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已是距今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的一篇《小杂感》里面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因为“五四”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古文的障碍，更遭受到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此，在文言文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鲁迅先生才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这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对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战，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的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倒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下，从死背硬记开始。先是硬着头皮，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30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50年代，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还有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认识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著人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出息的，当然更多。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对古文一窍不通，薪火相传的东西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四，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耽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此，我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古籍，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他反问我，句读有法吗？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意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语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课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住这些古诗词、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在传统文化上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不但要大量阅读一些古文，还应该适量地背诵一些古文。作为语文教学中的背诵，应该从做学生开始，背诵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就构成了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言简意赅，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他更说：“我的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70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又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在培养21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华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材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作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