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
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那久远的上古时代，大陆是广阔的，人烟是稀少的。最早涌现的那批人类文明，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一般，散落在凡间广袤的大陆上，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
当时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个族群的人不多。即使到了距今1万年前左右，也就是农业出现之后，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仍然耕种、狩猎和采集并重，因为早期的农作物产量很低，整个族群靠单一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存活的。
随着人口数量缓慢增加，大陆上终于出现了一些光彩夺目的早期文化。如果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会遇到许多繁荣而有趣的文明。
比如在今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流域，有小河沿文化，它可能是承袭了更古老且神秘的红山文化。后人在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玉器，其中的玉猪龙被很多人看作中华文明最早的龙的形象。
再比如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区域的龙山文化，那里的古人可以制造出轻薄而坚硬的黑陶。更有位于黄河北部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那里拥有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汇聚了周围各种文化的精华，人们甚至猜测陶寺遗址可能是传说中的“尧都”。
把目光转向南方，辉煌的良渚文化一定会令你惊叹。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至钱塘江流域，其中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统、宫殿、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在良渚古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贵族则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个村落中，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在良渚古城中发现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证实，良渚古城内的居民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制作的玉器、漆器、精致的陶器、象牙器以及丝绸集中出土于高阶层人物的墓葬中。良渚遗址的大型墓葬群及里面的精美玉器、土筑高台和祭坛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家把这个时期的中华文明状况称为“满天星斗”。
在那个时代，各种绚烂的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华大地，它们之间已经不像是1万多年前地球冰期刚刚结束时那样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相之间有了交流。人们会彼此交换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把自己的文化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似乎假以时日，各个地区文化再继续各自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它们也许真的会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华古文明？
接下来竟风云突变，打碎了人们的美好幻想。
在距今4000—3500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文化突然间消失了。
先让我们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考察一下当时的古文化消失事件。良渚文化于距今5300年前兴起，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类似，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600—4000年，长江中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500—4000年，都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了。
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长江流域，去看看北方的情况。黄河上游曾经有个齐家文化，畜牧业非常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狗、牛、马等，尤其是养猪业最为兴旺。齐家文化在制陶、纺织及冶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可惜，发达的齐家文化在距今约3700年前走向消亡。
此外，更北方的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500多年前也走向了衰亡。
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大量的中华古文化都走向了衰落，古文化的群星变得暗淡了。
就在各古文化走向衰亡的时候，有一处的文化不仅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繁荣，这就是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其代表就是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前1530年，从时间范围看属于传说中的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城市，在那里还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随葬品，这说明在那时，龙作为图腾形象已经开始确立了。
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遗址，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里的考古发现与商朝的许多特点有关联，可能属于商朝建立之前早期商人的城市，并不是传说中的夏朝的都城或城市。
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在4000多年前有过“满天星斗”的景象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距今3000多年前的阶段，则是“月明星稀”：华夏文化是一轮耀目的月亮，照亮了当时的文明夜空，而周围的文化相对于华夏，则是光亮较弱的星星，它们中的大部分甚至还达不到数百年前当地文化的发达程度。
这就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月明星稀”之谜。衰落的那些文化繁星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变故？
为了解释“月明星稀”之谜，考古学家试图还原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走向衰落的南北古文化，衰落前都从相对定居和农耕的生活状态，变成了自由迁徙的生活状态。
原本良渚文化获取肉食主要靠饲养家畜，渔猎活动只是辅助，可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当地的一些后起文化反而主要以渔猎的方式获得肉食，家畜饲养变少了。我们知道，家畜饲养代表了定居的文化，渔猎则代表要经常迁徙。
位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也有这样的趋势。齐家文化时，养猪业比较发达，养猪代表余粮充足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可是后来出现的文化反而不怎么养猪，他们的陶器也比之前的齐家文化小。所以，后来者更容易迁移。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的古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农业聚落，很可能转为游牧生活了。
大量古文化都从定居转向自由迁移，说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动荡。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往往意味着一种外来文明或外来民族突然闯入，引发了许多部落的迁移，涉及广阔的地域。
“月明星稀”现象也许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大动荡造成的？
外来文明入侵导致迁徙的事例的确古已有之，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约4000年前的东亚一片广阔的土地，至少包括了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真的会有一个古老文明在较短的时间里席卷了如此广袤的东亚大地吗？
不太可能。
而且，外来文明侵略往往会带来本地文化的剧烈变化，会有大量新的文化元素侵入，可是考古学家目前在各地遗址中并未发现文化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正能够在广袤的大地上“兴风作浪”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外来文明，而是气候。只有气候变迁能够影响如此广阔范围内的人类和文化。
然而当考古学家考察古文化衰落时期的气候时，却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候变化趋势。比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走向崩溃，看上去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持续洪水有关。那个时期，太湖的水域和森林、草地面积明显扩大了，这说明当地气候变暖，降雨量加大，带来了植被的繁盛和水域的扩大，甚至洪水滔天。
但是对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文化，看上去却是由于气候变冷导致了古文化衰落。原本辽河流域及其周边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有石头围起的许多建筑。可是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这些农业聚落逐渐被遗弃，当地人类活动也日趋减少，这从当时留下的遗迹变少就可看出来。对这种农牧交界区域来说，气候变暖会带来当地农业聚落的繁荣，气候变冷才会让农业聚落萧条下去，这里古文化的衰落显然有气候变冷因素的影响。
如果约4000年前气候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到底是变暖了，还是变冷了？
此外，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现象，还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不仅没有受到这次广泛的气候变迁的打击，反而不断走向繁荣呢？
那个时代的古人甚至还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最多只有文字符号的雏形，因此不可能留下当时的气象记录。没有古代文献，要了解约4000年前的气候变迁，我们只能借助今天的科学技术了。
科学家发现，一些古老湖泊底部沉积了上万年的泥炭层，每个时期的大气降水都会对当时形成的泥炭层中的碳同位素产生影响。所以，通过研究湖泊泥炭层中碳同位素的变化，就可以推测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降水量。降水量和气温是气候的两大重要指标，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和气温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科学家还知道，影响中国东部降水量的主要气象因素，是我们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的一个词语——副热带高压。
副热带高压是地球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系统，一般位于地球南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大洋上空，它对附近区域的水汽、热量的输送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靠近亚洲大陆，对中国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气候有着重要作用。
不夸张地说，中国东部的气温、降水的变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它也对中国的漫长历史产生了隐秘且至关重要的影响。
具体说来，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偏北方的位置时，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多，而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少；反之，当它处于偏南方的位置时，降雨的情况就是北少南多。所以，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称为“东亚雨神”：它偏向某个方向，邻近的大陆就会有更多降水。
科学家根据泥炭中碳同位素数据分析，在距今约4800—4200年，也就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时期，“东亚雨神”长期位于偏北方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夏季可能持续多雨，并可能出现洪涝灾害。长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则可能持续偏少，出现相对干旱。这样的降雨分布对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来说，可谓福祸不同。
对东北地区乃至延伸到今内蒙古地区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少的，降雨增加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提高，对当时的文明来说是好事。而对长江流域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多的，这个时期降雨有所减少，略微干旱的气候有利于河网密布、沼泽泥泞的长江流域泥土干化，出现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对那里的文明来说，也是好年景。
相对来说，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就较为苦恼了，他们相对靠近北方的纬度位置，加上有一条大河水系在该区域流过，所以降雨增多带来了较多的洪涝灾害，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
以上就是4000多年前古文明“满天星斗”时的气候分析。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降雨量分布有利于南方和北方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原文明略不利。
天有不测风云，根据湖底泥炭层分析，距今约4200年前，东亚大气环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东亚雨神”结束了自己长达约600年的“北居生活”，开始向南移动，转为“南居生活”。请注意，在接下来的约1600年里，也就是距今约4200—2600年，它都将位于偏南方的位置。这段时期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夏朝到春秋时期。
于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特别是降雨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由长期降雨偏多转向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
可以想见，东北地区的人们发现生活变得艰难了，降雨减少给他们的旱地农业带来了沉重打击，让他们原始的农耕文明慢慢衰落下去，一部分人被迫向南迁徙，留下的人可能转向了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而长江流域的人们也发现日子不好过了，降雨太多让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片泽国，适合耕种的田地变少，他们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的地方谋生。
风水轮流转，此时黄河流域的人们兴高采烈起来，肆虐当地的洪涝灾害过去了，降雨量也比较适中，利于农业的开展。于是在北方和南方的诸多文明相继遭受重创、逐渐暗淡的时候，黄河流域的文明如同一轮圆月，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空，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大地。
这就是中国东部地区早期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剧情，这个剧情的主角是气候变迁，是“东亚雨神”的南北移动。
这个剧情版本和真实的人类文明剧情是一致的吗？只能说，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比起外来文明入侵，更有科学依据一些，更靠谱一些。而且我们要知道，越是远古时代，古人的科技水平越低，对抗环境变迁的能力越低，因此古文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就越大。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时代，气候变化对古文明的影响，很可能会是决定性的。
不管怎样，在四周古文明相继暗淡的时候，华夏文明的一轮明月升起了。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轮明月的文化景色。
初升的太阳照向了伊洛河，河水泛起亮色，河北岸的高地也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这块高地就是二里头，我们正穿越回3500多年前。
二里头是位于今河南的伊洛河北岸冲积平原最南端的一块高地，四周则是平坦、肥沃的泛滥平原。如果视野放广一点，我们会发现二里头及其周围地区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块盆地中，盆地的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邙山，南面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岳嵩山。
