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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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第十一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从底层开始成长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什么叫“先进”？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先进和《论语》中提到的先进，词义正好相反。比如我们提到“先进的武器”，意思是最新的武器，但按照《论语》中的理解，最古老的、最早的才能称为“先进”，“先进的武器”应该是指原始人的投石器。
汉语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经过漫长的发展，汉语中引入了很多外来词语，很多词语也不断地相互融合，不断地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先进”一词的含义逐渐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最现代化”的意思。
在《论语》中，“先进”代表着早先的文化。
“先进于礼乐”，是说有一些人先学习了礼乐知识。这句话省略了后半句：后来他才开始做官，开始在社会上行走。
“先进于礼乐”的人，在孔子看来是“野人”。关于野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野人与君子，是文和质的对比。一个人外在的形象，称为“文”；内在的品格、涵养，称为“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内外兼具之人，才能叫作君子。
野人可以对应“质胜文则野”，是指一个人内在丰富，但外在缺乏礼乐的约束。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说的是一个人先做了官，再慢慢地学习礼乐，是“文胜质则史”——他外在的状态很好，但内在不足，还需要慢慢地提升。
我觉得以上的解释都讲不通。
另一种解释认为，野人与君子，是指一个人的出身。孔子的学生身份多样，有的是贵族，比如季氏的很多子弟跟随孔子学习，这叫作君子；还有的人属于贩夫走卒一类，比如子路，这叫作野人。
在当时，贵族学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能够继承家族的荣誉和地位，直接当官。孔子说，这些出身高贵的人“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是先做事，再慢慢学习礼乐的。而出身寒微的学生，则“先进于礼乐，野人也”，他们一般是先学礼乐，再出来做事。
“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认为，如果让他做选择，问他倾向于用哪种人，他更愿意用那些从底层慢慢成长起来的人；或者说，他更愿意选择从底层开始慢慢学习，再出来做事的人。
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进行延伸思考：为什么孔子倾向于选择从底层开始做事的人？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从底层慢慢打拼起来的人，是依靠学习而成长的，因此更懂得学习的价值。
第二，他有实践的经验，更加了解民间的疾苦，更具备常识，更接地气。
我们想一下晋朝的晋惠帝。老百姓都快饿死了，他却问“何不食肉糜”。这么荒诞的一句话从何而来呢？因为他没有在底层生活过，完全缺乏生活的常识，人民连饭都吃不上，他却问为什么不吃肉粥。
孔子曾经评价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属于“士阶层”，较为贫寒，比不上世袭的贵族阶层，而且他出生时已经家道没落了，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底层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他做过许多鄙俗琐碎之事，懂得很多生活经验，所以对于很多知识都有涉猎。在别人看来，孔子一定是上天派下来的圣人，否则，他怎么会什么都了解呢？其实，是真实的、具有烟火气的生活，教给了孔子那么多道理。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借鉴的是如何培养孩子。很多家庭的物质环境已经很好了，孩子不但没有挨过饿，而且有大把的财产可以继承，属于“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培养呢？我认为可以尝试将“君子”当成“野人”来培养，给孩子创造一些到底层打拼、磨砺的机会，让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台阶走上来，拥有“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的状态。
这段话代表着孔子对于人才出身的看法。我们今天的人，彼此交往时要有基本的尊重和界限，绝不能开口就问对方家里有多少资产。但是在孔子的时代，甚至是之后很长的历史年代中，社会都是极其在乎出身的，在结识之初，一定会看对方是贵族、门阀还是平民。
既然人们对此有诸多品评，孔子就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站在底层年轻人的角度，认为“先进于礼乐”的人更值得被任用，更值得钦佩，要多给这些人机会。孔子的看法，意味着在任用人才方面的重要突破。
皆不及门：被遗忘的老师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这句话很有名，是孔子在晚年所发出的感慨。
在解释这句话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绝粮于陈蔡”这个典故。孔子游历于陈国、蔡国的时候，遇上战乱，跟着他一块儿游历的学生都饿得起不来身了，孔子这时候还在弹琴。子路问孔子：“君子也这么穷吗？”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穷途末路时，尚能坚守节操；小人遇到困难时，可能就会胡作非为了。
孔子和学生一路上受了太多的苦，而人们在共同经历磨难后，感情通常会很深。
我们与自己的老师，往往是非常顺利地度过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春节回老家，能专程去看望老师的人，就算很尊师重道了。很多人都做不到，我自己也很难做到。但如果老师和学生共同经历过苦难，一块儿从战火中走出来，互相帮扶，出生入死，所有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甚至可能有同伴不幸丧失了生命……这一段岁月就刻骨铭心了。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很有可能是孔子在他去世前两三年说的。他说：“当年跟随我在陈国、蔡国经历过苦难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不来看我了。”
孔子到了晚年，年近七十岁的时候，他的很多学生正好到了四五十岁，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当年跟在孔子身边的，据说是颜回、子路、子贡、宰予、子张等人，他们很能干，在经过了孔子的教育之后，都在生活中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大家如今都变得很忙。
这就是悲哀之处。师生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维系的，尤其当老师年迈之时，很需要学生的关怀。在老师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往往是学生最忙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兼顾事业，兼顾家国使命。哪怕曾经那么忠心耿耿的学生，也逐渐忽视了与老师的联系。
其实孔子与学生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他的学生没有固定的入学时间，也没有固定的毕业时间，是一生的学生，有一生的感情。师生之间共同遭遇过的逆境又加深了友谊，大家在风雨飘摇中结伴游历，成为一生的、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行者。
读完这句话，我们能够提醒自己的是，就算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去看一看老师。逢年过节，给老师发一条真诚的、长一些的信息，回顾一下曾经跟随老师求学的经历，说声感谢。
我做了老师后，对此深有体会。每当收到早年间学生的慰问，心中就无比欣慰。
孔门的“四科十哲”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段文字中没有“子曰”二字，说明这段话不是孔子说的。
孔子与学生之间是长辈对晚辈，他会直接称名字，不会称呼“颜渊”，而会直接说“回”。这段文字对孔子的学生使用的都是尊称，所以很明显，这是编著《论语》的人后来总结编进去的“德行四科”。
这句话在《论语》中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设定了《论语》的“四科十哲”。
如果把孔子所教的学生分成不同的系，可分为四个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德行是指一个人谨言慎行、安贫乐道、埋头苦干。孔子欣赏德行好的人，不喜欢夸夸其谈、巧言令色之人，入到德行科的人，往往沉默寡言。像子路这种动辄“率尔而对曰”的人，不属于德行科。
入到言语科的，是能够应答自如、适合做外交家的人。
入到政事科的，是能够打理政事，可以去收税、打仗的人。
入到文学科的，不是说能写小说的人，当时也没有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文学科的学生，是能够做学术研究、编纂文学典籍的人，属于做学问的好苗子。
后人先把孔子的学生分成了四大类，又在四大类中选出了十个最有代表性的人。
德行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颜回是孔子时常夸赞的。闵子骞的名是损，子骞是他的字，当《论语》中出现“损”这个字的时候，往往不是动词，而是指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论语》中也有他们和孔子的对话。
言语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宰我和子贡。
宰我擅长出使，但因为话多、疑问多，偶尔犯错，经常惹孔子生气。子贡是儒商，说话特别得体，他长期维护孔子的地位，在孔子去世以后，大力宣传孔子的学问和思想，为儒家的发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政事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冉有和季路。
冉有和季路都做过季氏宰，这是当时平民出身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岗位。
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子游和子夏，他们的年龄相对年轻一点。
通过分析以上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颜渊和子路的人物形象有着很鲜明的对比。
孔子最爱的人是颜渊，但是我们读《论语》时会发现，虽然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很高，但面目却并不清晰，我们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颜渊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位道德楷模，出身贫苦但热爱学习，不太爱说话，没有特别多的观点，孔子说什么他都相信。他并不是一个生动的文学形象，对他有感情的读者并不多。
大家容易对子路产生较深的感情，子路好玩、有意思。如同宋江身边的李逵，刘备身边的张飞，他们身上“槽点”很多，但因为能被吐槽，才显得更真实、更有趣、更招人爱。何况这些槽点又是大家能够容忍的：率直、鲁莽、好勇、斗狠。这些特征是通过大量的故事展示出来的，令人感觉子路的面目非常清晰，形象异常生动。
“四科十哲”对于后来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实行新政“四科取士”，即根据四个科目来选拔人才。后来慢慢地发展下去，靠德行、言语取士已经很难了，只能靠文学、政事来取士。
