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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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
天下归仁：换一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的大部分内容是孔子和学生之间的问答。
第一个登场的是颜回，颜回问孔子，什么是仁。
孔子回答学生的提问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学生的性情、秉性、经历不同，孔子给的答案也不一样。
在回答颜回的问题时，孔子给出了关于仁的一个非常高级的定义，叫作“克己复礼为仁”。在有些人眼中，克己复礼是一件很虚伪的事，但如果深入地理解人类的大脑，就会发现克己复礼是一个人进化的过程。
我在“樊登读书”讲过一本书，叫《怪诞脑科学》。书中讲到，人的大脑是一台刻录机，但这台刻录机相当于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拼凑而成的半成品，存在着大量的漏洞。比如，我们容易冲动，有强烈的欲望无法抑制，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流于表面，容易被情绪驱使，总是感到恐慌；又比如，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会进行主观臆测，会做简单化的归纳，得出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总之，人的大脑经常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不加以克制，在遇到矛盾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自我保护。
我们的大脑有时是自私的、焦虑的，而当我们被不够理性的大脑主导全部的生活时，我们体内的动物性特征就会更加明显。
克己复礼的根本，其实就是管好大脑，实现孔子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遇到任何事情时，不要任凭大脑冲动地做出决定，在“产生反应”和“即刻行动”的中间，要能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该不该做、符不符合礼。
礼的作用，归根结底就是为人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规定，让人更接近于仁的状态。
孔子接下来说的话情绪很强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王蒙先生写过一本点评《论语》的书，书名就叫《天下归仁》。孔子的这句话夸张吗？并不夸张。孔子的意思是，人哪怕只有一天能够做到克己复礼，那么全天下就都能回归到仁德的境界。
实际上，生活中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内心的投射。希望整个世界变好，不是费力地去改变世界中的每一个人，而是去改变自己的心境。当自己能够做到克己复礼时，整个天下就复归于仁爱的境界。
在《思辨与立场》这本书中，作者着重介绍了批判性思维对人的积极作用。作者在研究批判性思维多年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感受到烦恼，那么一定是思维方式错了。
东方的哲学家与西方的思想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内心管好，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就能够感受到“天下归仁”。
也许有人会疑惑：如果你变好了，但其他人依然很坏怎么办呢？别人继续做坏事，又怎么可能天下归仁呢？
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其实，仁不是指秩序，而是指个人修养的境界。天下归仁并不是说世界上从此没有不合理的事情了，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在于一个人自己所认知的世界发生了改变。
当我们能够换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个偶尔有些混乱、有些不合理的世界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宁静，这就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秉持“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说一个人要观照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的事做好，整个世界就好了。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是孔子对前面一句的解释：为什么我敢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因为你想要实现仁德的境界，只与你自己有关，与他人无关。很多人在生活中感受到无奈，说“我想做一个好人，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世道险恶，是环境逼迫我变坏的”，将自己修为不高归结在他人身上。
孔子提醒我们“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你想要仁，任何人都不能阻挠你。
颜渊对孔子所说的话，向来“无所不说”，不会质疑。颜渊很快就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说：“请问其目。”
有一个成语叫“纲举目张”，“目”是撒网捕鱼时的网眼。“请问其目”，其实是问孔子：“想要实现克己复礼，我的‘抓手’是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能不能给一点操作层面的建议？”
孔子接下来说的这句话非常有名，言简意赅且充满力量。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中国古代有一些讽刺孔子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孔子告诉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听后马上跑回家，把门关起来了。别人问颜渊怎么了，他说：“夫子说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又做不到，只好躲起来，哪儿都不敢去了。”
这是对孔子的讽刺，歪曲了孔子的意思。
什么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想要理解这四句话，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人为什么会做一些不符合礼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礼没有硬边界，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越过它。人们在做很多不恰当的事情时，是缺乏自我觉知的，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说错话，不知不觉地伤害人，不知不觉地去看无聊的八卦……
很多人并不是故意去做不好的事情，只是因为没有觉知，感受不到礼的存在，自然无法清晰地判断自己是不是遵循着礼在做事情。
孔子所说的这四句话，依然是在提醒我们在行动之前停一下，思考该不该这么做。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第一步是觉知，第二步是接纳，第三步是改变。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错事，没有觉知，就不可能改变，更不可能做到克己复礼。孔子强调觉知的重要性，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要做到克己复礼，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敏锐的觉知力，不以恶小而为之。虽然有的行为只是逾越了一点点界限，但不要小看微习惯的力量。一个人的整个状态，本身就是由微习惯决定的。
颜渊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的很多学生都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我虽然不聪明，但老师说的话我一定遵照实行”。
很多学生都曾请教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一生行之？他们都希望能够从孔子这里得到一句最适合自己的座右铭。
释迦牟尼有一个弟子叫周利槃特，他天资不足，总是记不住经典。释迦牟尼就对他说，当别人都嘲笑你，说你记不住的时候，你就扫地，边扫地边念“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反复诵念。由于他心念专注，竟然比其他人更早地证悟了。这就是“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
颜回很谦虚，他说：“我虽然天资有限，但是我愿意将老师说的话一生诵之。”
在此节，孔子给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方法，告诉我们自我觉知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诸位读者能结合对于大脑的认知，重新理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含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自己，才能真正理解世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即冉雍，是德行科的学生。冉雍也来问孔子什么是仁。
孔子给仲弓的建议与给颜渊的不一样。
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出门如宾”，意思是你每天出门，都要像是去见非常重要的客人。很多人可能不认同这一点，觉得自己可以休闲一点、轻松一点，不需要总端着。
有一次，我和苏芒老师一起做直播。苏芒老师说，可可·香奈儿曾对周围的人讲，每天出门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戴要得体、要精致，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今天有可能会遇到谁，说不准命运的某个好机会，就要在今天降临。
这和孔子说的境界不同，但是行事的方法是一样的。
带着要去见一位重要客人的心态出门，那么你的行为举止就一定会端庄很多。孔子并不是让你穿名牌，但至少应该衣着得体，考虑到自己经过时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心中有他人，视他人如大宾，别人才会敬你如大宾。
“承事如祭”就是在做事情时，要像去参加祭祀一样虔诚而认真，先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孔子很喜欢认认真真做事情的人。当年子路问他“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是，夫子如果要去打仗，想带谁去。孔子回答他“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就是说，像子路这样胆子大到敢空手去跟老虎搏斗的人，他不选择同行。“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与“使民如承大祭”是同样的道理，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认真、严肃，比如在职场中，上级交给你的事情，哪怕再不起眼，也要认认真真地去实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承接上文做事的方法，教我们如何待人，意思是要换位思考，不愿意别人加诸自己身上的事情，也不要把它加诸别人身上。