这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土地，但二里头的居民可能并不知道，就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爆发了汹涌的洪水。洪水并不是二里头局部的现象，在整个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甚至淮河上游都洪水滔滔。我们有理由认为可怕的洪水与“东亚雨神”有关。
这次大洪水事件给当时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以沉重的打击，却也改变了二里头地区的地貌和水文，劫后余生之后，这里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冲积平原土质肥沃，有利于早期农业的开展。
二里头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多的仍然是土生土长的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但早期居民在农作物品种上是多多益善的，也种植大豆和小麦。大豆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种植规模和比例虽然不突出，但相对稳定。这里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种植的小麦其实来自遥远的西方，起源于西亚。到了二里头时期，小麦已经变成了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农作物。
东亚的二里头种上了原产西亚的小麦，说明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东西方就已经存在了交流。
有趣的是，二里头还种植水稻这一原产于南方的农作物。这是因为当时二里头地区的气候并不像今天的河南这样干旱。3500年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较为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气温比今天高，降水也比今天丰沛。据估计，当时二里头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6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左右。如此暖湿的气候让二里头的平原上分布了相当多的积水洼地，这些地方不适合种植耐旱的粟、黍、麦等，却是种植水稻的理想水田环境。因此在二里头时期，这里水稻的种植面积比此前有所扩大。
粟、黍、麦、豆、稻，古代中国所谓的“五谷”在二里头全都齐了，可以想象二里头秋收的时刻，真可谓五谷丰登。
早期先民的生活当然不会那么惬意，当时各种农作物的亩产量是很低的，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必须想尽办法获得更多的食物。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已经不再主要依靠狩猎，家养的牲畜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肉食。比如说家猪，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3000年，野猪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驯化变成了家猪，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先民们有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和残羹冷炙给猪食用，因此家猪的养殖变得很兴旺。
总之，二里头先民的肉食菜谱十分丰富。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只要能获得的肉食，他们来者不拒，当然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还是哺乳动物，特别是猪、牛、羊这几种家畜，以及野生的梅花鹿。
有了充足的食物，早期文化的繁荣就有了底气。占据天时与地利的二里头文化不愧是中华文明早期文化中的一轮明月。
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市”傲立在二里头高地上，俯视着周围的平原和河流。这是一座井然有序的大型建筑群，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
二里头的道路十分宽阔，外围大路最宽处超过了20米，主要建筑之间也有通道相连或相隔，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东西并排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之间，就有宽约3米、长达百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面下，还有木结构的排水暗渠。其中一处基址是一座多进院落的组合式建筑，它的南院和中院有多座东西并排的墓葬，而北院发现了有积水迹象的大型池塘遗迹，当年这里也许是一片美丽的宫廷池塘，蛙鸣鱼跃蜻蜓飞。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一个阶层井然的社会，在宫城周围特别是宫殿区以东区域，居住着二里头的贵族们。从出土的一些较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后人可以推断出他们身份高贵。而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式或半地穴式建筑，在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说明这个区域是二里头一般先民的生活区。
二里头先民不仅忙碌地在田地劳作，在丛林狩猎，他们也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着。从宫殿区向南200余米的位置，就是他们的一处重要的工作场所——铸铜作坊，面积竟然达上万平方米左右。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使用时间长，包括了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当时的铸铜工艺设施已经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这其实并不奇怪，二里头时期属于青铜时代，铜器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里头又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类似于首都，统治力向外辐射，控制着四周广阔区域，因此二里头有需求也有能力长期维持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
而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一处作坊，这是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这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应该都有围墙包围着，说明当时对这些重要生产部门的管理较为严格，很可能是由统治阶层直接控制和管理生产。
然而，二里头自身并没有铜矿和绿松石矿。在铸铜作坊里，如今所见都是熔炼渣，说明这里只负责进行青铜的熔炼和铸造工序，而开采矿料和冶炼矿料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至于绿松石矿，可能来自向南几百公里（千米）之外的山区，那里有绿松石矿的矿带。矿石来自远方，也佐证了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控制力是很强大的。
对神灵的崇拜，是科学不昌明的远古时代的普遍现象，二里头先民也不例外。在“城市”的中东部，也就是宫殿区的北方和西北方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先祖和神灵。或许他们在参加仪式的时候，会带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器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从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盉、爵等，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经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发现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发现于今四川到今浙江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扩散到黄河上游的今甘肃、今青海一带。
更有意义的现象是，从出土位置上看，二里头传播出去的这些陶器、青铜器，并不是距离二里头越近，出土就越多，这些礼器往往出土在二里头文化扩散的远方，尤其是与其他古文化的交界处附近。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扩散现象呢？
这是因为，礼器和普通日用陶器的扩散方式是不一样的，礼器的作用是连接了二里头文化涉及的各个地方的中心据点，它们的传播其实是在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进行的。换句话说，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已经与南北方广阔区域的族群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且对各地的族群有着重大影响力。
这样的扩散现象揭示出当时的二里头政权的一种策略、一种观念。二里头文化应该不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远距离征服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像我们不认为有外来文明依靠武力制造了“月明星稀”的文化景象一样。但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广阔区域？那就是——文化输出。
二里头政权的确利用自己的文化输出，用原始的礼器和礼制，在文化层面上，在广大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正是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有些考古学家指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最早的中国”。此中国并非是疆土的统一体，而是在文化上的趋向统一。
换句话说，在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广大区域中，文明的融合首先是从文化上开启的，而不是武力先行。
二里头文化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先民一种极为重要的谋生手段，本书将把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称作“禾的世界”。在秦汉时代形成了长城以南的广大政权后，我们可以整体上将这片区域称为“华夏”，从整体上看，华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域，属于禾的世界。
距今3500多年前，北至燕山山脉，南达长江流域，西到今甘肃、青海，东临大海，以中原为核心的“禾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已悄然开启。中华文明融合的重要剧目开演了。
历史贴士·商朝人没听说过夏朝
对夏朝，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世袭制国家。根据史书推断，如果夏朝真的存在，它的时限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可能是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较为松散的国家。
但对考古学家来说，一提起夏朝，却令人伤心。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尊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现实证据。
首先是没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记录。其次是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传说中的夏朝晚了好几百年，特别是系统记载夏朝历史的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写作时间更是比传说中的夏朝灭亡的时间都晚了约1500年。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当时的人叙述当时的事，称为第一手史料，价值是最高的。如果后期的记载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过于久远，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更让人生疑的是，史书上都记载商朝推翻了夏朝，取而代之。那么，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这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商朝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关于改朝换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及。更诡异的是，商朝人的甲骨文里连“夏”这个国名或者族群的名字都没有。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但是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还是有记述的，而且特别赞颂了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这其中就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叫作《竹书纪年》的古书中也记录了王亥，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结果被人杀死，他的儿子甲微，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向河伯借兵，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所以躲过了秦始皇征服六国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但是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在汤建立商朝之前，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应该还有许多部落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其中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方国存在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只是有的强大一点，有的弱一点。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为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国家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2000年11月9日，项目组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认为夏商周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关于这一说法，国内外学界存在不少争议。
夏朝真的存在吗？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答案。
商周天下：中国与四方
商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的朝代，在夏朝并无确切考古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目前许多国内外学者把商朝看作中国最早的朝代，并认为中华文明从商朝开始，逐渐进入了统一国家的门槛。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文化的后期可能已经进入了商朝的时代，两者有所承接。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考古证据不足，围绕商朝这一古代文明，存在许多未解之谜，其中一个有趣的谜团就是：商朝的地盘有多大？
湖北黄陂盘龙城紧邻长江，1974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商朝遗址。这是一座典型的商朝城市，里面有城邑宫室、奢侈墓葬、手工业遗址等，发掘出来的各种铜器、陶器的风格，与考古学家在郑州附近的商朝都城遗址里的所见相同。
从湖北黄陂到商朝的核心地带即今河南黄河流域，可谓相距千里，如果这里的商朝遗址也在商朝的版图内，那么商朝的疆域之广真是太惊人了，光是从都城向南就扩展了至少千里，更不用说还有北面、西面和东面的疆土了。从这座长江边的商朝城市判断，商朝的疆域似乎很广大。
然而根据周朝初年的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之后，在原来商朝的王畿区设立“三监”管理，即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商朝都城，并将商的王畿区划分为卫、鄘、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统治，总称三监，以监视武庚的一举一动。这三监的具体地域范围，大概在今河北中南部、今河南大部，以及今山东局部地区。这个范围就是商朝晚期商王直辖的控制区域了，也就是方圆一二百公里的一片面积不大的区域。由此看来，商朝的疆域似乎又很小。
那么，商朝的地盘到底有多大呢？
有考古学家指出，商朝的王畿区和整个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根据商朝甲骨文记载，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有些学者认为，如果把这些方国也算入商朝的疆域里，那么商朝疆域的确十分广大。
不过从甲骨文记载分析，我们真不能高估了商朝外服的地盘，因为商朝周边那些方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
就拿商王武丁来说，他在位59年，以武功最为显著，按说那时候商朝不弱了。可是就在武丁的时期，商朝的西北，即今山西一带，居住着几个强大的部落，比如工方、土方和鬼方这几个方国，它们与商朝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一片甲骨上，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大意如此）：有一天，坏消息从西方传来，工方侵入我方领土，掠走75人。另一天，占卜师问，未来10天还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上的裂纹后说，有麻烦，可能会有不幸的事发生。过了几天，果然有坏消息了，土方又攻入我方西部领土，占了我方两个邑。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武丁时期，而且在不到一个月内边境频频告急。
为了平定西北方向的威胁，武丁动员了5000名将士，首先选择对土方用兵，还与自己的妻子妇好一起出征，终于擒获土方首领，并使其余部远遁。平定土方的威胁后，武丁转而进攻势力更大的工方。这个部落似乎是游牧民族，向来出没无常，很难寻觅。为了达到打击工方的目的，武丁几乎每次战役都亲自出征。甲骨文中记载，武丁曾多次向祖先占卜询问，究竟应该征集5000人还是3000人进行讨伐。
商朝最大的一次征兵数额记载，是商王带兵万人，加上妇好的3000名将士一起出战。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占了当时商朝总人口的1/10，几乎可以算是举国作战了。
