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您是怎样看待外国文学的？

　　答：至少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影响极大，“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白话文，据此写出来的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区别于章回体小说的新小说，说是将西方文学的剪枝，嫁接到中国文学主干上的一种新品种，大概接近于正确。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狂人日记》，更像外国小说，而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找不出类似的模本。

　　从那开始，中国作家，有出息的，没出息的，便一古脑儿从外国文学那儿往回搬、趸、捣、套，有的身手敏捷，有的抓住皮毛，有的得其三昧，有的也不过照猫画虎，一直忙活到世纪末，犹是方兴未艾之势，看来这影响还要继续下去。

　　现在，外国文学有的，中国文学基本都有了；外国文学没有的，我们这里也居然青出于蓝地有了。所以，说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着某些好的和不好的亲缘关系，这话不算夸大其词。

　　20世纪以前，那时的中国文人对于世界很懵懂，有的甚至认为什么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都是变着法儿，换个名称，蒙咱们大清王朝的。所以，外国叮叮当当的大挂钟，玲珑精致的小怀表，可能感到兴趣；但对夷人的文学，则不屑一顾。懂外文者，中文不灵；善中文者，外文不通。那时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即使有，也不大。

　　于是，19世纪末，林纾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现，国人才知道洋人不但有坚船利炮，还有美轮美奂的文学艺术。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他借助能够阅读原文的朋友，把故事讲述给他听，然后，再据译意，撰文传述。《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问世，立刻风靡全国，林琴南先生才气洋溢，文笔典雅，那生花妙笔，将小仲马原作精神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实属难能可贵。

　　由此，外国文学方才传进中国。林琴南氏为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人；“林译名著”共180部，译作数量之多，也是中国第一人。这两个第一，当之无愧。他创造的不懂ABC，却能译外文，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独无仅有的特异现象，堪称世界一绝。

　　20世纪初的中国作家，就这样接触了外国文学，然而，从一开始的这种二传手式的译作局面，似乎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注定了中国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影响时的不那么地道。我不知道中国至今没有出现很多世界级的大作家，是否与这种接受外国文学经验时，全赖翻译家的介绍，少有自身的直接阅读，因之无法心领神会，不得真谛，有些什么关系。

　　中国文化人如今还健在的，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学贯中西者，为数不多，大约是数得过来的了。而中国文坛上如今甚活跃的人物，说得上精通外文者，几乎没有；粗通外文者，有一些，也不多；余者，也就识得WC、不至于走错厕所的外语水平而已。如“五四”时期，胡适、鲁迅、周作人，稍后，郭沫若、林语堂、梁实秋，悉皆熟读三坟五典，精通罗马希腊，文章金声玉振，学问经天纬地的大师，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直到现在的全部作家群中，能与之相匹敌者，怕是难找出几位。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成就，自然应该得到肯定，尤其新时期文学二十年来，更是业绩不凡。但具体到时下每个作家的自身状况，西学之匮乏，固不待言；国学的欠缺，也是事实。这也是一些作家写了一些好的作品后，停滞不前、原地踏步的原因。想再写出更好的作品，哪怕使出吃奶的劲，也上不去，就在于这种学养上的不足了。

　　而正是由于功底、内力、视野、悟性，种种学问上不很牢固的缺陷，对待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往往容易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倘非一味拒绝，盲目排外，便是五体投地，失去自我。一方面有人，找出并非鲁迅先生的原话，什么“民族的，即世界的”来安慰自己的小本经营，自得其乐；一方面也有人，粪土中国文化，作没出息的西崽状，生搬硬套，食洋不化。汉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那种充满自信的汉唐胸怀，还是应该提倡的。

　　20世纪，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反过来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贡献，还不是很大，这就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使命了。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的模仿和借鉴？

　　答：只有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任何一个作家，都在那条不断继承和持续进展的文学长河里，生生不已，继往开来。生命有长短，成就有大小，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空出世，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在鲁迅身上，找到魏晋文人的气质，也可以发现安特莱夫等旧俄作家的影响；你可以在胡适那里，观察到他桐城派治文的严谨，也不难看到培根、杜威等英国作家的风格。

　　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学习，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入作协章程。法捷耶夫、西蒙诺夫，1949年就到中国传经送宝，我还曾听过他们的报告。苏联文学译本，堆满新华书店，在中国，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竟成为干部必读。有一次，我到前苏联，在列宁格勒（现在叫彼得堡），见到格拉宁，他们那里的大作家了。谈及中国介绍苏联文学的努力时，他对我们将苏联其实很一般的作家、很一般的作品，也不遗余力地翻译过来，面露讶异之情，弄得我们几个中国人很难堪。80年代，西风压倒东风，已故的，卡夫卡、福克纳、萨特；健在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又成了风起云涌之势。在一些文学集会上，要是不口吐莲花，不“咸与维新”，说出几个洋名词，如“魔幻”、如“解构”、如“文本”、如“话语”……就成了吃西餐不会使刀叉的土鳖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在模仿和借鉴上，应该说是成功的。但也有饥不择食、囫囵吞枣者，有什么办法呢？名声的诱引，金钱的蛊惑，出版社的催生，耐不得寂寞的急躁，因而时不时地听说某人的某篇作品，太类似于外国哪篇作品，有生吞活剥之嫌。甚至来不及改头换面，一些细节，一些语言，都来料加工，组装出厂，引起歧义。我记得秦兆阳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某有关单位专门请他出来，对这些窃窃私语、一片叽叽喳喳之声，作过裁判。但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可不是做DNA亲子鉴定，一滴血便铁证如山。文学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各一词，难以认同。哪怕告上公堂，也议不出青红皂白的。