这句话在《论语·卫灵公》中也出现了，是孔子回答子贡的提问，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读者会觉得奇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指“恕道”，为什么在这里又变成了追求仁道的方法？实际上，恕道和仁道是相通的，做到忠和恕，本身就是通往仁德的一种路径。
这句话极具力量，是整个东方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一次西方的伦理学大会上，背景板上写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有人认为整个伦理学都可以被浓缩成孔子的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实践起来并不难，它的关键并不在于讨好别人，而是理解自己：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别人信服我我高兴，别人不理解也没关系；我能理解自己的需求，就能同样地推测到别人的需求；我不希望别人用强迫的手段令我屈服，所以我也不会将这种强迫施加给别人。
以上是孔子在回答仲弓如何做到仁。接下来，孔子描述了做到这三件事以后的效果——一是“在邦无怨”，二是“在家无怨”，这分别归于不同的级别。“在邦”是为诸侯、为鲁君服务；“在家”是作为卿大夫，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工作。仲弓当时在给季桓子做宰，孔子是告诉他在做官时应该问心无愧，不要怨怼。
拥有仁，便能安之若素，内心安定，做事情既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也能够遵守礼的要求，并且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我们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很多委屈，比如领导不理解，同事难沟通，此时能够做到无怨，就接近于仁德了。很多人都能做到前三步，待人诚恳恭敬，做事严肃认真，也能尊敬他人的需求，不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人，但往往会卡在最后一步，也就是心中怨气难平。
有怨气往往是境界不够，所以孔子嘱咐：“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仲弓说：“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意思是，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愿意把老师的嘱咐作为座右铭，一生实行。
仁者，其言也讱：说话做事要沉得住气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孔子的学生众多，大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每个人对学问的接受能力也不一样，孔子与之对话的角度也都不同。
司马牛是司马桓魋的弟弟。孔子在宋国时，司马桓魋曾经想要谋杀孔子。后来，司马牛离开了司马桓魋，跑到鲁国向孔子求学。
《史记》里有孔子学生的列传，司马迁评价司马牛“多言而躁”，意思是话多，性格躁动，情绪容易激动。
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
“讱”的大意是要沉得住气，要忍住表达欲，不要一想到什么就立刻说出口。俗语有云，“祸从口出”，如果一个人说话很随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就说明没有做到克己复礼。
颜回、仲弓、司马牛三人都来问仁，但孔子的回答各异，这是典型的“孔门对话模式”。孔子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而是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孔子在回答司马牛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他“仁就是讱”，而是说“仁者，其言也讱”，这是从实践层面给出具体的方法。司马牛对于仁的理解还没有到达很高的层次，但他可以先知道仁者通常会怎么做，仁者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其言也讱”，说话慎之又慎。
司马牛的反应与颜回不同。颜回听完孔子的回答，说的是“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司马牛是接着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他对孔子给出的方法提出了疑问：“不乱说话，这就叫作仁吗？”也许司马牛认为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也许是觉得孔子给他的答案太简单了。
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孔子没有正面回答司马牛的质疑，而是给了他反思的空间，对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做事情是有难度的，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慢点，把嘴巴管得严一点吗？
生活中，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做比说难”这一事实，往往喜欢逞口舌之快，以为说了就等于做了，爱用吹牛来满足自己炫耀的欲望。
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各自大脑对于外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绝壁之上有一条半米宽的小路，下面是万丈深渊，当人走上这条小路时，一定会吓得两腿发抖，但如果让猫去走，少见猫的腿会发抖。
我们观察猫，它无论是走在墙脚还是房顶，哪怕在十几层大厦的窗户边，都能从容自若。而对于人来说，如果我们在地上画出一条半米宽的道路来行走，当然没问题，但是当这条小路出现在山顶上时，那就没有人敢走上去了。并不是我们不具备在上面行走的能力，而是我们的大脑会联想，会预设情景，会判断结果——我们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人脑和动物脑的根本区别。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语言、文字，人脑就开始把语言、文字与现实相融合，当我们想到某个词、某句话时，可能会感觉某件事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我们会因此产生兴奋、恐惧、忧虑等情绪。动物没有人类的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正因为如此，动物也没那么多烦恼，它们不会为未来而忧虑，不会一想到“饿”字就担心下一顿饭在哪里，也不会一想到“死”字就感到绝望和无助。动物世界遵循着残酷的丛林法则，很多动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它们还是可以怡然自乐地在世间行走。
动物和人的这种区别，既是人类创造力的来源，也是烦恼的来源。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其言不讱”，想到什么张口就说，不管自己能不能做得到，随口承诺。因为语言、文字能够给人带来幻想的快乐，当我们把内心的期望说出口，就会联想到自己已经实现了。我们不经意间把语言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这就是很多人爱说大话、爱逞口舌之快的重要原因。
对应孔子之前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我们可以得出修炼自己的一个关键方法，即管好自己的大脑，不能任由大脑支配。人人都免不了想要吹牛，当我们希望别人高看自己一眼，想要把自己吹嘘一番时，应该停一下想想看，自己正要说出口的这句话，将来能不能真的做到。
司马牛并不觉得“其言也讱”有什么了不起，孔子也没有正面反驳他，孔子只是告诉他，“其言也讱”是仁者的基本行为，即便做到了这一点，还远远达不到仁的境界，但至少可以在通往仁的路上前进一步。这也是孔子针对司马牛的性格提出的劝诫，毕竟司马牛“多言而躁”。
希望我们在下次忍不住夸下海口、轻易许诺之前，先想想孔夫子的这句提醒。
君子不忧不惧：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既然仁的要求那么高，司马牛就想先学会怎么做君子。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
这时，司马牛习惯性地追问道：“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意思是，只要做到不忧虑、不畏惧，就是君子了吗？
生活中，很多眼高手低的人往往就像这样，当被告知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时，他们总会把这件事情的目的拔高，第一时间追问做好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我们不去做，又怎么能切实地看到成果呢？
司马牛继续追问孔子，可能是觉得孔子的回答有些敷衍，觉得孔子给出的方法太简单了。
孔子真的是在敷衍他吗？当然不是。
我在“樊登读书”分享过一本书叫《扫除道》。作者键山秀三郎就是用“扫厕所”这一招，实现了对公司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管理，并且一扫就是五十年。
扫除这个行为可以说再简单不过了，但它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创立公司最初的十年，扫除是键山一个人在干；快二十年时，很多员工开始帮键山打扫卫生，并且还顺便打扫了公司邻近的道路；二十年后，扫除成了一项特殊的研修活动，很多外部人士也参与进来了；三十年、四十年后，日本全国各地设立了“扫除学会”，整个社会兴起扫除之风，甚至扫除还成了日本一种维护治安的治国之策。
其实，我们要解决生活中一个看似很宏大的问题，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抓手就够了。
我有一次被邀请参加一家世界五百强的石油公司的年会。这家公司的抓手很简单，就是安全。年会上，从总经理到基层员工，每个人上台讲的都是关于安全的话题。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不讲KPI、不讲销售额、不讲产品运营模式、不讲未来的蓝图，只讲安全？安全有什么可讲的呢？但实际上，对于这家体量庞大的企业来说，只要公司的安全指数不断上升，品质和销量就会不断地上升，所以追求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抓手。
我们不必在一开始就追求太高、太远、太复杂的目标，往往单一指标的改善就会带来全局的改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的脑海里全部都是大目标，意味着这个目标是缥缈的。当你每天只想着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想改变世界，你该从哪儿着手呢？所有伟大的目标，都要先找到一个小的切入点，再一寸一寸地往前推进。
孔子给了司马牛一个切入点，但司马牛觉得这个点太小、太简单了，于是产生了疑问。
孔子为什么希望司马牛“不忧不惧”？因为司马牛内心不安定，经常惶恐而忧虑。司马牛命途坎坷，他有三个兄弟都在宋国作乱，他不认这些兄弟，孤身跑到鲁国跟随孔子学习。去国怀远，兄弟反目，他有忧惧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孔子先提醒他要不忧不惧。当司马牛再次质问后，孔子还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当一个人在自我反思时，问心无愧，他还有什么可忧惧的呢？