商朝其他方向上也都是不好惹的主儿。为了稳定国家，武丁曾经大举讨伐南方的荆楚和更靠西北方向的鬼方；妇好带领军队参加过对羌方、土方、巴方和夷的一系列战争。商朝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宗族武装，兵员来自各宗族，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争的时候跟随本族首领，在商王的带领下出征。
总的看来，四周这些方国都和商朝是敌对关系，肯定不属于商朝疆域。商朝就算有某些方国“小跟班”，其实力和疆域应该也十分有限。
商朝地处中原地区，从好的方面说是身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但是从坏的方面说，四面受敌，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国际生存环境太恶劣。商朝的灭亡也归咎于这种糟糕的国际环境。
商朝晚期，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和东方。在西方，周人的势力崛起，拉拢各个方国准备向商朝的地盘发展；在东方，夷人势力大增，频频入侵。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方国，而是分成了许多国家，包括夷方、林方、盂方等，分布在今山东、今安徽等地。早在商朝中期，几任商王就曾经兴兵伐夷。
而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在位时，夷人的威胁让帝乙不得不亲自东征。这次出征在甲骨文中有大量记载，商王带领大军，联合了诸侯攸侯喜的军队，用了130多天对夷方和林方作战，然后又花费了同样的时间返回都城。但是显然这次大规模会战并没有解决夷人对商朝的威胁。直到商朝末年，商纣王仍然不得不继续派出重兵，向东南方向的夷人进攻。
公元前1046年，西面的周人趁商朝的大军在东南被夷人牵制，王畿空虚之际，挥兵东进，直逼商都朝歌。商纣王仓促应战，与周人的大军战于牧野。留守商军终因兵力悬殊而被击溃，商纣王败亡后收拾美玉金帛，和娇妻相拥自焚而死。驰骋中原几百年的商朝就此终结。
商朝的灭亡告诉我们，自始至终商朝都处于强敌围绕的尴尬局面，商王控制的区域不会比王畿区大多少。其实商朝人自己也很谦虚，用甲骨文记载战争时，称呼自己为“商方”，意思是本国与其他方国都是平起平坐的，强不到哪里去。
既然商朝的疆域十分有限，那么我们怎么解释长江边上出现的商朝城市盘龙城呢？盘龙城显然是商朝的贵族率领一批人马建造并长期经营的，这个远离商朝疆域范围的孤城肯定负有特殊的使命。
商王们虽然也希望扩大疆土，但毕竟国力有限，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融合在自己的版图内，恐怕商王做梦也没这个奢望。他们的现实追求是疆域之内的安定和周边“国际环境”的和睦。有没有事半功倍的方法呢？
正如二里头文化借助文化输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那样，商朝历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输出的重要性。
文化输出就要拿出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考古学家经常说，没有青铜就不成商朝。
商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鼎。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墓中，青铜器共有468件，其中青铜礼器就有200余件。我们后人看到妇好墓的随葬品，觉得大量的青铜器让人目不暇接。那么真正的商王的大墓中，青铜器随葬品该有多么辉煌？虽然现在的历代商王大墓早就被盗，空空如也，但我们可以猜想，历代商王在下葬的时候，青铜器随葬品比起他们妻子的随葬品要档次更高，也更加丰富。
要铸造青铜器，就需要有高质量、大批量的铜矿。商朝疆域内的铜矿远远不能满足铸造青铜器的需要，于是任何有铜矿的地方，就成为商朝人垂涎之处。而长江中游地区，正是铜矿富集的区域，为了获得那里的铜矿，商王必然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一些考古学家推测，黄陂的商朝城池应该就是商朝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而建立的。通过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商朝人可以获取珍贵的铜矿资源，当然也可以顺便收获长江流域的一些其他资源。
可以想见，商朝人为了控制铜矿和其他资源而建造的孤城不会只有一座。所以除了王畿区外，商朝在广袤的大地上也建设了一些据点，它们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兴建。因此，商朝所谓的“疆域”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个整块，而是以都城为中心，控制了一小块王畿区，然后四周远近分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归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这些据点间的空隙地带并不一定听命于商朝，有可能是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或者控制在与商朝敌对的方国手中。
疏而有漏，这才是商朝疆域的真实情况，这才是商朝的“天下”。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没有青铜，祭祀典礼就没法进行，商朝人的社会生活也就乱了套。所以商朝贵族们都将祭祀时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青铜器，视为圣物世代保存。在这种情况下，青铜制造的“锅碗瓢盆”就不仅仅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的必需品。没有青铜器，商朝就不成国家，商王也就无法治理本国。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由于青铜器制造技术掌握在商朝人手中，属于一种垄断高科技，通过赐予或者不赐予青铜器，可反映商朝与其他方国之间的亲疏远近，友好或敌对：“想要青铜器吗？那就和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吧！”
比如，考古学家在今山东济南的老城区附近发现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铜圆鼎、方鼎，有些青铜器上还带有族徽和铭文。这说明商朝时期济南地区的“据点”与河南安阳商朝“本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商朝很可能是通过拉拢这里的部落，来达到控制遥远的东方大片区域的目的。
商朝不论是疆域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大，甚至在长江流域都建有飞地，但实事求是地说，商朝并没有让广阔区域的族群都认同它的权势和文化。因此，说商朝建立起了真正的朝代，总是感觉很勉强，它只能算是一个正在迈向朝代级别的地区性政权。
中华文明中“天下”概念的初次形成和传播，是周朝时候的事情了。
周朝吞并了商朝的疆土后，把陕西、河南、山西这些远古文明区域整合起来，再通过向四周扩张、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以及更大范围的间接统治，同时继续发展和传播礼制文化，在广阔的区域内建立起了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而且，周朝继承了商朝的文字，通过把青铜器赠予各诸侯国乃至周边的政权，使汉字文化圈扩大开来，诸侯至少在名义上接受了周王为天下的共主。所以周朝不仅用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商朝的礼制衣钵，用文化力量实现了广阔区域的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朝君主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最早，这些军事据点的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岸及太行山脉两侧，后来又扩散到其他地区的战略要冲。这些军事据点的首领被周朝王室授予了不同等级的爵位，爵位及其特权是可以世袭的。慢慢地，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诸侯国。
为了对诸侯国进行控制，周朝的创建者们创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其中，嫡长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小宗”，因此，所有诸侯均属于周王室的“小宗”。周朝形成了所谓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从天子的诸侯，在诸侯的下面是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在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基础之上，周朝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体系，规范王公贵族在不同社会场合的举止行动。
到了西周时代，鼎作为等级的标志，出现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数量成单数排列的鼎。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祭祀时这些铜鼎中都盛放各种肉食。与鼎相配的是盛放饭食的青铜簋，它使用的是偶数组合，也有多少之别。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用二簋。
古书《周礼》将周朝的政治结构描绘成一个以周朝王室为中心的整齐划一的体系，在这种政治模式下，国与国之间紧密相连，井然有序。后世包括孔子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赞美周朝建立的这种礼制社会，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天下治理模式。
但是，“理想”不等于现实。
回到周朝的前期看一看，与商朝类似，广袤的大地上人口并不多，各个诸侯国的据点之间距离相当远。从管理上说，周朝的前期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大联盟，大家虽然依靠青铜器和礼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周王室对于各个诸侯国的控制力仍然是十分微弱的。
不管怎样，周朝毕竟建立起了一个广大区域的松散政治模式，让大量诸侯国名义上团结在了周王室的周围，在思想上融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说商朝只能算是一种朝代的半成品，那么周朝就是名副其实的朝代。即使到了后来的春秋时期，天下大乱，“春秋无义战”，但大小诸侯国名义上还都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给周王一个面子；战国时期，七雄争锋，大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但许多诸侯国都有与周朝近似的天下观念，认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天下统一。
那么，商周时期的人们到底是怎么看待“天下”这个概念的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里的名言，似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下”就是天空之下的所有大地。其实，这是后人对于商周时期的“天下”的一种误解，拿后来的认识替代了早期的认识。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来区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区分内与外、“中国”与“四方”的概念。这里所谓的“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东一带，在周朝前期也没有扩张太多，在“中国”的外部，还有不属于自己的“四方”或“四裔”。在商周人看来，“中国”就是“天下”，范围并不大。
只是到了后来，周朝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天下”才逐渐向外扩展开来，一些原本属于“四夷”的地方逐渐进入了“天下”的范围，而这些“四夷”之外的更遥远的区域，变成了新的“四夷”。
周朝“天下”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王室既要有软实力的青铜器，也要有硬实力的军事强权，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远方。在周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势力始终不服，并且让周朝吃尽了苦头，这就是活跃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
楚国早期的历史晦涩难解，大致上人们认为楚国先民不断南迁，最终发展为一个南方大国。楚国君主的一块心病是，在周朝的政治体系中，他们只是子爵，封号太低了，与楚国的强大国力并不相称。第六代楚君熊渠扩张到汉水中游后，说了一句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从这句话中人们可以看出，当时周朝的“天下”确实是不包括四方蛮夷的。而熊渠说出这句话，就是表明楚国不愿继续存在于周朝的“天下”体系中了，以后可以自行其是，不需要看周王的脸色。
其实楚国早在西周初期就与灭掉了商的周朝有分庭抗礼的态势。第四位周王即周昭王多次亲率大军征讨楚国，其中大约公元前982年伐楚时，周朝最为精锐的西六师竟然被楚军全部歼灭。周昭王后来在第三次率军伐楚时再次失利，史书记载他“南巡不返”，其实就是暗示周昭王战败身死，据说他是在败逃中淹死在汉水了。
周楚征战给两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周来说，征战导致元气大伤，从此之后周朝的武力扩张基本上停止了，只能依靠礼制及青铜器“温柔地”管理各诸侯国，再无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强大军力了。
楚国的桀骜不驯，代表了商周沿袭而来的“天下观”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颇多阻力。没有“以力服人”的实力，就没有“以礼服人”的底气。客观地看，至少在周朝的前期，还没有哪个政权有实力兼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圈。
对楚国来说，从此自信心爆棚，逐渐不把周王室的权威放在眼里，甚至有了平起平坐的态度了。楚国强大起来后，干脆一脚踢开周王，在春秋前期的楚武王时代就自称为王，脱离于周朝的那套礼制之外。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封号，再次被拒绝了。熊通大怒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他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时至今日，武汉人要表达自己不服气、不甘心的时候，会说“不服周”，这句简单且倔强的话语可能已经从春秋时期开始，流传了两千多年。
当然，楚国“不服周”的态度也并非夜郎自大，而是因为一方面楚国在军事上确实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另一方面当时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虽然迥异，但同样辉煌灿烂。
诸子百家中，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应该与楚国关系密切。老子学说源于楚人的思想传统，而庄子在楚国做过官，《庄子》著作里涉及了大量楚地的人和物。在文学上，楚国屈原的《楚辞》绮丽、奇诡、想象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北方文学的质朴、写实风格区分明显。
还是回到周王室的话题。日渐衰落的周王室经常受到来自周边的挑战，特别是南方的荆楚和北方的少数民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犬戎与周的两个诸侯国——申国、缯国联合攻打周朝，洗劫了西周的京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周幽王被弑。第二年，平王被迫东迁到东都成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周开始，纷乱的春秋战国也拉开了序幕。
而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楚国国运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末期，最终通过战争融入了“天下”。秦灭六国，将楚国也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之中。
但楚国的文化其实并没有消失。
比如在取代秦朝的汉朝，楚文化就颇受推崇，如果追究秦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或者汉朝的创立者刘邦，从地域上看，他们都是楚人。所以《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偏爱楚声、楚舞、楚服，他的《大风歌》也是楚地风格。而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相争，本质上是楚人和楚人之间的“内战”。
秦国用军事灭掉了楚国，与中原商周文化长期分庭抗礼的荆楚文化最终与前者合流，长江流域不再只是商朝的盘龙城飞地，或者周朝自欺欺人的分封之地，而是与黄河流域一起融入了同样的天下。商周的天下从整体上实实在在地向南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到秦朝一统江山，禾的世界持续扩张，终于囊括了包括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由于相近的语言、文化也广布于这片地区，因此禾的世界不仅实现了疆域的整合，也在进行着文化上的融合过程。
那么，这段禾的世界的扩张历史，能代表早期中华文明的全貌吗？
答案是不能。因为从宏观的中华文明的视角看，不仅有禾的世界，还有与禾的世界正在并驾齐驱地发展着的另一个世界——草的世界。
历史贴士·商朝灭亡要怪雅利安人吗
武王伐纣的故事尽人皆知，周人在两代明君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领导下，励精图治，终于推翻了暴虐的商纣王，建立起辉煌的周朝。周人从西向东扩张，消灭了商朝，目的显然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要教育一下酒池肉林的无道商纣王。如果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周人的向东扩张是与当时世界的大变局息息相关的。
公元前20世纪开始，原来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兴起，他们越过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脉，向南涌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并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雅利安人的强势扩张得益于他们最早把铁和马匹用于战争。对当时的古代战争来说，无论战车还是骑兵都可以算是超级武器，所以雅利安人取得了空前的战果。
比如公元前1450年，一批雅利安人驾着马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区域，随后又向西兼并了叙利亚地区，向东兼并了伊朗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雅利安人国家，史称米坦尼王国，后来这个王国亡于亚述人之手。
