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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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第十三
先之劳之：管理者要成为团队的表率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孔子管理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之”是代词，指被管理者，就是民众。“先之”的意思是，要走在民众的前面，成为民众的楷模；“劳之”就是要让他们劳作。
关于“先之”，这里隐藏着有意思的知识点。《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中讲到，管理者在成为团队的领导之后，一举一动在团队的成员眼中都会被放大。因此，领导者要做到“先之”，希望下属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努力做到。
如果领导要求大家不要迟到，他自己就要守时，不要说“我今天迟到是因为堵车，我是有理由的”“我迟到是因为昨天晚上谈判结束得太晚了”，因为团队成员会把领导者的每一个行为放大。
“劳之”听起来是指让民众有事情可做，让人民去劳动。这牵扯到一个管理学的概念，叫管理者角色。在《可复制的领导力》中，有对于管理者的定义，即“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很多管理者干了大半辈子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要角色是什么，反之，他们总是亲力亲为，跟下属抢着干，最后自己累得喘不过气，结果却很糟糕。凡是特别喜欢亲力亲为、什么事情都要插手的管理者，既无法收获下属对他的感谢，也无法拥有成就感。
《荀子》中讲“主好详则百事荒”，上级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其他人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别小看“先之劳之”这四个字，其中蕴含着“管理者角色”的知识点。
子路是一个比较性急、行动力强的人。孔子告诉他：“作为管理者，你不需要凡事都亲力亲为，得想办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让别人去做事情；同时，你要成为他们的楷模，把自己的德行摆正，稳稳地坐在领导者的位子上，让大家围着你去运行。”这才是为政之道。
子路说“请益”，请孔子再多说点。也许只有“先之劳之”这四个字，子路听着有点不过瘾。
孔子说“无倦”。这个概念前文提到过，管理者想要做得更好，就要无倦，不能按照惯性思路做事情。
关于无倦，并不容易做到。人的大脑很容易疲倦，很容易陷入惯性中，驱使我们按照以前的方法做事情，萧规曹随，慢慢地形成官僚主义。所谓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不愿意再动脑子思考，不愿意创新，只希望通过流程来解决问题。
在很多大型组织中，即便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不符合流程，也会导致没有人愿意为它去动脑子。这就是厌倦的表现。这种厌倦，正是因为人们习惯依赖过去的路径，依赖过去的体系。
一旦做管理者做的时间长了，是很容易陷入疲倦状态中的，所以要不忘初心。
赦小过：允许下属犯错，是一种管理策略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关于这一段话有不同的解释。
孔子有三个学生做过季氏宰，有被孔子骂过的冉有，还有子路和仲弓。
仲弓是德行科的学员，他当上季氏的家宰后，可能因为官职太大有些无措，需要孔子给建议。
孔子给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先有司”。
“有司”就是有重任在身，“先有司”是指要先给基层的工作人员做表率。这与上一句话中孔子给子路的建议是一样的。
第二个建议是“赦小过”。
“赦小过”是不要求全责备。管理者想拥有领导力，就要能够容忍下属犯错误，这样，下属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束手束脚。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可能每一个步骤都做得完美，更何况，也许只是他做事的方式不符合管理者的想法。如果管理者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标准答案，他看任何人工作，都会觉得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柳井正管理优衣库时，非常注重对于年轻人的培养，如果他认为哪个年轻人是可造之才，就会授权给对方，同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到年轻人做错了事，能沉住气，不干扰。这才是培养人的重要态度。
“赦小过”提醒我们不要把别人的小过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留给员工试错的空间，员工才会培养自己独立判断的意识，也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这里也呼应了《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中的一个理念，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步骤是寻找关键要务。寻找关键要务，就需要知道团队近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只要是朝着最重要的目标去做的，就需要重视。如果领导者总是盯着各种小细节，什么都要插手，什么环节都不放过，下属就不知道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了。
第三个建议是“举贤才”。
在现代管理中，公司的CEO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寻找人才，花大量的时间去跟人沟通。杰克·韦尔奇说他每天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都在跟人谈话，不断地发掘可以使用的人才。
接下来，仲弓又问：“焉知贤才而举之？”
如何识别人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实际上，孔子给过我们答案，就是“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而在本节的对话中，孔子说了一句令后人有争论的话：“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意思是，你把自己知道的人才举荐上来就好了，对于你不知道的人才，难道其他人会舍弃他们吗？
整体意思是不要操那么多的心，作为管理者，漏掉几个人才也是很正常的。不必焦虑，漏掉的人才会被别人发现。
因为你是“先有司”，已经给团队做了表率，其他人自然会帮你发现人才，这样解释也很合理。
但是后来我们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发现了不同的版本：“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之者。”
“人其舍诸”变成了“人其舍之者”。当“诸”变为“之者”时，这句话就有了不同的解读。
“举尔所知”，意思是对于你知道的人才，要举荐出来。
“尔所不知”，意思是你不知道的人才，也要想办法举荐出来。
“人其舍之者”，意思是其他人忽略的人，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这个版本的意思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才。
在我个人看来，孔子不太会提出这样过于严格的要求。因此，我个人觉得第一个版本更为合理。
名正言顺：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子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一段描写特别生动，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子路鲜活的性格特征。
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出公想让夫子你来当政，你打算怎么做？”
子路在进行沙盘推演。卫出公是一个尴尬的角色，他的爷爷是卫灵公，因为宠爱南子，与长子蒯聩的关系特别不好。蒯聩谋杀南子失败之后逃到了国外，卫灵公就立了孙子卫出公。后来，蒯聩却带兵攻打卫国。
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如果按家庭的秩序来定，儿子应该让位给父亲，这是家庭的孝道，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父亲带着别国的兵来攻打自己的祖国，这便绝不能退让。
卫国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政局就乱了。卫出公在祭祀时也只好跳过自己的父亲，直接祭祖。甚至后来子路的去世，跟这一次大乱也有关系。
子路问孔子：“如果让你来解决这件事情，你会先做什么？”
孔子说，必须先解决名分的问题，把父子、祖孙的关系理顺。不先解决这件事，其他的事情就做不了。
子路说：“你这个人也太迂腐了！”当时说孔子迂腐的人还有很多隐士、大夫。
接着，子路又问：“奚其正？”意思是，这跟正名有什么关系？
在这段话中，子路特别莽撞地顶撞了孔子。孔子说：“你这个人真是粗野。一个君子，对于某件事情有疑问，就把它放在一边，先不要着急发表意见，因为不懂的事不能乱说。”
接下来，孔子做了这样的解释。
“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名不正，连自己的位置在哪儿都说不清楚，那么，说出的话凭什么被别人信服？凭什么来发布政令？
“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企业请来一个顾问，顾问想替CEO发表命令，规定大家应该怎样做事，应该提拔谁、开除谁……他是言不顺的，没人会听。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要把事情做好之后，才能兴起教化，用礼乐来教育人民。如果连事情都做不好，礼乐怎么可能建立得起来？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没有礼乐，法律法规都无法落实，刑罚、判断都无法得到大家的尊重。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合适的法律法规、法制政策，整个国家就是混乱的，这时候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定要把每个人的名分说清楚，谁到底是做什么的。比如，蒯聩到底是做什么的，卫出公到底是做什么的，卫灵公到底是做什么的……把所有人的职位、角色要讲清楚。
“言之必可行也”：当一切能够讲明白时，你说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实行。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对于自己要说的话、要做的事，不能马马虎虎，不能模棱两可。