我并不认为孔子会同意这种分类。孔子提倡“君子不器”，他会将自己的学生分门别类吗？孔子希望学生们都能全方位发展，不必定义哪些学生属于哪一类，不会给学生贴标签。况且，孔子的学生中，曾子、有若、子张，也都是非常重要、非常能干的，而在这段话里并没有被列出来，这也容易令人误解：孔子最具代表性的学生难道只有这“十哲”吗？这显然失之偏颇。
后人在此列出的“四科十哲”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它便于记忆。后来，在祭祀孔子的时候，这十个人与孔子一起配享祭堂：中间是孔子、孟子，两边是“十哲”。也有人逐渐地把曾子列了进去，让孔子、孟子、曾子位于中间。
于吾言无所不说：学习的最佳路径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我们可以想象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句批评人的话，认为孔子终于批评颜回了，说：“颜回不是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他对我说的话总是那么高兴。”那么整句话的味道令人感觉很不对劲。
孔子在说这句话时，心情应该是很舒畅的，也许是颜回又做了令他高兴的事。孔子说：“颜回帮不到我。对于我说的话，颜回向来没有不高兴的，没有不听的。”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是“不违，如愚”，看起来笨笨的，不善言辞，孔子说什么他都听。孔子对此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是“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说，颜回这孩子可真是一点都不笨哪。
颜回从来不会像子路、子贡那样提问，但只要观察颜回做的事情，就会发现他早已吸收了孔子讲的知识。
颜回当然不笨，而且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善于思考，自己提出的问题经由自己回答，并且把知识内化。
我觉得此节展示了一位老师心中非常美妙的瞬间。有的学生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将问题抛给老师，甚至在老师解答之后，还会进一步质疑。这是很多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的心理状态，通过不断发问，显得自己懂得独立思考，懂得思辨。
但是像颜回这样真正学到极致的人，当他接触到自己不明白的新知识时，不急于发问，而是自己先思考，琢磨其中的道理，直到理顺思路，豁然开朗。
如果颜回的“于吾言无所不说”是因为愚忠，那他就不需要“退而省其私”。愚忠的人是假装听懂了，老师说什么都赞成，但回家后根本就做不到。孔子说，颜回是真懂的，他总会自己思考，并且将道理用在实践中。
从颜回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学习的最佳路径。人们在学习某个新知识时，遇到了不懂的东西，不要着急反驳、质疑、发问，而是先自己思考。自己思考，大脑就会产生摩擦，产生痛苦，最后在彻底想通的那一刻，才能真正感受到喜悦，也才能够真正记得牢固。
这一段很明显是孔子带着笑容说的，这是明贬暗褒。
我们把这句话延伸到职场中。如果孔子是老板，颜回是一名员工，员工究竟该不该跟老板发生摩擦？或者说，员工跟老板发生摩擦的度到底该如何把握？
颜回的态度是完全不发生摩擦。老板提出一个想法，先接受，然后消化，按照自己的理解，找到最正确的方向在工作中落实。
《认同》这本书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不要惧怕摩擦。如果两个人永远回避矛盾，不想吵架，那么无论其中一方说什么，对方都会举手赞同。没有摩擦，就意味着没有讨论，没有深入的探究。这样发展下去，公司里的很多事情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执行，因为对于每一项的决策，大家都只是表面上赞同，实则并不在意、并不重视。
假如双方在会议上敢于对一件事情表达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甚至拍案而起，哪怕最后把所有人吓一跳，对整件事情的走向也是有正面影响的。大家都会认真思考双方到底在争论什么，最后达成一致的时候，这样的决策才更能驱动大家去执行。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像颜回这样完全不发表意见，也未必是真好，因为矛盾和分歧必然会带来更深入的探讨，让双方都愿意承担起责任。
当然，《认同》这本书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阐述的，而孔子所称赞的是颜回的学习方法，两者的视角不一样，应用面也不一样。
我从这句话中吸收了两点。
第一点，是不要刻意地通过质疑别人来“刷存在感”。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靠提奇怪的问题，靠质疑、“抬杠”、反驳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在我看来，当你遇到不了解、不赞同的事情，不妨先自己思考，很可能会得出新的观点。
第二点，是在工作中敢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如同导航软件一样，它从来不质疑驾驶者的行车路线，无论路线开得多不对，都不会骂人，不会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讲”“我早就跟你说了应该走那条路，你为什么不听”。每当你走错了，它都会温和地告诉你“下一个路口掉头”“下一个路口右转”，帮你走上新的路线，而这就叫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即使跟领导有分歧，发生了摩擦，也未必一定要闹得不悦。当你觉得领导的想法非常不合理，也不需要大动肝火，可以带着建设性的意见，平心静气地和老板讨论问题，尽量帮助老板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
情商的核心，在于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成为情绪的奴隶。公司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流行一种说法：“我们要招的是成年人，而不是孩子。”区分一个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并不是从年龄上进行判断的，而是要看一个人与情绪的关系如何。当一个人容易被情绪掌控时，他就是个孩子；能够跟情绪和谐相处，他就是成年人。
成年人随时可以做到“无所不说”，无论老板说得对或错，都不会动气。
《论语》中的很多话，只要你愿意琢磨，就能挖掘出很多层含义。这并不算过度解读，作为读者，你选择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就足够了。
孝哉闵子骞：不同的格局带来不同的视角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哉闵子骞”，应该加引号，因为这并不是孔子说的话。如果是孔子说的话，他应该说的是“孝哉损”。
孔子引用别人对闵子骞的评价，然后说“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间于”的意思是，人们对这件事没有异议，不觉得是过誉了。
闵子骞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大孝子。我在《樊登讲论语：学而》中讲到闵子骞时，提到过一出戏，叫《鞭打芦花》。闵子骞的继母给自己的孩子用棉花做棉袄，给闵子骞用芦花做棉袄。闵父无意中得知此事，决定休妻，被闵子骞拦住。闵子骞对父亲哭道：“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意思是，母亲在，只是我一个人受点冷；母亲走了，三个孩子没人照顾，更可怜。
“孝哉闵子骞”，可以理解为闵子骞的事迹广泛流传出去，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有可能是他的父母和兄弟们跟别人说“闵子骞真是孝顺”。
孔子肯定了这个说法，他说“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没有人对闵子骞是一个大孝子有怀疑。
为什么闵子骞会有“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这样的想法？他的思维角度和普通人不一样。所谓的思维角度，就是格局和尺度。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的格局和尺度定义为“我”，那么，他评判世界上的人好不好，不是看他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对方对“我”好不好。
如果闵子骞看重“我”，他一定会想办法让父亲休妻，因为对“我”来说，继母是个绝对的坏人。但是闵子骞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他的格局是整个家庭，对于整个家庭来讲，两个弟弟需要照顾，爸爸需要照顾。为了家庭，他愿意承担继母对自己的不公，这就是格局和尺度。
不同的格局带来不同的视角，赋予我们不同的角色。如果我们让自己的格局跳出“我”的范围，能为乡里考虑，我们就是乡里的贤人；能为整个国家、民族考虑，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能为整个世界考虑，我们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我们听到闵子骞的故事，可能会感觉很意外，讶异于一个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不妨在以后的生活里提醒自己，想问题的时候，多找一些角度，找到不一样的出发点。也许对于很多事情，你都能找到新的答案。
南容三复白圭：小心自己的语言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在这里念qì，是动词。“其兄之子”中的“子”指的是女儿，“以其兄之子妻之”，就是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
南容叫南宫适（kuò）。
“三复白圭”，曾有版本为“三复白圭之玷”。我们在解读《论语·乡党》时提到过，过去当官的人，在上朝时手里会拿着一个白圭的圭板，相当于提词器，上面写着自己要陈奏的事情。
《诗经·大雅·抑》里有一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玷”是玷污的意思，白圭上如果有了污点，可以把它磨干净，有了错误也可以修正，但是说出去的话，伤害了别人，是无法挽回的。所以，人一定要慎言，小心说话。
“三复白圭”，是说南容每天多次念叨这句诗，告诉自己要谨慎说话。
南容在《论语》中大概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都是谨小慎微、爱惜羽毛的形象。他是贵族出身，品行又好，孔子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此节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论语·公冶长》的开篇，公冶长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孔子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并不是一个坏人，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古人通过对比分析了孔子的境界。对于两个候选人：南宫适是贵族出身，有学问、有修养，手持白圭，每天念诗；公冶长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平民百姓。两人的身份和地位有天壤之别，孔子却将女儿嫁给了各方面条件都不理想的公冶长，而把侄女嫁给了南宫适，这说明孔子大公无私、不争。
我觉得可以对这句话进行延伸思考：为什么南容每天要“三复白圭”，要将《诗经》中的一句话反复吟念？
如果有一句话能够一生诵之，就能终身受益。
我们在读《论语》时也是如此，不管是《论语》中的哪一句话，只要你发自内心地觉得对自己有帮助，就可以记下来，一生诵之，每天念三遍。这是非常有效的自我修炼的方式。
南容反复念《诗经》中的一句话，就是要提醒自己小心说话。官场上，祸从口出的事情太常见了，很多麻烦往往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嘴。
有人也许会质疑：如果大家都不敢得罪人，一切不好听的话都不敢说，那谁来建设公平的社会？
我觉得这句话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反思自己：在与人交往时有没有口不择言，说过伤害人的话？有没有随意地发泄情绪？是否曾因为没有掌握好沟通技巧，词不达意，让人无法领会你的好意，甚至将一件事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很多时候，如果不掌握一点表达技巧，所谓的“仗义执言”只会让局面变得失控。
