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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八）儒术之兴下

　　然则汉人议论，无事不引秦为鉴戒；而夷考其实，其所行者，实乃异世而同揆，是何也？曰：此事势之不得不然，而生其时者，亦遂莫知其然而然也。董仲舒之言曰：“周之末世，大为亡道；秦继其后，又益甚之，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义生，令下而诈起。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岂仲舒一人之言哉？趣过目前，而不暇为久远之图者，庸或虑不及此。苟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更化之图，有必不容缓者矣。

　　汉儒之言更化，其道有二：曰立大学以教于国；曰设庠序以化于邑。古大学与明堂合一，制礼作乐之事皆出焉，汉人固颇行之矣。然与人民实无涉也，故讫无成效可见。至于庠序之化，则终汉世未之能行，故虽以东京大学之盛，而班固之徒，犹蹙然于教化之未兴也。《汉书·礼乐志》曰：“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

　　然则庠序而果遍设，汉儒所谓教化之具者而果毕张，风俗遂可以美善矣乎？曰：难言之矣。《汉书·地理志》曰：“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庠序学校之教，其效可睹矣。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回圜，终而复始。”周秦之际，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以酷刑法为反于忠者，董仲舒曰：“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克；而犯恶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是其义也，好文刺讥，习为雕虫，饰其鞶帨，其不顾实，无乃愈甚。”然则汉儒之所为，自谓能救僿以忠，实乃以水济水也。

　　汉儒所谓教化者，不足以治天下，读张敞奏黄霸之语，最可见之。霸之治郡，先为人民筹生计，继乃教以孝弟贞廉之行；徒观其迹，真所谓先富后教者。而敞之奏曰：“浇淳散朴，有名无实，甚者为妖。”又曰：“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其深恶痛绝之，至于如此。观于王莽之以伪率天下，而卒至于大乱，然后叹敞之见之卓矣。莽之所为，即所谓以伪先天下，甚者为妖者耳。

　　然则如敞之所言，谓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者，其说果是矣乎？曰：又非也。王吉之言曰：“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寖薄。”观汉世法令之支离灭裂，盖不能不以其言为然。而敞谓足劝善禁奸，诬矣。贾谊之言曰：“今汉承秦之敝俗，废礼谊，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怿，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观于汉世大臣之无远虑，为吏者多沿亡秦之失，徒藉刑杀以立威，盖又不能不以其言为然。而敞以为但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奉法令从事，遂足为治。得毋当时之二千石，皆非俗吏乎？何言之易也！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张敞之稗，或愈于黄霸之秕，以为嘉谷则误矣。

　　任法既不足止奸；崇儒又适以长伪；则将何适而可？曰：言治必以教化为本，教化必以礼乐为先，此不易之理也。独惜儒家之言教化者，皆未知礼乐之情耳。《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者，乐之情也；节者，礼之情也。”然非谓吾陈礼乐于此，而民遂能和，而民遂知节也。欲民之能和，必先去其争攘之心，消其愁怨之念；欲民之知节，必先禁其放荡之行，祛其鄙吝之情。民蹙然无以遂其生，又强陵弱众暴寡而莫之能正，不强圉即无以自卫；而欲陈乐以和之，难矣。富家一食之费，罄贫民终岁之粮，弗能均也。睦渊任恤之风邈，而民不得不厚自封殖，虽有数世温饱之计，犹怀不可终日之尤，弗能化也。而欲立礼以节之，难矣。此制礼作乐，所以必在功成治定之后也。功未成，治未定，曷尝不以前代之礼乐化其民。然所以成其功定其治者，必当别有作为，不能舞干羽以格有苗，写《孝经》以安反侧，审矣。满堂而饮酒，一人乡隅而悲泣，则四坐为之不乐；人心之欣戚，岂不以其境哉？班固之言曰：“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然而史迁言武帝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而董仲舒言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虽迁，亦谓役财骄溢，或至并兼。夫苟家给人足，又何并兼之有？则知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非人人得而食之矣。以此而言庠序礼乐，不亦难乎？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而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

　　不特此也。礼也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然则非节文人者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以此，夫异世之礼之不可以强齐，犹异地之礼之不可以强一也。刘向之言曰：“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固也，抑且愈备而愈不能行；何也？愈备，则其去人生日用愈远，非复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之义矣。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而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然而后圣有作，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灾，以为醴酪，初不沿燔黍捭豚污尊抔饮之旧，何则？世殊则事异，人之情不存焉。叔孙生之制朝仪也，高祖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然则为民制礼乐者，不当度民之所易知、所能行者乎？故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汉儒日言礼乐教化，而其所从事者，非陈诸庙堂之上，人民不见不闻，则拘牵于俎豆篼弦之间，徒陈古而不与今合；以此化民，得乎？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又曰：利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教，祝史之事也；拘牵于俎豆筦弦之间，而犹弗能备，则求为祝史而未能逮也；将以化民，不亦难乎？

　　《史记·礼书》曰：“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定制作必采风俗，此即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之义；礼乐之必须制作以此。为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陈则古义也。《礼书》又曰：“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制诏所陈，亦古义也，独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皆与民无涉耳。