从公元前1500—前600年，雅利安人一波又一波地南下，其中一支甚至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
那么东方的中华文明境况如何呢？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杀入中亚和伊朗高原，把当地的吐火罗人赶到天山以东，直至黄土高原边缘。而吐火罗人控制了天山山麓和河西走廊一带，迫使当地的游牧族群羌人、戎人向东逃跑。如同一张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原本居住在黄土高原西北一带的周人，在羌人和戎人的压迫下，被迫向东、向南拓展生存空间，恰好遭遇盘踞在中原的商人。
商人作战很少使用马和马车，而长期与西北游牧族群打拼的周人却早已学会用马拉战车建立军队。军事技术上的劣势，加上大量商军主力被牵制在更东方的对夷人的战争中，商纣王被周人偷袭得手，武王伐纣大获全胜。如果追溯因果关系，商朝的灭亡和雅利安人扩张有着间接的联系。
获胜的周人自然不会告诉天下人，他们是因为顶不住西方的攻势而向东进发的，这多少有点丢面子。他们编织出了商纣王荒淫暴虐的故事，来标榜自己战争的合法性。
迷雾中的北境
前面所说的“天下”，属于我们所熟悉的教科书中描述的中原早期历史，较为丰富的史书记载让这段历史与文明丰富多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在中原的外围，是文明的荒原，是一片蛮荒之地。记载的缺乏不代表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不代表那里的文明就落后。
那么，从中原向北望，又是怎样的一片文明的天空呢？
一座面积400万平方米的巨大石头城曾经矗立在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揭露出来一段隐秘的远古往事。
石峁遗址恰好位于北方草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交汇地带。目前的发掘表明，石峁城址由核心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规模甚至超过了陶寺城址、良渚城址。从石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既有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有造型独特的石雕和石刻人像，部分人像头戴异域风格的尖帽子，高鼻深目。
从石峁遗址的延续时间看，大概从4300年前开始建城，到4000年前被毁弃。从文明持续的时间段看，符合中华大地“月明星稀”变迁的过程。石峁遗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它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反映了4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繁荣的古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地处农耕区的陶寺、良渚等古文化。石峁当年一定有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农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再辅之以畜牧业等，有了充足的食物才会有大量的人口，有了大量的人口才会有劳动力去兴建巨大的城市。
历史学家必须重新认识这一地带的文明程度。早在4000多年前，中原文明的北方可能就已经存在着发达的古文明。
而石峁遗址显示出，当年这座城市具有很强大的防御能力。那么，这个神秘的族群要防御的是谁呢？很可能是来自草原的强大势力。
虽然中原的商周文明曾经用狄、戎等有贬义的词汇来称呼北方大地上的族群，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原文明的北方不仅不是黑暗之地，反而是哺育中原文明的重要区域。如果我们把青铜器看作衡量早期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志之一，那么北方文明在最初的岁月中，甚至可能曾领先于中原文明。
前面已经多次强调，商周的天下，特别是商朝到周朝前期这段时间，其势力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所以在这个时期，与商周文明打交道的“北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内蒙古草原，而是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区与内蒙古草原之间的地带，从地形上看，这个地带包含了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以及黄河的中上游区域，我们决不能把这部分简单地认为是草原地区，这里更像是许多山间小盆地的集合。这片“北方”其实就是日后修建长城的地区，我们姑且提前称呼这里为“长城地带”。
被群山分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长城地带不容易形成一个整体的强大政权，而是会形成诸多部落或小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商朝和周朝前期要面对的北方势力。
西亚从公元前600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铜，而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带，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双范合铸的铜斧。所以，东亚地区的青铜器和纯铜的冶炼、制造技术，很可能是通过与西方、北方的文化交流，经欧亚大陆传入的。中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要比中原地区更早一些。
比如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曾经有一个四坝文化，年代略早于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套管式铜锛，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蒙古肯特省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古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这种文物。这种锛的较原始的形式也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目前判断是起源于西伯利亚一带。所以，这种铜锛可能是从西方、北方经过新疆、甘肃逐渐传入中原地区的。
不过进入青铜时代后，北方与中原的青铜文明呈现不同的特点。长城地带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及装饰器，与中原文明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将青铜用于生产大批礼乐器具，而是制作了许多实用的工具、兵器和艺术品。青铜短剑及随身装饰品是这一地带的重要文化标志。
商周时期，中原与西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一些商品、技术和习俗在遥远的地区间流动。比如红玛瑙，最早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被人们普遍佩戴，一小部分红玛瑙还通过草原地带被传输到了中国北方。到了西周时期，混用了红玛瑙珠子的复杂挂饰突然出现在中原，主要出土于女性墓葬之中，让考古学家猜测，这些女性也许是少数民族，有可能是通过贵族间的通婚来到西周境内，并把红玛瑙珠子的制作工艺及佩戴习俗也带了过来。
当时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紧邻的长城地带，它夹在平原与草原之间，从生产方式上也兼具两边特色，既在山间盆地发展农业，也会在山坡上放牧牛羊，从事畜牧业。由于可以较早吸收更北方和更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所以长城地带的部落一度让中原文明寝食难安。
比如，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犬戎都是驾马御车的部落，战斗力非常强大，犬戎的攻击甚至直接让西周遭受了灭顶之灾。当时周朝内乱，姜姓的申侯联合了西戎中的犬戎部落攻入都城丰镐，周幽王出逃不及被杀，西周就此灭亡。强大的犬戎占据了丰镐，周朝的晋、郑、卫、秦等诸侯不得不组成联军，才赶走犬戎，拥立平王登基，把都城东迁到洛阳地区。周王室倾颓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启了，而在驱逐犬戎中获得了地位和地盘的秦，也终于挖到了建立未来霸业的第一桶金，此乃后话。
犬戎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这一事件清楚地告诉人们，长城地带的非中原文明对于中原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原文明的进程。商周的天下体系运转了几百年，最终毁于申侯与犬戎的联军。此后的春秋时期，中原文明中哪个诸侯能够抵御外敌并重整天下体系，哪个诸侯就具有称霸天下的资格，这应该是当时各方诸侯的共识。
正是严重的外部军事威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春秋时期的中原文明的形态。
春秋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少数民族依然是中原文明的大麻烦。齐桓公能够率先在春秋乱局中称霸天下，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尊王攘夷”，消除北方戎、狄对中原文明的威胁，令各诸侯国不得不服气。就连孔子也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让齐国强大起来，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中原人就会被征服，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一样披发、前襟向左掩。
但是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来临，中原文明逐渐形成若干个强大的地域政权后，长城地带散落的部落就开始处于军事劣势了，这些部落成为中原文明兼并的对象。
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的中山国。中山国的前身是白狄，最早活跃于陕北一带，此后逐渐转战到太行山区，建立国家，甚至走出山区，向东部平原发展，成长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然而中山国生不逢时，面对的是战国七雄级别的虎狼之师，先是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消灭，中山国残余势力退入太行山中蛰伏30年后再度复国，却又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再次灭国，彻底并入赵国的版图。
和中山国类似，辗转于长城地带的若干北方势力先后被战国七雄中的北方诸强蚕食干净，商周所奠基的天下版图也不断把疆域向北推进。虽然已经没人拿周王室和他们那套礼制当回事了，但中原文明还是随着军事征伐而扩张，最终融合了长城地带的山岭、盆地。
终于，在战国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原文明要直面比长城地带更靠北方的那片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了，那里生活着中原农耕民所不熟悉的草原游牧民。没有了长城地带的缓冲区，禾的世界与草的世界正面遭遇，中华文明最为波澜壮阔的融合史诗即将上演。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横亘着一条绿色的“飘带”，这就是欧亚草原带，游牧民策马驰骋的舞台。
欧亚草原带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到了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的形成，要归因于地理和气候，远离海洋、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令土地不适合耕种，却适合草的生长。
从地形上看，可以用山脉将巨大的欧亚草原带由西向东分成三个部分，乌拉尔山以西是一部分，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天山之间是一部分，阿尔泰山、天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之间是另一部分。虽然有山脉相隔，但人们若想在整个草原带东西向迁移，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山脉不是十分险峻，河流不是十分湍急，另一方面山脉中也有可供穿越的通途。整个草原带都是放牧的好地方，人们基本上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就地安家很容易。
从阿尔泰山、天山向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部分草原带绵延于中国的北方，对中国历史有着久远的影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禾的世界相对应，我们可以称这片区域为“草的世界”。
如果更微观地分析，这部分草原带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的草原带，比如夹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里的北疆草原，以及被今蒙古国南部戈壁南北分割的漠南草原和漠北草原。
此外，由于草原带最东端的大兴安岭并不险峻，翻越大兴安岭后就进入了东北地区，那里是丛林、沼泽、溪流、草甸混杂的世界。由于历史上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同属于长城以外的世界，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有时也会把东北地区纳入草的世界去分析，只是读者们要注意，东北地区内部的自然环境更加复杂。
游牧人在草原带迁徙是非常便利和迅捷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现象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南北方向的迁移，比如一个先秦时期的人想从今北京附近迁移到杭州附近，这段距离还不足1500千米，他竟要跨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可能还要包括曾经存在的山东境内的济水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最后抵达钱塘江流域，路线上都是横向阻拦的河流。而且南北方的气候也不一样，因此植被和作物也就不一样，他要应付不同的情况。
而如果这个人骑马从大兴安岭脚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千米，旅途快捷而轻松，他甚至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
一句话，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
重点来了！迁徙的便利性带来了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便捷性，在草原带的一端出现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快传播到草原带的另一端；欧亚草原带某处兴起的古代文化，也可以迅速地扩张到广阔的草原区域。
这片广阔的草原最开始可能只是人类的狩猎场和采集场，而不是畜牧场。古人类曾在这里猎杀大型动物，采集浆果。驯化大型动物并开始畜牧活动，其实是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之后的事情了。考古学家认为，驯养动物需要长时间的试验和长期的技术知识积累，还要为饲养动物提供足够的饲料。要满足这样的驯养条件，人类首先要有足够发达的农业。
因此，农业早于畜牧业出现，并且是后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非常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不仅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游牧。最早的游牧人群可能是从绿洲部落中分化出来的，因为绿洲环境恰好有利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共存。一开始，绿洲部落中的人们既农耕，也畜牧；后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耕，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畜牧；最后，从事畜牧的那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绿洲，开始在广阔的草原上游牧，新的生产方式就此出现了。当然，游牧民和农耕民之间还是会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物产。
前面说了这么大段草原特点和游牧起源的事情，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华夏文明逐渐要面对的草原局面。
前面已经提及，在战国晚期，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不断向北扩张，将长城地带的部落吞噬后，华夏和草原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中原与草原正式开始直面彼此。
当时的草原族群，可能已经不是长城地带的那些部落似的“软柿子”了。让我们首先跨越今天的国境，深入草原腹地，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西北的阿尔赞附近山谷去看一看。
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2700多年的古代游牧人的王陵，从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器、铁器、青铜器以及古代纺织品，单是黄金艺术品，就多达4700多件。墓中出土的兵器都是铁器，这些铁质兵器如短剑、匕首、战斧乃至箭头等都镶嵌着黄金，一共发现约20千克的黄金艺术品。
这个大墓修建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它靠近今俄罗斯和蒙古边境，周围是大片的草原。由此往南偏东，翻越蒙古国的杭爱山和中国内蒙古的阴山，就可以抵达黄河流域。
无独有偶，在中国新疆北部中蒙边界的草原上，有三道湖泊群分布在三处谷地中，当地人称呼这里为三道海子。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三道海子遗址，有巨型石堆遗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以及鹿石和岩画。三道海子的石围石堆，在建构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选择上，以及鹿石类型、动物艺术主题等方面，和俄罗斯图瓦阿尔赞王陵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游牧人群的遗存。三道海子各种圆形石堆应该是祭祀遗址，这里是当时的游牧政权在夏季的一处祭祀活动的场所。
阿尔赞大墓和三道海子遗址群所代表的游牧人群，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考古学家推测，阿尔赞是这一人群的王族墓地，而三道海子则是他们的夏季祭祀中心。三道海子遗址本身在阿尔泰山海拔3484米的雪峰之下，早期游牧政权的首领及其核心集团通过在阿尔泰山巅谷地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控制着民众与上天、诸神的沟通权力，宣传他们所崇拜的教义和文化，垄断阿尔泰山丰富的黄金、宝石等资源，同时向其统治范围内的次一级首领分配各种资源，不断确认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力。