我们不是提倡所有人不要说话，或者油嘴滑舌，专门说漂亮话，而是在说话做事之前，先学点科学的方法。《非暴力沟通》中提到的方法，跟南容的“三复白圭”有同样的效果：我们可以把非暴力沟通的公式写在手心上，或者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当自己生气、想要发泄情绪的时候，先把公式拿出来看看，然后深呼吸，按照公式来表达。
我们也不是要求大家不再仗义执言，而是需要反思自己到底是在仗义执言，还是在发泄情绪。如果只是为了发泄情绪，那么即使你说的话再有道理，对方也不会被打动。
有颜回者好学：为什么孔子这么喜欢颜回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亡”在这里读wú。“弟子孰为好学”，这个问题鲁哀公也问过。我猜测有可能是编《论语》的人搞错了，让同样的话出现在两个人的口中。毕竟无论是季康子问孔子，还是鲁哀公与孔子说话，编《论语》的人都不一定在现场，有可能是编写的素材出现了谬误。
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颜回四十一岁就去世了，他比孔子小三十岁，所以说这句话的时候，孔子已经超过七十一岁了，很快就要去世了。
这段内容的解读也可以参考“鲁哀公问”的内容，在那部分内容中，孔子说“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基本上就是《论语》中对于好学的定义了。迁怒和好学之间有关联吗？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最难得的学习机会，而当你迁怒于人，认定不是自己的问题时，这个学习机会就丧失了。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会产生认知失调。比如，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发生了这种认知失调之后，为了缓解心中的不舒服，就要对认知进行调整，最快的方法就是指责别人。比如在家庭教育中，很多父母动辄骂孩子，就是缘于认知失调，将自己的挫败感、无力感迁怒于孩子身上。在职场中，老板骂下属也是一样的，越是感觉无助，越是喜欢骂人，因为只有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我们才会产生愤怒。
不恐惧的人不会生气，所有的愤怒都是来自对自己无能的恐惧。举个例子，《西游记》中的如来从来不发脾气，因为他知道，哪怕孙悟空闹翻天，也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迁怒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个反思自我的机会。而只有愿意反思，做到不迁怒，才能改进自身，才能“不贰过”。
对于颜回，孔子是真的太爱了。颜回的过早离世，对孔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接下来连续四节，都是讲颜回去世之后孔子对他的不舍。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颜回的丧礼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这一段很有画面感，它展现了孔子处理沟通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的智慧。
棺椁是古代丧葬时装殓尸身的器具，最里面的一层叫作棺，棺外有一层木头做的椁，在棺与椁中间可以放陪葬品。一般有钱人都是棺椁齐备，而穷人下葬时，很多只有棺，没有椁。
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六岁。颜回去世以后，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颜回家里很穷，只有棺，没有钱做椁。
颜路跑来找孔子，请孔子把自己的马车卖掉，给颜回做外层的椁。
我们不去评论颜路的做法是对还是错，也不去分析他为什么非要让老师把车卖掉给颜回做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孔子是非常爱颜回的。我甚至觉得孔子爱颜回比爱自己的儿子更深，因为他的儿子孔鲤去世后，他的反应如何，《论语》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述，但颜回去世后，孔子心痛得无以复加。
颜路提出的要求，孔子拒绝了。
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意思是，不管孩子才能高低，各人都爱自己的孩子。颜回是大家都知道的优秀才子，虽然孔鲤没有特别高的成就，但颜路家里有颜回，孔子的孩子是孔鲤。孔鲤是在孔子二十岁的时候出生的，去世时五十岁，给孔子留下了孙子子思。孔子给儿子命名为鲤，是因为孩子出生的那天，鲁君给他送了一条鲤鱼，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而无椁，所以不能僭越。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对孔子而言，他不能够随意在大街上徒行，这是礼制。孔子虽然现在不做大夫了，但依然是有大夫身份的人，出门坐车是礼制的规定，车再破也不能卖掉做棺椁，这是孔子的底线。
曾经有人批评孔子，说他表面上对颜回的去世那么难过，却不肯把车贡献出来给颜回做棺椁。但我们要能理解，难过是情绪上的真感情，而遵守礼制不仅仅是为了孔子自己，也是为了颜回。孔子不能让颜回生前无过，身后犯错，作为老师，不能为他破坏了礼制。
王阳明讲过什么叫作良知。良知是不是意味着你不能哭，不能有喜怒哀乐？当然不是。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传习录》里讲过，一个孩子生了病，父母忧心如焚，每天吃不下饭，做不了事。王阳明写信说，孩子生病了，父母心里难过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太过分，就是有私意了。因为内心的私意太旺盛，你才会把难过的情绪无限放大。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个人可以有喜怒哀乐，但都应当是适度的。这虽然很难，但要能做到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颜回离世，孔子说他“不幸短命死矣”。“命”字有什么含义呢？颜回四十一岁就离开人间，孔子认为这是颜回的命，是天命之所归，虽然难过，却也不需要悲痛欲绝。有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也谈到对生命的自然态度，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要有理、有智、有节，这样才能恰当地处理那些令人悲伤的事。
孔子的内心再悲伤，也不能因此而僭越，破坏礼制的规定。如果他真的答应了颜路，对颜回而言未必是好事。
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对颜回的不舍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噫”是一个感叹词，在今河南、山东一带，还有这样的口音，类似于“哎呀”“哎哟”。
颜回去世之后，孔子发出感慨：“噫，老天爷这是要我的命！要我的命！”孔子说这句话时是非常痛心的，这是一个老人家发自内心的感慨。
当时的孔子七十一岁，已经行将就木了。孔子为什么会认为颜回死了是老天爷要他的命？
我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颜回是孔子的衣钵传人。孔子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他说“吾未见好学者如颜回也”，没有一个人像颜回这么好学。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做到“三月不违仁”的，也只有颜回。
孔子是一心想把衣钵传给颜回的，甚至跟子贡说，“吾与女弗如也”，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都不如颜回。然而，这位理想衣钵传人在孔子还在世的时候走了。
第二，孔子把颜回当作学问上的知己。这种感受也容易理解。比如，当我们对别人说了一个观点，马上就被对方质疑的时候，即便我们最后把这件事解释清楚了，依然觉得对方不是自己的知己。对于很多学生的提问，孔子虽然可以解释明白，但他只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学生，因为对方并不愿意思考，只是让他给出答案。
那什么是知己？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伯牙弹完了琴，钟子期听了，不会问“你在弹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如果这么问，那钟子期只是一名普通的听众而已。钟子期能轻易地听出曲子的高妙之处，听出哪段“峨峨兮若泰山”，哪段“洋洋兮若江河”，这就叫作知己。
孔子说“回也不愚”“无所不说”，代表孔子把颜回当作学问上难得的知己。如今知己走了，孔子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正如俞伯牙、钟子期分别之后，因为没有知音，伯牙就不再弹琴了。
第三，因为孔子把颜回当成孩子，对颜回视如己出。师生俩的年龄相差了整整三十岁，正好是父子之间的距离。在《论语》中，孔鲤只出现了几次，面目并不太清晰，言语也不多，我们并不知道孔鲤和孔子之间的情感状态如何，但是，我们能从很多描述中看出孔子对颜回的“父子之情”。
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他的衣钵传人、学问知己、视如己出的孩子先他而去。孔子的痛，锥心刺骨。
子哭之恸：颜回去世后，孔子的悲痛之情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回去世以后，“子哭之恸”。恸字，是竖心旁加“动”，义为心内大动。“恸”这个字比“哀”的程度更高。一个人难过、哭泣，叫作“哀”；一个人放声大哭、捶胸顿足，叫作“恸”。
孔子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要克制。所以，当孔子为颜回“哭之恸”的时候，服侍孔子的学生说：“老师，你难过得有点过度了，你已经到了大恸的状态。”
孔子说：“真的吗？我真的难过得过分了吗？”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注意《论语》中出现“夫人”的时候，很少是当作名词“夫人”来解释的。“夫”念fú，“夫人”就是“这个人”的意思。“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的意思是，不为这样的人难过，我还为谁难过呢？
人这一辈子，能够放声痛哭的机会也没那么多，像孔子这种修养极高的人，哪怕多次陷入绝境，都能表现得那么冷静——政敌打击他的时候，他没有哭；绝粮于陈、蔡的时候，他没有哭；被别人围住要杀死他的时候，他没有哭；桓魋推倒了树，想要砸死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哭；连他的儿子去世，在《论语》中都没有记载过他有极大的悲痛。
孔子这样一个修养深厚的老人家，在此刻说：不为颜回这样的人悲痛，还要为谁悲痛呢？既然人这一辈子能够放声痛哭的机会不多，那么为颜回而哭，就是孔子的选择。孔子觉得，就算是极度悲痛，就算是超过了“哀而不伤”的标准，为了颜回也是应该的。
予不得视犹子也：为什么孔子不想厚葬颜回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的很多学生已经很有权势了，比如子贡、子路，他们希望能够厚葬颜回。
前文我们讲过，颜回去世后连棺椁都置办不起，因为那时候，颜回的同学都没来得及赶回来奔丧。
在古代，交通不便利，信息传递也很慢，当颜回去世后，其他学生知道消息，再从各地回到鲁国奔丧，需要很长的时间。
比如子贡很有钱，他愿意出钱厚葬颜回，但孔子说“不可”，他不同意。
一是因为颜回本身就是平民，家境不富裕，为什么非要厚葬他，为什么非要折腾这个已经去世的人呢？
二是孔子把颜回视为儿子。他为自己的儿子操办丧事，也是一切从简，对于颜回，他希望一视同仁。
孔子不同意，结果学生们还是厚葬了颜回。
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这句话是孔子说给颜回听的。孔子的意思是：“颜回啊，你把我当作父亲看待，我也很想把你当作儿子看待，但是我做不了主。不是我要厚葬你，是那些家伙非得这样做。”
如果孔子把颜回当成儿子，那丧礼的规格就应该同孔鲤一样，这才是他作为父亲的决策。
