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与“小桥流水”——艺术的变格

　　两年前的某天，我在《文汇报》上看到一条使人振奋的文学简讯。简讯是该报文艺记者陈可雄写的，文章大意如下：作家蒋子龙想暂时放下金戈铁马的阳刚追求，把笔锋转换到小桥流水的阴柔追求上来。振奋之后，脑子里马上产生一连串的问号。

　　之一，我一直翘首以盼子龙兄“小桥流水”和“阴柔”型作品出世。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次，在苏州笔会上巧遇蒋子龙。我说：“老兄，你还没有还上欠读者的债呢！”他愕然地看着我，不知欠的何债。我说：“阳刚转阴柔的作品呀！”他摸了摸后脖梗子，作出了回忆状。终于他想起了那件事，便笑了起来：“老兄，我是随便一说，陈可雄就报导出去了。艺术变格是那么容易的吗？不瞒老兄，我总是想换换招数，来点新招儿。可是一动笔，就觉得难上加难。”子龙兄操着满口津腔，感慨地说：“处在这么一个丰富的时代，不变不行，乱变还不行。就看是咋儿变法了。”

　　我说：“这是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作家，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说实在的，我很惶惑，少林、武当各成一派，南拳、北脚各一路功，把这两套玩艺都娴熟于身，实在不太容易。弄得不好，在艺术上就没了自己；可是没有创新的延续，可以解释成原地踏步，象征着艺术的祜萎和死亡。”

　　这番话是在饭后漫步时说的，因为中途插进来另一位文友，使问题没能深入地探讨下去。事后，这个课题久久地萦绕于怀，便也想在创作上变化一点路数。但是定向的模式思维，如同蚕茧，要想突破自己织成又自我封闭的丝网，确实十分吃力。在这方面，我看到不只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做着突破的尝试，就连“文革”后起来的一代作家，同样在文学跑道上进行冲刺。

　　我读过贾平凹的《浮躁》，并主持过这部作品的讨论会。这部小说显然是以商州为腹地，把视野从山野向城市辐射。怛令人惋惜的是，平凹笔锋写到山乡野趣及人物风情便如鱼得水，但一写到城市便笔枯墨涩，如同一张拉不圆的半弓。如果说《浮躁》的不足在哪儿，只要读者细心翻阅一下《浮躁》中城市生活的章节，就能找到败笔。正如竞技场上的跳高运动员一样，第一、二次的试跳失败，很可能是跃身跳过新高度的开始；因此，平凹试图跨越出商州的高山大峒的勇气，又是十分可贵的。但这种跨越是十分艰难的，对任何一个刻意求新的作家，都是一份难得满分的答卷。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常想起黑格尔在美学论著中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自己，就是指作家的艺术气质，作家的生活积累，以及作家的天賦和情趣而言。这些综合起来的因素，形成作家的自我局限和艺术的思维模式，一旦作家拿起笔来——不，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作家构思作品的蓝图时，自我局限就跟踪而来，满足于这种局限的作家，则划地为牢，拿出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招数，轻车熟路地一篇篇地重复着自己；而力图突破这种自我局限的作家，则总是想探索一条拓荒之路，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谈法，虽然带有“天方夜谭”的童话意味，但以求新求变而达到艺术变格的精神，则是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素质。不管你是现实主义作家也好，以现代主义标榜自己的作家也好，只要积极要求进取，锐意求新，都有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课题。而这种自我剖析，就是认识自已艺术上的长与短，进而奋力突破自我局限，以永不满足的心态对待创作，就不仅仅是“扬长避短”，而应是“扬长补短”。把“避”短变成“补”短，并把自己之短变成自己之长，作品则会光彩四溢，产生高难度的艺术变格，从而使读者刮目相看。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子龙、平凹的变格意愿（无论作品成功的系数多大），都是值得赞许的。

　　作家应该多几套创作路数，这并不是无法超越的“珠峰”。果戈理写下诙谐讽刺小说《钦差大臣》，又写下民俗风格小说《底康卡近乡夜话》。此外，他还写下了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米尔格莱德》。如果我们在书稿上删去果戈理的名字，简直使人难以置信《钦差大臣》和《米尔格莱德》，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然而，果戈理却把风格绝无近似的两部作品，呈现给了当时的俄罗斯大地。

　　在我国璀璨的文学星空中，最善于变格而且运用得潇洒自如的作家应属王蒙。恕我直言，王蒙在艺术变格中并不乏败笔，最典型的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色拉的爆炸》。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篇无色无味的糊涂乱抹之作（曾于当时面向王蒙表述过个人看法：）。但是以《夜的眼》、《春之声》和《海的梦》为系列的意象小说（评论家称之为“意识流”）对比他从新疆归来时以《灰色的眼睛》为代表的系列小说，风格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蝴蝶》发表时，王蒙似乎在把意象和形象糅合在…起，试探着一种新的文学变奏。这种尝试，如同一个武术运动员不断地变化着南拳北脚的路数，在使人眼花缭乱之后，既看到王蒙捕捉生活，表现生活的机智，又能感觉到他作品中对多维艺术容量的追求。

