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新算是我的忘年交，而且是联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之一。

　　但是，很遗憾，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与他相识起来的，记不住了。也许人脑，如同早期286电脑的硬盘，储存的信息量有限。努力想忘掉的那些年代里的不愉快记忆，常删除不尽；而后来应该记住的什么，就存储不进去。硬盘可以格式化，抹得干干净净，再输入新的信息；人脑却没有这么方便，必须在数十载沉重灰暗的岁月后边，才能搜寻到近年来深刻的一些印象。

　　这样，我回想与大新的交往，《汉家女》，恐怕是能记住的有关他的最早印象了。

　　我很在意同行在短篇小说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力。才力愈盛，尊敬愈多；才力一般，尊敬也就一般。我还没发现写不出精粹短篇的作家却能写出辉煌长篇者。这是指现实主义流派作家而言，现代、后现代、瞎现代者不计在内。

　　那是80年代中后期，这篇《汉家女》，写得精悍、精致、精彩，使我对“周大新”这个名字刮目相看。

　　这以前，不甚知道他，也就无缘识得。

　　当时，我在《小说选刊》工作，读小说成了我的职业，这不是什么好差使。读好小说，自然是一种享受；读不怎么样的小说，那就很要命，完全是痛苦和受罪了。

　　原来我读小说，挑我喜欢的读，一上手，能比较快地进入小说作者设定的氛围。但作为编辑读小说，通常都是从拒绝开始的，一路挑毛病地读下去，轻易进入不了角色。所以，当看到《汉家女》时，孤陋寡闻的我，马上跳出来一个问题，有姓“汉”的吗？

　　然而小说征服了我，人物站起来了，就够了。即或没有“汉”这个姓氏又如何，读者只要信服了，就不会要求必须百分之百的真实。巴尔扎克说过，“文学是最大的谎言”，看来，只有把谎撒得圆满，不留疑窦，能把人唬住即可。大新的小说无不好看，因为他会讲故事，有厚实的生活积累，有无数惊心动魄的细节。

　　于是，我被他的笔下那个叫汉家女的媳妇吸引。当她站在边界的河边，望着从火线上下来的打红了眼的人，而偏偏看不到那个曾经得到她一丝温情的战士。那场面，不禁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次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委们。我也记不得这篇作品得奖了没有，其实，得不得奖，无所谓；口碑，有时比奖金更要无价些。

　　从那开始，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位军旅作家。他话不多，属于愿意听你讲，而自己却不大讲的那种作家。有的人同他相反，愿意你当他的听众，而不愿意当你的听众。我想，这无所谓好与不好，是由一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有人如黄河水，滚滚而来，汪洋恣肆，呼啸腾涌，属豪放一族；有人似春江雨，细密如丝，润物无声，沁人心肺，属严谨一派。

　　周大新是后者，说话轻声细语，行事文质彬彬。

　　那年头，涌现了一大批部队作家，形成文坛的生力军。他的谨言慎行、不事张扬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认识了许多年以后的现在，他的儿子都读大学了，数百万字小说也问世了，仍是本色不变，这一点，令我折服。

　　作家基本可分两类。一种，他还没动手写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写什么了；一种，很少发宣言，很少作宣传，很少讲自己，然后我们在新书架上，知道他又写了些什么。那部得了电影大奖的《香魂女》，也是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才知道他写了《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这么一个中篇小说，才去想法找来看。我们都在北京住，有机会在一些公共场合见面，还会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不是风头最健的一位。因为他不会喝酒干杯，不会猜拳行令，很少看到他眉飞色舞，很少听到他高谈阔论。他是那种春种夏锄，默默耕耘，打理自己地里文学庄稼的人，不到收获粮食的季节，他通常不怎么愿意进入舞台的中心，被灯光照亮。

　　所以，忽然间，捧出来一部作品，引人注目；忽然间，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造成轰动。在此以前，很少看到相关的报道、消息，就不必怪罪他未能及时告知了。这种不怎么爱炒作的古典主义，在相当物化的商业社会里，有时，真会成为他的致命伤。所以，到嘴的鸭子飞了，是他大概不止一次碰到过的尴尬。