这句话可能是孔子含泪说的，但他未必是真的责备那些操办丧事的学生。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孔子觉得学生们尽到了同学的义务，但从礼制的角度，孔子觉得不应该厚葬颜回，而且从情感的角度，他也希望简单操办，这符合他对儿子的葬礼规制。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为什么要以人为本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如果将子路与颜回放在一起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对子路是真的不客气，经常直截了当、毫不留情地批评他，用现在的话，叫“硬㨃”。此节中批评子路的话，还成了名言。
在当下，很多人虽然会祭祀祖先，但并不相信鬼神；很多人进庙烧香，去道观里跪拜，都是带着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希望借助某些神秘的力量，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出门保平安、早生贵子、事业顺利等。我们如今几乎不再对某个神有彻底的崇拜，跟孔子在此节说的两句话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子路问了孔子一个高级的问题，他问：“该如何对待鬼神之事？”
孔之“硬㨃”回去了一句话，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意思是，连人的事情你都没有搞明白，还研究什么关于鬼的事情啊？世界上有这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那么多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你却偏要想着鬼神那点事。
被孔子“㨃”回去之后，子路又说，那不问鬼神，问死是怎么回事行不行？人死以后往哪儿去了？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你知道怎么活吗？连怎么好好活着都没有研究透，研究死了之后的事干什么？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两句话非常有名，对我们对鬼神、对生死的看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句话最积极的作用，在于让我们不迷信，不对那些装神弄鬼的事情感兴趣。
如果你读过《宋徽宗》这本书，就能了解宋徽宗为什么做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宋徽宗相信祥瑞，只要有人说某个地方有灵芝，某个地方有仙人，某个地方有白鹤出现，他就会特别兴奋。有一次，宋徽宗说自己看到仙人了，旁边的大臣附议道“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所有人一起说假话来哄皇帝开心。当一个皇帝真的迷信这些异端邪说时，国家就会出现问题。
在《论大战略》这本书中，讲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腓力二世打仗的情形。腓力二世迷信上帝，在他的概念里，只要对上帝忠诚，上帝就会帮他，所以他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永远有对付不完的敌人，他只能被上帝考验。而伊丽莎白一世并不怎么相信神，所以她是用现实的问题来考验神的，她只看现实中的臣民过得好不好，看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实用主义的态度。
以上是我们理解的这句话中的积极的一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完全不考虑生死之事，只关注实用的东西，对看不到的事物完全不在乎，真的有益处吗？
中国古代的学问，主要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修养，怎样与人相处，如何事君，如何奉父……这都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人对于原子、电子、天气现象、地震等关注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这些是肉眼不可见的，是虚的。而大量的科学进步，都是基于对这些“不可见”事物的研究。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句话，那么孔子有可能打击了子路的好奇心。
以上是对这两句话所持有的不同的理解和态度。
不得其死：孔子对子路的预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节一语成谶。
此节描述了闵子骞、子路、冉有、子贡几个学生在孔子周围侍奉着的场景。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闵子骞在孔子的身旁，恭恭敬敬的样子。
“子路，行行（hàng hàng）如也”，“行行如也”是刚强的样子。大概是当大家围坐在一起轻松地聊天时，子路却站在旁边，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几乎全程追随，充当着孔子保镖的角色，也许是性格使然，他永远都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总是“劲儿劲儿的”。
“冉有、子贡，侃侃如也”，“侃侃”是轻松自在的样子，有个词语叫作“侃侃而谈”，指随意、不拘谨地说话，冉有和子贡都是善于说话的人。
以上的场景描述，直观地表现出了孔子几位学生的性格：闵子骞是非常庄重得体、严肃恭敬的样子；冉有、子贡是从容不迫、轻松自如的样子；而子路既不严肃，又不放松，是一种紧张、放松不下来的状态，似乎永远“拧着劲儿”。
我分析，子路的这种状态与童年的经历有关。我身边也有一些类似的朋友，有的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紧绷着的，做事情容易使特别大的劲儿。有位朋友每次喝矿泉水，都要把瓶子吸扁，我总是惊讶于他到底是用多大的劲儿在喝水。我想，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一定是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让他长大以后也无法放松，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子路年轻的时候遭遇过什么，我们并不了解，但我们可以推测，子路童年的际遇并不好。哪怕如今已经年长，他也总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似乎要打架的样子。
看到自己的四个学生迥然不同的样子，孔子乐了，开了一句玩笑，说：“像子路这个样子，最后怕是会死得很惨。”
我相信这是孔子在开玩笑，孔子虽然总爱批评子路，但他是很喜欢子路的。
《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叫作“强梁者不得其死”，与孔子说的话意思类似。孔子与老子虽然分别代表儒家和道家，但他们都是老人家。老人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感受到“阈下信息”。
什么叫阈下信息？比如，孔子并不是相士，也不会算命，但他会看人。当他看到一个人，可能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时，他不能分明地指出到底是哪里不对，但是他能感觉到。这种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的感觉，就叫作阈下信息。
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阈下信息。我们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当我们用目光扫视的时候，只能看到目之所及的东西；能够进入我们意识当中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信息进入了潜意识，我们无法看见。这些进入潜意识的，就是阈下信息。
有智慧、有人生经验的人，尤其是经历过许多事情的老人家，最擅长捕捉阈下信息。
“樊登读书”团队的一个伙伴有一次回家看望他年逾八十的奶奶，虽然好久没见，但奶奶一见他就说：“孩子，你最近太累了，你太要强，这辈子都得受累。”
听完，他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奶奶虽然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不闻外界之事，但只一眼就能看出孙儿的症结所在，这就是老人家的智慧。
孔子当时随口说了一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料竟然一语成谶。最后，子路在卫国打仗的时候丧生。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子路没有听从孔子的劝告，在卫国内乱的时候冒死进入卫国，最后被一群人围住，剁成了肉酱。从那以后，孔子就再也不吃肉酱了。
子路死后，孔子说“天祝予”，意思是，老天爷在诅咒我。
孔子为什么能准确地感应到子路的结局呢？他并不是会看相，只是人生经验丰富。
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到一座寺庙里拜访一位高僧。与高僧聊天的时候，我们请他对我们指点一二。高僧指着我说“你性格很好，没有问题”，对一个同学说“你朋友多，没问题”，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你麻烦事多，整天跟人吵架”。
我们当时是第一次去拜访，高僧却一下子就能看出谁是什么性格。这当然不是迷信，更不是算命。我请教高僧是如何看出来的，他说：“看你们走路的样子就看出来了。”对于这位高僧而言，他能够敏感地接收阈下信息。如同一些老警察，他们见多了各类罪犯，对犯罪分子有着敏锐的嗅觉。
关于阈下信息，亟待心理学再去发掘研究，把阈下信息更多地开拓出来。
在这段话中，孔子的学生们状态各不相同，也许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如何调整自己面对生活的状态。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活得这么紧张呢？如果你活得过分认真、严肃，总是绷紧了神经，在这种状态下，你对待整个世界就会是强硬的。
但我们如果能像冉有、子贡一样“侃侃如也”，轻松地、平等地与人沟通，不再急匆匆，不再与人吵架，不再和世界对抗，那么肯定会越活越开心，因为整个世界也会温柔地对待你。
举两个最常见的小例子，有时候我们急匆匆地想脱掉身上的毛衣，但越着急，反而越脱不下来；有的人每天起床时，是腾地蹦起来，几乎要调动全身的肌肉。连脱衣服、起床这样简单的事情，当你处于紧绷着的状态时，都无法轻易地做好，何况其他复杂的事情。
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能够让自己保持放松的状态，让肌肉松弛下来，也许事情的走向就大不一样了。人的精力就像弹簧，如果绷得太紧，超过了极限，总是像子路一样“行行如也”，那人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危险的。
言必有中：学会有效而恰当地提出反对意见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里很有名的一句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夸奖一个人话说得并不多，但每次都说到点上。
关于这段对话，有一个背景故事。长府是鲁昭公的一个“据点”，可能是用来存放兵器和货物的地方，有时候鲁昭公会到那儿去休息。鲁昭公曾经以长府为据点，展开过一次对季氏的讨伐。
鲁国被三桓长久把持，其中季氏最大。鲁昭公想励精图治，带着兵讨伐季氏，就是从长府出发的。鲁昭公讨伐失败，反倒被人给赶走了，逃到晋国，最后也死在晋国。
“鲁人为长府”，就是鲁人打算要重修长府。
这里的鲁人没有特指，人们对此有三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鲁昭公要重修长府，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发生在鲁昭公攻打季氏之前。假设如此，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长府本来就挺好的，为什么非要重修？闵子骞是在委婉地劝鲁昭公，不要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认同闵子骞的观点，并认为他很会说话。闵子骞以小事反映大事，用不要去翻修长府这件事，来劝鲁昭公不要掀起战争。
另外两种解读，鲁人是季氏。鲁昭公已经被季氏赶走了，季氏决定翻修长府。一种可能性是季氏想把这里改造得没有攻击性和防卫能力，让此地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用途。如果这样理解，“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的意思就是，你们何必着急改动，国君都已经被赶走了，还要做这样多此一举的事情吗？