当时的草原进入了铁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游牧时代，强大的部落可以依靠骑马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变化必然带来草原部落的大动荡和大整合，进而形成若干称霸一方的草原政权。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草原政权可能并无自己的文字，没有留下关于他们自己的记载。不过，在东西方的古老文献中，与它相关的记载时有出现。在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有“一目国”的记述，而在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也留下了关于“独目人”的文字。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述，都指向了阿尔赞、三道海子一带的古老草原政权。也许所谓的独目，是当时游牧民的一种服装，或者是一种祭祀仪式的装扮。
虽然这个“独目人”草原政权仍然迷雾重重，但从它兴盛的时间看，很可能对东西方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目人”政权的强盛，可能向西迫使斯基泰人西迁，并影响了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历史进程。而这个政权向东的影响，很可能与前面提到的西周灭亡有一定的关联性。
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中发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华夏的北部边境突然受到了迅速增强的外族入侵压力，比如赤狄、白狄和山戎等族群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他们为何对华夏突然发难？
也许正是因为草原深处出现了一个或若干个强大的政权，并且向四方扩张，给了草原边缘地带的部落非常大的压力，中国河西走廊以及长城地带的部落政权不得不向东、向南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文献中记载的频频入侵华夏的事件，西周可能就是这一趋势的牺牲品。
《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学者考证，这首诗描写的应该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抵御外敌之一猃狁的情形，士兵们抱怨自己一年到头回不了家，无法照顾妻儿。
猃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当时很多青铜铭文都记录了与猃狁作战的场景。比如在多友鼎铭文中记载，周军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猃狁的100多辆战车，但猃狁实力犹存，仍然与周军多次作战。如此强悍的部落让学者们怀疑，猃狁这个部落可能有草原背景。
而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草原上就已经存在强大而富裕的国家政权了，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让草原政权如虎添翼。草原政权兴起，甚至可能早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或许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联系，早在两边的人们直接相对之前很久，就以一种“隔山打牛”的方式开始了。西周的灭亡可能就是一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以及之后的赵国是与草原政权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的势力。史书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晋国的赵襄子就“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这几个字十分简洁地描写了华夏诸强吞并长城地带的部落后，面对草原政权的发展过程。
“诸胡”这两个字耐人寻味，“胡”显然不是指长城地带的那些亦农亦牧的部落，而是指生活在草原上的骑射族群。而且在赵襄子时期，“诸胡”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分成若干族群，当时汉族人统称这些自身刚刚遭遇的草原族群为胡人。也许紧邻长城地带的草原上，还没有形成阿尔赞一带那样强大的草原政权。所以赵国面对的草原政权还不算太可怕。
在汉族人笔下，胡人逐水草而居，他们畜养动物，骑马作战，擅长射箭。
赵国与草原政权直面相对，给赵国与战国诸强的争锋带来了有趣的变化。曾经的赵国，除了要与华夏各诸侯国抗衡外，其东北方有东胡，北方有匈奴，西北方有楼烦和林胡，可谓强敌环伺。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积极吸收草原政权的先进军事技术，提倡“胡服骑射”，让赵国一跃成为七雄之中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不仅灭掉了卧榻之侧的中山国，还向北扩张领土，最大限度地把草原诸胡向北逼退。
如果我们要说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融合，那么赵国无疑是两大世界融合的先驱，把草原的军事优势与华夏的农耕优势初步结合在了一起，甚至在文化上也尝试着融合。
然而，武装起来的草原诸胡已经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善于学习的赵国可以击退对手，甚至向北深入，却无法彻底消灭对手，特别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到了战国后期，强大的赵国不得不派出精兵良将来守卫北部边境，比如位列战国四大名将的李牧就曾率领大批赵军与匈奴、林胡、东胡长期作战。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牵制，严重削弱了赵国与战国七雄中其他国家作战的能力。
相对来说，从中原逐鹿的视角看，战国时期的秦国、齐国、楚国的背后并没有草原诸胡这样强大的对手，至少不像赵国那样直面如此多的草原对手，算是它们的运气。
面对越来越强的北境边患，地处北方的战国三雄——秦国、赵国、燕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修筑了各自的长城，来抵御草原骑兵的侵扰。它们不惜成本地修筑长城，无声地向后人证明：胡人的威胁真的很大。
白登山前后：两个世界的战与和
分处长城两侧的草原和华夏，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整合的军事竞赛，到底是草原上的“诸胡”率先实现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面南背北，俯视华夏呢，还是战国七雄率先完成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君临天下，傲视北境呢？
“六王毕，四海一”，秦国领先一步，完成了统一华夏文明圈的重任，变成了秦朝。
秦始皇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他必须立刻解决实力不断增强的胡人的威胁，尤其是卧榻之侧的强敌——匈奴。
大将蒙恬在攻破了六国中最后一国——齐国之后，立刻领取了向北攻击的新任务，带领30万大军攻向河套地区，也就是黄河的“几字弯”位置。虽然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较为干旱，甚至还分布着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但是在秦朝的时候，那里是丰美的草原地带，不论对于匈奴还是秦朝，都是一块肥肉。匈奴人一度占据了河套地区，与秦都咸阳相距不远，对秦朝的威胁极大。
而如果秦朝占领了河套地区，就能够拥有一大片牧场，骑兵所需的马匹将有粮草保障。战国时期，战车已经逐步退出了军事舞台，代之以灵活机动的骑兵和组织严密的步兵。从那时起的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骑兵都是北方争霸战中的决定性军事力量。
当时尚未统一整个草原的匈奴还不是蒙恬大军的对手。挟歼灭六国的余威，秦军顺利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只能带着部众向北退却，避让秦军兵锋。然后蒙恬将昔日秦国、赵国、燕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构筑起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把包括匈奴在内的各个草原政权挡在华夏王朝的外面。
如前所述，骑兵在草原上飞驰是很方便的，匈奴可以很容易集结起自己的骑兵，在河套地区与秦朝作战。反观秦朝，要从中原地区把步兵军队调集到河套地区就比较困难了。为了消除调动军队的缺陷，在继万里长城之后，秦始皇又高瞻远瞩地下令修建了一条秦直道。秦直道从秦都咸阳城附近的甘泉宫出发，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包头市西南的九原县，穿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抵达河套地区的边境线。修筑秦直道就为了方便调动军队，威慑和打击匈奴。一旦塞外有事，浩浩荡荡的秦朝大军便可以从都城咸阳城附近整军前进，直达边塞。
其实，这条通往北部边境的秦直道，只是秦朝建设的交通网络的一条而已。秦朝以都城咸阳城为中心，向外辐射，修建了大量叫作驰道的国家级道路，把都城和天下其他郡连接起来。根据文献记载，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驰道就已经连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有固定的宽度，沿途还种植了青松，道路外侧用铁锤夯实。
秦始皇坐着马车五次巡游天下，就是行走在这些沟通了全国的驰道上的。所以，大秦帝国并不只有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它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帝国是什么？帝国就是交通！
庞大的帝国必然有庞大的交通网络做支撑，如此才能快速调集军队，维系疆土；如此才能让中央的政令通畅地抵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号令四方；如此才能让商人便捷地贩卖天下货物，促进经济发展。
长城两侧，草原与华夏的这场整合竞赛中，华夏率先撞线，统一天下的秦朝面对北方草原上尚未统一起来的各个游牧政权，拥有强大的国力优势，以万里长城和秦直道为骨干的北方防御工事看上去固若金汤。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草原游牧政权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可惜，竞赛才刚刚进行了第一轮，后面还有许多轮呢。
当时的草原上，政权格局是这样的：月氏、匈奴、东胡在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这几个草原政权很可能在秦朝统一华夏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当然在它们身后的更北方的草原深处，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草原政权存在，只是与战国七雄不接壤，缺乏相关史料。
匈奴地处华夏正北方，是首当其冲受到秦朝正面打击的一方。在蒙恬大军的压迫下，匈奴丧失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河套地区的大片牧场，国力大损。按照司马迁的《史记》的说法：“东胡强而月氏盛”，不仅长城南面的秦朝惹不起，匈奴两侧的东胡和月氏的实力也隐隐凌驾于匈奴之上。
就在匈奴政权岌岌可危之时，迎来了一位草原雄主，彻底改变了草原乃至于东亚的政治格局。
他就是冒顿。《史记》对冒顿登场的描写，犹如一位盖世英雄下凡。冒顿本是匈奴的太子，但是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不喜欢他，把他送到月氏当人质，然后又率兵攻打月氏，希望月氏迁怒冒顿，将他杀死，好让小儿子成为太子，此举真是令人怀疑头曼单于是不是冒顿的亲爹。没想到冒顿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只好不情愿地给他一个万骑统领当。万骑是匈奴的军事单位，匈奴号称有24个万骑。有了自己的队伍后，冒顿培养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力量，杀死自己的父亲和一干兄弟，自立为单于。
此后冒顿东征西讨，向东消灭了东胡。《史记》对此有非常文学化的描述，东胡轻慢冒顿，依次向匈奴索取名驹、美女和土地，冒顿视名驹和美女为无物，都送给了东胡。在放松警惕的东胡再次索取土地时，冒顿奋起反抗，率领早已怒火中烧的匈奴将士，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破东胡，杀死东胡王。
然后，冒顿向西赶跑了月氏；向北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一大帮草原政权；向南吞并了楼烦，甚至趁机夺回了被蒙恬大军侵占的河套地区。至此，莫顿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能够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毫无顾忌地东征西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华夏的压力短暂地消失了。曾经让匈奴望风而逃的秦朝在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根本无暇关注草原上发生了什么。
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而冒顿刚好在此后一年，即公元前209年杀父自立，启动了自己的草原霸业。华夏大乱给了匈奴短暂而宝贵的历史机遇，虽然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刚好让冒顿抓住了。
在草原与华夏的整合竞赛中，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草原一方倾斜。短短的几年时间，冒顿就基本统一了整个北方草原，而华夏的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还在殊死搏斗。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经过短暂的乱局后，长城之南的华夏终于再度统一了。然而秦末华夏这短暂的乱局竟然是如此致命，刚扳倒宿敌的刘邦立刻就感受到了凛冽的北境“胡风”。
关于北方草原为何在秦并六国之后很快也出现了整合，有很多解释。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华夏的大整合促进了草原的大整合。秦国吞并了六国后，以万里长城的形式划定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边界，秦朝给草原的威胁迫使草原各个政权为了谋求生存而趋于整合。
这样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华夏本位的视角，认为是华夏主导了自身和草原的政治格局。可是从时间上看，冒顿统一草原的进程恰好是在秦末大乱的时候突飞猛进的，并不是在秦朝作为统一的政权向北施压的时候。
其实，草原多个政权自古以来就相互掠夺和征战，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论是草的世界还是禾的世界，都经历了长时间的、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各个政权都致力于军备竞赛，全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敌人生死相搏。从春秋到战国，华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草原上的情景也是一样的，史书所记载的匈奴攻破月氏和东胡的事件，同样是规模很大的战争。
炽热的战争火焰最终会烘焙出统一的帝国。所以，华夏和草原在相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整合，形成统一的政权，这虽然有点巧合，但也是当时的历史趋势造成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甚至决定了这种整合的趋势，那么人口密度的增加应该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粟、麦、稻等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激发了中原以及长江流域人口的增长，各个区域政权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组建庞大的军队，与邻国争夺霸权。关于草原上的食物与人口情况，虽然史料匮乏，但各种生活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也一定使草原上生活的人口变多了。至少，游牧技术的不断成熟、放牧的畜群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会养育更多的游牧民，于是草原政权也有了大整合的物质和人口基础。
草原自古以来的战国时代终结于匈奴，终结于冒顿，正如华夏的战国时代终结于秦朝，终结于嬴政。至此，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基本完成了整合大业，并立于东亚的舞台上。走出纷乱的战国时代，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长安城内，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乎的汉高祖刘邦接到了糟糕的消息，北部的韩王信反叛，伙同匈奴大军南攻而来，已经逼近晋阳。刘邦不得不集结军队，向北迎击匈奴的入侵。
冒顿和刘邦，分别统一了草原和华夏的两大雄主，终于迎来了在战场上直面彼此的历史时刻。
公元前200年秋，平城之战爆发，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附近。刘邦的北上大军先后击败韩王信和匈奴左右贤王的几支人马，刘邦率领先头骑兵部队进入平城。也许是初战告捷让刘邦麻痹大意，不等大批步兵赶到平城，他就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兵向北追击。结果迎头遇到了冒顿率领的匈奴主力大军，被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上。
按照史书记载，汉高祖被围白登山整整七天七夜，依靠重礼贿赂阏氏（冒顿的妻子），通过阏氏游说冒顿，让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被围汉军才从白登山脱险而出。两大雄主的平城之战，以汉高祖狼狈逃跑而结束。
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史书所载的白登之围的许多细节颇有怀疑。比如双方投入的军力，史书所载冒顿率领40万骑兵，而刘邦率领马步军总计32万，感觉双方兵力过于夸大，尤其是匈奴方面的。再比如贿赂阏氏脱逃的情节，更像是戏说而不符合常理。所以，历史学家推测，围绕平城之战出现的许多细节疑点，与西汉前期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有关，司马迁等人在写史书的时候，更多受到了主和派的影响，夸大了对匈奴作战带来的不利后果。
顺便说一句，西汉前期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其实和勇气、气节并无太大关系，两派人士主要考虑的都是自己在国内的利益，战争意味着国家资源向备战倾斜，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