子路的意见是遵循实用主义的路径，认为天下大乱，应该在第一时间调动军队，保护国家。但是孔子认为这样的操作根基不稳，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当局者连自己到底代表的是谁都还没搞清楚，人民又怎么可能信服呢？
有本书叫《突破瓶颈》，书中关于创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创业之初，哪怕公司只有两个人，也一定要画出一个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上有很多个岗位：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人力资源、营销……要在每个岗位上写上名字，到底谁负责哪件事，一定要安排清楚。
为什么只有两个人还要画组织结构图？因为就算只有两个人，也要理清楚各自的角色，要各司其职。很多人在创业的时候，团队里不止两个人，而是三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里，沟通基本靠吼，谁声音大，谁说了算。大家互相讨论问题，一开始看起来很积极、很热闹，进展得很快，可是慢慢地，会出现大量的矛盾。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对一些事情能做主，沟通时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发现，从一开始，每个人的职位都没定清楚，没有名分，不知道谁到底该管什么，到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在我看来，办公室的斗争本来不应该那么复杂，也没有真正的“坏人”。大量的办公室斗争，都是因为没有界定好各自的职责，而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建议——名正言顺。
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词。
樊迟请学稼：学习要根据自身情况定位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一段又说到我的老祖宗樊迟了，樊迟很有可能坚持的是农家的思想。
春秋时期的农家认为，任何事都不如种地重要。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吃饭，让粮食足够多，才是最重要的。
樊迟做了一个地方官，他跑来请学稼（种五谷的活动叫作稼），就是怎么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
孔子说：“你问错人了，我不如农民。”樊迟一听，孔子不愿意谈这个话题，但他没有走，接着问：“那你会种菜吗？”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樊迟特别轴。前文出现过樊迟，他听不懂孔子说的话，也不敢问，就出门去问子夏。
很明显，孔子对于樊迟提这两个问题非常不满意。第一，他问到老师的弱点了，老师不擅长做的事，他偏要让老师显示短板。第二，更重要的是孔子就不认为作为一个士，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追求君子儒的学生，要去学习关于种地这样的事。
后来有人在批判孔子的时候，这一段话也成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说孔子不热爱劳动人民。实际上，孔子是研究管理和文化的人，他的专业是研究怎么样去组织、去管理、去领导。
樊迟碰了钉子，走了。孔子的气还没消，说：“小人哉，樊须也！”须是樊迟的名，孔子说他是个小人。我们在《论语》中，经常听到“小人”这个词。要知道它有多重的含义，地位低的人，会被叫作小人；品德不好的人，也会被叫作小人。
孔子说樊迟是个小人，估计不是骂樊迟道德不行，因为他在道德层面还是不错的，应该是批评樊迟的目标怎么定得这么小，没什么大格局。
然后，孔子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儒家讲究的就是礼乐和教育，樊迟作为管理者，不应去种地，而应该先学礼，便会受到老百姓尊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如果领导者讲究义，有道德操守，老百姓就愿意听话，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你守信用、讲信用的话，老百姓不敢不用情，就会变得诚实可靠。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农业社会，每个君王都需要足够多的人口，因为人口多的国家就有势力。君王希望四方的百姓能够归附，而想要百姓归附，就需要把这几件事做好：好礼、好义、好信。做好了，老百姓自然会拖家带口地到你的辖域内生活。
作为一个领导、地方官，为什么非要亲自种地呢？一个人能种多少地？也就一亩三分地。康熙皇帝在丰泽园和玉泉山开辟稻田，主要是为了给天下人做个表率。领导者真的不需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种地人士。
这是孔子对于学生人生目标不清晰的“反弹”。这段话很有意思，孔子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是一个至情至性的老师，对学生该批评就批评。
孔子是领导者思维，樊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工程师思维。工程师思维解决问题，想的是自己冲到第一线去。
但领导者思维是如何去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如何让大家抢着把活干了，让社会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积极的愿意解决问题的人。
这让我想到了爱迪生。爱迪生是个发明家，他应该是工程师思维，遇到什么问题就做实验解决。但研究爱迪生的人生，我们会发现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创造愿景的领导者，他的团队人数很多，他带领了特别多的科学家一起做事。
他之所以最出名，核心原因是他能够把梦想讲出来。爱迪生没有太多的钱，无法用钱来让其他工程师为自己工作，于是发明了期权制度，用期权来吸引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跟自己一起做实验、去发明电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师思维，而是领导者思维，也是孔子所倡导的领导者应该做的事，即营造氛围。一旦氛围营造出来了，比他亲自做事的效果要好得多。
执行者、领导者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分工不同，追求不同。亲自做事的人叫执行者，他和领导者是有区别的，孔子希望樊迟能够做好领导者。
诵《诗》三百：读书要能学以致用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在跟自己的孩子孔鲤交流的过程中，讲过一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不把《诗经》都熟读了，就没法跟人好好说话。当时，有文化的人常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诗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资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读的《论语》。
孔子感叹，一个人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去做一件事却做不好，无法解决困难。让他跑跑外交，遇到事情不能随机应变、独当一面。虽然他学了这么多，把《诗经》三百篇都背得那么熟，但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是在反思应试教育，反思书呆子式的学习方法。在生活中，有很多能背书的人，一到做事，就远离了自己背下来的内容。他学的知识，并不能灵活应用到做事情上去。
在这里，建议大家读《论语》时，不必下苦功夫把所有内容都背下来，尤其对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能够学到其中的一两句话，把它贯彻到日常行为中去，才算真学到了东西。
学习上就是如此，会背课文或公式、会考试，不算真学到知识。如果你学的知识，它进入你的身体，成为你的血脉，成为你的思维方式，成为你做事的方法准则，这才是真正地学会了。
有人说读书没有用，有人说读书有用，我个人的观点很明确：读书有用，且应该经世致用。我们做企业、创业、讲书，用的全是书上的内容，甚至在家里安排家庭活动，教育孩子，用的也全都是书中所讲的内容。读书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即便书中讲的未必都对，但是总比你自己瞎琢磨的强。自己一个人琢磨一些事情，闭门造车，会走很多的弯路，付出很多的成本。其实你若能够读一下相关领域的书籍，便能有不菲的收获。
读书要有方法，就是目标式学习，翻转课堂很重要。学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明白自己想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这时候，你读起书来就会特别有收获。学生时代，对于整个社会毫无感知，读经济学、管理学的时候，往往认为这些不就是用来应对考试，不就是一个个填空题吗？但是工作后，才发现学的知识原来非常有用，明白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很多人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回到学校再去读MBA。那些认为读书没用的人，应该是读书的方法和出发点有问题。
有人评判这是功利主义，说为什么不能读点没用的书？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好书都有用，比如唐诗、宋词、哲学……如果心中没有情感、没有苦闷、没有问题、没有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索，就不会有感觉。
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想要解决困难和矛盾的需求去读书，这种翻转式学习、目标式学习的方法，很容易让人做到经世致用。
通权达变、经世济民是孔子做教育的理想，他希望学生不要成为书呆子。
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把自己变成考试机器，因为读书不是为了读给别人看的，读书是为了解决自己和世界的问题。
不令而行：管理者要建立自身影响力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过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是只要你正，底下的人肯定跟着就正。
本节这句话与此道理相通。关于“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典型例子，就是飞将军李广。《史记》的《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有过这样的介绍：“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将军长相忠厚，话也不多，但他在军队里特别有威信，因为他身正，做事身先士卒，很勇敢，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士兵，爱兵如子。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自身不正，虽然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命令执行起来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服，也不会在行动上积极支持。