这就如同王阳明在临终前，有人问他：“先生，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我的内心是光明的，坦坦荡荡地来，坦坦荡荡地走，再没有其他要说的话了。
想要做到坦荡荡，就要“内省不疚”。想想看，我们每天所忧惧的事情：别人会怎么对我，别人会怎样评价我，别人会不会怨我……
所谓“内省不疚”，就是哪怕我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有可能会顾虑不周，有可能会犯错，但我有我的底线，我有我的道德准则，我愿意承担这样做的结果。“内省不疚”绝对不意味着完全不犯错，而是代表着你心中有良知，能够知道自己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当一个人在做事情时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不至于每天担惊受怕。担惊受怕的根源在哪里？源于内心缺乏原则，缺乏自我评判的一杆秤，对事情的看法都取决于外界的反馈：领导怎么看，同事怎么看，客户怎么看，朋友怎么看……忧惧就会无穷无尽。
建立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这也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思辨与立场》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并不是批判他人，而是拿一套工具来审视自己的思维，审视自己的良知，审视自己所做的事。
我觉得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非常喜欢《思辨与立场》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孔子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变成了可以操作、可以量化、可以一步一步实践的工具。西方的工具可以帮读者达到东方的境界。
综上，“不忧不惧”不是“我胆子大，什么都不怕”，而是带着批判性思维去内省，让自己问心无愧，半夜敲门心不惊。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以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非常忧愁地感叹：“大家都开开心心地和兄弟在一起，而我一个兄弟都没有，孤身一人。”
司马牛的三个兄弟在宋国造反，他没有参与其中，独自跑到了鲁国跟着孔子学习。很多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忧虑，既羡慕别人兄弟有爱，也怀念自己的家乡。
子夏就是卜商，他说：“我听过（有人猜测应该是听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个人总满腹忧虑是没有用的，这是由天命决定的，天命给你多少，你就能得到多少。
我们看一些比较早的香港电视剧时，经常听到一些闯江湖的人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挂在嘴边，而这其实是一种误用，将这句话用到了极端，有了“毫无顾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意味。“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这些以歪门邪道追求利益的人，并不懂什么叫“生死有命”。
这里涉及对度的把握，子夏并不是真的认为一切都由天命决定，而是希望司马牛的心中稍微有一点天命的概念，明白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左右的，就可以把心放宽一些，减少焦虑。
其实，孔子说的很多话，我们都要加上应用的尺度，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就会过犹不及。一个人过度小心谨慎，终日喟然叹息，什么都不敢尝试，就是“不及”。但如果变成了黑社会的那种随时敢去拼命的状态，就是“过”，两者都不对。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是个人不能完全掌控的，忧虑是没有用的，能够理解到这一层，让自己豁达一些，这句话就能对我们产生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过度解读这句话，认为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上天安排的，从因果循环的角度来说，你所做的一切，终将回报到自己身上。
“敬而无失”的“敬”是谨慎的意思，就是尽量不出错；“与人恭而有礼”，就是交朋友要能够更加细心一点，讲究周到的礼数，推己及人。
我们可以联系上文来理解子夏的话：虽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我们个人能做到的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只要一个人能够做到“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他人的力量》一书中讲到，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孔子经常强调“君子求诸己”，他希望我们能努力向内找，把自己做好。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地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其实会错失很多能让人真正得到提升的机会。
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你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他可以把你带入一个你未曾接触过的世界，让你了解一个新的领域。朋友是我们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支柱，有时候，能够给你最大帮助的人，未必是联系紧密的兄弟、发小，而是稍微疏远一些的朋友，他们可以为你带来新的思路，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君子的状态，怎么会担心自己没有兄弟呢？这是子夏对于兄弟的看法，他希望能够帮到司马牛。
也希望这句话能够帮到大家，让我们以更开阔、更豁达的态度来面对外界。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小心“枕边风”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这句话虽然很拗口，但真的非常重要。
子张曾经问过“干禄”，他特别想当官，所以问孔子从政、挣俸禄的方法。
有一天，子张又来问孔子什么叫明智，或者说，一个人怎样才能变得更加明智。
孔子说，如果你能够做到，受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也不轻易地做决断，不随便地去行动，这就叫作“明”。
“浸润之谮”，指的是像水一样渗透在你身边的谗言。
人和人之间极难控制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观的推理。为什么“枕边风”特别可怕？因为吹“枕边风”的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他会对我们的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老板的太太总说“你公司的小张真不行”，一开始老板可能觉得“你懂什么，你又不是我们单位的”。如果太太还是经常有意无意地对小张做负面评价，用一件件小事来描绘小张的负面形象，这就叫作“浸润之谮”，像水一样，一点点地渗透到老板的大脑里。老板时常听到小张的坏话，很难不受影响。假如有一天，小张在工作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哪怕这个失误很小，老板都会觉得“还真像我太太说的，这人不行”。这就是“枕边风”的厉害之处。
“肤受之愬”，是指贴近肌肤、让人能够有感受的诬告。
比如有人对领导说，小张的人际关系不行，然后揪住小张的行为细节，说他跟您相处都能这样偷奸耍滑，他对别人更不可能真诚，这就是“肤受之愬”。即便这个领导平时对小张的印象还不错，也难免被误导，因为我们的大脑本身就喜欢进行简单的推理和归纳，哪怕对方是用一些完全经不起琢磨的例子去诋毁小张，领导也会受到影响，似乎是自己亲身感受到了小张的种种不好。
关于这种简单的归纳和推理，在《弹性》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书中有一个实验：实验者给被实验者展示了一种颜色，然后对第一组被实验者说这是蓝色，对另一组被实验者说这是绿色。接下来，实验者给被实验者一种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再问他们这是什么颜色。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看到一个模棱两可的颜色时，刚刚被告知是蓝色的被实验者更多地选择了偏蓝，刚刚被告知是绿色的被实验者则更多地选择了偏绿。
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实验，这个实验说明，我们的决策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以此推论，对于你曾经并不相信的话，如果有人总在你耳边重复，终究会影响你的判断。
我们可以从正面来理解这句话，你每天多听点不同的意见是有好处的，从各个角度获取丰富的信息，会让你避免偏听偏信。
但放在《论语》这段话的语境中，这句话是很可怕的。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你能受得了“浸润之谮”和“肤受之愬”吗？一个领导再明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大脑武装得“密不透风”。我们难免会受到谣言的影响，无法让自己的大脑不再进行主观推理，也无法停止臆想。
我觉得孔子的表达实在是精妙，“浸润之谮”和“肤受之愬”这两个词准确而生动地描摹出了我们被他人的语言所影响的内心状态。
我在讲关于领导力的课时，会建议领导者在做出任何一个决策之前，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有没有可能只是自己的一个推理？只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减少一大半的决策风险。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常常把这个问题抛给自己，因为我们生活中大量的烦恼，都是推理出来的，比如觉得某个人是坏人、觉得领导是针对自己、觉得合作方心怀鬼胎、觉得朋友话里有话……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孔子又强调了一遍，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明智，还意味着有远见。
大善是无情的，把情感里掺杂的东西去除，不要让自己脆弱而情绪化的大脑那么容易受到周围风吹草动的影响。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格外小心你身边的司机、秘书、太太对人、事、物的评价。周围人的态度像水一样浸透在你身边，很有可能会影响你对一个人、一件事情的判断。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任是管理的基础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对话中有一句名言，叫“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如何管理国家。