另一种可能，季氏重修长府的目的是遮掩这次战争，擦干血迹，假装没发生，让大家遗忘他把国君赶走的事实。闵子骞说，既然发生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放在那儿当个历史教训，让大家看到不也挺好的吗？
我们不知道史实，仅凭只言片语推测，至少能够推导出这三种不同的剧情。而这三种不同的剧情，又都可以对应闵子骞所说的这一句玄妙的话。
孔子认同闵子骞说的“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无论出于三种解读中的哪一种，闵子骞对鲁人要重修长府这件事都不赞同。孔子认为闵子骞的政治观点很正确，“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很欣赏闵子骞说话的方式。闵子骞并不是直接地批评当政者，而是用反问的方式委婉地表达政治意见，这就是惜字如金、言之有物的闵子骞。这样表达意见，是境界、修养很高的一种表现。
门人不敬子路：领导者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孔子又批评子路了，而且话说得比较狠，导致了让孔子未曾意料的后果。
孔子热爱音乐，崇尚乐教。他给学生上课时，总会让人在一旁弹琴、鼓瑟，作为伴奏，这就叫作“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有一天，可能轮到子路弹琴，但子路对此并不擅长，毕竟他是“野人”出身，早年没有学习过乐器。因为性格刚直，子路弹琴时可能还有刀光剑影、兵器铿锵交错之感，琴音大概很嘈杂，而作为上课时的伴奏，如果不够流畅优美，就容易打断孔子说话。
也许是屡次被铿锵激烈的琴音打断，孔子实在不耐烦了，说：“子路，你这个弹琴的水平，也能够在我门下弹琴？”
孔子是弹琴的高手，他的很多学生也很擅长弹琴，而孔子却当着大家面说子路弹得很糟糕，让子路下不来台。
发生这件事之后，其他学生就开始不尊敬子路。
孔子知道了，内心有点不安。孔子是一个很有良知的人，也很善于自我反省，何况他内心是很爱子路的，于是出来打圆场，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这里衍生出了一个成语，叫登堂入室，是形容一个人的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到了很高的境界。这个成语很形象，“登堂”是指一个人已经走入了院子，进到了客厅；“入室”就是真正进入了内室，掌握了要领。
孔子解释说，子路弹琴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他已经算得上是登堂了，只是还没有入室而已。孔子是在给子路找补，他一方面指出子路弹琴水平的不足，另一方面肯定子路弹琴的水平还可以，只是没有达到“入室”的境界。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门人不敬子路？因为当时孔子的门人众多，性格、水平、修养参差不齐。如果当时孔子身边只有七十二贤人，如子贡、颜回、冉有等，学生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孔子再怎么打趣子路都没关系。但是，当门人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弟子三千”的程度时，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出身、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孔子再不留情面地打趣子路，难免会有学生把老师的话当真，不尊敬子路。
这件事情提醒了孔子，同时也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做老师还是做领导，都要小心自己权威性的发言，要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传播出去会产生怎样不可预计的“化学反应”。
作为领导，也许你的出发点只是开一个不痛不痒的玩笑，觉得当事人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产生误解，毕竟层级过多，人数过大，上级领导一表态，到了下面就会层层放大，这就是“乘数效应”。
在现代社会，因为有媒体，领导们可以对着摄像机直接说话，免去了层层传达的弊病。但在孔子那样的年代，当孔子身边的人一层一层地把老师的意思传出去时，门人就会曲解老师的意思。
因此，作为老师也要格外小心自己的言语。有的校园霸凌跟老师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所谓霸凌，并不一定是被殴打，也可能是被同学们孤立。当所有人都开始孤立某个学生，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甚至鄙夷他时，会给他的心理上造成多大的伤害？而追根溯源，大量的孤立事件都是跟老师的发言有关的，当老师不断地指责、挖苦某个孩子时，其他学生自然会看不起他。
总之，当你拥有了某些权威性的身份时，一定要谨慎说话，因为每一句不当的语言，都可能经过层层的传播，变成伤人的利器。
好在孔子意识到了这一点，赶紧进行弥补，说子路已经登堂了，只是尚未入室而已。孔子的表态，会让子路重新获得大家的尊敬。
过犹不及：努力做到中庸之道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这是非常有名的对话，体现了孔子的哲学高度。
“过犹不及”是孔子对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中庸之道的核心。
我们理解它的来源，是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这两个人谁更好一点？”
子张叫颛孙师，子夏叫卜商，师和商都是他们的名。子贡比他们入门早，比他们两人年长，所以能够直接称他们的名。这两人等于是年轻一辈的新秀，也就是后起之秀。
孔子说：“师性子急，做事肯使劲，但用力过大；商是一个慢性子，不太刻苦，需要别人带动，没有那么主动积极。”在孔子看来，两个人一个“过”，一个“不及”。
我们区分一下“过”和“不及”。比如说学习，肯定是个好事。“不及”的状态就是对于学习这件事没有那么积极，需要学就学一点，不需要就不学。“过”的状态是爱学习爱到盲从，别人讲什么自己都轻信，别人让自己喊口号就喊，别人让自己交钱就交，这就类似于被洗脑了。我见过有的人说，创业成功了以后，突然发现学习很重要，一年挣的钱全都交了学费。一年花几百万元去上各种各样的学，学到最后公司倒闭了。
比如说努力，这当然是优点。“不及”就是不努力，毫不进取；“过”则是进取到不择手段，aggressive（好斗的）到不择手段。
以上就是“过”和“不及”这两个状态的解释。子贡问：“师是不是更好一点？”子张属于“过”，就是更努力、更使劲。子曰：“过犹不及。”也就是说，过和不及一样，都是有问题的，无法简单地衡量哪个更好。
既然这两个都不够好，那好的地方在哪里？在中间，要追求合适。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去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度，做什么事都能合乎“度”。
生活没有趣味，当然不合适；玩物丧志，也不合适。对孩子特别好，没有问题；好到溺爱，肯定不行；整天批评教育他，也不行。所以要找到一个中间、合适的度。
这种“合适”，有个成语叫恰如其分，人们很难掌控，当然也没有绝对的“中庸”。但正是因为很难掌控，都在追求这种处世境界，反而有趣味。如果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都恰好掌控、丝毫不差，那便少了很多巧合、拼搏和趣味，生活就变成了公式，也就太无趣了。
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摸索、不断地调整，尽量地靠近中轴线。在中轴线左右来回地摇摆，一会儿过，一会儿不及，尽量把过和不及的幅度不断地减小，最终活到中庸之道，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达到了。
鸣鼓而攻之：经营关系也要有原则，不能结党营私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我们讲过颜回、子路、子贡，此时登场的人是冉有，就是冉求。
这次孔子很生气。
孔子对“季氏富于周公”这件事看不惯。周天子统御各诸侯国，虽然当时周天子对下边各个国家的控制力严重下降，但是大义名分仍然在。虽然没指出周公是谁，但季氏只是鲁国的一个贵族，其不但比鲁公富，还比周公富，就已经是僭越得不像样了。
季氏请了冉求做他们的宰，请他做宰的目的是管好自己家族的事，比如收税、征兵等事情。冉求是一个能干的人，具有很高的管理才能，孔子给过他很高的评价。他还特别善于挣钱，“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帮季氏收更多的税，让他更富裕。对此，孔子非常生气。
孔子说：“这个家伙不是我的学生，大家可以敲锣打鼓地去找他算账。”甚至有人讲，孔子让大家去揍他，把他赶出师门，再也不要理他了。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想法肯定不对。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越有钱的地方越能聚集财富。没钱的人连本钱都没有，还怎么挣钱。
从今天现实来看，也是这个情况，有钱的人资产更稳定。比如一个人有了大量资产以后，可以购入很多反脆弱的配置，比如黄金、五星级酒店、游轮、地产、石油等。这样一来，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都不用担心。油价跌了，还有运输产业支持；房价跌了，自己还有黄金。反脆弱的配置能力很强，所以他的资产越来越稳定，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必然会有不菲的投资回报。这就是马太效应成立的重要原因，有资产者可调用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以规避风险、获取收益。
当然，看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出发，要考虑得更加全面一些。孔子可能认为，冉求使得季氏的野心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不能明辨是非，不够正直。冉求也许有点无奈，他被聘为季氏之宰，肯定要在不作奸犯科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体现自我价值。
按理说，冉求是孔子最有出息的学生之一，能够做到这么大的官，在任表现也非常优异，孔子应该高兴。但是我们能看到，孔子对冉求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甚至说这样的冉求不配做自己的弟子。这是因为孔子遵循自己的原则：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如果孔子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则，他不高兴的时候最起码可以做到不说话，也不应该跟冉求撕破脸。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虽然在孔门是一家人，都在努力地学习，但是做错了事，该骂就要骂，该把谁赶出去就要赶出去。这就是孔子做人的原则。
实际上，孔子与冉求的师徒关系很不错。孔子并没有与冉求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不断地引导冉求改正自己的问题。冉求也没有因为孔子的批评而怀恨在心。孔子晚年时，在冉求的斡旋之下被请回鲁国，之后冉求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孔子。孔子也问过冉求上朝都听了些什么，从冉求那里获得了高层的很多信息。可见师徒二人都是正人君子，这个故事能从侧面反映出二人的良好品行。
我国社会历来忌讳结党营私。宋朝的时候，皇帝一听说谁跟谁是一党就非常生气。有人举报欧阳修跟范仲淹是一党，两个人都在互相写信议事，关系搞得很近。范仲淹出什么事，欧阳修就保他；范仲淹当了大官，就要提拔欧阳修。皇帝问欧阳修，到底是不是这样。欧阳修说是，他们是一党。这多吓人！
欧阳修说他们结成的是君子党，党也分君子党和小人党。小人党在一起沆瀣一气，谋的是私利，最后分赃不均，一定会闹起来，为了一己之私利，可以牺牲天下人。君子党基于彼此认同的价值观，愿意为国家做事。君子团结起来在一起做事，如果对方违背了君子之道，就立刻跟他划清界限。因为君子之党，不为私利，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欧阳修跟皇帝解释这件事，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区别。皇帝也接纳了，并没有对他治罪。
团结在一起，本身没有错。一个组织、一家公司，如果高层规定不要结党，大家互相不见面、互相不聚餐，完全没有任何私交，那怎么可能把一件艰难困苦的事干起来？