管理者其实有两种力量。很多管理者认为自己最需要权力，到一个组织里，马上就问：“人权在谁手里？”“财权在谁手里？”“关于这件事，我能不能签……”他觉得有人权、财权，才能够管理这个团队。但实际上，除了权力之外，更大的力量叫作影响力。很多组织里都有非正式组织，比如公司里有CEO，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元老级的人物。元老级的人物虽然没有显赫的职位，但是大家愿意听他的，他显然是一股力量。有的管理者觉得有这样的人存在是个麻烦。但其实从正面角度想想看，为什么管理者自己不能够建立这样的影响力？
孔子谈的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讲，要想获得影响力，自身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影响力不能来自交换和买卖，比如收买别人——请人吃饭、给人发红包，这就变成了小人结党营私的氛围。这种联结是短暂的，而这种短暂的利益结合所形成的小人团体，带不来影响力，只是一个收买关系的团队。靠收买关系维系的团队，没有凝聚力，一旦利益没有了，所有人立刻四散而走。
所以，管理者身正，非常重要，是使整个组织的沟通成本下降的重要方法。管理者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形象和注意自己的行为，以便积蓄和调动自己的影响力。
鲁卫之政：在外多结盟友，少树强敌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在酒桌上套近乎的时候，这句话经常出现。
鲁国被封给了周公姬旦。周朝文王叫姬昌，武王叫姬发，姬昌的第四个儿子便是周公旦，就是姬旦。
周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圣人，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
卫国封给康叔。康叔是文王的第九个儿子，跟周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事好像兄弟一般。
这句话有可能是孔子去卫国的时候说的。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最有可能会在卫国当官。他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可能对卫国人讲了这句由衷的客气话。
这句话没头没尾，我们不必非要说这里到底是有什么深刻的内涵。要细究的话，现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文化比较接近，而当时的鲁国、卫国、齐国就在那里。由此可见，当时鲁国和卫国在文化风俗方面可能相近，或者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当今天的我们行走在齐鲁大地上的时候，想到这句话就非常妥帖。
苟合矣：追求越多，烦恼也就越多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夸的人，名字叫公子荆。之所以叫“卫公子荆”，是因为鲁国也有一个人叫公子荆，如果不加“卫”，一般指鲁国的公子荆。
孔子表扬卫公子荆“善居室”。居室就是自己家。他能把自己家营造得很好，他的生活态度和居住观念是健康的。
会生活，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精益求精。但是在孔子看来，过于精益求精的生活方式，过于对物质的追求，并不是善居室。
善居室分阶段。
“始有，曰：‘苟合矣。’”在刚开始有了一些财力，有了一些布置，可以简单装修的时候，公子荆说“可以了”，已经差不多了，挺好的。
“少有，曰：‘苟完矣。’”又增加了一些家产，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公子荆说“完美了，这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
“富有，曰：‘苟美矣。’”越来越富有了之后，公子荆说“生活太美好了，家居太华美了”，可能这已经超出他的目标和追求了。
我联想到我父亲。他就是一个很懂得知足的人。在他退休后，单位分房子，他买了一个比较宽敞的给老教授的房子。然后只是简单装修一下，我爸就高兴地说：“我住得太好了，我住得比部长还好。”他觉得自己比部长住得还好，让我想起卫公子荆，他们都非常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实际上，当时的贵族们在生活奢华方面互相攀比，挖空心思想着给自己家做更多的装饰、装修，弄点好东西。
孔子站出来表扬卫公子荆，就是倡导大家能够生活得稍微简朴一点，能够管理一下自己的欲望。恰如本田直之的《少即是多》中提醒我们的话：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东西来解决问题，但是多了以后，真的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些被认为能给自己解决问题的东西，其实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试图通过买更多的东西，或者增加更多的人手、设定更多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人手和办法，又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最后，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少即是多”的思想，就是换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常规的思路，让人明白自己可以追求更简单的生活。当生活简化之后，就达到了孔子所赞美的卫公子荆的状态了。
又何加焉：人生最高的追求是精神财富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仆”是指驾车；“庶”是指人口众多；“富”是指财务，人均GDP上升了。孔子去卫国，冉有替他驾车。此时，孔子在车上，看两边的住房和百姓，觉得人口众多。“庶矣哉”，是说卫国现在发展得不错，人很多。
冉有问：“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接下来我们能够为这些人做点什么呢？”
孔子说，人多了之后，就要藏富于民。通过减税鼓励大家干活，让老百姓有收入，变得有钱。我想孔子强调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希望做到轻徭薄赋，让老百姓拥有财富。
冉有接着问：“假如老百姓已经有钱了，那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孔子说，可以教百姓礼乐，教化他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所说的规律是对的，国家的发展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在所有国家的统计数字上，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时候，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追求就立刻上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跃升，人们在教育、电影、旅游、健康等方面，会有大笔的支出。
曾经有人注解时，批有这样一句话：“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一个人如果有钱，但蛮横无理，不接受教育，就近于禽兽。孔子追求的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一个人贫穷的时候，最起码可以做到开开心心、乐天知命；一个人有钱，就要有所追求。《管子》里也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过去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思想。
三年有成：善于表达自身优势也是种能力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这是孔子给自己打的广告。孔子感叹，为什么没人用他，如果有人用他来管理国家的政事，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什么是期（jī）月？听起来像是下一个月的意思，但并不是。期月指的是从今年的某月到明年的某月，比如从今年的4月到明年的4月。
孔子说的是，如果有人用他，那么一年的时间，就能够初见成效，令人看到希望。三年的时间成效显著，能够有大成绩。
孔子当然是倡导“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他不希望说大话。但是如果一个人过于深藏不露，永远都不跟别人讲自己能够做些什么，那被人看到的机会就少了。广告遵循的就是这个道理，好的产品也需要传播、与顾客沟通。“酒香不怕巷子深”确实不靠谱，所以孔子落寞。
这一次，孔子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就告诉大家，其实他是可以做实事的人。
子贡问过他，一块美玉藏在匣子里，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就是待价而沽，等着别人来买。可以看得出，孔子是很希望能够站出来为家国百姓效力的。
优秀的领导者到一个岗位上，一年的时间也确实能够做出些事情。像《创始人》这本书其实不是讲创业，它讲的是履新。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需要快速地让别人了解他，然后建立人际关系，找到帮手。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年的时间有点长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就要做出能够让大家看到希望的方案或者行动，否则组织不会给你更多的时间。
善人为邦：暴力是低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这句话是孔子读古书时的感叹。
善人是什么？善人比圣人要低一个级别，差不多就是贤人。
孔子说古语中讲，善人，也就是能干的人治理一个国家，达到一百年的时间，就能够克制残暴、消除杀戮。
“诚哉是言也”，是孔子针对他自己引用的一句古语，说这句话说得对。
孔子的目标是施行仁政，少杀人，“子为政，焉用杀”，何必非要杀人？孔子能够看到生活中很多暴力的事情不断地发生，甚至有些事情如果不用杀人的方法，是根本处理不了的。孔子也杀过人，他知道实施仁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他感叹，如果一个了不起的贤人治理国家，也得用一百年时间。一百年之后，国家才能够大治。大治的表现就是“胜残去杀”，不需要残暴。
施行仁政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刚刚脱离蒙昧，建立社会文明，有很多暴力事情的发生是非常正常的。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讲人类历史的暴力演进。人类的暴力行为确实是越来越少，但在最早期，部落和部落之间充满暴力行为，彼此杀戮，直到国家出现才减少。国家规定，谁都不许乱杀人，整体上让暴力行为大幅减少。