对于白登之围，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什么呢？根据史料记载，冒顿率领匈奴主力从战场撤退后，平城城下有小部分匈奴军队未能及时北撤，反而被赶来的汉军主力包围并歼灭；韩王信的地盘也被汉军悉数收回。所以，平城之战从结果看，绝对不是汉朝的失败。因此回想白登山解围，更大的可能性是汉军据险而守，匈奴围攻未果。攻坚战也并非匈奴骑兵所长，在汉军主力不断逼近，自己的援军迟迟不至的情况下，冒顿主动选择了放弃包围，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见好就收。这也说明冒顿的军力与汉军主力相比，并不占优势。
双方都有所顾忌，于是平城之战就这么草草收场了。抛开胜负得失不谈，平城之战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统一的华夏王朝遭遇了和自己分量相当，甚至军事力量还优于自己的草原对手。如何与北方草原上的强悍对手打交道，成为接下来1000多年里华夏王朝的大事，甚至是头等大事。反过来讲，草原帝国如何面对南面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华夏王朝，也是其要考虑的重要外交关系，甚至是头等外交关系。
双方白登山的这次激烈碰撞，正式掀开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接触到融合的漫长历史篇章。
让我们首先来看汉朝面对草原的策略选择。白登之围后，汉朝一度选择了和亲献贡的方式，与匈奴维持和平状态。
刘邦派遣刘敬到匈奴商定和亲之约，主要条款是汉朝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两军罢战，两国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汉朝每年给匈奴各种织物、粮食，匈奴保证不再侵扰；双方开展一些边境贸易活动。
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显然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军威的理性选择，毕竟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而冒顿时期匈奴实力极强，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与汉朝分庭抗礼。
从汉高祖开始的和亲献贡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更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继续有效。比如，在汉惠帝继位不久，第二个和亲公主就在公元前192年送到冒顿那里，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白登山之后，汉朝为安抚匈奴，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一方面通过“和亲”政策给人、给物，维系与匈奴“中央政府”——龙庭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开放边市，允许边境贸易。
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互通关市使得双方接触更加频繁，甚至出现“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盛况。当时汉匈之间交往频繁，交换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包括铁器、铜器、马具、黄金、服饰、丝织品等各种物资。交易让汉朝和匈奴都获益了，对匈奴的价值更大。
但是，汉朝和匈奴之间还是出了些麻烦。在汉朝看来，通过和亲与纳贡，给了匈奴龙庭（匈奴中央政府）大量的物资，属于花钱买和平的策略。可是这种策略却不能完全奏效，匈奴方面总是会有一些小股人马时不时地南下劫掠，似乎完全不理会汉朝已经支付了很多的物资。这让汉朝很愤怒，认为匈奴人背信弃义，贪得无厌。
为什么汉朝方面的和亲献贡策略会时不时地失效呢？这个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其指责匈奴单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效的原因了。
冒顿要管理的是非常广阔的国土，国土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他把匈奴的疆域主要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中央是龙庭，也就是单于庭，由单于自己直辖。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单于庭南边对着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左贤王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接濊貊和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谷郡。右贤王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到汉朝的上郡，西部直抵月氏和氐、羌各部落。
按照匈奴习俗，通常情况下，单于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高且最尊贵。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单于，他只是单于的第一顺位人，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单于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而言，左贤王成为单于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三翼”的制度可能在冒顿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管中窥豹，从三翼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它们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观察草原政权最微观的结构——家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
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索要一些牲畜，作为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甚至可以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古代，部落贵族可能会有几个妻子，但是每位妻子会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打理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养育儿女。所以在草原上，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威，甚至有一定的财产权，当然她们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公众角色，有时会影响男人的决策。
草原上，人口密度比平原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牧民们分成无数个小的族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规律的游牧。即使到了今天，一些游牧群体仍然会有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然后按照季节在营地之间的草原上有规律地迁移和放牧。这是因为如果固定在一个地点放牧，牲畜最终会把那里的草全部啃光，连草根都不剩，草原会出现荒漠化，不再适宜放牧。有规律地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
松散的族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华夏区域截然不同。
在冒顿的国度中，龙庭、左右王庭管辖的区域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族群在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单于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所以单于迁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可以被称为龙庭。和华夏采用固定的都城截然不同，龙庭的位置是可变的。汉朝使者前往匈奴的时候，曾经困惑于龙庭好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单于和龙庭在移动，他所管理的大小部落也在四季迁徙中。很多时候，单于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这不仅对于单于的统治有点麻烦，对汉朝来说，麻烦更大。
匈奴单于要维系庞大的松散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华夏王朝的运转建立在对广大民众征收赋税之上。农民上缴粮食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提供劳役，商人上缴钱或其他重要商品，中央政府将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维持王朝的日常开销。草原政权虽然也可以向各个部落收税，但由于人口少，人员流动性大，因此草原政权的中央财政是完全不能与华夏王朝相比的。于是，虽然单于直辖的部落是整个草原最强有力的一支，但单于并不能直接统领所有部落，他只能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起草原政权的政治结构。一个草原帝国的权力结构，其实和草原上一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类似。
如果一位贪婪的单于试图从其他部落那里征收更多的牲畜，他会发现他的财富积累也是不可持续的。草原上自然灾害频发，暴风雪、疾病甚至突然的袭击就会让他的牲畜财产损失大半。牲畜和它们的附带产品往往只能当年享用，除了毛皮可以留存较长时间外，其他畜牧产品比如肉、奶并不能长期积累起来。
更麻烦的是，如果其他部落觉得单于对自己的压迫太严重了，他们可以逃跑，而且真的能够逃掉。相反，华夏农民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己的耕地上，农民逃跑意味着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意味着可能要饿死。但是草原上的政权管理是松散的，游牧民可以赶着自己的牲畜跑到很远的地方，离开单于的监控继续生活，而单于很难制止这种逃跑行为。
为了维持自己作为权力结构中心的地位，单于除了依靠自己部落的强大战斗力之外，必须想方设法靠经济利益来“拉拢”各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正如共同放牧的几个小家庭既有自己的畜群，也共同拥有一些大家庭的公共资源那样，单于也需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维系各个部落的公共资源。
具体来说，游牧民的草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毛皮、肉食、奶制品丰富，但是其他物资十分匮乏，比如盐、谷物、纺织品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因此，草的世界比禾的世界更需要外界的物产，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要获得外界的物产，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商品交易，游牧民与周边族群做生意获得自己需要的物产；其二是依靠掠夺，也包括通过军事威胁获取贡品。
谁能给大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帝国。冒顿单于做到了，他之后的几任单于也做到了。即使和之后出现的几个草原帝国相比，匈奴统治草原的时间也算是很漫长了。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完全统治着草原。而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匈奴都是草原上最强悍的势力。
匈奴帝国的稳定与单于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获取物产，让主要部落能够获益有直接的关系。而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莫过于草原正南方的汉朝。说得直白一些，从汉朝获得足够的物产，是匈奴帝国保持稳定的关键。
草原政权对于军事敲诈十分在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早在冒顿统一整个草原之前的草原战国时代，各个部落之间就已经在频频上演军事敲诈了，一个能够从其他部落中掠夺或敲诈到财物的首领，会受到族人的拥戴。史书记载东胡向羽翼未丰的冒顿频繁索要财物、美女和土地，就是军事敲诈的典型案例。而冒顿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后，面对汉朝和周边其他政权，自然而然地也把这种草原模式移植过来，奉行军事敲诈的政策。
但是，汉朝与匈奴之前吞并的草原其他部落明显不同。汉朝国力更为强大，匈奴可以向南侵扰，却无法吞掉汉朝。而且，汉朝与匈奴是长城南北两大世界初次直面相对，匈奴并不熟悉农耕地区的管理模式，反之汉朝也不熟悉游牧地区的管理模式，两边也都缺乏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才。
所以，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
除了军事敲诈之外，匈奴当然也会利用正常的贸易来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物产。比如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统治匈奴期间，在与汉朝的和亲协定中，引入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这个条款给普通匈奴人带来了与华夏互通有无的贸易利益，毕竟普通匈奴人的部落、家族级别太低，是不可能从汉朝给单于的贡品中瓜分到什么的。
冒顿及之后的几任单于期间，匈奴除了与汉族人进行商品交换外，与其他的北方各族及西域诸国也有贸易往来。
冒顿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垄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阻，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如此一来，匈奴不仅能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还能满足自己对于一些必需品的需求。这种转手贸易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草原政权中频频看到。
了解了匈奴帝国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分析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
前面已经点明，匈奴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松散的部落联合体。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关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劫掠财物。
高高在上的单于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主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
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居然管不了小部落的军事行动？这句话讲给汉朝人听，他们是不相信的，这好比是一群底层农民竟然不听皇帝的话，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不同。
这种结果可不是汉朝想达成的目标，于是汉朝的皇帝们不得不面对一道头疼的选择题：是继续给匈奴贡品换得有限和平，然后忍受时不时被打劫，还是破釜沉舟，与匈奴大战一场，彻底解决北方威胁？
汉高祖刘邦曾经尝试过武力解决，却发现实力不济，于是转而委曲求全，以和亲献贡来谋求和平。不过匈奴与汉朝的力量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决定两国之间是否开战以及输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
匈奴和汉朝都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国家的课题。从管理民众的角度看，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匈奴的人口密度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而汉朝经过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密度远大于匈奴，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从事农业，农民们长时间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并不流动。
两边民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匈奴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汉朝则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国度。比如根据汉朝的律法，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连几个人喝口小酒政府都要管，更不用说异地迁徙了。
这样的民众管理方式，决定了匈奴和汉朝各自的优缺点。匈奴的优势在于军事力量强大。游牧民每天骑马放牧，可以轻松转化为骑兵、战士，几乎不需要再投入很大的国力去训练和维持一支军队。而汉朝的农民是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战士的，他们必须要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战争对汉朝来说，要付出的成本更加高昂。
但是汉朝的优势在于人口数量。在刚结束战乱的汉初，人口可能不算多。但只要休养生息几十年，汉朝的人口就将远远超过匈奴。古代人结婚生子比现在早，假如在大乱之后的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病疫不起，在土地和粮食产量未达极限的条件下，农耕国家每25年人口数量增加1倍，那么只要70多年，人口就能增加到原来的8倍。
这基本上就是汉初几十年间的人口增长趋势，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登基，经历了60年左右，汉朝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对比草原上的匈奴人口，据估计长期徘徊在一二百万人，汉朝在人口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国力。当汉朝的人口和国力远胜于匈奴时，此时发动战争，固然要付出比匈奴更多的成本，但是汉朝消耗得起，匈奴消耗不起。
匈奴人口远远少于汉朝，因此能够组织起来的青壮年骑兵是有限的。从长期的草原军事历史看，中国北方漠南、漠北草原能够集结起来的骑兵，最多也就十几万人，不会超过20万人。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在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在与汉朝战争中出兵最多的一次，史书记载也仅为14万，这可能已经是匈奴兵力的极限了。