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把握原则。正如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如果只是为了谋取私利找个靠山，那就变成了小人党。孔子如果在晚年把冉求当作靠山，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孔子能够义正词严地批评冉求，代表了他人生的底线和操守。
柴也愚：用成长性思维辩证地看待人的缺点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以上四句话，定性了四个人的缺点。
“樊登读书”所提倡的成长性思维，认为人生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在以上的这句话中，由于老师久负盛名，可能是平常随口这么一说的点评，就被别人记下来了。记下来还写在《论语》里，导致两千五百年来，人们对这四人的印象很固化。
高柴叫子羔，被认为愚笨；曾参就是曾子，得到的评价是迟钝，学东西慢；颛孙师就是子张，他的特点是偏激、易怒，容易跟别人闹矛盾；子路的特点是莽撞、鲁莽。孔子给这四个学生的问题，各用一个字做了评价。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是孔子在什么情况下说的，甚至是不是孔子的原话，毕竟这句话中并没有出现“子曰”。这句话的称呼中，用的都是人名，依照常识应该是年长者称呼晚辈，所以也有可能是孔子年长的学生给这四个人的定性评价。
老师指出学生性格上的缺点，是一个好的教育方法吗？我们是否愿意让老师用一个字来评价和概括自己，或者主动去请老师用一个字说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种简化的方法，当作娱乐、游戏还可以，如果真把这样的评价当真实情况定性，就非常不科学、不严谨，打破了我们一直提倡的成长性思维。
老师指出学生性格上的缺点，带来了如下的问题。第一，会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是当子路和莽撞关联之后，子路做什么事，在别人看来都是莽撞。第二，会给学生带来心理暗示，学生被权威点评为“愚笨”，他就容易给自己做心理暗示，认定自己很笨。但如果换成成长性思维，就会知道人是可以通过不断地刻意练习改变的，可以变得更加优秀。就算是性格很难改，也要相信性格有弱点的人一样可以成才。
有一本书叫《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在这本书中，作者分析了很多人认为不是优点的内向性格，其实也能带来成功，内向也能带来潜力。比如，自闭症肯定不好，但自闭症的人对数字、图案、音乐敏感，这些就是天赋。
所以，即便你被老师批评有某种性格弱点，也不要形成刻板印象，不要给自己形成心理暗示，要学会与自己的缺点和谐相处，慢慢地改掉缺点。即便改不掉，也不影响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借《论语》中的句子，我们在此简要引申一下“樊登读书”推崇的教育方法。
孔子曾经与曾参打过哑谜，说：“吾道一以贯之。”
曾参说：“唯。”
孔子走了以后，别人问曾参：“何谓也？”
曾参说：“忠恕而已矣！”
他认为忠和恕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核心所在。
后来很多人就评价，说曾参浪费了一次大好的机会，为什么当时不再请教一下孔子，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而是靠自己去猜？
曾参猜的“忠恕而已”肯定不对，忠和恕是外在的表现。如果用这个作为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肯定不是孔子的境界。可惜，曾参没有给孔子机会详细论述。
由此可见，“参也鲁”这个缺点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因为他反应迟钝，才浪费了这么一个好机会。
赐不受命：适合创业的人具备哪些特点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讲颜回和子贡的区别。他说颜回“其庶乎”。关于“其庶乎”有一种解释是他的德行修养真的已经很好了，“庶”是富裕的意思。颜回肯定不是物质富裕，因为他没有钱。孔子说颜回的德行修养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界，已经非常好了，可惜的是“屡空”，两手空空，家里一贫如洗。
“赐”是端木赐，就是子贡。“不受命”说的是他不安分，虽然出身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断地折腾、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业。关于“货殖焉”，在《史记》中有《货殖列传》，专门讲商人的故事。子贡爱折腾，整天做买卖。“亿则屡中”，“亿”通“臆”，是猜测、臆想的意思，每次一猜就能中。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人，孔子也不做生意，便把这些做生意的策略看作猜测，如同赌博、押宝、看涨看跌。经济繁荣稳定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做生意不是靠猜测的，也不是低级的事情。做生意是反脆弱，要能够找到非对称交易的机会，并下重注在其上赚钱。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注重农耕的社会，只有极个别人能掌握赚钱的原理和方法。
孔子认为子贡是运气好，总能猜对，而颜回总是猜不对，令他十分感慨。
关于“其庶乎”，李零教授认为“庶”写错了。古代人写竹简写错，“庶”应该是“度”，念duó，就是猜的意思。
如果按照这个发音，这两句话就对仗起来了。“度乎屡空”正好对应“亿则屡中”，“屡空”和“屡中”，一个总猜不准，一个一猜就对，这样解释也讲得通。
《穿越寒冬》这本书讲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不一定打工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创业。打工的时候要想创业，最好的方法是不停地折腾。只有闲不下来，遇到事情喜欢反着想，创新而不守旧，尝试用不同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的人，才是比较适合创业的。子贡就是这类人，看到孔子做什么事，都喜欢研究、琢磨、反着问，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去探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答案。
但是颜回不同，孔子说完，他就不再问了，自己琢磨、消化，总是在继承孔子的思路。颜回是一个很好的继承者，子贡是一个很好的创新者。创新者更容易创业成功。
如果愿意过安贫乐道的日子，愿意用读书、喝酒、弹琴度过自己的人生岁月，就学颜回。愿意折腾、创新，愿意增加社会就业率，用创业改变命运，就学习子贡。子贡天生是个穷小子，但他不安于现状，努力地学习、折腾，所以最后“亿则屡中”。
不践迹：走别人老路，最终可能无路可走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有的古本中，将本节和上一节连在一起。孔子评价完颜回和子贡以后，子张问善人之道。
善人的境界可能接近于仁者，因而也可以理解为子张问仁。善人之道以上的境界是圣人之道。几乎没有当世之人到达圣人之道，因而子张不问圣人之道，而是问怎么能够到达比圣人低一点的善人的境界。
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践迹”，踩前人的脚印。孔子说不随大溜，不按照风俗来走，并不是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不要跟别人走到同样的屋子里去，从字面上理解是这样的意思。
后人对这两句话，有特别多不同的解释。
有一种解释是孔子赞同践迹，那赞同践迹的好处是什么？如果不践迹，就进不了房子，无法登堂入室。如果你想做一个善人，最好是学着其他的善人怎么走，其他的善人怎么做，踩着他们的脚印，慢慢地就走到善人的境界上去了。
另一种解释是善人是不践迹的。不践迹是一个好事，能够创新、不随大溜。如果整个社会随大溜，就会出现很多糟糕的事。这叫平凡之恶，像一个俗人一样跟别人争执，像一个俗人一样追求金钱，像一个俗人一样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些世俗的手法，不要学它，就是不践迹。但是这种状态也不算特别高级，没有到达圣人的境界，“入于室”代表孔子心目中的更高的圣人境界。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我的理解是，孔子提醒我们要能够学会打破一些凡俗的套路，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不需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得一样的归宿。
如果大家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走一样的路径，得到同样的成果，就像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这么简单就能达到，还是善人吗？我们可曾见过成长路径一样的善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很难走别人的路子。这跟创业一样，别人创业成功了，你按照他的路子走，却很难成功。你需要有一点特立独行，需要有自己的操守和坚持。
论笃是与：怎样分辨结交之人的品行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论笃”，言辞恳切的样子；“笃行”就是非常认真、忠厚、诚实。“论笃是与”，“与”是赞许的意思。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言行恳切、很诚实，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你要分清楚这个人是君子，还是色庄者。“色庄者”，就是装模作样的人，他是假装出来的。君子则是发自内心地真的论笃，而不是一个伪君子。
《雍正王朝》中的八王爷，演员演得很好，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八王爷和九王爷、十王爷明显不一样，九王爷、十王爷一看就是反派分子。八王爷每次出场，讲话都看着像好人，说的话非常在理，也替对方考虑，跟其他人关系处得很好，在江湖上人称八贤王，所有人都喜欢跟他结交。
但是从雍正的角度来看，八王爷是最坏的，是潜藏在人群中的幕后大主谋。这样的人用孔子的词语描绘，就叫“色庄者”。他们着重于装扮自己，让自己的外在完全符合论笃的状态，但是本质上并不是论笃的人。
人不好考察分辨，因为人性是很复杂的。很多人看外在表现都挺好，但是你很难分辨其本性是好是坏，是君子乎还是色庄者乎。怎么搞清楚，孔子也说过评判方法：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要考察一个人，看他做事是凭什么来做的，看他的出发点是什么，看他最乐于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把这些搞清楚了，一个人怎么能够隐藏本质？从而能够看清他到底是为名、为利，还是为国、为民。
把这两句结合起来，其实就是评判人、识别人的一种方法。
闻斯行诸：学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学习和行事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段话中，出现了一个词“退之”，韩愈字退之，就出自这里。
这一段，孔子回答两个学生提出的同一个问题，给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因材施教”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子路问：“我听到了一个道理，是不是应该立刻去做？”此处关于是什么道理，并没有说，可以泛指各种各样的事。
孔子说：“你家里还有父亲和哥哥，怎么能听了就去做呢？应该问问他们的建议和想法。”别人叫你拼命，你就出门去拼命，有没有想过家中父兄同意不同意。“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三年不能改其道，现在父兄健在，怎么可以听到道理就行动呢？要先跟他们沟通。
冉有也找孔子问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猜想一下，在孔子的学生中，有段时间可能流行探讨学习力和行动力的关系，大家各执一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见解和学习方法。有一种学习方法是听了以后就去做，做完遇到困难，再回来想。另一种学习方法是听了以后先别做，等思虑周全以后再去做。这都是可以探讨的教育话题，可能长时间讨论都没有统一思想，便向孔子求教。
当冉有问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说：“听到道理要赶紧去做，付诸行动。”