接下来，商业的出现让暴力行为再次减少。在农业社会，人们如果想要侵占对方的土地，就要杀人，就会出现战争。随着商业活动的不断增加，人们发现做生意致富，要比抢别人的土地划算得多，所以不再暴力地抢土地，改为进行贸易，不但不杀人，还希望有更多的人口。这让暴力行为再次大幅减少。
最近的一次暴力行为大幅减少，是因为原子弹。“二战”原子弹爆炸后，形成了一个核制衡，有核武器的国家互相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因为彼此都有毁灭整个地球的能力。
以上是暴力行为大幅减少的核心原因。当然随着文明、物质的发展，人的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文化素养变得越来越高，都会减少暴力行为。所以孔子说的是有道理的。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越能干的人越能高效做出成绩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白毛女》里的大反派叫黄世仁，他的名字就是出自这句“必世而后仁”。作者取名的用意，应该是反讽小说角色。
这句要接着上一节来看。善人为邦需要一百年才能胜残去杀，那么王者治理国家会如何？
王者是明君，可以被看作圣人，他比善人要高一个等级。
孔子说，如果能够出现像尧、舜、禹这样的明君，那么经过一世，也就是三十年，就能够实现仁政，出现国家、百姓都讲仁义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苟正其身矣：优秀的管理者德、技兼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于从政乎何有”的意思是，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有什么难的？孔子看重的是“苟正其身矣”。如果一个人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那么从政就不是一件难事。
“正人”是要求别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正其身，又如何让他人身正？
这句话简单地概括，叫正人先正己。
我有一点保留意见。可能是受时代背景的局限，孔子始终把品行、道德视作评判人的决定性素养，我们不可否认其重要性，但是他过于侧重，就忽视了技术。这给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伏笔。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重道德、重修养，但是缺少对技术的关注和热情。今天我们知道，技术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
比如医生给人看病，这件事从道德的角度来讲，初衷毫无问题。但是在治疗某些细菌或者病毒导致的疾病时，没有发明显微镜之前，医生看病的方式并不一定符合道德，可能放血、念咒、念符、用烙铁烙病人、用勇敢疗法等。不少患者可能不是死于病患，而是死于诊断、治疗过程中的折磨。
当显微镜等设备发明以后，医学甚至一度陷入虚无中。很多人觉得不用再学医了，因为细菌都能被看到，此前的很多诊疗方式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当新的技术导致相关疾病诊疗体系重新架构之后，诊疗过程就更加符合道德规范和要求，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技术的发展，会反过来推动道德再上一个层次和台阶。
不论是社会发展还是企业管理，都不能够简单地只要求道德。一个人并不是只要道德好，其他就没问题。比如有的领导者，在公司标榜自己绝不搞办公室政治，做事也确实公道无私，但他不善于经营管理，业务能力也不强，甚至有时候还会干很多错误的事。他自我评定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但在别人看来，却是尸位素餐。
管理是一门艺术活，既要讲道德，也需要讲技术，更需要讲科学的技术。在此，我也给孔子提一点小意见，陈述我自己的观点。
冉子退朝：处理公事，要讲规矩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段对话的场景有点凄凉。孔子老了以后，与自己的学生住在一起。
有一天，冉有退朝回来了，孔子问他：“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
冉有说：“有政。”
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在君为政，在城为事”，国君的事情叫作政，季氏等三家的事情叫作事。
冉有说“有政”，意思就是“君找我有事”，但是冉有并没有说具体什么事情。
孔子说“其事也”，意思是说：“不是国君找你，应是季氏找你。如果真的是国君找你有事，虽然不需要我参与，也没有人特意告诉我，我也能够听说。”
这段对话微言大义，生动入微。孔子是当过大领导的人，他明白国君的事都是大事，这种内参总会送到他这儿来，他一定会知道。
这里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冉有替季氏做过很多事情，比如征敛，去收更多的税。孔子对此非常不满，甚至说过“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
我估计这两件事有联系，冉有有事瞒着孔子，跟孔子打马虎眼说“有政”，谎称国君有事，孔子当面揭穿了他。
第二种可能：孔子纠正冉有用词不当。冉有说“有政”，指的是季氏布置的任务，他觉得季氏当时在鲁国当权，季氏的任务等同于国君的任务，甚至比国君的任务分量还要更重，所以他在潜意识中就忽略了用词的区别。孔子纠正他说，就是季氏家里的“事”，不能够被上升到“政”这个用词上。
一言兴邦：决策者不能搞一言堂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成语“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
鲁定公有一次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孔子说，不能说得那么绝对，这话有点夸张，其实没那么传奇。
孔子为什么要强调“言不可以若是”？孔子认为，一言定兴衰，其实是不靠谱的。如果一个国君非得刚性化地认为，用某一句话就能管理好国家，便违背了孔子所讲的“无可无不可”的原则，就会变得特别轴。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所倡导的是，一件事合不合宜，需要进行调整。人不能够一根筋地去做事，因此孔子马上纠正鲁定公：“咱们不能够说一言以兴邦。”
“其几也”，就是接近、有可能，几乎差不多。
可以说一个差不多的例子。
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一个国君能够常思这句“当国君真不容易，当臣子也不容易”，那就做到了换位思考，大家相互体谅。
作为一个国君，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便能做到“戒慎恐惧”，做事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思虑周全、认认真真。这不就是差不多能够一言以兴邦了吗？
鲁定公接着问：“那一言而丧邦，有这样的事情吗？”
孔子又说，也没那么夸张，不至于因某句话就让国家没落，这几乎不可能。有比较接近的一句话，是一种挺危险的情况，就是有人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思是，我本人对于当国君没有感觉到快乐，唯一让我感觉美好和舒心的，就是我说的话没人敢反抗！
孔子接着说，假如国君说的话是对的，没有人去违背他，当然是个好事。假如他说的话是错误的，或者要做荒谬、暴虐的事情，也没有人敢劝谏，这难道不是很快就会让这个国家衰亡吗？
我想，如果鲁定公与孔子的这段话是即兴问答，那孔子大脑中的知识储备量也太大了，他非常准确地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应。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足以让人警戒。因为妃子褒姒不爱笑，周幽王为了逗她笑，把烽火点燃。诸侯们见狼烟四起，以为周幽王有危险，都赶过来帮他，到了之后才发现是一场闹剧，白跑了一趟。褒姒是被逗笑了，但后果是周幽王的公信力全部丧失，等到真的遇到了战争，没有人来帮他，直至周王朝灭亡。
作为一个国君，如果认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能够实现，不能有人违抗，哪怕自己是错的，别人也要去执行，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以悲剧收场。
有一次，我和很多创业者聊天，我问大家：“你们在公司里说的话算数吗？”有创业者踌躇满志地说：“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够做得到的。”我就和他们分析了另外一个角度，我说自己在公司里说的话，很多就不算数。
不要觉得“樊登读书”是以我的名字命名，我的话在公司肯定就是最重要的。一定不是这样的。如果我说的每句话，在公司里一定要实行，大家都必须照着我说的话去做，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言而丧邦”，作为一个人，你怎么能够保证你每次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很有可能你的出发点是对的，但你不了解实际情况，所做出的决策是错的。如果管理者一发话，大家都去执行，公司总有一天会被带到沟里去。
创业者在创业做公司的时候，不要陷入错误的理念：既不允许自己犯错，也不允许团队犯错。这样没有人会愿意直言公司的错误决策，没有人会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重任，主动去做事情。而且，管理者犯的错误，还会在团队中被放大，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负责。因为大家一切都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做的，出现了坏的结果，人们可以说：“这是决策端的错误，我只是一个负责执行的人，拿工资的员工。这个错误，理应由管理者负责。”
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极为重要的事。
近者说，远者来：做好核心内容，自然水到渠成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说”同“悦”，愉悦满意的意思。“近悦远来”正是出自于此，是非常有名的成语。
叶，古邑名，古读“shè”，现在读“yè”，在今天的河南省叶县以南。那时候，叶是楚国领地，是一个比较大的县。
大县的县长叫作公。有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叶公，就是叶县的县长。有一天，孔子周游列国到这里，叶公就问孔子如何管理。孔子给了他六个字：“近者说，远者来。”
意思是你先把自己管理的子民、老百姓服务好，让他们的生活指数、幸福度指数提高，大家生活开心舒适，这时候远方的老百姓自然拖家带口慕名而来。
这就是“近悦远来”的道理，影响圈、关注圈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企业总希望受到用户关注，天天传递出各类关于产品的信息。但其实只要把产品质量做上去，让客户满意，并不需要过度宣传，因为靠良好的口碑，就能做大做强。相反，产品质量不好，仅仅靠广告宣传，反而会使用户反感，路越走越窄。