因此，只要汉朝愿意赔上一些“家当”，和匈奴血拼一段时间，在匈奴数量有限的青壮年拼掉大半后，就无力再战了。而且一旦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状态，匈奴相对脆弱的游牧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来照看牲畜，在苦寒之地艰难维系的游牧生产模式会崩溃。
从马邑之谋到燕然勒石
白登山之后，汉朝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国力强盛的汉朝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开了针对匈奴的会议，并在群臣讨论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今欲举兵攻之。”即便武帝有如此坚决的声明，主和派仍然激烈反对开战，说明当时确实有许多人不愿意打仗。汉武帝决意和匈奴一战，便提拔任用主战派官员，压制主和派官员，强力推行对匈奴的战争。
也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改变汉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马邑之谋。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汉朝边塞商人以边境小城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南下。汉武帝则出动了30万大军，集结于马邑附近试图伏击匈奴，另有一支偏师迂回草原，准备切断匈奴的退路。不料单于率10万大军南下时，看到沿途牲畜遍野竟然无人照料，不禁起了疑心。此时匈奴攻下了一处边防小亭，抓获一个地方尉吏，从他口中知道了汉朝的伏击计划，于是急忙北退。马邑之谋就这样落空了。从此匈奴与汉朝彻底翻脸，频频入塞侵袭汉朝。
与白登之围的记述类似，马邑之谋也疑云重重。动用30万大军去搞一场伏击战，真的不会打草惊蛇、功败垂成吗？为了一座边塞小城里的财物，匈奴单于竟然会亲自带领10万大军前来接应，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吗？一个边疆小吏居然能够知道汉朝军队的庞大计划，自己还傻乎乎地被匈奴擒获，汉朝会这么不小心？
这些都不像是真实的历史，倒像是一个拙劣编剧在挑战观众的智商。
马邑之谋确实存在，史书记载汉家大将韩安国等人都领兵出征，应该不是虚构。只是整个军事行动不太严谨，很像是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冒失地导演的一次行动，结果无功而返，打草惊蛇。事后，为了平息主和派的怨气，汉武帝不得已迁怒于支持自己打匈奴的主战派将领王恢，迫其自杀而死。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以示对马邑之谋的报复。而汉朝既然已经踏上了选择战争的道路，汉武帝决意继续走下去。
即便如此，马邑之谋后的几年中，两边依然开放关市，交换财货。匈奴这样的草原帝国需要关市来获得自己缺乏的华夏物产，而汉朝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战争，通过继续开放关市来稳住匈奴，争取备战时间，让后者误以为马邑之谋只是和平时代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已经翻篇了。
5年后，精心准备的汉朝图穷匕见，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各率万骑四路出击，攻击关市，深入匈奴境内，正式打响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然而年轻的汉武帝再遭重创，四路大军除卫青夺回河套一带，建立朔方郡，其余三路几乎毫无建树，李广还被匈奴生擒，后来逃回。此后匈奴也大打出手，大规模侵入汉朝境内。关市贸易完全终止了，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
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在一方崩溃倒下之前，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把整个亚洲东部的华夏和草原力量都卷入了进去，甚至还波及广阔的亚洲内部的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和中亚等地。
深入草原作战，让汉朝军队的损失远比匈奴军队大得多。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那般，汉朝的国力也远比匈奴的国力强盛，即使汉朝的损失更大，未必会先倒下。持久的消耗战中，勉力维持本国经济不倒，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为了筹钱打赢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对天下施行重税，还进行了各种改革，比如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想尽各种办法“捞钱”。汉武帝时期开创的一些商品专卖制度，被日后的许多华夏王朝继承并实施，成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后话。
重税之下，汉朝的民众苦不堪言。虽然有人为汉武帝开脱，说他的重税大多都落到了地主豪强和商人头上，并没有对农民有太多压迫。但经济是一个整体，政府的任何税收都会传导到底层民众，更不用说底层民众还要承担长期战争中的各种劳役工作了。
匈奴一方同样生活艰难。战争爆发后，不仅和亲纳贡没有了，关市也消失了，南下劫掠也更加困难了，匈奴几乎无法再获得华夏物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随着战争陷入漫长的消耗战，匈奴还失去了长城地带附近的牧场，以及大量的牲畜，本身的游牧经济也遭受重创。
更为可怕的潜在影响在于，也许是缺乏了华夏物产的输入和分配，单于麾下的各个部落的离心力会增加，匈奴帝国的稳定性将遭受严峻的考验。
公元前119年，决定汉朝与匈奴国运短长的一场大战爆发了，汉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远征。从代郡出兵奔袭2000多里的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并进行了激战。汉朝士兵共杀死、俘虏匈奴7万多人，一路追杀余部至狼居胥山。胜利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一次祭天封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瀚海方才收兵。从此，“封狼居胥”成为后世华夏将领的至高梦想。
经此一役，由冒顿开启的匈奴帝国的强盛期结束了，虽然匈奴作为一个政权还将延续很久，但匈奴单于只能放弃漠南草原，向北越过荒漠带，远遁到今蒙古国的北部大草原，其龙庭再也没有回到漠南草原上来，匈奴游牧民也很少到漠南草原放牧了。匈奴帝国驰骋草原的近百年荣光已渐渐暗淡。
匈奴北退，汉朝一时之间也无力北伐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军事上不得不喘口气。更大的危机出现在经济上，正是在公元前119年，由于没钱，汉朝对黄河所开展的各种灌溉和筑堤工程被迫半途而废。而在前一年，山东为洪水所淹，汉武帝派使者开仓救济灾民，结果粮食不够，官府向富豪人家借贷，还是不够救济。于是把灾民迁移到边境各地，要求当地县官来解决衣食，结果那些县官也没钱了。
十几年间，疲惫的两大帝国维持了相对和平的态势，只是这种和平不是因为战争结束了，而是因为两败俱伤，谁都打不动了。
匈奴虽然退却，但仍然盘踞在漠北草原虎视眈眈，伺机反噬。彻底消灭匈奴是汉武帝一生的夙愿，在搞定了岭南的南越国割据政权之后，他再次把矛头指向了北方的匈奴，频频派兵越过荒漠，直击漠北的宿敌。
然而胜利女神似乎不再眷顾汉朝，多次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90年，汉武帝在位期间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李广利等大将率领十几万大军多路出击，试图武力征服漠北的匈奴。匈奴单于把辎重转移到鄂尔浑河以北，自己在鄂尔浑河以南率领匈奴大军背水一战，迎击汉军。这场战役以汉军大败，李广利投降匈奴而告终。至此，汉武帝想生擒单于、根绝匈奴之患的愿望彻底破灭。而且国内民怨四起，长安城外盗寇盈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心灰意冷的汉武帝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诏》，后悔派遣李广利远征带来军事上的惨败，宣布国家将从横征暴敛、连年征战转向休养生息、和平发展。
其实，如果从战略上来说，汉武帝最应该反思的是试图彻底歼灭匈奴的策略。消灭匈奴，控制草原，把华夏与草原都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理想很宏伟，很美好，符合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性格，却过于超前，不切实际。
汉朝在汉武帝时期四面出击，占领了岭南、云贵、辽东等诸多区域，成功实现了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控制，看似风光无限，但仔细分析，根本原因是汉朝能够把在中原地区施行的制度以及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移植到这些地方。在武力征服之后，汉朝在这些多山的区域中能够找到利用河流、湖泊灌溉农田的区域，以农耕来养活驻军和官民，通过农耕据点控制交通要道，间接实现对广大山区的控制。正是因为岭南、云贵、辽东这些区域中有和中原农耕区很相似的区域，所以汉朝才实现了把这些区域最终纳入汉朝版图的伟业。
反观北方的草原，却是另一番模样。草原游牧生产模式和平原农耕生产模式是如此不同，汉朝即使能够在军事上驱逐漠南草原上的匈奴人，也无法把农耕区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移植到草原上去。即使有些小河流岸边可以小规模开展农业，少得可怜的收成也无法养活驻军和官员。
汉朝要想控制草原，只能按照草原的方式来，就是采取匈奴人的松散部落联合体的方式。可是草原的这种管理方式与汉朝层级森严的郡县制管理模式大相径庭。
我们后人当然可以说，汉朝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在农耕区采用从上到下严密的治理方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在草原实行松散的部落联合的制度，让游牧民周期性地迁徙放牧，皆大欢喜。可惜，我们谈论的是2000年前的汉朝和匈奴，而不是21世纪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那时候的华夏王朝连草原上的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都还不怎么了解，更不用说有效管理草原游牧区了。
对华夏王朝来说，控制草原地区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记住，在草原上，解决一个游牧部落的是另一个游牧部落。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退一万步说，就算彻底消灭了匈奴又如何？草原还是游牧民的，还是会有新的草原政权填满权力真空。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汉朝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汉武帝带着未能歼灭匈奴势力的遗恨去世了，匈奴仍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在漠北草原滴答作响，始终刺激着华夏王朝皇帝的神经。
不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华夏王朝，单于位或皇位继承制度都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情。我们熟悉的华夏王朝的皇位继承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长子被废，继承权则向下一个儿子顺延转移。哪怕继承人是个孩子，只要他血统高贵，符合顺位继承原则，皇族和朝臣也会支持他。他不需要多么有能力，如果能够“垂拱而治”“无为而治”，史书上都会称赞他。因为华夏王朝是农耕社会和礼制社会，整个社会要遵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运转。
而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略有不同，父死子继和兄死弟继都是参考方案。就拿匈奴来说，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四任都是父死子继，但之后的伊稚斜单于是军臣单于的弟弟，此后匈奴的单于之位又在伊稚斜单于的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兄弟传递。
草原帝国选择这样的继承制度，纯粹是因为游牧部落不喜欢幼主担任单于。小到一个游牧家庭，大到一个强悍的部落，都需要一个心智健全、勇武有力的成年人来担任领袖，这是草原游牧社会对于领袖的要求，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只能靠强悍的君主维系。
所以相对而言，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存在着隐患。既然按照程序，单于的儿子和弟弟都有继承权，如果两者年龄差不太多，到底谁更有资格继承单于位，连匈奴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或早或迟，权力的争斗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单于的部落中发生。
隐患在公元前57年集中爆发了。那一年，匈奴竟然出现了5个自称单于的首领，他们彼此征讨。匈奴的这次内乱彻底改变了汉武帝之后汉朝与匈奴僵持的局面，两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要重新适应这一变化，并探索出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公元前54年左右，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自己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南退却，邻近汉朝。看上去呼韩邪单于很快就将丧失自己在草原的全部势力范围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向汉朝求援，而汉朝很清楚当时匈奴境内的形势，所以立刻漫天要价，要求呼韩邪单于送来质子，以及他本人也要亲自觐见汉朝皇帝，汉朝才会提供帮助。
和当年汉武帝身边既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类似，呼韩邪单于的手下也分成了两派。此前的百余年间，从来没有一位汉朝皇帝或匈奴单于卑躬屈膝地去拜见另一位。所以，当呼韩邪单于在匈奴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设想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反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的观点是，接受汉朝的条件，就意味着匈奴从汉朝的兄弟之国变成了汉朝的附属国，这样一来，匈奴就无法面对汉朝之外的其他国家了，将失去对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
而主和派则非常现实，他们指出，匈奴现在真的不行了，而汉朝还是那么强大，连西边的乌孙等国都是汉朝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接受条件，就要被郅支单于消灭了。
呼韩邪单于面临着困境，很多匈奴人会把他向汉朝的求助等同于向汉朝投降，这样许多匈奴人会毫不犹豫地叛逃到郅支单于方面去，毕竟郅支单于是一位匈奴领袖。而且向汉朝求助，汉朝会如何对待自己，也是个问号。前车之鉴是几年之前，匈奴的日逐王带着自己的部众投降了汉朝，这位匈奴的王虽然得到了汉朝的善待，并被封赏了汉朝的官爵，但是他完全变成了汉臣，在草原上的地位彻底消失了。
呼韩邪单于害怕自己也丧失在草原上的地位。然而形势所迫，呼韩邪单于最终选择赌一把，降低身份请求汉朝的帮助。他先是送出了质子，而后在公元前51年，作为一位单于，他史无前例地动身前往汉朝，觐见汉朝皇帝。
现在，皮球踢给了汉朝，汉朝该如何礼遇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访的匈奴单于呢？
不足为奇，汉朝的群臣再次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是匈奴臣服的重大标志，要昭告天下，宣示汉朝的威名；另一派则认为这是皇帝表现自己仁爱的大好机会，而不是趾高气扬。对于该用什么样的级别接待单于，一派认为应该把单于降低到比汉朝诸王低的级别，而另一派则认为单于的级别应该高于诸王，当然还是要低于皇帝汉宣帝。
汉宣帝采纳了宽厚的方案，隆重接待了呼韩邪单于，让他位列汉朝诸王之上，而且也无意吞并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比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呼韩邪单于借助这次自降身份的朝贡之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据史书记载，在汉朝都城停留期间，他从汉朝接受的物品有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帛8000匹、絮6000斤、马15匹等。当呼韩邪单于返回时，他还带走了大量的粮食。此后他经常获得汉朝的资助。
那些来自汉朝的物资，对于呼韩邪单于在草原上重竖大旗具有重要价值。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谁能给草原上的部落提供所需的物资，谁就有资格成为草原帝国的单于。现在，呼韩邪单于做到了，虽然付出了一点尊严，但毕竟有了物资来笼络草原各部落。
汉宣帝为何不直接吞并了呼韩邪单于的部众？一方面，当时的呼韩邪单于可能仍旧有一定的实力，汉朝未必真能一口吞下。如果毫无实力，呼韩邪单于恐怕也不可能获得汉朝给予的高于诸王的待遇。另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打打停停，汉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管理草原的能力，草原最终还是要由游牧民去管理。
正如当年匈奴希望汉朝稳定，以获得定期的献贡那样，现在汉朝也希望匈奴能够稳定下来。因为一个混乱无序的草原会制造出更多的亡命部落，他们对于汉朝边疆地区的侵扰会更加剧烈，让汉朝防不胜防。在自己无法亲自管理草原部落的情况下，支持一个愿意与汉朝合作的单于来统治草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汉宣帝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要付出大量的物资外，在汉朝的思想体系中，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点“尊严”。给后世留下《汉书》的汉朝儒学大家班固就看出了问题，华夏王朝的天子竟然和一个少数民族领袖的地位如此接近，虽然匈奴单于送来了人质，自己也亲自来拜访，而汉朝皇帝没有回访，但匈奴单于的地位并不是臣子，这对于天子的威望是有损害的。在班固这样的儒学家心目中，“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只有把匈奴单于降低到臣子的地位，才符合华夏王朝的礼制。汉宣帝显然没有这么好面子。
汉宣帝冒的另一个风险是养虎为患。虽然呼韩邪单于恭敬地表示了友好，但汉朝其实并没有真正控制匈奴，不论是呼韩邪单于的势力，还是敌对的郅支单于的势力，都还游离于汉朝的监控之外。匈奴随时可能会与汉朝重启战端，不得不防。