孔子的学生公西华，名赤，了解到这个事情，就有点不理解，便跟孔子说：“子路问的时候，你说有父兄在，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冉有来问，你说觉得有道理就去做。我很疑惑，所以大胆地请教老师，到底‘闻斯行诸’该怎么做？”
孔子给他解释，冉有想得过多而可能行事比较保守，做事缺乏决断，这种总是犹豫、退缩的人，需要给他加把劲，把他往前推。子路的胆子大，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勇武、莽撞，他一天到晚惹的祸就不少了，得要让他冷静一点。
孔子面对两个人同样的提问，给出的答案完全不一样，这便是因材施教。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被教育者的参与度问题。
所有的教育到最后能够有效果，一定是被教育者有了高度的参与，被教育者身上产生了应激，他自己加入了思考、加入了实践、加入了反思、加入了批判性思维。否则，即便有人把《论语》从头到尾全部背下、理解通透，但丝毫不用在自己身上，不做反思，也不做批判，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毫无益处。
我在“樊登读书”App上讲书，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每次讲完一本书之后，就有很多同学提问。有的提问让我很高兴，我就愿意回答，但有的提问，很明显就是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动脑子，把问题赶紧提出来，甚至还特意用挑衅、抨击的口气，如“你看，讲错了吧”“你这个不对吧”“你讲的矛盾了”。
比如讲销售的一本书《销售就是要玩转情商》，里面讲到跟客户谈判的时候，永远不要先说价格，甚至客户忍不住问价格的时候，都要摁下不说，一定要等到最后差不多有把握的时候再说。
另一本讲销售的书《销售洗脑》，里面提到，客户进来看商品，你要让他知道价格。他如果没有做这个预算，可能就不要，如果有预算还愿意接着谈，成交率就很高。
很多人说，樊老师出错了，这前后讲的不一样。两本书的作者不一样，研究理论和侧重点也不同，讲的必然也不一样。这些我们都应该分享，每本书各有各的观点，全都呈现出来给读者自己思考。另外，其实只要稍微做一下思考，就能理解其中的不同。
《销售就是要玩转情商》针对的是大客户销售，讲的是To B的方法；《销售洗脑》讲的是To C的方法，研究的是对个人的销售。这两个行为的销售成本、销售周期、销售场景，投入的成本、资源，完全不一样，所以方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学习者如果愿意动一下脑子，有一点参与度，认为有矛盾的时候，自己想想看，琢磨一下，收获会更大。要能够自己主动地解决矛盾，而这个思考的过程，就叫作被教育者的参与度。反过来，如果被教育者没有参与度，那么孔子说的所有话几乎都可以被看作错的，因为《论语》是“片面”的、语录式的、一言以蔽之的文字，总能被找出反例来。
核心在于，我们到底想学好还是想学坏。要想学坏，就往坏的方向想、往坏的方向用，把劲使在错误的方向上。但如果想学好，就要思考一下这句话对自己有什么用，如何让好的思想在自己身上起作用。
孔子讲“学而时习之”，学了以后要去用，要不断地打磨、不断地反思，才能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是学习和做事情的方法。所以当老师说出了一些东西，你觉得有矛盾、有些奇怪的时候，不排除老师有可能是说错了，但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参与一下、思考一下、内化一下，也许就能悟出其中的奥妙。
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教育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故事有印象，这是《论语》中有关教育学的很棒的一段话。
子畏于匡：偶尔要用人生难料的心态来直面困境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与学生周游列国，经过匡地的时候，被当地人团团围住，抓了起来。
这一段是很著名的典故。当时有一个人叫阳虎，是季氏的一个家臣，后来反叛了季氏，是《论语》中著名的大反派。孔子和阳虎长得特别像，都很高，浓眉大眼。阳虎曾经欺压过匡地的人，所以当孔子路过匡地的时候，大家以为阳虎来了，把孔子围起来，要打他、要杀他。
虽然孔子他们百般解释，但依然沟通不顺畅，场面还是乱得一塌糊涂，有生命危险，最后好不容易逃了出来。颜渊，也就是颜回，在后面掩护，不见了。
孔子很着急，担心颜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颜回从后边赶上来了。孔子说：“颜回，我以为你死了。”颜回这时候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您还在，我怎么敢死？”颜回说的这句话饱含感情，他活着就是要为孔子服务的，哪敢去死。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暖心，有一个人能够全心全意地为自己，这是非常美好的感觉。他们师徒感情之深，我们能够从这段对话中感受得到。
同时我们也会感叹，人生难料。但是人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人的生死是难以预料的。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颜回一直以为自己能够给孔子养老送终，没想到却英年早逝，最后是孔子白发人送黑发人。
所以我们要过好每一天，把眼前的事做好，把每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会快乐很多。
面对人生的很多矛盾，很多想不开的事，这样想想：“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至于那么生气吗？”“如果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我能不能活得开心一点？”思索后，就能好多了。我经常用这样的态度来教导自己。
以道事君：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坚守原则和底线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弒父与君，亦不从也。”
季子然在《论语》中出现得比较少，大概就这一次。季子然是季氏的一个子弟，是贵族的子弟。
他问孔子：“仲由和冉求能不能算作国之栋梁？子路和冉有这两个人是不是大臣？”
孔子与季子然的对话一反常态，让人有点意外的感觉。孔子说：“我以为你问什么奇怪的事，原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问由和求这两个孩子的事情。所谓大臣者，就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曾经提倡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君子儒以弘扬大道为己任，小人儒则以养家糊口为目的。如果一个人做事是为了养家糊口，学道理和文化是为了能够赚那么一点点钱，那就是小人儒。小人儒不能够被称为大臣。大臣要能够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比如孔子，在鲁国做到了大司寇，后来发现道不同，他立刻就走了。又比如孟子，到处推行自己的王道，跟所有人谈仁义治国，遇不到同道中人，他也不会为了混口饭吃而留下。这是要做大臣的人所必须持有的秉性。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两个孩子是具臣。具臣是办事的能手，是处理问题的高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做事麻利、有操守的职业经理人。
听完孔子的回答，季子然问了一句比较阴险的话：“那这些人是不是让他干啥就干啥？”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季氏想找唯命是从的人，能为他们做一切事情的人。
孔子一听不高兴了，你能听出来下面的口气明显严厉了。孔子很了解自己的两个弟子，所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让他们去弑父、弑君，犯上作乱，他们是不可能听从的。
当时，季氏的野心很明显，他们想把鲁君推翻以自立。如果势力再扩大，他们甚至想推翻周王朝。
所以季子然的问题，被孔子立刻就堵回去了。孔子表明知道自己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人都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人，即便到不了圣人的境界，也不会坏到小人的低俗中。
在世上生活，很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去工作，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做人要有基本的底线，违背原则和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做。
何必读书：爱学习的人才更懂读书的意义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说话有时候过于直白，老师听了会生气。
子路做了季氏宰，有权有势。子羔，就是曾被点评为“柴也愚”的高柴，被认为不聪明、笨笨的。有人考证过当时的子羔大概二十四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儒生。
季氏管着一个名为“费”的县，“费”古音念bì，现在山东还有费县。子路为了提携后辈，就想举荐子羔，让他去管费县，当个小领导。
孔子说：“贼夫人之子。”“夫”依然是念fú；“贼”是动词，有损害之义。整句话的意思是，你这是害人家。
子路大大咧咧地说，那里有老百姓，又有土地和谷物，为什么非要守在这里读书学习呢，管好民人社稷不就行了吗？
子路觉得读书的目的是找份好工作。既然好工作都找着了，还读什么书？
在过去的年代，有的家庭让孩子中途退学，去接替爸爸的工作；或者不顾孩子的天性，只想让孩子上个技校、读个中专，以便早点去工作。孩子想上大学，家人说读大学不就是为了找工作吗，既然工作都找好了，待遇这么好，何必读大学。这与子路的思路如出一辙。
其实子路的想法，到今天还没有消亡，依然有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来对待自己的孩子。
孔子根本没有跟子路解释这件事，他直接骂子路“是故恶夫佞者”。“佞者”就是油嘴滑舌、歪理多，什么事情都能辩论一番的人。人们往往讨厌那些喜欢狡辩的人，面对狡辩者会拂袖而去。对孔子而言，他是气坏了。
大家在生活中，平平淡淡、好好说话即可，不用每次说话都慷慨激昂。对一件事情高声辩论，其实也是在调高整个社会的情绪，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整个社会，以那些慷慨激昂的人为楷模，认可那些说话动辄泪水涌在眼眶中，恨不得什么事都关乎生死存亡的人，那就会促使佞者横行。
子路的观点到底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孔子懒于应对？
子路的第一个错误是目光短浅。只看到了当下立刻就能够获得的东西，没有看到长远学习对一个人的改造。
第二个错误是过于实用主义。比如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到工作，忽略了求知本身的乐趣，忽略了提高修养的功用。一个人太过实用主义，就找不到纯粹求知的乐趣。有很多人读了不少书，但工作以后就再也不读了。
第三个错误是他并不识人善用。假如子路举荐了一个真的能够做费宰的人，孔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最怕的是一个人德薄而位尊，本来没有那么高的德行和能力，非被放在一个不匹配的位置，被置身于巨大的风险中，这就是将人放在火上烤。
孔子提醒子路不懂得用人，如果因为跟子羔关系好，想要提拔他，出发点就错了。
子路根本没有给老师解释的机会。如果子路懂得沟通，不这样直接顶撞老师，他可以请孔子接着讲下去，这样孔子就能够跟子路讲出更多的道理。可是子路很佞、刚强，总是直接“㨃”老师，导致他学习的机会也少了很多。
我们要学会少“㨃”老师，多学东西。这里再谈谈我对于学习的看法。
有的人抱有错误的观念，觉得自己不用读书，可以在社会大学毕业；有的人觉得读书不如看人，找人多交流，从人的身上学习，相当于读了万卷书。有一句话叫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这话特别庸俗。能够在生活中见到的人，都跟自己差不多，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地方，想法往往大同小异。虽然旅行能够见到不同地域的人，陌路相逢，语言、文化、见识有很大的差异，但无法深度交流。有人说，那就努力地去认识那些更厉害的人。且不说能不能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就算你认识了这个时代最厉害的人，他也跟你局限在同样的时代。你能够见到的人，跟你存在着同样的偏见，存在着同样的文化背景，都基本上被同样的时代和时空做了筛选。