又比如从国家层面来分析，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素质也在急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国人出去，行为举止都代表着祖国的发展，代表着我们的文明程度不断地提高。这些年来，我们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慢慢就发现，大量的国外友人开始问“我能不能移民中国，我想到中国生活”。现在这个趋势已经逐渐地开始冒头了，全世界的老百姓是会用“脚”投票的。
因而我们发现，“近悦远来”这个道理到今天都不过时，所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欲速则不达：做大事业要耐得住寂寞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这句话一度是我的座右铭。
莒父是鲁国的一个小邑。子夏要去做莒父的长宰，相当于一个小城的县长。走之前，他问孔子应该怎么做。孔子跟他讲“无欲速”，就是不要追求速度，施政不要急于求成；“无见小利”，就是不要只看到小的成绩。因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成语“欲速则不达”尽人皆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实验做支撑，就是棉花糖实验。
斯坦福大学有学者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孩子们发放棉花糖，告知可以随时吃掉。但如果谁能坚持等待一定时间而不吃，会再发一份，等于是有额外奖励。有很多小孩无法坚持和等待，也有小孩真的能等上十五分钟，得到第二份奖励。这个实验测试的是孩子的延迟满足感。
这个实验跟踪了二十年，很了不起。二十年后观察延迟满足感能力不同的孩子，发现延迟满足感能力强的孩子，在学习成绩、学业成就、工作成就上，都要远远高于那些延迟满足感差的孩子。
社会生活中，我们同样需要延迟满足感的能力。比如做一份工作，有人愿意做日结薪水的小时工，有人愿意做周结的临时工，多数人是月结的普通员工。有一些人愿意冒风险放弃短暂的利益入股公司，年底有年薪分红。而有些创业者，筚路蓝缕三五载，前期可能遭遇各种困惑和压力，甚至要在入不敷出的时候给别人发工资，之后才收获成功。他们如果没有强大的延迟满足能力，很难成功。
孔子讲“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和“棉花糖实验”有相通的地方。这个道理对创业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同时也适用于家庭教育。有的父母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只盯着孩子的成绩排名，很多的教育计划都围绕着快速提高孩子考试成绩来做。孩子在重压之下，学业成绩也提高不了多少，性格和其他素质都被忽视，甚至出问题。
立即看到成绩和排名提高，这就是“欲速”“见小利”，能令父母当下感到快乐和自我满足。但实际上，父母所重视的成绩和排名，是短暂和虚无的东西。孩子的学习成绩，只是一时一地的结果。一旦毕业走到社会上，没有人会因为他曾在班上排前三名，就多发工资、委以重任。一个人，综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家长没有延迟满足感的能力，不能够慢慢地培养孩子优良的性格，给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发他的探索精神，让他展示一切美好的本性，反而压抑孩子的成长，扼杀孩子的能力，就是“欲速则不达”。
另外，在创业领域，有一条完美的理论曲线，叫飞机起跑曲线，也就是幂次法则。在创业前期，有一长段路径都是平的，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需要创业者忍耐积蓄的那段时间。但是一旦抬头开始起飞，就会高速地往上冲。
“樊登读书”讲过《指数型组织》《从0到1》，它们从数学、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世界上大量的事情是按照幂次分布的。
人们如果懂得这个理论，就能明白有些事在前期看起来很普通，似乎毫无期望，但真正坚持下去，超过某个限度，成功就纷至沓来。有一个词叫作“击穿阈值”，比如九十九摄氏度的水，表象看起来跟冷水一样，但是给它加热到一百摄氏度，立马就沸腾起来。
我们做一件事情，能不能够忍耐到击穿阈值的那一刻？
每天都能拿到反馈，都能获得成就感，都能得到奖励，那很可能我们做的只是简单重复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的事情才可以当下给出反馈。重大的成绩，都需要长久积蓄能量，正所谓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孔子对子夏说的“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不希望子夏上任后，为了尽快展现能力，先做些容易被看到的表面功夫，以期望国君早点看到他的“政绩”，而忽略了真正的社稷民生。古时候，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利于地方长久发展的工作，都不是短期内能做成的。比如发展经济，要开垦耕地、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投入；发展文化，要做好教育工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些真正经世济民的大政绩，没有哪一样是能急于求成、唾手可得的。
叶公语孔子：带团队要兼顾制度与人性化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语孔子”中的“语”，做动词使用，念第四声“yù”，是告诉的意思。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对话。叶公对孔子说：“我们这个地方有直躬者。”
关于直躬者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一个人直身而行，说明这个人很正直；另一种解释，直躬者是一个直人，他的名字叫作“躬”。
我更倾向于“躬”不是一个人名，直躬者指的是正直做事情的人。
叶公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同乡之人的正直。那人父亲偷了一头羊——攘羊，就是把别人家的羊拉回家了——他站出来说：“我检举我父亲偷羊了。”大义灭亲，举报了他的父亲。
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你说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就是说，假若父亲把羊偷回家了，儿子不会去宣扬这件事；如果是孩子做了这样的事，父亲也会替孩子隐瞒下来。这当中，也有直的地方。
每个读者都可以权衡到底哪个算直，什么才是真正的直。
孔子重视伦常，认为人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为了表示自己正直，把自己的父亲举报了，这件事情违背常理。这样的人可能内藏心机，有着自己的目的，才会做出这种有违伦常的事。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首要看重的是人伦之长。《乡土中国》里，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状态，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不同于西方，西方孩子称呼父亲都是直接叫名字，因为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像在水里扔一个石子而荡开的涟漪一样，一定是一层又一层，有近有远，有亲有疏。即便都是亲兄弟，关系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联姻的家族不同，当各自跟妻子联姻以后，形成了新的家族，涟漪就朝新的方向荡过去。这是中国人看待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思路。差序格局的这种概念，有亲疏之分。没有亲疏之分就没有等差，没有等差就形不成社会的道德规范，这是孔子始终坚持的名分概念。
孔子所在的时代，社会法制极度不健全，道德才是约束社会行为最重要的标准。如果没有道德的制约，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将无丝毫限制，必然民不聊生。孔子和叶公对于“直”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德治”和“法治”理念的差异。而当今社会，法制健全，自然不能以现在的观念去决断当时孰是孰非。当然，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各抒己见并无不可。
樊迟问仁：时时处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有一天问孔子怎么做到仁。
孔子说“居处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要恭敬端庄，生活起居不要太过随便；“执事敬”，办事认真、严肃；“与人忠”，与他人结交、合作，要保持忠诚；“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哪怕去蛮夷之地，这些原则也不能够放弃。
这些话听起来不太深奥，倒像是做事情的一些准则。
有可能樊迟并不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领悟能力一般，所以孔子直接给他提一些明确的要求：只需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够了。
我听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解读，樊迟问的并不是“仁”，而是“行”。这个说法也是有考证、可以验证的。
在《论语》的其他章节里，子张在要出门的时候问行，已有先例。
樊迟可能接到了出使任务，走之前对孔子说：“我现在要出发了，老师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按照这种理解，上下文之间就通顺多了。因为马上要出使到夷狄之地，孔子就对他讲“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我个人觉得更大的可能是樊迟问行。
行己有耻：做事不能用肤浅的事物简单衡量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人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今天觉得诚信是很了不得的品德，但是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是“硁硁然小人哉”的行为。这里的“小人”不是骂人，是指德行境界不高的人。“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普通人中铿锵有力的守信者。
子贡有一天问孔子，怎么才能够算是“士”。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成为君子，成为比君子低一点的“士”也很了不起。《道德经》中有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说的是“士”很了不起。
有目标、有追求，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要求的人，叫作士。