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粮食得充足，让大家有饭吃；军队要强大，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保护好老百姓的利益。做到这两点之后，还要保证老百姓对政府有足够的信任。做到以上三条，政治就算得上清明了。“足食”“足兵”“民信”是一个国家得以稳定向前发展的“三驾马车”。
子贡接着问了一个限制性条件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无法同时做到“足食”“足兵”“民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减少这“三驾马车”中的一驾，哪一个可以去掉？
孔子说，可以先去兵。如果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必须缩减经费，那就缩减军备的经费。无论如何，也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让老百姓相信政府。
子贡又问，假如真的穷途末路，连这两者也要舍弃一个呢？
孔子说，宁肯吃不饱，也要让老百姓相信政府。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有人解读这句话，觉得太残酷了，孔子说哪怕饿死，也一定要保护政府的信用度，这未免太不顾及老百姓的生死。
其实不然。想想看，当一个国家面临危难时，可以先“去信”吗？
如果先去掉政府的信用，并不能对局面有任何改善。因为“去兵”“去食”是物质层面的，是可以节约成本的，但“去信”不能够节约成本，不能改善经济上的困局，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去信”必定会导致人民内心惶恐，天下大乱，民变四起，群盗蜂拥而至，即便此时有兵有食，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过不下去的。
因此，孔子给出的建议，哪怕从现在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联想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大量的银行即将倒闭，老百姓产生了彻底的恐慌，因为银行一旦倒闭，就意味着大家存在里面的钱得不到保障了，那就天下大乱了。
当时的美国，很多银行到了倒闭的边缘。虽然大量的人提出反对，但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还是站出来，极力说服国会，让国家出钱救银行。从道理上说，银行自己经营不善，为什么还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银行？因为银行主要的产品是信用。人们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家里，而放在银行？因为银行值得信任。假如银行宣布倒闭，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银行信用体系崩塌了，之后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其他金融机构都无法承受的，最后甚至可能令整个国家破产。这是美国当时的情况。
子贡的问题比较极端，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孔子认为，如果必须删除一个条件，可以减少军备的投入，这样也不够，那就在食物上减少一些；但无论如何，国家的信用不能没有，否则，有再多的兵，有再多的粮食，也没有用。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一句多么有力量的话。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外在修养的重要性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有一天，棘子成与子贡聊天，他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我们曾讲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指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比如谈吐和举止是否得体，讲不讲礼貌，穿着是否整洁；“质”是指内在，看一个人有没有内涵，有没有丰富的知识、学养，道德修养如何。关于文和质的讨论，在《论语》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棘子成说，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好的内涵，外在就不用装样子了，外在的装饰都是浪费。在当时很多人的心中，儒家的形象就是这样，戴着帽子，穿着礼服，讲究作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格外谨慎。比如在《论语·乡党》中，孔子上殿时怎么走，退朝时怎么走，乘车时要注意什么，怎样吃饭，居家和外出如何着装……衣食住行全都有细致的规定。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觉得这样太烦琐了，老百姓更觉得烦，除了婚丧嫁娶要找作为“小人儒”的儒生之外，平常不爱和儒家打交道。
子贡的修养没有孔子那么好，说话没有孔子客气，他回应棘子成的这句话有些狠，他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子贡对身为大夫的棘子成说：“可惜啊，像你这样的夫子，竟能够这样说君子。”“驷不及舌”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一个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意思是你的舌头随便一弹，把一句话说了出来，四匹马拉的车都追不上，后悔都来不及了。
子贡的意思是，你不用再解释了，因为你的境界他已经知道了，多说无益。这确实是骂得有点狠。
但子贡还是接着解释外在修养的重要性，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如果把文当作酸文假醋，内在空虚却一味地追求外在，那可能真的没什么意义。但是子贡认为，文不是假装，而是一个人由内而外所生发出来的良好素养。文跟质其实是一回事，是紧密关联的。外在的表现，是一个人内在的反映。文跟质本身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共生的。
一个人举止谨慎，语言适宜，着装得体，都是缘于内心对别人的尊重。我们如果重视与他人的交往，去拜访别人的时候总不会衣衫不整吧？子贡的讲法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一句“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鞟”是指去毛的兽皮。虎豹的皮毛当然比犬羊的皮毛昂贵，但是如果两者都把毛去掉，当它们被放在一起时，就分辨不出哪个是虎豹的皮毛，哪个是犬羊的皮毛了。虎豹皮毛上的斑纹可以向人们展示它的内在，谁能说这个纹路是没有价值的呢？
如果虎豹的皮毛和犬羊的皮毛我们无法分辨，结果会怎样？会导致社会的交易成本陡升。我们没法判断一个人是什么来路，有没有学问，能否接受重要的任命，因为他只有质，没有文，内在跟外在不一致，我们很难通过某个具体的方式来衡量他的品质和能力。那么，这个社会运转起来将会非常困难。
除非一个人并不想融入这个社会。比如庄子，他是一个隐士，他不在乎外在的纹饰，只喜欢与自然相处，甚至比起被供奉在庙堂，更愿意做一只在泥巴里自由自在打滚的乌龟。当一个人不想踏入社会，不愿意跟别人交流时，有质无文也无妨。
但我们需要去跟别人合作，而且要让别人认识你、了解你，你才有机会好好做事。
如何做到这一点？虎豹之鞟与犬羊之鞟必须有区分，而最简单的分辨方式就是看皮毛，看它外在的斑纹。
棘子成的说法，代表着世人对儒家的质疑。子贡在这一点上非常敏感，一提起这件事，子贡就生气，因为对儒家不理解的人太多了。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棘子成。
我要补充的一点是最后一句话的标点，我个人认为句号可能会更加合适，因为这句话是子贡的陈述。当然，中国古书没有标点符号，这只是我的猜测。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管理国家的底层逻辑，是藏富于民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若是孔子的弟子，长得跟孔子有些像。鲁哀公有一天问有若：“年成不好，大家没饭吃，用度不足，这时候该怎么办？”
“用不足”之前没有主语，鲁哀公没特指是谁用不足。
有若对曰：“盍彻乎？”“盍”是古语中很常用的疑问词，同“何不”，有若是给鲁哀公出主意，说何不用“彻”这样的税法呢？
“彻”是一种税法，指的是十分抽一税，也就是百分之十的税收比例，比如打下来1000斤粮食，交100斤粮作为税。有若说，如果有年饥，那就减少赋税，收一成税就够了。
鲁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到这里，我们才知道有若把鲁哀公的意思理解错了。鲁哀公说：“我平常收两成都不够用，你怎么能让我只收一成的税呢？”
原来，鲁哀公说的“用不足”不是针对老百姓，而是他自己的钱不够用。
如果是孟子听到这句话，一定会据理力争，孟子的思想跟有若其实是一样的，他经常劝国君少收税。
有若脾气还比较好，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吃饱饭，手里的钱多了，国君怎么会没钱花呢？假如老百姓手里没钱，国君的钱又从哪儿来呢？”
这就是“藏富于民”。
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是儒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论题。减税对于刺激经济是有好处的，钱到了老百姓手里，它的周转速度会比藏在宫廷里快得多。百姓富起来了，君王又怎么会没钱呢？
比如社会上的巨富，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而这些钱个人是消费不完的，他们如果把钱变成一个账户的数字存起来，整个社会的“景气指数”就会降低。尤其在古代，没有发达的金融业，比如宋徽宗有那么多的钱，全都用来建他的园林了，老百姓之间没有钱可流通，更没有途径赚到钱。如果这些钱留在小商小贩手里，钱的利用率会高很多倍，而金钱的流通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大家有了更多的方式去做交易，去赚钱。
拿当时的鲁国来说，一旦老百姓收成多了，手头宽裕了，国家的“蛋糕”就更大了。虽然国家今年的税减少了，但是只要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明年大家的收入就可能翻上几倍，哪怕这时税收比例再低一些，整体的税收也会更高。
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只是很多国君急功近利，不肯如此做。
有若从一个纯朴的经济学家的角度与鲁哀公对话，而鲁哀公的问法，则显示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君王。
这是特别有趣的一段对话。“用不足”没有主语，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假如这个对话是对于真实事件的记录，那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很多诸侯国为什么灭亡了，因为国君心中根本没有想过老百姓怎样才能够活得更好，他心中想的是自己如何过得舒坦，如何建立“酒池肉林”。
《丝绸之路》里讲到美国为什么要搞独立战争，导火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英国人在殖民印度时，把印度治理得一塌糊涂，导致印度开始闹大饥荒，收不上来税了。在印度收不上来的税，英国人要从美国身上补回来，结果导致美国人闹独立。
如果一个领导者自私而短视，只是觉得国库需要多少钱，就要收多少税，最终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饼”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出现社会的动荡。