人们容易被身边最接近的六个人的认知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往往就是自己最接近的一些人的认知水平的平均数，仅此而已。即便你觉得从周围人身上学到了很多，多数也只是简单的重复，仅仅是你在不断地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而你的认知水平不会得到突破。
只有读书，能够让一个人穿越时间去与更多的人交流，和两千多年前的人交流、一千多年前的人交流、五百年前的人交流、三百年前的人交流，还能够穿越空间，与不同地域的人、不同国家的人，展开思想上的交流。
这就是为什么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让孔子不齿。
有一本书《思辨与立场》，里面提醒我们，读书不能只读一个时代的，如果只读先秦，只读孔子、老子，慢慢地，你的说话、风格、做派就被打上了某个时代的烙印。我们不仅要学习《论语》，也需要慢慢地读一读魏、晋、汉、唐、宋、明等时代的书，读一读近现代、国外的作品。
跨越时空，思想才能打开，才能够形成更加丰富的神经元联结，才能够找到更加合适、中允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这便是我对读书的看法。
吾与点也：美好的结果离不开努力的过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段对话很长、很美好，也是在中国美学史上耐人寻味的话题。
这段故事也产生了一个典故，诗词中写“吾与点也”就是出自这里。
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在一起。
曾皙是曾子的父亲，他们的性格截然相反。曾皙是一个非常潇洒自在的人，曾子则是一个非常严谨、老实的人。
孔子说：“我不就是比你们大几岁而已，不要把我太当回事。你们平常总说别人不了解你们，如果你们想让我知道的话，你们觉得我应该知道些什么呢？今天各言己志，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看来孔子这天心情不错，想和学生们聊聊天。
孔子话音刚落，子路就立刻挺身，第一个表达自己的想法：“给我一个千乘之国，这个国家旁边群敌环伺，周围大兵压境，国家里还有饥馑，人民没有饭吃，年成也不好。只要让我管，三年之内，我可以使得这些人有勇气，愿意打仗，内心的刚猛之气能够调动起来，做事也会遵守很多规矩。”在春秋时期，每一辆战车，大概要配备一百个士兵。千乘之国，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光部队就有十万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子路的口气很大，要在三年之内将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强国。
孔子笑了一下，我估计孔子没有笑出声。孔子接着说：“冉求，你呢？”
冉求说：“一个长宽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如果让我管的话，三年，我可以让这个地方的人民富足。至于这个国家中的礼乐，要把这个地方教化得很好的工作，我可能还做不到，需要等到更厉害的人来实现。”冉求一直爱挣钱，为季氏做宰也很善于理财。他自己的理想，也是能够把一个地方变得富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其实很好。
我们猜测，因为孔子对子路的夸大表示不满意，所以冉求就表现得谦虚了一点。冉求说如果是礼乐这些事，自己的能力还达不到，这很可能是谦虚的说法。
孔子没有表态，接着问：“公西华，你怎么样？”
公西华比其他人年轻一些，他说：“我说的不是我现在能做到的事，我只是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学习、去努力。学祭祀、典礼，为两个国家盟会（孔子曾经主持过夹谷之会）制定礼仪，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傧相，或者做一个主持人，把帽子戴得整整齐齐。”
孔子说：“曾皙，你呢？”
精彩的部分来了！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孔子问话，学生应该立刻就答，但是曾皙此刻正在弹琴。这里我们能了解到，孔子和学生聊天的时候，一直伴着曾皙的琴音。
孔子问了问题，曾皙并没有立刻停下手中的事情，而是弹得越来越慢，他要让音乐完美地收尾。最后铿的一声，把琴放下，站起来说：“我跟三位同学说的还不太一样。”
孔子说：“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同也无伤大雅，大家都是随便聊聊各自的志向，你就说吧。”
接下来，有关美学思想的重要论述出现了。
曾皙说：“暮春三月的时候，大地回暖，大家把春天的衣服刚刚穿在身上，开始出行。成年人五六个，带上六七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乡里乡党，或者是知己好友，一起出门到沂河（沂水是山东非常重要的一条河，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洗澡。洗完澡以后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等凉风把身上吹干，我们一路唱着歌回家。这就是我的理想。”
我小时候，有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住在妈妈在华山脚下的老家。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的东头就有一条大河，名字很简单，叫东河。东河很大很宽，是孩子们的乐园。我回农村，心心念念的就是到东河去玩，捉螃蟹，捉小虾米。我不爱钓鱼，但就是捡起石头打水漂，也快乐得不得了，能在那里玩一天。
曾皙的理想，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河里玩，然后吹着风、唱着歌回来。
曾皙说完，孔子觉得找到了共鸣，长叹一声说：“我跟你一样，我的理想也是这样。”
这段对话从一开始，就被子路把节奏给带偏了。本来在轻松的环境之下，孔子想聊点舒服的、开心的，但子路一上来就说打仗、民生社稷之类的事。这些不符合当时轻松的情景，孔子不爱听。直到半沉浸在轻松环境和优美音乐中的曾皙发言，孔子才终于听到让自己满意的答复。曾皙给出了一个田园牧歌、安居乐业、百姓和睦的美学归宿的生活场景，令孔子很欣慰。
孔子希望能够生活得特别美好，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对话结束以后，子路、冉有、公西华走了出来。曾皙留在后边，跟孔子接着聊，说：“这三位同学说的，您觉得怎么样？”因为孔子只表明认同曾皙的说法，并没有说到其他人。
孔子不想多说，说：“这就是每个人随便聊聊志向。”
曾皙问：“您为什么笑子路？”
孔子解释说：“想要治理好邦国，靠的是礼，礼的核心是谦让。子路言语中却一点都不谦虚，所以我才笑他。”
关于礼的核心是让。举个例子，出电梯的时候，女士先请，这是让；吃饭的时候，请老人先动筷子，这是让。
子路说话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孔子才会发笑。在孔子的眼中，没有礼让的态度是无法治国的，子路能够保命就不错了。虽然子路很有能力，能做事，也热心，但子路每天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总是怕孔子不了解自己。当孔子问话的时候，子路第一个站出来回答，永远冲在最前面，想要获得孔子的一点爱、一点关心、一点认可。然而正因为他做什么事都紧张得使太大劲，孔子就认为子路如果能够好好地活到晚年，就已经很好了。谈到治理大国，让一个大国变得强盛，并不是子路的才能所能做到的事情。
曾皙接着说：“那冉求说的事不是国家大事吧？”
因为说国家大事的子路被孔子笑了，所以曾皙接着问冉求。
孔子说：“难道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大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国家吗？”很明显，冉求说的也是国家大事。孔子的意思是，虽然冉求看起来谦虚，但谈论的事情却很大，志向并不小，话语中透露的也不是谦虚谨慎的态度。
曾皙说：“公西华说的祭祀会盟，这样的事应该不是治理国家的事了吧？”曾皙的意思是赤是比较谦虚的。
孔子说：“宗庙会盟并不是寻常的事情，如果不是诸侯，就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这肯定也是邦国大事。”
关于“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有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释：赤说要做一个小相，那谁来做大相呢？在我看来，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这样理解，那就意味着孔子认为公西华能力很强，公西华要做小相，谁也不能做大相。孔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理解，语气转折得不对。
第二种解释：公西华说的小相的小是谦辞，并不是大傧相、小傧相的意思，那个小是“我”做个小小的主持人就好了。孔子的这句话，对公西赤是有批评的态度的。在孔子看来，公西赤认为这样的事都算小事，那还有什么事才算大事？
孔子觉得前三个学生说的志向都有点大。到这里我们才发现，在孔子看来，人的终极理想不需要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们做一切事的目的是让百姓能够过上田园诗意的生活，而这才是应该持有的理想。
所以曾皙的几句话，看起来轻松、美好，甚至有点没出息，只是洗澡、唱歌而已，但这对于孔子来讲，就是大同社会。
孔子的理想更大，他不希望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做，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每天心中无事，就去洗澡、唱歌、吹着凉风回家。这就是大同社会，也是马克思说过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多美好，心无挂碍，不需要打仗，不需要强兵，不需要去搞什么会盟礼仪，日子过好就行。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认为这一节反映了孔子的终极梦想，也就是大同社会的梦想。
孔子说的所有话，在经过两千五百多年的发酵后，都会产生大量的反应。有人读完这段话，认为孔子赞成的是曾皙，所以孔子反对的是子路、冉有和公西华这样的野心家。朱熹就做过评判，认为孔子是褒曾皙，贬其他三人。朱熹在晚年的时候说“留为后学病根”，为什么孔子只是在褒奖曾皙，就会成为后学的病根？
因为很多人变成出世者了，曾皙的所作所为很像道家。老师说话的时候，他自在地弹着琴；老师问话的时候，他也不着急回答，而是先让美好的东西缓慢地停下来。和老师对话，讲的又是那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别的学生讲富国强兵，他偏偏要说洗澡、唱歌。导致的结果是后世的很多人学《论语》，学到“吾与点也”，就觉得自己不要去打仗、不要去当官，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这在朱熹看来，就是后学的病根。
还有这样的理解，四位学生代表了四个境界和层次。
子路讲的是强兵。一个国家必须强兵，弱国无外交，老百姓也过不上好日子。比如清末，中国老百姓想过好日子，但身不由己，国家不强，任人宰割。
冉有讲的是富国，让国家经济发展繁荣。
公西华讲的是礼乐，一个国家不能只有物质，还要有礼乐、文化、知识，让人们丰富自己的精神。
最后，当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强兵、富国、尊礼时，才能够实现曾皙说的那种美好的生活。
四位学生所代表的人，都在不同的层面做贡献，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孔子讲“吾与点也”，向往大同社会，就直接跳过前三步，说前三类人没有做贡献。
我们在生活中，该做事还是要努力做事，付出与收获成正比。白天上班努力，晚上回去享受生活才能心安理得。国富民安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过上曾皙描绘的生活。
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对于未来生活的描述。红尘归来，还是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是孔子的美学追求。 樊登讲论语：套装全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