不过在短期内，更靠近汉朝的呼韩邪单于没有翻脸不认人的想法，他还需要依靠汉朝来扳倒自己的草原对手——郅支单于。有趣的是，当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单于竟然前往汉朝觐见，并从汉朝带回了大量物资的时候，郅支单于也放下身段，向汉朝送出了人质，希望汉朝也能给自己提供物资，换取边疆的安宁。显然郅支单于已经意识到，汉朝关心的是草原势力的象征性臣服，并不想吞并草原和部众。所以只要放下身段，就有可能从汉朝换到物资。我们再强调一遍，草原之外的物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草原帝国的凝聚力。
不过郅支单于却与呼韩邪单于不一样，他在草原上一度是更为强大的一方，大部分匈奴部落都团结在他的身边，因此即使他愿意送出人质，也愿意给汉朝一些草原特产做贡品，他本人也不会亲自去汉朝朝觐，因为他要维持自己在匈奴民众中独立君主的地位和形象。
由于郅支单于不愿意亲自去朝觐，他也就失去了汉朝的资助资格。愤怒之下，郅支单于要回了留在汉朝的人质，并杀死了汉朝使节。为了敲诈汉朝，他选择了向西挺进，联合康居进攻汉朝在西域的盟国乌孙，切断汉朝在西域的通道。
危局之中，汉朝的当地将领陈汤在得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后，伪造朝廷文书，集结汉军和西域盟国军队与匈奴、康居大战，最终在公元前35年杀死了郅支单于。为了开脱自己伪造文书的罪名，陈汤、甘延寿上书皇帝，说出了著名的一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由于对匈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两人得到了赦免，并被封侯。
郅支单于死了，但草原还是姓“匈”不姓“汉”。这一点可以从呼韩邪单于所获得的“赏赐”中看出来。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到汉朝的时候，是他最为困顿的时刻，他获得了锦帛8000匹、絮6000斤。两年后尝到甜头的他再次入汉朝朝觐，获得了锦帛9000匹、絮8000斤。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这两次赞助，可以视作给他提供的争霸草原的经费。但是当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汉朝朝觐时，汉朝给的赏赐几乎是翻番的，达到了锦帛16000匹、絮16000斤。此时郅支单于已经命丧西域，汉朝如此巨额的打赏，有什么内涵？
内涵是，呼韩邪单于已经干掉了郅支单于，成为草原帝国的强有力统治者，而且是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他的力量已经增长到能够军事敲诈汉朝了。虽然汉朝获得了单于表面的恭敬，但是双方都清楚，汉朝与匈奴又一次平起平坐了，两国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匈奴五单于内乱之前的局面。汉朝仍然要按照过去的惯例，花钱买和平。
此后翅膀长硬了的匈奴单于甚至都不来朝觐了，但汉朝依然会提供给草原丰厚的“赏赐”。比如公元前25年的赏赐包括锦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的赏赐达到了锦帛30000匹、絮30000斤。汉朝购买和平所花费的物资越来越多，间接暗示了匈奴的力量越来越强。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匈奴单于表面上的地位下降，所以汉朝已经不必派出真正的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了，只需要挑选一些宫女送到草原，就满足了和亲的要求。因此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在最后一次访问汉朝时，得到了5名宫女，其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王昭君。她给单于生了两个儿子，并在呼韩邪去世后遵照匈奴习俗，再次嫁给了新的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一度回到了汉朝。
但即使是汉朝获得的虚幻的面子，在力量改变的时候都未必保得住。
在王莽篡位的那段时间里，汉朝境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考虑到之前匈奴从汉朝那里获得的丰厚赏赐，当时匈奴应该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当时的匈奴单于与华夏王朝的关系并不融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匈奴单于派遣大军参与汉朝的乱战，完全有机会决定华夏的政坛走向。
但是，匈奴方面保持了中立，就如同汉朝之前并没有在五单于内乱的时候派兵深入草原那样。当时匈奴克制态度背后的思路，也许与汉朝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草原总归要由匈奴人来管理，华夏总归要由汉族人来管理。这样的思路表明，当时不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对对方的国家治理模式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没有征服对方并管理对方土地和人口的念头。此时的匈奴真的缺乏对于农耕地区的治理经验。
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推测，虽然史书对于篡位的王莽口诛笔伐，说他搞得天下大乱，但是王莽篡位实际上是一次“和平演变”。虽然汉朝变成了短命的新朝，但是实际上边防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匈奴并无很大的可乘之机。这也可能是匈奴没有浑水摸鱼的原因之一。
不过，汉朝的内乱显然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24年，已经入主长安的更始帝正式向匈奴提出，匈奴应按照之前的纳贡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当时的匈奴单于回答，匈奴和汉朝本来是兄弟，匈奴中乱后，汉朝帮助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朝臣服。现在汉朝大乱，被王莽篡权，匈奴也协助了汉朝复兴，因此汉朝应该向匈奴臣服。
这位单于要颠倒纳贡制度的想法是认真的，在更始帝被杀后，匈奴方面甚至试图立一位假冒汉武帝曾孙的人为皇帝。在单于看来，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向自己求助的时候，应该参照当年呼韩邪单于在汉朝得到的待遇对待他。
因为面子问题，浴火重生的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匈奴频频侵扰边境地区，希望掠夺和敲诈汉朝的财物。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了匈奴向汉朝的朝贡制度的先例，东汉绝不考虑恢复汉武帝之前的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而是试图恢复从呼韩邪单于开始的朝贡制度，这又是当时蛮横的匈奴单于不愿接受的条件。
只要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面子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实力总是会发生变化的。
48年，匈奴再次出现了内乱，内乱的起因还是继承制度的隐患爆发了。呼韩邪单于临终前留下遗言，让自己的儿子们轮流做单于，也就是兄死弟继。结果传到了某个儿子那里后，这位单于不想把宝座传给自己的弟弟，而是想留给自己的儿子，改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并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埋下了内乱的祸根。
实力的跷跷板再次逆转了，现在汉朝成了更重的那一端，而匈奴则至少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两支，其中靠近汉朝的南匈奴是弱小的一方，形势危若累卵，随时可能被北匈奴击溃。100年前呼韩邪单于的那一幕又要上演了，但是这一次剧情略有不同。百年之后的这个南匈奴过于弱小了，连当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讨价还价的实力都没有。
于是当50年两名汉朝使者来到南匈奴单于处，命令他拜倒在地，接受汉朝诏书的时候，这位单于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了。这一跪，就代表了他是汉朝的臣子，他所代表的匈奴势力成为汉朝的附属。
这是汉朝与匈奴缠斗数百年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吗？
这位南匈奴单于甚至也借用了呼韩邪单于的名号，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第二呼韩邪单于。他得到了汉朝赐予的黄金王印，以及大量的粮食、牲畜和丝绸等物品，并获准在云中郡建立自己的单于王庭。实际上，第二呼韩邪单于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汉朝疆域的北部边境以内，总共分为8个部，这些部由自己的世袭首领管理。但是，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南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其职责之一是监管南匈奴部落，所以此时的南匈奴已经不是100年前呼韩邪单于时代的匈奴了，第二呼韩邪单于的政治自治权被汉朝削弱了。
当时的汉光武帝把南匈奴纳入了自己的疆域范围，却没有像100年前那样联合南匈奴向北挺进。有人认为这是汉光武帝的一个错误，丧失了一举击败整个匈奴势力的机会。但也许是因为向汉朝称臣的南匈奴势力太弱小了，暂时还帮不上汉朝什么忙。后世估算，50年时，南匈奴的总人口大概只有5万，以这样少的人口算，能够派出的军队规模也就几千人，数量是少得可怜的。所以汉光武帝可能更现实一些，满足于以长城为界，把弱小的南匈奴先保护起来，把强大的北匈奴隔离开来，等待时机。
所以仅就第二呼韩邪单于称臣的事件来说，这个胜利对汉朝而言很有限，更多的是面子上的一次小胜。北匈奴依然是草原的主人，北匈奴单于才是草原各方部落的首领。汉朝对于草原仍然没有控制力。华夏与草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东汉与北匈奴的关系。
北匈奴方面，他们试图与汉朝恢复传统上的和亲纳贡政策。如果能够实现，北匈奴会获得诸多好处：其一是建立起了与汉朝平起平坐的外交关系，有助于自己在汉朝以及周边国家尤其是西域各国的国际声望；其二是和亲纳贡以及随之而来的边境互市贸易，会给草原输入大量华夏物品；其三就是把南匈奴彻底边缘化，将南匈奴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彻底抹掉。
北匈奴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汉朝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时候，不仅不会任人宰割，而且还手握南匈奴这样的筹码。汉朝一口回绝了北匈奴的和亲纳贡建议，仅仅同意双方可以在边境进行互市贸易，以此来安抚北匈奴。汉朝采取这样的策略，显然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在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至少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独占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汉朝手中的南匈奴对于北匈奴始终是一个制约力量，即使不是军事上的大麻烦，也是政治上的大问题。
于是北匈奴再次祭起军事敲诈的模式，在与华夏接壤的漫长边界上频频入侵袭扰、劫掠。国力增强的汉朝在边境南匈奴的辅助下，也开始主动出击，征讨北匈奴。
最初的战斗围绕西域展开，因为东汉与北匈奴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两国的事，而是整个亚洲东部的国际关系事务。经过数年的征战，北匈奴在西域惨败。而在汉朝庇护下休养生息逐渐成长的南匈奴也开始逐鹿草原，北匈奴对于广阔草原的控制力濒临瓦解。
在北匈奴对整个蒙古高原的控制力减弱后，原来蛰伏在匈奴帝国巨大身影之下数百年的其他部落看到了冒头的机会。乌桓、鲜卑以及西域的乌孙都开始兴兵蚕食北匈奴的地盘。特别是蒙古高原东部的鲜卑，在87年猛攻北匈奴，竟然一举杀死了优留单于，让独霸草原数百年的匈奴彻底威风扫地，北匈奴陷入一片混乱。整个草原的政坛由昔日完整的匈奴帝国变成了几方势力逐鹿的新局面。
东汉收拾北匈奴残局的一刻终于来临了。89年，东汉大将窦宪等率领汉军与南匈奴部队在草原上会合，联合袭击北匈奴，给予北匈奴毁灭性打击。窦宪乘胜追击，一直抵达燕然山，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在山上刻石记功后胜利回师。从此之后，“燕然勒石”和“封狼居胥”一道成为华夏武将文人描绘不世奇功的代名词。
遭受灭顶之灾的北匈奴很快背井离乡，史载“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300多年后，一股强大的草原势力匈人入侵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兵锋甚至抵达辉煌的罗马城下。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匈奴的后裔。
不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不认同匈人与匈奴之间的族裔关系，他们判断，被击溃的北匈奴的归宿，一部分应该是被南匈奴兼并，另一部分则融入了此后统治草原的各个部落之中。比如从投靠汉朝到北匈奴灭亡的40年中，南匈奴的人数从几万人增长到了几十万众，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内部人口自然繁殖的结果，而是吸收了大量北匈奴部众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
霍去病曾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200年后，以草原帝国形式存在的匈奴终于灭亡了。那么，草原属于东汉所有了吗？
当然没有。没有了北匈奴的草原并不是权力的真空，原来臣服于匈奴的鲜卑人和乌桓人取代了北匈奴，成为东汉新的心腹之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窦宪能够建立“燕然勒石”的不世奇功，东汉的许多大臣依然反对他远征草原的行动。包括司空任隗在内的大臣认为，北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了，而且也不再对汉朝采取侵略政策，这个时候滥用国家的财力，让军队远征是很愚蠢的，不应该用将士们的生命去满足窦宪个人建立功勋的愿望。
事实证明，这些“说闲话、拖后腿”的大臣也是有道理的。由于汉朝不能且不愿管理自己并不熟悉的草的世界，即使打败了北匈奴，草原上也还会涌现出新的“匈奴”，仅从结果看，窦宪几乎是在做无用功。
而那些被汉朝纳入疆域之内的南匈奴也并不安生。比如94年，南匈奴就与新近归附的北匈奴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反对汉朝的大规模叛乱。再如109年，乌桓和鲜卑就曾勾结南匈奴的一些部落，劫掠边境的代郡、上谷郡、涿郡、五原郡等地，甚至南匈奴单于也起兵反汉。所以匈奴帝国的消逝，并没有带来华夏边疆的长治久安。
如果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匈奴帝国灭亡带来了什么真正的改变的话，那么可以说以南匈奴为代表的草原部落内附东汉王朝，埋下了草原与华夏融合的种子。虽然很多内附的匈奴人仍然以畜牧为生，但他们会逐渐熟悉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人会放下马鞭，拿起锄头。游牧人开始熟悉华夏的运行规则，反之亦然，汉族人也肯定开始了解游牧世界的运行规则。
从5000年前满天星斗的时代算起，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就开启了各自的文明之旅，两者的物质与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只是草原上的遗迹难以保存，又长期缺乏口头或文字的记述，那段早期历史隐藏在迷雾之中。直到两个世界分别实现了对各自区域的大整合，以匈奴和汉朝的形式正面相对时，草的世界才借由华夏的记述而变得清晰了一些。
汉朝以农耕为本，是较为单一的华夏政权；匈奴以游牧为本，是较为单一的草原政权。两者从上层组织到生活细节都有着显著的差别。从白登山到燕然山，近300年中，汉朝与匈奴这两种政权模式共同谱写了亚洲东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篇章，两种文明开始相互打量，并尝试理解对方的思维。
双峰对峙，不论是战是和，都促进了双方的族群、物产和文化的交往。有交往就有变化，这种变化是渐进的。随着南匈奴以及其他族群被纳入汉朝的长城地带，也随着一些华夏民众融入草原部落之中，假以时日，单一华夏政权模式与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必将出现改天换日的剧变。匈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草原仍在，华夏与草原的文明融合之路，正在向前延伸。
历史贴士·匈奴人也种地
从宏观上来说，汉朝是农耕文明，匈奴是游牧文明。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者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汉朝境内也有游牧经济存在，匈奴境内也有农耕经济存在。毕竟在古代，能够多获得一点食物，就多一分生存能力，多一分国力。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今内蒙古敖汉旗附近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粟的种植农业，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米。敖汉旗的所在恰好位于农牧结合带，亦农亦牧。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匈奴人对于农业也非常感兴趣。考古学家在漠北地区匈奴人的方形古墓中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臼，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公元前2—前1世纪的匈奴墓穴中，出土了很多大型陶器，里面有不少盛有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这说明当时匈奴人很看重农作物，甚至把农作物作为陪葬品，与死者一起埋入坟墓中。在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匈奴人使用的铁镰、铁铧等农具，说明墓穴陶器里的农作物很可能是匈奴人自己种植和收获的，而不是从外界进口的。
史书中还记载了匈奴人建有谷仓。汉朝大将卫青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击匈奴至寘颜山赵信城，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部，“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考古学家甚至在蒙古高原上找到了一些匈奴人的城墙聚落遗址，这些遗址都位于河流、湖泊旁边。在茫茫的草原中，也会有一些温湿条件尚好的地方，适合农业生产，匈奴人当然不会浪费这些宝贵的土地。这些农耕地给匈奴人提供了游牧经济产品之外的宝贵粮食，这些粮食易于储存，提高了他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只是蒙古高原上农业生产周期比较短暂，粮食产量有限，要想提高自身的粮食供给能力，匈奴会派兵前往稍微靠南一些的区域，比如西域的车师等地屯田。
在汉朝与匈奴的时代，有很多匈奴人会进入汉朝境内生活，甚至官拜高位，同样也有很多汉朝人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入匈奴境内，他们会把华夏农耕区的农业技术、农业工具传播到匈奴，促进匈奴人的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