如何才能够成为士？
孔子说“行己有耻”，就是慎独。“行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有耻、有底线，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不能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礼记·中庸》中说“君子慎其独也”，与之一脉相承。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到各个地方，能够办成事。子贡是外交家，又是商人，经常代表国君出使。所以孔子说：“你能够保持住自己内心的底线，出去能够办成事，就算是士了。”子贡其实做得不错。
子贡问他：“以上标准有点难，如果做不到的话，比这个低一点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乡党都能有好评，做到孝敬父母，跟兄弟友爱。
子贡接着问：“要让宗族乡党都赞许，这个要求也不低，有没有入门级的标准？”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言必信，行必果，也叫作小人之信。就是作为一个境界不那么高的人，这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孔子对于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是那么看重。
信和通达比起来，哪个更重要？
比如，我们承诺了别人一件事情，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现原来的计划完不成。此时，如果要兑现小人之信，把这件事给办成，坚守自己的信誉，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很有可能，在坚持完成承诺的背后，会损害到更多人的、更大的利益，显然得不偿失。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通权达变。当变化出现时，要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立即协商，找到一个更恰当的解决方案，不至于让大家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个善战的将军也不敢说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战场上的局面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战术必然要不断地调整。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个经商的人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做得到。商业合作，本身就需要与合作伙伴不断地保持沟通，共同面临VUCA（乌卡）时代。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VUCA时代”即“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当下就是处在高度不确定的、高度变化的这么一个时代。
如果只是讲究小人之信，那就只能做最简单的、变化度最低的、自己一定能够掌控的事情，才敢说“言必信，行必果”。
通权达变才是君子所需要学会的本领，其核心不是“信”，而是“易”。易者，移也。一件事情合适不合适，对大家有没有好处，都需要沟通、商量、同步信息、头脑风暴，要一起来面对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最初的规划处理。
处理变化度很低的事情，可以掌握“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种人也算不错了，因为至少是一个讲信用的小人。
最后，子贡问孔子：“今天这些当政的人，属于哪个级别？”其实指的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
孔子“噫”地感叹了一句。在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还有用“噫”这个字来表示感叹的。孔子说，都是斗筲（shāo）之人（一斗十升，一筲五升），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来，这些人器量小，每天算计的都是升斗小民之事，他根本不愿意评论这些人。
我们形容一个人，往往会说器量如何。器量就是一个人能承载重任的多少。孔子曾说，子贡像是祭祀的器具，这个评价可不低。
孔子提倡的是“君子不器”，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弹性的、马上就能被人测出心量的器具。
在孔子眼中，当今从政的人是斗筲之人，他们的器量不但能被看到，而且很小，他们只是追求蝇头小利、追求名声、追求面子。
生活中，一个人创业也好，打工也好，只是为了面子生活，就叫斗筲之人。哪怕是成功的创业者，其目的单纯的就是追求上富豪排行榜，也叫斗筲之人。
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不能用肤浅的事物来简单衡量的一种境界，这才是孔子提倡的。
狂者进取：不要苛求同行者尽善尽美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关于这句话，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一个理解，狂狷之人在孔子看来是不错的。
“不得中行而与之”，著名学者张中行的名字就出自这句。中行就是中庸之道，中庸在孔子看来是一种至高的美德，是合适的极致。中庸之道非常难，生活中找不到拿捏分寸特别合适的人。孔子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真正做到中庸的人。
做事情，“过”与“不及”两者都存在问题。柏拉图也说过，寻找中间的平衡态就是美。
孔子说找不到“中行”之人，没有这样的伙伴跟自己同行，怎么办呢？
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狂者和狷者。
狂者和狷者有什么优缺点？
“狂者进取”。他们虽然有点小毛病，偏激、过分、毛毛糙糙的、喜欢吹牛、愿意说大话，但是他们锐意进取，努力奋斗，努力工作。
子路对孔子而言，就是狂者。子路说话经常没有分寸，喜欢拍胸脯做保证。比如他经常说，如果他来做某件事，一年就搞定了。狂者，起码做到了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狷者是类似于颜回这样的人，或者像子游、子夏。他们虽然没有那么进取，但是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导致的结果是畏首畏尾，比如找他们做一件事，他们觉得自己干不了，很有可能会拒绝。公西赤就是典型例子，他总觉得自己做不了，或者不合适做一些事情，根源是他洁身自好，不允许自己犯错误。
孔子的学生中，狂者、狷者居多。这些人都是可以教育的，把他们往中间拉一拉，更靠近中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狂者、狷者是孔子愿意交往的人。
第二个理解，换了另外一种语境，这句话是孔子的感叹。
孔子感叹自己一辈子都遇不着一个“中行”的人，难道自己只能跟这些狂者和狷者在一起吗？
这么理解的话，孔子对自己只能和狂者、狷者待在一起，感觉很烦恼。
以上两种理解，要看孔子当时说这句话的心情到底是如何的。如果是厌烦失落的语气，那很有可能是第二种理解。
但是我个人倾向第一种理解，因为孔子的人生准则有不“求全责备”，而能够教育狂者、狷者，本身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南人有言：坚持是成功的基本保障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看起来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令人费解。
孔子在讲关于占卜的事。
“南人有言”，南人就是南方人，有考证说此处的南方人可能指的是宋国人。孔子的祖籍就是宋国，在今天河南一带。宋国的人特别善于占卜，还流传着一句与占卜相关的古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心，那么他就不能从事巫医职业。
巫医是什么？巫需通鬼神，医要济生死，这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巫医无用，纵然偶尔有效也不过是心理安慰，更大可能还把人治坏了。但是在孔子乃至更早的时代，医学极度不发达，现代医学更是没有，没有显微镜，没有医疗器材，多数靠巫医。巫医将医疗与鬼神结合，也是在努力地探索怎样治病救人。巫医很难做，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需要强烈的探索之心，所以要求从业者有恒心，要不断地钻研。
这一段话的主旨是恒心。孔子感叹说南人说得真对，他认为人贵有恒，还引用了《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来支撑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周易》阐述的是预测的理论，其实不然。《周易》代表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态度，是一本教人如何生活的书。“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阐述的是哲学范畴，是在给我们传达一种处世态度，让我们理解变化。比如否极泰来，就是告诉我们，哪怕现在处在特别糟糕的情况中，也要想到总有一天，事情会有转机。剥极必复，是周而复始的过程。
《周易》中的这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常的德行，不能够坚持，大半都会招惹羞辱。比如刚喊出来“我要创业了”，不到三天就关门了；或者找一份工作，没几天就不干了，都是做事缺乏恒心。公司HR在挑选应聘者的简历时，如果看到一个人在过往的三年中跳槽了十家公司，心中难免咯噔一下。
最后，孔子说“不占而已矣”。占卜其实很不容易，要用到很多的占卜器具，比如龟甲、艾草等，还需要学很多的技术，研究各种工具……占卜还分很多的流派。做一个好的占卜师，要学的知识非常多，需要花很大的气力，而这些都需要恒常、恒心。
放弃的人，是为什么放弃？孔子认为是自己选择了放弃。“进无进也，退无退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愿意前进，不是因为有人逼迫他前进，而是他自己愿意前进；一个人选择后退，也不是有人逼他后退，是他自己选择了后退。
孔子这一段讲的并不是占卜需要恒心，更多的是说放弃是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他只是拿占卜这一行业举例。
生活中，进取也好，放弃也好，都是个人选择，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人贵有恒心，只要自己坚持，就能够坚持。
曾看过毛大庆写的一篇关于马拉松的文章。意思是跑马拉松靠的不是肌肉，更大程度是一场大脑内部的战争：可跑可不跑，随时都可以停下来走，甚至随时可以上车，被人拉走，回家休息，立刻结束……你想坚持跑下去，就要战胜放弃的念头。马拉松并没有太高的门槛，你接受训练，并且坚持，是能够跑下来的。
我跑步训练了半年，就去跑了“半马”。一个人如果愿意战胜自己的负面思想，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自己选择放弃，那谁也拉不回。停下脚步就是放弃。