无论何时，一定要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这是作为一个国君最起码的责任。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情感偏激会带来什么后果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子张问孔子，什么叫“崇德”，什么叫“辨惑”。
“崇德”是与自身修养有关的，即一个人如何遵崇德行，或者如何带动更多的人遵崇德行。“辨惑”是指如何去分辨人生中令人疑惑的问题。当有些事分辨不清时，就会让人频繁地陷入痛苦中。
子张的性格特点是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但他有时候思想会有些偏激。
孔子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主忠信”，是以忠信为根本，将忠信作为做事的原则。
“徙”是转移的意思，“徙义”就是依据义来进行改变。孔子曾说“义之与比”，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人不能僵化，如果一个人崇德，但只是完全照本宣科、僵化地崇尚德行，是不可取的。比如在古代，男女自由相爱，但没有经过媒妁之言，家族感觉蒙羞了，甚至要把这对年轻人处以死刑。这样极端而僵化的礼法，根本不是孔子所提倡的。
很多人把礼变成了教条化的宗法，变成了约束人的枷锁，正是因为忘记了“徙义”。我们不仅要坚持忠信的原则，还要按照实际情况尊重它的变化，要判断一件事是否合乎于义。孔子从来不会斩钉截铁地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哪怕忠和信这样的美德，如果不考虑是否适宜，在孔子看来也是小人行径。比如，一个人如果去跟土匪、强盗讲忠信，那他就是小人。
真正崇尚忠信的人，既要有基本的立场和底线，同时也需要有灵活性，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
接下来，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这句话揭示了人们痛苦、拧巴的原因。爱一个人的时候，爱得要命，觉得对方哪里都好，希望把最美好的祝福都给对方。但一旦恨起来，就想立即叫他死，恨不得要毁了他。很多恋人爱的时候死去活来，一旦分手，就要将对方的一切曝光，当初爱得多么激烈，分手时就会多么不堪。
在同一个人身上呈现出这种“既欲其生，又欲其死”的矛盾，是因为你在判断一个人时，只是以自己的情感为中心。你判决一个人的生死，根本不是取决于他对社会的价值，而是取决于你喜不喜欢。你高兴就让他活，你不高兴就让他死。他对你好，他就是好人；他对你不好，他就是坏人。当你以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为出发点，来决定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时，就远离了批判性思维，远离了公正和公允。
如果这样，一个人就会陷入困惑，陷入哭闹，因为他没有原则，只是自私地考虑自己的喜好。
最后一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看上去与前文关系不大，因为这句话引自《诗经·小雅》中的一首怨妇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你离开我、抛弃我，不是因为她家比我有钱，只是因为你的心变了。
孔子为什么在说完“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之后，引用了两句怨妇诗？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由爱到恨的变化，就如同弃妇怨恨前夫一样。好恶太深就容易迷惑，判断一件事情没有基本的公允标准，全是来自自己的情绪。
孔子说这句话，其实映射了子张的性格。子张容易偏激，情绪一上来，就不顾后果地去行动，这使他很容易陷入迷惑之中。等到情绪平静下来，或者对某个事物、某个人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就可能出现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行为，这就叫作“惑”。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总是在关系中纠结、痛苦，导致反目成仇、同床异梦、爱恨交织……核心就在于人们不能够公允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如果我们对他人的判断，不是完全建立在自身好恶的角度上，或许这一切都能避免。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确的关系，是各安其位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意思是齐景公财力雄厚，马匹很多，但老百姓依然不喜欢他，不觉得他有什么可被称颂的。齐景公的形象在孔子眼里并不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被考证大约是在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
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过去“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词，第二个“君”是动词，“臣”“父”“子”与此相同。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要像君的样子，臣要像臣的样子，父要像父的样子，子要像子的样子。
用一句话概括，叫“各安其位”。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关系就该遵照这个规则。很多读者经常苦恼地和我倾诉，说父母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对，不知道怎么才能改变他们。我总会告诉他们，不要管父母的事，因为如果孩子去管自己的父母，这个家就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家的秩序就错乱了。
如果孩子像批评一个小孩子一样去批评自己的父亲，父亲就会变得越来越弱。父亲会逐渐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想成为一个被照顾的对象，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健康的家庭秩序是父亲有父亲的位置，孩子有孩子的位置。父亲应该是大的，孩子应该是小的。作为晚辈，我们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只要不生病，孩子就不要那么操心，不要总是去干涉父母的事。
孔子为什么要跟齐景公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已经失政了，出现了“田氏代齐”的端倪，即齐国的大权即将旁落在国君的家臣田氏的手里。
虽然在齐景公之时，齐国的权力还是在姜姓手里，但齐景公已经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危机。所以听到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觉得了不起，觉得孔子是知音，因为他内心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君不能够坐在君位上，臣不像臣子应该有的样子，父亲不能像父亲那样，儿子不能够像儿子那样，就算国家再富有，有再多的粮食，我也吃不着啊！”
他已经预见了自己家族的未来，同时，他在父子关系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齐景公没有嫡子，他的儿子都是庶出的，所以他迟迟不立继承人。没有太子的结果就是多个庶子不断地争斗。齐景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君臣的关系不对位，父子的关系也不对位。
我们现代人听到孔子的这句话会觉得他有点迂腐，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这样规规矩矩的吗？但如果你读过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尤其是了解过家庭关系的规律，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要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上，而这是非常重要的。父亲要让自己拥有父亲的威信，就要做到父慈子孝。如果一个父亲天天发脾气，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小孩子，因为大喊大叫绝不意味着权威，相反，他意味着一个人内心像孩子一样不成熟，容易失控。当“父不父”的时候，“子就不子”了，所以儿子长大了以后就会叛逆，跟父亲对着干。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代表着良好的君臣关系。如果君不像君，不做一个领导该做的事，而是去跟下边的人争利，沉迷于玩办公室政治，热衷于搞派系斗争，他就无法树立领导者的威严。那接下来，臣子也不可能好好地做臣子了，他会以私利为重，受野心的驱使，想要谋反，想要篡位，想要另立门户……一切混乱局面，都是双方互相激荡的结果。因此，君臣父子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道理，在今天家庭关系和公司管理中，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子路无宿诺：子路的断案能力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
子路无宿诺。
这段故事里产生了一个成语——片言折狱。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确定片言折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只能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判断，或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什么叫“片言”？两方争论请你评理，如果你只听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就叫作片言。
“折狱”就是断狱。片言折狱，指的是只听一面之词，或者听两方说几句话，就把案子断了。
孔子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意思是能够做到片言折狱的人，可能也就是子路了，子路总是只听一半的话就把案子给断了。
“子路无宿诺”，这句话不加在引号里是对的，因为孔子提到子路时，只会称呼他“由”。“子路无宿诺”的意思是，子路说一不二，承诺别人的事立刻就能够办到。
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子路承诺别人的事，立刻就会去做，行动力很强；另外一种可能是子路的威望很高，任何矛盾只要由子路来调停，大家就会立刻照做，当晚就能得到解决。
由“子路无宿诺”这句话往前推论，片言折狱是一件好事。因为孔子是一个以息讼为目标的人，希望大家都别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会占用大量的公共空间和社会资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通过较少的信息，只听一半的话，就能把案子断了，说明此人能力很强。并且，子路能够做到“无宿诺”，说明他威信高，他所断的案子双方都愿意接受。
但是从我们今天法治社会的角度来看，片言折狱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遇到的是子路、孔子、狄仁杰、包拯，这似乎是可以的，但假如我们把片言折狱作为评断一个法官是否明智的标准，那每一个法官都会去追求片言折狱，只听片面之词就把案子给断了，那未免太轻率了。
