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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三）论二戴记下

　　今之《礼记》，见疑为秦时书者三篇，《王制》《月令》《乐记》是也。予初以《王制》有古者周尺之语，疑为汉人作；由今思之，殆不其然。古书多后人附益诚然。然有有意作伪者，有偶然记识者，要当观其大体，不得泥于一端也。二戴《记》撰次之意，今不可见。观其大体，似系专取故书。《乐记》二十三篇，入《小戴记》者十一，余十二篇，《正义》具存其目，其末篇曰《窦公》，明系汉时事，见下。《礼记》即不之取。《乐记》予虽信为马融所附，然融有增益，亦必依据旧例，一也。《荀子·乐论》，大同《礼记·乐记》，而多辟《墨子》语，盖后人所增；可证马融所益，乃较古之本，二也。《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卢植疑《王制》以此，然《索隐》引《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明与今《礼记》中之《王制》不符。今《王制》言巡守者皆《书传》，言封禅事者无之。或曰：柴于岱宗即封禅；然则封禅五岁一举，安得云旷绝莫知其仪耶？《繁露·郊祀对》引《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茧栗，宗庙之牛握，宾客之牛尺”；《郊祭》引《王制》曰“丧者不祭，惟祭天为越绋而行事”，皆与今《礼记》之《王制》同，足征故有其书。《正义》云：“《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制。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 然郑驳《异义》云：“《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则似又以为孔子嫡传者。凡郑说固多如是，不足辨也。

　　《月令》，蔡遂、王肃并云周公所作，《释文》。盖以其见于《周书》云然，其说诚不足据。然邕《明堂月令论》云：《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偏见之徒，或云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其说自允。郑《目录》云：《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杜预《释例》曰：“《月令》之书，出自吕不韦。其意欲为秦制，非古典也。”《左氏》桓公六年《疏》引。则昧其原本矣。郑云“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疏》云：“周无大尉，惟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又云：“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又自难之曰：“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又自解之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为岁首乎？”案始皇之改年始，《史记·本纪》明记其事，在二十六年并天下之后。《封禅书》亦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又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然则终始五德，说实出于东方；以黑龙为水瑞，乃后来附会之辞。安得凿空谓秦未平天下前，即以十月为岁首乎？乃命大尉，《吕览》作大封，以今言道古事，古人多有其例，然则大尉二字，盖传者所改；授朔亦或传者移之九月，要不得以是偏端，疑全篇皆为秦人所作也。言《月令》者，是篇及《吕览》《淮南》而外，尚有《管子》之《幼官》及《轻重己》，虽不密合，大要所本者同。《周书·月令》已亡，而《时则》记二十四气之应，与《礼记》《月令》皆合。窃疑是篇乃合《月令》《时训》两家之言而成。《疏》又以服色车旗，并依时色，与《周官》六冕等不合，而疑其非周法。不知其所据实较《周官》为古。鲁恭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后汉书》本传。其说实最平允也。

　　《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疏》云：“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案《史记·乐书》亡，张守节云：褚先生取《乐记》补之，其文全与《乐记》同。则十一篇之自为一篇旧矣。《礼记疏》亦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至刘向为《别录》时，更载所人《乐记》十一篇，又载余十二篇，总为二十三篇。”《义疏》又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语未知何出，要必有所本。亡篇十二，《季札》第十八，疑即《左氏》所载季札观乐事：《窦公》第二十，疑即《汉志》孝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事。《白虎通义·礼乐》篇引《乐记》曰“声成文谓之音，知而乐谓之乐”，在今《礼记·乐记》中；又引曰“土曰埙竹曰管”云云，陈卓人《疏证》疑出《乐器》第十三；亡篇之可考者如此。《志》又言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司乐》章，疑即所谓河间献王采《周官》者。《乐记疏》云：“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郑旨释之。”则《乐记》所出，说有多端，必不止一公孙尼子。此亦所谓采诸子者。窃疑王禹之二十四卷，与刘向之二十三篇，亦第小有乖异。正惟大体相同，故可以互勘而著其不同也。然则《乐记》十一篇，乃自古相传之物；其十二篇，则河间献王等采摭古籍而成，正不能并十一篇亦疑为汉人所作矣。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