　　我汄方他的这种艺术变格，源于宽广深厚的现实主义母河。如要说得形象一点，这种变格既受惠于现实主义乳汁，又丰富了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母河长流不息，从它的体躯上不断流出一条条子河；因而形成一条条美丽、但又别于母河风貌的小小河湾。

　　它不是非理性的产儿，更非歇斯底里的兽性呼啸。这种不满足于自己过去的艺术探索。和那些“玩文学”以及“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公子哥和娇小姐的产品，不属于同一母体的产儿。但我觉得王蒙在如行云流水的走笔当中，还可以适当限制一点自己笔锋的随意性，一张一弛的笔锋力度，如运用得更为合适，则便于更清晰地显示他作品的血脉和筋骨。

　　以上种种，皆属于作家主观要求自己艺术变格的范围。何作家创作中的变格，有时也并不决定于主观意向，而决定于生活主轴的变化，这属于客观促使作家进行艺术变格的范围。

　　我们适当把文学透视镜的焦距拉得远一些，就会明显地发现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变格。邓友梅50年代以小说《在悬崖上》名噪文坛，他描写美丽而轻佻女性加丽亚的手法，和他20年后表现《烟壶》、《那五》的艺术手段，简直判若两人。前者文笔华美无瑕，后者显示古朴凝重；前者表现生活伦理中爱情主题，后者则描写的是“八旗子弟”，以喻当今世人。这种艺术变格，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客观生活的变幻，使作家从选题开掘到艺术处理，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我个人的创作脚印，似也显示，了客观对主观的强烈制约。1979年重返文坛后，我仍然想以花淀”为表现生活的艺术蓝本。但我写出来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和50年代有所不同，前者诗情画意，后者悲凉深沉。这是客观生活对我的影响，真是应了刘索拉小说的命题：你别无选择！

　　纵观作家的艺术变格，无论是客体决定还是主体追求，都能使作家的作品产生飞跃。当然这种改变——特别是主观上追求的艺术变格，不但比客体迫使的艺术变格更难，而且容易引起各种非议。“文革”时流行“国防绿”，70年代穿中山装，80年代风行夹克衫。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变，而作为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段，势必产生嬗变。但这种嬗变和时装模特的换装，发型的流行式样的更迭并不相同。它受主体——作家自身许多制约，有的无意趋向时尚，有的虽想进行艺术变格，但又无法使之成为现实。当然，客观上也存有制约因素，凡不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作品，有的人不是把它看成百花中的一枝，而是把它看成离经叛道或水性杨花，这非常不利于作家对艺术变格的探寻。

　　笔者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巴黎埃菲尔铁塔的沧桑历史。当1889年这座高320米的艺术建筑，从塞纳河畔拔地而起时，拿破仑三世的陈腐权贵，曾联合拥护帝制的文化官宦们，发誓要毁掉这座钢铁怪物。其理由是这座“钢铁怪物”破坏了法兰西民族的传统古典美。

　　但伴随着曲曲折折的人类进步史，埃菲尔铁塔终于在咒骂声中被承认了；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冤情之后，埃菲尔铁塔被后人誉为点燃欧洲工业革命的火把和直矗青天的自由火炬。在去年欢庆它诞生100周年之际，巴黎人为它举行了百岁生日的盛典。

　　1987年我在巴黎游罗浮宫时，看见富于幻想的法兰西，又在对罗浮宫的门面进行艺术变格。在这座人类闻名的古典艺术圣殿的入口处，脚手架林立，吊车挥舞长臂在土地上空游弋。巴黎人正在那儿修筑一座金字塔形的玻璃钢入口门。尔今，我从电视上已经看见它的存在了，它光焰闪闪地站在那儿，迎接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来罗浮宫览圣。这又是一巨大的艺术变格，但巴黎人硬是使这座闻名世界的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联姻，而成为一个新的艺术整体。

　　在塞纳河畔，我和一个摆书摊的法国老妇人，谈起过这奇特的联姻。她恶狠狠地说；“我手里没有TNT，要是有这玩艺儿，我真想炸了它。”

　　“为什么？”我问。

　　“那不是法兰西的艺术传统，它是给古老的罗浮宫，抹现代人的口红。”

　　乍听，觉得不无道理；细想，又觉得十分错误。这就如同北京住惯了四合院的遗老，则对耸立在它身旁的摩天高楼感到不适应一样。这不是一个国家独特产品，是属于世界性的遗传病。