我们读《白鹿原》就能够理解，在过去的宗法社会中，一个像子路这样断案子的人判断一件事，靠的是信任，是威望，是良心。因为当时人少，地方小，矛盾少，大家的诉求简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形式也都很单一，前面有大量的案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些有名望的老人家说的话一般是管用的。
但是到了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更为复杂，新情况层出不穷，此时，如果法官还是片言折狱，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才提倡依法治国，现在的每一个案子，都要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地厘清事实真相。另外，片言折狱是一个不太好用的词，用它来造句也不太容易，在现在的法制社会也很难行得通。
孔子在这里想表达的，也许是子路办事能力很强，决断力很强，威望也很高。尤其是最后一句“子路无宿诺”，让我们能够明确这是一句夸他的话。如果没有这句，那么孔子的话到底是褒是贬，我还是存疑的。
必也使无讼乎：学会进行“第3选择”，减少矛盾和争辩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前文孔子说子路片言折狱。此节，孔子说到自己。
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是很高的一个级别。孔子每天要“听讼”，听别人来他这里吵架、辩论，争哪方有理。
孔子说：“关于‘听讼’这件事，虽然我做过大法官，但我断案能力一般，跟普通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在做大司寇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没有人打官司。”
孔子的愿景是天下息讼，整个世界的官司越来越少才好。
这太难了。尤其在当代社会，不太可能做到无诉。孔子提出的这句话，也体现了他的人生选择，这是他作为教育家与法家的不同。如果让韩非子来面对“听讼”，他会凭规矩办事，不看人情，只讲法条。秦国就是靠法家，如商鞅、韩非子、李斯这样的人治理起来的。
孔子希望天下无讼，所以他成了教育家。法家凭法律办事，而教育家选择规劝。在《第3选择》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史蒂芬·柯维的愿景。史蒂芬·柯维在书中讲到，联合国有一个大使曾对他说，假如全世界所有的大使都读过他的这本书，联合国里就不会有人吵架了。所谓“第3选择”，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都能够后退一步，达成一个更公允的目标。彼此认可后，自然就不会再争辩了，这就叫作“必也使无讼乎”。
如果我们想成为一名教育家、一名外交家，或者任何一个以沟通、谈判为事业的人，甚至一家企业的CEO，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希望少打官司，虽然这很难做到。
无讼，是孔子的理想，也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减少与他人的矛盾和冲突，哪怕做不到无讼，也至少不要动不动挑起官司。
居之无倦：警惕“思维的惯性”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这是一句很简洁的话。
子张来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只说了八个字：“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居之”就是为官，“居之无倦”就是为官不疲倦、不懈怠。为什么无倦很重要？一个人刚刚当官的时候，状态是非常积极的。初入官场，手里有了责任和权力，心中有抱负，他会很认真地去对待每一件事情，会带着批判性思维，理性地做决策。但是一个人当官太久，一生在官场里，见的事情太多了，就可能凭着惯性去做事。
我们如何定义一家公司或者一个组织有官僚体系？其最关键的体现就在于组织里的成员完全依照僵化的流程做事，不敢加入自己的理性思考。如果员工只认流程，只依照惯性做事，而不思考一件事情怎样做才是最优的，甚至哪怕明知道会给公司造成损失，还是按照流程办事，眼睁睁地看着公司陷入困境。这就是“倦”。
孔子说“居之无倦”，就是为官者能够不懈怠地主动思考。《论大战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中讲到，像拿破仑这样的人，称得上天纵英才，军事上几乎没有犯过错，甚至与亚历山大和恺撒齐名。在整整十年时间里，拿破仑率军吞并意大利和罗马帝国，占领德意志，攻下奥地利……战功辉煌，一时无两。
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论大战略》中认为，导致他失败的，正是他在军事上一路凯歌之后的惯性。拿破仑明知道天寒地冻不适合作战，而且后备军需也跟不上，竟然还是执意攻打莫斯科，导致在冰天雪地之下冻死了那么多的人。
为什么拿破仑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因为辉煌的战绩让他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开始凭惯性做决策，丧失了对常识的敬畏：到俄罗斯得准备多少粮食？供给线是否跟得上？到了之后天冷下雪该怎么办？……这些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如果是年轻时的拿破仑，肯定知道这些常识。年轻的时候，拿破仑在每一场战役前都会精密谋划，连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一共有多少座谷仓，每一座谷仓能容下多少粮食，他都了然于心，甚至炮兵阵地要布一门炮，还是一圈炮，哪个炮车少了一颗螺钉，他都能够看得到。
年轻的时候，他有着敏锐至极的洞察力，愿意积极地思考，重视每一个关键的细节，但是在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胜利之后，他陷入了惯性中，不再谨小慎微，不再殚精竭虑。
这就叫作“居之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说得真好。不忘初心就是“居之无倦”。不管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了多少年，换过了多少领导，做了多少事情，完成了怎样的成绩，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像第一次接触它一样，保持认认真真、恭恭敬敬的态度，谨慎地去完成。“使民如承大祭”，事情才能做好。
“行之以忠”：“行之”是做事的原则；“忠”是忠心，是表里如一的意思。这句话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是一致的。
在这段话中，孔子告诉子张，在当官的过程中，要能够减少惯性的思维和行为，减少机械化、流程化、官僚化，做事的时候秉承一颗忠心，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而这就是为政之道。
如果你在工作中也时常有倦怠感，希望这句话能对你有所启发。之所以倦怠，往往意味着一个人是在僵化地按照流程做事，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在做决策。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做学问的方向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与《论语·雍也》中的一句是一模一样的。后人认为，可能是编竹简的时候出错了，造成了重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只是博学，没有外在条件的约束，很有可能流于放荡，但是如果只是约束而没有博学，又可能会导致太过谨慎，畏首畏尾。
如果能够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做学问的方向，也是中庸之道。
君子成人之美：美与恶的分界到底在哪里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这句话的一种理解是：“君子成人之美”，是君子要多看到别人好的、进步的地方；“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总去批评别人、指责别人。
按照以上的理解，很有可能会曲解孔子的意思，变成类似于“乡愿”的态度，只赞美、恭维别人。但实际上，孔子对于别人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向是直言不讳的。
孔子不喜欢“乡愿”，因此这个理解并不合理。
我个人认为“成人之美”的意思是成全、促成。君子要能够促成别人的好事情。举例来说，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没有钱交学费，如果你有点余力的话，帮他交一笔学费，让他能够上学，这就是成人之美。帮助一个人适应工作，帮助一个人求学，帮助一个人向善……帮助别人去实现美好的事情，都是成人之美。
有人庸俗地歪曲了“君子成人之美”的意思，实际上是没有理解美和恶的区别。比如有人找你行贿，让你帮忙搭线送钱办事情，如果你觉得帮了忙是成人之美，这就是对这句话的误解。如果没有原则，在送礼、行贿、赌博之类的事情上去促成别人，就是成人之恶！
做任何事情，都要分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帮人变好，还是助人作恶。
生活中，有些事情不像我举的例子这样容易判断。比如，经常有人问我：“你认识很多人，能不能帮忙给我的孩子找个工作？”我会劝他们说：“孩子刚大学毕业，虽然眼下的确艰难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帮他找工作。”
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大人帮他安排了工作，把他塞进一家公司，就是剥夺了孩子对于人生的选择权。在大人的“帮助”下，孩子的主动性会丧失，他会感觉到，他的命运是被你们安排的，他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思考和决策。有的孩子甚至会陷入被动攻击的状态中，故意不好好工作，以此去反抗父母对他的控制。
当孩子失去了动力后，就会出现放弃整个人生、放弃自主奋斗的可能性。他在早期失去了体会痛苦的机会，就无法感受到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奋斗。父母帮孩子“扫除障碍”看似是帮孩子，实际上是害他。这就能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君子不成人之恶”，哪怕对方是用恳求的态度让你帮忙，如果你发现这件事对彼此都不是真的好，那就要果断地拒绝，不要碍于面子去做，而且要把你的原则讲清楚。
对于亲戚朋友提出来的“给孩子找工作”的需求，我的回应就是鼓励孩子去自己奋斗。如果暂时不顺利，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救急，但是将选择工作这一抉择留给孩子，不要剥夺一个孩子奋斗的过程。
美和恶之间的分界有时是难以度量的，是需要我们权衡的。
“小人反是”这四个字太有力量了。小人取得一个人的信任的方法是什么？是拉着别人打牌、一起干坏事，用行贿把人拉下水。他们的手段是，只要成为别人做坏事的帮手，关系就搞定了，这就是小人的行径！
如果你对小人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他听到后会畏难、会排斥、会拒绝。
我们要朝君子的方向努力，在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时，要把握的原则是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直公允是身为管理者的必要条件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当时季氏家族的掌门人，也是把孔子迎接回鲁国的人。
此时，孔子德高望重，但也已经很老了，他在生命的暮年回到鲁国。季康子问他，怎样把政事搞好，孔子说“政者，正也”。为政者，首先要正派。
