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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九）汉儒术盛衰上

　　《汉书》称武帝初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案此指建元元年，丞相绾奏罢贤良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者言之。自此以后，利禄之途，遂为儒家所专矣；此诚学术兴替之一大关键也。然武帝是时年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焉知儒术为何事？不特此也，是年卫绾免，魏其侯为相，武安侯为太尉，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公，欲立明堂。二年，乃以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败。夫二年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则元年尝奏事太皇太后可知。然则卫绾之奏，虽谓太后可之可，即魏其、武安等之所为，太后亦未尝尼之也。又不特此也，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诸子传记博士盖自此罢。此实与罢贤良治申、商、韩非、苏、张之言者同其功，其时太后亦未崩也。太后固好黄老言者，而其于儒术，优容之如此，何邪？

　　《史记·礼书》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叛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此汉自武帝以前制作之大略也。案文帝尝一用公孙臣，并惑于新垣平，拜臣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又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其所为与武帝何异？或曰：汉人迷信深，此黄龙见成纪为之，然《贾生列传》言：“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虽谦让未皇，然以为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短之，乃不用。然则谓帝之用公孙臣、新垣平为惑于黄龙之瑞，其本意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者，臆度之辞，非其实也。贾生《陈政事疏》，极言俗流失，政败坏，而大臣特以簿书期会为大故之失，与董生改弦更张之论，如出一辙；而贾山亦劝帝立明堂，造大学。然则制度当正，教化当兴，乃当时论治者之公言，非一二人之私意也。夫欲改制度，兴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此所以卫绾、窦婴、田蚡之所为，后先一揆；窦太后虽好黄、老，而亦不之尼与？侯生、卢生之谤秦始皇而亡去也，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言。《叔孙通列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伏生亦秦博士，则始皇所用，儒生正多。兴太平亦必指改制度兴教化言。始皇虽急法，特以天下初定，反侧未绝，行此以事填压。使其在位岁久，海内无虞，亦未必不能更易治法。然则改制度，兴教化，又一统以后论治者之公言，并不待文、景之世也。然则儒术之兴，乃时势为之，亦犹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见用于战国之世耳。或谓儒家明君臣之义，为雄猜之主所利，故尊崇之以柔天下。夫儒家主尊君抑臣，不主尊君抑民也。苟欲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也，用儒家孰若用法家？且亦思汉世劝汉帝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者，谁家之学与？

　　汉武帝可谓隆儒之主与？曰不可。其初即位时事，乃卫绾、窦婴、田蚡等所为，非其所自为也；其后为五经博士，置弟子，议出公孙弘；此固由武帝能用弘，从其言；然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张汤、赵禹，法家也，主父偃、朱买臣，纵横之士也，正卫绾之所欲罢也；改正朔，易服色，迟至太初元年，武帝在位既三十七年矣，苟有崇儒之心，何待是？盖其封泰山，意在求神仙；其改正朔，亦惑于公孙卿迎日推策之说耳。《礼书》之訾叔孙通也，曰官名少所变改；贾生欲法制度，亦先定官名，议虽未行，然史称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皆自贾生发之。其称晁错改制，乃在削适诸侯，而赵绾、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举适诸实宗室无节行者；然则汉儒言礼，皆重实政，非徒以饰耳目而已。乃武帝所谓定百官之仪者，则更印章以五字耳，见《封禅书》。今《礼书》序存而书亡，武帝所定之仪，已不可得见，度必琐细无关宏旨，故书亡而其事亦亡，苟其不然，必有能言其略者矣。叔孙通之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与《礼书》所载或人之言，如出一辙。礼者，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故必采风俗，然后可定制作；至武帝所訾，所谓咸称太古者，则欲大变末俗，以合于其所想望，虽若相反，其不肯苟焉实同；而武帝则徒欲速成而已，虽褊狭有所不恤，此可谓之知礼与？盖其意本徒欲以饰耳目，而非有意于行实政也。《礼乐志》言世祖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庠序未设之故。立明堂辟雍而不设庠序，即由其所兴起，徒以饰耳目故，其事亦武帝为之，可谓之隆儒之主与？《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而据《本纪》，则初令郡国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是岁五月，亲策贤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举孝廉先于仲舒对策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通鉴》乃系仲舒对策于建元元年。《考异》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见于《纪》，故著之。”沈钦韩云：“仲舒本传，孝景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则其对策在建元元年无疑。又建元六年，辽东高庙灾，髙园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对曰云云，本传在废为中大夫时，居家推说其意，对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严助传》：武帝善助对，擢助为中大夫。则三人皆同岁。弘后为博士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俱非元光元年事。《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云前后则非一次，安知其在建元元年？高庙灾，高园便殿火，《志》云“对”，而《传》云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则二者非一事。“推说其意”，不论何时皆可，不必正在灾时。《传》云“先是”，明仲舒乃推说行事，其事非在建元六年也。《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史记·封禅书》言建元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无此四字，盖钞胥所删。则《传》元光五年之五字，实为元字之误。《本纪》及《弘》《仲舒传》所载诏策，辞虽异而意则同，其为一诏无疑也。《严助传》云：“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明诸人之对，皆不如助。然仲舒之对，天子异之，至于三策；弘，太常奏其第居下，天子擢为第一，皆不至不如助，明其非同时举也。然则《传》云举孝廉等事皆自仲舒发之，其辞亦不甚审矣。此亦见汉世之隆儒，出于运会之自然，而非必尽由于谁某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