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罗丹如是说——艺术的发现

　　罗丹说：艺术家最可贵的是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坐着飞机用科学仪器，就能捕捉到深埋在高山大峒之下的矿藏。对于人体内病理，只要借助于X光、扫描仪以及显微镜的功能，亦能准确地显示它的形影。这是科学的发现。

　　但是对于社会生活中蕴藏着的东西，美的，丑的；健康的，病态的，这些精密的仪器似都无能为力了。作家如果想要去发现它，就要靠作家那双眼睛，透视生活的幅度和力度；不具备这样一双洞察生活的眼睛就难以有什么艺术发现。

　　这种发现，理应囊括人们所共知的东西，但这种发现仅仅为人们所“共知”，而不为自己所“独知”，常常是缺乏个性的。一个作家在作品孕育之际，最大才情莫过于从“共知”中提取“独知”。这样的作品一经问世，则如一道夜空的闪电，一下子把读者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产生了琴和弦的共鸣合声，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1984年盛夏，我和文夫、国文、张洁去锦州讲学，工作之余，游览了海滨名胜笔架山。这座形若笔架的山峦，不坐落在陆地，而是坐落在大海里，海水退潮时，海中出现一条从岸边通往这座山的石子路；海水涨潮时，这条路被海水淹没，只好站在岸上眺望笔架山了。我们登笔架山时，当地作家李惠文同志充当了我们的向导，我们踏着湿漉漉的五彩路（阳光照耀在五颜六色的石头子上，这条路成为一条色彩斑斓的路、兴冲冲地往笔架山行进时，张洁突然对我说：“这座山极富有诗情广“请明析之！”我要她作答。

　　“你看——”张洁停下脚步，神色凝重地说，“过去文革中有一句用滥了的词，‘铺大海当纸，也抒写不尽我们心中对红太阳敬爱之情”你记得吗？”

　　“记忆犹新。”

　　“只有在这个特定环境中，大海才是一张纸，因为这儿有个高耸的大笔架。”张洁神往地说，“这笔架和大纸在呼唤如椽的大笔出世。把如椽的大笔，架在这个笔架上，如同龙王爷的定海针，该是何等雄伟！是吗？老兄？”

　　我和她开玩笑说：“张洁老弟，你本来眼睛就不大，后来因睫毛倒长，眼睛又开了一刀，并没有使你的眼睛变成圆圆的杏核；但是，我发现你这双眼睛容量不小，不，应当说像个广角镜头，把有形的大笔架和偌大的一张纸都尽收眼底还不箅，还看到了一只无形的一一却有着难以估摸分量的如椽的大笔，这真是一双艺术家的眼睛。”

　　不是吗？看那些密如蝼蚁般的游人，谁看见了那个大笔架？谁又把大海想成为一张大纸？谁又看见了那只斜卧在笔架山的镇山大笔？对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这就是艺术的发现。那座山不再是石头的堆积，而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作家赋予了它以艺术的精灵。

　　当然，这种发现还只是对笔架山形体联想的升华，还不能说有多么深邃。但艺术的深刻洞察力正是从这儿开始，如果不具有这样的艺术细胞，艺术发现就是个零。

　　张洁是具有敏锐的发现能力的。1984年初，她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从广州乘火车回北京，在软卧车厢里，除了坐着一位大腹便便的首长之外，还坐着一位衣衫不整面孔污垢的农民。她推断到这个农民，是个搞长途贩运的二道贩子也许并不难，因为他的举止言谈，已经给他的身分贴上了标签。这个发现，对于许多作家来说，都已形成为职业本能，并不为奇；而张洁如果只停留在这浅显的发现上，亦不值得称道。她的目光从那张污垢但是又充满自信的农民脸上，移动到那位同车厢的首长脸上。她发现那位大首长正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这位二道贩子，好像有这位人物在软卧车厢，使他突然降了一格，丢掉了什么东西似的。究竟丢掉了他什么呢？张洁发现了以下几点：

　　一、这位胖首长至少对经济改革随之而来的新事物，感到不适应，感到不舒服。也许他理智上是拥护改革的，但当这位富裕了的农民，和他面对面坐在软卧车厢时，他在感情上顿时和时代拉开了距离。应当说是张洁第一层次的发现。

　　二、透过这位胖首长的厌恶目光，张洁还发现了在中国土地上习以为常的封建特权思想。昔日，能坐软卧的除了带“长”字者外，就是级别较高的学者名流，一个搞长途贩运的农民，也进软卧车厢，像洪水冲开了权利禁锢的闸门，好像使他一下子矮了半截。这是张洁的第二层次发现。

　　应当说，张洁第二层次的发现比第一层次的发现，要尖锐犀利的多。第一个发现，张洁只看到了时代大潮撞击起的心灵浪花；第二个发现，张洁则是用那双眼睛，去寻找去开掘了产生这一心理现象的历史渊源。前者是微观的横向发现，后者是宏观的纵向开掘，这就使这一题材既有时代底蕴，又有了历史的深度。因而，当我听完她叙述这件事情后，兴奋地说：“老弟！赶紧动笔，把它写出来！”

　　“是不是我有偏视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写起来容易失准。”她有些犹豫。

　　“正对准靶牌中心，写吧！”我鼓励她。后来张洁终于把它写出来了——这就是发表在1984年第9期《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尾灯》。这里，我不想探讨演绎成小说后的作品得失，只想就它的原始素材的来源，说明善于发现是作家应当具有的才能；反过来说，也只有具备这样一双眼睛，才能有艺术发现。

　　冯骥才是作家队伍中的一匹大“骆驼”。高高的个子，微微前佝的胸背；表面看起来，他是个大大咧咧、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人。否！这个被文艺界誉为“厚道的老实人”，眼睛也并不那么老实。1984年9月，我和骥才去东北齐齐哈尔给青年作者讲课，发生过这么一段小小插曲：有一天，一个在铁路上工作叫小洪的业余作者，请我俩到他家去做客。这是个没有女主人照管的家庭（他爱人去外地学习了），进了屋门之后，我发现他除了玻璃擦得锃亮之外，盆花也经营得十分精致。那一盆盆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滴青流翠，叶片上没有一丁点尘土。我说：“小洪，你白天上班吗？”他答：“上班！不上班谁给钱？”我又问：“家里还有别人吗？”

　　“就剩下我一个人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