　　其实，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个时日的问题。自“五四”运动起的中国文学，还未走完第一个百年，应该允许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个别作家出现这种与外国作家相似乃尔的雷同现象，一点也不必奇怪，谁写小说或者诗歌，不是像小学生练字，从描红模子开始的呢？

　　问：您在一些作品中，是否也借鉴外国小说的叙事手法？

　　答：我想这是必然的。1957年我刚刚开始写作的那短篇小说《改选》，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受契诃夫那篇著名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的影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到中国来，我陪同他和其他几位苏联作家去过南京上海广州，他有一个见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每个作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追求新锐和先锋的一个时期，如同小孩发麻疹一样，一生中总会有这么一次。在文学创作的初期，这种迷恋于新的风气、新的潮流，是可以理解的正常行为。

　　1978年，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时，改变传统按时序进展故事情节的写法，而以所谓的“意识流”组构这部作品，也是受到一些外国小说的启发。但是，比之后来更年轻的同行，他们在借鉴西方手法上的勇气，我就差得很远了。

　　大概作家的成长，离不开他生存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环境。50年代起步的中国作家，受到十八九世纪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更大，所以，这些作家作品中的社会主题，是与他们自身所形成的文学素质中社会分量过重分不开的。指望带有这样基因的作家，飘逸起来，洒脱起来，性灵起来，恐怕也难。

　　一个作家，总是要在求新中打拼的。平面的延长，可能在稿费上有所获益，当然，为稻粱谋，也不是不可为。炒作一番，将自己多卖出好价钱，也不算怎么丢人。即使写得略差一点，也不必难为情。谁也没有规定，作家必须下一部作品，要超过上一部。但是，文学创作的最大乐趣，还是在于尝试，在于尝试中的突破，哪怕是不成功的突破，也比守株待兔，死抱住一棵树吊死强。

　　因此，多读一些古人的书，多读一些洋人的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话是一点也没有错的。

　　问：中国作家中，常常有人因为作品被译成外文而高兴，甚至有人为了自己的作品能被翻译成西方文字而故意去迎合西方的趣味，把欧美读者当作自己的第一读者，您认为中国的这种“为翻译而写作”的现象严重吗？

　　答：20世纪初，中国有一位在民国后还留着满清辫子的辜鸿铭老先生，他是以欧美读者当第一读者，写过一部《中国之精神》，介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其后，二战期间，林语堂先生也以欧美读者为第一读者，写过《京华烟云》小说，《吾土吾民》、《苏东坡传》等著作，把中国推介给西方。能够阅读外文，是一个层次，能够用外文写作，又是一个层次。当代中国作家，达第一层次者，寥若晨星；达第二层次者，凤毛麟角，因此，有求于国内的翻译家、国外的汉学家，向他们示好，甚至邀宠，是很正常的。

　　有一位老翻译家，当年真是门庭若市般地热闹过的，一天到晚，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现在，人太老了，酒也喝不动了，笔也搁下来了，好像登门造访者就大不如先的踊跃了，由此也可见到中国作家求译之心的急切，显然又寻求别的译家去了。不过，翻译家和汉学家，能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推广到外部世界，总是“善莫大焉”和值得高兴的事。中国文学能够在世界上占一席位置，翻译家汉学家功不可没。

　　但是，我不赞成一些太着急走向世界的作家，刻意迎合外国人的兴趣，写那些抹黑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历史的作品，更没有必要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将这块土地上的正在消逝的愚昧落后，和早已不存在的封建社会里的恶习陋俗，拿出来现丑，以讨好老外。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就是要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而入。从厨房，或者从后门，甚至从窗户，借助于一些非正常的途径、手段，走进客厅，纵使坐在那里，恐怕也会像《法门寺》里的贾桂那样，要欠着半个屁股，那又何苦呢！

　　问：中国文坛中人，老爱提这么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诞生出世界大师级的作家？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的路还有多远？

　　答：20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产生出来令全世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作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自古以来的东西方存在着的文化差距，也有现实的这两者之间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异同；既有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的变化与西方美学思潮的进展，两者的相同与悖背之处；也有压根儿看不上中国人的西方式的傲慢和饱受欺凌的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长期存在着很难磨合的鸿沟。由于认识、观点、看法上的差异，标准也自然很难一致。18世纪的曹雪芹，在中国人眼中是大师无疑，20世纪的鲁迅，除一小部分人外，大多数中国人也会认为是大师，但西方世界也如此看么？未必。

　　中国文学要了解世界文学，同样，也需要世界文学了解中国文学，这应该是相互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总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每当想起我们作品里出现的“牛棚”、“拉练”、“批斗”、“恶攻”，“喷气式”、“走资派”、“瓜菜代”、“双蒸饭”，“文攻武卫”、“斗私批修”、“一打三反”、“右倾翻案”……如何让外国读者理解，也着实使翻译家伤透脑筋的。即使如今去问一位“文革”过来人，一打是打什么，三反是反什么，能答复正确者，怕也难找。

　　因此，我想，文学世界若是也有WTO的话，对中国文学的过渡期，可能要更长些才好。

　　问：您对翻译界寄有怎样的期望？

　　答：中国文学在20世纪，离不开翻译界，现在进入21世纪，同样也需要翻译界搀扶着外语盲的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如果允许我奢望一下的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琴南氏一下子将一百八十部外国作品翻成中文，创造出译界奇迹，使中国读者得窥外国文学的堂奥，那么，真希望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也出现新一代的译界巨擘，同样也能将一百八十部，甚至更多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外文，也使外国读者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文学。

　　当然，中国作家首先要写出值得翻译家下功夫的好作品，是最为重要的。否则，放在国内书店的书架上，卖不出去，和放在国外书店的书架上，无人问津，那尴尬，是同样的。

　　（此文据《国外文学》编辑部林丰民、中国作家协会李朝全的谈话整理稿改定）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