无论是古代的占卜行业，还是今天的马拉松长跑，或者我们去创业，去做一份工作，都需要有恒心。
这与别人无关，是一个人自己的事。
和而不同：尊重个性才能创新发展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十几年前，有一次国际汉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去采访汉学家。
我问他们：“中国文化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到底体现在哪儿？”
有一位白胡子的汉学家对我说了两个字：和谐。
我问他为什么是这两个字？
他说，中国的和谐是一种建立在不同之上的和谐，就是这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国人允许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但是我们大家可以和谐相处，这就叫作和而不同，不需要都变成一样的人。
小人同而不和，是要求对方必须和自己一样，比如你的习惯要和我一样，你的穿着也要和我一样……如果建立在这样一种相同的基础之上，导致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和。
《晏子》中，齐王问晏婴，什么叫和。晏婴说，譬如调羹。如果要做一碗羹，以水调水，或者以羹调羹，都调不出一碗羹。调羹就一定是以水调羹，既要有水，又要有羹，和在一起，才能够形成一碗羹汤。如果事物之间没有不同，消除了差异化，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怎么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事物呢？看《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也能从中体会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出美味。这就是和谐。
孔子求和，墨子尚同，墨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家都一样。《墨子》中，墨子连每个人住的房间都规定好，谁住多大，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一切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他希望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之间的思想主张不一样，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同。孔子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是君子、士大夫这一层；墨子生活在社会的下层。社会上层的人从上往下看，他们希望大家可以不一样，但是能够和谐。社会下层的人从下往上看，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均贫富”。
墨子重视的是平等，孔子追求的是和谐。如果我们采用墨子的主张，社会经济发展会很困难。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幸福，社会所追求的创新、创业，都来自人们能够看到不同的希望。所有努力的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变得跟别人不一样，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中国人的和而不同，对于整个世界的贡献是极大的。我国文化历来崇尚和谐友善，对外也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没有逼着别人认同我们的意志。我们尊重对方有不同的东西，但是不排除我们可以和谐相处。
把这个思想用在公司里也很重要。团队中凡是讲创新、讲领导力，其中一定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叫作拥抱不同。一个团队的组成成员个性可以完全不一样，思维方式可以完全不一样，能力可以完全不一样，只要大家能够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就能够让这个组织焕发出生命力。如果一个人因为别人不能认同自己的观点，就对别人充满情绪，开始吵架、不和，导致团队氛围变差，他就完全没有理解什么叫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善者好之：带团队不能尽信人言好坏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如果乡里的人都喜欢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就算是一个好人？”孔子说不一定。
子贡接着问：“那如果乡里的人都讨厌他，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看出来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孔子说不一定。
孔子补充说，在乡党里，好人都喜欢的、坏人都讨厌的人，才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好人。
孔子特别讨厌“乡愿”，他曾说“乡愿，德之贼也”“恶紫之夺朱也”。“乡愿”看起来很像圣人，实际上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走到哪儿都说没问题，对谁都表示支持。有一句俗话描述，叫“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谁都不得罪的这种人，很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圣人。如果整乡的人都说某个人好，孔子就怀疑此人很有可能是个“乡愿”，不做实事，到处卖好。
如果一个人性格张扬霸道，愿意做事，但是可能不择手段，也招人恨。有一句话叫作“不打篮球的人不会犯规”，但是打篮球不能恶意去犯规。所有人都说某人坏话，乡人皆恶之，那这个人的工作方法肯定有问题，甚至从根本上说，他做的事就是错事，所以这种人也不行。
只有那些被有分辨能力的人给予认可，被乡里名声不好的人排斥的人，才是个好人。
孔子说的这句话很好理解，只是我觉得其中的道理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善与不善难以区分。另外，也有很多人因为羊群效应，没有自己的判断，会盲从别人的观点，所以这部分跟风的意见，实际上没有价值。
对乡里的人进行舆论管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些发布舆论的人，我们没法评判他们的好坏。他们有可能是好人，但他们糊涂，所以发布了错误信息；或者也不糊涂，但他们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中的问题很复杂，有可能出现偏差，所以很难依照简单的标准来评判好或者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如大部分的人觉得孔子说的这句话有道理，这句话反倒有用。当一个人陷入舆论的旋涡时，就需要找“背书”，比如你想让他人知道自己是好人，就需要请公认为好人的人站出来为你说话。这时候大部分的人就能够理解，你可能是可以信赖的。
舆论的问题很复杂，好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太常见了。一件大事发生，或者一个社会问题出现时，网上言论就会撕裂成两大阵营，开始吵架。两大阵营中的人，难道真的一边是对的，另一边是错的？并不是。不同阵营的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信息不对称，双方都是更多地接触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
关于通过舆论评判一个人的好坏，我们一定要分析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也要注意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不对称的信息。人要学会理性而科学地分析，不能人云亦云。
易事而难说：好的领导以公心对待下属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我以前讲关于人力资源的课程的时候，常引用这一句话。这句话简直是做人力资源工作的宝典。领导要怎么做才是一个好领导，下属怎么分辨自己的领导是好还是不好。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事”，就是一起做事，合作的意思；“说”，通“悦”，高兴的意思。与君子共事很容易，难在无法取悦他。
“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想取悦他，而做法不合乎道，他是不会高兴的。君子型领导会明白这个道理，比如下属帮自己搬家，但自己不会放松对他工作上的要求；有的下属想送领导一部新手机，他得体地拒绝了。
生活中，有的人想要让领导开心，会替他打个饭、夹个菜，替领导考虑得周到一些，而有的领导真的会因此觉得这个下属对自己忠心耿耿。如同我们讲过的“浸润之谮，肤受之愬”，因为距离太近，让人产生了错误的结论和判断。而一个真正的优秀领导者，不怕有人来讲交情、讲苦劳，他还是会保持客观和公正，还是会按照规矩办事，不因为个人的偏见改变规矩。
“及其使人也，器之”：为什么这种人反倒好合作？因为他们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只考虑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人用其长。
“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若领导是小人，和他共事极难，但是很容易取悦他。给他送点礼，说点好听的话，把他捧着供着，照顾他的生活，他就觉得你不错。但是，千万不要觉得他高兴，自己就得意忘形，因为这样没有原则的领导，并不值得跟随。
“及其使人也，求备焉”：与小人型的领导共事，一旦遇到问题，背锅的永远都是下属。因为这样的领导求全责备，他不是按照一个人的特长把人放在一个合理的位置去做事。所以，虽然关系不错，但出了事，大领导怪罪下来，他就会追究下属。下属在这种管理下，永无出头之日，因为领导要挑毛病，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一件事了。这样的领导带团队，没有原则、做事不公平公道、给下属挑刺，往往会导致团队成员手足无措。
君子是有原则的，以一颗公心在做事。小人为什么那么容易高兴？因为他们私心重于公心，凭感情、凭自己的感受做事。
小人型的领导，你们平常再哥们儿义气，觥筹交错，但小人终究还是小人，到推卸责任的时候，他毫不手软。最后，甩锅甩得多了，一定没有人愿意跟随他了。
但是，君子愿意承担责任。君子型领导会让下属以做好事情为重，根本不需要谁来取悦自己，只要君子之交就够了。
君子也不是不能被取悦，而是要以道悦之。下属把事做好了，好的领导是发自内心地高兴，高兴于你的成长；当下属格局提高后，从公司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个人角度进行思考的时候，好的领导也会发自内心地高兴，会认为你能胜任更重要的岗位。