正派意味着一个人公正、正直，没有多余的私心杂念。达到以上的要求，就能够立得住了。如同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身为领导，要像北极星一样，稳稳地坐在自己应该处的位置上，周围的人自然会环绕着他有序地运行。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一个领导者想要基层的人都能保持正直、公正，首先自己就得做到正直、公正。
孔子对季康子说的话，听起来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想季康子肯定是做了一些令孔子不太满意的事情。
我品味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个答案太过简单。如果一个领导只信服这一个道理，认为只要自己刚正不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这未免也太理想化了。实际上，无论是领导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家企业，仅仅靠刚正不阿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体系要想变好，靠的是整个体系的力量，而不仅仅是领导的正直。正直和公正，只是领导者将团队管理好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管理团队的第一步是建立团队，你需要号召一些成员，让他们信服你。第二步是建立体系，意味着你不再仅仅依靠自己，还依靠一个成熟的体系、制度来管理团队。第三步是建立文化，意味着你不是只靠体系的力量在管人，还用整个文化氛围在影响和改变大家。这三步，在建立领导力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
如果领导自身不正，那么就算建立了体系，甚至建立了文化，公司也很难真正立得稳。一个人如果内心不正直，是很难隐藏的，他必然会做很多不规范的事情，也无法真正让人信服。
综上，孔子对季康子说的是为政的一个必要条件，他希望季康子做一个正派的人。
苟子之不欲：做好欲望管理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又向孔子请教，他苦于盗贼太多，问孔子怎么办。在古代，盗与贼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偷财产的叫作盗，伤人的叫作贼。孔子对季康子说，作为领导者，欲望不要那么强烈。因为领导是老百姓行为的风向标，如果领导的欲望过于强烈，一层一层地渗透，百姓自然也会有不合理的欲望，会争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君王剥夺得太多，比如像鲁哀公那样，觉得自己收两成税还不够用，就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的结果是上下交征利，整个国家会变得混乱，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就会去偷东西，导致盗贼四起。第二个原因是君王的欲望太多，激发了百姓的欲望，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纯朴，不再满足于当下，认为只有温饱不够，还想要生活得更奢侈。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有这样一个案例。古罗马时期，恺撒要求大家不要穿丝绸。因为皇宫里开始穿丝绸，会激发社会上老百姓对于丝绸的渴望，大家都觉得这种来自东方的服饰太美了，也想拥有。白银就会大量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到东方。恺撒只能站出来禁止皇宫穿丝绸。到了大英帝国时期，茶叶、精美的器具随着大英帝国的传播在全世界不断地流行，也使得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东方。
这样的历史案例也说明了，君王的行为和态度会引得百姓争相效仿。如果君王欲望太过强烈，自然会激发百姓不合理的野心，最终导致盗贼四起、民生混乱。
君子之德风：美好的品德像风一样抚慰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我经常引用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就出自此节。
季康子还真是尊敬孔子，他在孔子这里受了那么多的批评，还跑过来问孔子：“我想做一个有道之君，那么，我把坏人杀掉，是不是就能跟好人亲近了，这样做怎么样？”
季康子太想获得孔子的肯定了，也太想获得一个好的名声，甚至想出了杀人这招。结果孔子说：“你作为当政者，干吗老想着用杀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你自己追求善良，追求美好，老百姓也会追求善良和美好。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此处的小人不是骂人，而是指被管理者）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刮过来，草自然会随着风的风向倒过去。”
这就是孔子的理念，如同他说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对季康子自始至终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季康子会想到杀人这样极端的手段，而孔子却能云淡风轻地用风和草去比喻这件事情？
当一个人做事情向外用力，总希望改变周围的人和环境时，就会越来越偏激和严苛，也许杀人尚且不足。而当一个人向内用力时，才有可能做到无为而治——做好自己，让自己成为德行的楷模，身边的人自然就会改变。接着，所有人都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正面的影响。
这是孔子对领袖人物在道德修养层面的要求。
士何如斯可谓之达：有名气不等于有实力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了孔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说：“士怎么做才能够称得上通达？”
“达”也是儒生都追求的标准，如同仁、义、君子。孔子问他：“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你先给我描述一下你的理解。”
子张说：“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邦”是指鲁国这样的诸侯国。“在邦必闻”是说在诸侯这里有名声，“在家必闻”是说在卿大夫那儿也有名声。
孔子对子张的回应是：“你说的这个叫作‘有名’，不叫通达。”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叫“达”？
孔子给出了他的理解：“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三句话需要连起来理解。
“质直而好义”，“质”是指内在，这句话说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是正直的、有原则的。
“察言而观色”，这是指“外圆”。一个质直而好义的人，假如像子路一样刚强气盛，绝不能称作通达。因为子路的下场是非常凄惨的，孔子也曾担心子路“不得其死然”。子路的性格就是典型的“内方而外方”，孔子并不是不喜欢子路，只是认为子路没有做到通达的境界。
孔子理解的通达，是一个人内心有原则、有立场，但是对外需要察言而观色时，也能懂得变通。如果没有外圆，就无法通达。在与人交往时，我们不能指望其他人都能与我们的内在“兼容”，因为人与人的差异性太大了。
接近于通达的人是谁？是子贡。子贡的内心是“直而好义”的，他认同孔子，认同儒家学说，他是有底线的。但是他在外却很懂得权衡，与各国的诸侯、大夫都能够打成一片，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这就是一种通达的状态。
我们真的有必要做到外圆内方吗？只坚持自己的原则还不够吗？其实，这个世界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妥协的，需要我们多替别人着想，试着去理解他人，以他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和人打交道，减少沟通成本。通达绝不是巧言令色，不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原则，随意地去逢迎别人。
除了做到外圆内方，还要“虑以下人”，也就是把自己排在别人后面，多替别人考虑。
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就能“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无论是在诸侯国，还是在卿大夫的家中，都能够做到通达。
“夫闻也者”是说一个人有知名度。
“色取仁而行违”，“色”是指外在，“色取仁”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好像要做一个仁人，而行为却不一致，内外两张皮，表里不一。
“居之不疑”，一个人明明不是一个仁者，但是自我感觉特别好。
有一类人我们相处起来很难受，不论你对他说什么，他总觉得自己特好，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一切都是缘于别人不公正，因而满腹委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给他四个字：“居之不疑”。
明明自己造成了失误，却不自知；表面上看起来像好人，实际行为却为人所不齿，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这种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名声也能传出去，都在情理之中，而且这种坏名声还传得更快。
所以，孔子说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对应子张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孔子的意思是，闻名和通达是两回事。如果一个人想出名，办法多的是，做个坏人出名更快，但那不叫作通达，只能叫作“被人知道了”而已。
先事后得：莫问结局如何，但求落幕无悔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做过孔子的车夫，也做过一个小的地方官，他的特点是求知心切、勇武果断，有点像子路。他经常因为问一些太过实际、没什么太大思想价值的问题而被孔子“刺”，比如他问孔子怎么种地、怎么种菜，孔子就“㨃”他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就是樊迟，我的老祖先。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舞雩”是鲁国求雨的地方。孔子的人生理想就是跟着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在河里洗完澡以后回到舞雩台上唱歌。这一次，樊迟又给孔子驾车了，两人在舞雩之台游玩的时候，樊迟又问了孔子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提问得到了孔子的认可。
他问了三件事。
第一，崇德。怎样能够把自己的品德修养得更好？
第二，修慝。如何改正自己的过失？
第三，辨惑。怎么辨别是非而不纠结、痛苦、迟疑？
孔子先是表扬了樊迟问得有水平，然后做了如下回答。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要想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最起码要做到“先事后得”，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很多人是先谈好条件再做事，但孔子告诉樊迟，想要崇德，要做到努力在先，所得在后，不要让自己的欲望走到了前面，以免变得贪婪。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要想改变自己的问题，就要多反思自己，而不是整天挑别人的毛病。