　　论后世之礼乐不切于民生者，以《唐志》之言为最著明：《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巳。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耳。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惟其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是以民至于老死而莫之见。欧氏不责后世之言礼乐者，不能即其时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而为之制，顾责其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然则举民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悉变而还之古乎？是犹有蓬之心也夫！然民之居处动作、衣服饮食，终不可无以治之，是则欧氏所谓簿书狱讼者也；其事固不容不急。张敞谓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亦谓此也。然古之所谓礼者，固将举一世之民，而纳之轨物；律令则徒能恐惧之，使之有所不敢为而已。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也。是以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也，谓其意亦在劝善禁奸，焉是矣，谓即足以劝善禁奸，焉诬矣。

　　清邵位西作《礼经通论》，谓古无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者；言吉与凶，谓居丧及免丧耳，无概以祭礼为吉礼者。乃作《周官》者特创此目，以括王朝之礼，而非所语于天下之达礼也。天下之达礼，时曰丧、祭、射、乡、冠、昏、朝、聘，邵氏谓《礼运》之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御为乡之误。《礼经》十七篇其物，五礼则布列百司，具藏官府，若后世所谓礼书者，非可举以教人。邵氏云：“保氏以教国子，乡官以教万民者，虽曰五礼，以视宗伯所掌，必有详略繁简之分；亦犹德行道艺，《地官》《春官》所载，不尽符同也。”终前汉之世，无传《周官》者。其书之体，本诸司职掌，不可以名礼也。此亦由后世所谓礼书者，不切民生日用而悟入。然则朝廷之礼，不尽切于民生日用，旧矣。

　　夫言古礼而徒欲陈其数，汉世固未尝无之。《史记·孔子世家》，言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儒林传》云：高祖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公亦乡射邹、峄，《自序》。则邹、鲁之地，自周以来，礼乐未尝绝也。其升于朝者，徐生善为容，传子至孙延、襄。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为汉礼官大夫。《儒林传》。《汉书·艺文志》云：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又云：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谓窦公逮事文侯，必无此理。盖得魏国乐人之传者耳。然《何武传》言其徙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盘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左迁。夫独非礼容乎哉？而《后汉书·刘昆传》，言其“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则并有以此获罪者矣。

　　《汉书·艺文志》有《雅歌诗》四篇，又有《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倶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后汉书·刘昆传注》引《别录》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昆弟子五百余人，不知所教授者，《施氏易》乎？雅琴乎？容礼乎？先汉儒者，教授数百千人者，数见不鲜。而王莽独恶昆，则昆所教授，殆必兼及雅琴、容礼，亦如徐氏之有弟子也。然则自古相传之礼乐，知之者实不独一二人矣。《汉志》所载之书，今存者不及十一，而世必以为古籍亡于秦火；三代之礼乐，汉世未尝无存者，而世必谓周、秦之际，崩坏已尽，皆一概之谈耳。《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又较《汉志·雅歌》四篇为多。案八篇可歌者，盖谓《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也。有甲乙相与语，甲曰：今之人，徒袭外国之法律政事，而欲以为治，不亦难乎？乙曰：今之人，若谓袭外国之法律政事而可以为治，则可语矣。彼其意，以为袭外国之法律政事，即为治耳，不计其功效如何？但以有其事为已足，汉后之言礼乐者，多有此病。

　　秦、汉之世，为儒法递嬗之会。《汉书·礼志》所载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言，儒家之义也。《循吏传》所载张敞之奏，法家之义也。《元帝纪》言：“（帝）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所谓王道指儒，霸道指法。汉之治，自宣帝以后，实儒法杂。元帝以后，乃纯于儒，然治反不逮者，饰虚文而不察其实也。王莽之虚伪，使后世之人失笑，稍深思之，或又以为不近情理，疑其未必如是。不知当时自有此等风气，盖特其尤甚者耳。以饰虚文而不察实，故无以禁奸，而莽得以篡，莽得以篡，仍崇饰虚文，以为足以为治，故卒以召亡。

　　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其为治，实亦儒法杂。一读《盐铁论》，则知桑弘羊之所持，纯为法家之说矣。以武帝之儒法并用，而知吾始皇用儒之说之不虚也。

　　黄霸何如人也？曰：诈伪人也。霸入钱谷为官，其饶于财可知。凡饶于财者，往往喜名誉。其治郡也，米盐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凡能自精力者，又往往好名誉也。闻巫家女相当富贵，即娶为妻，其热中可见。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其为治，专恃司察之术，是儒其名而法其实也。其害安可胜穷！或问其害安在？曰：宣帝之称扬霸也，曰狱或八年亡重罪囚，霸之治能至此乎？颍川俗夸奢，尚气力，臧匿难制御，此可旦夕致乎？然则霸故纵舍之以为名耳。或曰：以霸之善司察，固可以小安。然而如霸之所为，不能毋多张条教于法令之外。条教繁，名实紊，赏罚无所施矣。此张敞之所深恶也。使无敞之奏，郡国皆承霸意为之，有其烦碎，而无其司察之才；吏缘为奸，而民无所措手足，莽末之大乱，必见于宣、元之世。王莽之所为，意亦无恶于天下，所以致乱者，正坐名实紊而督责不施耳。然则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者，果为治之要义乎？曰：真儒未有不察名实者。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何其类申、商之言也？真法家亦必不弃教化。韩非之言曰：“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原不谓功成治定，犹当坏利去乐也。虽墨子之非乐，亦斯义也。故曰：九流之学，辟之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自元帝至于新室之所为，乃释儒法之长而用其短，亡国败家相随属，不足怪矣。夫人孰不欲释其短而用其长，乃至释其长而用其短，何也？曰：不诚无物，以伪率天下者，终必至于祸天下而还以自祸。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