　　好在，他坦然、安然、淡然，于是也就有了一种难得的自然。很遗憾，我做不到，所以，我常骂街，惹人不快，这一点，我要向这位年青朋友学习才是。

　　我一直琢磨，他的这种性格与他的出生地有些什么因缘，南阳是个盆地，被四周的山围住了成百上千年以后，对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会有一种无形的囿限，施之于身心，天长日久，便化为自觉的拘束。盆地意识，对靠想像力吃饭的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记得有一年，那时，周克芹先生健在，每次到北京来开政协会，总要抽空到舍下小坐，每次我都鼓动他跳出盆地。苏东坡走了出来，成了巨人，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与卓文君一块儿开小酒铺，再无像样的辞赋出手。川籍作家，凡走出夔门者，皆成大器，相比之下，留在盆地者，就稍逊色矣！

　　当然，这不过概而言之罢了，不是绝对规律。

　　盆地有丰饶的物产，悠久的传统，厚积的人文资源，以及在封闭状态下能够保持完整的原生态。正如人走进林子里，往往找不到茫茫林海的感觉，写作，也是这样，有时要有一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间距效果才好。苏东坡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便是这个道理了。周大新在南阳，写盆地，就不如走出南阳，回过头去写盆地。以更广的视野，以更高的角度，写盆地里的人和事，写盆地的过去和现在，便有了新的见地和新的境界。

　　代表作便是他积数年辛苦写出来的《第二十幕》，在百万字的篇幅中，给我们描绘出那多姿多彩的百年沧桑，是近年来少见的全景式长篇小说。其中，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有许多见所未见的情节，有许多骇异惊奇的人物，有许多耳目一新的场面，有许多深刻隽永的语言，有许多活灵活现的细部描写，生死情爱，烽火铁血，无不写得淋漓尽致，应该说，这是我读到的他作品中，最具其个人风格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一个世纪的结束，没有产生出与之相呼应的反映这个世纪的文学，无论如何，是一大缺陷。隔了多少代以后，会有我们现在读《花间集》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失望感。那些绚丽悱恻的词章，给人留下什么观感呢？好像公元八世纪的中国人，都生活在男欢女爱的伊甸园里，连空气中都飘扬着荷尔蒙的生殖气味。真实，从唐末黄巢大屠杀起，到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六十多年间，中国人基本生活在战乱中间，几乎很少有得以安生喘息的日子，这就是《花间集》的作家给后人传递的错误信息。

　　如果，过了几个世纪以后的读者，读到今天那些小姐们写的“身体文学”，那些男士们写的“裤裆文学”，一律向脐下三寸看齐，也会给后人传递错误信息的。他们就无法置信20世纪结束时的中国，竟然还有下岗职工和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这样严酷的历史事实了。所以，今人有理由对五代十国的文人摇头鄙夷，那么，后人责备这一代作家的背弃良知和可耻逃避，也是理所当然。

　　我为他拿出来这本尽到作家职责的作品高兴，也为他努力表现出来的文学质素表示祝贺。有一次讨论会，大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也未见他多么喜形于色。即使大家都比较肯定这部作品时，也未见他登荧屏，会记者，讲体会，谈感受，还是他的一贯作风，在他的文学庄稼地里，种完这一茬，收了，再种下一茬，辛勤劳作，乐此不疲。

　　我常想对周大新说，我很佩服有些作家在书外所下的功夫。营造声势，利用媒体，展开攻势，大造舆论，出场亮相，名流助阵，甚至组织反面文章，以批促香……通过种种非文学的手段，书多卖，钱多赚，在广告社会里，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虽然，短暂的喧嚣，与作品实际的价值有时未必成正比，但是，正如一件金光闪烁的饰物，是足金，是K金，还是镀金，经过较长时间的氧化，会出现成色上的变化。然而，变又如何，在变之前，书卖出去了，房子买下来了，车子买下来了。所以，在商业社会里，崇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株守主义式的行销策略，我不以为是可取的想法。

　　从周大新当年出道的《汉家女》，到上世纪末的《第二十幕》，他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去征服读者。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也很正常，而且，也是依循以往绝大多数作家的常规行事。但是，不能不指出的，大新过分敛约的内心状态，一方面是受到他因盆地的自囿意识的影响，一方面也是与他多少有点内向的性格相关。写作兢兢业业，经营马马虎虎，所以，在他今后更长的道路上，自然还会有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作品问世。到那时，我建议，有百分之百的写作，必须有百分之二百的经营。如果说，80年代走出南阳，是第一步，90年代冲破盆地意识，是第二步，那么，在新的世纪开头，适应变化了的大时代，则应该是响槌重鼓的第三步。

　　我这样期望着。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