挑他人的毛病是最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无数个对他人不满的地方，给自己找到逃避责任的理由：我是没错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尽善尽美的，要想找出别人的毛病太容易了，但这对你没有任何帮助。不进行自我反思，你不会得到任何好的改变，也就谈不上修慝。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一朝之忿”就是突然发怒。有时候我们看网上的文章，写得简直是“刀下见血”，能瞬间调动读者的情绪，但实际上，发言之前，人们搞清楚事情的全貌了吗？有没有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有没有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怒不可遏，这就叫作“一朝之忿”。
每个人生气都很正常，但不能因为生气而连累自己的身心性命，不能连父母的安危都不管了。如果一个人冲冠一怒、“忘其身，以及其亲”，这难道不是迷惑吗？
孔子擅长因材施教，他所说的这些现象中，可能有樊迟的影子。樊迟就是一个果敢勇武的人。果敢勇武绝对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不加限制、不掌握尺度，就有可能“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所以孔子在提醒他，告诉他这就是辨惑的方法。
樊迟这一次的提问得到了孔子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所说的概念和道理，我们不能僵化地理解，比如孔子说要提防“一朝之忿”，不代表让我们遇到什么事都不表态。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是“乡愿”，是畏首畏尾，是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而这些不是孔子所倡导的。孔子的这句话是针对樊迟说的，樊迟性子刚直，喜欢往外冒头，所以孔子叮嘱他要注意收敛。
我们要结合师生之间对话的特点，来理解孔子的话，这样才能理解孔子的中庸之道。
举直错诸枉：领导者要打造公司的“一致性”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xiàng）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有一个词叫“仁者爱人”，就出自这里。
樊迟理解了“仁者爱人”的意思，即人应该推己及人，去感受别人，所以没有再追问。接下来，樊迟问孔子什么是“知”，此处的“知”同“智”。怎样才算是有智慧呢？孔子说“知人”，就是看得懂别人，能够识别他人。
樊迟没理解。毕竟他主要的工作是给孔子驾车，不常讨论学问，也没有过人的天赋。看到樊迟疑惑的样子，孔子又解释了一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拔人才，要筛选正直的人，慢慢地，那些想走歪门邪道的人，也都能变得正直了。
领导选拔人才的过程，本身就是在表达他的价值观、标准和态度。杰克·韦尔奇在《商业的本质》一书中讲，CEO在任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造公司的一致性。如何让其他人感受到公司的一致性？用谁、提拔谁、开除谁？这都是在向大家不断地强调标准，让大家一次一次地看到公司对于人才的要求。
对于孔子的话，樊迟还是没听懂，但老师已经解释得这么详细了，他实在不好意思再追问就出门了。
他出门后，见到优等生子夏，就问子夏：“我刚才问夫子什么叫作有智慧。夫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啥意思？”
子夏说：“你真是赚到了，这句话多棒、多有营养！”子夏瞬间就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子夏说：“舜当年掌管天下的时候，在民众当中选人才，把皋陶（gāo yáo）选拔出来（皋陶是历史上的名臣。皋陶、伊尹、子产都是在《论语》中经常出现的名臣的代表）。德行不好的人一看，舜选拔的是这样正直而有才华的人，和自己不是一个路数，知道自己讨不到好处就离开了。”
关于“不仁者远矣”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不仁者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够不上选拔人才的标准，就离开了；另一种解释是不仁者没觉得自己不对，只是感觉不对路子，而去找更符合自己路数的领导者了。所以，只要把皋陶推举出来，就不用再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了选拔人才的标准。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商汤从老百姓当中选了伊尹。伊尹也是一代名相。与舜选拔皋陶一样的道理，“不仁者远矣”。
子夏给樊迟举了两个古代著名的君王选拔宰相的例子，告诉他什么叫作“举直错诸枉”。
反之，如果“举枉错诸直，能使直者枉”。如果一个组织中，选拔的全是奸佞，只讲哥们儿义气，谁跟自己关系好就提拔谁，那么整个组织的风气都会被带坏。
无论是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还是一个家庭氛围的缔造者，都应该去思考自己到底应该“举”什么、“错”什么。
忠告而善道之：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界限感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问孔子怎样交朋友。孔子说，朋友如果犯了错，走错了路，你要忠告他，好好地去引导他。假如你说了该说的，做了该做的，也规劝了他，还是劝不住，那就别劝了。这就是分寸，是尺度。如果非要长期规劝，就会自讨没趣，甚至自取其辱，最后连朋友都没的做。
这句话的关键倒不是在于朋友还做不做得成，核心是在于你规劝得太过分的话，不是为友之道，反而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有时候你的手松一松，劝说之后留给朋友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回家琢磨琢磨，也许过两天他就想明白了。如果你像一个高压锅一样，非要给他灌输你的观点，让他产生了一种被强迫的感觉，甚至参与到对方的决策中，非要替对方做决定，结果可能就是他为了和你对抗，反而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这句话的核心在于，我们不要总是试图左右别人的选择。
为什么孔子要跟子贡这样讲？《论语》中有一句话叫“子贡方人”，意思是子贡喜欢评价别人。孔子婉转地批评了他一句“夫我则不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怎么整天评价这个、评价那个，换成是我，我可没这闲工夫”。子贡确实有时间，而且作为商人也很成功，主观性很强，又很聪明，毛病可能就是喜欢替别人做决定，喜欢评头论足，所以他在交朋友上会遇到困难也不意外。
孔子就告诉他“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深入地思考这句话，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人的事，其他人都没有干涉的权利，甚至连婚姻都是一个人的事。克里斯多福·孟在《亲密关系》中提到“婚姻是一个人的事”的观点。我当时看完这句话感到很不解，因为我此前一直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在作者看来，如果认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那么其中一方无论做多大的努力，都只有百分之五十以内的效果，这就导致很多人在婚姻中抱怨，说：“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没有反应？”如果你认为婚姻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要把自己管好，不要老想着去改变对方，这样两个人的关系反倒可能会更加融洽。大部分人在婚姻中所遇到的痛苦，就在于夫妻双方耗尽了一生的心力，都是为了能够改造对方，最后不欢而散，互相自取其辱。
对于亲子关系也是如此。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我们对父母可以劝说，但如果父母不愿意听，就别再管了，要“劳而不怨”，替他们打扫战场，替他们收拾“烂摊子”，做好子女该做的事就行了。
孔子能划出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普通人有时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会陷入困惑和痛苦中。比如像子贡这样，总觉得是为了朋友好，长期而密集地规劝，甚至帮朋友做选择，导致的结果反而是与朋友疏远。
他其实不是为了朋友，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对方。所以孔子劝他“忠告而善道之”，做自己该做的，说自己该说的，这样就足够了。朋友做不到没关系，各自过自己的日子，各自为各自的人生负责，这才是朋友间的相处之道。
君子以文会友：结交益友，是多么美好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说的话都比较实在，他说，君子要以学问来结交朋友。
有人问，如果不以文会友，会如何？比如有人以酒肉会友、以权力会友。人交朋友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有的人就是以利益结合的，为了共同的利益去组建团队，获得更大的权力。
关于以文会友，最为典型的方式是一字之师。写好了诗词文章，经旁人指点，改换一个字后更为贴切，也就可以互相结为朋友，取长补短。刘禹锡在《陋室铭》里说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是一种以文会友的状态。通过探讨文化、学问来结交朋友，同频共振，找到共同的愿景，达成心灵上的默契。
“以友辅仁”讲到了朋友的作用。朋友的作用不是以友辅利，也不是以友辅权、以友结党。朋友的意义是“辅仁”，即帮助修炼仁德，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形成第四类人际关系。
第四类人际关系的概念出自《他人的力量》一书。这本书强调了朋友对我们的作用。一个人努力地向内用力，自我精进，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可能会忽略人际关系给你带来的跃迁机会。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还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比如，有些朋友可以帮助你打开一扇窗，让你了解一个曾经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拓展你的认知层面。
第四类人际关系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是冷漠的关系，不是互相奉承的关系，也不是天天找碴儿的关系……不是这些不健康的、会给你带来沉重负担的关系。
第四类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我既可以坦率地对你讲出你的问题，同时也能够真诚地赞美你，指出你的优点。这也能印证“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双方互相促进、互相鼓励，捕捉亮点，改正缺点，一起变得更好，达到仁的境界。
台湾地区的辅仁大学，校名的“辅仁”二字就出自于此。
“樊登读书”有很多线下的社群，还陆续开了一些书店，也都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场地。 樊登讲论语：套装全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