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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〇）汉儒术盛衰下

　　儒术之兴，既因实政，故其学于实用颇切。董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而仲舒弟子吕步舒，实以《春秋》义治淮南狱，此儒术用诸刑法者也。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此儒术用诸工程者也。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汉书·儒林传》。而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昌邑王贺传》。则《诗》又所以格君心之非，且该一切政事矣。盖汉世法律未备，决事多据习俗，本义理，此经义所以可折狱。《禹贡》固徒陈行事，经说则未尝不举山川之势，详疏道之宜及度地居民之法，故明于是者可以治河。韩婴、刘向有作，凡事无不引《诗》三百篇，牢笼天地，囊括古今，无所不备。见《读诗拙言》，《东塾读书记》称之。陈兰甫谓《孟子》及《礼记·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皆外传体。盖《诗》本谣辞，缘情托兴，无所的指；然正以无所的指故，随处可引申触长，于事顾无所不苞焉；此《齐》《韩诗》所以必取《春秋》，采杂说，而亦其所以能浃人事而备王道也，修己治人，资焉无遗憾矣。职是之故，当时之治经者，率重实事而不龂龂于简策，故其学有用而不烦。《汉书·艺文志》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穷年不能究其学，累世不能尽其礼，实未足为儒术病也。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儿宽带经而；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之证。东方朔上书云：“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贫子冬日乃得学书。此正古者“十月事讫、教于校室”之遗规也。见《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夫如是，则其学不得不止于“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安得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之诮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之始，盖欲以矜流俗，立声誉，取利禄，其害实先中于心术，而学术乃受其病也。

　　今古文之学，相疾如仇雠，人皆病刘歆为始作俑者矣，然非歆之罪也；异端之起，今文师实自召之。夏侯胜非夏侯建为章句小儒，破坏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以应敌为务，即所谓逃难也，务于逃难，自不得不有取于碎义矣。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即所谓便辞巧说也。此实破坏家法之原。公孙禄劾国师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见《王莽传》。特加厉焉而已。《汉志》述当时之弊，“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谓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近君盖一人。《赞》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刘歆《移太常博士》，言“往者缀学之士，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则如是者必不止小夏侯一家。务博闻而不思阙疑，广征异书，亦固其所。故谓古学家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刘歆之訾今学，曰：“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此二语，实为古学致弊之由。盖口说自古相传，虽出末师，渊源有自，积古相传之精义存焉。而传记徒有其书，凭后人之臆见以说之，自不如积古相传之说之精也。然古学之重传记，亦可谓今学家激成之，何者？务博闻而不广考异书，凭臆为说，其可疾，自又甚于多读书而不知其义者也。故曰：古学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

　　道一而已，循诵先儒之说可见，博考异说亦可见也。刘歆之学，略见于《五行》《艺文志》。其是非姑勿论，要不能谓为不博通，而何以后来马、郑诸儒，支离灭裂，其说且有恒人能见其非者？盖为学必先有所见，有所见，则以他人之说证吾说可也，以他人之说订吾说亦可；若本无所见，徒思左右采获，以哗世取宠而已，则于他人之说，且不能解，徒以己意曲说之，支离灭裂，复安可免？此与不考异说而妄以己意曲解者亦等耳。夫熟精义理，而证以身所涉历，与博考书传，藉万事以证明一理，实为为学之两途，今古学实由之，本可相辅而行；乃其后各得其弊如此，则学者多意不在学，而徒志于利禄故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后汉书·徐防传》，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阙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寖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东京十四博士，大体皆今学也，此亦破碎之弊今学实自启之之证。

　　或曰：今学之弊，则既闻命矣，其书之传于后者，皆终始条贯，末系本明，绝无支离破碎之弊，其故何也？曰：此由今学家之说，皆已不传，所传者皆其删繁提要之说故也。章帝建初四年诏，引中元元年诏书，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有白虎观之会，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石渠故事。其书之传于今者，则《白虎通义》是也。《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当时之宗旨可知，安得有支离破碎之说存于其间乎？石渠之议，《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以立；章帝亦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本欲删繁就简，乃更益滋异说，何也？则以异说既兴，不可卒泯，又不可一切正之，不得不广存之也。故曰：古学之分争，今学实自启之也。

　　章句始自子夏，后人或疑其说。然无足疑也。此章句即口说，不必有书。故防又谓“本文略存，或无章句”也。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勿传，即防说之证。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后人谓之小章句。大小盖以多少言之，知后来《易》说，亦渐繁滋矣。《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亦言彧说太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订定章句，在当时实不容缓。《后汉书·桓荣传》：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以删省而更名，则知前此以增益而更名者尤多也。《郑玄传论》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玄之学所以风行一时，亦以其能删繁就简而巳。

　　王充作《超奇篇》，力言通人贵于儒生。其所谓通人，非徒兼通五经，博综众说而已；必也如《汉志》杂家之学，所谓兼儒墨，合名法者乎？然即一家之学，亦贵博通。《后汉书·宋弘传》：“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及杨雄、刘向父子。”夫杨雄、刘向父子，固皆不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者也。然学有通博，有杂博。多闻而有以贯之，通博也；支离矛盾，杂博也。《郑玄传》云：袁绍遣使要玄。“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以玄为儒生而轻之，即王充儒生不如通人之说也。如玄者，可以附于通人之列乎？观其书之支离矛盾，而其所谓博者可知矣，盖杂博也。

　　汉时所谓不守章句者，如谷永、《永传》云：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杨雄也。杨雄、《雄传》云：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巳，博览无所不见。班固、《固传》云：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王充《充传》云：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等，皆较通博之士也。亦有近于事功者，如马援是也。《援傅》云：意不能守章句。于此，见章句之学，既不免于固陋，又无益于神智，宜乎儒术极盛之时，即其衰替之会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