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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二）诗序下

　　儒生或不免锢蔽，而非儒生又不可以言经。何者？各种学问，皆自有其条例，非治之者不能知；不治其学，而闻其言，愿者河汉之，轻者非笑之矣。王仲任以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谓儒生不如通人，《论衡·超奇》。固也。如仲任者，可以谓之通人矣乎！读《论衡》者盖无异辞，即吾亦无异辞也。然其论经学则多缪，由经学自有条例，仲任不能知也。今日博闻之士，其达识固多逾于专门科学之家，然不可以言科学也，视此。

　　《论衡·谢短》：“问《诗》家曰：诗作何帝王时也？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康王未衰，诗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此时已有诗也，断取周以来而谓兴于周。古者采诗，诗有文也，今诗无书，何知非秦燔五经，诗独无余札也？”此处当有讹误，其大意则可知。盖谓古已有诗，安知非为秦所燔？今乃仅余周诗，安得据见存之诗，而谓诗作于康王时也？案此乃不解儒生之言而误驳。《诗》家言诗作康王，元据孔门所传三百五篇言之，犹《春秋》家所谓托始，本不谓人之能作诗，始于康王时也。不然，《诗》家皆不知《尧典》邪？案采缀古书，曲加傅会，而曰某诗在某王某公时，则不可信。至于口说流传，则其初必有依据，若必以“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诘之，则竹帛亦人所著，所著亦本见闻，亦将一一诘之曰“何以知其然”乎？《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有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妃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说与匡衡正匹妃之《疏》同。曰“豫见”，则防其渐耳；元不谓当康王之身而大衰也。陈古刺今，所刺者今之衰，所陈者无妨其为古之美。《诗序》改“思得淑女”之“思”为“乐”，可与改“金根”为“金银”者媲美矣。

　　《毛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义亦与三家同。而不淫其色之语，又为《序》之所采，知《序》固杂采群书为之也。然失其意者多矣。

　　“哀窈窕”之“哀”字，乃爱怜之义。魏、晋间人，多如此用；汉人用者尚少，先秦更无论矣。惟《墨子·备梯》，子墨子甚哀之，系如此用。然汉人写定古书，于字句之出入，不甚计较，此等处，难保非写者所定也。知《序》之著于竹帛，必在东汉时也。然郑读为衷，则非。《诗序》笔法，有极平近者，如“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此等承接之法，便非西汉人所有。试与《史记·封禅书》“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士兴”相较，便见其用字同而文气不同。又如“华落”“色衰”等，亦非西汉人语，著之竹帛者系卫宏，殆无可疑也。

　　如《论衡·谢短》之说，则今学家谓三百五篇皆周诗。案辩《商颂》非商诗者，如《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为最精。予旧撰《鬼方考》，可相参证。《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数语之间，自相矛盾。“上采殷下取鲁”六字，盖后人记识之语，溷入本文者也。魏氏曰：“《左氏》季札观周乐，为之歌《颂》，曰：美哉，盛德之所同也！杜《注》：《颂》有殷、鲁，故曰盛德之所同。若非皆周世所作，何以季札观乐，统之《周颂》中乎？”案古人记事，不甚精密，季札观乐，立夫子正乐之前，而十五《国风》及《雅》《颂》，均与今诗同者，《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注》，谓传家据已定录之，是也。《诗谱序疏》引服虔说同。此亦孔子纯取周诗之一证。

　　商与宋双声，魏氏所列证据备矣。尚漏《左》僖二十二年天之弃商久矣一条。双声字本可通用，魏氏谓鲁定公讳宋，孔子改宋为商则非。古讳之之字，取同义而异声，不取同声而异形也。《宋世家》以《商颂》为正考父美襄公之作，《孔子世家》孟僖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戴、襄相距百十六年，宣、襄相距亦七十九年，且正考父生孔父嘉，殇公时死华督之难，与襄公必不相及。魏氏释难，殊近强辞。年代人地名之舛讹，乃古书所恒有，不必曲为之说，亦不得以此而疑三家之说也。 咪咕公版·读史札记