赋税也不上供朝廷，而是自给自足，但在军事上服从朝廷的领导。唐朝政府需要中原的这些藩镇来威慑河朔三镇，不要再出现类似安史之乱的局面。另一些集结重兵的藩镇地处西北和西南边陲，它们的开支还要仰仗唐朝政府供给。
那么唐朝后期的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东南地区藩镇的输送，特别是长江下游的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道，这些地方兵力不足，钱粮却丰盈，是唐朝后期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于是，东南藩镇的财力维持了唐朝政府的运转，边疆藩镇给唐朝提供了国防力量，不同藩镇之间相互制衡，这样的体系竟然让衰弱的唐朝又维持了100多年的统治。
所以宋朝人评价说：“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所谓诸侯，就是藩镇。
唐朝能够续命100多年，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外来人”的帮忙。
虽然大唐变成了“小唐”，龟缩为单一华夏政权，但唐朝并未闭关锁国，它的身体里还残留着草原的基因，唐朝依然在吸收周边的游牧族群，把它们纳入自己帐下，利用游牧族群的战斗力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这是唐朝一以贯之的策略。
在草原帝国回鹘和高原王朝吐蕃相继瓦解后，唐朝周边是群雄混战的局面，一些在争斗中落下风的部落会向还维持着表面统一的唐朝求援，请求内附。
观察唐朝后期东亚大陆上的局势，表面上看草原上群雄逐鹿，华夏则藩镇割据，似乎又回到了单一草原政权对阵单一华夏政权的老路上。隋唐前期那种草原与华夏天下大同的威武气概，此时全然没有了踪影。
但经过隋唐前期的风云变幻，被胡风浸染的华夏和被汉风洗礼的草原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长城内外都曾经尝试着建立混合政权，差别只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草原文明，还是以草原为主体融合华夏文明。前者即隋唐王朝试图打造的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后者即回鹘汗国试图打造的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从汉末几百年的动荡时代到隋唐几百年的帝国时代，长城内外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流和文化交流，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彼此更为熟悉，互相借鉴。在形形色色的商人甚至各个政权间频繁贸易的牵引下，华夏与草原的联系更加紧密。或者借用现代的词汇，两个巨大的区域之间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不是两者变成一个样子，而是互通有无，各有所获，互利共赢。这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融合，它比依靠军事力量的疆域融合或者政令控制下的融合更生活化，从长远看也更有意义。
从单一政权通往混合政权的道路已经开辟，虽然唐朝与回鹘都遭受了重挫，历史的短暂徘徊仍然暗示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更深层次的融合即将展开。接下来的千年中，更为激动人心的大融合时代徐徐拉开了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