君子泰而不骄：内修德行才能抵御外在诱惑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把君子和小人对照着定义出来，我也习惯把君子和小人集中在一起对比：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什么叫泰而不骄？安然舒适的样子叫作泰，有一个成语叫泰然自若。君子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从容、安定、祥和的，他不需要骄慢。
“小人骄而不泰”，是说小人经常骄横、傲慢，却并不安定。
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一坐下来，先吹嘘自己刚见过某某知名人士，炫耀自己戴的表有多么昂贵，认识多少大人物……这种行为和正在聊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还是要说。他为什么这样使劲地吹嘘？因为他内心不安定，而内心不安定的时候，他就不会舒泰。
越是那种张牙舞爪、五马长枪的人，他的内心越是虚弱、不安定。
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带了一个叫秦武阳的助手。秦武阳在街市之上可以杀人，十几岁就杀过人。人们以为秦武阳胆气极壮，就派他跟荆轲去刺杀秦王。结果秦武阳一上秦王的大殿，两股战战，路都走不稳了。秦王当时就心生怀疑，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荆轲呢，一个知识分子、外交家，并不是专业杀手，反而泰然自若。荆轲见秦王有疑心，就在旁边解释秦武阳的不堪表现，说这是小地方来的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请秦王海涵。而后荆轲借机给秦王献图而实施刺杀。像秦武阳这样的人，也就能做点欺凌弱小的事情，是骄而不泰的小人。
《自卑与超越》中讲到，很多人为了弥补自己内心的自卑，所用的方法就是“骄而不泰”。比如，我小时候被别人欺负过，我自卑，所以我现在要欺负别人。越是骄横，越是希望通过外在的这些东西武装自己，给自己贴标签，让别人肯定他多有钱、多能干，甚至是多心狠手辣。这样的人，内心总在担忧中，永远不能够舒适安闲。
但是一个君子，内省不疚，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安定了。君子有没有可能倒霉？肯定有的。比如苏东坡，被下到大狱里，一贬再贬，他依然安之若素。人生中，遇到劫难，避不开就去承受，像苏东坡一样坦然面对，君子不惑于外物。
小人内心不稳定，往往是被利欲所吸引。一个人如果被利欲所吸引，内在的德行与信念就随时有可能动摇。想想看，有多少钱算够，有多大的名声算够，有多大的权力算够……外在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促使小人做出应激反应，他得赶紧再干点什么，慢慢地就形成骄而不泰的处世方式。
君子跟小人衡量自己价值的出发点不同。君子的价值来自内在，是舒泰的；小人的价值来自外在，是波动不定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泰然自若，能够得大自在，时常处于泰而不骄之中。
刚、毅、木、讷：成熟者深思熟虑后再行事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是少欲。孔子曾说，他没见过一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刚。有人跟他说申枨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枨也欲，焉得刚”。意思是一个人欲望过剩，就不会刚。
“毅”是坚韧。孟子讲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刚，不受外在的物质、环境影响。“威武不能屈”就是毅，坚持道义而不会屈服。
“木”是质朴。一个人看起来质朴，没有特别多的表情。明代思想家吕新吾的《呻吟语》中将人才做了这样的区分：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讷”是少言。略显迟钝，似不能言，看起来不怎么说话。
孔子喜欢刚、毅、木、讷的人，不喜欢巧言令色的人。一个人说话之前，要经过思考，如果张嘴就来，什么都能够掺和得上，干什么都能发表意见，往往在他头脑中起作用的是系统一，而不是系统二。
系统一跟系统二的区别，来自我们讲过的《思考，快与慢》一书。其作者丹尼尔·卡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学问水平相当之高。书中将大脑分成快和慢系统。
系统一很快、省劲、冲动，不太使用逻辑、数学，张嘴就能够应付，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节省能量的一种方式。运用系统一的人，往往可以讲很多不负责任的话。
系统二理性、谨慎，不是情绪、诱惑起作用，而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
生活中，大部分时候我们是被欲望、情绪带着走，很难进入那种深沉厚重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不进行深刻思考，是不会表现出刚、毅、木、讷的样子的。
切切偲偲：亲友之间也需要诚恳恭敬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了一个跟子贡一样的问题，怎么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士。
孔子回答子贡，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因为子贡经常出使，是一个八面玲珑，能够跟所有人打交道的人。孔子建议他，把事做好就可以。
孔子跟子路讲的就完全不一样。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切切”是诚恳的样子，“偲偲”（sī sī）是恭敬的样子，“怡怡”是快乐、和谐的样子。一个人做到诚恳、恭敬、快乐，就是士。
具体怎么做呢？孔子又特意交代了一番。
孔子说，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要切切偲偲，和兄弟在一起的时候要怡怡。
这里验证了孔子的教育方法，以一个法门为切入点，把某件事做到极致，如同修炼。
日本有“扫除道”，键山秀三郎通过打扫卫生，通过扫厕所、刷马桶，让自己的心性修炼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日本还有“妈妈道”，研究怎么照顾孩子，怎么不溺爱地照顾孩子。一位“妈妈道”的研究者，能够把早上的一份饭做出的心意，让孩子看了以后愿意成为一个好孩子。想想看，做饭都能够影响孩子健康成长，那么其他的，比如家里怎么收拾、怎么布置、怎么打扫卫生，也都可以作为教育孩子的切入点。
有的人专门做临终关怀，把临终关怀这一件事情，做到至高境界。
孔子跟子贡讲“行己有耻”，能够做到慎独这一个法门就够了；孔子跟子路讲，子路能管好自己的急脾气就不错了。子路大大咧咧，他连孔子也“㨃”，跟朋友、兄弟在一起，更是张牙舞爪了。所以孔子也是针对子路的性格，给出的指导。
他说，对朋友切切偲偲，久而敬之，不瞎开玩笑，不乱说诋毁的话，恭敬诚恳，管好内心和举止。跟兄弟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兄友弟恭，不争不抢。
生活中，很多兄弟、朋友在一起时，相处并不诚恳、恭敬、快乐。比如交流时意见不合，在他人面前争着表现，娱乐游玩时想法不同，等等。有这些困扰的人，都可以深入学习这句话。
善人教民：让人做事，要告知意义所在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所在的那个时代，打仗民兵合一，国家不能够供养足够多的专业军队。鲁国并不是特别强大的大国，如果供养几十万人的专业军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耕种，所有人都得饿死。
什么叫作兵民合一？平常看起来都是老百姓，到了打仗的时候，领到发放的枪支，立即投身战斗。但如果不经过训练，把这些人送上战场，也很难形成战斗力。
古时候各国家都有训练老百姓的政策。每年农闲时节，所有步兵要集中操练一次，车兵三年会演一次。每五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混合演习，把车兵和步兵混在一起操练。
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一个能干的善人，管理国家的时候，用七年时间训练的老百姓可以投入战争。孔子认为教民，不能只教他们打仗的一些技巧，应该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即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战的。如果老百姓只是因为国家发钱而去打仗，那可能没有什么战斗力，甚至会出现临阵而逃的情况。如果老百姓知道自己要保家卫国，退无可退，只能选择拿起武器，那就会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以不教民战：人才储备的核心在于培训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不教民”是一个名词，指没有经过训练的老百姓。
孔子说，把没有经过训练的老百姓送去作战，这就是放弃他们了，让他们白白送死。孔子特别重视训练，打仗之前，必须得让老百姓受过足够的训练。
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人根本来不及训练，就被投入战场。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始终没有打过潼关。
当时镇守潼关的将军叫孙蔚如，他在陕西的易俗社（唱秦腔的地方）发表了演讲，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抗日。非常多的百姓加入了抗战队伍。同时孙蔚如将军还让家里的亲戚参军，可谓全民皆兵。其中很多年轻人，头一剃，就上战场了。不少人没有枪，拿着木棍，拿着长刀，一边训练，一边找物资枪械。他们让训练不够的人参战，是迫不得已的一件事，只有战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最后守住了潼关，始终没有让日本人跨过潼关一步，却也损失惨重，非常悲壮。
同样，“二战”后期，日本在失败之前孤注一掷，强令国内年轻学生加入侵略军队。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们当下是和平时代，没有战争，而在企业管理上，这个道理也很适用。
有的公司招聘员工，恨不得人一来就立刻上岗，培训工作做得非常不好。等新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又把人开掉。
新人入职应该做足够的训练，因为培训不到位，招来的人都逐一离开，实际上耗费的成本，远远大于培训的投入，而且还耽误了工作。尤其是有的小企业习惯挖人，在别的公司挖一个好用的人来。但挖过来的人，真好用的也不多，毕竟企业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并不如公司培养起来的好。
比如华为这样的大公司，入职培训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我甚至听说有的公司的入职培训时间长达一年。但很多中小企业别说三个月入职培训，一个礼拜都做不到。有的企业，一见到人，就开始布置任务了，这就叫作“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磨刀不误砍柴工，员工对企业有了解、有认知，对自己要做的工作熟悉了之后，才能真正高效地工作。
一个成熟的团队，不能随便对一个未经过培训的员工施以重任。不管是对团队还是对个人，这都是不负责任的。 樊登讲论语：套装全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