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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一）诗序上

　　《诗序》辩说，最为纷歧。若知汉时所谓古学者，皆摭拾传记为之；其所谓出于某某者，大抵附会依托，不可信据，则亦无疑于此矣。

　　《诗序》谁作，宋以后说多凭臆测，无可征验，即亦无从辩论。其为古说者有三：郑氏《诗谱》，谓《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一也；《正义》引沈重说。王肃《家语注》，以为子夏作，二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三也。宏与郑、王，相去甚近，《序》果宏作，郑、王无缘不知；然《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实为出于《毛传》以后之确证。其文平近谐婉，且不类西汉人作，更无论先秦矣。郑、王何至并此而不能辨？然一以为径出子夏，一以为兼出毛公，何也？古人云某书某作，不必其人亲著竹帛，特推所自来耳。《序》出子夏、毛公，盖古学家旧说，其著之竹帛，实始卫宏。郑、王皆本所自来，故以子夏、毛公为言耳。《隋志》谓“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盖古学家成说，非苟为调停之辞也。郑、王、范晔皆言之不具耳。然《序》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郑樵云：“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此说甚是，可为《诗序》晚出之确证。

　　《诗》之《大小序》，亦为聚讼之一端。有就《关雎》一序，分为大小者；有就各诗，分析其首句为《小序》，下为《大序》者。《释文》引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朱子作《诗序辩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也为《大序》，余为《关雎小序》。以初句为子夏作，说出成伯屿。苏辙《诗集传》，只存首句，余皆删。程大昌《考古编》，亦以首语为古序，续申者为卫宏语。案魏源《诗古微》论三家《诗》亦有序，颇允。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等，皆与《诗序》首语一例。张揖习《齐诗》，《上林赋注》：“《伐檀》，刺贤者不遇也。”亦同。盖作序者依三家体例为之也。《隋志·史部》论簿录之语曰：“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案《旧唐志》：《韩诗》二十卷，卜商序，韩婴撰。《韩诗翼要》十卷，卜商撰。《毛诗集序》二卷，卜商撰。《新书志》：《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翼要》当属《毛诗》。《旧书》韩字盖衍。韩、毛之序，体例相同，观《隋志》之言可见。《翼要》则窃疑其放《外传》也。虽无以知其必然，然《关雎》之序，非仅说《关雎》一诗；而各序首句及其下文，显有斧凿痕迹，则无可疑也。予谓《大小序》之分，大体当从朱熹之说，自起至“用之邦国焉”为《小序》，专序《关雎》一诗。“风风也”至“诗之至也”为《大序》，总论全诗之义。“然则关雎麟趾”以下，介于《大》《小序》之间，盖论全诗之义既竟，专论《周南》《召南》，又迴合至《关雎》一篇者也。《大》《小序》之名，盖传此序者所立，而非作此序者胸中先有此区别。故以其义论之，则一篇之中，兼苞专论《关雎》、统论诗义及《二南》两端；以其文言之，则又一气相承，不能分割也。盖作《诗序》者，以论全诗及《二南》之语，合诸《关雎序》中，后人欲加分别，乃立大小之名也。此序最可见古学家之说系摭拾传记而成。

　　此序统论诗义者，自“风风也”至“教以化之”，论风之义；“诗者志之所之”至“移风俗”，论诗及乐；“故诗有六义焉”至“六曰颂”，论六义；“上以风化下”至“诗之至也”，论风、雅、颂。论诗及乐者，取诸《乐记》；论六义者，取诸《周官》；余与论《二南》及《关雎》一诗者，盖取诸三家。而其文又有夺佚。且《诗》止《风》《雅》《颂》三体，而《序》云诗有六义，乃生赋、比、兴究为诗篇异体，抑诗文异辞之疑。康成最喜牵合《周官》，乃谓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可摘别。并谓《七月》一诗，备有三体，以牵合《周官》籥章之文。于是疑窦丛生，殊不知作《诗序》者，不过见《周官》即漫采之，初未计及《周官》六诗之说，与《诗经》风、雅、颂之体不能相容也。古学家之说多如此。后来弥缝渐密，初出时则极粗略，如郑众以《书序》之《周官》，即今谓之《周礼》之《周官》，篇卷多少，文体异同，皆不顾虑，真可发一大噱。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无论如何弥缝，其说终不可通。《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序》云：“《关雎》，《风》之始也。”说实与《史记》同。《雅》《颂》安得独异。然则是谓四始之上，明有夺文；而郑即随其夺而曲说之也。《史记》之说，盖出《鲁诗》。《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说亦不异。《诗疏》引《汜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此别一说，谶纬之文，不尽可信，然亦不以《风》《大小雅》《颂》为四始也。《曲礼》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据《大戴记·曾子事父母》，明有夺文。而郑引《左氏》是谓我非夫，读夫为如字。亦其随文曲释之一证。自敬仲至康成，中间未更丧乱，《诗序》不应更有夺佚，故知《诗序》之作，确在敬仲以前，特与毛义亦不尽合，如《静女》。可决其与《毛传》非一家言耳。

　　《汉志》云：“鲁申公为《诗》训诂，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此古学家之诬辞，以此攻击三家，殊不足信；三家遗说，陈氏父子所辑，大抵相同。其原同，其流自不得异也。《史记·儒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其归一也。”燕与齐、鲁如此，齐鲁之间更不待论矣。然夫子自道则真矣。今所传《诗序》，《鴟鴞》出《金縢》，《北山》同《孟子》，《都人士》同《礼记·缁衣》，《那》同《国语·鲁语》，此外同《荀子》者尤多；其无书可见者，则有《高子》，《丝衣序》引之；皆所谓取《春秋》采杂说者也。《诗》三百五篇，从无异说，《诗序》忽多出《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盖即采自《乡饮酒礼》及《燕礼》，三家无《都人士》首章，而毛有之，盖即据《缁衣》以补之也。郑渔仲曰：“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传》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恶知夫毛之与诸书合，正以其出较晚，故所采皆汉时见存之书；三家口说流传，未著竹帛，故其渊源虽旧，转若无征不信邪？朱熹曰：“其初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读者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此序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诗反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其说较渔仲为允矣。

　　世同则俗同，俗同则人之心思相类，故彼此之意，易于推测而知，虽复托诸比兴，不翅矢口而陈，此陈诗之所以可观民风也。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汉书·食货志》略同，盖出《齐诗》。《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亦以风诗为出自民间，故知《诗序》之说，多采自三家也。此诗之六义也。三家于诗，有如《芣苢》《柏舟》等篇，能得其本事者，必非乡壁虚造，必也有所受之。自古学家为之，而劳人思妇之辞，皆变为士夫之作；歌其食歌其事者，皆变为刺讥朝政矣。如此，则《风》《雅》何别乎？善乎朱熹之言之也，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于是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且如《柏舟》，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欺罔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也。”其于作序者采摭古书穿凿傅会之情，可谓洞烛无遗矣。芣苢，马舄；马舄，车前，《尔雅》亦无异说。而王肃引《周书·王会》云：“芣苢如李，出于西戎。”王基驳云：“《王会》所记杂物奇兽，皆四夷远国，各赍土地异物，以为贡贽，非周南妇人所得采。”见《疏》。其说允矣。要而言之，见古书即采摭之，而不顾其合于理不合于理，合于事不合于事而已。凡古学家之说，大抵如此逐渐造成者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