　　作为一个能宏观地把握历史，而又能正确认识自己创作的作家，总要在艺术变格上有所探求，有所创新；正因为这种探求十分艰难，也就有了为之苦斗的乐趣。

　　觅——谈小说的细节

　　老鹰在天空中回旋，当它发现猎物时，马上闭合了翅膀，从高空一头扎下来，捕捉它寻觅的食物。它身在高空，何以能“洞察秋毫”？甚至连草丛中奔跑的老鼠也不放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一双十分锐敏的眼睛。

　　一个青年习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并用这双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物，特别是洞察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细节。我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观察细节，因为细节是塑造人物的最有力的环节；如果把情节比喻为小说中一条链带，那么细节就是这条金链带上的珍珠。它能使你的作品放出光泽，使你笔下的人物一下变得色彩鲜明。

　　最近，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读到一篇习作者的小说，题为《野菊‘沾满了秋露》，尽管小说还有着一些不足，但我不能不钦佩作者马常观察生活细节的深邃的目力。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作品中的“我”，在平反上调之前，去墓地祭悼一个在动乱年代里一起劳动改造过的亡友。作者在开满野菊花的墓地，没有用空泛的回忆来描写已故的友人，值得赞许的是作者用闪光的细节抒发感情，描写了一颗充满幽默、善良而又十分正直的灵魂。这里，我不想赘述众多的细节，只选择细节中的一例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小说中有个配角，是送来劳动改造的小业主，他有着无利不沾的习性。一天，劳动改造队在田间吃饭时，来了一个卖咸菜的小贩，别的改造成员，都花钱买酱菜吃，而这个小业主却一失手将窝窝头掉在小贩的芝麻酱酱桶里。那个卖菜的小贩又怒又气，而那个小业主则连连埋怨自己的失手。尽管那个小贩把小业主的窝窝头从桶里掏出来后，把沾在窝窝头上的芝麻酱刮了又刮，那小业主还是吃上了不掏钱的美味副食……

　　看！这是刻划人物多么有力的细节！作者没有正面写小业主的贪婪，但是仅仅这一个细节一一不足200字的细节描写，就使小业主的卑怯形象透过纸背，闯进读者的心扉。当我读到这里时，先是哑然失笑，之后不禁叫出了一个“好”字。

　　好！确实好。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常常是因为一个有力的细节，而勾画出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出一个人物的灵魂。很显然，作者把这样的细节写进小说，绝非一时灵感显圣，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用一双鹰鹤般的眼睛，善于观察“微观宇宙”的结果。

　　创作之暇，经常阅读一些青年习作者的手稿。有些青年习作者，身在生活之中，也能寻觅到一些创作素材，他们有表达立意、组织情节的能力，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失败于没有出色的细节描写；因而，尽管这些作品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音容笑貌，但总觉得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人物缺乏应有的深度，仔细琢磨，实因作品中短少生动有力的细节之故。

　　要写出小说中好的细节，除了要对人洞察细微之外，还要进行艰苦的积累工作。我个人的办法是，身上带着一个小本子，随时随刻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动人的细节，马上记下来。这些零碎的、杂乱的记载，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虽然不一定立刻有用，但总有一天，这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会串到你情节的链带中去的。在劳改队，我曾碰到过一个其坏无比，专以诬陷别人为能事的劳改对象，他诬陷人的手段，就是秦桧再生也会为之目瞪口呆：有一天他和一个“右派”一块洗衣裳，这个“右派”说：“衣裳上领口和袖口最脏，要多抹肥皂。”本来这是生活中人人皆知的大道理。可是片刻之后，这个家伙向劳改队长汇报说：“‘右派，XX攻击‘领，‘袖，最脏”，于是这个“右派”的厄运来了，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在这个“右派”的帽子上又加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冠。

　　这个细节，我觉得从反面暴露了那个坏蛋的肮脏心灵，我记下了它。几年之后，在我写《远去的白帆》这部中篇小说时，这个有力的细节就跳到我的稿纸上来了。由于这个细节的作用，劳改队中“歌乐山少尉”的丑恶形象一下子丰满起来；这比我写他办了一千次一万次坏事，更有说服力，更有思想内涵，更这，就是细节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一篇小说，无论主题多么出新，结构如何严谨，语言多么生动；如果没有有力的细节支撑，作品将是跛足的婴儿，或是一株外表光滑、而腹中空空的芦苇。假如把一篇好的小说，比作一个健美的运动员，那么细节就是运动员体躯上的肌肉；肌肉结实丰满，这个运动员才能展示出他健美的体魄。

　　青年习作者要磨炼自己的一双眼睛，对生活洞察入微，寻觅表现人物的有力的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笔下的人物深刻，使你塑造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